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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建国，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颁发旗人“圈地令”。这是满洲贵族统治者实施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令。顺治皇帝谕户部曰：“今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凡殁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田主或有或无，其田地尔部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过，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盖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①
  根据这个“圈地令”，近京各州县原属汉族百姓无主荒田、明朝皇亲国戚及达官贵族死于战乱者留下的田地甚多。若本主仍存活，按人口留给一点土地，其余田地全部拨给满族诸王、勋臣和八旗兵丁人等。圈地令虽然说是只拨无主荒地和明朝皇族庄田，而当时明朝的许多贵族、官僚和地主，已走死逃亡，多数土地已归农民所有。清朝圈地，实际上就是抢夺霸占农民土地。当时，进关满族官员和八旗兵丁很多，原来圈占的房屋土地不够分配，于是不论有主无主、肆意大规模圈占。以划圈为标志，凡所圈之地，原有主人立即被赶走，房屋田产全被强占。清王朝把圈占的土地按等级分拨给内务府和八旗王公、勋臣贵族、各级官员以至兵丁。内务府可任意挑选，王公贵戚除按爵位高低给予庄地园地外，又按属下壮丁人数“计丁授田”。官员只分给园地和壮丁地，兵丁则只分给壮丁地。这些被圈占的土地，叫做“旗地”。旗地的经营方式，仍然沿袭满人入关前的旧制，设立官庄（皇庄）、王庄、旗庄。清初的“投充法”是农奴制的产物，役使汉人壮丁“投充”旗人庄田编庄生产。所谓“投充”，就是满族统治者用威逼、恐吓等方式强迫失去土地、饥寒交迫的汉族人民投入到满旗势要的门下，为其耕田种地和供其役使。据统计，“投充人”的总数和东北入关的壮丁、奴仆队伍，在近京一带就有近四十万丁，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一百多万人。清王朝代表满族贵族利益巧取豪夺汉人土地，用“圈地令”借口“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靠“圈地令”给满族贵族的无限权利，仅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顺治三年（1646年），在近京五百里范围，便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田地2777752垧。当时一垧约六亩，共计166665顷。许多州县的百分之七八十的田地被圈，迫使汉人离开世代生息的家园，大批逃亡转徙。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圈占的土地太多，无法实际丈量，由户部规定，丈量州县土地用步弓，谓之丈；丈量旗庄屯地用绳，谓之圈。八旗官兵带着户部发给一定长度的绳索，到一处庄田，由两匹马拉着绳索向相反的方向跑，绳索抻直，就代表一定长度，这圈内之地，就归于旗人所属。世人称之“跑马占圈”。这次满族对汉人残酷的大掠夺，在《丰润县志》载有《丁徭》一文，可见汉人“投充”卖身的惨状。“……邑自圈占以后，民无恒产，丁多逃亡，兼之投旗卖身，所在皆是，不及原额远矣。有民社之责者，非抚字招徕，生取教养，未可易言复旧也”。宁河原在宝坻县境，圈地情况比丰润县更为严重。据1650年户部尚书巴哈那题本宝坻水灾中称：“查得坻邑，平地水深丈余……凡高阜民地悉系满洲圈占。”从中可以看出，满人圈占的都是高地好地。
  杜立德强烈反对旗人圈地的政策。顺治年间，他在任刑部尚书时，曾经手一件旗人圈占房产田园案，他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为民请命，而面对的强权正是户部尚书主管圈地的满人车克。
  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京城发生一起光禄寺以菜园不足为由，想扩充土地而圈占民田案件。光禄寺是由户部辖属的机构，这起圈占民宅民田的案件，原本得到户部的批准和支持。当时，正在刑部任尚书之职的杜立德，伸张正义，敢于为民请命。他不怕得罪户部，挺身而出，给皇帝题本，请旨“查审户部圈占彰义门内民房园地事”。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还是满人车克。
  车克，姓瓜尔佳氏，世居苏完（今吉林省双阳县），祖克尔素，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投归努尔哈赤。父亲席尔那曾任职佐领。父死后，车克嗣其职，兼前锋侍卫，皇太极赐姓觉罗，隶属满洲镶白旗。历经三朝，长期在户部任职。清崇德三年（1638年）任户部副理事官，因发生盗取库银一案，以失职论死，判缓刑。顺治五年（1647年）又升任户部侍郎。顺治八年（1650年）升任户部尚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升内秘书院大学士。
  他依仗的靠山是专擅朝政的顾命大臣多尔衮。车克为了维护满族旗人的利益，支持清王朝的“圈地令”。在清初，三次大规模圈地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为缓和矛盾，清王朝曾下令停止圈地，并要求“退圈”，但政令遇到强烈的阻碍。身为户部尚书的车克，仍然在为移居外地看守果园之八旗壮丁，请旨圈给房地。他是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代表腐朽落后生产力的顽固派代表人物之一。
  面对这样的强权人物，杜立德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秉公执法办案。他给顺治皇帝的题本称：“今以光禄寺题请，菜园不足等事一疏（户）部复查地补给，致使居民失业，哀呼万苦，虽两造未质（两审无果），真伪不辨，但今查圈未完，诚恐蠹棍借题圈占，骚扰畿民，若不严加穷诘，将来奸棍咨意效尤，何所底止。”①因杜立德的题本原文上部分残缺，余下部分还约有四千字，按其内容整理，其案由过程梗概是：供应光禄寺蔬菜的种菜户张汝源、马二、秦大、田傻子等人，依仗旗人的势力，以给光禄寺种菜名义，得到户部批文后，朦胧圈占城内民园，或强占园地，吞霸菜苗，或拆毁房基，推坏墙屋，或夺坟地，而破冢殃民。不仅霸占已种好的菜苗田，还强拆房舍，迫迁坟地。杜立德看穿这伙种菜的市井之徒，完全是借户部的后台，手持一纸批文，横行市井，借机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使居民深受其害。他在本章中言词恳切：“受害居民，情词惨痛，纷纷具结。”
  从菜户张汝源的供词中可以看出户部与此案的联系。张汝源供词称：“我系光禄寺种官菜的菜户，因官菜不足，具题添补园地事，本衙门大人马喇，同户部大人将宋福地圈给与我。”这种“朦胧圈地”，就是凭借一张公文，没有界限的圈地，奸人乘机手执户部公文，可让多家居民流离失所。光禄寺的几个菜户，打着种官菜的旗号圈占京城彰义门的民宅和民田，这是清初旗人圈地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而且牵连着清朝中央部门的王臣，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杜立德为避开户部的干扰，于次年6月，再次题本，请求将此案“请敕吏部查议”。顺治皇帝批复：“依议。”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十二日，户部尚书车克就彰义门内民房园地事给皇帝题本，“为蠹棍借名扰害，都民连词互讦，谨据状直纠，请敕部究拟，以安民生，以儆将来事”。“请敕吏部查议”。但是，当时旗人势力抑制朝野，政令难行。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旗人圈地案还屡有发生。当时两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和鳌拜分别为本旗的利益争夺圈地的势力范围。鳌拜权倾朝野，代表镶黄旗；苏克萨哈四大臣辅政排位在先，代表正白旗在争夺旗地问题上不甘下风。结果，“鳌拜以互易庄地打击正白旗”。据《清史编年》记载：“康熙五年（1666年）四月初九，户部议复镶黄、正白两旗换地一事。以两议请旨：一议镶黄旗近圈顺义、密云、怀柔、平谷四县之地，毋庸拨换外，其在右翼之涿州、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等处地，应照例从头挨次拨换。将正白旗通州、三河迤东大路北边至丰润县地，永平府留剩地，拨给镶黄旗。”这场争地官司，以苏克萨哈失败而告终。其遂于次年辞官，后为鳌拜所害。
  可想而知，杜立德在如此复杂险恶的朝政下，欲阻止旗人圈地，真乃是如履薄冰。杜立德的家乡宝坻县，被圈占土地在京东是最多的。杜立德在请旨减轻漕运剥船徭役时说：宝坻县现存之地，“皆瘠薄耳”。“坻之人重累极困，而莫敢言”。从明朝开始，宝坻皇庄、官庄圈地就十分严重。据民国《宝坻县志》记载：“明洪武初，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田多者百顷。时庄佃多倚威捍禁者。”明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三朝，朝中诸王和外戚都在宝坻境内白夺民田。明天顺年间，宪宗没收大太监曹吉祥的黄庄庄园，改为皇庄，“皇庄之名自此始也。其后庄田遍郡县，官庄官役，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甚至占房产，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辨，辄被执缚，民罔不尽伤”。经考证明代王侯、公主、驸马侵占庄园者，“则境有仁寿宫，有汝王、景王、泾简王府，有永淳公主、驸马谢永福、长公主、驸马邬诸所，以及定国公、建昌侯、锦衣卫指挥皆有庄，而牧厂监地都为中官（太监）所盘踞”。到了清朝，按圈地令，明朝庄园都为满洲旗人所有，差多少，再从民田中拨补。
  据康熙版《宝坻县志》记载，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四年（1647年），差满官员杨了青、殷达礼等，将宝坻民地圈给正黄、镶白两旗共441736亩。自1646至1651年间，投充到旗人庄园的刘喜、芮翀南、刘永宁、周用亨等，共带去151532亩。后来，以宫地、马房地和灶地为名，又圈给镶白旗147043亩。总数达74.0341万亩。此外，顺治初年，在梁城附近还额外圈占“外宫边府地”116947亩；额外圈占牧马监草场地190355亩；额外圈占荒地累计71950亩。满洲旗人在宝坻县圈占的土地共有111.9593万亩。这些土地由户部主事拨给庄头当差者管理，有的称为“庄头”。如宁河县境内的“田庄头”、“东庄头”和“西庄头”等村名；有的称为“旗庄”，都是给旗人管地的“庄头”，带有满洲旗人圈地的历史印痕。但是，在演变中把“头”变成了“坨”，失去了地名的历史真实含义。梁城（宁河镇）北部的北岳庄，原名是“岳旗庄”，为岳姓给旗人管地的庄子；“岳道口”原名“南岳旗”，是蓟运河小河圈内给旗人管地的庄子，这些村名都在历史沿革中有所变化。

注：①参见《畿辅通志·帝制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注：①参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