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廉兆纶家居宁河，并与北塘籍御史陈鸿翊有亲姻关系，系同年，同朝进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前，二人都主张加强北塘海口的防御。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滨海地区环境，北塘海口一旦失控，从陆地可以包抄大沽炮台后路，到那时战局将出现危情。认为敌人从水上来，在陆地无立足之地，必不可能坚持长久，我在岸上布重兵完全可以阻敌登陆。这二人都主张组织团练和海上编漕运水手练勇进行抗敌。但这些良策都被咸丰皇帝所拒。最终还是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御。
  其原因，以咸丰皇帝为首的主和派，不希望与洋人交战。所谓防御只是做个样子，即便有御敌良策，也改变不了清政府对外“柔远”妥协求和的政策。廉兆纶早就看出，美、俄朋比为奸，侦察北塘防御实情，助英法联军乘虚从北塘登岸。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实际渤海湾的大沽口，北塘口己被英法联军封锁。从山东转大沽口的漕船被阻于山东。此时命廉兆纶不要把米船运到天津。而对洋人仍然持安抚态度。在五月九日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晓谕洋人，“使知天津设兵，并非为防伊国，实因沿海重地，恐有盗匪骚忧，不能无此防备，尔国亦当体谅我国，不能因两国和好，即为撤防。”五月二十三日，洋人得寸进尺，递照会要挟撤去北塘防堵用具。要求将拦河铁戗等物撤去，“如不撤去，该提督自行带人拔取。”清朝政府空出北塘海口，让洋人从此口岸登陆进京，早在计划之中。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寄钦差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那，妥于洋人筹商，并剀切开导，如果事在情理，真心戢兵，但于中国无伤者，定可允准，不必更生疑虑。桂良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默察人情，除非体相干各款外，其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前，廉兆纶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提醒警惕洋人意在兴兵的缓中之计。“逆夷内犯，故为迁曲无厌之请，以援我兴师致讨之谋，屡遣重臣，几经往复，而夷船己越津门而北，逼近京畿，议者仍主抚绥。”这让廉兆纶焦虑万分。后由惠亲王绵愉等议复廉兆纶的本章，还是没有加强北塘海口的防御。相反，并于咸丰九年全部撤出北塘海口的防兵，给洋人登岸，建立陆地大本营创造了条件。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英法联军的海上兵力集结完毕，在山东登州海口准备长驱直入北塘海口。据《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载：“至今岁庚申五月，英夷由广东至山东”。“至六月上旬，遂入寇天津。大小船只百余只，该夷并闽粤各匪不下二三万人。传言带兵饷银钱可支三年，刀矛火器多而且精。……先至北塘口停泊。此处僧营仗有地雷。夷人获一沙姓者，询知确实，即时将地雷挖去，整队上岸，伤民居数千家。是时僧邸意在决战，而朝中惠、怡、郑三王及肃顺等，意在必和。上意竟为动摇。相持日久，迄无定见。”（钞本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载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塘失守，是清朝政府拱手相送的。英法侵略军自北塘登陆，包剿大沽炮台后路，海陆夹击，攻陷大沽，后陷天津，仅二万多洋兵，竟长驱直入京城，一路焚惊残杀，火烧圆明园，清王朝皇室逃往承德，从此清政府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铸成千古遗恨。一意力主抗敌，处心积虑救国的廉兆纶，也在这乱世之秋，受勇目敲诈粮商无端牵连，而蒙屈革职。正如后人为之叹息，其才识良策不得施展，完全是清朝气运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