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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科举殿试中的“策对”，是皇廷取仕的一种考试形式。光绪六年（1880年），满清政府内患外扰，朝政积弊极深，光绪皇帝虽有重振朝纲、励精图治之心，但朝政大权完全掌控在慈禧太后顽固派手中，虽有良臣谋士，也不能有用武之地。当年的“殿试”，只是沿袭旧制，走走过场而已。戴彬元在策对中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之策，在今天看来，是积极进步的，这是我们分析戴彬元政治思想的重要依据。
  一、巩固边防要重视农业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本经”的思想由来已久。戴彬元在殿试“策对”中称：“讲武，务在明农。”“以固边，则吾农互重也。”这里虽然没有讲明农业的基础地位，但他以朴素传统的思想认为，国防固边离不开农业，“务在明农”，就是务必把农业摆到显要的地位。
  怎么才能把巩固边防同农业联系起来呢？他例举历史上各朝代的经验，献策于皇上。
  他说：“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寓兵于农之法兴。因详考西域水利，以及前代营屯之法。臣案，古无所谓屯田也，自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于塞下；武帝通西域，踵行之屯田渠犁厥始肇。”这就是说，制定国策，要效法黄帝搞井田制那样，把兵防和农业寓为一体，使国家兴盛。据臣考查，西域边疆的水利，以及前代营田屯耕的作法，都是西汉文帝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招募民夫在边境营田屯耕。到汉武帝时期，仍然执行这项政策，这是营田屯耕之法的开始。他这里举出晁错，因为晁错是西汉文帝时期的智囊大臣，他“推行重农抑商等政策，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之攻掠。”晁错的“屯耕戍边”的著述很多，有《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等传世。
  戴彬元精通文典，在“策对”中例举：“唐之营田大使，则皆西域所置屯田之官也。”他说明盛唐仍然沿袭西汉的政策，把农耕和边防结合起来。他特别以西域为例，说：“唐兴置营田，有谓民耕为营，兵耕为屯田者。然唐襄州营田，不限兵民，皆取给用，则屯不独兵矣。西域屯田，汉唐最多。如吐鲁番之广要城，在元曰火州，在唐曰安乐，汉之柳中城也。又苦峪城断碑，有大兴屯垦荷锸如云之语。亦唐代开屯之遗迹。然则屯田备边，无调遣之苦，无转输之劳，诚万事永赖之良规也。”
  从上述例举唐朝承袭汉朝的作法，使西域边疆永固，兵丁无调遣之苦，军粮无转运之劳。可见戴彬元是想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巩固边防。他力主“固边强农”，恢复和继承汉唐以来的戍边屯垦制度。这其中原因是，自咸丰十年（1860年）洋兵入侵，割地赔款，建租借地，洋人已深入中国腹心，清朝江山和中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不仅是像戴彬元这样学识渊博的翰林官，就是普通士人也能看清满清八旗兵制的腐败，庞大的军费开支，养活这些满洲贵族兵，毫无战斗力，疆场败绩累累，戴彬元的强国良策，就是针对时弊而言的。他认为，如果皇帝采纳这些建议，使兵民结合，屯垦戍边，边防的军粮可以自给，战时也无需调兵遣将。国家富强起来，就像他所说的：“以振人文，裕千仓万箱之储，以防边圉（边境）。”于是他恳切地说：“臣尤伏愿我皇上治益求治，新又日新。”他多么希望国家人文兴旺，仓储充裕，边防稳固，确保国家平安，风气好转，形势日新月异。但是，他也深知，此时朝政腐糜不振，恐所献之策为皇上所忌，所以他说：“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自认学疏才浅，愿冒皇帝的威严和欺君的罪名，以忐忑的心情接受可能招致身败名裂的风险。可见其言没有趋炎附势之嫌。
  二、推崇节俭尚德之风
  满清王朝晚期的奢靡之风，如同蛀虫，将使大厦倾覆。试想，咸丰十年（1860年），区区两万英法洋兵，竟然使数十万清军弃城失地，如飞蝗逃窜，皇帝和朝臣弃都西逃，圆明园被焚之一炬。如此国耻，每个有爱国之心的学子，都会痛记在心，有如芒刺在背。可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贵族政府，却依然骄奢淫欲，挥金如土，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戴彬元忧患国家江山社稷，针对时弊，在“策对”中提出尙德节俭、移风易俗之策，其意义十分深刻。
  他说：“制策又曰：自古求治之主，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爰考及诚伪之辨，此尤易俗移风之首务也。臣谨案，逸《周书》曰：不为骄奢，不为糜泰；《左氏传》曰：俭德之共也。是岂谓爱财惜费如葛履山枢之俭俗哉。盖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先王之所以以善更化也，图匮于丰，防俭于逸。先王之所以谨细微也，夫三代以上，士阶茅茨，而天下不以陋，菲衣恶食，而天下不以为啬。”
  这一段精辟的论述，其意思是，制定国家政策，都要借鉴历代先王节俭求治的经验，凡自古寻求治国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身体力行节俭风尚的，都把节俭放在治国的首位。真的假的，从历史上考证，都把移风易俗放在首位。古人留给我们的《周书》上说：“不能骄奢，不能因国家太平了而腐糜。”《左传》说：“节俭与修德是一样的，是有共同联系的。”古人所说的“爱财惜费”，那就像穿着用草藤编织的鞋走崎岖的山路一样，从点滴处入手，逐渐养成艰苦节俭的作风。当一个国家开始出现奢华腐败的现象时，国家应该重视节俭，国家昭示的礼法，应该学习先王那样善于变化求新，移风易俗。图治在富庶时应想到贫困，太平安逸之时，要注重节俭，要居安思危。他认为有成就的先王，都是谨慎地从细微处注意节俭的。古人说，三代以上住土屋茅草房，天下人不以为简陋；穿单薄的衣服，吃粗茶淡饭，天下人不以为吝啬。
  为了详尽说明节俭治国的道理，他还例举了古代帝王的节俭范例。说梁武帝一顶帽子戴好多年，唐文宗的一件衣服洗多少遍。他说为这都是崇尚推行克俭之风。
  三、科举取仕应注重考察
  戴彬元在“策对”中论及考察使用人才时认为，用人的方法虽然不同，但主要是“考行、听言两途。”他认为考察行为是首要的。而且考察人的人，首先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感情用事，要秉公办事，才能分辨忠奸，在用人方面才不致出现失误。
  他说：“夫用人之法虽异，大要不出听言、考行两途。而考行究为首务。是以虞廷奏试，虽兼言功而皋谟载采，专尚有德。陆贽曰：録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择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然人有隐其长，饰其伪者，尤不可以不查。司马光云：求之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欲矫饰其弊。莫如苏轼所云：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者，何德于事而已矣。”
  戴彬元引述唐代大臣陆贽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之语，言及取仕要重视事迹考察。朝廷考试，虽兼听言论和注重功名，仅凭高谈阔论取人，这是有缺陷的。因为人有两面性，有时人的长处显现不出来，有时巧于伪装，其短处很难发现。要在善恶混淆中“考之功状”，就是考察业绩状况。那些为了当官，“巧诈横生”，粉饰自己，矫饰其弊，使人不容易看出其真伪。这正如苏轼说的，“知人之法在于责实。”把德与事联系起来。在选人方面，他继续例举：“如汉昭烈之于诸葛亮；唐太宗之于房杜；宋太祖之于赵普。皆决于立谈之，顷终身用之而不疑，此非常之才，一载千遇。”
  这就是说，刘备“三顾茅庐”，亲自拜访，登门问计求教；唐太宗李世民把房玄龄当谋臣，制定律令选拔人才，利用大臣杜如晦和房玄龄合作，共谋策动“玄武门之变”；宋太祖赵匡胤任用赵普为宰相，协助太祖制定“先南后北”统一中原的方略，又提出一系列集权政策。这些非常人才，都不是用考试的通常之法选取的。都是在实际中考识认识的。
  戴彬元认为，人的忠和奸，是不好识别的，它寓于“几微之间”；“贤佞之分，混淆在似是而非之中。”看人，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而要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历史上一些很贤明的人，在用人方面也有失察的时候。他说：诸葛亮而失之于李严、马谡；以李泌而失之于窦参；以司马光而失之于蔡京。此虽贤者之偶过，亦可见知人之非易易矣。这就是说，那些善于用人的良臣，选人时都偶然犯有失察的过失。可见，要考察一个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从上述言论分析，戴彬元反对清代推行的华而不实的学风。在他任京官十八年后再考取举人和进士的功名，他对封建社会仅凭科举取仕的弊端有切身体会。策对取仕的言论，应该说是他的肺腑之言。所以在策对开始称：“臣闻典学（指规范的教育制度），所以勅几黜华（废黜华而不实），所以崇实兴贤，斯能辅治。”他主张崇尚实事求是的学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培养人才的教育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