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个古镇，悠悠两千年，镇址未移，实属罕见。芦台镇出土的一具西汉竟宁元年的铭文砖，证明了芦台古镇的两千年沧桑史。
  芦台位于古代七里海的东南部，成陆在5000以前。汉沽地区与古镇芦台地界相连，汉沽是临海盐灶之地，芦台是军事重镇和重要商埠和榷盐管理之地。芦台西邻的董庄和大尹庄南部有一处规模很大的牡蛎堆积滩，经C14测年约形成于5280年（+100年），在5000多年之前这里曾是大河的入海口。因为牡蛎的生活习性与蚶、蛤等不同，它更喜爱河口及海滨泻湖淤泥质滩地繁殖，是潮间带生长的贝壳动物，对水质要求极高，大面积的牡蛎堆积，标志着河口的稳定期。除此之外，沿蓟运河这条漕运古道南行，分别发现在汉沽境内的大田、茶淀、五七村和营城水库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牡蛎堆积，说明蓟运河芦台下游段就是古鲍丘水的入海故道。史书所言者这条河流“中流深通，自昔无劳浚治”是确切的。曾名为海口镇的芦台以及东南部毗邻汉沽区的东尹、西庄坨、辛庄等聚落，成陆年代均在5000年左右。西汉时期，芦台已成为一个滨海重镇。是海盐生产的管理中心。芦台镇出土的铭文砖曰：“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竟宁元年是公元前33年，距今2043年，就是说那时芦台已经是一个乡邑。这一年逢戊子年，汉元帝死，太子孝成帝继位。这是一则改元纪事铭文。史学界认为，芦台铭文砖的出土，标志着当时芦台经济已经比较繁荣，文化生活也有一定品味，而且乡邑也有相当规模。在春秋战国时期建制为“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据《资治通鉴》）当其时都是军政合一的建制。轨有轨长，里有里司，连有连长，乡有良人管理。到了西汉时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为县以下行政单位，辖百里、十亭，设三名乡老掌行政教化等。芦台这座两千年古镇的发展，除了漕运之便，那就是滨海盐渔之利。从宁河和宝坻县出土的制盐“牢盆”看，自西汉以来，汉沽就有灶盐生产是无疑的。在宁河镇出土的“大富牢罂”戳记残片，就是汉代制盐官发的煮盐“牢盆”。“大富牢”就是当时管理海盐生产的单位，大代表盐为国之大宝，自“齐人管仲，始议苴薪，煮水为盐……天下之利，盐居其半”（《三叉沽创立盐场碑记》）。盐为国家大宝已为世人公认。所以“大富牢”含有富国强民之义。牢是从管理角度去理解其含义，就是“廪”，盐斤的仓储之地。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出土的汉代“大富牢罂”，就是榷盐官家发给煮盐灶户的煮盐器物。罂是陶罐，口小肚大，“容四十斗以上”。煮盐的容器为什么不用铁制容器？可能与当时铁器管制太严有关。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宝坻县城的盐关口和古宁河镇都是原盐漕运的集散地。“大富牢罂”陶片出土在宁河旧城与北田庄坨，残片成堆排放，色彩和花纹各异，说明此地是管理滨海盐业的中心，官家集中管理牢盆，以防止民间私自制盐。宁河旧城出土的这类制盐器物，都与芦台场前身的海盐生产有关。海边煮盐为业的灶户，最初也称海边“炊子”，滨海空地称为“海堧”。灶户一旦入籍，就等于服了灶役，“这些人身份极不自由，役作甚苦。”（《隋唐五代史纲》）
  可以说，“大富牢罂”残片的出土，使人们看到了在西汉时期，汉沽的海盐生产有了“大富牢”这样的管理单位，这就是芦台场的前身。韩嘉古在《天津古史寻绎》中解释：“大富牢实是盐场。”进入东汉时期，曹操开凿小盐河，漕运汉沽地区生产的原盐，标志着汉沽海盐生产的发展，已达到一定规模，这是开渠大兴海盐漕运的基础。史学界认为，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人类在天津滨海地带就有煮盐活动，史书记载的“燕有辽东之煮，齐有展渠之盐，”其展渠即今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