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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这三个人本来都是明朝末年的辽东边将，后来降清，引清军入关，并为清朝南征北战，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为清朝建国，不遗余力。清朝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为了安抚他们，给予高官封赏，派吴三桂驻防云南，兼辖贵州，尚可喜驻防广东，耿精忠驻防福建，成为清朝控制南方边疆的藩篱。这三个藩王手中握有重兵，其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大。他们在南方割据一方，专横暴敛，似如豺狼，每年还要向朝廷索取巨额军饷，“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可见“三藩”已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康熙十二年（1673年）壬午（4月28日），平南王尚可喜年已七十，不能视事，上疏称：“臣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皇帝批准其请。当时尚可喜有子女一百三十余人，他将兵权交给了长子尚之信。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闻讯后，心情不安，为试探皇上的态度，1673年8月14日，平西王吴三桂假意疏请撤藩。随后，靖南王耿精忠也疏请撤藩。康熙皇帝接到上疏，虽然正求之不得，但康熙皇帝对此事非常慎重，遂命大学士、议政王大臣、九卿召开会议研究议定。9月14日，在部院大臣中有主张立即撤藩者，但大学士图海等认为不可，其理由是：若撤藩，“则吴三桂必反”。康熙帝曰：“吴三桂等蓄彼凶谋已久，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皇上同意撤藩，下旨之前如何谋划应对吴三桂谋反之事，交内阁相机筹谋。10月4日，康熙皇帝亲笔手书诏谕，分别给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降旨答复：同意吴三桂及王耿精的撤藩请求，接旨后吴三桂大失所望，便在云南组织党羽，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于1673年11月21日，发动叛乱。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先后回应。各地与清廷有利害冲突的一些汉族军阀，为了保持他们的实力地位，也纷纷起来响应吴三桂叛乱。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巡抚朱国治，起兵谋反。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等协从谋反。吴三桂谋反部署皆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步骤以白毡为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占领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六省之地。康熙皇帝获悉吴三桂叛乱，在立刻派兵的同时，又下令处死住在北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娶清朝公主、为额驸）和孙吴世霖，以此表示朝廷对吴三桂叛乱，绝无妥协的余地。
  1674年1月27日，康熙帝召见内阁及议政王大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师平叛之事。大学士索额图说，这是因为撤藩而激发的叛乱，“请诛主张撤藩之人”。当时主张撤藩的大学士杜立德和索额图同殿为官。康熙皇帝当即驳斥：“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2月2日诏谕云贵文武官员及军民人等，“各宜安分自保，无所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有其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从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①
  这次平叛三藩之乱用的是满洲八旗兵，统帅全是满洲旗军都统。先是命以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讨伐吴三桂。后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率军由汉中入川。2月15日，康熙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出师征讨“三藩叛乱”的仪式。
  吴三桂劣迹斑斑，明末无耻投敌，甘当满洲旗人鹰犬，受到广大汉人的唾弃，后又反复无常，成为乱臣贼子，毫无号召力，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人物。但为什么康熙强盛的大清王朝，竟用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三藩之乱？这不得不归因于腐败的满洲八旗军已毫无战斗力。清朝定都北京之后，绝大多数八旗兵都驻防在大城市，仅北京就占所有八旗兵的一半。这些兵有时也派出去作战，但战后仍回京城，靠粮饷过活。这些八旗兵的生活开销成为清廷财政一大累，因此，康熙皇帝把“三藩”、“河务”、“漕运”视为三大要务，没有河务和漕运，就供养不了城市中心的八旗兵丁。这些兵享有满人特权，不读书、不做工、不生产粮食、不经营商业，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出入于茶馆戏园、赌场、妓院，吃喝玩乐，靠朝廷拨给的房地（旗产）和口粮为生，完全过着寄生虫的生活。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战斗力？旗军以骑兵著称，但当骑兵进入南方山区，优势全无。满洲八旗兵制的腐败导致疆场败绩累累。最后康熙皇帝决定用汉军绿营骑兵剿灭“三藩”。康熙帝对陕西提督赵良栋说：“自古汉人叛变，亦惟以汉兵剿平。”他任命赵良栋为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与湖广总督蔡毓荣、平南将军赍塔分别从四川、湖南、广西围歼吴世璠。各路兵马都以汉军绿营骑兵在前，满兵继后。康熙十九年（1680年），赵良栋率军长驱直入，一举攻下贵州，大军穿越崎岖山路，直逼昆明，将吴世璠困在昆明城内，束手无策。赵良栋率领标兵，亲自攻城，连连获胜。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丁未（12月7日），城内文武官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出降。守城将领线域策划逮捕吴世璠降清，吴世璠闻讯自杀，线域开门献城。计降文武官员1580余人，兵丁5130余人。吴世璠戮尸传首京师。析吴三桂骨骸传示天下。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681年12月23日）云南大捷，全省荡平。大学士及王以下文武官员齐集乾清门庆贺典礼，标志历经八年的“平定三藩”的战事结束。康熙帝曰：“朕当速诣孝陵躬行昭告。”在内阁当值的汉大学士杜立德、李霨、冯溥等，自三藩乱起，奏章、文书草拟和应对筹谋机务十分繁忙。这次在前线大捷频传之际，更是昼夜忙碌。皇帝口谕：“自本日始，部院本章着每日交送内阁，由内阁两日一次汇送。”康熙帝作诗一首：“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天未远收金马隘，军中新鲜铁衣寒。回思几载焦劳意，次日方同万国欢。”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初五，康熙皇帝命杜立德掌管的礼部择吉日告祭天地祖宗之礼。初八日就内阁、翰林院所拟祭文曰：“吴三桂反叛以来，劳师动众，兵民困苦已极。若以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唯此艰难之故，全赖天地鸿庥，祖宗福庇，乃能奏绩。其以此意撰拟。”①十八日，行告祭礼。
  平藩胜利，杜立德积劳成疾，抱病回故乡梁城修养，时年已是71岁的老人。本来颁布天下的诏书和皇恩大赦的圣谕等文书，都要由杜立德主持拟写。但他在梁城养病，由别的大臣起草后，皇帝也要派太监和大臣赴梁城，让杜立德修改后才能定稿。据大学士王熙撰写的《杜文端公墓志铭》记载，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天下正在除旧布新，同皇帝共议颁布恩赦诏书的大事，都要杜立德参与，但他因病卧床未能参加。皇帝命大臣携诏书到病榻询问杜公，拟颁诏书还应增加什么内容。一贯处事谨慎的杜立德说：“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心，连这么非常细小的地方，都想得很周到了，微臣愚昧，怎么能随便议论呢。”杜立德对上行为谨慎，对皇上的重视，深感至深。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四日皇帝过上元节，康熙帝谕曰：“今因海内乂安，时当令序，特于乾清宫赐宴，君臣一体，共乐升平。”宴毕观灯。十五日作柏梁体诗，帝作序并起首句，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及魏象枢等九十三人各续一句。杜立德因病缺席，皇帝命在杜立德家中特赐御宴，以表酬谢其平藩功劳。由此可见杜立德在平定三藩的作用和在朝中的地位影响。
  关于杜立德在朝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从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熊赐履被革职还乡的事件中了解一二。熊赐履（1635～1709年），字敬修，一字青岳，号素九，别号愚斋，理学家，湖北孝感人。顺治年间进士。他上疏万言书指控鳌拜专权，充任经筵讲官，推行程朱理学，深为康熙皇帝赏识。粉碎鳌拜集团后，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是皇帝的宠臣。为什么在平定三藩正是用人之际而被革职为民呢？据史料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军务，熊赐履内阁当值，擅开票据，出现失误，受到三法司检举。为了逃避责任，他更改票签，署上大学士杜立德之名义，将原来自己草签的票据毁掉，企图将过失嫁祸于杜立德。此案交由吏部审查，查清情况后，认为熊赐履，身为内阁大臣，竟委过于德高望重的杜立德，有失大臣的体面，于是议处严厉，并得到皇帝核准，“坐夺官归，侨居江宁”。据《清史编年·康熙朝》记载：“康熙十五年七月十四日中午（1676年8月22日），大学士熊赐履因票签错误又委过于大学士杜立德，被革职。”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杜立德不仅位高德重，而且居高清廉的品德在皇帝和朝臣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熊赐履是皇帝宠信的近臣，经常向熊问计。择史料记载的部分内容，便可知其和皇帝关系密切。
  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帝任命16名大臣为经筵讲官，其中就有熊赐履。4月5日，命其纂修《孝经衍义》，任总裁官。康熙十一年（1672年），任礼部侍郎的熊赐履回乡省亲，皇上召至御前，问曰：“湖广百姓如何？”赐履奏曰：“臣乡自西山用兵之后，继以水旱频仍，昨年旱荒更甚，颗粒无收，道殣相望，臣所目击。”“今春米价腾贵，小民救死不暇，谷种尚未入土，税粮将何完纳？”帝为恻然。
  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对熊赐履曰：“朕前往赤城，见路旁碑上贴一纸，写‘害天下之民者，给事中柯耸是也’数字。又无姓名，朕思其言果真，如何不写姓名？”熊赐履对曰：“从来匿名飞语，多是光棍害人之计，纵使写姓名，焉知不是怀挟私仇，乘机诬陷。”帝曰：“果有姓名，即可对质。若挟私陷害，则所欲陷人者徒自陷耳。”熊赐履又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圣之尊不居法官，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宣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帝曰：“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
  从以上两则帝与臣的对话，可知熊赐履是康熙帝皇帝无话不谈的近臣。
  熊赐履因委过德高望重位崇的杜立德，使康熙皇帝失去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近臣，实乃是顾及杜阁老的尊严而忍痛割爱。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以后，巡幸江南，又召熊赐履进京任职。
  平定三藩叛乱，杜立德在内阁中枢运筹制定策略和典章，功居首位。皇帝“密授方略，或宣谕招徕，赞策草制，责之阁臣，立德之力居多，而从容整暇，不见喜愠之色，故数年间羽书旁午，而中外人心晏然，若处无事。”①杜立德负责历法检验，对堪舆学精通。他在乾清宫修成典礼仪式上怒斥钦天监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学识。如在三藩叛乱之时，钦天监向康熙皇帝奏曰：“土星入井。”认为不是好象。康熙帝问阁臣，怎么看，杜立德说：“井鬼属在蜀分（四川），土入于井，盖土克水之象，两川之平必矣。”他从五行相克、相生、相刑的道理解释天象，
  起码让皇上宽心。过了一个月，两川战事传来大捷，果然平定。杜立德在清初堪舆风水、天象历法等方面，是皇家倚重的大臣，除参与皇陵选址，重大战事预测吉凶，到礼部主管的典庆祭祀，都由其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