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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彬元于光绪九年授翰林院编修，从五品，后因授江南乡试副主考，按特派散秩钦命大臣，晋五品衔。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南乡试副主考。按清代定制，“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咸得充正副考官。”有文章说戴彬元此次被授“奉直大夫”，这不是实际的官职，江南副主考是外派散官的称谓。另外，“奉直大夫”是荫封职称，仅为正六品。这次全国统一乡试时间为光绪乙酉年（1885年）。
  清朝政府规定，凡遇各省文武乡试，都由翰林院派检讨以上官职的任各级考官。顺天乡试比各省乡试的主考资历要高许多。规定：“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因为翰林院是二品衙门，掌院学士均为从二品衔。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均为正四品衔。“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咸得充正副考官。”
  封建社会主持一省的正副考官，因受命于皇廷，和钦差大臣没有什么区别，各地以非常奢华的规格隆重接待，各士绅和官吏、学子馈赠的钱物不可胜数，但都被彬元逐一拒绝。依据清朝定制，“赴任途中，地方所供器物，依例凡便于携带的，主考均可带走，或折款供奉。而戴彬元所过之地一无所取。”他说：“我奉皇命选士，责任重大，贪得无厌，怎能为人师表？”一路所经驿地资财滴毫无取。他告诉仆人：“严禁私受民财，若有违者将严惩不贷。”并告诫说：“若吾贪婪，何做士林表率？吾需均自百姓，吾辈又不是地方官吏，未直接为民造福，何忍叨扰百姓？”他以为“色”和“财”不可贪，这次自己的责任是凭才取士。所以他对这次取士非常认真，大事都要亲自检查，凡经他手录取的，多是知名人士。乡试结束回京途中，他在驿站遇到绍兴的胡生，因为这次乡试落榜，回家途中得病遇到困难，食宿费和医疗费使他负债累累，已到回不了家的境况。经与戴彬元交谈，得知他是地方名士，因一时落榜，有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彬元敬慕其才，鼓励他不要灰心，要准备再考。并慷慨解囊为他付了食宿医疗费，还赠送银两，让他好好滋补身体。
  江南乡试正考官是大理寺少卿冯尔昌（正四品），山东安邱人，癸亥（1863年）进士。乙酉江南乡试的试题是：“子夏曰可，不能”；“子曰舜其大知也兴”；“使天下仕，之途”；“赋得山向吾曹分外清得山字”。这次乡试的“解元”是张廷瑞，海州人。
  光绪乙酉江南乡试也出了问题，主考冯尔昌、副主考戴彬元分别被朝廷罚俸禄半年。据《清代之乡试考官》载：“江南第十八名胡钊墨卷，对策不合，正考大理寺少卿冯尔昌、编修戴彬元均未抹出，各罚俸六个月。”其他省的乡试也都有一些问题，考官也都分别受到罚俸处理。这是比较轻的处罚，如若是打通关节收受贿赂、通同作弊等，除正法外，还罪连全家，家产充公，革职流放。罚俸是最轻的处罚。很显然，这是属于失察错误。
  戴彬元德品和学品是比较让世人尊崇的。但吸食毒瘾不能戒掉，不仅拖累了生活，伤害身心，也给当时社会留下了坏的影响。这次江南之行，让一些奸刻的文人借机挖苦嘲讽。如《冯戴学术》一文称：“清光绪乙酉年江南乡试，正考官为冯尔昌，副为戴彬元。时瑞安黄漱兰（体芳）为江南学政，有人询以冯、戴之学术，黄曰：‘冯尔昌不过尔尔，戴彬元未必彬彬。’后又作诗嘲之，其末句云：‘两管玉箫吹不断，一驴二马下江南。’盖两人皆嗜阿芙蓉，戴面甚长，有大驴之目，冯字俗称二马。漱兰先生之隽语，可于此略见一斑。”（据童煜《瓯海异闻录》）从黄漱兰的诗文嘲讽钦派朝臣的作风可以看出，这位学政不是一位品行端正之人，无有事实的贬低，借形貌而进行丑化，有失学政风范。但文中说：“盖两人皆嗜阿芙蓉”道出了事实，那就是这两个人都是吸食鸦片成瘾，嗜癖难改，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才失去世人的尊敬。戴彬元的嗜好使其身体搞垮，让家境也受到拖累，在本章结束之际，为了全面评价戴彬元的一生，下面用《汉沽区志》及相关史料的记述，做一个概括。
  戴彬元在京城为官近三十年，不贪不占，不搜刮，始终过着普通生活。留庄戴家住宅，并不像五品翰林太史的官邸，而是坐南朝北的倒正房五间，两扇木板门，后院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全是土木结构。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回归故里，不坐轿子，都是徒步进村，见乡亲父老拱手作揖，逐一问好。他不仅是一代著名的书法家，而且堪称是一位儒林良臣。《汉沽区志》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任京官近三十年，积蓄无多，晚年解任后经济拮据，仅存有大批图书。临终时叮嘱家人，卖书还清债务，不要亏欠一个债主，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