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童年生活
从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大街汪家胡同一号。那是一个有前后院的大院，我们住在前院的倒正房，带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内有两道门，进到内院正面是3间正房，爷爷和奶奶及小叔叔（与我同岁）住，厢房是伙房。当时我还小，大哥在立志中学读书，二哥也在上学，三哥在铁路员工子弟小学读书，大姐和我在家。父亲在北京火车站电报房当电报员，听说爷爷在民国时期在热河省丰宁县当过县长。
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爷爷逃跑后被抓回又干了一年，后又逃跑成功。过年时院内摆上纱灯，我和小叔叔放小鞭儿比赛玩，爷爷奶奶看着很高兴。有时晚上爷爷奶奶还带着我们坐马车去长安大戏院看马连良、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等京剧剧目，散戏回来还要到东安市场买些好吃的。有一次在看戏时我睡着了，从座位上掉到了地上，可能是年纪小好睡觉。爷爷有文学和书法、绘画的特长，还会做红伤膏药，对我大哥非常疼爱，每次大哥放学回来，都要求他学习古文、书法等基本知识。
我大哥年轻身体好，冬天从来不穿棉裤，一次去北海公园玩拾到了一个自行车存车牌，赶快出门就领到了一辆“德国兰牌”的自行车（当时很好的自行车），这下他可玩疯了，他每天放学回来后会把我放在车把上坐着，然后和人家比“别车”。最让父亲生气的一次是他和两个同学竟和警察搞起了“赛车”，原来的长安街上有几个像城门洞一样的建筑，每个“城门洞”都有3个门洞（叫三座门），我大哥和他两个同学把一个警察围在中间，当时的车速非常快，我父亲在电车上被这几个“飞速”的骑车人给吸引住了，心想为什么这么快，冲门洞时像箭打的一样快，仔细看时惊愕地发现其中一个像是我大哥，父亲脾气很暴躁，晚上回来就把我大哥暴打一顿。本来家里的生活很平静，但由于我顽皮，常常做出令大人担心和生气的事。一天母亲正在东堂屋洗衣服，中间有个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两把椅子，都是硬木做的，我淘气从大床上床栏杆迈向椅子，一脚踏空，一头栽下头部正撞到八仙桌的角上，当即昏死过去，之后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据说爷爷当即给涂上了红伤膏药（自己做的）止血，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抢救才救了回来，至今我的额头左侧骨头仍有一个凹坑，留有一个“疤痕”。
由于家中哥们多，房子不够住，只好搬家，因为只有父亲自己上班赚钱，所以我们的房子非常小。没过多久，我们全家的不幸来临了，我的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万分悲痛之余，父亲只能忍痛把我们临时送回老家北塘。那里当时是一个渔村小镇，记忆里有西大沟，我们的家就在西大沟边上一个大院里，我的太奶奶那时已是97岁高龄了，她是小脚，还做得一锅鱼萝卜，我最喜欢吃大萝卜。平时，我们兄弟4个和我姐姐就到河边（当然也可以看到大海），在一个大破船上玩，当听到火车汽笛声时，哥哥姐姐们就用非常想念的样子逗我玩，那时我总会因想念父亲而放声大哭一场。
不久，我们有了第2个母亲，家是老宁河镇的，在镇东门外住，姥爷叫崔作舟，母亲的姐妹儿有7人之多，母亲排行老4，还有个舅舅年轻时去世了。有了母亲，父亲又把我们接回北京，父亲与家里联系时，始终都在北京东站打电报。我们住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骆驼胡同四眼井14号，一个8间房子的大院，我们住在靠近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子中间3间屋子是另一家姓曲的，是个开大布店的老板。在这个时期，我大哥也在西交民巷“准备银行”找到了工作，是个雇员，二哥考上了北京火车站货物处当一名货物员，三哥从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在北京西站当一名连接手，生活基本稳定。但灾难又来临了，三哥在一次夜班中不幸被火车撞坏了腿，在铁路医院截肢了，但因伤情太重，失血过多，尽管当时两个哥哥都给他输了很多的血，但最终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之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所以时间不长便离开了我们。
那时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给日本站长作报告词，一次父亲因家里事多心情不好，作报告词时精神不集中被日本站长名叫“川泽”的打了几个耳光，父亲是个自尊心较强的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投亲靠友，我和姐姐便随母亲回到了宁河镇姥姥家，两个哥哥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我们家6口人，因父亲没了收入全家人开始了最困难的生活，实在揭不开锅了，便去大姨家借粮，每次都是我去，大姨是个非常面善可亲的人，不用我开口，就用枕头大小的布袋子，装满大米或高粱米让我拿回家。每天放学姐姐和我就去地里挖野菜，每次都能挖一面袋，有的野菜长在坟头上也不放过。都是我背回来的，路过别人家的窗户时还要弯着腰，怕人家出来看到而笑话，像这样的活儿都是我的专利，别人是不愿意干的。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没吃也要烧一锅开水，以便叫外人看到烟囱冒烟啦，证明这家人已经做饭了。
由于吃不饱饭，尤其是冬天肚子里没有饭，全身很冷，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所以经常因为算术题做错，而受老师教训，错一题打一手板儿。当时的老师每个人上课都有一个长1尺多、宽约2寸、厚约半寸的松木手板儿，打人很疼的。特别是冬天伸出小手，每一板下去手掌心就像千万根针扎过一样的刺痛，而二三板接连打下去小手心就已经红肿起来了，挨打完抱着手赶紧跑回座位，在书桌上的铁板条上按压着，用凉铁板减轻红肿刺痛。可以说算术差不多每天都要有错题，所以不只是受冻挨饿，还要挨打，这样的生活是我在宁河镇姥家，一至三年级的童年时学习生活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锦州谋生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回到北京铁路局，被派往东北锦州铁路局做译电员工作。父亲多年苦心钻研业务，练得一手绝活，铁路系统常用的大量往来电报，他可以不用查找电报本就直接可以将其精准翻译出来，也可以把汉字写出数码，因此他比别人快很多，很快得到领导的重用。两个哥哥和姐姐都从北京被叫过来了，大哥到沈阳铁路宾馆当管理员，二哥到锦州交通银行当雇员，姐姐在家，我到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读书，生活很稳定。
辽西战役即将开始时，铁路局的高层人员都跑掉了，铁路也不通了，桥梁也被炸坏，工人开不了工资，又开始了自谋出路。为了生活我和三叔到大陵河对面双阳店小镇卖馒头，爷俩买了一大筐馒头，坐着大马车和许多人一起去，从锦州出发到大陵河边有一座铁路桥，但已经炸成两三段，要爬桥架子也要涉水，然后才能到达对岸，过了桥便到小镇了。但是其实想要过桥并不容易，因为桥的两边是两个天下。桥这边未解放，有国民党兵和特务分子一大帮人在把守，想过桥要拿钱来。那些有钱人做大买卖的开始给当官的和特务送烟、给钱、说好话等，这些人开始先准许过桥，我们眼看着人们都过去了，我们也开始给人家送馒头说好听的，结果我们最后过桥。
爬过桥一看我很惊讶，守桥的解放军只有两个人，一挺轻机枪和一块铁板。他们问，他们（指国民党兵）找你们要钱了吧？没有丝毫的刁难，我们好奇的点点头，觉得解放军真是和气。下桥后便是小镇的集市贸易，非常热闹，人们的精神和情绪都非常好，我的心里就开始打问号，为什么这边这么好，这么热闹？还没有特务打人和要钱。很快的就把馒头卖完了，又爬回桥时，解放军也没有盘问我们，然而到了这边麻烦又来了，要搜腰包，结果从我衣服的破兜里翻出来一个小破本子（是我二哥当列车长时的补票本），这时搜查的国民党兵便大叫“他是个探子”，这下把我气坏了，我当时才十四五岁，眼看着来时的人都上了马车，这个臭兵又不识字瞎叫唤！又过来几个兵，我当时把这个小本子撕掉一大把，又擦鼻子又把它丢掉，有的兵看出了这是个补票本，所以就没有说什么，我趁机就走了，一起坐马车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就对解放军有好感，而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反感。这时战事越发紧张，铁路职工住宅区北面有纺纱厂和7层大楼的面粉公司，在前面不远处便是紫金山，山上国民党守军已经遭到解放军的炮火轰击，我们看的很清楚，国民党的飞机有时也来锦州市上空投炸弹。有一次我和父亲正在走着，忽听飞机投下炸弹的声音，我赶紧躲在煤箱子和屋窗户之间的小空地之间，而父亲正往回跑，我看着炸弹正在父亲头上空快速的向下落，我非常担心。炸弹爆炸了，万幸离父亲较远，我和父亲都安然无事。
解放军的炮火很猛烈，有一次一发炮弹从我们后院的房山头上打入爆炸后，从前窗户飞出弹片把一个正坐在家里防空洞口的学生击伤。在解放锦州的过程中，我们全家也算都身临其境了，开始时炮火的不断攻击，在最激烈的时候，几乎整个夜间都在听机枪声响，从远至近听得很清楚。我们一家人和附近的工人们都在屋子里的地板下躲藏着，铁路住宅区的房屋都是日本式的样子，地板下约一米多深的空间，所以可以当防空洞使用。这时来了10多个国民党的士兵，挤着往地板下躲藏。时间不长就听见所有枪声从房子周边向城里退去，枪声越来越远，突然从外面冲进解放军战士，对着地板下喊话“快出来！不出来开枪啦！”先是国民党的兵全部出去，后是我们这些铁路工人家属小孩等。全部人员都被带到“连部”，其实就在房山头，有几位解放军的干部，都是身穿单衣，战士们身披一个毯子，看样子他们都很冷，当时那位连长没有多说，只说把国民党兵带走，工人和家属都回去！这时听到远处城里仍有稀疏的枪声，我们这样就解放了。
因为没有了收入，我们又离开了锦州，投靠宁河姥家，又去北京铁路局找工作，因从东北回来的失业工人太多一时无法安置，当即给部分救济小米，回芦台镇待命。经我大姨的女儿杨友兰帮助，暂住南街98号老阎家院内的两间厢房，因人口多，又没有正式工作，两个哥哥和我就去北京自谋生活。开始投靠原北京列车段杨巨才列车长，原我二哥的同志好朋友，暂住其家并在其家门口摆地摊卖面。由于没有经验也不挣钱，又不是长久之计，后北京市各学校招收学员，开始我和大哥都报考了“华北大学”，二哥报考了“西北财经学院”，二哥不久便随校迁往西安了，我和大哥在家等候开学。
回忆报考“华北大学”时，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入考场之前，在包钢笔水瓶废报纸上，无意中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12个国家名字”，我当时想如果考这道题就好了，我就在地上画此题，结果真的有此考题，就这样我全部答对，发榜时，我很高兴找到了我的名字。否则我这小学文化程度，并对政治性质的考题一无所知是很难考上的。
参军南下
1949年6月2日，我和同学刘金印在北京北新桥大街十二条胡同，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被分配到三分团五大队一中队，大约是三排一班。参军后第二天就发新军装，从外衣、帽子、衬衣，到内衣、袜子、鞋、褂包、水壶、碗、牙具和军用被子、线毯等，全部都是新的，脱下来的衣物由父亲带回家了，并发给了革命干部家属待遇的参军证明书。每个中队大约有200人，5个中队为一个大队，5个大队为一个分团，以一个分团在一起上大课，由部队首长讲课，除阶级教育外，并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首长讲课时没有讲稿。每次大课的时间都是下午四五点钟开始，一直讲到半夜。除部队首长讲课之外，还听了朱总司令、茅盾同志专题介绍苏联情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有一位女同志说肚子痛，听说毛主席来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惊喜，会场成了欢呼声的海洋，肚子疼的女同志后来回忆说，见到毛主席当即就忘记了疼痛，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讲了四句诗，我没有记下来。由于学习感到非常新鲜，而且获得了新的道理，从内心里迸发出一股力量，一股使不完的干劲。从6月2日参加南下工作团，7月便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8月1日南下时，我被选为运输小组长，到开封市后被评为了模范团员，得了一本叫《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一个月后开始进部队（因部队正在南下，有的说已入川作战，并没有固定的地点），到湖南长沙市后我就被分配到13兵团后，于1949年10月分配到47军政治部干部大队。
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曾两次走洞庭湖水路，在解放初期的洞庭湖敌情、匪情仍很复杂。第一次是1949年10月，我们从长沙市经洞庭湖去常德市，坐的是由小火轮拖带3节的大木船，我们坐在大木船里，小火轮船上有护送部队战士的1个班。当船已进入洞庭湖水域时，感觉岸两边的土地便很快向两边散去，水面之大已看不到对岸了，据说有800里，水全是黄色。船行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忽然前面有人大喊“有人掉水啦，快救人呀！”这时有两个男同志跳入湖中，追赶落水的人，水流很急，紧接着又有1名同志跳入湖中增援，此时小火轮船掉转过头来，站成“7”字型注视着救人的同志，并立即派出小船紧追过去。这时的天色已经渐黑了，大家都非常着急，这时我们的船是逆水而行的，水流的速度很快，救人的小船回来了，但是落水的同志并没有救回来，大家要求就地救人。
正在这时，从黑暗处快速驶来起半帆的大木船，船头站了个人，身穿白色的裤子，腰中别一把手枪，双手叉腰，原来这是洞庭湖的水匪，以为我们是商船是来抢货的。近前时，他一见是解放军，想掉转船头跑，但是晚了，此时小火轮的冲锋枪已响起了。小火轮的战士把手电筒集中到水匪的船上，水匪们不敢怠慢，慢慢的靠近小火轮，缴枪投降了。共有3条匪船，把他们的枪支全部收后，把匪首押上了船。由于此处情况复杂，天又大黑了，此时已无法救人了，只好又出发了。
时隔不久，因部队未找到，仍需再走洞庭湖回长沙市。这一次为了赶时间，我们坐的是小火轮，当时正是起风时，据说船长要求改日行船，等天气好转时再走，但部队首长着急，要求立即起航。结果小火轮进入湖内时，水面的风浪成小山脉形状向前推进，小火轮开始摇摆，船长告诉二层楼上的人全部下到甲板层底，层底是轮机室，并装有部队的粮食等物资。我当时坐在船帮大门口，有个大木栏杆挡着我，我坐在背包上，面对湖水。当最危险时，船长从底舱上来对大家说，如果船进水大家一定不要乱动，我回头看一下船后面的墙上挂着的小布人，在左右不停地摇摆，像荡秋千一样。这时突然一个浪头打过来，我的衣服背包全都湿了，我也不敢乱动。船内这时已经有不少同志开始呕吐了，船长开始从底舱向上舀水，说是机器失去动力，只能听天由命的自由漂流了。湖中的大浪一排排，小船是切着大浪前进的，而每排大浪比船的速度快多了，此时船不能掉头，否则一排浪扑上来就有翻船的危险。天色大黑时，小船停靠在一个小岛上，大家都下船休息了，等待风平浪静后的重新起航，我们回到了长沙，召开追悼落水同志的大会。
湘西剿匪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大典时，我们已进入湘西沅陵县高工学校内的47军军部干部大队，配合当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征粮等活动，以及对土匪和群众骨干进行阶级教育。军部文工团当时抽调了我们几个同志参加演出“为谁打天下”的大型话剧，我被指派演反面角色“猴三”，另两位同志演恶霸地主和打手，经过这次演出活动，我学习了不少新知识，得到了锻炼，这为以后下连队做文化教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139师417团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连队当时在麻阳县高村镇驻防。为了深入深山剿匪，我跟随三排进入山里追剿土匪，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土匪出入，我们就立即出发。但是土匪相当狡猾，一听到有解放军的消息，就把枪刀一扔，马上变成老百姓，就是当面看到了也认不出来。为了抓住时机，一次在夜间，我们接到了消息后立即全排出发，我跟在部队的后面，也扛了一支大枪“七九式”。夜间的山间小路很难走，又没有灯，南方山里又多阴雨天，我一时误认水田的亮处是路，一脚下去连人带枪掉入了水田里，为了不掉队赶快爬上来跟上部队。结果发现山坡下有土匪在房里开着灯，为了不被土匪哨兵发现，我们悄悄前进，靠近后，全排3个班，其中1个机枪班，两挺轻机枪、几支冲锋枪和步枪全部打响，土匪当即乱作一团，灯也灭了，四处逃散。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土匪家属等群众关心的一些政策，白天利用小镇赶集（当地叫赶场），我和几个战士利用当地的古戏台演出小节目，把我在文工团学到的歌曲和话剧片段演给群众，边演边宣传和讲解对土匪投降后的优待，解除土匪和家属的顾虑。除此我还负责伙食管理工作，每天到老乡家里买菜等，改善伙食。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天又黑我又迷路了，找不回驻地了，好在当地的山沟里溪水的水流声很大，我就顺着水声走到了一处水房，在水房中过了半夜，天蒙蒙亮时上路赶回了驻地，同志们正着急，以为我出了意外。
1950年12月，我被调到了团政治部青年股任见习干事，当时团部在凤凰县。我下连队到一营机炮连工作时，他们的驻地叫“鸭拉营”，指导员姓田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学会用战刀砍头的方式来处决判死刑的匪首，说这样既节省了子弹又有震慑力。一次在当地公开宣判的大会上，判处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死刑，群众当场哭诉匪首的罪行后，匪首被立即执行死刑。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我不能错过。会场由田指导员自己布置，在一个小山头上，大会的主席台前面广场分为两半，左一半是人民群众，右一边全是空地就是行刑的地方，由连队战士把守。当会场宣布执行时，由战士押着匪首从台上下来，走过空地在场边沿着有些坡度的地方，两名战士动作利索的将匪首按跪在地上，当时我都有些紧张了。通讯员把战刀给田指导员，现场一片肃静，全部人的眼睛都盯着田指导员的刀，突然田指导员问匪首：“你想一刀死还是两刀死”，我当时就一惊，这时的匪首已经无力回答，田指导员突然手起向下一刀，只见匪首头一抬就听“刷”的一声，匪首的身体向前一窜，一腔鲜血喷出，向山坡下方，人头顺着山坡直滚下去，我正看的发呆，田指导员此时早已经走远了。
回到连部我问他砍人有什么要领，他说：“我已经砍过了三十多人了，其中的问题很多，今天的匪首已抬不起头了，所以我用刀背先将他拍一下，当他一惊脖子一挺，我看准了一刀下去，当刀尖到脖子时，我就不看了。至于法场及家属或者本人都有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都要事先做好安排，以防不测。”
另一次在凤凰县城的中央广场，公判姓何的大匪首被处决时，因轻敌，又没有叫田指导员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来执行任务，结果出现了匪首不跪反而在临行刑时顽固反抗，而担任执刀的警卫班长年轻气盛，只凭一时之勇，非要担任此任务，造成法场丢刀的错误，影响极坏。
此外，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这里的群众很勇敢，一个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金钱豹，被3个当地的狩猎老乡发现，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其打死，其中一名老乡为此身负重伤，事先3位英雄就决定，这是为民除害，也是一场生死决斗，只要打起来谁也不能跑，共同与其斗争到底。结果负重伤的老乡死抱住金钱豹不放，另两位老乡一起上前，用土枪、砍刀，最终将其杀死并把它挂在房檐上，身体呈直线下垂，豹子的尾巴还能在地上打个圈，可见豹子的体形之大。我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我想豹子身上找些纪念品，结果豹子的4个爪子都被别人挖去了，我最后挖了一个小指的爪尖，把它洗干净，穿个线做佩件戴在身上，一直带到抗美援朝，用它当复写笔非常好用，也可以刻钢板，可惜的是，最后连同我的整个行李和挎包及珍贵照片资料等，都被美国的汽油弹给烧毁了。
入朝作战
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这支部队3天内全部赶到长沙市，准备入朝作战。这是个突然的军事行动，因为部队剿匪非常分散，以班排为单位进入了深山老林，全部是山间小路，而且在押的部分土匪也要处理，当地人民群众还有很多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都非常紧急的。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动员所有的车辆全部运送部队，我们终于按时赶到长沙，当即全部乘坐铁闷罐列车，日夜兼程，直到安东市（现在叫丹东市）。在此把物品集中保管，每个人都要轻装上阵，并听取了前方部队的经验介绍。正在选址过江准备，突然美国鬼子的飞机像乌鸦一样轰炸了安东，这就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有些从湘西刚入伍的战士当时就不知所措了，我因为在锦州解放过程中经受过飞机的轰炸，所以并不害怕。
在一天晚上，我们开始过江，天上没有月亮，很黑。我们在一处江面较窄，又是落潮时段，所以水浅处也只没脚面，每个人背简易的行李，米袋子一条、一把军用铁锹、一个水壶、两只手榴弹、一把手枪、一个脸盆、一包咸菜头、两双大号鞋，全部的重量大约60余斤。过江时很安静大家都无言，我们的水壶边上印有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的字全部都擦掉了，我们的胸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样我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渡过了鸭绿江。
在修机场的日子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到地里挖野生的小头蒜，蘸咸盐，加之睡的是猫耳洞，比较潮湿，所以我得了痢疾和肋膜炎，去团部的卫生队治疗。卫生队住在一个小山沟里，两边是小山坡，有几所房子，紧靠有大栗子树林的一侧很难被敌机发现。我们4个病号住在一个小茅草屋里，白天不敢出来，在屋内睡觉，下午约5点钟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马车班的同志为了早点套车，早点赶路，不料被敌机发现，因为套车的位置正面对着山沟口，阳光西照时目标十分明亮，敌机直冲向马车冲去。因为当时我方没有制空权，也没有防空武器，所以在1952年以前，敌机疯狂到可以低空侦察和射击，而且4架为一个小队，当第一架在射击时，第二架在旁观察是否击中目标，或是否还有新的目标出现，随之形成轮番射击和轰炸。我当时正出小屋，向大栗子树林走着，忽然在侧后方一股红光一闪，猛然回头看时，是敌机紧擦着山头飞过来，是“F80”油挑子，超音速飞机。飞机先过来，声音在后面过来，并同时投下凝固汽油弹，是个大火球，带有惯性掉在地上火星四射。我立即快跑在一棵大栗子树桩后面，一股火热的气浪从我耳边冲过，大树桩正好挡住我全身，刹时所有的茅草屋全部烧着了，我头上的大栗子树也烧的“啪啪”作响。我们住的小茅草屋也烧着了，我大喊战友们快出来，这时我的战友们和护士们全都往山上跑，敌机发现有人在跑，更是疯狂的射击和轰炸。我的战友在小草房睡觉被惊醒，跳出窗户时正好一个燃烧着的小草球从房上滚下来，掉在脖子后边，当时大部分病号的头发都很长，头发当即着火，双手一抓，双手也着火，双手向大腿一抹时，大腿上的裤子也烧着了，因为敌机投掷的燃烧弹，结果全身都是火。最后想起在地上打滚，但是深秋的玉米地没有多少土，结果烧成了重伤，因为当时的着装是苏式的列宁服，是紧袖套头军装，烧的只剩下两个袖口。上衣口袋有个从国内买的小方唐瓷画面铁盒也烧成铁锈色，里面装有的朝鲜钱也烧得只剩几个角了，钢笔只剩下铁褂子。他后来被卫生员救起，这时天也大黑了，我们都集中在一起乘大马车送往师部卫生队。
病好后出院，我去找部队，那天天气晴朗，北朝鲜的山山水水是很秀美的，可以说是青山绿水，我一个人心情很好，情不自禁放声唱歌，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是个爱唱歌的人。两边小山坡绿草一片，山沟中小河水清澈见底，有时需要涉水过河，我便脱鞋过河，水最深到大腿处。
右边是大公路，左边是条河，越过两个小山头便是团部所在地“梨木洞”。是走大路还是要过河，正拿不定主意时，对岸走过来一个人，近前一看原来是四连的文书。他急忙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走大路，因为前面有座大桥对面就是美国鬼子，我于是涉水过河翻过两座小山头到了团部政治处驻地。这也是个小山沟，两面山坡上有四五个防空洞，我先到组织股找王股长报到，他给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说政治处的同志分成两个政工组。一个是前线政工组，一个是后勤政工组，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到前线政工组吧，组长很高兴，当即就派我到前沿搞慰问，先去侦察排了解慰问他们战斗失利而受损失的情况。我只带了几壶水和半袋烟丝，到侦察排后，排长进行了介绍，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白天我们看好目标要八班长把白色的米袋子挂在一棵小树上，到了晚上全排同志在侦察科长和排长的指挥下，全员出动，侦察排的老战士都是英勇善战很有经验的能手，都是从部队抽调出来的优秀指挥员，连长到侦察排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如果有需要抓一个“活舌头”（当地俘虏的意思）战士们都不费劲很快就能完成任务。谁知到了晚上，到山脚下却看不到米袋子，不知什么原因，这时开始向山上摸，不料遇到第一道蛇腹型铁丝网，这是没想到的情况，原来到了敌人设防的阵地了。因为志愿军没有飞机、大炮、坦克，只能靠夜战、近战来消灭敌人，而敌人的致命弱点就是怕夜战、近战，所以夜间作战是我们取胜的法宝。当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铁丝网越过时，铁丝网上都挂有罐头盒一时不慎碰到铁盒响，敌人的暗堡就在铁丝网附近，结果轻重机枪、照明弹同时齐发，侦察排的战士被强大的火力压制的抬不起头，人员有了伤亡，经过巧妙的配合撤出了战斗。敌人害怕志愿军的夜战、近战，共设有9道铁丝网，同志们的情绪低落，因为牺牲的每一位侦察员都是非常大的损失。
打守备战
一次，王股长派我慰问配合我们打反击的野炮部队，我带了介绍信，来到了一条大山沟，山势高大而森林茂密，外面根本看不出有火炮的痕迹，当我钻进林中，看到里面竟然修的很漂亮，有栏杆的小楼梯相互联通，战斗指挥室、各火炮阵地都很漂亮整洁。连长介绍说，全连共有4个排，一排是指挥，二三排是火炮排共有4门大火炮，四排是后勤供给排。这火炮是半自动的，我看到火炮后面串两根花杆，炮长瞄准就看后面的花杆。指挥所是在高山上，可以直接观察到敌方的阵地、公路等情况，通过电话给火炮连下达具体任务。一次接到前方指挥所的命令速射“50”（即50发炮弹）并告知方位距离，每门炮有4名装弹手，快速装弹，炮长一面看镜子、一面只管用右小臂靠压铁板即发射，射击后自动退弹壳，4门火炮快速发射如同轻机枪一样的射击。前方指挥所发来电话，说这次打的好，敌人约60多辆军车全部命中。二次命令再速射“40”，这时炮管早已通红，战士们都光着膀子，有的战士说把炮管擦一下，拿大刷子蘸上油布刚伸到炮管口便起火了，就这样又接着打炮，这些对于我来说听所未闻，见所未见，记忆深刻。但是我们的炮也遭到了敌炮兵的打击，连长说敌人用侦察飞机来指挥重炮群向我炮兵射击，一次敌24榴的一发炮弹炸毁了我们的一门炮，损失很大。
我们三四个同志住在一个小防空洞内，小洞的门口和王股长的小洞修了一个小平台，每天大家分头下连队，晚上回来都在小平台上聊闲天。一天我到三连阵地去，看到战士在坑道内玩扑克，每张牌都没了四角成了圆形，而且很厚都粘手，可见面对生死战斗，战士们是很乐观的。因为白天不能出来都是晚上出来行动，吃饭时把锅拿到战壕沿上，因战壕内太窄，我一纵身跳到壕沿上，刚盛半碗饭，我暴露了目标，敌人的炮火就响了，我一听不好，炮弹好像就在我身边，我来不及跑进坑道里，炮弹就响了，大概能有七八发，声音非常响，我当即就蹲在壕沿上，饭锅也翻了，我手中的半碗饭也全是黑土，炸弹一停我立即跳下沟内钻进洞，这又逃过了一劫。
47天的守备战，我们常在外面跑的同志也基本掌握了敌人打炮的规律，而飞机则随时都来，我们都单人行动，目标小，飞机不易发现。前沿阵地到团部以及整个山沟通道，全是敌人炮火封锁的目标，天亮时打炮约半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又打炮，晚上睡前又打一次。有一次我们去背高粱米，用的是战士的雨布（雨布呈四方形，一个角有抽带，可以做帽子，两个角当衣袖），我们把雨布卷成一个圆筒，把两头扎紧就是一个大袋子。我们通过很长的山沟，都要快速通过，这个大山沟就是敌人封锁的目标，由于我们背的米袋子实在太重，实在跑不动，就豁出来把米袋子一抛，躺在地上，听天由命，命大就活，命短就死，大家休息一下就又马上爬起，“快跑！”一声喊，又都扛起米袋子跑起来，刚到阵地敌人就打炮了。
一天上午因肚子不好受，我就跑去沟底小伙房去喝米汤。小伙房是一间很小的草房，有3名炊事员正在做饭，我双手端着铁缸子，心感觉很舒服，不料被敌机发现了，4架敌机直冲小房边扫射、边轰炸，炊事员的防空洞就在跟前但很小，炊事员们都钻进去小洞已经满了，我只好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蹲着。当第一架飞机飞过去时，我趁机快速的跑向我的防空洞，刚进洞回头向外看时，向我射击的枪弹像海碗大的白星星“嗖嗖”地射向地面，当时土地上有冻，枪弹落地后，把地上的冻土炸成土块飞向我的洞口，这次很危险，回头找我的铁缸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次，我在师部教导队上山伐木头，正拉木头从山坡上下来，忽然发现敌机向我冲来，并开着机关炮，白星星直向我射来，我赶紧仰面躺在山坡上，结果白星星从我头上飞过，飞向山坡另一侧，一阵扫射轰炸过后，有人来通知我们要准备木板和绳子，队长带着我们约20人赶着大车到山背后，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原来师部礼堂正在开会，大约有100多名部队骨干，还有师部首长等，结果因为礼堂小门口也有人，当飞机侦察时和试探射击时门口的同志坐不住了，开始躲藏被敌机看见，轮番轰炸扫射，同志们都四下疏散，有的同志往山沟上方跑，结果全部牺牲；有的向山沟下方跑，都未受伤。冬天雪地里被炸的同志身体血肉和土块冻在一起，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像大泥块，有的四肢不全，惨不忍睹，我们大家忍痛将烈士遗体装上大车运走。
守备战完成任务，明天就要由解放军第一军接替我们，就在今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发生了意外。王股长在前，第二名是干事李同志，第三名是组织干事徐峰同志，第四名是政治处技术书记张同志，从对面组织股小洞经山沟底，向对面山坡小洞走来。正在此时敌人突然打来10多发炮弹，就在我们跟前爆炸，王股长上山坡已进洞，第二名经小平台进洞口内，没转弯，第三名刚走过平台还未进洞，第四名见势不好，没上小平台，顺势就向下躲起来。我们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来到小平台上聊天，爆炸声响之大感觉小洞就要震塌了，每响一次我就把头抱住向洞里躲一次，最后一次响，一股风卷着土和树叶子冲进我们的小洞。打炮停了，我们出洞一看，人们大吃一惊，徐峰同志仰面躺在小平台上，头部被炸去后脑、脸面很白而小，脑浆和血肉、棉服棉花被风吹落在刚进洞没拐弯的李干事背上，也挂在小树枝上。我们赶紧从洞拿出草袋子给盖上，徐峰同志是内勤并不经常外出，平时打饭打菜都是找我们跑外的同志干，因为距离虽不远也要跑步去干，同志们都非常伤感，第二天早上我们大家顺着山沟离开了阵地。
47天的守备战，我们部队出了一名小英雄叫陈啟尧，是在湘西招来的17岁新兵。在三连倒“丁”字型阵地上，他所在的排是面向敌人的“丁”字尖上，连阵地在身后，“丁”字尖下面是环形公路，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机械化美国鬼子的部队是离不开公路的，所以敌人反复三面进攻，想要夺回卡在他们脖子上的这条要道，但始终不得逞。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大炮轰击、坦克炮直射火力准备结束，美国鬼子像羊群般的三面进攻。战斗非常残酷，最激烈时，全排只剩下排长和小战士陈啟尧两个人，排长双腿已炸断，告诉他，不要怕，敌人打炮时你就准备手榴弹，三五个捆在一起，待敌人冲锋时你三面打（阵地上就弹药多，粮食多，就是缺水），就这样他一个人打退敌人13次冲锋，团指挥所早就没有三连的消息，电话线已断，通讯员已牺牲，团长以为三连阵地已经失守，但仔细看时发现敌人冲上来又退下去（团长几天没睡觉只是吸烟），就断定阵地上还有人，就催促援军快速上来，实际上援军都在跑步前进，最后小战士也筋疲力尽，排长已牺牲，援军赶到后把小战士抬下阵地。这个小战士机智勇敢地守住了阵地，荣立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两次参加国庆代表团，由师长政委给他戴花扶上马迎送去京。1953年4月8日我被调团部任“敌军工作员”工作，同年9月在大城里晋级。
重磅炸弹
在一次宿营中，住进了一个小山村，村头外侧则是一条大公路，快天亮时一辆汽车从山坡经过时，被敌机发现，当即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我从睡梦中被震得从地上弹起约半尺多高，房顶的土落下来很多，小草房几乎要被震散架子了，我的怀表挂在门框子上被抛到院子中央，门上的窗户纸被震得像刮掉一样。天亮后我们出去看时发现，炸弹正投在小山头正中央偏外侧一点，小山头外侧山头被炸去一半，大土块有房子大小的遗迹抛到稻田地很远，田里的稻草垛被冲平了，山内侧整个村庄也落下很多土块，大家都说这个飞机驾驶员应当给予表扬，若稍向内侧投弹，则小山村将不复存在，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般炸弹，有人说这是重磅炸弹。
一次部队要执行9天行军任务，其中两天是爬山路然后是大公路。这时，从国内送来两台自行车，一台是黑色的，一台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司令部一台，没有人敢要，政治处这台被我留下了。爬山时我扛着，第二天组织股霍股长看我太费劲就叫我把车子放在他的马背上，两天爬山任结束后，我的自行车可得势了，上大公路的两天任务，我用了不到一天就完成了。最后叫我带领团部收容队两个翻译和一个战斗小组3名战士，在大部队的后面，收容有病掉队的人员。我们由翻译同志到老乡家租用大黄牛和车，中秋节我们来到“温井”地界，我们到兵站领来2斤1个的猪肉罐头和1小袋大米，吃的很好。
在行军中，我曾在下山时不慎车子碰在石头上，我被摔下来，山坡下全是沙石路，半个身子都摔破，车子的前叉已断，我处的地势非常险要，前面就是断崖，下面有三四丈深的悬崖，下面便是大河，如果再摔向前面10米远，我可能要更危险了。车子的前叉虽已断，但我用工具上下夹紧螺丝，并用手握紧也可以骑。在一个院内住下，院内并设有哨兵，但第二天车子却不见了。原来，院子大门口虽然有哨兵，但朝鲜房子的小厨房都有后门直通山坡树林子，而且当地敌情也很复杂，白天晚上都有特务打信号枪，找不到车子，我最后写了检讨书。在温井的破屋子里还是可以洗温泉的，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温泉水的滋味，水是滚热的，热气很大，洗后很爽。
保卫谈判
保卫板门店和平谈判，时间大约1年之久。敌人狡猾野蛮之嘴脸暴露无遗，打不过就来谈判，背后谋划更大的战役，再打不过再来谈判。第一次谈判关于划军事分界线问题，我们是提出要以现在双方接触的地方为准，双方各后撤5公里，但蛮横无理的美国方面却提出要以鸭绿江为准，要志愿军全部从三八线撤回去，并提出志愿军作战不正规，他们的火炮还未打就成了俘虏，应当照他们的要求双方摆开阵式重打。我们有毛主席和彭德怀元帅的英明领导，早已识破敌人假谈真打的阴谋，为配合谈判不但打退敌人大小的进攻，必要时我们要趁其进攻之机会，主动反击夺回阵地以外的地方。美国代表非常傲慢自大，来谈判时，有的一个人开一辆车，直升机也多，带大墨镜，挂个照相机，有的女的披头散发。而我们还要在机场到谈判点四五里的路段上，为他们做警卫，防止破坏分子在这中间闹事，把责任推到我方，好在世界方面大造舆论。由于我方战斗不断加强，防线坚如磐石，军事分界线从鸭绿江到清川江、大同江，直到上甘岭一战打赢了他们精心策划的6万官兵的大战役，美国佬这才口服心不服的低下头，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了字。
停战终于实现了，部队开始休整。我们的战士用大汽油桶烧水，开始洗澡。我们的脸是黑的，眼珠是红的，牙是白的，头上揭下帽子头发垂到下巴，棉衣、裤子白天不离身，晚上是被子，里面的虱子多得用笤帚扫。但是我们仗打得好，部队可以派车去祖国买好吃的，烟、酒以及日用品，我托回国的同志买了一床缎子被面，由朝鲜老乡给做上，回国时用它换了一照相机，一路上留下珍贵的影像。47天守备战中，因吃青菜很少，大部分同志都得了雀盲眼，晚上上厕所，由眼睛好的同志在前面拉着几个一起走，由于人员太多药品一时供应不上，就煮松枝水来缓解病情。在和平谈判中关于交换战俘中，更是让同志们看清敌人残忍至极，毫无人道可言。我方交还美军的战俘个个满面红光，身强体壮，穿着志愿军的棉服、棉鞋，还背着他们并不适用的大破皮鞋，正像他们刚当俘虏下阵地时，问他们你们到朝鲜干什么来的，他们说是来当警察的，不是来打仗的，有的还拉着狗，满脚打泡走不了道，我方给他们吃的是大米白面。再看我们的同志在敌人战俘营里受尽灾难性折磨，他们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骨瘦如柴，有的用担架抬着，有的成了瞎子，有的拄着双拐，真的惨不忍睹，敌人就这样野兽般地对待我们的同志，没了人性。所以我们说，敌人不管武器有多先进，也绝不会打赢的。
朝鲜战争敌人的武器装备不知高我们多少倍，为什么就打不过“土八路”呢？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他们的士兵根本不愿意打仗，不知道打仗为什么？更不愿意为他们当官的卖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志愿军的传单“缴枪不杀的承诺书”一当俘虏马上拿出传单。他们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探照灯整夜从南朝鲜向北照射，唯恐飞机晕头转向。前沿阵地出现过他们榴弹炮打自己飞机的战场奇闻，就是他们的大炮太多了，飞机也太多了。
我们部队有专打守备的战斗经验，拿下阵地后又来到西海岸，一方面整休，并防备敌人再次登陆，一方面开展学文化，开展扫盲学习，齐建华速成识字法，每人一个小本子，利用老式的拼音符号，先学拼音然后再识字，正好我小时候学的老式拼音符号都没忘，结果营教导员就给了任务，叫我到各连队教文化，有时一个月走一个连队，全团各营都去过。
抗美援朝3年多，突然营教导员叫我，问我多长时间没给家里去信了，我当时一愣，才想起很长时间未写信了。你看看吧，教导员说着当即就交给我一大堆信封，有中央政府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及军、师、团、各级政治部的信件，仔细看时才知道，是老父亲自打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在打听我的情况。但是部队一入朝番号全都改变了，找不到我的下落，就多次到当地宁河县的民政局打听，县民政局怎么能知道部队下落呢，所以只能安慰一下。3年之中，老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下了很大的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信，这下给领导找了麻烦，周总理当即指示给志愿军司令部去信查询，并责成单位对本人进行教育，及时给家里去信。就这样“志司”给军，军写给师，师写给团，团给营部，各级信件一大堆，都对我进行教育，并对我家里给予不定期的救济补助。我未写信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兄弟多，我16岁出来当兵，就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当时参军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个月只发5角钱零用，家里由两个哥工资维持生活，直到1955年实行薪金制，每月工资72元，我才开始给家里寄钱，政府和部队领导对我家里的救济补助使我非常感激，并保留了信件，留作纪念。
在西海岸艾山江旁一个小村庄，小山坡上建了个大礼堂，每天早饭后，一营机炮连战士们都带小本子和小板凳、纸笔来此学习，战士们的热情很高。一天刚上课，我一上讲台不料只听脚下咔嚓一声，一个大竹刺穿破鞋底扎进脚心，鲜血直流，但我还是坚持教学。当地朝鲜的老大爷、大娘见我走路不便非常心痛，虽然老人说中国话比较差，用手比划互相交流，但我可以通过文字了解对方意图，心里感到很温暖。还有的老人从海边抓到有手掌大小的海贝肉，很新鲜，还有酱油调料，送到我的床前说“麻西一搜麼古啦”，指着这东西的意思就是好吃，快吃吧，我非常感激，但这种生吃海鲜我不习惯，就委婉谢绝了。
3年多来，我看到朝鲜人民是个勇敢勤劳的民族，对待志愿军非常敬爱，他们又非常坚强。比如每个村庄几乎没有男性青壮年，全部都是妇女和老人，也有极个别的残疾人，开展民兵训练一律是青年女性，她们斗志高昂，而且她们中国话说的都很好，如果打听什么事可以和她们交流，她们甚至可以当翻译。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冬天一早我面向大海，背靠小山，练声半个至1个小时，这使我受益匪浅，为后来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
将士凯旋
抗美援朝的3年，是我最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也是我有生能赶上的抗击世界上最残暴敌人的一次伟大而神圣的战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势力纠集了十几个帮凶国家的兵力，在我国刚刚解放，人力、财力、军力等各方面都需要很好休整生息的时候，发动的战争。美国侵略者满以为像在世界两次登陆作战都很顺利成功那样，利用他们军事装备的绝对优势，口出狂言要在3个月内打到鸭绿江，在顺安发现的一本日记里，记着两个美国高级特工喝了半瓶白兰地，剩下半瓶留到鸭绿江会师时再喝，猖狂至极。
事实上，当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绝大部分南朝鲜地方的时候，美国鬼子就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并以数十倍的海陆空兵力，向仁川港人民军只有一个“喀秋莎”步兵团的兵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最终因实力悬殊入侵得逞，趁北朝鲜兵力空虚，美国鬼子便以机械化部队以营为单位疯狂的向北推进，美国的飞机也轰炸我国的安东市（现在丹东市），北朝鲜即将沦陷，和我国要被入侵的可能，在这紧急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声号令，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老战士，一入朝的5次战役，就把美国鬼子及其帮凶打得头晕转向，丢盔弃甲，有的逃跑时司令部里文件还在燃烧，他们从未见过这些天兵天将，如此神勇。他们除了原子弹未使用以外，所有常规武器装备都搬出来了，最可耻的竟用老鼠、苍蝇的“细菌弹”和“毒气弹”，想阻挡中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但是我们一直打到汉江地区。3年中敌人换掉三个海陆空总司令，第一个叫麦克阿瑟，5次战役后打掉乌纱帽，第二个叫李奇威吹牛皮把北朝鲜翻个个儿，结果照样滚回去，第三个叫克拉克，费劲准备6万人马，上甘岭一战彻底失败，低头在和谈书上签字。
和平实现了，首批9个师回国，我们接到命令开始在北朝鲜距祖国不远的“南大寺”集中整训，因为按谈判要求归国部队，都要在指定的口岸接受联合国检查小组的检查，为了便于检查，部队要按编制整好队形，每个闷罐车厢都要配备两名车厢长，以备检查时向其报告，我被指定是车厢长，准备好报告词。朝鲜群众、学生组织了欢送，我的照相机派上了用场，留下来几张不太成功的照片。当列车到达了新义州口岸时，车厢长全部站在车门口，等待联合国小组的到来，不多时从前方走来8名各国的军官，有穿天蓝色军装帽子，是立边中间带有一个缨穗的，武装带和胸章，全都是金黄色。另二位是黄色军装，肩上有大牌子，有的用一个手指敬礼，他从我车厢走过时，只看了一眼，部队都是用同样呈四方形坐式抱枪，非常整齐规矩，但我们只是一走而过。不多时大家盼望已久的汽笛声终于响起了，火车就要过鸭绿江桥了，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都瞪起眼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祖国的人民。当火车走到桥头时，早已听到锣鼓声欢呼声，桥头搭了彩色圆形花门，“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大标语清楚可见，欢迎的人群，欢呼跳跃，我们在车上也欢呼拍手致意，大家心里别提多兴奋了。火车一路疾驰，同志们心里美滋滋的观赏着路上的风景，有说有笑高兴极了。
海防守备
抗美援朝胜利回来，我们的列车昼夜不停直到湖南衡阳市的部队终点站。部队住进了整齐的新盖的营房，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我被抽调专业学习射击原理以及操作技能，部队各种条令条例，队列训练等学科。南方天气热，操场上沙石较多，平时野外操练都是全身是汗，尤其是射击训练和射击预习动作，趴在地上时间很长，两个肘部尖和小腹，都磨得很疼，特别是小臂都出茧子了，但是只有这样，每个人的射击水平才有了显著的提高。回到部队除正常教学外，特别给战士解除多年未解之谜，即“90火箭筒”，炮弹非常大，为什么能一击中重型坦克炮塔12公分厚的钢板就能立即穿甲，难道这样大的弹体如同暖壶一样，大的炮弹全都钻进坦克炮塔吗？经过详细的讲解，即炮弹是特制的，弹体尖内部是个漏斗形的特别材料，它的熔点即可产生高温达3000多度，炼钢高温是1800℃，通过高温溶解坦克钢板，达到穿甲的原理，反坦克手雷也像暖壶一样大，就是这个道理，以及瞄准线为弹道和枪口水平面的关系等理论问题，都有新的认识；
1955年7月31日，经指导员高树球、谭咸开两位同志介绍，我光荣入党。1954年12月至1955年12月调营部帮助工作，协助参谋长审查各连队训练，同年参加全师授衔大会，并授予少尉军衔，整训后期参加全团在衡阳市举行的战术演习，全团按规划以平面直推进的方式，组织有层次的进攻，部队战士遇河涉水，遇山爬山，所以很辛苦疲劳，但部队经受了比较现代正规的训练。
同年成立海防守备师，我被调广东中山县珠海县南水小岛守备师五营任作训参谋。从广州市出发，沿珠江水域乘船先到中山县师部所在地，后被派至珠海县，南水小岛。初到广州地区，感到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没有尘土，交通发达，尤其是水系交通便利，可谓山清水秀。公路上公交车花花绿绿，水中小火轮更是好看，随处都是一幅画卷。这里没有三轮车，全部是单车（就是自行车），但是他们的车是加重型连人带行李，只一个单车全部搞定。骑车的师傅也非常潇洒，身穿拷绸上衣，头戴特有草帽（广东高顶草帽），脚穿木质拖鞋，带着墨镜，像玩一样在田间小路骑行，非常熟练的把你送到目的地。如果乘车从广州到中山县，要过9条河，从中山县乘船去小岛走水路别有一番情趣，河道纵横四通八达，当小船出河口接近大海时，一片蓝色海水宽阔而浩淼，小船显得的真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中漂荡，顿时觉得走得慢下来了。
到了小岛码头，虽然地方不大但很热闹，小船靠岸显得船又大了许多，除了人员下船，船工和岸上的工人也开始卸货。小岛上有饭店、派出所，也有小市场。全岛有两座小山头，我围着岛走了一圈，山头并不高，四处观察岛屿很多，最近的为“三灶”大岛。小岛治安很好，我在山上丢的眼镜盒和线裤，第二天就在派出所失物招领的箱子内找回。我也曾在前山拱北住过，当时澳门和香港还未回归，澳门由葡萄牙黑鬼子占据，每天来往澳门的旅客很多，每天从祖国运往澳门的鸡鸭鱼肉是大批的，检查站中间有一道线，双方都有军人把守，葡方士兵总以为中国好欺负，每次都过线挑衅，自从解放军接管后了解到这种情况，趁此将炮兵军车全部布置在公路上，一旦时机一到，即解放澳门。结果葡鬼子又来冒犯，我军早有准备，当即将其打死在中心线我方一侧，他们伤亡不小。结果有特务把我军炮兵和解放军在岛的情况向其做了介绍，葡鬼子马上主动谈判，从此我们凡乘船外出，他们的船只也跟随监视，再也不敢犯境。
为了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我的文化知识，经考试被派入广西南宁市解放军第46速成中学学文化，两年半的学习，经军事院校老师讲解“防化武器的基本原理和防卫常识”，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等威力的产生和杀伤力，对部队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
进北大荒
1958年部队裁军，并以后勤文化教学等为重点，3个地方可以选择，海南岛国营橡胶园、广西睦南关橡胶园和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前两个未获批准，只批准东北。我们于1958年4月从南宁市坐铁闷罐经8天7夜，从身穿背心裤衩到山海关开始买线裤，到了四平市下车去洗脸，结果冰水刺骨。到了哈尔滨市省农业厅负责同志介绍说，东面虎林方向尚有两列车军官还未下车，你们往西嫩江方面“九三荣军农场”，大家说没有意见把火车头掉过来向西前进，过大庆地区时，铁路两侧有冰雪，南方的同志惊呼“看冰雪呀”，北方的同志司空见惯无所谓。
火车开到鹤山分厂，我们早已分好的各队名单。我第一个看到了拖拉机，心情非常激动，想要争当拖拉机手。我从南宁买了一辆自行车，和另外一位同志骑车直奔二队，爬过3座小山，看到了几栋房子，在操场上有些人正在敲锣打鼓欢迎，其中也看到了有妇女和家属，心想都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这球场上不是有不少女同志吗？心里很高兴。我从哈尔滨买的哈萨克羊皮帽，也很精神，我首先被接进屋里，我看他们也很新鲜，他们看我大概也是同感吧，互相热情交谈，时间不长大部分同志都到了。我们安排在一间宿舍，对面两铺大炕，门口是灶坑门，晚上开始烧炕，我的马褡子上面写着名字，两位女同志在门外念着我的名字，“陈桂韬”另一位解释说“姓陈，桂林生的，裤兜里掏出来的”，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解释。晚上二队书记卢长福召开欢迎晚会，一个普通3间房子的小礼堂，坐满了人，我坐在靠墙边的一个板凳头上，我的对面靠墙根儿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学生，她也上台唱歌。房子的前面就是个篮球场，水房和伙房食堂相连，远处就是家属房子，翻过小山便是三队和分厂部，还有小卖部。
我们正赶上春播，大忙的季节，同志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每顿饭吃好几个馒头两大碗菜，有的一双筷子串上8个的馒头，也能吃掉。而我只吃1个馒头，在南方得了风湿性腰腿痛病和胃病，久治不愈。这次跟同志们一起干活，两头不见太阳，出工早，收工吃，一天忙个不停。有七八个晒麦场，有的选种、有的下地播种，大地是大漫坡，没有村庄，一望无际，黑土地下过两场雨后，就像黑土之中可以挤出黑油来，非常的肥沃。长长的公路像一条白丝带漂浮在大地之上，各式的拖拉机远近不等的点缀着大地，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使我的心情特别舒畅，干劲十足。跟着大伙一起忙碌着，我的饭量有所增加，身体也渐好转。每晚我睡在炕头，炕头特别热，还有一处有个小洞都看到火苗了，我用铁板和木板放在下面，睡得很舒服。
到夏锄时节，我向人们学习怎样铲地、怎样走步、怎样间苗等，因为我出了学校就去当兵了，所以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夏天的北大荒，两三点钟就天亮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天黑，在地里干活很累。北大荒的气候也特别，即“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早晚温差很大。早上出工坐大马车到地里，以队长为“打头的”开始站垄，每人一垄，然后像急行军似的舞动锄头，你追我赶小跑一样，我被抛到大后边，快的同志有时就帮我一段，我累得满身是汗。上午4个小时就铲完两条垄，每条都看不到头，如果稍慢一些，一上午都铲不完。在地头上吃饭，每个人都是一双筷子串上几个馒头，两大碗菜，我也如此，一个馒头只几口就没了。北大荒的中午太阳也很热的，我喜欢晒太阳，吃完饭我把小棉袄脱下，把眼睛盖上，光着上身来个日光浴，每天如此。
很好看的女学生铲地动作很快，她都是和打头的一起并肩前进，我很羡慕，以后再铲地她又挑着水桶给大家送水，有时还光着脚不穿鞋，很能干。北大荒的文化生活很差，我们这些部队回来的人，来自各方，有的来自北京机关干部，有的来自广西军区文工团和军区篮球队的，还有的是军区教员等。这些人多才多艺，不顾疲劳，大家商量一拍即合，立即自动成立了文艺小队，自带手风琴、京胡、提琴等，我是好唱的，也有能作词作曲的，很快排出节目。总场部也组织了汇演，我和女同学合演小节目获得了奖励，她叫戴淑芳。由于我表现积极，党支部接纳我为支部委员。到了秋收大忙季节，“康拜因”大型联合收割机发挥了作用，在滚滚麦浪中间，来回抢收。汽车、拖车来回运送，穿梭在麦浪当中。家中的晒麦场早已辗压光滑，成堆的麦子晒干后装成麻袋，由汽车运到火车站，听说直送上海加工后销往各地。
这个阶段大家最怕下雨，否则大队的麦子受湿要发芽变质。黑龙江北大荒的黑土地生长的优质黄豆，长得有半人高，籽粒饱满，豆秆粗壮。在抢收黄豆的过程中，我把镰刀磨得飞快，快速割豆子，如同走步一样快，我当时穿了一双高腰雨靴，在比赛中我不甘落后但两手没劲了，镰刀没准不时就砍到腿上，亏有雨靴挡住，结果我得了第三名，奖励一副线手套，而我的雨靴立了大功，全是刀痕。
经过春播、夏锄、秋收全过程的实地锻炼，我的身体得到了难得的收获，体重由百斤增至136斤，所有的风湿疼痛全无。此外，另一个伟大的收获，就是相识了一位年轻美貌而相伴终生的爱人戴淑芳。我和戴淑芳的结合，是从劳动开始的，后来一起学歌、演节目。我也到他家探望，她父亲是老党员，又是商店书记，他只问我是否是党员，当听我说是时，便不多问了，全家都支持。我虽大她7岁之多，她也愿意，不少同去北大荒的战友都十分佩服我，因为半年之内能“抱得美人归”的唯我一人。但到了起结婚证时，出了笑话，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吃惊，诧异地打量着我俩，结果开了两张结婚证书，当时我也没细看，过了很长时间我打开证书一看，女方的那张上面写两个人的名字，男方我这张结婚证上却没有女方的名字，我俩看着奇怪的结婚证书，不禁哈哈大笑。
转战林业
1958年10月26日，我们24名转业干部，由我任队长，肖俊敏任政治指导员，带着全部档案来到哈尔滨林业管理局下属山河屯林业局人事教育科报到，此局和当地五常县同级。我向局里的潘科长作简单介绍，其中，我重点把范希辉等同志的特长介绍给潘科长，他的特长就是文体工作比较专业。还有几位是速成中学的老师，有文化程度，都分配作教师。范希辉分配作工会工作，其余都分至山里各林场作人事工作。
我被留在人事科，因为我说做过作训参谋工作，后就被分配作武装部工作。我和范希辉有过约定，谁也不要说对方的特长，结果他到工会组建业余宣传队，他把我推荐出来专门作独唱演员，说我是抒情男高音，给了我演出任务，除了唱还有别的小节目，每次局里开大会都有演出任务。每逢冬季下雪后，是木材生火的黄金季节，夏秋两季在山上采伐的木材，打完树枝按标准截成大小不等的原木堆成堆，冬天下大雪后，从山上往山下修成各式的冰雪槽滑道，借冰雪之力将木材顺冰道滑下，以及借农闲时牛、马、拖拉机从山上向山下运输，再由山下小火车专用线，运至林业局所在地储木场，大约全省编号为521场，这是国库经检验打尺盖铁印后，国家银行方可承认并付款，这样才算林业局完成任务，以供需时之用。进了521场的木材，即为国家财产，任何人无权动用，并有林业警察把守大门，闲人不可入内。由于山上的工人工作艰苦，且文化生活缺乏，所以我们都在冬季组织小分队深入深山去工作点，慰问一线的工人同志们。
一次，去东沟某林场慰问一个工人小组，由森林调查队的老同志带队前往。一路上雪深到腹部，又是上山小路，实际已经看不见路，全被雪覆盖着，都是蹚着雪前行，有个女同志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由调查队的老同志拉着她拖着走，走了约半天，到达一个在半山腰中的一个大棚，屋内用大汽油桶烧着大块木头，同志进屋后，从裤腿内倒出不少雪花，女同志穿的是皮鞋，脚后跟已磨破了，休息片刻，拿出乐器开始为工人们演出，工人们很受感动，演出完后大家又一起热情的聊天。
交通事故
一次去兄弟单位苇河林业局慰问演出，出发的头一天局党委任命我为指导员带领前往。当时我正在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我跟两位同事说了此事，告诉他们明天早上6点在局门前集合出发，两位同事不同意我前去，立即打电话给教育科长王子杰说，陈桂韬明天去不了，他手中有几个案件未结，王科长当时同意说，好。这次就不让他去了。结果第二天早上由一个革委会造反派头头领队，有一辆南京嘎斯货车拉着全队人员，当时有人问陈桂韬怎么没来，王科长说：“他今天不去了，你们走吧！”汽车准时发车，刚出本局地界，那个头头就让司机上后面，由他来开车，他很年轻，车上拉着宣传队员，大家情绪高涨，敲锣打鼓一路放歌一路欢笑。他将车开得很快，在接近尚志县地界大弯道时没有减速，结果造成震惊全国的交通事故，当即摔死两名同志，重伤6名，剩下的全部脑震荡。大约上午8点左右尚志县来电告知，全局上下忙作一团，特别是家属要求前去看望。局党委派车将轻伤者全部接回，重伤员暂住尚志县医院救治，死者接回开追悼会，我因临变化没去慰问演出，但是宣传队的部分同志知道我是要去的，不少同志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没有去，结果虚惊一场。有的还打趣我说，以为开你的追悼会呢，没想到你吉人自有天相啊！
这件交通事故使苇河林业局的同志们很受感动，他们雪片般的慰问信和礼品直接送到我们剧团的全体伤者。几位重伤者深受激励，一致要求排《智取威虎山》全剧，来回报苇河林业战线的同志的一片真情。我是指导员又未受伤，就开始了筹备物资和道具等。也许是在数的难逃，我在局工会办公室找服装时，不慎掉入地板空下面1米多深的坑里，把右腿摔伤了，但比起重伤者还是幸运的，所以每天要坚持到各单位要各种材料，比如舞台大幕要画大森林布景，要做李勇奇的小房子以及服装化妆品等。大家都分头忙个不停，乐队同志去北京购买乐器，经找人将一把高级特制的京胡买了回来，当时是给警备区制作的，价值1200元。
主要演员如主演杨子荣的秦运才同志伤势已基本康复，会同他人一起去哈尔滨市省京剧团找总导演曲凤祥，经了解他只培养几个县级剧团导演，指导有条件的县级剧团排练事务，其他人不接待。当时对演出样板戏的要求很严，全剧演出时间有严格规定，上下不得超过10分钟，然而我们林业局条件比较好，第一演员素质好有功底，第二林业局有钱，外号“林大头”，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加之态度诚恳，所以感动了曲导演，当即答应来我局亲自帮助排练全剧。经过紧张的准备，首先在本局给领导和广大职工汇报演出，结果很成功。
一般情况下，本单位的演出队在试演时是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度的，总会有少数演员不受欢迎，但是这次试演可以说没有听到不满意的。一切准备就绪，由局党委成员、局长金明同志带队，全团将近百人前往苇河林业局，该局热烈欢迎，早已搭好大台，我们紧张的投入化妆、装饰布景，一切就绪，只是野外演戏效果不如室内效果好。当时是冬天气候寒冷，后半截还飞起雪花。我们京胡大师年轻气盛，智取威虎山的曲调节奏是非常快的，全场两个小时，他脚下就一个火盆用来取暖。广场上人山人海，都被这场演出深深地吸引住了，无一人退场。演出后领导和同志们围着我们不愿离开。
金局长和该局领导商议怎样去山里各基层林场慰问演出，最后决定演选场或选段，因为基层场地条件较差演全场有些困难，结果只带乐器坐小火车到了林场，没想到小火车刚进场外，就看见红旗、标语、欢呼声响成一片，最使我们大家受感动的是全厂职工家属，特别是有年纪较大的老太太也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喊口号“欢迎英雄们来场演出”，特别提出演出全场《智取慰虎山》。这使金局长很为难，一方面场地小，另一方面觉得演员比较辛苦，每场都有两三个伤号再坚持。我们的同志觉得既然职工群众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就应克服困难满足他们的心愿，厂里的职工家属们更有意思，他们不知道领导的难处，且把我们围起来念毛主席语录，并说不演全场别想走出去。食堂也在外面杀猪，这使金局长骑虎难下，经我们商量还是演全场。通过调度将全部道具等物品速运来林场，安排开场，演出效果很好。
另一次去慰问吉林市哈道弯造纸厂演出，正赶上中央4号首长在该厂开现场会，我们便在场内礼堂开演，吉林省各县专业剧团演此节目很少，都是《沙家浜》较多，因为杨子荣的角色不好找，需是文武唱念全才才行。听说山河屯林业局来演这样的节目都有怀疑，结果从布景、道具、服装，开场之三通鼓一响，以及人物角色，特别是杨子荣以及武打小分队表现出众，打动了全场。连续演出3场后，我们问厂内工人师傅有何意见？他们说我们一场都没捞上看，全是各地的领导。事后各县专业人员要求在白天演出第五场“打虎上山”，这主要是专门看杨子荣的戏，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场后我看前排观众每人手中都有一本书，是来按书本检验我们的，我们无所谓，因为是慰问演出，又不卖票，心理上没有压力，所以演得更好，很受欢迎，并要求多演几场，但因我局要召开党代会所以没有继续演出。
种地度荒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和爱人都在公安局集体食堂就餐，每顿饭要二两饭，两碗菜是土豆和白菜，当时关里老家父母亲在芦台镇，还有两个妹妹1个弟弟在天津上大学，家中粮食不够吃，父亲就来到了我处。我和爱人每次吃饭都以父亲为主，我爱人又要照顾我，所以每次都吃的很少，根本吃不饱，正好技术中学有个土豆窖着火，把表面的土豆都烧了，他们把被烧的土豆卖给职工，我买了一小篮，回来后洗干净用盐腌了一小缸，每次饿的时候就吃几个小土豆，我家人和我每月定量不到30斤，为把父亲照顾好，我和爱人就省吃或不吃。我爱人当时正是给小孩喂奶期间，由于吃不饱，每天去学校上课的路上和同事都走不动，在墙根处靠墙休息一阵，然后再走，我因吃了一周盐土豆，没好好吃饭，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眼睛黄、皮肤也黄，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结果住院治疗，可是医院又没有特效药，只喝中药汤，每天一大茶缸。
稍好些就出院在家休养，当时只想吃糖和鸡蛋，然而市场上什么都没有，凭医生诊断书，每月只给半斤白糖，我一顿就吃光了，只好花高价在黑市上用4元至7元钱1斤买回来，当时吃糖不觉得太甜，每次都能吃半罐（罐头瓶）我儿子出生时，当时在整个月子时间里，我爱人只吃了18个鸡蛋，我们有时上地里找白菜帮吃，在这中间父亲又拿了些粮票回芦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和爱人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宝宝打着伞，扛着镐到野外山坡上开荒种地，凭着在北大荒锻炼的基本知识，开了3小片荒地，种上黄豆，当时正在养病期间，全身没有力气，回来吃饭基本上是没有多少米粒的稀饭，就是水饱，肝病得了18个月才彻底痊愈。
秋后，三小片地共收获约一面袋黄豆，收获虽不多，但也缓解了缺粮之需。之后母亲在芦台去世，父亲带着两个妹妹都到我处，弟弟仍在天津大学上大学。后来我大哥因被打成右派，在芦台生活也很困难，也带着大嫂和3个孩子到我处。我处无住处，只好领着他们去山里，来到最近的一个林场“红星林场”，党支部书记姓苑，都是工作关系，当即说明来意，正好他场内有很多鸡舍都是空的，也可以住人。然后我借来工具帮他开了一小片荒地，因为我大哥从来就没干过农活，他的大儿子可以学着干些体力活，就这样直到平反，官复原职，由广西原单位来人将其接回。
维护安全
1958年大搞民兵训练，经局党委和五常县武装部双重领导和业务的具体指导下，全局驻地的较大单位，有储木场、森林铁路管理处、各中小学校职工人员较多而且集中，以此为重点开展了系列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训练。部队为了配合训练特派出37高炮连的一个排，由排长带队，经商量可以搞外膛枪射击训练。我制作了一个图，首先在学校老师中间开展训练，同时也进行兵器和射击训练，并组织实弹射击，提高了基层民兵的军事素质。以“521储木场”为单位组织爆破训练，并在局门前广场，由局领导及相关干部参加的总结汇报爆破表演，由约2两TNT炸药包爆破，是在场人员都感到其威力程度，经过训练普遍提高了对兵器的使用和威力以及军事常识的认识，反映很好。除此，还按要求做好征兵和复员安置工作，帮助哈尔滨市军分区搞好战备性后勤供应工作。
因工作需要，我被调至信访办公室，开始时就是我和姜玉玺主任两个人，他的工作能力、政治觉悟和文笔都很好，他的年龄比我大，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工作认真负责，在两年多的工作中我们接待了很多各种问题的来访者，其中特别是以老工人为多，有找福利待遇、退休、更有自动退场和开除的等等。他们多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离场，现在带着孩子老婆来访，在未结案前还要给安排食宿，并逐个深入基层查找出勤和工资表，并询问当事人，这样长住林业局等待结案的就有三四个。比如有一名被开除的工人带着3个孩子和老婆，经我和公安局、劳动工资科等联合调查组深入临场取证，结果基层单位领导有责任。最后结案由我带着他们一家到附近农业社落户在农村，由林业局出资购置生产生活必需品，使之安心落户。每个案件结案后都有书面报告材料上报管理局，个别的直报中央林业部信访办。
“文革”后期，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林场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我又到此办公室工作。我们深入林区对黑包工、私装汽车、偷伐林木、捕杀野生动物等进行治理。如抓到一个由江苏来的在林区捕杀母鹿，制作鹿胎膏，搜缴出成品鹿胎膏20多块，未制成的鹿胎一小桶，还有鹿皮、鹿角等，还将一个朝鲜人私装柴油机及所得没收。查到一黑包工头，临时招盲流人员承包工程，工程上一半时，携工程款逃走，我们抽调多人遣返工程人员。我们林区是长白山支脉，厂内野生动植物繁多，吸引各地来此谋生，尤其是山东贫困地区的农民，有时一个村的农民来此采摘山货卖钱致富。除了有组织搬迁的移民外对“盲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陆续返乡，使林区治安逐渐走向正规。
在林业局的10多年，我从武装部、信访办、商业科、供应科、公安局、营林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及业余剧团，几乎涉足了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由于各个部门业务性质不同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比如父亲去世我正在营林处，仓库内给一老同志准备的寿材一口，经领导同意及时给我父亲用了，并且全处的同志全员出动帮助我处理了丧事，我至今仍感激他们。又如我在公安局工作时，母亲在芦台去世，公安局的干警全体出动，到储木场装了锯了斜头的木板作寿材大板，装上火车，从黑龙江直运芦台车站。
商调回乡
1973年底，因林业生产任务下降，加之我和爱人身体都不太好，林业局批准我回老家的请求，但须自己找接收单位。开始时准备去湖南涟源县爱人的叔叔单位湘中机械厂，但两人档案寄去后，我爱人的没问题，却因我的社会关系复杂，不同意接收无奈只好回我的老家宁河县。
1974年初，因在芦台没有住房，全家被分到苗庄公社，我爱人在东瓦小村当老师，我在公社管下乡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管理教育工作。我抓紧熟悉全公社的知青情况，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1964年下乡的知青已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从生活习惯和农业生产技能都基本掌握，有些男女知青已和当地青年男女结婚并有了子女。从1974年开始每年去天津市河东区、塘沽区接收新知识青年，从此每年都有选调回城和接收新知青，直到1979年末，知青工作全部安置完毕，全公社30个大队，以公社为中心，南部有8个村庄，知青较多。新知青对农业生产知识一窍不通，一切从头开始，我和带队干部共同深入下去，与各队党支部与兼职同志了解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各队的干部和老农对知青非常爱护照顾，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尽量帮助他们。
知青工作最为棘手的问题是选调工作，但是选调是有条件的，有指标的，每10名之中只能走两三名，要分批次回城。要通过知青小组的评议，通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党支部决定，最后公社知青办的审查批准，方能回城。
在选调最繁忙时我不能回家，我将近10天吃住在办公室。每天要求返城的知青或者是家属都较多，一次塘沽区来的两位带队干部很能体谅我，陪同我至深夜到各队处理选调问题。凡不够条件的不能选调，对知青是一次教育。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早上三四点钟，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们住的苗庄公社南朱庄村成了重灾村，全村死伤人数约占80％。其中死亡人数80余人，房屋几乎全部震坏。地震开始时，我已熟睡，我爱人在看小说《红石口》，没睡，突然地震滚滚，接着房屋开始摇摆，电灯泡左右晃动的很厉害，我爱人赶紧把我拍醒，窗户是旧式向内拉开的那种，我摇晃着站起，把窗户向上一拉想跳出去，但天色尚黑，眼看左面墙上的砖头也飞起来，我一发呆，瞬间房子就塌了，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微微听到声音很小而且很远在叫我的名字“桂韬，桂韬，”我逐渐苏醒过来，但是身体被什么压住，根本动不了。
当时我正有病身体比较虚弱，我是趴在窗户台上，两只胳膊向两边伸着，右腿压在自己的右胸上下，我想试探着向上挪一下，结果浑身是汗，一丝未动，我想就这样死去吗？我爱人从炕上将两个孩子连同被子一起顺势推到炕沿下面，房檩木一头正顶在我爱人的腿上，老儿子当时七八岁，看电影回来都没脱衣服，我爱人紧抱住他，但儿子的嘴被堵住，出不来气，便用力挣扎，小姑娘在炕沿空隙中。大儿子在外屋铁床上，睡前把一个小炕桌四角朝内立在头上，结果他被震得掉到地上了。天气热身上一丝不挂，他顺着室内的一丝空隙爬出屋外。全村开始一片寂静，不多时一片哭叫声，我大儿子一看房屋倒塌，哭着叫着：“爸呀，妈呀！”我听到他哭声，就叫他不要动。不多时，公社的治安小分队芦春如和带队干部赵全义，张嘉林还有小六子一伙人，赶到了我被压的地方施救，压在我身上的是大杆木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粗，非常重，把我救出来时我已像一堆泥一样根本站不起来，躺在一边，我说赶紧去救别人吧，他们问我：“戴老师怎么样？”我说够戗了，当时我想我都这个样子了，她们能活吗！
结果我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安然无恙，全家都出来了。但是我们右邻砸死3口，左邻砸死4口，后面的也有伤亡，我在我们家是个重伤员，由于小臂被压，神经线被伤，所以右手毫无知觉，手失去功能，后来两次去天津271医院针灸治疗约两月全部恢复。
地震后全公社急需盖房，需要大量木材，我是从林业部门回来的干部，为此我向公社有关人员提出我回原单位想搞些木材，公社领导很高兴，我在东北的老同志好朋友很多，就用工资买了一箱大桥牌芦台春酒和几条恒大牌香烟。爱人也陪我去了，我和爱人到了林业局见了老领导老同志，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全家的安全，他们都说：“你不就是要搞点木材吗？这个事你就别管了，乡亲们受灾了，我们也有责任帮忙啊！”
山河屯林业局是我第二故乡，我的3个孩子都出生在那里，那时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比如地震后我去林业局搞木材大家见面后非常热情，都特别关心家乡灾情，所需木材，经供应科汪科长向倪炳会局长请示后当即批准100立方米木材（3个车皮）。老邻居董瑞同志和老伴热情的招待我们，供应科贾士德主任请我们吃鲨鱼肉，喝老牌“竹叶青”酒。剧团老队长梅向才以及信访办老主任姜玉玺、黄春生等都排着请吃饭。我的救命恩人张永聚和杜洪宝更是亲密有加，吃住在他家，特别是张永聚同志冒着雪在现场指挥把木材装上火车。就这样从局长批复到装车发出只用两三天时间，充分体现了他们支援地震灾区的爱心。我对山河屯林业局的领导和同志们很怀念，也很敬佩他们。
巧治小病
一次，我因为牙痛去街里小医院看病，一位大夫拿了大铁针伸到牙疼点去试探，刚一碰到牙疼的地方，我一声尖叫便昏过去了，人事不知。我想大夫也吓着了，他立即扒开我皮夹克的左袖子，隔着衣服打了强心针，我这才逐渐苏醒，当时全身出了汗，没有一点劲，我爱人接到电话从家里赶来把我接了回去，我的体质很弱，经常因为季节变化自己不注意而得病，多数是风寒内热引起的感冒发热，或者是肠道消化等一般病症，虽然入院治疗但不见好转。到家后由我爱人一顿臭扎，全都痊愈了，没花一分钱。爱人有文化，自己常看医学书，掌握了一些穴位，针灸、拔罐的知识，又注重偏方，所以家有个小病小灾的，她都自己动手处理和治疗。但是有一条你要“挺住”。比如我们刚到苗庄公社时，我的小姑娘因为感冒发烧，本村虽有热心的刘大夫，但因药品缺少所以束手无策，我爱人将我小女儿一顿扎针（做衣服的针），又给保存多年的猪苦胆给硬塞进嘴里，为了彻底查清病情，刘大夫陪我一同在夜晚骑自行车，用棉被将我小女儿装在筐内，挂在自行车后轮外侧，骑行30余里地到县医院，下车后小女儿出了一身汗，睡了一大觉，经大夫一查，什么病都没有，白跑了一趟。这个情况被小村的社员全都知道后，正好老乡家又一个吃奶的小男孩发烧，已经不吃奶了，很重，有人要套车去县医院，有人把我爱人能治病的情况告知后，前来请教，结果我爱人说没有正式行医手续，一旦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叫他们赶紧去医院。在老乡们的恳请求下，她用小罐把小孩的小屁股拔出一个小泡，用针扎破，小孩当时就哭出声，就吃奶了，给治好了。
在地震中，我的两条腿迎面骨处，被玻璃扎伤，有些玻璃仍在肉里，有好几处伤口都红肿着，地震后伤员太多，当地卫生人员也忙不过来，只好给外伤人员擦抹一些红药水。而我家有半瓶芦台春白酒，还有些消炎片、去痛片，我爱人给我治伤，用刮脸刀片，沾酒给我刮骨疗毒，把腿中的碎玻璃连同烂肉，全部刮出来，而我表现镇定，一声不出。经过她的处理，在我到天津“271”部队医院时，医生问我有否外伤，我说没有，其实伤口已经起很厚一层干皮，至二三个月后厚皮脱落，伤口完全好了，我大约有两至三次到医院治疗时不但不见好，反而在输液时，从手和脚同时向上发凉，而且心里不好受，我爱人见势不好，当即拔掉输液针头，又找来罐头瓶子，回到家就给我拔前心，大椎穴和肛门，结果病情好转病痊愈。
体会收获
回顾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很多体会和收获。第一，我的青春年华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是党的教育培养提升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孕育着无限的动力，更能深层次的净化心灵，为正义而斗争深感荣耀，这是人生之根本。第二，根据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发展需要，我愉快的奔赴各条战线，特别是抗击世界上最凶恶的强盗发动的侵朝战争，这场战争的残暴程度震惊世界，给朝鲜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我能在其战火中，亲身体检着灭绝人性的敌人，是怎样的从狂妄到失败的过程。第三，习近平总书记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勇气，在短短几年之中，使国内国际形势迅速转变，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明论断，深受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和信任，特别值得无比兴奋的是我国军队建设取得飞速的发展和强化，这是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2017年10月25日，作为抗美援朝老兵，我接受了宁河区电视台的采访，我想表达的心声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强大，社会才会更美好，人民的生活才会更幸福。
从记事时起，我家就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大街汪家胡同一号。那是一个有前后院的大院，我们住在前院的倒正房，带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内有两道门，进到内院正面是3间正房，爷爷和奶奶及小叔叔（与我同岁）住，厢房是伙房。当时我还小，大哥在立志中学读书，二哥也在上学，三哥在铁路员工子弟小学读书，大姐和我在家。父亲在北京火车站电报房当电报员，听说爷爷在民国时期在热河省丰宁县当过县长。
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后，爷爷逃跑后被抓回又干了一年，后又逃跑成功。过年时院内摆上纱灯，我和小叔叔放小鞭儿比赛玩，爷爷奶奶看着很高兴。有时晚上爷爷奶奶还带着我们坐马车去长安大戏院看马连良、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等京剧剧目，散戏回来还要到东安市场买些好吃的。有一次在看戏时我睡着了，从座位上掉到了地上，可能是年纪小好睡觉。爷爷有文学和书法、绘画的特长，还会做红伤膏药，对我大哥非常疼爱，每次大哥放学回来，都要求他学习古文、书法等基本知识。
我大哥年轻身体好，冬天从来不穿棉裤，一次去北海公园玩拾到了一个自行车存车牌，赶快出门就领到了一辆“德国兰牌”的自行车（当时很好的自行车），这下他可玩疯了，他每天放学回来后会把我放在车把上坐着，然后和人家比“别车”。最让父亲生气的一次是他和两个同学竟和警察搞起了“赛车”，原来的长安街上有几个像城门洞一样的建筑，每个“城门洞”都有3个门洞（叫三座门），我大哥和他两个同学把一个警察围在中间，当时的车速非常快，我父亲在电车上被这几个“飞速”的骑车人给吸引住了，心想为什么这么快，冲门洞时像箭打的一样快，仔细看时惊愕地发现其中一个像是我大哥，父亲脾气很暴躁，晚上回来就把我大哥暴打一顿。本来家里的生活很平静，但由于我顽皮，常常做出令大人担心和生气的事。一天母亲正在东堂屋洗衣服，中间有个八仙桌子、两边各有两把椅子，都是硬木做的，我淘气从大床上床栏杆迈向椅子，一脚踏空，一头栽下头部正撞到八仙桌的角上，当即昏死过去，之后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据说爷爷当即给涂上了红伤膏药（自己做的）止血，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抢救才救了回来，至今我的额头左侧骨头仍有一个凹坑，留有一个“疤痕”。
由于家中哥们多，房子不够住，只好搬家，因为只有父亲自己上班赚钱，所以我们的房子非常小。没过多久，我们全家的不幸来临了，我的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了，万分悲痛之余，父亲只能忍痛把我们临时送回老家北塘。那里当时是一个渔村小镇，记忆里有西大沟，我们的家就在西大沟边上一个大院里，我的太奶奶那时已是97岁高龄了，她是小脚，还做得一锅鱼萝卜，我最喜欢吃大萝卜。平时，我们兄弟4个和我姐姐就到河边（当然也可以看到大海），在一个大破船上玩，当听到火车汽笛声时，哥哥姐姐们就用非常想念的样子逗我玩，那时我总会因想念父亲而放声大哭一场。
不久，我们有了第2个母亲，家是老宁河镇的，在镇东门外住，姥爷叫崔作舟，母亲的姐妹儿有7人之多，母亲排行老4，还有个舅舅年轻时去世了。有了母亲，父亲又把我们接回北京，父亲与家里联系时，始终都在北京东站打电报。我们住在东城区北新桥大街骆驼胡同四眼井14号，一个8间房子的大院，我们住在靠近大门洞的3间屋子，院子中间3间屋子是另一家姓曲的，是个开大布店的老板。在这个时期，我大哥也在西交民巷“准备银行”找到了工作，是个雇员，二哥考上了北京火车站货物处当一名货物员，三哥从铁路员工子弟学校小学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在北京西站当一名连接手，生活基本稳定。但灾难又来临了，三哥在一次夜班中不幸被火车撞坏了腿，在铁路医院截肢了，但因伤情太重，失血过多，尽管当时两个哥哥都给他输了很多的血，但最终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之我们没有更多的钱，所以时间不长便离开了我们。
那时父亲每天上班都要给日本站长作报告词，一次父亲因家里事多心情不好，作报告词时精神不集中被日本站长名叫“川泽”的打了几个耳光，父亲是个自尊心较强的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投亲靠友，我和姐姐便随母亲回到了宁河镇姥姥家，两个哥哥留在北京继续工作。我们家6口人，因父亲没了收入全家人开始了最困难的生活，实在揭不开锅了，便去大姨家借粮，每次都是我去，大姨是个非常面善可亲的人，不用我开口，就用枕头大小的布袋子，装满大米或高粱米让我拿回家。每天放学姐姐和我就去地里挖野菜，每次都能挖一面袋，有的野菜长在坟头上也不放过。都是我背回来的，路过别人家的窗户时还要弯着腰，怕人家出来看到而笑话，像这样的活儿都是我的专利，别人是不愿意干的。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没吃也要烧一锅开水，以便叫外人看到烟囱冒烟啦，证明这家人已经做饭了。
由于吃不饱饭，尤其是冬天肚子里没有饭，全身很冷，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所以经常因为算术题做错，而受老师教训，错一题打一手板儿。当时的老师每个人上课都有一个长1尺多、宽约2寸、厚约半寸的松木手板儿，打人很疼的。特别是冬天伸出小手，每一板下去手掌心就像千万根针扎过一样的刺痛，而二三板接连打下去小手心就已经红肿起来了，挨打完抱着手赶紧跑回座位，在书桌上的铁板条上按压着，用凉铁板减轻红肿刺痛。可以说算术差不多每天都要有错题，所以不只是受冻挨饿，还要挨打，这样的生活是我在宁河镇姥家，一至三年级的童年时学习生活最难忘的一段记忆。
锦州谋生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回到北京铁路局，被派往东北锦州铁路局做译电员工作。父亲多年苦心钻研业务，练得一手绝活，铁路系统常用的大量往来电报，他可以不用查找电报本就直接可以将其精准翻译出来，也可以把汉字写出数码，因此他比别人快很多，很快得到领导的重用。两个哥哥和姐姐都从北京被叫过来了，大哥到沈阳铁路宾馆当管理员，二哥到锦州交通银行当雇员，姐姐在家，我到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读书，生活很稳定。
辽西战役即将开始时，铁路局的高层人员都跑掉了，铁路也不通了，桥梁也被炸坏，工人开不了工资，又开始了自谋出路。为了生活我和三叔到大陵河对面双阳店小镇卖馒头，爷俩买了一大筐馒头，坐着大马车和许多人一起去，从锦州出发到大陵河边有一座铁路桥，但已经炸成两三段，要爬桥架子也要涉水，然后才能到达对岸，过了桥便到小镇了。但是其实想要过桥并不容易，因为桥的两边是两个天下。桥这边未解放，有国民党兵和特务分子一大帮人在把守，想过桥要拿钱来。那些有钱人做大买卖的开始给当官的和特务送烟、给钱、说好话等，这些人开始先准许过桥，我们眼看着人们都过去了，我们也开始给人家送馒头说好听的，结果我们最后过桥。
爬过桥一看我很惊讶，守桥的解放军只有两个人，一挺轻机枪和一块铁板。他们问，他们（指国民党兵）找你们要钱了吧？没有丝毫的刁难，我们好奇的点点头，觉得解放军真是和气。下桥后便是小镇的集市贸易，非常热闹，人们的精神和情绪都非常好，我的心里就开始打问号，为什么这边这么好，这么热闹？还没有特务打人和要钱。很快的就把馒头卖完了，又爬回桥时，解放军也没有盘问我们，然而到了这边麻烦又来了，要搜腰包，结果从我衣服的破兜里翻出来一个小破本子（是我二哥当列车长时的补票本），这时搜查的国民党兵便大叫“他是个探子”，这下把我气坏了，我当时才十四五岁，眼看着来时的人都上了马车，这个臭兵又不识字瞎叫唤！又过来几个兵，我当时把这个小本子撕掉一大把，又擦鼻子又把它丢掉，有的兵看出了这是个补票本，所以就没有说什么，我趁机就走了，一起坐马车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就对解放军有好感，而对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反感。这时战事越发紧张，铁路职工住宅区北面有纺纱厂和7层大楼的面粉公司，在前面不远处便是紫金山，山上国民党守军已经遭到解放军的炮火轰击，我们看的很清楚，国民党的飞机有时也来锦州市上空投炸弹。有一次我和父亲正在走着，忽听飞机投下炸弹的声音，我赶紧躲在煤箱子和屋窗户之间的小空地之间，而父亲正往回跑，我看着炸弹正在父亲头上空快速的向下落，我非常担心。炸弹爆炸了，万幸离父亲较远，我和父亲都安然无事。
解放军的炮火很猛烈，有一次一发炮弹从我们后院的房山头上打入爆炸后，从前窗户飞出弹片把一个正坐在家里防空洞口的学生击伤。在解放锦州的过程中，我们全家也算都身临其境了，开始时炮火的不断攻击，在最激烈的时候，几乎整个夜间都在听机枪声响，从远至近听得很清楚。我们一家人和附近的工人们都在屋子里的地板下躲藏着，铁路住宅区的房屋都是日本式的样子，地板下约一米多深的空间，所以可以当防空洞使用。这时来了10多个国民党的士兵，挤着往地板下躲藏。时间不长就听见所有枪声从房子周边向城里退去，枪声越来越远，突然从外面冲进解放军战士，对着地板下喊话“快出来！不出来开枪啦！”先是国民党的兵全部出去，后是我们这些铁路工人家属小孩等。全部人员都被带到“连部”，其实就在房山头，有几位解放军的干部，都是身穿单衣，战士们身披一个毯子，看样子他们都很冷，当时那位连长没有多说，只说把国民党兵带走，工人和家属都回去！这时听到远处城里仍有稀疏的枪声，我们这样就解放了。
因为没有了收入，我们又离开了锦州，投靠宁河姥家，又去北京铁路局找工作，因从东北回来的失业工人太多一时无法安置，当即给部分救济小米，回芦台镇待命。经我大姨的女儿杨友兰帮助，暂住南街98号老阎家院内的两间厢房，因人口多，又没有正式工作，两个哥哥和我就去北京自谋生活。开始投靠原北京列车段杨巨才列车长，原我二哥的同志好朋友，暂住其家并在其家门口摆地摊卖面。由于没有经验也不挣钱，又不是长久之计，后北京市各学校招收学员，开始我和大哥都报考了“华北大学”，二哥报考了“西北财经学院”，二哥不久便随校迁往西安了，我和大哥在家等候开学。
回忆报考“华北大学”时，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入考场之前，在包钢笔水瓶废报纸上，无意中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12个国家名字”，我当时想如果考这道题就好了，我就在地上画此题，结果真的有此考题，就这样我全部答对，发榜时，我很高兴找到了我的名字。否则我这小学文化程度，并对政治性质的考题一无所知是很难考上的。
参军南下
1949年6月2日，我和同学刘金印在北京北新桥大街十二条胡同，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被分配到三分团五大队一中队，大约是三排一班。参军后第二天就发新军装，从外衣、帽子、衬衣，到内衣、袜子、鞋、褂包、水壶、碗、牙具和军用被子、线毯等，全部都是新的，脱下来的衣物由父亲带回家了，并发给了革命干部家属待遇的参军证明书。每个中队大约有200人，5个中队为一个大队，5个大队为一个分团，以一个分团在一起上大课，由部队首长讲课，除阶级教育外，并系统讲解“唯物史观”，首长讲课时没有讲稿。每次大课的时间都是下午四五点钟开始，一直讲到半夜。除部队首长讲课之外，还听了朱总司令、茅盾同志专题介绍苏联情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有一位女同志说肚子痛，听说毛主席来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惊喜，会场成了欢呼声的海洋，肚子疼的女同志后来回忆说，见到毛主席当即就忘记了疼痛，可惜的是当时毛主席讲了四句诗，我没有记下来。由于学习感到非常新鲜，而且获得了新的道理，从内心里迸发出一股力量，一股使不完的干劲。从6月2日参加南下工作团，7月便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8月1日南下时，我被选为运输小组长，到开封市后被评为了模范团员，得了一本叫《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一个月后开始进部队（因部队正在南下，有的说已入川作战，并没有固定的地点），到湖南长沙市后我就被分配到13兵团后，于1949年10月分配到47军政治部干部大队。
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曾两次走洞庭湖水路，在解放初期的洞庭湖敌情、匪情仍很复杂。第一次是1949年10月，我们从长沙市经洞庭湖去常德市，坐的是由小火轮拖带3节的大木船，我们坐在大木船里，小火轮船上有护送部队战士的1个班。当船已进入洞庭湖水域时，感觉岸两边的土地便很快向两边散去，水面之大已看不到对岸了，据说有800里，水全是黄色。船行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忽然前面有人大喊“有人掉水啦，快救人呀！”这时有两个男同志跳入湖中，追赶落水的人，水流很急，紧接着又有1名同志跳入湖中增援，此时小火轮船掉转过头来，站成“7”字型注视着救人的同志，并立即派出小船紧追过去。这时的天色已经渐黑了，大家都非常着急，这时我们的船是逆水而行的，水流的速度很快，救人的小船回来了，但是落水的同志并没有救回来，大家要求就地救人。
正在这时，从黑暗处快速驶来起半帆的大木船，船头站了个人，身穿白色的裤子，腰中别一把手枪，双手叉腰，原来这是洞庭湖的水匪，以为我们是商船是来抢货的。近前时，他一见是解放军，想掉转船头跑，但是晚了，此时小火轮的冲锋枪已响起了。小火轮的战士把手电筒集中到水匪的船上，水匪们不敢怠慢，慢慢的靠近小火轮，缴枪投降了。共有3条匪船，把他们的枪支全部收后，把匪首押上了船。由于此处情况复杂，天又大黑了，此时已无法救人了，只好又出发了。
时隔不久，因部队未找到，仍需再走洞庭湖回长沙市。这一次为了赶时间，我们坐的是小火轮，当时正是起风时，据说船长要求改日行船，等天气好转时再走，但部队首长着急，要求立即起航。结果小火轮进入湖内时，水面的风浪成小山脉形状向前推进，小火轮开始摇摆，船长告诉二层楼上的人全部下到甲板层底，层底是轮机室，并装有部队的粮食等物资。我当时坐在船帮大门口，有个大木栏杆挡着我，我坐在背包上，面对湖水。当最危险时，船长从底舱上来对大家说，如果船进水大家一定不要乱动，我回头看一下船后面的墙上挂着的小布人，在左右不停地摇摆，像荡秋千一样。这时突然一个浪头打过来，我的衣服背包全都湿了，我也不敢乱动。船内这时已经有不少同志开始呕吐了，船长开始从底舱向上舀水，说是机器失去动力，只能听天由命的自由漂流了。湖中的大浪一排排，小船是切着大浪前进的，而每排大浪比船的速度快多了，此时船不能掉头，否则一排浪扑上来就有翻船的危险。天色大黑时，小船停靠在一个小岛上，大家都下船休息了，等待风平浪静后的重新起航，我们回到了长沙，召开追悼落水同志的大会。
湘西剿匪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大典时，我们已进入湘西沅陵县高工学校内的47军军部干部大队，配合当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征粮等活动，以及对土匪和群众骨干进行阶级教育。军部文工团当时抽调了我们几个同志参加演出“为谁打天下”的大型话剧，我被指派演反面角色“猴三”，另两位同志演恶霸地主和打手，经过这次演出活动，我学习了不少新知识，得到了锻炼，这为以后下连队做文化教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139师417团二营四连任文化教员，连队当时在麻阳县高村镇驻防。为了深入深山剿匪，我跟随三排进入山里追剿土匪，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土匪出入，我们就立即出发。但是土匪相当狡猾，一听到有解放军的消息，就把枪刀一扔，马上变成老百姓，就是当面看到了也认不出来。为了抓住时机，一次在夜间，我们接到了消息后立即全排出发，我跟在部队的后面，也扛了一支大枪“七九式”。夜间的山间小路很难走，又没有灯，南方山里又多阴雨天，我一时误认水田的亮处是路，一脚下去连人带枪掉入了水田里，为了不掉队赶快爬上来跟上部队。结果发现山坡下有土匪在房里开着灯，为了不被土匪哨兵发现，我们悄悄前进，靠近后，全排3个班，其中1个机枪班，两挺轻机枪、几支冲锋枪和步枪全部打响，土匪当即乱作一团，灯也灭了，四处逃散。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土匪家属等群众关心的一些政策，白天利用小镇赶集（当地叫赶场），我和几个战士利用当地的古戏台演出小节目，把我在文工团学到的歌曲和话剧片段演给群众，边演边宣传和讲解对土匪投降后的优待，解除土匪和家属的顾虑。除此我还负责伙食管理工作，每天到老乡家里买菜等，改善伙食。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天又黑我又迷路了，找不回驻地了，好在当地的山沟里溪水的水流声很大，我就顺着水声走到了一处水房，在水房中过了半夜，天蒙蒙亮时上路赶回了驻地，同志们正着急，以为我出了意外。
1950年12月，我被调到了团政治部青年股任见习干事，当时团部在凤凰县。我下连队到一营机炮连工作时，他们的驻地叫“鸭拉营”，指导员姓田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学会用战刀砍头的方式来处决判死刑的匪首，说这样既节省了子弹又有震慑力。一次在当地公开宣判的大会上，判处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死刑，群众当场哭诉匪首的罪行后，匪首被立即执行死刑。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我不能错过。会场由田指导员自己布置，在一个小山头上，大会的主席台前面广场分为两半，左一半是人民群众，右一边全是空地就是行刑的地方，由连队战士把守。当会场宣布执行时，由战士押着匪首从台上下来，走过空地在场边沿着有些坡度的地方，两名战士动作利索的将匪首按跪在地上，当时我都有些紧张了。通讯员把战刀给田指导员，现场一片肃静，全部人的眼睛都盯着田指导员的刀，突然田指导员问匪首：“你想一刀死还是两刀死”，我当时就一惊，这时的匪首已经无力回答，田指导员突然手起向下一刀，只见匪首头一抬就听“刷”的一声，匪首的身体向前一窜，一腔鲜血喷出，向山坡下方，人头顺着山坡直滚下去，我正看的发呆，田指导员此时早已经走远了。
回到连部我问他砍人有什么要领，他说：“我已经砍过了三十多人了，其中的问题很多，今天的匪首已抬不起头了，所以我用刀背先将他拍一下，当他一惊脖子一挺，我看准了一刀下去，当刀尖到脖子时，我就不看了。至于法场及家属或者本人都有可能出现复杂的情况，都要事先做好安排，以防不测。”
另一次在凤凰县城的中央广场，公判姓何的大匪首被处决时，因轻敌，又没有叫田指导员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来执行任务，结果出现了匪首不跪反而在临行刑时顽固反抗，而担任执刀的警卫班长年轻气盛，只凭一时之勇，非要担任此任务，造成法场丢刀的错误，影响极坏。
此外，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这里的群众很勇敢，一个危害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金钱豹，被3个当地的狩猎老乡发现，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其打死，其中一名老乡为此身负重伤，事先3位英雄就决定，这是为民除害，也是一场生死决斗，只要打起来谁也不能跑，共同与其斗争到底。结果负重伤的老乡死抱住金钱豹不放，另两位老乡一起上前，用土枪、砍刀，最终将其杀死并把它挂在房檐上，身体呈直线下垂，豹子的尾巴还能在地上打个圈，可见豹子的体形之大。我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我想豹子身上找些纪念品，结果豹子的4个爪子都被别人挖去了，我最后挖了一个小指的爪尖，把它洗干净，穿个线做佩件戴在身上，一直带到抗美援朝，用它当复写笔非常好用，也可以刻钢板，可惜的是，最后连同我的整个行李和挎包及珍贵照片资料等，都被美国的汽油弹给烧毁了。
入朝作战
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这支部队3天内全部赶到长沙市，准备入朝作战。这是个突然的军事行动，因为部队剿匪非常分散，以班排为单位进入了深山老林，全部是山间小路，而且在押的部分土匪也要处理，当地人民群众还有很多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都非常紧急的。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动员所有的车辆全部运送部队，我们终于按时赶到长沙，当即全部乘坐铁闷罐列车，日夜兼程，直到安东市（现在叫丹东市）。在此把物品集中保管，每个人都要轻装上阵，并听取了前方部队的经验介绍。正在选址过江准备，突然美国鬼子的飞机像乌鸦一样轰炸了安东，这就暴露了侵略者的野心，有些从湘西刚入伍的战士当时就不知所措了，我因为在锦州解放过程中经受过飞机的轰炸，所以并不害怕。
在一天晚上，我们开始过江，天上没有月亮，很黑。我们在一处江面较窄，又是落潮时段，所以水浅处也只没脚面，每个人背简易的行李，米袋子一条、一把军用铁锹、一个水壶、两只手榴弹、一把手枪、一个脸盆、一包咸菜头、两双大号鞋，全部的重量大约60余斤。过江时很安静大家都无言，我们的水壶边上印有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的字全部都擦掉了，我们的胸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样我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渡过了鸭绿江。
在修机场的日子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到地里挖野生的小头蒜，蘸咸盐，加之睡的是猫耳洞，比较潮湿，所以我得了痢疾和肋膜炎，去团部的卫生队治疗。卫生队住在一个小山沟里，两边是小山坡，有几所房子，紧靠有大栗子树林的一侧很难被敌机发现。我们4个病号住在一个小茅草屋里，白天不敢出来，在屋内睡觉，下午约5点钟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马车班的同志为了早点套车，早点赶路，不料被敌机发现，因为套车的位置正面对着山沟口，阳光西照时目标十分明亮，敌机直冲向马车冲去。因为当时我方没有制空权，也没有防空武器，所以在1952年以前，敌机疯狂到可以低空侦察和射击，而且4架为一个小队，当第一架在射击时，第二架在旁观察是否击中目标，或是否还有新的目标出现，随之形成轮番射击和轰炸。我当时正出小屋，向大栗子树林走着，忽然在侧后方一股红光一闪，猛然回头看时，是敌机紧擦着山头飞过来，是“F80”油挑子，超音速飞机。飞机先过来，声音在后面过来，并同时投下凝固汽油弹，是个大火球，带有惯性掉在地上火星四射。我立即快跑在一棵大栗子树桩后面，一股火热的气浪从我耳边冲过，大树桩正好挡住我全身，刹时所有的茅草屋全部烧着了，我头上的大栗子树也烧的“啪啪”作响。我们住的小茅草屋也烧着了，我大喊战友们快出来，这时我的战友们和护士们全都往山上跑，敌机发现有人在跑，更是疯狂的射击和轰炸。我的战友在小草房睡觉被惊醒，跳出窗户时正好一个燃烧着的小草球从房上滚下来，掉在脖子后边，当时大部分病号的头发都很长，头发当即着火，双手一抓，双手也着火，双手向大腿一抹时，大腿上的裤子也烧着了，因为敌机投掷的燃烧弹，结果全身都是火。最后想起在地上打滚，但是深秋的玉米地没有多少土，结果烧成了重伤，因为当时的着装是苏式的列宁服，是紧袖套头军装，烧的只剩下两个袖口。上衣口袋有个从国内买的小方唐瓷画面铁盒也烧成铁锈色，里面装有的朝鲜钱也烧得只剩几个角了，钢笔只剩下铁褂子。他后来被卫生员救起，这时天也大黑了，我们都集中在一起乘大马车送往师部卫生队。
病好后出院，我去找部队，那天天气晴朗，北朝鲜的山山水水是很秀美的，可以说是青山绿水，我一个人心情很好，情不自禁放声唱歌，全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是个爱唱歌的人。两边小山坡绿草一片，山沟中小河水清澈见底，有时需要涉水过河，我便脱鞋过河，水最深到大腿处。
右边是大公路，左边是条河，越过两个小山头便是团部所在地“梨木洞”。是走大路还是要过河，正拿不定主意时，对岸走过来一个人，近前一看原来是四连的文书。他急忙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走大路，因为前面有座大桥对面就是美国鬼子，我于是涉水过河翻过两座小山头到了团部政治处驻地。这也是个小山沟，两面山坡上有四五个防空洞，我先到组织股找王股长报到，他给我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说政治处的同志分成两个政工组。一个是前线政工组，一个是后勤政工组，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到前线政工组吧，组长很高兴，当即就派我到前沿搞慰问，先去侦察排了解慰问他们战斗失利而受损失的情况。我只带了几壶水和半袋烟丝，到侦察排后，排长进行了介绍，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白天我们看好目标要八班长把白色的米袋子挂在一棵小树上，到了晚上全排同志在侦察科长和排长的指挥下，全员出动，侦察排的老战士都是英勇善战很有经验的能手，都是从部队抽调出来的优秀指挥员，连长到侦察排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如果有需要抓一个“活舌头”（当地俘虏的意思）战士们都不费劲很快就能完成任务。谁知到了晚上，到山脚下却看不到米袋子，不知什么原因，这时开始向山上摸，不料遇到第一道蛇腹型铁丝网，这是没想到的情况，原来到了敌人设防的阵地了。因为志愿军没有飞机、大炮、坦克，只能靠夜战、近战来消灭敌人，而敌人的致命弱点就是怕夜战、近战，所以夜间作战是我们取胜的法宝。当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铁丝网越过时，铁丝网上都挂有罐头盒一时不慎碰到铁盒响，敌人的暗堡就在铁丝网附近，结果轻重机枪、照明弹同时齐发，侦察排的战士被强大的火力压制的抬不起头，人员有了伤亡，经过巧妙的配合撤出了战斗。敌人害怕志愿军的夜战、近战，共设有9道铁丝网，同志们的情绪低落，因为牺牲的每一位侦察员都是非常大的损失。
打守备战
一次，王股长派我慰问配合我们打反击的野炮部队，我带了介绍信，来到了一条大山沟，山势高大而森林茂密，外面根本看不出有火炮的痕迹，当我钻进林中，看到里面竟然修的很漂亮，有栏杆的小楼梯相互联通，战斗指挥室、各火炮阵地都很漂亮整洁。连长介绍说，全连共有4个排，一排是指挥，二三排是火炮排共有4门大火炮，四排是后勤供给排。这火炮是半自动的，我看到火炮后面串两根花杆，炮长瞄准就看后面的花杆。指挥所是在高山上，可以直接观察到敌方的阵地、公路等情况，通过电话给火炮连下达具体任务。一次接到前方指挥所的命令速射“50”（即50发炮弹）并告知方位距离，每门炮有4名装弹手，快速装弹，炮长一面看镜子、一面只管用右小臂靠压铁板即发射，射击后自动退弹壳，4门火炮快速发射如同轻机枪一样的射击。前方指挥所发来电话，说这次打的好，敌人约60多辆军车全部命中。二次命令再速射“40”，这时炮管早已通红，战士们都光着膀子，有的战士说把炮管擦一下，拿大刷子蘸上油布刚伸到炮管口便起火了，就这样又接着打炮，这些对于我来说听所未闻，见所未见，记忆深刻。但是我们的炮也遭到了敌炮兵的打击，连长说敌人用侦察飞机来指挥重炮群向我炮兵射击，一次敌24榴的一发炮弹炸毁了我们的一门炮，损失很大。
我们三四个同志住在一个小防空洞内，小洞的门口和王股长的小洞修了一个小平台，每天大家分头下连队，晚上回来都在小平台上聊闲天。一天我到三连阵地去，看到战士在坑道内玩扑克，每张牌都没了四角成了圆形，而且很厚都粘手，可见面对生死战斗，战士们是很乐观的。因为白天不能出来都是晚上出来行动，吃饭时把锅拿到战壕沿上，因战壕内太窄，我一纵身跳到壕沿上，刚盛半碗饭，我暴露了目标，敌人的炮火就响了，我一听不好，炮弹好像就在我身边，我来不及跑进坑道里，炮弹就响了，大概能有七八发，声音非常响，我当即就蹲在壕沿上，饭锅也翻了，我手中的半碗饭也全是黑土，炸弹一停我立即跳下沟内钻进洞，这又逃过了一劫。
47天的守备战，我们常在外面跑的同志也基本掌握了敌人打炮的规律，而飞机则随时都来，我们都单人行动，目标小，飞机不易发现。前沿阵地到团部以及整个山沟通道，全是敌人炮火封锁的目标，天亮时打炮约半个小时，两个小时后又打炮，晚上睡前又打一次。有一次我们去背高粱米，用的是战士的雨布（雨布呈四方形，一个角有抽带，可以做帽子，两个角当衣袖），我们把雨布卷成一个圆筒，把两头扎紧就是一个大袋子。我们通过很长的山沟，都要快速通过，这个大山沟就是敌人封锁的目标，由于我们背的米袋子实在太重，实在跑不动，就豁出来把米袋子一抛，躺在地上，听天由命，命大就活，命短就死，大家休息一下就又马上爬起，“快跑！”一声喊，又都扛起米袋子跑起来，刚到阵地敌人就打炮了。
一天上午因肚子不好受，我就跑去沟底小伙房去喝米汤。小伙房是一间很小的草房，有3名炊事员正在做饭，我双手端着铁缸子，心感觉很舒服，不料被敌机发现了，4架敌机直冲小房边扫射、边轰炸，炊事员的防空洞就在跟前但很小，炊事员们都钻进去小洞已经满了，我只好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蹲着。当第一架飞机飞过去时，我趁机快速的跑向我的防空洞，刚进洞回头向外看时，向我射击的枪弹像海碗大的白星星“嗖嗖”地射向地面，当时土地上有冻，枪弹落地后，把地上的冻土炸成土块飞向我的洞口，这次很危险，回头找我的铁缸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还有一次，我在师部教导队上山伐木头，正拉木头从山坡上下来，忽然发现敌机向我冲来，并开着机关炮，白星星直向我射来，我赶紧仰面躺在山坡上，结果白星星从我头上飞过，飞向山坡另一侧，一阵扫射轰炸过后，有人来通知我们要准备木板和绳子，队长带着我们约20人赶着大车到山背后，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原来师部礼堂正在开会，大约有100多名部队骨干，还有师部首长等，结果因为礼堂小门口也有人，当飞机侦察时和试探射击时门口的同志坐不住了，开始躲藏被敌机看见，轮番轰炸扫射，同志们都四下疏散，有的同志往山沟上方跑，结果全部牺牲；有的向山沟下方跑，都未受伤。冬天雪地里被炸的同志身体血肉和土块冻在一起，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像大泥块，有的四肢不全，惨不忍睹，我们大家忍痛将烈士遗体装上大车运走。
守备战完成任务，明天就要由解放军第一军接替我们，就在今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发生了意外。王股长在前，第二名是干事李同志，第三名是组织干事徐峰同志，第四名是政治处技术书记张同志，从对面组织股小洞经山沟底，向对面山坡小洞走来。正在此时敌人突然打来10多发炮弹，就在我们跟前爆炸，王股长上山坡已进洞，第二名经小平台进洞口内，没转弯，第三名刚走过平台还未进洞，第四名见势不好，没上小平台，顺势就向下躲起来。我们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来到小平台上聊天，爆炸声响之大感觉小洞就要震塌了，每响一次我就把头抱住向洞里躲一次，最后一次响，一股风卷着土和树叶子冲进我们的小洞。打炮停了，我们出洞一看，人们大吃一惊，徐峰同志仰面躺在小平台上，头部被炸去后脑、脸面很白而小，脑浆和血肉、棉服棉花被风吹落在刚进洞没拐弯的李干事背上，也挂在小树枝上。我们赶紧从洞拿出草袋子给盖上，徐峰同志是内勤并不经常外出，平时打饭打菜都是找我们跑外的同志干，因为距离虽不远也要跑步去干，同志们都非常伤感，第二天早上我们大家顺着山沟离开了阵地。
47天的守备战，我们部队出了一名小英雄叫陈啟尧，是在湘西招来的17岁新兵。在三连倒“丁”字型阵地上，他所在的排是面向敌人的“丁”字尖上，连阵地在身后，“丁”字尖下面是环形公路，是敌人的必经之路，机械化美国鬼子的部队是离不开公路的，所以敌人反复三面进攻，想要夺回卡在他们脖子上的这条要道，但始终不得逞。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大炮轰击、坦克炮直射火力准备结束，美国鬼子像羊群般的三面进攻。战斗非常残酷，最激烈时，全排只剩下排长和小战士陈啟尧两个人，排长双腿已炸断，告诉他，不要怕，敌人打炮时你就准备手榴弹，三五个捆在一起，待敌人冲锋时你三面打（阵地上就弹药多，粮食多，就是缺水），就这样他一个人打退敌人13次冲锋，团指挥所早就没有三连的消息，电话线已断，通讯员已牺牲，团长以为三连阵地已经失守，但仔细看时发现敌人冲上来又退下去（团长几天没睡觉只是吸烟），就断定阵地上还有人，就催促援军快速上来，实际上援军都在跑步前进，最后小战士也筋疲力尽，排长已牺牲，援军赶到后把小战士抬下阵地。这个小战士机智勇敢地守住了阵地，荣立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两次参加国庆代表团，由师长政委给他戴花扶上马迎送去京。1953年4月8日我被调团部任“敌军工作员”工作，同年9月在大城里晋级。
重磅炸弹
在一次宿营中，住进了一个小山村，村头外侧则是一条大公路，快天亮时一辆汽车从山坡经过时，被敌机发现，当即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我从睡梦中被震得从地上弹起约半尺多高，房顶的土落下来很多，小草房几乎要被震散架子了，我的怀表挂在门框子上被抛到院子中央，门上的窗户纸被震得像刮掉一样。天亮后我们出去看时发现，炸弹正投在小山头正中央偏外侧一点，小山头外侧山头被炸去一半，大土块有房子大小的遗迹抛到稻田地很远，田里的稻草垛被冲平了，山内侧整个村庄也落下很多土块，大家都说这个飞机驾驶员应当给予表扬，若稍向内侧投弹，则小山村将不复存在，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般炸弹，有人说这是重磅炸弹。
一次部队要执行9天行军任务，其中两天是爬山路然后是大公路。这时，从国内送来两台自行车，一台是黑色的，一台是红色的，非常漂亮，司令部一台，没有人敢要，政治处这台被我留下了。爬山时我扛着，第二天组织股霍股长看我太费劲就叫我把车子放在他的马背上，两天爬山任结束后，我的自行车可得势了，上大公路的两天任务，我用了不到一天就完成了。最后叫我带领团部收容队两个翻译和一个战斗小组3名战士，在大部队的后面，收容有病掉队的人员。我们由翻译同志到老乡家租用大黄牛和车，中秋节我们来到“温井”地界，我们到兵站领来2斤1个的猪肉罐头和1小袋大米，吃的很好。
在行军中，我曾在下山时不慎车子碰在石头上，我被摔下来，山坡下全是沙石路，半个身子都摔破，车子的前叉已断，我处的地势非常险要，前面就是断崖，下面有三四丈深的悬崖，下面便是大河，如果再摔向前面10米远，我可能要更危险了。车子的前叉虽已断，但我用工具上下夹紧螺丝，并用手握紧也可以骑。在一个院内住下，院内并设有哨兵，但第二天车子却不见了。原来，院子大门口虽然有哨兵，但朝鲜房子的小厨房都有后门直通山坡树林子，而且当地敌情也很复杂，白天晚上都有特务打信号枪，找不到车子，我最后写了检讨书。在温井的破屋子里还是可以洗温泉的，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温泉水的滋味，水是滚热的，热气很大，洗后很爽。
保卫谈判
保卫板门店和平谈判，时间大约1年之久。敌人狡猾野蛮之嘴脸暴露无遗，打不过就来谈判，背后谋划更大的战役，再打不过再来谈判。第一次谈判关于划军事分界线问题，我们是提出要以现在双方接触的地方为准，双方各后撤5公里，但蛮横无理的美国方面却提出要以鸭绿江为准，要志愿军全部从三八线撤回去，并提出志愿军作战不正规，他们的火炮还未打就成了俘虏，应当照他们的要求双方摆开阵式重打。我们有毛主席和彭德怀元帅的英明领导，早已识破敌人假谈真打的阴谋，为配合谈判不但打退敌人大小的进攻，必要时我们要趁其进攻之机会，主动反击夺回阵地以外的地方。美国代表非常傲慢自大，来谈判时，有的一个人开一辆车，直升机也多，带大墨镜，挂个照相机，有的女的披头散发。而我们还要在机场到谈判点四五里的路段上，为他们做警卫，防止破坏分子在这中间闹事，把责任推到我方，好在世界方面大造舆论。由于我方战斗不断加强，防线坚如磐石，军事分界线从鸭绿江到清川江、大同江，直到上甘岭一战打赢了他们精心策划的6万官兵的大战役，美国佬这才口服心不服的低下头，在停战协议书上签了字。
停战终于实现了，部队开始休整。我们的战士用大汽油桶烧水，开始洗澡。我们的脸是黑的，眼珠是红的，牙是白的，头上揭下帽子头发垂到下巴，棉衣、裤子白天不离身，晚上是被子，里面的虱子多得用笤帚扫。但是我们仗打得好，部队可以派车去祖国买好吃的，烟、酒以及日用品，我托回国的同志买了一床缎子被面，由朝鲜老乡给做上，回国时用它换了一照相机，一路上留下珍贵的影像。47天守备战中，因吃青菜很少，大部分同志都得了雀盲眼，晚上上厕所，由眼睛好的同志在前面拉着几个一起走，由于人员太多药品一时供应不上，就煮松枝水来缓解病情。在和平谈判中关于交换战俘中，更是让同志们看清敌人残忍至极，毫无人道可言。我方交还美军的战俘个个满面红光，身强体壮，穿着志愿军的棉服、棉鞋，还背着他们并不适用的大破皮鞋，正像他们刚当俘虏下阵地时，问他们你们到朝鲜干什么来的，他们说是来当警察的，不是来打仗的，有的还拉着狗，满脚打泡走不了道，我方给他们吃的是大米白面。再看我们的同志在敌人战俘营里受尽灾难性折磨，他们光着身子只穿一条短裤，骨瘦如柴，有的用担架抬着，有的成了瞎子，有的拄着双拐，真的惨不忍睹，敌人就这样野兽般地对待我们的同志，没了人性。所以我们说，敌人不管武器有多先进，也绝不会打赢的。
朝鲜战争敌人的武器装备不知高我们多少倍，为什么就打不过“土八路”呢？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他们的士兵根本不愿意打仗，不知道打仗为什么？更不愿意为他们当官的卖命，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志愿军的传单“缴枪不杀的承诺书”一当俘虏马上拿出传单。他们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探照灯整夜从南朝鲜向北照射，唯恐飞机晕头转向。前沿阵地出现过他们榴弹炮打自己飞机的战场奇闻，就是他们的大炮太多了，飞机也太多了。
我们部队有专打守备的战斗经验，拿下阵地后又来到西海岸，一方面整休，并防备敌人再次登陆，一方面开展学文化，开展扫盲学习，齐建华速成识字法，每人一个小本子，利用老式的拼音符号，先学拼音然后再识字，正好我小时候学的老式拼音符号都没忘，结果营教导员就给了任务，叫我到各连队教文化，有时一个月走一个连队，全团各营都去过。
抗美援朝3年多，突然营教导员叫我，问我多长时间没给家里去信了，我当时一愣，才想起很长时间未写信了。你看看吧，教导员说着当即就交给我一大堆信封，有中央政府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及军、师、团、各级政治部的信件，仔细看时才知道，是老父亲自打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在打听我的情况。但是部队一入朝番号全都改变了，找不到我的下落，就多次到当地宁河县的民政局打听，县民政局怎么能知道部队下落呢，所以只能安慰一下。3年之中，老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下了很大的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信，这下给领导找了麻烦，周总理当即指示给志愿军司令部去信查询，并责成单位对本人进行教育，及时给家里去信。就这样“志司”给军，军写给师，师写给团，团给营部，各级信件一大堆，都对我进行教育，并对我家里给予不定期的救济补助。我未写信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兄弟多，我16岁出来当兵，就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当时参军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个月只发5角钱零用，家里由两个哥工资维持生活，直到1955年实行薪金制，每月工资72元，我才开始给家里寄钱，政府和部队领导对我家里的救济补助使我非常感激，并保留了信件，留作纪念。
在西海岸艾山江旁一个小村庄，小山坡上建了个大礼堂，每天早饭后，一营机炮连战士们都带小本子和小板凳、纸笔来此学习，战士们的热情很高。一天刚上课，我一上讲台不料只听脚下咔嚓一声，一个大竹刺穿破鞋底扎进脚心，鲜血直流，但我还是坚持教学。当地朝鲜的老大爷、大娘见我走路不便非常心痛，虽然老人说中国话比较差，用手比划互相交流，但我可以通过文字了解对方意图，心里感到很温暖。还有的老人从海边抓到有手掌大小的海贝肉，很新鲜，还有酱油调料，送到我的床前说“麻西一搜麼古啦”，指着这东西的意思就是好吃，快吃吧，我非常感激，但这种生吃海鲜我不习惯，就委婉谢绝了。
3年多来，我看到朝鲜人民是个勇敢勤劳的民族，对待志愿军非常敬爱，他们又非常坚强。比如每个村庄几乎没有男性青壮年，全部都是妇女和老人，也有极个别的残疾人，开展民兵训练一律是青年女性，她们斗志高昂，而且她们中国话说的都很好，如果打听什么事可以和她们交流，她们甚至可以当翻译。我的业余爱好是唱歌，冬天一早我面向大海，背靠小山，练声半个至1个小时，这使我受益匪浅，为后来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
将士凯旋
抗美援朝的3年，是我最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也是我有生能赶上的抗击世界上最残暴敌人的一次伟大而神圣的战斗。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势力纠集了十几个帮凶国家的兵力，在我国刚刚解放，人力、财力、军力等各方面都需要很好休整生息的时候，发动的战争。美国侵略者满以为像在世界两次登陆作战都很顺利成功那样，利用他们军事装备的绝对优势，口出狂言要在3个月内打到鸭绿江，在顺安发现的一本日记里，记着两个美国高级特工喝了半瓶白兰地，剩下半瓶留到鸭绿江会师时再喝，猖狂至极。
事实上，当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绝大部分南朝鲜地方的时候，美国鬼子就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并以数十倍的海陆空兵力，向仁川港人民军只有一个“喀秋莎”步兵团的兵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最终因实力悬殊入侵得逞，趁北朝鲜兵力空虚，美国鬼子便以机械化部队以营为单位疯狂的向北推进，美国的飞机也轰炸我国的安东市（现在丹东市），北朝鲜即将沦陷，和我国要被入侵的可能，在这紧急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声号令，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老战士，一入朝的5次战役，就把美国鬼子及其帮凶打得头晕转向，丢盔弃甲，有的逃跑时司令部里文件还在燃烧，他们从未见过这些天兵天将，如此神勇。他们除了原子弹未使用以外，所有常规武器装备都搬出来了，最可耻的竟用老鼠、苍蝇的“细菌弹”和“毒气弹”，想阻挡中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但是我们一直打到汉江地区。3年中敌人换掉三个海陆空总司令，第一个叫麦克阿瑟，5次战役后打掉乌纱帽，第二个叫李奇威吹牛皮把北朝鲜翻个个儿，结果照样滚回去，第三个叫克拉克，费劲准备6万人马，上甘岭一战彻底失败，低头在和谈书上签字。
和平实现了，首批9个师回国，我们接到命令开始在北朝鲜距祖国不远的“南大寺”集中整训，因为按谈判要求归国部队，都要在指定的口岸接受联合国检查小组的检查，为了便于检查，部队要按编制整好队形，每个闷罐车厢都要配备两名车厢长，以备检查时向其报告，我被指定是车厢长，准备好报告词。朝鲜群众、学生组织了欢送，我的照相机派上了用场，留下来几张不太成功的照片。当列车到达了新义州口岸时，车厢长全部站在车门口，等待联合国小组的到来，不多时从前方走来8名各国的军官，有穿天蓝色军装帽子，是立边中间带有一个缨穗的，武装带和胸章，全都是金黄色。另二位是黄色军装，肩上有大牌子，有的用一个手指敬礼，他从我车厢走过时，只看了一眼，部队都是用同样呈四方形坐式抱枪，非常整齐规矩，但我们只是一走而过。不多时大家盼望已久的汽笛声终于响起了，火车就要过鸭绿江桥了，同志们心情都很激动，都瞪起眼睛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祖国的人民。当火车走到桥头时，早已听到锣鼓声欢呼声，桥头搭了彩色圆形花门，“向最可爱的人致敬”的大标语清楚可见，欢迎的人群，欢呼跳跃，我们在车上也欢呼拍手致意，大家心里别提多兴奋了。火车一路疾驰，同志们心里美滋滋的观赏着路上的风景，有说有笑高兴极了。
海防守备
抗美援朝胜利回来，我们的列车昼夜不停直到湖南衡阳市的部队终点站。部队住进了整齐的新盖的营房，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我被抽调专业学习射击原理以及操作技能，部队各种条令条例，队列训练等学科。南方天气热，操场上沙石较多，平时野外操练都是全身是汗，尤其是射击训练和射击预习动作，趴在地上时间很长，两个肘部尖和小腹，都磨得很疼，特别是小臂都出茧子了，但是只有这样，每个人的射击水平才有了显著的提高。回到部队除正常教学外，特别给战士解除多年未解之谜，即“90火箭筒”，炮弹非常大，为什么能一击中重型坦克炮塔12公分厚的钢板就能立即穿甲，难道这样大的弹体如同暖壶一样，大的炮弹全都钻进坦克炮塔吗？经过详细的讲解，即炮弹是特制的，弹体尖内部是个漏斗形的特别材料，它的熔点即可产生高温达3000多度，炼钢高温是1800℃，通过高温溶解坦克钢板，达到穿甲的原理，反坦克手雷也像暖壶一样大，就是这个道理，以及瞄准线为弹道和枪口水平面的关系等理论问题，都有新的认识；
1955年7月31日，经指导员高树球、谭咸开两位同志介绍，我光荣入党。1954年12月至1955年12月调营部帮助工作，协助参谋长审查各连队训练，同年参加全师授衔大会，并授予少尉军衔，整训后期参加全团在衡阳市举行的战术演习，全团按规划以平面直推进的方式，组织有层次的进攻，部队战士遇河涉水，遇山爬山，所以很辛苦疲劳，但部队经受了比较现代正规的训练。
同年成立海防守备师，我被调广东中山县珠海县南水小岛守备师五营任作训参谋。从广州市出发，沿珠江水域乘船先到中山县师部所在地，后被派至珠海县，南水小岛。初到广州地区，感到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没有尘土，交通发达，尤其是水系交通便利，可谓山清水秀。公路上公交车花花绿绿，水中小火轮更是好看，随处都是一幅画卷。这里没有三轮车，全部是单车（就是自行车），但是他们的车是加重型连人带行李，只一个单车全部搞定。骑车的师傅也非常潇洒，身穿拷绸上衣，头戴特有草帽（广东高顶草帽），脚穿木质拖鞋，带着墨镜，像玩一样在田间小路骑行，非常熟练的把你送到目的地。如果乘车从广州到中山县，要过9条河，从中山县乘船去小岛走水路别有一番情趣，河道纵横四通八达，当小船出河口接近大海时，一片蓝色海水宽阔而浩淼，小船显得的真像一片树叶，在大海中漂荡，顿时觉得走得慢下来了。
到了小岛码头，虽然地方不大但很热闹，小船靠岸显得船又大了许多，除了人员下船，船工和岸上的工人也开始卸货。小岛上有饭店、派出所，也有小市场。全岛有两座小山头，我围着岛走了一圈，山头并不高，四处观察岛屿很多，最近的为“三灶”大岛。小岛治安很好，我在山上丢的眼镜盒和线裤，第二天就在派出所失物招领的箱子内找回。我也曾在前山拱北住过，当时澳门和香港还未回归，澳门由葡萄牙黑鬼子占据，每天来往澳门的旅客很多，每天从祖国运往澳门的鸡鸭鱼肉是大批的，检查站中间有一道线，双方都有军人把守，葡方士兵总以为中国好欺负，每次都过线挑衅，自从解放军接管后了解到这种情况，趁此将炮兵军车全部布置在公路上，一旦时机一到，即解放澳门。结果葡鬼子又来冒犯，我军早有准备，当即将其打死在中心线我方一侧，他们伤亡不小。结果有特务把我军炮兵和解放军在岛的情况向其做了介绍，葡鬼子马上主动谈判，从此我们凡乘船外出，他们的船只也跟随监视，再也不敢犯境。
为了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我的文化知识，经考试被派入广西南宁市解放军第46速成中学学文化，两年半的学习，经军事院校老师讲解“防化武器的基本原理和防卫常识”，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等威力的产生和杀伤力，对部队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
进北大荒
1958年部队裁军，并以后勤文化教学等为重点，3个地方可以选择，海南岛国营橡胶园、广西睦南关橡胶园和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前两个未获批准，只批准东北。我们于1958年4月从南宁市坐铁闷罐经8天7夜，从身穿背心裤衩到山海关开始买线裤，到了四平市下车去洗脸，结果冰水刺骨。到了哈尔滨市省农业厅负责同志介绍说，东面虎林方向尚有两列车军官还未下车，你们往西嫩江方面“九三荣军农场”，大家说没有意见把火车头掉过来向西前进，过大庆地区时，铁路两侧有冰雪，南方的同志惊呼“看冰雪呀”，北方的同志司空见惯无所谓。
火车开到鹤山分厂，我们早已分好的各队名单。我第一个看到了拖拉机，心情非常激动，想要争当拖拉机手。我从南宁买了一辆自行车，和另外一位同志骑车直奔二队，爬过3座小山，看到了几栋房子，在操场上有些人正在敲锣打鼓欢迎，其中也看到了有妇女和家属，心想都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这球场上不是有不少女同志吗？心里很高兴。我从哈尔滨买的哈萨克羊皮帽，也很精神，我首先被接进屋里，我看他们也很新鲜，他们看我大概也是同感吧，互相热情交谈，时间不长大部分同志都到了。我们安排在一间宿舍，对面两铺大炕，门口是灶坑门，晚上开始烧炕，我的马褡子上面写着名字，两位女同志在门外念着我的名字，“陈桂韬”另一位解释说“姓陈，桂林生的，裤兜里掏出来的”，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我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解释。晚上二队书记卢长福召开欢迎晚会，一个普通3间房子的小礼堂，坐满了人，我坐在靠墙边的一个板凳头上，我的对面靠墙根儿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学生，她也上台唱歌。房子的前面就是个篮球场，水房和伙房食堂相连，远处就是家属房子，翻过小山便是三队和分厂部，还有小卖部。
我们正赶上春播，大忙的季节，同志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每顿饭吃好几个馒头两大碗菜，有的一双筷子串上8个的馒头，也能吃掉。而我只吃1个馒头，在南方得了风湿性腰腿痛病和胃病，久治不愈。这次跟同志们一起干活，两头不见太阳，出工早，收工吃，一天忙个不停。有七八个晒麦场，有的选种、有的下地播种，大地是大漫坡，没有村庄，一望无际，黑土地下过两场雨后，就像黑土之中可以挤出黑油来，非常的肥沃。长长的公路像一条白丝带漂浮在大地之上，各式的拖拉机远近不等的点缀着大地，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使我的心情特别舒畅，干劲十足。跟着大伙一起忙碌着，我的饭量有所增加，身体也渐好转。每晚我睡在炕头，炕头特别热，还有一处有个小洞都看到火苗了，我用铁板和木板放在下面，睡得很舒服。
到夏锄时节，我向人们学习怎样铲地、怎样走步、怎样间苗等，因为我出了学校就去当兵了，所以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夏天的北大荒，两三点钟就天亮了，晚上八九点钟才天黑，在地里干活很累。北大荒的气候也特别，即“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早晚温差很大。早上出工坐大马车到地里，以队长为“打头的”开始站垄，每人一垄，然后像急行军似的舞动锄头，你追我赶小跑一样，我被抛到大后边，快的同志有时就帮我一段，我累得满身是汗。上午4个小时就铲完两条垄，每条都看不到头，如果稍慢一些，一上午都铲不完。在地头上吃饭，每个人都是一双筷子串上几个馒头，两大碗菜，我也如此，一个馒头只几口就没了。北大荒的中午太阳也很热的，我喜欢晒太阳，吃完饭我把小棉袄脱下，把眼睛盖上，光着上身来个日光浴，每天如此。
很好看的女学生铲地动作很快，她都是和打头的一起并肩前进，我很羡慕，以后再铲地她又挑着水桶给大家送水，有时还光着脚不穿鞋，很能干。北大荒的文化生活很差，我们这些部队回来的人，来自各方，有的来自北京机关干部，有的来自广西军区文工团和军区篮球队的，还有的是军区教员等。这些人多才多艺，不顾疲劳，大家商量一拍即合，立即自动成立了文艺小队，自带手风琴、京胡、提琴等，我是好唱的，也有能作词作曲的，很快排出节目。总场部也组织了汇演，我和女同学合演小节目获得了奖励，她叫戴淑芳。由于我表现积极，党支部接纳我为支部委员。到了秋收大忙季节，“康拜因”大型联合收割机发挥了作用，在滚滚麦浪中间，来回抢收。汽车、拖车来回运送，穿梭在麦浪当中。家中的晒麦场早已辗压光滑，成堆的麦子晒干后装成麻袋，由汽车运到火车站，听说直送上海加工后销往各地。
这个阶段大家最怕下雨，否则大队的麦子受湿要发芽变质。黑龙江北大荒的黑土地生长的优质黄豆，长得有半人高，籽粒饱满，豆秆粗壮。在抢收黄豆的过程中，我把镰刀磨得飞快，快速割豆子，如同走步一样快，我当时穿了一双高腰雨靴，在比赛中我不甘落后但两手没劲了，镰刀没准不时就砍到腿上，亏有雨靴挡住，结果我得了第三名，奖励一副线手套，而我的雨靴立了大功，全是刀痕。
经过春播、夏锄、秋收全过程的实地锻炼，我的身体得到了难得的收获，体重由百斤增至136斤，所有的风湿疼痛全无。此外，另一个伟大的收获，就是相识了一位年轻美貌而相伴终生的爱人戴淑芳。我和戴淑芳的结合，是从劳动开始的，后来一起学歌、演节目。我也到他家探望，她父亲是老党员，又是商店书记，他只问我是否是党员，当听我说是时，便不多问了，全家都支持。我虽大她7岁之多，她也愿意，不少同去北大荒的战友都十分佩服我，因为半年之内能“抱得美人归”的唯我一人。但到了起结婚证时，出了笑话，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吃惊，诧异地打量着我俩，结果开了两张结婚证书，当时我也没细看，过了很长时间我打开证书一看，女方的那张上面写两个人的名字，男方我这张结婚证上却没有女方的名字，我俩看着奇怪的结婚证书，不禁哈哈大笑。
转战林业
1958年10月26日，我们24名转业干部，由我任队长，肖俊敏任政治指导员，带着全部档案来到哈尔滨林业管理局下属山河屯林业局人事教育科报到，此局和当地五常县同级。我向局里的潘科长作简单介绍，其中，我重点把范希辉等同志的特长介绍给潘科长，他的特长就是文体工作比较专业。还有几位是速成中学的老师，有文化程度，都分配作教师。范希辉分配作工会工作，其余都分至山里各林场作人事工作。
我被留在人事科，因为我说做过作训参谋工作，后就被分配作武装部工作。我和范希辉有过约定，谁也不要说对方的特长，结果他到工会组建业余宣传队，他把我推荐出来专门作独唱演员，说我是抒情男高音，给了我演出任务，除了唱还有别的小节目，每次局里开大会都有演出任务。每逢冬季下雪后，是木材生火的黄金季节，夏秋两季在山上采伐的木材，打完树枝按标准截成大小不等的原木堆成堆，冬天下大雪后，从山上往山下修成各式的冰雪槽滑道，借冰雪之力将木材顺冰道滑下，以及借农闲时牛、马、拖拉机从山上向山下运输，再由山下小火车专用线，运至林业局所在地储木场，大约全省编号为521场，这是国库经检验打尺盖铁印后，国家银行方可承认并付款，这样才算林业局完成任务，以供需时之用。进了521场的木材，即为国家财产，任何人无权动用，并有林业警察把守大门，闲人不可入内。由于山上的工人工作艰苦，且文化生活缺乏，所以我们都在冬季组织小分队深入深山去工作点，慰问一线的工人同志们。
一次，去东沟某林场慰问一个工人小组，由森林调查队的老同志带队前往。一路上雪深到腹部，又是上山小路，实际已经看不见路，全被雪覆盖着，都是蹚着雪前行，有个女同志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由调查队的老同志拉着她拖着走，走了约半天，到达一个在半山腰中的一个大棚，屋内用大汽油桶烧着大块木头，同志进屋后，从裤腿内倒出不少雪花，女同志穿的是皮鞋，脚后跟已磨破了，休息片刻，拿出乐器开始为工人们演出，工人们很受感动，演出完后大家又一起热情的聊天。
交通事故
一次去兄弟单位苇河林业局慰问演出，出发的头一天局党委任命我为指导员带领前往。当时我正在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我跟两位同事说了此事，告诉他们明天早上6点在局门前集合出发，两位同事不同意我前去，立即打电话给教育科长王子杰说，陈桂韬明天去不了，他手中有几个案件未结，王科长当时同意说，好。这次就不让他去了。结果第二天早上由一个革委会造反派头头领队，有一辆南京嘎斯货车拉着全队人员，当时有人问陈桂韬怎么没来，王科长说：“他今天不去了，你们走吧！”汽车准时发车，刚出本局地界，那个头头就让司机上后面，由他来开车，他很年轻，车上拉着宣传队员，大家情绪高涨，敲锣打鼓一路放歌一路欢笑。他将车开得很快，在接近尚志县地界大弯道时没有减速，结果造成震惊全国的交通事故，当即摔死两名同志，重伤6名，剩下的全部脑震荡。大约上午8点左右尚志县来电告知，全局上下忙作一团，特别是家属要求前去看望。局党委派车将轻伤者全部接回，重伤员暂住尚志县医院救治，死者接回开追悼会，我因临变化没去慰问演出，但是宣传队的部分同志知道我是要去的，不少同志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没有去，结果虚惊一场。有的还打趣我说，以为开你的追悼会呢，没想到你吉人自有天相啊！
这件交通事故使苇河林业局的同志们很受感动，他们雪片般的慰问信和礼品直接送到我们剧团的全体伤者。几位重伤者深受激励，一致要求排《智取威虎山》全剧，来回报苇河林业战线的同志的一片真情。我是指导员又未受伤，就开始了筹备物资和道具等。也许是在数的难逃，我在局工会办公室找服装时，不慎掉入地板空下面1米多深的坑里，把右腿摔伤了，但比起重伤者还是幸运的，所以每天要坚持到各单位要各种材料，比如舞台大幕要画大森林布景，要做李勇奇的小房子以及服装化妆品等。大家都分头忙个不停，乐队同志去北京购买乐器，经找人将一把高级特制的京胡买了回来，当时是给警备区制作的，价值1200元。
主要演员如主演杨子荣的秦运才同志伤势已基本康复，会同他人一起去哈尔滨市省京剧团找总导演曲凤祥，经了解他只培养几个县级剧团导演，指导有条件的县级剧团排练事务，其他人不接待。当时对演出样板戏的要求很严，全剧演出时间有严格规定，上下不得超过10分钟，然而我们林业局条件比较好，第一演员素质好有功底，第二林业局有钱，外号“林大头”，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加之态度诚恳，所以感动了曲导演，当即答应来我局亲自帮助排练全剧。经过紧张的准备，首先在本局给领导和广大职工汇报演出，结果很成功。
一般情况下，本单位的演出队在试演时是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度的，总会有少数演员不受欢迎，但是这次试演可以说没有听到不满意的。一切准备就绪，由局党委成员、局长金明同志带队，全团将近百人前往苇河林业局，该局热烈欢迎，早已搭好大台，我们紧张的投入化妆、装饰布景，一切就绪，只是野外演戏效果不如室内效果好。当时是冬天气候寒冷，后半截还飞起雪花。我们京胡大师年轻气盛，智取威虎山的曲调节奏是非常快的，全场两个小时，他脚下就一个火盆用来取暖。广场上人山人海，都被这场演出深深地吸引住了，无一人退场。演出后领导和同志们围着我们不愿离开。
金局长和该局领导商议怎样去山里各基层林场慰问演出，最后决定演选场或选段，因为基层场地条件较差演全场有些困难，结果只带乐器坐小火车到了林场，没想到小火车刚进场外，就看见红旗、标语、欢呼声响成一片，最使我们大家受感动的是全厂职工家属，特别是有年纪较大的老太太也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喊口号“欢迎英雄们来场演出”，特别提出演出全场《智取慰虎山》。这使金局长很为难，一方面场地小，另一方面觉得演员比较辛苦，每场都有两三个伤号再坚持。我们的同志觉得既然职工群众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就应克服困难满足他们的心愿，厂里的职工家属们更有意思，他们不知道领导的难处，且把我们围起来念毛主席语录，并说不演全场别想走出去。食堂也在外面杀猪，这使金局长骑虎难下，经我们商量还是演全场。通过调度将全部道具等物品速运来林场，安排开场，演出效果很好。
另一次去慰问吉林市哈道弯造纸厂演出，正赶上中央4号首长在该厂开现场会，我们便在场内礼堂开演，吉林省各县专业剧团演此节目很少，都是《沙家浜》较多，因为杨子荣的角色不好找，需是文武唱念全才才行。听说山河屯林业局来演这样的节目都有怀疑，结果从布景、道具、服装，开场之三通鼓一响，以及人物角色，特别是杨子荣以及武打小分队表现出众，打动了全场。连续演出3场后，我们问厂内工人师傅有何意见？他们说我们一场都没捞上看，全是各地的领导。事后各县专业人员要求在白天演出第五场“打虎上山”，这主要是专门看杨子荣的戏，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开场后我看前排观众每人手中都有一本书，是来按书本检验我们的，我们无所谓，因为是慰问演出，又不卖票，心理上没有压力，所以演得更好，很受欢迎，并要求多演几场，但因我局要召开党代会所以没有继续演出。
种地度荒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和爱人都在公安局集体食堂就餐，每顿饭要二两饭，两碗菜是土豆和白菜，当时关里老家父母亲在芦台镇，还有两个妹妹1个弟弟在天津上大学，家中粮食不够吃，父亲就来到了我处。我和爱人每次吃饭都以父亲为主，我爱人又要照顾我，所以每次都吃的很少，根本吃不饱，正好技术中学有个土豆窖着火，把表面的土豆都烧了，他们把被烧的土豆卖给职工，我买了一小篮，回来后洗干净用盐腌了一小缸，每次饿的时候就吃几个小土豆，我家人和我每月定量不到30斤，为把父亲照顾好，我和爱人就省吃或不吃。我爱人当时正是给小孩喂奶期间，由于吃不饱，每天去学校上课的路上和同事都走不动，在墙根处靠墙休息一阵，然后再走，我因吃了一周盐土豆，没好好吃饭，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眼睛黄、皮肤也黄，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结果住院治疗，可是医院又没有特效药，只喝中药汤，每天一大茶缸。
稍好些就出院在家休养，当时只想吃糖和鸡蛋，然而市场上什么都没有，凭医生诊断书，每月只给半斤白糖，我一顿就吃光了，只好花高价在黑市上用4元至7元钱1斤买回来，当时吃糖不觉得太甜，每次都能吃半罐（罐头瓶）我儿子出生时，当时在整个月子时间里，我爱人只吃了18个鸡蛋，我们有时上地里找白菜帮吃，在这中间父亲又拿了些粮票回芦台。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和爱人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宝宝打着伞，扛着镐到野外山坡上开荒种地，凭着在北大荒锻炼的基本知识，开了3小片荒地，种上黄豆，当时正在养病期间，全身没有力气，回来吃饭基本上是没有多少米粒的稀饭，就是水饱，肝病得了18个月才彻底痊愈。
秋后，三小片地共收获约一面袋黄豆，收获虽不多，但也缓解了缺粮之需。之后母亲在芦台去世，父亲带着两个妹妹都到我处，弟弟仍在天津大学上大学。后来我大哥因被打成右派，在芦台生活也很困难，也带着大嫂和3个孩子到我处。我处无住处，只好领着他们去山里，来到最近的一个林场“红星林场”，党支部书记姓苑，都是工作关系，当即说明来意，正好他场内有很多鸡舍都是空的，也可以住人。然后我借来工具帮他开了一小片荒地，因为我大哥从来就没干过农活，他的大儿子可以学着干些体力活，就这样直到平反，官复原职，由广西原单位来人将其接回。
维护安全
1958年大搞民兵训练，经局党委和五常县武装部双重领导和业务的具体指导下，全局驻地的较大单位，有储木场、森林铁路管理处、各中小学校职工人员较多而且集中，以此为重点开展了系列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训练。部队为了配合训练特派出37高炮连的一个排，由排长带队，经商量可以搞外膛枪射击训练。我制作了一个图，首先在学校老师中间开展训练，同时也进行兵器和射击训练，并组织实弹射击，提高了基层民兵的军事素质。以“521储木场”为单位组织爆破训练，并在局门前广场，由局领导及相关干部参加的总结汇报爆破表演，由约2两TNT炸药包爆破，是在场人员都感到其威力程度，经过训练普遍提高了对兵器的使用和威力以及军事常识的认识，反映很好。除此，还按要求做好征兵和复员安置工作，帮助哈尔滨市军分区搞好战备性后勤供应工作。
因工作需要，我被调至信访办公室，开始时就是我和姜玉玺主任两个人，他的工作能力、政治觉悟和文笔都很好，他的年龄比我大，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工作认真负责，在两年多的工作中我们接待了很多各种问题的来访者，其中特别是以老工人为多，有找福利待遇、退休、更有自动退场和开除的等等。他们多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离场，现在带着孩子老婆来访，在未结案前还要给安排食宿，并逐个深入基层查找出勤和工资表，并询问当事人，这样长住林业局等待结案的就有三四个。比如有一名被开除的工人带着3个孩子和老婆，经我和公安局、劳动工资科等联合调查组深入临场取证，结果基层单位领导有责任。最后结案由我带着他们一家到附近农业社落户在农村，由林业局出资购置生产生活必需品，使之安心落户。每个案件结案后都有书面报告材料上报管理局，个别的直报中央林业部信访办。
“文革”后期，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林场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我又到此办公室工作。我们深入林区对黑包工、私装汽车、偷伐林木、捕杀野生动物等进行治理。如抓到一个由江苏来的在林区捕杀母鹿，制作鹿胎膏，搜缴出成品鹿胎膏20多块，未制成的鹿胎一小桶，还有鹿皮、鹿角等，还将一个朝鲜人私装柴油机及所得没收。查到一黑包工头，临时招盲流人员承包工程，工程上一半时，携工程款逃走，我们抽调多人遣返工程人员。我们林区是长白山支脉，厂内野生动植物繁多，吸引各地来此谋生，尤其是山东贫困地区的农民，有时一个村的农民来此采摘山货卖钱致富。除了有组织搬迁的移民外对“盲流”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陆续返乡，使林区治安逐渐走向正规。
在林业局的10多年，我从武装部、信访办、商业科、供应科、公安局、营林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及业余剧团，几乎涉足了工农商学兵各个领域，由于各个部门业务性质不同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比如父亲去世我正在营林处，仓库内给一老同志准备的寿材一口，经领导同意及时给我父亲用了，并且全处的同志全员出动帮助我处理了丧事，我至今仍感激他们。又如我在公安局工作时，母亲在芦台去世，公安局的干警全体出动，到储木场装了锯了斜头的木板作寿材大板，装上火车，从黑龙江直运芦台车站。
商调回乡
1973年底，因林业生产任务下降，加之我和爱人身体都不太好，林业局批准我回老家的请求，但须自己找接收单位。开始时准备去湖南涟源县爱人的叔叔单位湘中机械厂，但两人档案寄去后，我爱人的没问题，却因我的社会关系复杂，不同意接收无奈只好回我的老家宁河县。
1974年初，因在芦台没有住房，全家被分到苗庄公社，我爱人在东瓦小村当老师，我在公社管下乡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管理教育工作。我抓紧熟悉全公社的知青情况，很快进入了工作角色。1964年下乡的知青已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从生活习惯和农业生产技能都基本掌握，有些男女知青已和当地青年男女结婚并有了子女。从1974年开始每年去天津市河东区、塘沽区接收新知识青年，从此每年都有选调回城和接收新知青，直到1979年末，知青工作全部安置完毕，全公社30个大队，以公社为中心，南部有8个村庄，知青较多。新知青对农业生产知识一窍不通，一切从头开始，我和带队干部共同深入下去，与各队党支部与兼职同志了解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各队的干部和老农对知青非常爱护照顾，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尽量帮助他们。
知青工作最为棘手的问题是选调工作，但是选调是有条件的，有指标的，每10名之中只能走两三名，要分批次回城。要通过知青小组的评议，通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党支部决定，最后公社知青办的审查批准，方能回城。
在选调最繁忙时我不能回家，我将近10天吃住在办公室。每天要求返城的知青或者是家属都较多，一次塘沽区来的两位带队干部很能体谅我，陪同我至深夜到各队处理选调问题。凡不够条件的不能选调，对知青是一次教育。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早上三四点钟，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们住的苗庄公社南朱庄村成了重灾村，全村死伤人数约占80％。其中死亡人数80余人，房屋几乎全部震坏。地震开始时，我已熟睡，我爱人在看小说《红石口》，没睡，突然地震滚滚，接着房屋开始摇摆，电灯泡左右晃动的很厉害，我爱人赶紧把我拍醒，窗户是旧式向内拉开的那种，我摇晃着站起，把窗户向上一拉想跳出去，但天色尚黑，眼看左面墙上的砖头也飞起来，我一发呆，瞬间房子就塌了，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微微听到声音很小而且很远在叫我的名字“桂韬，桂韬，”我逐渐苏醒过来，但是身体被什么压住，根本动不了。
当时我正有病身体比较虚弱，我是趴在窗户台上，两只胳膊向两边伸着，右腿压在自己的右胸上下，我想试探着向上挪一下，结果浑身是汗，一丝未动，我想就这样死去吗？我爱人从炕上将两个孩子连同被子一起顺势推到炕沿下面，房檩木一头正顶在我爱人的腿上，老儿子当时七八岁，看电影回来都没脱衣服，我爱人紧抱住他，但儿子的嘴被堵住，出不来气，便用力挣扎，小姑娘在炕沿空隙中。大儿子在外屋铁床上，睡前把一个小炕桌四角朝内立在头上，结果他被震得掉到地上了。天气热身上一丝不挂，他顺着室内的一丝空隙爬出屋外。全村开始一片寂静，不多时一片哭叫声，我大儿子一看房屋倒塌，哭着叫着：“爸呀，妈呀！”我听到他哭声，就叫他不要动。不多时，公社的治安小分队芦春如和带队干部赵全义，张嘉林还有小六子一伙人，赶到了我被压的地方施救，压在我身上的是大杆木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粗，非常重，把我救出来时我已像一堆泥一样根本站不起来，躺在一边，我说赶紧去救别人吧，他们问我：“戴老师怎么样？”我说够戗了，当时我想我都这个样子了，她们能活吗！
结果我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安然无恙，全家都出来了。但是我们右邻砸死3口，左邻砸死4口，后面的也有伤亡，我在我们家是个重伤员，由于小臂被压，神经线被伤，所以右手毫无知觉，手失去功能，后来两次去天津271医院针灸治疗约两月全部恢复。
地震后全公社急需盖房，需要大量木材，我是从林业部门回来的干部，为此我向公社有关人员提出我回原单位想搞些木材，公社领导很高兴，我在东北的老同志好朋友很多，就用工资买了一箱大桥牌芦台春酒和几条恒大牌香烟。爱人也陪我去了，我和爱人到了林业局见了老领导老同志，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们全家的安全，他们都说：“你不就是要搞点木材吗？这个事你就别管了，乡亲们受灾了，我们也有责任帮忙啊！”
山河屯林业局是我第二故乡，我的3个孩子都出生在那里，那时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比如地震后我去林业局搞木材大家见面后非常热情，都特别关心家乡灾情，所需木材，经供应科汪科长向倪炳会局长请示后当即批准100立方米木材（3个车皮）。老邻居董瑞同志和老伴热情的招待我们，供应科贾士德主任请我们吃鲨鱼肉，喝老牌“竹叶青”酒。剧团老队长梅向才以及信访办老主任姜玉玺、黄春生等都排着请吃饭。我的救命恩人张永聚和杜洪宝更是亲密有加，吃住在他家，特别是张永聚同志冒着雪在现场指挥把木材装上火车。就这样从局长批复到装车发出只用两三天时间，充分体现了他们支援地震灾区的爱心。我对山河屯林业局的领导和同志们很怀念，也很敬佩他们。
巧治小病
一次，我因为牙痛去街里小医院看病，一位大夫拿了大铁针伸到牙疼点去试探，刚一碰到牙疼的地方，我一声尖叫便昏过去了，人事不知。我想大夫也吓着了，他立即扒开我皮夹克的左袖子，隔着衣服打了强心针，我这才逐渐苏醒，当时全身出了汗，没有一点劲，我爱人接到电话从家里赶来把我接了回去，我的体质很弱，经常因为季节变化自己不注意而得病，多数是风寒内热引起的感冒发热，或者是肠道消化等一般病症，虽然入院治疗但不见好转。到家后由我爱人一顿臭扎，全都痊愈了，没花一分钱。爱人有文化，自己常看医学书，掌握了一些穴位，针灸、拔罐的知识，又注重偏方，所以家有个小病小灾的，她都自己动手处理和治疗。但是有一条你要“挺住”。比如我们刚到苗庄公社时，我的小姑娘因为感冒发烧，本村虽有热心的刘大夫，但因药品缺少所以束手无策，我爱人将我小女儿一顿扎针（做衣服的针），又给保存多年的猪苦胆给硬塞进嘴里，为了彻底查清病情，刘大夫陪我一同在夜晚骑自行车，用棉被将我小女儿装在筐内，挂在自行车后轮外侧，骑行30余里地到县医院，下车后小女儿出了一身汗，睡了一大觉，经大夫一查，什么病都没有，白跑了一趟。这个情况被小村的社员全都知道后，正好老乡家又一个吃奶的小男孩发烧，已经不吃奶了，很重，有人要套车去县医院，有人把我爱人能治病的情况告知后，前来请教，结果我爱人说没有正式行医手续，一旦出了问题，说不清楚，叫他们赶紧去医院。在老乡们的恳请求下，她用小罐把小孩的小屁股拔出一个小泡，用针扎破，小孩当时就哭出声，就吃奶了，给治好了。
在地震中，我的两条腿迎面骨处，被玻璃扎伤，有些玻璃仍在肉里，有好几处伤口都红肿着，地震后伤员太多，当地卫生人员也忙不过来，只好给外伤人员擦抹一些红药水。而我家有半瓶芦台春白酒，还有些消炎片、去痛片，我爱人给我治伤，用刮脸刀片，沾酒给我刮骨疗毒，把腿中的碎玻璃连同烂肉，全部刮出来，而我表现镇定，一声不出。经过她的处理，在我到天津“271”部队医院时，医生问我有否外伤，我说没有，其实伤口已经起很厚一层干皮，至二三个月后厚皮脱落，伤口完全好了，我大约有两至三次到医院治疗时不但不见好，反而在输液时，从手和脚同时向上发凉，而且心里不好受，我爱人见势不好，当即拔掉输液针头，又找来罐头瓶子，回到家就给我拔前心，大椎穴和肛门，结果病情好转病痊愈。
体会收获
回顾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很多体会和收获。第一，我的青春年华沐浴在党的阳光下，是党的教育培养提升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孕育着无限的动力，更能深层次的净化心灵，为正义而斗争深感荣耀，这是人生之根本。第二，根据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发展需要，我愉快的奔赴各条战线，特别是抗击世界上最凶恶的强盗发动的侵朝战争，这场战争的残暴程度震惊世界，给朝鲜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我能在其战火中，亲身体检着灭绝人性的敌人，是怎样的从狂妄到失败的过程。第三，习近平总书记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勇气，在短短几年之中，使国内国际形势迅速转变，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明论断，深受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和信任，特别值得无比兴奋的是我国军队建设取得飞速的发展和强化，这是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2017年10月25日，作为抗美援朝老兵，我接受了宁河区电视台的采访，我想表达的心声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强大，社会才会更美好，人民的生活才会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