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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顺治皇帝入关立国，到辛亥革命灭亡，经历268年。清初，欲以满族特有的农奴制统治方式征服汉人，统一全国，但遭到汉族人民的顽强抵抗。继而，满洲贵族对汉族地主阶级投降分子采取了怀柔政策，启用明末遗贤，吸取汉族统治经验。但是，统治权利还是掌握在满贵族手里。据《啸亭杂录》卷四载：“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清初，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到康熙朝，由八岁的玄烨登基，由四大臣辅政。在这两代王朝的初年，经历了大臣辅政，专擅朝纲的那么一段历史。这就形成了奸权当道，结党营私，互相罗织门派，在朝弄权，互相倾轧的腐败政风。到了康熙初年，由于鳌拜的专横跋扈，阴谋篡位，吏制的腐败，已成难于治愈的症结。康熙皇帝登基确定的四位顾命大臣辅政，排序在第一位的是索尼，但他长年多病，不过问朝政。排序第二位的是遏必隆，但他处事圆滑，遇事又不发表政见。只有排序在三、四位的苏克萨哈与鳌拜互相争权，结果苏克萨哈被鳌拜借故处死。杜立德在顺治、康熙两朝初年都经历了奸臣当道、奸贪成风的那段历史。为了整肃腐败的吏制，他同专擅奸贪之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位儒风敦厚、温和善下的汉臣，能和权倾一时的奸贪擅政阴谋集团斗争，体现了他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特点。
  一、弹劾冯铨案
  在多尔衮辅政顺治皇帝期间，大学士冯铨依靠多尔衮为后台，伙同陈名夏等朋比为奸，弄权受贿，横行朝野。杜立德在任吏科给事中时，有机会稽核吏部的人事问题，参与注销吏部文卷和顺天府文卷，从而对朝中腐败的吏制机制有深切的感悟。弹劾冯铨弄权纳贿一案，他在其给事中任上，不顾自己官职低微，挺身而出，与之斗争。
  冯铨（1595～1672年），涿州人，字振鹭，明朝万历末年，授检讨。明天启年间和阉臣魏忠贤，参与诬杀杨涟、熊廷弼等人，并奉旨编修《三朝要典》，充任总裁官，升任文渊阁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后来因得罪了魏忠贤，被罢官夺职，但他还是向魏忠贤拍马献媚，为其写《祝寿诗》。明崇祯初年，魏忠贤以逆案定罪，冯铨遭仗徙遣乡间为民。清兵入关，睿亲王多尔衮征召他入清朝，并许诺，按明朝大学士原官职复用。冯遂有机会进入内阁替多尔衮佐理朝中机务，所以和多尔衮关系密切。顺治二年（1645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康熙十一年（1672年）病死。
  杜立德弹劾冯铨案的起因，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最先是御史吴达告发冯铨，状告他向边关明末降将姜瓖索贿白银三万两，并许诺给以封官。同时揭发冯铨的儿子冯维淮，经常出入叛将姜瓖门下，并“张宴欢饮”。同时参与揭发冯铨的还有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等三位给事中及御史王守履等多人。
  当参劾冯铨的疏状递到朝中之后，竟达半个月不见消息，杜立德等人怀疑，这是冯铨乘掌握朝中机务一手遮天，使皇帝见不到疏状。此时，杜立德在大朝礼面见皇帝时挺身而出，上疏状，请旨顺治皇帝下令，把冯铨的案子交给全朝满汉大臣共同审议，一定要当着皇上的面，让群臣弄清事实，伸张是非曲直。杜立德奏言：“诸臣俱实以告，将逾旬日，未蒙鉴裁，内外大小群情汹汹。”言辞十分激烈。并说：“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申公议，鼓直言之气。”应该说，杜立德的奏言，对冯铨有如芒刺在背，因为正是他压制了朝臣对他的弹劾检举。御史吴达奏言：“冯铨是魏忠贤义子，仕清后揽权纳贿，曾向姜瓖索银三万两，准以封官，恶习不改。纵令其子于内院盛宴诸官，终日欢饮，趁机接纳党羽。”这些都是事实，切中要害。但是，当时因多尔衮专权，将此案交到刑部议处，以所参劾为不实之词，凡是参与弹劾冯铨案者，包括杜立德都受到了降调、夺官等不同程度的处理。杜立德因初入朝当官，深受顺治皇帝的喜爱，未受到更深的牵连。从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吴达海（宗室贝子）奏章中得知：“吴达等所劾不实，俱应反坐。”杜立德在皇帝大朝礼奏言，请旨交满汉群臣共议时，冯铨和多尔衮都在现场，多尔衮为冯铨撑腰，冯逐条反驳，理直气壮，毫无惧色。“廷讯结果，一是所劾诸事俱无实迹；二是前朝旧事不当追论”①。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把冯铨的案子又提了出来，经重新复议，其奸贪纳贿事实俱在。顺治皇帝诏谕冯铨“得叛将姜瓖贿，便当引去”。令革职回乡，贬为庶民。姜瓖是明朝太原总兵，投降清朝后又领兵叛乱，被镇压。从审理姜瓖叛乱案才暴露出冯铨与姜瓖的关系。据《丰润县文史资料》介绍，梁城杜阁老与曹雪芹的先祖是故交，源于曹雪芹之曾祖曹继参任代州知府时，曾参加平叛姜瓖的叛乱立下战功，杜立德与曹家结下战斗情谊，所以杜立德生前多次到丰润曹家探访。
  冯铨被贬为民后，时隔不久，又重召入朝。顺治皇帝考虑，国家初建，正在用人之际，况且冯铨有才，决定官复原职，“以观自新”。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二十一日，顺治皇帝谕：“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命吏部通知冯铨，“谕到之日，即速赴京”。
  冯铨的复出，对弹劾他的杜立德、吴达、赵开心等人非常不利，结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报复。杜立德以弹劾冯铨“为所切齿，又检都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
  杜立德降级从侍郎位子上降到太仆寺卿，就是冯铨报复所致。当时有诗云：“何人当国怜孤掌，有客还山畏老拳。”诗中“老拳”即指冯铨。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皇帝令冯铨退休，时年57岁。第二年（1653年），杜立德有机会官复原职，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在此案中受到报复的赵开心，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位刚直清廉、不擅谄媚逢迎的“怪人”。赵开心，字灵伯，号洞门，湖南长沙人，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初任武定知州，后补任赵州知州。因得罪内监而下狱。后来获释又升任兵部员外郎。清兵入关立国，启用他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他以直言进谏而
  名闻于朝。由于他直言不隐的性格，得罪了像冯铨这样的奸相权贵，曾多次遭到贬黜。顺治初年，就曾因明朝假太子案险些被砍头，最后夺俸三个月。清初，颁布的“剃头令”，是满族统治者的野蛮刑法。其历史情景，从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的一段话可知一斑：“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人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汉人必须按满人辫发习俗，一律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违令者，一律砍头处死。这项法令，遭到汉人的普遍反对。冯铨在朝支持这项野蛮法律的实行。赵开心对冯铨阿谀逢迎看不惯，这些人身为汉人，为什么迎合满人的“剃头令”？他在顺治二年（1645年）上疏，认为强行推行“剃头令”，将是一场灾难。这个上疏，遭到冯铨后台多尔衮的斥责，也使冯铨怀恨在心。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让冯铨抓住一个机会，以“结党把持”的罪名将赵开心革职为民。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死后，赵开心又获起用。不幸的是，这一年他的儿子应试会考，他因上疏请旨让儿子参加会试，遭到皇帝斥责，说他不言国家大事，“庇子渎奏”，结果又被罢官。顺治十年（1653年）又官复原职，不久又遭冯铨报复，被降三级。他因直言不隐所遭到的不平经历，顺治皇帝临终悔悟，叹曰：“赵某惜未大用。”
  二、粉碎鳌拜集团
  清初，杜立德在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生活，游刃于满人掌权、汉人奸相当道的宦海之中，虽有沉浮，但职务还是逐步升迁，尤其在逆境遭报复降级期间，他在一些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对佐理朝政是非常有意义的。他除在中央六部任过要职外，还在“三寺”任过少卿和卿。
  顺治八年（1651年），他从吏科给事中提升到太常寺少卿，官级四品。这个机构属礼部，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是封建社会掌管祭祀礼仪的部门。杜立德是位儒家大臣，用封建社会儒家以礼治国的理论，主掌太常寺，可以展示其学识，为满汉礼仪风俗融合创造有利条件。顺治十一年（1654年），受冯铨报复降职到太仆寺卿，由二品侍郎降为三品。但太仆寺这个机构使其学习掌管清朝马政的经验。满洲八旗兵制，以骑兵马队为主，运输行旅也靠骡马，马政管理十分重要。太仆寺隶属兵部，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其管辖的马场遍及全国各地，宝坻境内七里海就是清宫御马监的马场。顺治十三年（1656年）杜调任大理寺卿。这是清初仿明朝旧制“三法司”设置的机构，属刑部，掌理天下之刑名。凡由三法司会审的，涉及斩、绞重大案件，由朝廷九卿议办的重大政事，大理寺都要参与。顺治十四年（1657年），杜立德因执法公平公正，受到顺治皇帝的赞赏，遂被擢升刑部侍郎。从此仕途顺畅。康熙三年（1664年），其升任吏部尚书，为其整肃清初吏制创造了条件。
  顺治皇帝福临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由年仅八岁的幼主玄烨康熙继承皇位，并指定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索尼病故后，鳌拜野心勃勃，胁迫年幼的康熙皇帝杀死苏克萨哈和大臣苏纳海，集权于一身，专擅朝纲，为非作恶，并图谋杀害年幼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少年时，早已觉察到鳌拜图谋不轨的行为。为了除掉鳌拜，聪明的康熙皇帝，提前做好了准备。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久觉鳌拜专权乱政，但又顾虑彼势力大难以制服，若廷外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将吏部侍郎索额图调到宫中任头等侍卫，选侍卫中之年少有力者，令习扑击（也称布库）之戏，即入奏事也不避。鳌拜以为帝懦弱且好嬉，心益坦然。本日，乃鳌拜入见日，帝召诸侍卫入，问曰：‘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也。’众曰：‘独畏皇上’康熙帝遂数鳌拜诸过恶。是时，拜入见，立命擒之。”①
  杜立德身居吏部尚书要职，面对的是满人尚书阿思哈。阿思哈是鳌拜集团的死党，杜立德因是儒家阁臣，经常为皇帝经筵授课，很受康熙皇帝喜欢。在这场斗争中杜立德支持康熙皇帝，在吏部隐而不露。拿获鳌拜之后，当即谕吏部治罪，满员尚书因是鳌拜死党，当即查拿受审。此时，杜立德已于5月10日拜国史院大学士，处理鳌拜集团后才补缺满员尚书马希纳（原户部尚书）。
  康熙八年（1669年），经吏部调查议定，鳌拜罪恶三十条。按吏部议定三十条，由议政王大臣康亲王书杰等遵旨审问鳌拜及其同党。三十条罪名主要是：“欺君擅权，文武各官尽出门下；引用奸党，一切政事先在私家议定，然后施行；擅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心怀嫉妒，阻立内大臣葛布喇之女为皇后；阻塞言路，以熊赐履条奏为劾己，意图倾害；于皇帝前不依理进奏，逼勒依允；于皇帝前呵叱大臣，拦截奏章；私买外藩人为仆等等。逆恶种种，所犯重大。”
  康熙八年（1669年）议定，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也应斩，妻及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中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议定议政王辅政大臣遏必隆有罪名十二条，主要有：“贪揽事权，迟延不奏辞政；心怀妒忌，与鳌拜一同奏阻册立皇后；更换地亩事不与鳌拜争执，致苏纳海等被杀；对鳌拜恶迹不行奏明等等。且审问时不以实供，种种遮饰，情罪重大。议革职，立绞，未分家之子并妻为奴，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披甲当差。”经审讯议定，宗室辅国公大学士班布尔善，曾附会鳌拜、藐视皇上，议罪二十一条，决议革职，处绞刑立即执行。“其亲王未分家子孙革去宗室，妻子为奴。”后经复查革退宗室事，又“将班布尔善之子四人及女一人俱着为闲散宗室。议鳌拜之侄、内廷行走塞本得，依仗权势，藐视皇上，违者剥民罪六款，拟革职，凌迟处死，子并妻为奴”。和杜立德同在吏部的满员尚书阿思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是鳌拜同党。还有户部尚书马尔塞、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壁图、鳌拜弟弟都统穆里玛等，罪在“助恶结党，背负国恩”，均议处斩或绞刑。此外还有鳌拜之子、之兄、之婿及结党者数十人，吏部议定立斩。但是，康熙皇帝在审核名单后降旨：“念鳌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诛，着革职，籍没拘禁。”念遏必隆无结党之处，着免罪，革去太师及公爵。班布尔善革职，即行处绞。塞本得革职，即行处斩。吏部尚书阿思哈和噶褚哈、穆里玛、泰壁图、纳莫俱革职，即行处斩。康熙皇帝亲政后粉碎的鳌拜集团大案，有83名满汉官员被牵连进去，分别处以革职、降级、休致等不同程度的处理。杜立德身在吏部，因与鳌拜集团无染，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在此前拜内国史院大学士之后，于康熙九年（1670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其大学士、学士官衔及设立翰林院衙门等官均按顺治十五年定例，大学士分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皆兼侍郎”。杜立德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康熙皇帝在粉碎鳌拜集团之后，对在京的三品以上满汉官员进行甄别，拿获了一批出差在外的鳌拜同党。于康熙九年（1670年）着手整肃吏制和社会风气。在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礼部的圣谕中，采纳了杜立德“尚德缓刑”、“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康熙谕礼部：“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这道谕旨，共十六条，体现了儒家以仁爱治国整顿风俗教化的思想，避免打击面过大，激化各方面矛盾。
  粉碎鳌拜集团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准杜立德礼部的奏议，恢复正常的经筵讲习制度。“经筵照顺治十四年例每年春秋举行二次，定于明年（1671年）二月十七日开讲。日讲定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时开讲。”
  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对愚蒙皇帝的钦天监当着皇上和众大臣的面痛斥。粉碎鳌拜集团的当年，康熙八年（1669年），新修造的太和殿和乾清宫竣工，并举行落成庆典，杜立德陪同康熙皇帝出席这次庆典仪式。粉碎鳌拜集团后新调升入内阁的满汉各位大学士和各部院大臣全部参加。据史料记载：“修建太和殿、乾清宫告成，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二十四日（1669年12月16日），康熙帝于太和殿行庆贺礼，并由武英殿移居乾清宫。二十五日（12月17日）昭告全国。”①庆典开始，钦天监向康熙帝奏报：“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钦天监是正五品衙门，专门从事观测天文气象、编制历法的机构。御钦天监，就是指派在皇宫专为皇家掌观风水天象的五品官员。钦天监在这样隆重的庆典上，让皇帝率文武百官走偏旁的小门，整个庆典的隆重气氛就降低了。面对钦天监的奏言，杜立德挺身而出，对钦天监进行了无情的驳斥，说：“庆典这样的大事，怎能从角门进出？皇帝贵为天子，皇帝就是吉星所在，皇帝就是吉神。皇帝迁入新宫，理应从中门进入。”皇帝依照杜立德之言，举行庆典坚持从中门进入。这使得御钦天监这位专为皇帝司风水星象的大臣十分难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杜立德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儒家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