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大典时，我们已进入湘西沅陵县高工学校内的47军军部干部大队，配合当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征粮等活动，以及对土匪和群众骨干进行阶级教育。军部文工团当时抽调了我们几个同志参加演出“为谁打天下”的大型话剧，我被指派演反面角色“猴三”，另两位同志演恶霸地主和打手，经过这次演出活动，我学习了不少新知识，得到了锻炼，这为以后下连队做文化教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139师417团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连队当时在麻阳县高村镇驻防。为了深入深山剿匪，我跟随三排进入山里追剿土匪，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土匪出入，我们就立即出发。但是土匪相当狡猾，一听到有解放军的消息，就把枪刀一扔，马上变成老百姓，就是当面看到了也认不出来。为了抓住时机，一次在夜间，我们接到了消息后立即全排出发，我跟在部队的后面，也扛了一支大枪“七九式”。夜间的山间小路很难走，又没有灯，南方山里又多阴雨天，我一时误认水田的亮处是路，一脚下去连人带枪掉入了水田里，为了不掉队赶快爬上来跟上部队。结果发现山坡下有土匪在房里开着灯，为了不被土匪哨兵发现，我们悄悄前进，靠近后，全排3个班，其中1个机枪班，两挺轻机枪、几支冲锋枪和步枪全部打响，土匪当即乱作一团，灯也灭了，四处逃散。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土匪家属等群众关心的一些政策，白天利用小镇赶集（当地叫赶场），我和几个战士利用当地的古戏台演出小节目，把我在文工团学到的歌曲和话剧片段演给群众，边演边宣传和讲解对土匪投降后的优待，解除土匪和家属的顾虑。除此我还负责伙食管理工作，每天到老乡家里买菜等，改善伙食。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天又黑我又迷路了，找不回驻地了，好在当地的山沟里溪水的水流声很大，我就顺着水声走到了一处水房，在水房中过了半夜，天蒙蒙亮时上路赶回了驻地，同志们正着急，以为我出了意外。
1950年12月，我被调到了团政治部青年股任见习干事，当时团部在凤凰县。我下连队到一营机炮连工作时，他们的驻地叫“鸭拉营”，指导员姓田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学会用战刀砍头的方式来处决判死刑的匪首，说这样既节省了子弹又有震慑力。一次在当地公开宣判的大会上，判处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死刑，群众当场哭诉匪首的罪行后，匪首被立即执行死刑。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我不能错过。会场由田指导员自己布置，在一个小山头上，大会的主席台前面广场分为两半，左一半是人民群众，右一边全是空地就是行刑的地方，由连队战士把守。当会场宣布执行时，由战士押着匪首从台上下来，走过空地在场边沿着有些坡度的地方，两名战士动作利索的将匪首按跪在地上，当时我都有些紧张了。通讯员把战刀给田指导员，现场一片肃静，全部人的眼睛都盯着田指导员的刀，突然田指导员问匪首：“你想一刀死还是两刀死”，我当时就一惊，这时的匪首已经无力回答，田指导员突然手起向下一刀，只见匪首头一抬就听“刷”的一声，匪首的身体向前一窜，一腔鲜血喷出，向山坡下方，人头顺着山坡直滚下去，我正看的发呆，田指导员此时早已经走远了。
回到连部我问他砍人有什么要领，他说：“我已经砍过了三十多人了，其中的问题很多，今天的匪首已抬不起头了，所以我用刀背先将他拍一下，当他一惊脖子一挺，我看准了一刀下去，当刀尖到脖子时，我就不看了。至于法场及家属或者本人都有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都要事先做好安排，以防不测。”
另一次在凤凰县城的中央广场，公判姓何的大匪首被处决时，因轻敌，又没有叫田指导员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来执行任务，结果出现了匪首不跪反而在临行刑时顽固反抗，而担任执刀的警卫班长年轻气盛，只凭一时之勇，非要担任此任务，造成法场丢刀的错误，影响极坏。
此外，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这里的群众很勇敢，一个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金钱豹，被3个当地的狩猎老乡发现，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其打死，其中一名老乡为此身负重伤，事先3位英雄就决定，这是为民除害，也是一场生死决斗，只要打起来谁也不能跑，共同与其斗争到底。结果负重伤的老乡死抱住金钱豹不放，另两位老乡一起上前，用土枪、砍刀，最终将其杀死并把它挂在房檐上，身体呈直线下垂，豹子的尾巴还能在地上打个圈，可见豹子的体形之大。我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我想豹子身上找些纪念品，结果豹子的4个爪子都被别人挖去了，我最后挖了一个小指的爪尖，把它洗干净，穿个线做佩件戴在身上，一直带到抗美援朝，用它当复写笔非常好用，也可以刻钢板，可惜的是，最后连同我的整个行李和挎包及珍贵照片资料等，都被美国的汽油弹给烧毁了。
195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139师417团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连队当时在麻阳县高村镇驻防。为了深入深山剿匪，我跟随三排进入山里追剿土匪，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土匪出入，我们就立即出发。但是土匪相当狡猾，一听到有解放军的消息，就把枪刀一扔，马上变成老百姓，就是当面看到了也认不出来。为了抓住时机，一次在夜间，我们接到了消息后立即全排出发，我跟在部队的后面，也扛了一支大枪“七九式”。夜间的山间小路很难走，又没有灯，南方山里又多阴雨天，我一时误认水田的亮处是路，一脚下去连人带枪掉入了水田里，为了不掉队赶快爬上来跟上部队。结果发现山坡下有土匪在房里开着灯，为了不被土匪哨兵发现，我们悄悄前进，靠近后，全排3个班，其中1个机枪班，两挺轻机枪、几支冲锋枪和步枪全部打响，土匪当即乱作一团，灯也灭了，四处逃散。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土匪家属等群众关心的一些政策，白天利用小镇赶集（当地叫赶场），我和几个战士利用当地的古戏台演出小节目，把我在文工团学到的歌曲和话剧片段演给群众，边演边宣传和讲解对土匪投降后的优待，解除土匪和家属的顾虑。除此我还负责伙食管理工作，每天到老乡家里买菜等，改善伙食。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天又黑我又迷路了，找不回驻地了，好在当地的山沟里溪水的水流声很大，我就顺着水声走到了一处水房，在水房中过了半夜，天蒙蒙亮时上路赶回了驻地，同志们正着急，以为我出了意外。
1950年12月，我被调到了团政治部青年股任见习干事，当时团部在凤凰县。我下连队到一营机炮连工作时，他们的驻地叫“鸭拉营”，指导员姓田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学会用战刀砍头的方式来处决判死刑的匪首，说这样既节省了子弹又有震慑力。一次在当地公开宣判的大会上，判处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死刑，群众当场哭诉匪首的罪行后，匪首被立即执行死刑。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我不能错过。会场由田指导员自己布置，在一个小山头上，大会的主席台前面广场分为两半，左一半是人民群众，右一边全是空地就是行刑的地方，由连队战士把守。当会场宣布执行时，由战士押着匪首从台上下来，走过空地在场边沿着有些坡度的地方，两名战士动作利索的将匪首按跪在地上，当时我都有些紧张了。通讯员把战刀给田指导员，现场一片肃静，全部人的眼睛都盯着田指导员的刀，突然田指导员问匪首：“你想一刀死还是两刀死”，我当时就一惊，这时的匪首已经无力回答，田指导员突然手起向下一刀，只见匪首头一抬就听“刷”的一声，匪首的身体向前一窜，一腔鲜血喷出，向山坡下方，人头顺着山坡直滚下去，我正看的发呆，田指导员此时早已经走远了。
回到连部我问他砍人有什么要领，他说：“我已经砍过了三十多人了，其中的问题很多，今天的匪首已抬不起头了，所以我用刀背先将他拍一下，当他一惊脖子一挺，我看准了一刀下去，当刀尖到脖子时，我就不看了。至于法场及家属或者本人都有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都要事先做好安排，以防不测。”
另一次在凤凰县城的中央广场，公判姓何的大匪首被处决时，因轻敌，又没有叫田指导员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来执行任务，结果出现了匪首不跪反而在临行刑时顽固反抗，而担任执刀的警卫班长年轻气盛，只凭一时之勇，非要担任此任务，造成法场丢刀的错误，影响极坏。
此外，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这里的群众很勇敢，一个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金钱豹，被3个当地的狩猎老乡发现，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其打死，其中一名老乡为此身负重伤，事先3位英雄就决定，这是为民除害，也是一场生死决斗，只要打起来谁也不能跑，共同与其斗争到底。结果负重伤的老乡死抱住金钱豹不放，另两位老乡一起上前，用土枪、砍刀，最终将其杀死并把它挂在房檐上，身体呈直线下垂，豹子的尾巴还能在地上打个圈，可见豹子的体形之大。我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我想豹子身上找些纪念品，结果豹子的4个爪子都被别人挖去了，我最后挖了一个小指的爪尖，把它洗干净，穿个线做佩件戴在身上，一直带到抗美援朝，用它当复写笔非常好用，也可以刻钢板，可惜的是，最后连同我的整个行李和挎包及珍贵照片资料等，都被美国的汽油弹给烧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