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父亲李亚光
内容
1998年3月27日，父亲李亚光把保存多年的子弹头，献给平津战役纪念馆，当父亲从馆长陈克手中接过捐献证书后，突然痛哭起来，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埋下仇恨种子
父亲，原名李孚秦，于1926年11月1日出生在宝坻区八门城。因八门城地处黄庄大洼，十年九涝，人民生活很艰难，各种疾病特别多，孩子们夭亡的也多，因此爷爷给父亲起名：大栓。父亲从小聪明伶俐，七八岁时念私塾，用3年冬仨月时间，学了一些知识，《千字文》《百家姓》背的很熟，常跟一群小伙伴到大洼摸鱼捉虾，父亲乖巧又孝顺，大人们非常喜爱。
上世纪30年代的一年，庄稼时常颗粒无收，可是交地主的租子却一两都不能少，地主欺压百姓方式多种多样。父亲讲，你爷爷有一回挑水路过地主家的门口看见地主家的马挺好，就放下水挑子观赏了一会儿，第二天地主家的马死了，地主带人找上门来硬说爷爷给马喂了毒，把爷爷拉到县里坐牢，后来托人用10块大洋把爷爷赎回来！父亲说，这个地主姓李是咱本家，都说一笔写不出俩李，可他不讲亲情，可见天下乌鸦一样黑。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很深的阶级烙印，非常渴望新社会的到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二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八门城，日本人为了扩展侵略，凡是有战略意义的村镇，都设置了军事据点。在八门城村东老爷庙建了个12米高的炮楼，上面插个太阳旗，周围架设铁丝网，驻有20多个日本兵，后来又在村中娘娘庙建了9米高的炮楼，驻有40多人的警备队。
1943年到1945年又来了300多人的治安军，在北小街修建了4个6米高的炮楼。有10辆马车，30匹军马。三四个日本人给当顾问。这些日伪军专门与八路军和区小队为敌，抢老百姓的粮食，强奸妇女干尽坏事。父亲说，他12岁那年，亲眼目睹了一件惨不忍睹又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有一天是八门城集日（八门城集日为一、六）。父亲去村东头地里拾柴禾，见玉田拖床沽的青年过村东日军的哨卡，没向日本兵行礼，一个日本兵就用枪把这个青年拦住，叫他把手伸出来，看了一眼，就说：“你的马猴子的有！”（你是八路军）话音未落，日本鬼子的刺刀插进了青年的前胸，刺刀尖从后背露了出来。青年倒下，血流一地，尸体摆在路边。父亲目睹这一场面，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决心要为青年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家西边有一个通往村南边的路口。路口边有摆摊修理自行车的手艺人，姓刘名春林，父亲称他表叔。他特喜欢我父亲，我父亲就向他讲地主是如何欺负我爷，又讲拖床沽青年死的好惨！刘春林见我父幼小心灵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就向父亲讲了爱家乡爱人民爱国家的道理，跟他说，现在出了个大救星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能救天下劳苦人民，要想报国恨家仇，就要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斗争。见我父亲听得很认真就叫父亲召集刘玉秀、刘云如、刘云昌等十几个小伙伴常到他这来，听他讲古代杨家将抗金兵的故事。嘱咐大家注意敌人动静，打探敌人炮楼据点情况，有时叫大家给八路军站岗放哨。
参加抗日斗争
1944年10月一天的傍晚，父亲刚吃完饭，刘春林、刘云山找到我家，见到父亲说：“有急事，跟我们走！”父亲很机灵，知道是刘春林来叫他的，没跟爷爷奶奶招呼急忙跟着出庄奔村西，大约半个时辰到了八门城西面的羊岗庄。父亲跟着他俩三拐两绕，进了一处破庙，见四周黑洞洞的，在一个大屋里有个煤油提灯在闪亮。定睛一看原来这里存放着杠罩（抬灵柩的用具）。父亲打心眼里害怕，用眼一扫，见屋里有三四十人，有的坐在大杠上，有的坐在石头上，砖头上，还有一个人坐在一个柜子上教来人唱《骂汪精卫》《宋哲元大刀兵》《八路好》《除汉奸》等歌曲。我父亲问刘春林，教唱歌者是谁，刘春林告知是八区委刘沛民，我父亲见大家学唱的非常带劲，也跟着学唱起来。到父母晚年，我还亲耳听过他们唱的这些歌声呢！
不知过多久，父亲见一人站出来说：“大家不要唱了，请冯寿天县长讲话。”冯县长站起来说：“乡亲们，你们都是各村的抗日骨干，在与日伪军的斗争中，配合八路军做了大量工作，我代表玉蓟宝联合县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当前八路军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前线不断地打击消灭敌人，苏联老大哥出兵我国东北，八路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小日本鬼子尾巴长不了啦！当前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做好防奸、锄奸、支前工作，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当时会场很热烈，因为许多消息人们不知道，听说小日本要完蛋了都很高兴啊！
接着八区委刘沛民宣布各村领导人名单，任命八门城刘春林为党支部书记兼治安员，刘云山为农委会主任，李孚秦（父亲原名）为青年中队长兼民兵连长，李慧英为妇联主任（缺席）。县武委郑晖接着讲，冯县长刚才宣布的人事任命由八区委刘沛民大队长领导，各村给这些人每人每年补助粮食200斤（刘春林、刘云山为300斤）。
父亲17岁那年秋季，日本鬼子非常猖狂，到各村抢粮食，抓八路军及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天，八区委派人召集八门城村干部开会，决定打掉村东老爷庙的炮楼据点，赶跑村中娘娘庙的警备队，刘春林派我父亲侦察老爷庙炮楼的情况。第二天我父亲召集儿童团几个小伙伴到据点外边的河沟去摸鱼，掏螃蟹。外面的地形和岗哨都清楚了，可是据点里面还不清楚，就想了个办法，抬着盛满鱼和螃蟹的鱼篓到炮楼，说是送给老总的，顺便讨口水喝。管炮楼的头头见了鱼和螃蟹很高兴，让把鱼蟹送进炮楼里，父亲趁着喝水的机会把据点里的情况摸了个透。父亲回来后，就把炮楼内的情况，向刘春林做了汇报，刘春林就派父亲去八门城北的倪庄子给八路军送信。
倪庄子距八门城有六七里路，还隔着一条箭杆河。父亲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就化装成拾粪的，穿一身破衣服，背着粪箕子，手拿粪叉子，随走随捡，还真捡了不少粪。大约有一个小时，父亲来到倪庄，找到联络人“小四”（姓林，称我父为表舅），向他说清炮楼的高度，外面水沟的深度为四五尺，周围架设铁丝网及围墙，哨兵一个小时一换岗。没过多久，一天夜里（约12点），八路军几十人摸到村东包围了炮楼，先把外面的电话线掐断，就开始放鞭炮，向鬼子炮楼打枪，扔甜瓜炸弹（缴获的）。炸开了据点的围墙和铁丝网，鬼子见八路军火力很猛，据点兵少与外界又失去了联系，吓得很快顺着东大埝溜走了。八路军趁势冲进炮楼，收缴大量枪支，弹药，拔下太阳旗，抱来麦秸子，高粱秆子，泼上煤油，一把火给点着了，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父亲当时高兴地说：“拖床沽的大哥，八路军为你报仇了！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打跑了！”
我家南面隔街是娘娘庙，这年冬天，父亲几次领八路军到我家，一天深夜，我父亲领几个八路军战士，说要上房打警备队。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奶奶端来火盆给八路军取暖，给八路军烧水做饭，请他们吃花生。爷爷从后院菜窖里取出梯子，卸下后大门板，为上房提供方便，八路军战士先是用棉被、麻袋堵了窗棂子，给煤油灯罩上罩，防止敌人的流弹伤及屋内的人，（几十年过去了，房子墙上还有当年被敌人从对面打过来的子弹眼）。然后顺着架好的门板、梯子上后房檐的填沟，顺北房坡趴着，架好枪对着南边的警备队开了一阵枪，不一会，一个战士用奶奶收拾的破布打的夹纸（用此做鞋底子）卷成的话筒，对南面的警备队喊话：警备队的兄弟们，村东头的炮楼被八路军端掉了，日本鬼子都跑了，你们不要给日本人卖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然后又打了一阵儿枪，又喊话，经过一两天这种宣传攻势，警备队逐渐有人溜号，没多久警备队的人员就都走了。
擒拿敌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没多久，国民党的队伍进驻八门城地区，在北大洼干尽坏事，父亲还记得当时的顺口溜：蓟运河水冻冰凌，二月八日来了蒋贼兵。疯狗一群乱咬窜，北大洼人民遭了难。蝎子尾、马蜂针，最毒不如蒋贼心。奸淫抢粮又杀人，三十二个村子化灰尘（着火）。
为适应新的形势，宝坻县委改八门城为第六区，在成立第六区的大会上，宣布区委书记为常华，助理为大治国，武委主任为亚民，同时宣布八门城百姓诉苦大会开始，受过欺压的人纷纷跑到台上，父亲也上台诉说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反动伪保长等人的罪恶，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把伪保长的胡子揪光了，会后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老百姓真是扬眉吐气，个个都说共产党好，新政府好，解放军好！
1946年4月，六区委在娘娘庙召开了扩军大会，号召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父亲在大会上带头报了名，第二天共计140人拉起队伍进宝坻县城先到石桥后到下仓参加军训，合格者编入冀东军分区59团，在附近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
1947年8月辽沈战役即将展开，59团奉命从宝坻到遵化，经迁西过长城的冷口关到建昌（热河省），归属东北野战军9纵27师80团1营1连2排4班。父亲的日记本上记录着首长和战士的名单：9纵司令詹才芳（外号詹罗锅）、政委李中泉、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团长周汝池，营长张XX（外号张壑子，山东人），连长张凤、指导员邱XX，排长杨XX、班长霍福林（军粮城人）、副班长郭XX，战士钱宗立、钱宗芳（热河人）、赵宗起（蓟县邦均人）、杜昆（东北人）、李宁（东北人）、张志新（宁河小海北）、陈兆丰（八门城人），供给员王振忠（大城人），会计张敬之（宝坻人），二所教导员韩贵（此名单1998年3月27日献给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
80团在建昌白塔子、九佛堂一带集结待命，父亲利用空闲热心帮助当地百姓收割庄稼，搓苞米，拉碾子轧黄豆等农活，受到百姓的赞扬、部队的表彰，并获东北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奖章（编号26337）一枚。
1948年10月14日，大部队向锦州发起攻击，父亲所在团的任务是拿下锦西火车站，拦截由朝阳南下增援锦州之国民党92军残部，当时的口号是“生擒卫立煌，活捉侯镜如”。张凤连长带连队进入一个地势稍高点的山上，叫各排以扇形散开。挖战壕修工事做掩体，备枪支弹药，刚有了眉目，空中飞来一架飞机，来回向我军阵地打机枪扔炸弹，父亲被炸弹掀到坑道里昏迷过去，等醒来后一看自己被沙土埋着。右肩部流血，用左手一摸是一颗子弹插在上面，父亲用左手用力揪下，张连长爬到父亲跟前，把父亲从沙土中拉出来问：“咋样？”“没事！”父亲答。连长说：“没事就好！你们班长阵亡了，你现在就是班长！”
这时敌人上来了，战友们立即迎了上来，用刺刀石头等与敌人拼死搏斗，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敌人招架不住退了下去，父亲环顾阵地自己的连队只剩下三四十人，战友陈兆丰受重伤，肚子鼓鼓的，父亲喊卫生员，他对父亲说：“李孚秦，我不行了，给我家里送个信，我有一女儿长大后就当你儿媳妇吧！”说完就没气了。父亲又看到战友赵宗起牺牲在身边，父亲含着眼泪拿起枪，带领四班的战友，冲向了敌军部，用机枪狠命向敌军部扫射，父亲瞧见一敌军官骑一匹红马急窜出来，忙举起手榴弹横在马前，把敌军官一把从马上拽下，这位军官自称侯镜如（查资料应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父亲认为抓了个“大家伙”，叫战士缴了他的手枪，用绑带捆了个结实，派战友钱宗立、钱宗芳、杜昆、李宁拉着这匹红马，把他押送团部！这时父亲突然晕倒，张营长赶到派人用他骑的白马驮着，送父亲到六家子野战医院二所抢救，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立小功一次。
救船立功
九佛堂一带解放了，但小学校却十分冷清，父亲看在眼里，就利用治疗养伤的间隙找村长，请来了教师，找人修理门窗，书桌板凳，打扫教室，召集学生家长动员孩子们到校上课，不几天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
1948年11月初，立冬刚过，医院二所转移，从建昌九佛堂去绥中，横在前面六股河挡住去路，大部队停下来，首长派人把两只木船，绑在一起，拉条大绳拴在两岸的木桩上，人们上船拉绳索向对岸划，过了好几船人马，都很顺利，等父亲和其他连队的战友划船到河中间时，大绳突然断了，船顺着湍急的流水划向河中巨石！如果船碰撞大石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还会延误后面的部队过河时间，大家非常着急，只听在船上的莫文骅政委一声令下：“谁下河，为船解难！”父亲不顾伤痛，扑通跳入冰冷的水中，快速抓住断了的大绳，急速游到河中巨石旁，把大绳牢牢地捆在大石上，不一会儿，木船从大石边划过，船得救了，人们欢呼。莫政委当即下令：“给这位战士记大功一件！”1956年4月2日，部队在九江为他颁发了证书（编号：南44534）。
1948年11月下旬，9纵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二所也随部队行动，父亲他们走了约一天，近黄昏，见前进的道边有两辆装满被服药品的汽车陷入一条河里，驾驶室已被水淹，随时有被敌机炸了的危险，见到此情景，父亲等人向教导员韩贵请示后，脱下棉衣，与管理员孙国华一起跳进结冰的河里，用绳索挂在汽车拖车钩上，岸上20多人在教导员的指挥下，把汽车慢慢的拉上岸。教导员对大家说：“李孚秦勇猛，破格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父亲就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照料轻伤员
1948年12月下旬，二所进关在开平驻扎，号百姓房为病房，父亲右肩伤口处流脓，胸部时有阵痛，医生检查后说需要手术取出体内的子弹。这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作为后防医院，每天都要接收用汽车送来的伤员，二所医疗条件有限，医护人员只能给父亲吃止痛药、消炎药，用中草药洗伤口来维持。有一天，从前线送来900多名伤员，父亲主动找到韩贵指导员要求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所里研究，父亲当上了临时保管员，做些清洗床单，给纱布和手术器械消毒，保管枪支弹药及护理伤员的工作。连续三天三夜发放棉衣，几次昏死，醒来接着干，当地的一个大妈走到我父亲跟前说：“好小子！你都伤成这样，你家离这才一百多里，快回家养伤吧！”父亲讲：“大妈，现在伤员这样多，我哪能离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离开部队直到解放天津！”大妈笑着走了！
爷爷打听到父亲的消息后，立即赶着毛驴车拉着母亲和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开平。见父亲伤成那样，母亲哭着叫父亲回家养伤，爷爷也掉着眼泪，叫父亲上车。父亲说，我就是长了个疮，没事儿的，用上药过不了几天就好了。父亲领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相，抱起我亲了一口，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伟胜”（因打锦州胜利），就叫爷爷赶车回家了，他仍坚持工作。
1949年1月15日，四野1、2、7、8、9纵队攻克天津后，经过约20天整编，父亲的二所与三所合并称东北野战军46医院（野战后方）。2月3日由唐山乘闷罐火车南下，父亲和二所的警卫班，负责照料伤病员及医院的设备，为躲避敌机轰炸和其他原因，火车时行时停，越往南行气温越高，闷罐车内热的透不过气，伤员病情不断加重，不过火车还算顺利抵达汉口站，正想下车，但见一架敌机冲向车站，防空队伍立即用机枪架在车厢窗口向敌机猛扫。待飞机飞走后，伤员们相互搀扶上了去江岸码头的汽车，冒着大雨登上机动大木船，顺流而下，经湖口进鄱阳湖达南昌。靠岸后把大批的伤员移交给当地医疗机构，等把被蒋匪特工破坏的火车道修好后，医院又上闷罐车到樟树，医院在此进行短期休整，配合友军消灭国民党匪军特工，火车直达老解放区吉安，在神岗山驻扎，收治华中南战役中负伤的人员。
冒险送炭
1949年秋，部队在刚解放的吉安，有一发电厂因缺燃料，不能正常发电。在在伤病员减少的情况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医院组织100多人到吉水山区森林中伐木，先用大锯把树放倒，然后截成2米左右的树杆，用马车送到在赣江江边的炭窑。10天下来，父亲和战友们手上起了一层层的血泡，累得腰酸腿软，但看到烧好的木炭，心中都无比的高兴。
炭烧好后，父亲和李青山带领警卫班、通讯班30多人，用机帆船沿赣江逆流30华里向吉安运送木炭，每7天往返一次，每次20吨，当时叫水面生产。因华中南还没有完全解放，蒋匪敌特把吉安大型火力发电厂作为主要破坏目标，紧盯向吉安送炭船只。为保障船只安全及任务的完成，父亲就叫警卫班战友在船两侧警备，叫通讯班用步话机随时与部队联系。每次装船前，父亲总是第一个登船仔细检查船舱内外。有一次检查忽然发现船舵下有一个包裹，里边传出嗒嗒的声响，“炸弹！”随同检查的战士惊叫起来，父亲虽然也很紧张，但没有慌乱，因为他早有这方面的人员准备，父亲通知船上其他人员迅速下船，只留下他和排弹人员，及时拆除了这个定时炸弹，因此，父亲立小功一次。
在此期间，父亲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3年4月，我和老伴到九江171医院，看望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当把父亲照片呈现给父亲的战友曹植杰（当时87岁），他一眼就认出：“他叫李孚秦，我和他一起伐木烧炭，他关爱每个战士，给我们挑血泡，他是个大好人啊！”
取出子弹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父亲在吉水的100多人，放气球，燃鞭炮庆贺！没过几个月医院一、二、三所到九江，接管日本人建的国民党接收后又败走的医院，创办中南军区第六陆军医院，原二所所长和教导员韩贵调走。父亲任该院供应室主任（正排级，津贴每月18元）负责医疗器械物资的供应，分管20多人。
1950年7月医院改为66军医院（师级）院长为游全举、政委朱权、原一所的教导员白洁提升为政治处主任，父亲为副主任。医院当时中心任务是准备接收抗美援朝下来的伤病员，在院长的布置下，把5栋大木房分为5个连队，每个连队工作人员约100人接收300名伤病员，设内科、外科，父亲为二连副政治指导员（副连级）。进入7月份左右，上千人的伤病员住进了5个连队，每个连的伤病员自己选出连长，配合医院的工作。父亲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说：“我们连的这些伤病员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有的没了胳膊，有的少了腿，为祖国人民立了功，为他们服务是咱们的光荣！”父亲与全体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给伤员换药、喂饭、接尿端屎全力进行服务。
1951年秋，父亲胸部阵阵疼痛，体温高达38—40度，日本大夫佐藤怀疑为肺感染或肺结核，经X光照片对父亲说：“你的子弹的有！”父亲对他说：“子弹我已抠出。”佐藤大夫指着父亲的胸部：“你这里子弹的有！”因伤员多，工作离不开，父亲总想往后拖，院长、政委及政治处主任到病床前动员父亲做手术，并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由伤员中选出的连长马克龙和文书、文化教员、通讯员、护士长配合大夫们去干。父亲这时才放下心来，同意手术，但他不让日本大夫给他做手术。因为日本鬼子是侵略者，自己目睹他们杀了很多中国人，当时院长同意了。
手术那天，手术室安排两例手术，几乎同时进行，消毒打麻药，在开胸二小时后，子弹没找到。这时，日本大夫平井已做完一例，见此情景，转身到父亲的手术台前，麻醉师第二次打麻药，平井院长熟练地摘除离心脏1公分左右核桃大的小肉球，从中剥离出一粒子弹。父亲因失血较多加上麻药量较大，整三天两夜才苏醒过来，当时许多战友以为父亲醒不过来了。经医生、护士及战士的精心护理，父亲半个月左右就能下地，不用战士们护理了。
休养读书
1955年2月，解放军在各地的医院统一整编，父亲所在的66军医院改编为171陆军医院。把原5个伤病员连队合并为3个，医院分设参谋部、内科部、外科部、医务处、政治处，父亲为政治处人员，由政治指导员改为外科部政治助理员（副连职），住在外科部，后又改为组织助理员。月底，父亲被调到九江军分区任兵役局任行政管理员。3个月后因胸部疼痛，在局长甘章龙和政委的关心下，去河南鸡公山军官疗养院疗养，半年后去宜春县江西军队军官训练团。
在父亲任政治指导员期间，时刻也没放松发展和培养部队的有生力量。最近我翻阅父亲留下的日记本时发现他记载发展党团员的情况：1954年6月25日发展党员6名；1955年1月15日发展党员1名，团员17名；1955年5月30日发展党员13名，团员5名。
父亲在河南鸡公山疗养，爷爷和母亲带我去看望。记得下火车后，抬头就能见到像公鸡样的山，我们由山根底下沿小溪顺小路向上攀，爷爷手拄一根木棍子，我快活得向上跑，渴了喝口泉水，接着跑，约一小时，即到疗养院，我们住一楼，见二楼三楼也有人，很好奇，就顺着木制的楼梯上下来回“咚咚”跑。疗养院的叔叔到我跟前：“小鬼，轻点，不要影响叔叔们休息！”有一次，我上到三楼，从一侧门出去，是一平顶小院，见一灶里面木柴火苗很旺，一会见一个叔叔往里投一截10公分粗细的木棒子，叔叔往灶加火做饭，我第一次见这样做饭。
1952年4月，父亲得到医院政治处发给的《毛泽东选集》一、二卷，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因白天休养连（100多人）工作繁杂，就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仔细阅读，把重点部分打勾画上横线，有时看个通宵，先后阅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运动的严重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书。父亲说，毛选是精神食粮，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有力武器，必须抓紧时间，坚持学习。正是这样，父亲那时候得了失眠症，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父亲一生读了很多书，现存的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还有读书笔记几十本。
1955年4月，父亲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不香，时有吐血。院长非常关心他，把他指导员的工作，交给别的同志，派了一辆救护车亲自送他到医院（隔离病房）治疗。父亲到病房后，高烧不退，自以为得了不好的病，情绪低落，王大夫开导他：“你不要怕，你得的是结核病，这个病现在是可治的，现已有特效药——卡介苗，给你用上就会好的，你要振作起来，从精神上你要战胜它。”于是，父亲请战友从书店买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反复看了几遍，把其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现在父亲的日记本还保留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的：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没过几天，父亲的身体大有好转，体温恢复正常，他非常高兴，征得大夫同意，给在院治疗的党团员病号讲亲身体会，如何配合大夫治好病，如何在治病疗养中为党工作，因为讲的时间长（一个半小时），他晕倒了，醒后他坚持接着讲，使病号们深受感动，争着抢着看父亲这本书，有的病号表示，学保尔，调整好心态，配合大夫，战胜疾病，争取早日回部队。
1963年父亲任宁河县百货公司副经理，公司职工崔庭瑞的儿子得病住县医院治疗，父亲把这本书送给他并说，小伙子，好好看这书，配合好大夫治疗，病很快就会好的。这小伙子听了父亲的话，安心治疗，不久就出院了，后来当了一名铁路工人，为国家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父亲晚年病危住县医院时，他还特意去看望父亲并说，我有病时您送我一本书，使我战胜了疾病，说着背诵了书中的那段名言，最后他说，书中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使父亲很感动。
家里有个小药箱，是父亲从九江带回来的。里面有平时用的感冒药、消炎药、云南白药、红药水等。还有酒精棉球、听诊器、血压表、温度计等，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就利用在部队学的医疗知识，把注射器针头放进消毒盒，加满水点燃酒精灯，过几分钟拿下，吸入药液，进行皮肤消毒，很快就打完了，方便多了，我们全家真是离不开它，现在每当看到它，就想起父亲给我们治疗的情景。
遇见梅兰芳
1956年12月3月，父亲与两位战友从河南鸡公山去江西宜春，4日过英雄城——南昌，住惠中旅社，当得知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来江西慰问抗美援朝的伤病员，在八一礼堂演出“凤还巢”，晚上很早来到礼堂，幸运地买到三张退票，在一个半小时内欣赏了梅大师高超的演技，聆听了梅大师优美的唱腔，感到非常惬意！
父亲3人乘南昌至长沙133次火车，经检票口进站，到站台，见有很多人站在车尾部软卧车厢门口两侧，欢送什么人，父亲3人好奇地挤进前面，不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驶来，停在人群外，车门被打开，下来一位头戴蓝色帽子、身穿蓝色毛料中山装、脚踏黑色皮鞋60多岁的老者，“啊，梅兰芳！”父亲情不自禁地说。有关人员迎上去，姑娘们向梅大师献花，梅大师与送别者握手话别，父亲有幸与之握手，10点15分列车徐徐开动了，车厢中父亲与战友萌生不放过这天赐良机，决定谒见梅大师的想法，3人从列车的中部急促来到尾部，敲开软卧车厢的门，梅大师的秘书问明来意后，去梅大师的包厢，很快转回告诉父亲：“梅先生愿见你们，请进来，坐下稍等！”此时父亲他们3人心情难以言表，只感觉心脏在与车厢一起奏起“咔嗒咔嗒”的响声！
列车驶过向塘站，秘书带父亲他们3人，推开包厢的们，见梅大师端坐卧铺上，梅葆玖先生站立一旁，父亲他们紧走两步，以军人特有的礼节向梅大师敬礼！梅大师神采奕奕站起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父亲他们3人并与之依次握手，招呼大家坐下后，梅大师亲切地问：“都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军衔，去哪里？”父亲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他们依次回答了大师的提问，当说到昨晚看了大师演出的“凤还巢”手都拍疼了时，梅大师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与热爱京剧艺术的军人见面，谢谢你们对京剧艺术的支持！”随后又掏出钢笔在三人的笔记本上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3人接过笔记本，激动得说：“谢谢！谢谢！望大师保重身体，有机会愿再看大师的戏！”梅大师点头笑了，吩咐梅葆玖先生，送父亲3人出软卧车厢门口。
授衔立功
195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南京军区在九江地区专属礼堂举行尉官军衔授衔仪式。礼堂主席台布置的庄严整齐，毛主席像悬挂中央，两侧有国旗，会场内外有醒目的标语。大会由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有生主持，宣读了会场纪律和要求，邓克明少将代表江西军区，宣读国防部长和南京军区的授衔命令。
当听到授衔命令时，全场500多人全体起立，命令宣读完后，按次序坐下。会场是按大尉、上尉、中尉、少尉排列的，父亲的座位号为19排16号（排位照片）父亲非常激动，父亲说，这是用鲜血和辛勤工作换来的，今后不管到什么工作岗位，一定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最后，莫文骅司令员作了指示。
下午5时，父亲出席了在九江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庆祝授衔酒会，席位座号为48席（席号照片）。邓克明少将及军分区的司令员等首长给大家敬酒，当到父亲眼前时，父亲激动的说话语气都变了，说为首长健康干杯！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幸福的宴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次荣誉，我永远把它记下来让我的下一代也不要忘记！”
1956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九江地区专属礼堂举行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奖典礼。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有生代表国防部和南京军区为有功人员颁发奖章，父亲获立大功奖章（证书号为44534，入场卷为4排6号）。
父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的功归于党和人民，归于各级首长和战友的帮助支持。当初我报名参军，县大队同意后，就立即告诉了爸妈，他们虽高兴，也有些舍不得，家里五六口人，我是主要劳力，但他们盼解放过上好日子的信心没变。妈妈对我说，你走吧，家里活，有你爸哪！忙不过来，对门刘长青会帮忙的。我到屋里抱起两岁的儿子，对妻子说，你要多保重。没想到她哭着说，你别担心，孩子很听话，过几年就长大了，你要常来信，胜利后早回家。在队伍开拔前，两个弟弟跑到我跟前，送给我吃的，和一些衣物，大弟说，大哥，你走吧，别惦记家里，别看我小（当时11岁）能帮爸干活。小弟说，大哥，你放心，我也帮家里干活，你要多打坏蛋！这样才使我在部队安心，才取得了战功！”
在父亲参军的岁月里，听爷爷给我讲，他和二叔起早贪黑经营家里的土地，老叔拾柴割草，帮着妈妈干家务活，陪着我玩，奶奶织席编篓子、打苇箔，妈妈推磨……到了冬天南大洼结冰，二叔就和村里的人们去拉网捕鱼，在夜里三四点钟就听到母亲给二叔做饭的响声，我常常从奶奶的被窝钻出，跑到二叔跟前要炒的鸡蛋、烙的大饼，回到奶奶被窝慢慢吃，真香啊！对门的长青大爷帮种冬小麦、给白菜浇水……这些家里的事，二叔常给父亲去信，父亲才没有后顾之忧去工作。
转业到地方
1956年12月20日父亲转业到宁河加入了兵役局的后备组织，1957至1958年的“八一”“十一”父亲不忘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穿上军装时刻准备部队的征召，为解放台湾，港澳的回归再次上战场！受父亲的影响，本家的李孚兴、李庆丰参加了解放军，后改为志愿军，其中李孚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打到汉城（并照一张相邮给父亲）在《停战协议》签定时，守护过板门店。
1964年，父亲到县武装部征兵站，为19岁的哥哥报名，使其光荣参军到北京416部队。每年春节前总能在大门两边见到父亲请人写的对联是：望台湾解放，盼港澳回归。横批：还我河山；山河必统一，港台定回归。横批：新年快乐；台湾定解放，港澳已回归。横批：新春快乐。为了父亲的愿望，我和老伴，2006年3月21至25日去了港澳，2015年4月30日至5月7日我和老伴带着父亲的照片，游遍了台湾岛。
父亲常给我们讲过去的战斗岁月，不忘战友间的生死情谊。他曾去过蓟县邦均找赵宗起的家，到军粮城找过霍福林，多次带着我和哥哥到县烈士陵园（当时酱油厂旁）挨个查看墓碑找战友的名字，当1962年在县百货公司门口偶遇小海北的张志新时，战友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两人互相拥抱，有说不完的话！
1956年12月至1961年父亲在银行信贷科任科长，当时他与科里人员团结互助，5年期间，从刚解放的投放贷款800万元到1961年增至2500万元，回笼货币由年收回30％到年收回70％，同时大搞商业清仓、清理积压，加速国营、地方企业资金周转，大搞城乡储蓄工作。
1963年1月至1973年3月父亲任百货公司副经理，主抓财务和商流统计，年清理积压资金40万元，保证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合理使用银行贷款，使资金每季度周转一圈，为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组织水产
1973年3月至1974年4月，父亲担任县水产公司副主任，主抓业务，带领30人，用商业局拨给的1.2万元资金，从药材公司（北街）借用两间厢房，从百货借来办公桌，解决了办公场地。向银行贷款50万元，1年多时间发展到进货款100万元，年销货达140万元，买了大库房建了25立方米的咸鱼储备池20个，使芦台镇的两个门市部如期有鱼供应，也有了虾蟹上市，库内量除市内销售，还能外调其它省市。当时市水产产局刊物刊登了父亲工作的事迹，表扬了宁河的工作。
1976年5月至1982年10月父亲任县畜牧水产局生产科长。为摸清底数，父亲组织小分队骑自行车深入全县20个公社140个大队，宣传水产养殖技术，了解到全县现有250个坑塘，三大河流，50个深渠，七里海有水面洼淀2万亩，大杨河湾、岳龙河湾可开发利用，并组织网箱养鱼。为发展海洋捕捞，组织皇姑庄、船沽，成立捕捞队用2艘150马力的船下海，还在5000亩的海水水面上作业，得到了市县领导及市农办的表扬，市水产局两次登刊向各县介绍宁河的经验。
1976年7月，父亲在宁河公社搞渔业大联查，住公社旅店，有水产局的刘桂君、杨俊勇，商业局的赵恩普、霍会计、刘树海。28日夜间大家正在沉睡，突然房倒屋塌。父亲被压在瓦砾下，多处受伤流血，父亲用力爬出，到西屋拉出赵恩普，父亲把单裤扯开，给他们包扎，又立即回屋扒霍会计，这时供销社的王国辉等4人也到了，父亲和他们一起把霍会计从一米深的瓦砾下扒出。同时把已死的刘树海抬到路口交公社安排。约10点钟，在公社安排下，父亲和杨俊勇乘航运新装沙船回芦台，到局水产大院，又和徐林在近2米深的土中扒出2名已经死去的水产局的员工（一名19岁，一名20岁）。父亲在局抗震救灾群众大会上受到局领导的表扬。
捐献子弹头
1997年10月，县畜牧水产局组织离休干部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参观。父亲看到馆内陈列的件件文物，就想把自己保存快50年的子弹头捐给纪念馆，不知算不算文物，纪念馆要不要？回家后，父亲叫我给纪念馆打电话，我详细地汇报了子弹头的来历，馆长听后说：“要！这样的子弹头大珍贵了！”父亲立即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议，母亲打开皮箱，从中拿出一个折成三折白色羊皮小钱包，取出一团已经泛黄的纱布团，一层一层的慢慢剥开，露见一粒锈迹斑斑的子弹头，家人你拿看看，他拿看看，父亲说：“就是它，待在我心脏旁10个多月，伴随我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及解放华中南的战役。”全家都说：“捐，捐！”
1998年3月27日，在县老干部局刘金升、县畜牧水产局宋丽萍的安排下，父亲由我和女儿爱滨陪着来到纪念馆，服务人员从大门口搀扶父亲到办公室，当父亲把子弹头献给纪念馆，接过陈克馆长发给的证书时，父亲激动地哭了起来，穿好自己带来的军装，束好武装带快步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塑像前肃立，敬了个军礼！我和女儿也向伟人鞠躬。父亲大声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我不会忘记过去，要珍惜现在，教育子孙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那一刻，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也记住了父亲的话。
父亲于1988年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离休后积极参加老干部局的活动，每日看报纸，收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他说这样才使自己方向明，路走的正！
2000年8月26日，父亲因病去世，在临终的前些天，还嘱咐我们，要听党的话，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目前我们4个小家庭中，有7名党员，8个大学生）。还向县畜牧水产局的党组织补缴了党费，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写的这些有许多是父亲生前讲的，但大部分是父亲留下的亲笔记录。当我翻开父亲留下的党章册，看见里面夹着父亲交党费的收条时，禁不住哭了，因为父亲临终前说要补交党费，我觉得只是随意一说而已，没想到，这有收条，而且还超交了几个月，再翻开发黄的日记本，他在1956年8月1日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美好的生活，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愿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这是一生最大的愉快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原名李孚秦，于1926年11月1日出生在宝坻区八门城。因八门城地处黄庄大洼，十年九涝，人民生活很艰难，各种疾病特别多，孩子们夭亡的也多，因此爷爷给父亲起名：大栓。父亲从小聪明伶俐，七八岁时念私塾，用3年冬仨月时间，学了一些知识，《千字文》《百家姓》背的很熟，常跟一群小伙伴到大洼摸鱼捉虾，父亲乖巧又孝顺，大人们非常喜爱。
上世纪30年代的一年，庄稼时常颗粒无收，可是交地主的租子却一两都不能少，地主欺压百姓方式多种多样。父亲讲，你爷爷有一回挑水路过地主家的门口看见地主家的马挺好，就放下水挑子观赏了一会儿，第二天地主家的马死了，地主带人找上门来硬说爷爷给马喂了毒，把爷爷拉到县里坐牢，后来托人用10块大洋把爷爷赎回来！父亲说，这个地主姓李是咱本家，都说一笔写不出俩李，可他不讲亲情，可见天下乌鸦一样黑。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很深的阶级烙印，非常渴望新社会的到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二年日本鬼子侵占了八门城，日本人为了扩展侵略，凡是有战略意义的村镇，都设置了军事据点。在八门城村东老爷庙建了个12米高的炮楼，上面插个太阳旗，周围架设铁丝网，驻有20多个日本兵，后来又在村中娘娘庙建了9米高的炮楼，驻有40多人的警备队。
1943年到1945年又来了300多人的治安军，在北小街修建了4个6米高的炮楼。有10辆马车，30匹军马。三四个日本人给当顾问。这些日伪军专门与八路军和区小队为敌，抢老百姓的粮食，强奸妇女干尽坏事。父亲说，他12岁那年，亲眼目睹了一件惨不忍睹又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有一天是八门城集日（八门城集日为一、六）。父亲去村东头地里拾柴禾，见玉田拖床沽的青年过村东日军的哨卡，没向日本兵行礼，一个日本兵就用枪把这个青年拦住，叫他把手伸出来，看了一眼，就说：“你的马猴子的有！”（你是八路军）话音未落，日本鬼子的刺刀插进了青年的前胸，刺刀尖从后背露了出来。青年倒下，血流一地，尸体摆在路边。父亲目睹这一场面，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决心要为青年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我家西边有一个通往村南边的路口。路口边有摆摊修理自行车的手艺人，姓刘名春林，父亲称他表叔。他特喜欢我父亲，我父亲就向他讲地主是如何欺负我爷，又讲拖床沽青年死的好惨！刘春林见我父幼小心灵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就向父亲讲了爱家乡爱人民爱国家的道理，跟他说，现在出了个大救星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能救天下劳苦人民，要想报国恨家仇，就要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斗争。见我父亲听得很认真就叫父亲召集刘玉秀、刘云如、刘云昌等十几个小伙伴常到他这来，听他讲古代杨家将抗金兵的故事。嘱咐大家注意敌人动静，打探敌人炮楼据点情况，有时叫大家给八路军站岗放哨。
参加抗日斗争
1944年10月一天的傍晚，父亲刚吃完饭，刘春林、刘云山找到我家，见到父亲说：“有急事，跟我们走！”父亲很机灵，知道是刘春林来叫他的，没跟爷爷奶奶招呼急忙跟着出庄奔村西，大约半个时辰到了八门城西面的羊岗庄。父亲跟着他俩三拐两绕，进了一处破庙，见四周黑洞洞的，在一个大屋里有个煤油提灯在闪亮。定睛一看原来这里存放着杠罩（抬灵柩的用具）。父亲打心眼里害怕，用眼一扫，见屋里有三四十人，有的坐在大杠上，有的坐在石头上，砖头上，还有一个人坐在一个柜子上教来人唱《骂汪精卫》《宋哲元大刀兵》《八路好》《除汉奸》等歌曲。我父亲问刘春林，教唱歌者是谁，刘春林告知是八区委刘沛民，我父亲见大家学唱的非常带劲，也跟着学唱起来。到父母晚年，我还亲耳听过他们唱的这些歌声呢！
不知过多久，父亲见一人站出来说：“大家不要唱了，请冯寿天县长讲话。”冯县长站起来说：“乡亲们，你们都是各村的抗日骨干，在与日伪军的斗争中，配合八路军做了大量工作，我代表玉蓟宝联合县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当前八路军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前线不断地打击消灭敌人，苏联老大哥出兵我国东北，八路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小日本鬼子尾巴长不了啦！当前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做好防奸、锄奸、支前工作，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当时会场很热烈，因为许多消息人们不知道，听说小日本要完蛋了都很高兴啊！
接着八区委刘沛民宣布各村领导人名单，任命八门城刘春林为党支部书记兼治安员，刘云山为农委会主任，李孚秦（父亲原名）为青年中队长兼民兵连长，李慧英为妇联主任（缺席）。县武委郑晖接着讲，冯县长刚才宣布的人事任命由八区委刘沛民大队长领导，各村给这些人每人每年补助粮食200斤（刘春林、刘云山为300斤）。
父亲17岁那年秋季，日本鬼子非常猖狂，到各村抢粮食，抓八路军及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天，八区委派人召集八门城村干部开会，决定打掉村东老爷庙的炮楼据点，赶跑村中娘娘庙的警备队，刘春林派我父亲侦察老爷庙炮楼的情况。第二天我父亲召集儿童团几个小伙伴到据点外边的河沟去摸鱼，掏螃蟹。外面的地形和岗哨都清楚了，可是据点里面还不清楚，就想了个办法，抬着盛满鱼和螃蟹的鱼篓到炮楼，说是送给老总的，顺便讨口水喝。管炮楼的头头见了鱼和螃蟹很高兴，让把鱼蟹送进炮楼里，父亲趁着喝水的机会把据点里的情况摸了个透。父亲回来后，就把炮楼内的情况，向刘春林做了汇报，刘春林就派父亲去八门城北的倪庄子给八路军送信。
倪庄子距八门城有六七里路，还隔着一条箭杆河。父亲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就化装成拾粪的，穿一身破衣服，背着粪箕子，手拿粪叉子，随走随捡，还真捡了不少粪。大约有一个小时，父亲来到倪庄，找到联络人“小四”（姓林，称我父为表舅），向他说清炮楼的高度，外面水沟的深度为四五尺，周围架设铁丝网及围墙，哨兵一个小时一换岗。没过多久，一天夜里（约12点），八路军几十人摸到村东包围了炮楼，先把外面的电话线掐断，就开始放鞭炮，向鬼子炮楼打枪，扔甜瓜炸弹（缴获的）。炸开了据点的围墙和铁丝网，鬼子见八路军火力很猛，据点兵少与外界又失去了联系，吓得很快顺着东大埝溜走了。八路军趁势冲进炮楼，收缴大量枪支，弹药，拔下太阳旗，抱来麦秸子，高粱秆子，泼上煤油，一把火给点着了，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父亲当时高兴地说：“拖床沽的大哥，八路军为你报仇了！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打跑了！”
我家南面隔街是娘娘庙，这年冬天，父亲几次领八路军到我家，一天深夜，我父亲领几个八路军战士，说要上房打警备队。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奶奶端来火盆给八路军取暖，给八路军烧水做饭，请他们吃花生。爷爷从后院菜窖里取出梯子，卸下后大门板，为上房提供方便，八路军战士先是用棉被、麻袋堵了窗棂子，给煤油灯罩上罩，防止敌人的流弹伤及屋内的人，（几十年过去了，房子墙上还有当年被敌人从对面打过来的子弹眼）。然后顺着架好的门板、梯子上后房檐的填沟，顺北房坡趴着，架好枪对着南边的警备队开了一阵枪，不一会，一个战士用奶奶收拾的破布打的夹纸（用此做鞋底子）卷成的话筒，对南面的警备队喊话：警备队的兄弟们，村东头的炮楼被八路军端掉了，日本鬼子都跑了，你们不要给日本人卖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然后又打了一阵儿枪，又喊话，经过一两天这种宣传攻势，警备队逐渐有人溜号，没多久警备队的人员就都走了。
擒拿敌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没多久，国民党的队伍进驻八门城地区，在北大洼干尽坏事，父亲还记得当时的顺口溜：蓟运河水冻冰凌，二月八日来了蒋贼兵。疯狗一群乱咬窜，北大洼人民遭了难。蝎子尾、马蜂针，最毒不如蒋贼心。奸淫抢粮又杀人，三十二个村子化灰尘（着火）。
为适应新的形势，宝坻县委改八门城为第六区，在成立第六区的大会上，宣布区委书记为常华，助理为大治国，武委主任为亚民，同时宣布八门城百姓诉苦大会开始，受过欺压的人纷纷跑到台上，父亲也上台诉说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反动伪保长等人的罪恶，打倒地主恶霸！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把伪保长的胡子揪光了，会后枪毙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老百姓真是扬眉吐气，个个都说共产党好，新政府好，解放军好！
1946年4月，六区委在娘娘庙召开了扩军大会，号召适龄青年参军入伍，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父亲在大会上带头报了名，第二天共计140人拉起队伍进宝坻县城先到石桥后到下仓参加军训，合格者编入冀东军分区59团，在附近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
1947年8月辽沈战役即将展开，59团奉命从宝坻到遵化，经迁西过长城的冷口关到建昌（热河省），归属东北野战军9纵27师80团1营1连2排4班。父亲的日记本上记录着首长和战士的名单：9纵司令詹才芳（外号詹罗锅）、政委李中泉、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团长周汝池，营长张XX（外号张壑子，山东人），连长张凤、指导员邱XX，排长杨XX、班长霍福林（军粮城人）、副班长郭XX，战士钱宗立、钱宗芳（热河人）、赵宗起（蓟县邦均人）、杜昆（东北人）、李宁（东北人）、张志新（宁河小海北）、陈兆丰（八门城人），供给员王振忠（大城人），会计张敬之（宝坻人），二所教导员韩贵（此名单1998年3月27日献给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
80团在建昌白塔子、九佛堂一带集结待命，父亲利用空闲热心帮助当地百姓收割庄稼，搓苞米，拉碾子轧黄豆等农活，受到百姓的赞扬、部队的表彰，并获东北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奖章（编号26337）一枚。
1948年10月14日，大部队向锦州发起攻击，父亲所在团的任务是拿下锦西火车站，拦截由朝阳南下增援锦州之国民党92军残部，当时的口号是“生擒卫立煌，活捉侯镜如”。张凤连长带连队进入一个地势稍高点的山上，叫各排以扇形散开。挖战壕修工事做掩体，备枪支弹药，刚有了眉目，空中飞来一架飞机，来回向我军阵地打机枪扔炸弹，父亲被炸弹掀到坑道里昏迷过去，等醒来后一看自己被沙土埋着。右肩部流血，用左手一摸是一颗子弹插在上面，父亲用左手用力揪下，张连长爬到父亲跟前，把父亲从沙土中拉出来问：“咋样？”“没事！”父亲答。连长说：“没事就好！你们班长阵亡了，你现在就是班长！”
这时敌人上来了，战友们立即迎了上来，用刺刀石头等与敌人拼死搏斗，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敌人招架不住退了下去，父亲环顾阵地自己的连队只剩下三四十人，战友陈兆丰受重伤，肚子鼓鼓的，父亲喊卫生员，他对父亲说：“李孚秦，我不行了，给我家里送个信，我有一女儿长大后就当你儿媳妇吧！”说完就没气了。父亲又看到战友赵宗起牺牲在身边，父亲含着眼泪拿起枪，带领四班的战友，冲向了敌军部，用机枪狠命向敌军部扫射，父亲瞧见一敌军官骑一匹红马急窜出来，忙举起手榴弹横在马前，把敌军官一把从马上拽下，这位军官自称侯镜如（查资料应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父亲认为抓了个“大家伙”，叫战士缴了他的手枪，用绑带捆了个结实，派战友钱宗立、钱宗芳、杜昆、李宁拉着这匹红马，把他押送团部！这时父亲突然晕倒，张营长赶到派人用他骑的白马驮着，送父亲到六家子野战医院二所抢救，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立小功一次。
救船立功
九佛堂一带解放了，但小学校却十分冷清，父亲看在眼里，就利用治疗养伤的间隙找村长，请来了教师，找人修理门窗，书桌板凳，打扫教室，召集学生家长动员孩子们到校上课，不几天教室里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
1948年11月初，立冬刚过，医院二所转移，从建昌九佛堂去绥中，横在前面六股河挡住去路，大部队停下来，首长派人把两只木船，绑在一起，拉条大绳拴在两岸的木桩上，人们上船拉绳索向对岸划，过了好几船人马，都很顺利，等父亲和其他连队的战友划船到河中间时，大绳突然断了，船顺着湍急的流水划向河中巨石！如果船碰撞大石就有船毁人亡的危险，还会延误后面的部队过河时间，大家非常着急，只听在船上的莫文骅政委一声令下：“谁下河，为船解难！”父亲不顾伤痛，扑通跳入冰冷的水中，快速抓住断了的大绳，急速游到河中巨石旁，把大绳牢牢地捆在大石上，不一会儿，木船从大石边划过，船得救了，人们欢呼。莫政委当即下令：“给这位战士记大功一件！”1956年4月2日，部队在九江为他颁发了证书（编号：南44534）。
1948年11月下旬，9纵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二所也随部队行动，父亲他们走了约一天，近黄昏，见前进的道边有两辆装满被服药品的汽车陷入一条河里，驾驶室已被水淹，随时有被敌机炸了的危险，见到此情景，父亲等人向教导员韩贵请示后，脱下棉衣，与管理员孙国华一起跳进结冰的河里，用绳索挂在汽车拖车钩上，岸上20多人在教导员的指挥下，把汽车慢慢的拉上岸。教导员对大家说：“李孚秦勇猛，破格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父亲就这样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照料轻伤员
1948年12月下旬，二所进关在开平驻扎，号百姓房为病房，父亲右肩伤口处流脓，胸部时有阵痛，医生检查后说需要手术取出体内的子弹。这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作为后防医院，每天都要接收用汽车送来的伤员，二所医疗条件有限，医护人员只能给父亲吃止痛药、消炎药，用中草药洗伤口来维持。有一天，从前线送来900多名伤员，父亲主动找到韩贵指导员要求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所里研究，父亲当上了临时保管员，做些清洗床单，给纱布和手术器械消毒，保管枪支弹药及护理伤员的工作。连续三天三夜发放棉衣，几次昏死，醒来接着干，当地的一个大妈走到我父亲跟前说：“好小子！你都伤成这样，你家离这才一百多里，快回家养伤吧！”父亲讲：“大妈，现在伤员这样多，我哪能离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离开部队直到解放天津！”大妈笑着走了！
爷爷打听到父亲的消息后，立即赶着毛驴车拉着母亲和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开平。见父亲伤成那样，母亲哭着叫父亲回家养伤，爷爷也掉着眼泪，叫父亲上车。父亲说，我就是长了个疮，没事儿的，用上药过不了几天就好了。父亲领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相，抱起我亲了一口，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伟胜”（因打锦州胜利），就叫爷爷赶车回家了，他仍坚持工作。
1949年1月15日，四野1、2、7、8、9纵队攻克天津后，经过约20天整编，父亲的二所与三所合并称东北野战军46医院（野战后方）。2月3日由唐山乘闷罐火车南下，父亲和二所的警卫班，负责照料伤病员及医院的设备，为躲避敌机轰炸和其他原因，火车时行时停，越往南行气温越高，闷罐车内热的透不过气，伤员病情不断加重，不过火车还算顺利抵达汉口站，正想下车，但见一架敌机冲向车站，防空队伍立即用机枪架在车厢窗口向敌机猛扫。待飞机飞走后，伤员们相互搀扶上了去江岸码头的汽车，冒着大雨登上机动大木船，顺流而下，经湖口进鄱阳湖达南昌。靠岸后把大批的伤员移交给当地医疗机构，等把被蒋匪特工破坏的火车道修好后，医院又上闷罐车到樟树，医院在此进行短期休整，配合友军消灭国民党匪军特工，火车直达老解放区吉安，在神岗山驻扎，收治华中南战役中负伤的人员。
冒险送炭
1949年秋，部队在刚解放的吉安，有一发电厂因缺燃料，不能正常发电。在在伤病员减少的情况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医院组织100多人到吉水山区森林中伐木，先用大锯把树放倒，然后截成2米左右的树杆，用马车送到在赣江江边的炭窑。10天下来，父亲和战友们手上起了一层层的血泡，累得腰酸腿软，但看到烧好的木炭，心中都无比的高兴。
炭烧好后，父亲和李青山带领警卫班、通讯班30多人，用机帆船沿赣江逆流30华里向吉安运送木炭，每7天往返一次，每次20吨，当时叫水面生产。因华中南还没有完全解放，蒋匪敌特把吉安大型火力发电厂作为主要破坏目标，紧盯向吉安送炭船只。为保障船只安全及任务的完成，父亲就叫警卫班战友在船两侧警备，叫通讯班用步话机随时与部队联系。每次装船前，父亲总是第一个登船仔细检查船舱内外。有一次检查忽然发现船舵下有一个包裹，里边传出嗒嗒的声响，“炸弹！”随同检查的战士惊叫起来，父亲虽然也很紧张，但没有慌乱，因为他早有这方面的人员准备，父亲通知船上其他人员迅速下船，只留下他和排弹人员，及时拆除了这个定时炸弹，因此，父亲立小功一次。
在此期间，父亲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2013年4月，我和老伴到九江171医院，看望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当把父亲照片呈现给父亲的战友曹植杰（当时87岁），他一眼就认出：“他叫李孚秦，我和他一起伐木烧炭，他关爱每个战士，给我们挑血泡，他是个大好人啊！”
取出子弹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父亲在吉水的100多人，放气球，燃鞭炮庆贺！没过几个月医院一、二、三所到九江，接管日本人建的国民党接收后又败走的医院，创办中南军区第六陆军医院，原二所所长和教导员韩贵调走。父亲任该院供应室主任（正排级，津贴每月18元）负责医疗器械物资的供应，分管20多人。
1950年7月医院改为66军医院（师级）院长为游全举、政委朱权、原一所的教导员白洁提升为政治处主任，父亲为副主任。医院当时中心任务是准备接收抗美援朝下来的伤病员，在院长的布置下，把5栋大木房分为5个连队，每个连队工作人员约100人接收300名伤病员，设内科、外科，父亲为二连副政治指导员（副连级）。进入7月份左右，上千人的伤病员住进了5个连队，每个连的伤病员自己选出连长，配合医院的工作。父亲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说：“我们连的这些伤病员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有的没了胳膊，有的少了腿，为祖国人民立了功，为他们服务是咱们的光荣！”父亲与全体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给伤员换药、喂饭、接尿端屎全力进行服务。
1951年秋，父亲胸部阵阵疼痛，体温高达38—40度，日本大夫佐藤怀疑为肺感染或肺结核，经X光照片对父亲说：“你的子弹的有！”父亲对他说：“子弹我已抠出。”佐藤大夫指着父亲的胸部：“你这里子弹的有！”因伤员多，工作离不开，父亲总想往后拖，院长、政委及政治处主任到病床前动员父亲做手术，并说这段时间你的工作，由伤员中选出的连长马克龙和文书、文化教员、通讯员、护士长配合大夫们去干。父亲这时才放下心来，同意手术，但他不让日本大夫给他做手术。因为日本鬼子是侵略者，自己目睹他们杀了很多中国人，当时院长同意了。
手术那天，手术室安排两例手术，几乎同时进行，消毒打麻药，在开胸二小时后，子弹没找到。这时，日本大夫平井已做完一例，见此情景，转身到父亲的手术台前，麻醉师第二次打麻药，平井院长熟练地摘除离心脏1公分左右核桃大的小肉球，从中剥离出一粒子弹。父亲因失血较多加上麻药量较大，整三天两夜才苏醒过来，当时许多战友以为父亲醒不过来了。经医生、护士及战士的精心护理，父亲半个月左右就能下地，不用战士们护理了。
休养读书
1955年2月，解放军在各地的医院统一整编，父亲所在的66军医院改编为171陆军医院。把原5个伤病员连队合并为3个，医院分设参谋部、内科部、外科部、医务处、政治处，父亲为政治处人员，由政治指导员改为外科部政治助理员（副连职），住在外科部，后又改为组织助理员。月底，父亲被调到九江军分区任兵役局任行政管理员。3个月后因胸部疼痛，在局长甘章龙和政委的关心下，去河南鸡公山军官疗养院疗养，半年后去宜春县江西军队军官训练团。
在父亲任政治指导员期间，时刻也没放松发展和培养部队的有生力量。最近我翻阅父亲留下的日记本时发现他记载发展党团员的情况：1954年6月25日发展党员6名；1955年1月15日发展党员1名，团员17名；1955年5月30日发展党员13名，团员5名。
父亲在河南鸡公山疗养，爷爷和母亲带我去看望。记得下火车后，抬头就能见到像公鸡样的山，我们由山根底下沿小溪顺小路向上攀，爷爷手拄一根木棍子，我快活得向上跑，渴了喝口泉水，接着跑，约一小时，即到疗养院，我们住一楼，见二楼三楼也有人，很好奇，就顺着木制的楼梯上下来回“咚咚”跑。疗养院的叔叔到我跟前：“小鬼，轻点，不要影响叔叔们休息！”有一次，我上到三楼，从一侧门出去，是一平顶小院，见一灶里面木柴火苗很旺，一会见一个叔叔往里投一截10公分粗细的木棒子，叔叔往灶加火做饭，我第一次见这样做饭。
1952年4月，父亲得到医院政治处发给的《毛泽东选集》一、二卷，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因白天休养连（100多人）工作繁杂，就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仔细阅读，把重点部分打勾画上横线，有时看个通宵，先后阅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民运动的严重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书。父亲说，毛选是精神食粮，是指导我们做好工作的有力武器，必须抓紧时间，坚持学习。正是这样，父亲那时候得了失眠症，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父亲一生读了很多书，现存的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还有读书笔记几十本。
1955年4月，父亲感到身体不适，吃饭不香，时有吐血。院长非常关心他，把他指导员的工作，交给别的同志，派了一辆救护车亲自送他到医院（隔离病房）治疗。父亲到病房后，高烧不退，自以为得了不好的病，情绪低落，王大夫开导他：“你不要怕，你得的是结核病，这个病现在是可治的，现已有特效药——卡介苗，给你用上就会好的，你要振作起来，从精神上你要战胜它。”于是，父亲请战友从书店买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反复看了几遍，把其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现在父亲的日记本还保留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的：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没过几天，父亲的身体大有好转，体温恢复正常，他非常高兴，征得大夫同意，给在院治疗的党团员病号讲亲身体会，如何配合大夫治好病，如何在治病疗养中为党工作，因为讲的时间长（一个半小时），他晕倒了，醒后他坚持接着讲，使病号们深受感动，争着抢着看父亲这本书，有的病号表示，学保尔，调整好心态，配合大夫，战胜疾病，争取早日回部队。
1963年父亲任宁河县百货公司副经理，公司职工崔庭瑞的儿子得病住县医院治疗，父亲把这本书送给他并说，小伙子，好好看这书，配合好大夫治疗，病很快就会好的。这小伙子听了父亲的话，安心治疗，不久就出院了，后来当了一名铁路工人，为国家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父亲晚年病危住县医院时，他还特意去看望父亲并说，我有病时您送我一本书，使我战胜了疾病，说着背诵了书中的那段名言，最后他说，书中还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使父亲很感动。
家里有个小药箱，是父亲从九江带回来的。里面有平时用的感冒药、消炎药、云南白药、红药水等。还有酒精棉球、听诊器、血压表、温度计等，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父亲就利用在部队学的医疗知识，把注射器针头放进消毒盒，加满水点燃酒精灯，过几分钟拿下，吸入药液，进行皮肤消毒，很快就打完了，方便多了，我们全家真是离不开它，现在每当看到它，就想起父亲给我们治疗的情景。
遇见梅兰芳
1956年12月3月，父亲与两位战友从河南鸡公山去江西宜春，4日过英雄城——南昌，住惠中旅社，当得知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来江西慰问抗美援朝的伤病员，在八一礼堂演出“凤还巢”，晚上很早来到礼堂，幸运地买到三张退票，在一个半小时内欣赏了梅大师高超的演技，聆听了梅大师优美的唱腔，感到非常惬意！
父亲3人乘南昌至长沙133次火车，经检票口进站，到站台，见有很多人站在车尾部软卧车厢门口两侧，欢送什么人，父亲3人好奇地挤进前面，不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驶来，停在人群外，车门被打开，下来一位头戴蓝色帽子、身穿蓝色毛料中山装、脚踏黑色皮鞋60多岁的老者，“啊，梅兰芳！”父亲情不自禁地说。有关人员迎上去，姑娘们向梅大师献花，梅大师与送别者握手话别，父亲有幸与之握手，10点15分列车徐徐开动了，车厢中父亲与战友萌生不放过这天赐良机，决定谒见梅大师的想法，3人从列车的中部急促来到尾部，敲开软卧车厢的门，梅大师的秘书问明来意后，去梅大师的包厢，很快转回告诉父亲：“梅先生愿见你们，请进来，坐下稍等！”此时父亲他们3人心情难以言表，只感觉心脏在与车厢一起奏起“咔嗒咔嗒”的响声！
列车驶过向塘站，秘书带父亲他们3人，推开包厢的们，见梅大师端坐卧铺上，梅葆玖先生站立一旁，父亲他们紧走两步，以军人特有的礼节向梅大师敬礼！梅大师神采奕奕站起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父亲他们3人并与之依次握手，招呼大家坐下后，梅大师亲切地问：“都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军衔，去哪里？”父亲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他们依次回答了大师的提问，当说到昨晚看了大师演出的“凤还巢”手都拍疼了时，梅大师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与热爱京剧艺术的军人见面，谢谢你们对京剧艺术的支持！”随后又掏出钢笔在三人的笔记本上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3人接过笔记本，激动得说：“谢谢！谢谢！望大师保重身体，有机会愿再看大师的戏！”梅大师点头笑了，吩咐梅葆玖先生，送父亲3人出软卧车厢门口。
授衔立功
195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南京军区在九江地区专属礼堂举行尉官军衔授衔仪式。礼堂主席台布置的庄严整齐，毛主席像悬挂中央，两侧有国旗，会场内外有醒目的标语。大会由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有生主持，宣读了会场纪律和要求，邓克明少将代表江西军区，宣读国防部长和南京军区的授衔命令。
当听到授衔命令时，全场500多人全体起立，命令宣读完后，按次序坐下。会场是按大尉、上尉、中尉、少尉排列的，父亲的座位号为19排16号（排位照片）父亲非常激动，父亲说，这是用鲜血和辛勤工作换来的，今后不管到什么工作岗位，一定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最后，莫文骅司令员作了指示。
下午5时，父亲出席了在九江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庆祝授衔酒会，席位座号为48席（席号照片）。邓克明少将及军分区的司令员等首长给大家敬酒，当到父亲眼前时，父亲激动的说话语气都变了，说为首长健康干杯！父亲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幸福的宴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次荣誉，我永远把它记下来让我的下一代也不要忘记！”
1956年5月23日上午9时，在九江地区专属礼堂举行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奖典礼。九江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有生代表国防部和南京军区为有功人员颁发奖章，父亲获立大功奖章（证书号为44534，入场卷为4排6号）。
父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的功归于党和人民，归于各级首长和战友的帮助支持。当初我报名参军，县大队同意后，就立即告诉了爸妈，他们虽高兴，也有些舍不得，家里五六口人，我是主要劳力，但他们盼解放过上好日子的信心没变。妈妈对我说，你走吧，家里活，有你爸哪！忙不过来，对门刘长青会帮忙的。我到屋里抱起两岁的儿子，对妻子说，你要多保重。没想到她哭着说，你别担心，孩子很听话，过几年就长大了，你要常来信，胜利后早回家。在队伍开拔前，两个弟弟跑到我跟前，送给我吃的，和一些衣物，大弟说，大哥，你走吧，别惦记家里，别看我小（当时11岁）能帮爸干活。小弟说，大哥，你放心，我也帮家里干活，你要多打坏蛋！这样才使我在部队安心，才取得了战功！”
在父亲参军的岁月里，听爷爷给我讲，他和二叔起早贪黑经营家里的土地，老叔拾柴割草，帮着妈妈干家务活，陪着我玩，奶奶织席编篓子、打苇箔，妈妈推磨……到了冬天南大洼结冰，二叔就和村里的人们去拉网捕鱼，在夜里三四点钟就听到母亲给二叔做饭的响声，我常常从奶奶的被窝钻出，跑到二叔跟前要炒的鸡蛋、烙的大饼，回到奶奶被窝慢慢吃，真香啊！对门的长青大爷帮种冬小麦、给白菜浇水……这些家里的事，二叔常给父亲去信，父亲才没有后顾之忧去工作。
转业到地方
1956年12月20日父亲转业到宁河加入了兵役局的后备组织，1957至1958年的“八一”“十一”父亲不忘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穿上军装时刻准备部队的征召，为解放台湾，港澳的回归再次上战场！受父亲的影响，本家的李孚兴、李庆丰参加了解放军，后改为志愿军，其中李孚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打到汉城（并照一张相邮给父亲）在《停战协议》签定时，守护过板门店。
1964年，父亲到县武装部征兵站，为19岁的哥哥报名，使其光荣参军到北京416部队。每年春节前总能在大门两边见到父亲请人写的对联是：望台湾解放，盼港澳回归。横批：还我河山；山河必统一，港台定回归。横批：新年快乐；台湾定解放，港澳已回归。横批：新春快乐。为了父亲的愿望，我和老伴，2006年3月21至25日去了港澳，2015年4月30日至5月7日我和老伴带着父亲的照片，游遍了台湾岛。
父亲常给我们讲过去的战斗岁月，不忘战友间的生死情谊。他曾去过蓟县邦均找赵宗起的家，到军粮城找过霍福林，多次带着我和哥哥到县烈士陵园（当时酱油厂旁）挨个查看墓碑找战友的名字，当1962年在县百货公司门口偶遇小海北的张志新时，战友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两人互相拥抱，有说不完的话！
1956年12月至1961年父亲在银行信贷科任科长，当时他与科里人员团结互助，5年期间，从刚解放的投放贷款800万元到1961年增至2500万元，回笼货币由年收回30％到年收回70％，同时大搞商业清仓、清理积压，加速国营、地方企业资金周转，大搞城乡储蓄工作。
1963年1月至1973年3月父亲任百货公司副经理，主抓财务和商流统计，年清理积压资金40万元，保证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合理使用银行贷款，使资金每季度周转一圈，为商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组织水产
1973年3月至1974年4月，父亲担任县水产公司副主任，主抓业务，带领30人，用商业局拨给的1.2万元资金，从药材公司（北街）借用两间厢房，从百货借来办公桌，解决了办公场地。向银行贷款50万元，1年多时间发展到进货款100万元，年销货达140万元，买了大库房建了25立方米的咸鱼储备池20个，使芦台镇的两个门市部如期有鱼供应，也有了虾蟹上市，库内量除市内销售，还能外调其它省市。当时市水产产局刊物刊登了父亲工作的事迹，表扬了宁河的工作。
1976年5月至1982年10月父亲任县畜牧水产局生产科长。为摸清底数，父亲组织小分队骑自行车深入全县20个公社140个大队，宣传水产养殖技术，了解到全县现有250个坑塘，三大河流，50个深渠，七里海有水面洼淀2万亩，大杨河湾、岳龙河湾可开发利用，并组织网箱养鱼。为发展海洋捕捞，组织皇姑庄、船沽，成立捕捞队用2艘150马力的船下海，还在5000亩的海水水面上作业，得到了市县领导及市农办的表扬，市水产局两次登刊向各县介绍宁河的经验。
1976年7月，父亲在宁河公社搞渔业大联查，住公社旅店，有水产局的刘桂君、杨俊勇，商业局的赵恩普、霍会计、刘树海。28日夜间大家正在沉睡，突然房倒屋塌。父亲被压在瓦砾下，多处受伤流血，父亲用力爬出，到西屋拉出赵恩普，父亲把单裤扯开，给他们包扎，又立即回屋扒霍会计，这时供销社的王国辉等4人也到了，父亲和他们一起把霍会计从一米深的瓦砾下扒出。同时把已死的刘树海抬到路口交公社安排。约10点钟，在公社安排下，父亲和杨俊勇乘航运新装沙船回芦台，到局水产大院，又和徐林在近2米深的土中扒出2名已经死去的水产局的员工（一名19岁，一名20岁）。父亲在局抗震救灾群众大会上受到局领导的表扬。
捐献子弹头
1997年10月，县畜牧水产局组织离休干部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参观。父亲看到馆内陈列的件件文物，就想把自己保存快50年的子弹头捐给纪念馆，不知算不算文物，纪念馆要不要？回家后，父亲叫我给纪念馆打电话，我详细地汇报了子弹头的来历，馆长听后说：“要！这样的子弹头大珍贵了！”父亲立即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议，母亲打开皮箱，从中拿出一个折成三折白色羊皮小钱包，取出一团已经泛黄的纱布团，一层一层的慢慢剥开，露见一粒锈迹斑斑的子弹头，家人你拿看看，他拿看看，父亲说：“就是它，待在我心脏旁10个多月，伴随我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及解放华中南的战役。”全家都说：“捐，捐！”
1998年3月27日，在县老干部局刘金升、县畜牧水产局宋丽萍的安排下，父亲由我和女儿爱滨陪着来到纪念馆，服务人员从大门口搀扶父亲到办公室，当父亲把子弹头献给纪念馆，接过陈克馆长发给的证书时，父亲激动地哭了起来，穿好自己带来的军装，束好武装带快步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塑像前肃立，敬了个军礼！我和女儿也向伟人鞠躬。父亲大声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我不会忘记过去，要珍惜现在，教育子孙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昌盛！”那一刻，在场的人都落泪了，也记住了父亲的话。
父亲于1988年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离休后积极参加老干部局的活动，每日看报纸，收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他说这样才使自己方向明，路走的正！
2000年8月26日，父亲因病去世，在临终的前些天，还嘱咐我们，要听党的话，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目前我们4个小家庭中，有7名党员，8个大学生）。还向县畜牧水产局的党组织补缴了党费，表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我写的这些有许多是父亲生前讲的，但大部分是父亲留下的亲笔记录。当我翻开父亲留下的党章册，看见里面夹着父亲交党费的收条时，禁不住哭了，因为父亲临终前说要补交党费，我觉得只是随意一说而已，没想到，这有收条，而且还超交了几个月，再翻开发黄的日记本，他在1956年8月1日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美好的生活，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愿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这是一生最大的愉快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