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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立德在向皇帝疏请“治国平天下”之策中提出“尚德缓刑”的治狱思想，主张处理案件，在量刑时应宽大处理，给犯罪之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尚德”就是把对人的感化教育放在第一位。他以儒家仁厚思想治狱，在其任刑部侍郎、刑部尚书和大学士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冤假错案，从来没有收受贿赂。因而受到顺治皇帝的褒奖。
  据《清史稿》记载：“十六年（1659年），擢尚书杜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法平。”顺治皇帝十分欣赏，对左右朝臣说：“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①杜立德坚持公平、公正执法，查案慎重细心，审案、定案、量刑上多取宽大政策。有的官吏报送给他审过的案子，他细心查阅案卷，发现定案不当，常常退回，令其重新审理；有的即使定案适当，也尽量寻找可以不处死刑的理由，其仁爱之心体现在办案定案的整个过程。这正是他给顺治皇帝上疏中的“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
  在杜立德退休后接任其职务的保和殿大学士王熙，甚至康熙皇帝，都称赞杜立德为人宽厚，襟怀若谷，实有古大臣的风范。在当时，杜立德治狱公平，宽厚待人的美德享誉京城。“阁老厚德”的名声，不仅地方史书有所记载，就连同朝为官的部院大臣的笔记和著述中都有描写。
  在康熙朝，曾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祯，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十分崇尚杜立德治狱之德。他继杜立德之后任刑部尚书，对杜立德治狱德政深有感触。在他的传世笔记《池北偶谈》中，就写有“杜公厚德”一章，夸赞他“德器厚重，人不见其喜温之色”。京城有一个无赖子，经常与给王公大臣掌管车马的人挑斗寻衅滋事，无理取闹。有一次，这个无赖子喝醉了酒，就一直跟在杜立德的舆列之后，不断地辱骂，而杜公就当没有听见。这个无赖子就一直跟着，骂到杜相府的大门口，还是骂不绝口。又骂了好久，杜公问他，你骂好没有？这时无赖子方归。当他酒醒之后，有人告诉他，昨天你辱骂了宰相，这下可惹祸了！于是无赖子害怕了，他仓皇地跑到杜府跪地谢罪。杜立德不但没有治罪他，反而给金二两，令其改行生理。无赖子感激流泣而去，“岁时必至公门叩拜”。最后这个无赖子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直到死，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从一位部院大臣的笔记中可以看出，杜立德身为宰相，确实有“位高善下”之风，温颜和蔼，宽宏大度。清代文人余金所著《熙朝新语》一书中也选记了这则《杜公厚德》的文章，称赞其“德器厚重”，“此真休休有容之度，凡为士大夫者，当以此为法”。称其为是诸大臣应效法的楷模。
  杜立德执法，爱憎分明。清兵入关，满洲旗人以占领者自居，从上到下欺压和歧视汉人的倾向非常严重。杜立德在涉及旗人犯案的审核中非常慎重，唯恐有袒护旗人而嫁祸他人的案例发生。
  如有一个满洲旗人王某，把自己的妻子藏匿在前妻的父亲张某家。王潜逃外地。正在这个时候，在王居住的地方发现有投井者，打捞上来已不可辨认面目。死者的妻子诬告是张某害死她的丈夫，一口咬定让张某抵罪偿命。此案正赶上“秋审”，此时担任刑部尚书的杜立德，重新审检此案的全部文书档案。见文档填写的单子里，嫌疑人有“须长三寸”的记录。杜立德断定，一定是藏妻外逃的王某所为。王在逃走前面容做了修饰。同审众官认为不可能是王某。杜立德力排众议，派捕快在外地将这个满洲旗人王某缉拿到案，经审理全然招供，为被诬陷的张某解脱，“同官惊服”。
  杜立德对富豪商绅也从不偏护。如淮安盐关的盐商亏欠盐课四十余万两，巡盐使向皇上题本，请旨缓征这四十万两盐税。皇帝批“下部议”。在户部担任尚书的杜立德，坚持不可缓征，他认为垄断销盐的盐商，是最富有的，“丐门下客以千金寿”。说，国家给我的俸禄和粮食，足以自给，我不忍心看着国家这么多金钱，去肥那些巨富盐商。他力主三年征齐。皇帝从其议。
  杜立德仇视叛臣中反复无常之徒，如吴三桂之流，认为这些人祸国殃民，投降也不可用。清初他在给事中职位上就疏言：“马士英、阮大铖、宋启郊等纳贿招权，扇恶流毒，急宜捕诛，以彰法纪。”马士英、阮大铖是明朝有名的巨贪，属于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其声名狼藉，历为世人唾骂。马士英（1591～1646年），字瑶革，贵州贵阳人，明代进士。顺治六年（1644年），拥立福王朱由崧为明新君，其为宰辅，与阮大铖相依为奸。许官纳银，贪污军饷，成为南北一大贪官。社会流传：“中书随地办，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要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顺治三年（1646年），马被清军围剿逃遁台州，被清捕获斩杀。阮大铖（1587～1646年），字圆海，又字集之，号百子山樵，安徽怀宁人，是明末魏忠贤阉党知名人物。“为人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称“小人中之小人”，由马士英推举其为南明兵部尚书。1646年，清兵渡钱塘，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清援其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带兵前驱，为灭明之功，一路随军劫掠，中饱私囊。杜立德疏上，朝中传令，说他有病，不要带兵，“令暂住衢州”。“阮闻命惊恐万状”，在抵仙霞，过五通岭时，“因病发死于道旁”①。
  杜立德位高善下，以仁德治狱，惩罚的是恶人，保护的是好人。对其仁爱的美德，大学士王熙为杜立德撰写的墓志铭称：“公在内阁四十年，以彝鼎重望为海内仪表……勋茂弥谦，位高善下。温然冬曦，蔼若春阳。光大含宏，行以直方。”这就是说，杜立德执法不阿，身居高位，对下和善，其温颜有如冬天的丽日，和蔼有如春天的艳阳，性格海涵大度，行止正直大方。封建社会撰写碑文，都有溢美、隐恶的局限，但从多方面史书记载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杜立德作为一代封建儒臣所具有的修养和气度，堪称受世人崇敬的良相。

注：①参见《清史稿·杜立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注：①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