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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元明两代沿袭旧制。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建国之初，在接受汉族文化、用儒家经典治国方面，还有巨大的阻力。杜立德一步入仕途就主张给皇帝设立“经筵”制度，建议由有学识的汉臣为讲官，定期给皇帝讲课，强调从天子到大臣，都应该以儒家学说“尚德之身”，皇帝应该请老师讲学。这个主张对于清初朝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末辽东总兵吴三桂降清叛明，引清军入关，让清军窃取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成果，虽建立了清王朝，但危机四伏，矛盾重重，为了让汉文化和儒家学说影响皇帝，杜立德多次上疏皇帝，陈述治国平天下的策略，建议设立“经筵”，给皇帝讲课，就是其中之一。
  杜立德在吏科给事中的任上发现，满汉官员从上到下，没有学习之风，这样下去怎能用儒家学说立国？因而在顺治八年（1651年），他不顾官小职微，直接上疏皇帝，疏请举行经筵，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以裨圣治。他陈述，自古帝王治国，必由经术，择老师给皇帝讲学，就可以从皇上做起，用儒家学说治国理政。
  杜立德这个倡导，被顺治皇帝所采纳。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确定制度，翰林院职掌。每年春秋举行“经筵”典礼，凡经筵应讲经书及讲官职名（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国子监祭酒、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等）由翰林院提请皇帝钦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定于文华殿举行经筵日讲之礼，十四年（1657年）因文华殿未竣工，先于保和殿开讲。
  规定的经筵日讲制度，和学生上学入学的学制相似。日讲，每年自二月（农历）经筵开始，夏至日止；八月（农历）经筵开始，冬至日止。选满汉词臣，学问渊博者八人，以原衔充讲官，侍皇帝左右，以备咨询。给皇帝讲课的讲义，都要由翰林院掌院学士会同值讲的大臣事先拟好，成为经筵所讲经书，然后奏请皇上钦定后再撰写讲章，缮写满汉文字进呈，并翻译御论，缮写正副本，先将正本送皇帝，每日以副本进讲。翰林各官及詹事府坊局各官，均以原衔充讲官。
  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皇帝接受经筵日讲制度，并谕礼部在全国大兴文教，把儒家经术作为治国之本。谕称：“朕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暂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要研求淹贯，博古通今。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此等实学，朕必不次简拨，重加任用。”①
  杜立德信奉儒家学说，认为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不是让人随波逐流，万事当和事老，而是倡导积极进取，刚柔相济，进退有序，把握时机，不失偏颇。杜立德从青年时代刚步入仕途，就能通权达变，借助进入户科之前的朝廷考核之际，向皇帝上疏，陈述“治国之策”。其中重点是让皇帝尚德修身，建学明伦，亲贤纳谏，尚德缓刑，实施儒家仁政。
  “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今秦（陕西）、晋（山西）、燕畿（京师）水旱风雹，天心示警，凡开诚布公，懋德敦行，皆敬天事也；二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于一时，法则昭于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三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
  杜立德的这一段谏言，针对的是清初尚未健全的法制和教育体系，面对的是满族统治者以胜利者姿态自居的狂傲，且满族统治阶级内部，欲以武力征服大汉民族的错误思想仍然盛行。同时，脆弱的清王朝还要面对汉人反抗、明朝以唐王和桂王（隆武、永历二帝）残余势力为主的复辟。在此形势下，如何统一中国，让战乱平息，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的天下，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杜立德提出用仁德和法制治国平天下，其意义十分深远。他给皇帝的谏言，承袭了古代儒家学说治国的经验，主张尚德缓刑，实施仁政。主张天下之人都敬仰天子，天子则应一日三省吾身，重视自身修养，以皇帝的德威让天下人敬仰。他主张法古，不是因循守旧，食古不化，而是借鉴古代治国经验，“而后能创”，结合实际健全法制，以法制治理国家。这就是谏言中所说：“古借鉴于一时，法昭于百代。”他主张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包括给皇帝讲学的经筵，都是以“建学明伦、陈纪立纲”为主要内容。他主张以法制纲伦治世。他的“爱人说”，让皇帝将平民百姓和朝中大臣都应一视同仁，天子要亲近贤人，虚心听取谏臣的意见，主张仁爱宽厚。其“尚德缓刑”的意义就是强调以宣传教育为主要方法，用儒家仁爱纲伦为主题，辅以法制。杜立德的这些主张，在反清复明势力猖狂之时，汉人对满族统治普遍不满的形势下，切中时弊，深得顺治皇帝的欢心，“以其有裨治理，深嘉纳之”①。
  杜立德主张建立经筵制度被顺治皇帝采纳，并付诸实施，这对满汉文化融合，改变清朝建国初期的农奴制残余，让清朝皇帝接受用儒学仁政治国平天下，建树了功勋，对清初康熙王朝形成盛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顺治皇帝受过经筵教育，执政后开始尊奉孔子，推崇南宋理学家朱熹，利用儒学这个中国历代王朝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库，来巩固清朝的统治。康熙五岁学习儒学，亲政后，更是提倡儒学，进一步表彰孔孟儒学程朱理学。他自称“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正是杜立德清初进谏的重点治国之策。康熙皇帝称颂南宋朱熹是“集大成而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于1712年把朱熹升入孔庙大成殿的十哲之次。康熙皇帝从少年就刻苦攻研儒学，对儒家学说已达到博学精通的程度。清初立国经筵教育的首倡者杜立德，在康熙皇帝亲政后的当年就拜为内阁大学士，可见对其恩宠有加。即便在杜立德在相府养病期间，康熙皇帝拟发布的圣谕诏赦，最后都要派太监和使臣赴相府，将文稿送到杜立德病榻前，让其修改定稿，可见其为当朝中枢倚重的内阁要臣。
  杜立德倡导建立经筵制度，对于满汉文化融合，启蒙清初两代皇帝运用儒家学说治国，启用汉人贤良，逐步建立康熙盛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堪称是清初有影响的良臣。刚建立的清朝国家政权，带有浓厚的农奴制社会的色彩，许多制度是汉民所不能接受的。如剃发令、圈地令、投充、逃人法和滥杀抵抗的汉民等，都带有野蛮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倾向。通过给皇帝讲课，让尚未成年的皇帝接受儒家仁政学说，从根本上影响皇帝推行满汉一体的治国之策，这对缓和明末清初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是非常切中时弊的。
  他对于创建康熙盛世，立下卓著功勋。

注：①参见《畿辅通志·帝制纪·诏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注：①参见《清史稿·杜立德》（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