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从历史文字记载看，老县城宁河镇是一块高埠之地，只有清嘉庆六年（1801年），被特大洪水淹泡全城，称为历史水患之最。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编修的《宁河县志》，对嘉庆水患只字没提。嘉庆皇帝连发四十余道赈灾的圣谕，竟一条没有记载。在“宸翰”篇中从乾隆朝至道光朝都有内容，唯独嘉庆朝成了“断代”。其实这次水患由嘉庆皇帝亲自审核宁河灾情，有三名巡查水灾不利的京师大员，在宫廷受到皇帝斥责和责罚。《宁河县志》从嘉庆三年（1798年）到十二年（1807年），竟有6位县令的姓名失考。是大水淹没县城使文书档案缺失而致吗？笔者怀着探奇的兴趣，从多方面查阅史料，终于完整地了解到这次特大水患给宁河县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现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初四日（7月14日）到六月十九日（7月31日），直隶省半个多月大雨连绵，北运河、海河、蓟运河、滦河等各大水系承受洪水量过大，到处漫溢决口，城乡成为一片泽国，天津城墙淹没二十余阶，京师进水，逃难到京城的难民人满为患，宁河县城历史上第一次被大水淹泡。北京难民情况，据顺天府尹汪承霈奏报：“连日水势未消，臣等每日仍分往散赈，永定门外，人数虽亦日渐增多，不过递增至一千七百八十五名，惟右安门外，较前多至数倍。臣等逐加细询，实系各村庄田禾房舍俱被漂没者”。“右安门关厢亦以水侵累日，觅食维艰，咸来求赈。现在被灾男妇统计一万八九千人。”
  这次水患，使直隶全省九十多州县遭灾，宁河、宝坻、香河和武清四县是最重的灾区。据宝坻县禀报，“宝坻县受鲍丘、窝头、蓟运等河水漫溢，城乡平地水深五六尺不等，高地洼地俱已被淹。”据巡查大员阿隆阿六月二十三日（8月2日）奏报：“十八、十九、二十等日（7月28、29、30日），复值大雨滂沱，查过地方又有续淹之处……香河则受牛狼山与运河漫溢之水。宝坻、宁河又处下游，兼受蓟运河、鲍丘等河灌注……武清在通州西面，其城两侧当永定河下流，城东则为运河之下马头、下坡庄等处陆续共开堤工五道，一片汪洋……虽海口切近宁河，因水势太盛，一时骤难归海。查得武清、宁河、宝坻被灾最重，香河尚较稍轻。”宁河县在7月24日的一场大雨，全县高洼地亩全部被淹，平地水深五六尺，高埠地方三四尺不等。据六月二十九日（8月8日）直隶总督熊枚奏报：“宁河县被水成灾，现在被水淹最重约一百二十余村庄，次重约八十余村庄……旋据宁河县禀报，本月十四日（7月24日）连日阴雨。二十日（7月30日）自午夜至亥，更加淫雨如注。水势骤长，注地水深一丈二三尺，高地亦有七八尺不等。现在虽未淹毙人口，而该县并无城垣，业已漫及城内。”宁河县是重灾区，从京官巡查大臣阿隆阿等奏报中可见：“初九日（7月19日），起程驰赴通州……由通州至燕郊二十五里，行人俱驾小船来往。闻得三河所属被水不过数村，惟宁河、香河、武清、宝坻等被水较重。”这是初期，随着淫雨连绵二十余日不放晴，各地北部上水骤临，房舍被淹，淹毙牲畜及人口无数，呼救和难者彼彼皆是。
  这一年，乾隆太上皇死后刚两年，诛除和珅一年以后，朝纲正气上升，皇帝亲自指挥救灾，二品以下京官大员，都派往各地巡查，用船抢救灾民，宁河城被水淹之后，一些大族曾外迁不少。
  嘉庆五年（1800年）朝纲为何振兴？这与诛除贪相和珅有关。和珅在朝位居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二十多年，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受乾隆皇帝恩宠，多少朝臣都弹劾不动倒他。据史书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三日，高宗（乾隆帝）崩，”嘉庆帝利用御史廣兴、给事中廣泰、王念孫等弹劾和珅，“即日夺职下狱，寻赐自杀。”谕令抄没家产。其家中抄出的财产，清末学者裘毓麐在著述中有过统计，当时估价者“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八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书中说，法国路易第十四，为世界富有者，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而和珅私产相当于路易第十四的四十倍。
  所以贪相被诛除，朝野人心大快，一些著名的儒家良臣受到重用。如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纪昀（纪晓岚）等，都在佐理朝政。所以，嘉庆皇帝对直隶水患的抗灾赈济工作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区区宁河县，皇帝竟亲自审核过问灾情，并当廷责罚数名巡查救灾不利的大臣，实属罕见。但地方史书却失于记载。
  嘉庆六年（1801年）六月，嘉庆皇帝给内阁圣谕称：“派往东路厅勘查灾情的大臣阿隆阿、张端诚，既然已经看到武清、宁河、宝坻受灾严重，特别是宁河县的村庄都被淹浸围困，这二人也曾接到朕续降之旨，但并不督同地方官吏即时开仓救济灾民。经朕当面质询，转称民间尚有新麦可以暂时糊口，此时不必赈济。”皇帝在圣谕中批驳：事情绝非是这样，他举例京师的大兴、宛平两县，今年麦秋收成并不好，朕早已降职给予赈济。而且各村庄突然遭受洪水之患，房舍全被淹没了，即使夏收有些新麦，哪有不被大水漂失之理。皇帝斥责阿隆阿、张端诚，竟在朕面前胡言，是何道理？
  圣谕云，从本月十七日降旨，让二人查勘东路事竣即到天津察看水情。皇帝斥责说：“其意不过欲借此回家看视耳！”上谕按视察施赈的功过，分别处理了8名京官。兵部侍郎台费荫（满）和左都御史陈霞蔚等二品大员，“著交部（吏部）议叙”；三品大品窝星额、广兴交吏部“议处”；到宁河、宝坻查勘灾情的京城三品大臣阿隆阿和张端诚，“著交部严加议处，”仍令二人，即刻到天津勘查灾情，规定“不准归家，亦不准驰驿前往。”对礼部侍郎恩普和范鏊负责的地区，因地势较高，没有被淹，二人无功无过，即“无咎无誉。”做为皇帝能下如此详实内容的圣谕，全靠掌握灾区的实际情况。
  这次特大水患给嘉庆王朝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滨海盐田尽被冲毁，天津河东李公楼盐坨56坞存盐冲化。清朝政府从多方面筹集资金和粮食用于救济灾民。除从库拨赈银一百五十万两和截留漕米六十万石以外，嘉庆皇帝指令地方采取可行措施救灾，决定：对驻津兵丁赏给一个季度的饷银，由天津运库拨给；从承德府储备量米内赏拨一千石，就近放给灾民口粮；由两淮商绅捐银一百万两，全数截留用于赈灾；以工代赈修复水毁工程，其费用不下一百余万两；动用解送京城的旗地租银二十余万两，赏给灾区备用。除此之外，在各地遍设粥厂，救济灾民。包括宁河县在内的四十二州县重灾区，补给银米又设粥厂煮赈。有十七个州县专给银米，不搞设厂煮赈。灾情较轻五十七州县银米均不办理。在京师广设粥厂，主要是救济难民，皇帝指令在京师五诚设厂，盖建蓬铺，施粥发放衣被，让穷苦难民得以生存。嘉庆皇帝在七年（1802年）七月二日谕军机大臣曰：“各按地方村庄多寡远近，广设粥厂，无论级次贫民，一体赈给。乃近日来京就食贫民已多至二万余人，自系直隶各州县并未认真办理，灾民无从糊口，闻京师五城各厂散给粥饭较为得实，是以携老扶幼，相率来京。”
  自水灾发生后，嘉庆皇帝连续颁发三十道圣谕，让二品和三品大臣都到赈灾第一线主持施赈工作，严防贪官污吏从中舞弊，从最基层抓虚支冒领的典型。圣谕中指出：“闻地方官办赈情形，诸弊丛生，不但放赈之时层层脧削，即清查户口等事，皆有向贫民勒索册费，以多报少，以少报多，极贫次贫意为高下，甚至有贫民待赈孔殷，转因册费无出，愿甘舍赈不领者。其余捏造户口，肆意侵吞，何所不至。在地方大吏受恩深重，自不忍出此，其余州县各官即贤否不一，难保无从中侵蚀之人。至书吏人等，尤奸伪百出，不可不严密查办。”皇帝命直隶总督陈大文，“唯严密访查，如有前项不法之徒，立即查舒，从重处治，以儆其余。务令所拨帑金粟米，絲毫颗粒，实惠皆及小民，方可不负委任。”在宁河县、宝坻县施赈工作过程中，村官冒领作弊，皇帝也掌握实情。如宝坻县圈子庄乡保冒领案，就上了皇帝的圣谕：“至宝坻县赈务，经熊枚＜兵部侍郎＞派令随带司员查出，该县圈子庄乡保刘大用，有混冒领赈情事，现在同知方其畇等严行审办……该县村庄不止此数，恐他乡处乡保不免此弊。熊枚务当一律严查，随时承办。”皇帝在圣谕中列举兵部侍郎熊枚入宝坻县境巡查情况，已经发给钱粮的赈济户，“于熊枚入境时纷纷救赈。经熊枚亲自复查，其丁壮男民均已躲匿，耸令妇女等杂沓拥挤求赏赈票，是该处百姓不知感戴廷赈济之恩，转思挟诈逞刁，希图冒领，此风亦不可长。”从这些圣谕内容可知，当时嘉庆皇帝亲自指挥抗灾救灾的情况。
  当时，直隶全省一百二十八州县，仅宁河、宝坻等四十五州县勘定为成灾九成以上，而宁河、宝坻为其中最重者。大水退后，乡村遍设粥厂，皇帝谕令粥厂施帐一律持续第二年农历四月接近麦收时止，“无论极次贫民一律给赈，以示轸恤灾黎，恩施普遍至意。”
  这场特大水患，宁河县本来地势洼下，积水到秋末尚未消尽，直接影响了秋麦的耕作。直到春天，积水未消，“地瘠民贫”，展于“民力拮据已甚”之区，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幸好嘉庆朝在第二年，仍然对灾区采取了一些赈救措施，才使灾民得以生还。
  《宁河县志》“纪闻”篇记载了嘉庆六年（1801年）的一则传说：“（县城）文庙前南河，有巨穴，虽善者，亦莫测其深。旧有大鱼居焉。每遇天将雷雨，则出浮水面，展翅如蓬，横河似坝，眼光四烁，鳞色近墨。邑人见之，名之曰鲭鲛。嘉庆六年，秋间大水，民居半为巢，城中水深二尺许。有团鱼（龟）二，头大如斗，有鲇鱼二，须长如竿，推河水淹城，居民震恐。大鱼乃奋力与争，转斗三昼夜，绅民史矢石以助之，卒逐群丑，而水势以平，民赖以安。邑宰（县知事）设香案，投猪羊于河以祭之。由是以观，大鱼非冥顽不灵，而救灾捍患，宜录之而不没其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