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从生员（即地方官学的秀才）升为拔贡并做官，是优秀生员的一条重要出路。“拔贡生”的“拔”，即是从生员中选拔优秀者之意。顺治元年谕：（侯选拔贡）“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各贡一人”，“旧例十二年题请举行一次”，由地方的学政、督抚等推荐到中央，即成为候选拔贡，再通过中央的考试，即成为正式的拔贡。录取拔贡的原则，强调德才兼备。顺治元年题准，“（录取拔贡）以学达经济、行合规矩者方为及格。”
  咸丰十一年，是辛酉年（1861年）逢酉年正好是顺天府乡试。这是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海陆夹击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北京，洋人焚毁圆明园的第二年，朝纲严重不振。这一年戴彬元没有参加顺天乡试，却通过地方考试和廷试朝考中了“拔贡”。这比举人的功名优越的多。按清代科举制度，选拔的“拔贡”是特殊的生员，有的要到京城的国子监学习。国子监是掌管国学政令之机关，入国子监者，皆“习礼读书”。生源从贡生、监生中按一定指数挑选。地方上的拔贡生清初规定六年一次，从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而名额有限。每个府学，只限二名，每州、县只限一名。戴彬元是宁河县直接保送入京的唯一“拔贡”，这是十二年一遇的机会。可见戴彬元在地方上从学识到品德是多么优秀。但是，选拔入京后，要经过朝考，朝考合格者即可授予京官或知县等职位。戴彬元的一手好字，深得皇上及朝臣喜爱，于是他留在了皇城，当上了七品小京官。
  《汉沽区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拔贡生，朝考一等，户部小京官，候补主事，云南司行走。”对戴彬元考功名任职的这一段记述是怎么一回事？令读者费解。这就是说，咸丰十一年被选拔贡生之后入京，要经过朝考，合格者任职。朝考，是殿廷考试，特派二品以上大臣阅卷，由皇帝决定录取任命官职。戴彬元朝考获得一等，这是比较优秀的，榜下即可授职。戴彬元被安排在户部，职衔是“七品小京官”。“七品小京官”就是这么一个官称，不是随便人为的称呼。如果任了“主事”，就是六品官级，“候补主事”还不算“六品”。关于“云南司行走”，这不是实际性质的官职，是临时派办的任务。同时，“云南司”并不是云南外埠的机构，更不是外差而是京师户部的职能部门。其职能是：“掌核云南之钱粮及各厂税课，并管漕政事务。”应该说这个“七品小京官”，是戴彬元步登仕途的起点。兼办的云南司行走，属于联络员之类的差使。
  科考拔贡也是清朝选仕的一种制度，即由推荐到考试，一种严格选才的过程。清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考取拔贡生共116名。其中戴彬元等63人授以七品小京官；张廷绪等51人授以知县分发各地试用；孙瑞龄、沈承先二人交与吏部，征询意愿，再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