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参加革命后，得到党的教育培养，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离休后，回忆起那战斗的岁月，都是难忘和挥之不去的。
  童年生活
  我祖父30多岁就去世了，祖母带着不满周月的父亲，给地主家当老妈子，一直到父亲成人后，才辞去一部分活儿，到后来，因祖母年老，地主不用了，只做些临时工，因家庭生活难以维持，祖母又转入了半讨半劳（地主用时或年景收成好时就劳动，否则就讨饭），她在临死前的几年的冬天，外出讨要的时间较长，一直到80多岁去世。
  伯父不识字，看了一辈子农村的破大庙，住在庙里。他终身未娶，自己种庙边的几亩地，靠挑水供富人家吃用（给一家挑一年水才一元钱），拾粪卖维持生活，年节就从这些富人家讨几块高粱饽饽吃。1942年被村保长骗去给日本人做劳工约一年，天冷时穿着洋灰纸袋回来的。
  父亲不识字，一辈子以农为生。除忙家里的农活外，经常出去做些短工。那时不出去打短工，我家就吃不上饭，就是这样，也只是糠菜半年粮。
  在我八九岁时，一连丰收了两年，这时父亲为了我将来能做点事，全家省吃俭用供了我3年学。因为学校离家较远，书又是借别人家孩子念过的，农忙时留在家里干活，所以也不能保证天天到校学习，前边学了些，后边就又都忘了。到后来因为生活困难，不但买不起书，也交不起学费，家里又缺人劳动，因此就不上了。到14岁，因发大水庄稼没有收成，村子里很多人都离开了家乡，有的是去找亲戚朋友，有的是去做苦工。当时父亲也将我带到塘沽做小工，但因我人小体弱，做了几天，不能继续做下去了，父亲就托人给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学徒。我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因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由大沽口向天津进攻，当时大沽口有中国军队把守，日本鬼子就用军舰上的大炮向大沽河两岸轰击，特别是向军队驻地轰击，我住的那个饭馆就在兵营附近，所以挨炮很多，房屋都炸坏了，我也就失业了，又回到家里参加劳动。
  我15岁那一年，父亲到天津一所学校给地主子弟去做饭，去了半年多，家里农活无人管，与另一家合请了一个人帮助劳动，这一年的收成还不错，又借了一些贷，家里为我完了婚，因还贷和给雇请人的工钱，没办法就把家里仅有的12亩地押给了地主，家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我16岁那年，又发大水，村子里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基本上都到外求生去了，我也跟着伯父和父亲到了塘沽为日本人做小工，干了几天，因我力小，又找了一家带家眷的小杂货铺，只管吃不给钱。这样总算是带出我一个嘴去，干了一年多就回家了，不久别人又在芦台给我找了一家刚刚开办的杂货批发店当伙计（送货）干了一年多，因病又回到家里种地，是给本村地主和富农家做些短工、季工。
  参加革命
  1942年，村里出现了区小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抗日活动，组织人员经常挖公路、割电线、锯电线杆，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敌人白天修，我方夜间破坏。还经常在各村秘密召集群众大会（主要是夜间）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并在各村发展了交通员，我就秘密参加了。
  进入1944年，我经常跟着区长助理贾林活动，到敌据点旁喊话，送信，传送过宣传小报，有时跟着他们执行破坏交通任务。当年5月贾林发展我为武宝宁联合县区小队队员，因我上过学又叫我担任村里的宣传委员，但不同的是他们有枪，我没有。因为我们破坏了敌人的交通，日本鬼子和伪军就经常到各村清剿报复，制造了多起惨案。为壮大力量，更好地消灭敌人，在1945年6月，在贾林的动员下，我带领村里4个青年参加了武宝宁联合县大队（据说贾林在1946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我到县大队时间不长，也就是1945年7月被调到冀东15团（晋察冀16和18军分区合编的）机枪连当战士。在两个月内，参加了本县的孟家庄战斗、东丰台战斗和丰润战斗。因为我在行军中积极主动，扛弹药箱，不怕苦不怕累，打仗中英勇不怕死，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
  不久我们向山海关进发，上级动员说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时我心里更高兴了。大约是在9月份，挺进沈阳后我又被调到特务连八班当战士，我们开始接管日伪的工厂和仓库，全连每天都分散执行任务，一个班看一个工厂，敌人还在破坏，枪声不断，自己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几天后，又调我到连部当通信员，每天都能完成任务。后来我要求到基层班，又到四班当战士，我们这个班经常往抚顺押送大车（装的枪支，弹药）。不久，上级说退出沈阳，我们这个连准备埋伏在城里，都换了警察的服装，后来叫苏联红军发现，我们又改了服装。当时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后勤部门的任务是由沈阳向抚顺运送物资，主要是枪支弹药和被服，我们排担任了此任务。有一天我们押送几十辆大车由抚顺返回时，到达沈阳东陵，被苏军拦住，不叫进城，同时听说主力已撤出沈阳，我们非常着急，这样我们排与主力失去了联系。
  这时辽宁军区和张学思主席也撤出了沈阳城，住在东陵附近，要我们编为他们的警卫连，后随军区到达抚顺本溪湖，在本溪军区成立了警卫团，共4个连，其中一个机枪连，我们是一连，直接警卫军区机关和首长，其他连都看管工厂、仓库，当时我们连只有40余人，每天勤务非常繁重，一昼夜要站四五班岗，还有其他勤务。因我工作积极，不怕吃苦，1946年1月份，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以前，我的班长陈士旭与我谈过几次话，因多注重于工作方面，理论方面的东西不多，只是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因此在党的会议上，当团的党总支书记问我，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时，我只回答，为人民服务到底，死我也不怕。就这样由我连王指导员向到会者介绍了我的简历、思想和工作等情况，当时我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参加党以后我的工作更加积极了，这一年春我被评为劳动模范，并得到物质奖励（团长冯锦堂，政委何谦）。
  战斗立功
  1946年的2月，军区的李科长（名字忘了）负责部队生产工作。当时调我们连一个班的人，由副排长宁文堂带领跟李科长往返在本溪、鞍山、大石桥、海城、营口等地，用马车押运物资，每天起早贪黑，站岗执勤都很认真。几天后李科长叫我给他当警卫员，我夜间很少睡觉，来保证科长的休息，一直到5月左右，我被调回，任连部文书，几天后又调我到团部当文书。
  团部有团长冯锦堂、政委（刚来的不知名字）、参谋长何广田，有个管理科长住医院，有两个参谋和几个通信员（王兴绪、李长林、小李等），3个炊事员。我到团部没几天，就叫我带一些款到安东去找田参谋（当时我们住在通化，田参谋在安东搞生产），从通化出发坐货车（汽车），走了约两三个小时，汽车坏了，修了一天未修好。来时我带着自行车，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出发了，当天过了桓仁，天快黑了，我遇上了土匪截击，自行车打坏了两根条，我又跑回桓仁，修好车子，在桓仁县政府住了一夜，第三天县政府给我换了一套便衣，又出发了，快天黑时我到了安东，找到了生产科，完成了交款的任务。这是我入党后单独执行任务。
  我们回到通化部队正在整编，我就随着团长冯锦堂、参谋长何广田、通信班班长王兴绪、炊事班和步兵第二连编到了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团团部，我还是当文书，分到团部管理股，当时有个管理员和一名指导员。大约是9月份，我随着政治处庄主任带着机炮连和团部管理股的人员向通化方向撤退，经过20余天的行军和几次的战斗到达了后方。在出发前，我的任务是保护庄主任和负责搞粮食，一路上被敌人打散了两次我都未离开庄主任，我们出发时200余人，到达后方时只剩下40余人。
  1946年10月，我们团在通化东八道江附近整顿了组织，接着奉命又进入了敌后，当时全团和西安县政府的干部共300余人，编为4个连，我在三连当文书（当时连长孙传江，指导员魏士英，副连长徐春平）。进入敌后，一般是夜间行军，白天有时就躲在山里头，吃不好睡不好，在向敌后挺进时，我接受了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宋镛给的任务，每到一地抓紧时间向群众宣传，召开小型的群众宣传会，这样凡是我们到过的村庄，群众开始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在战斗中我不怕牺牲，每次战斗我都在前边参战，因我战斗勇敢，在1947年我立一次大功。那年2月，我团与友邻团配合打下了东丰县的杨木林子，得了几挺重机枪和几门60炮，我团又编了一个机炮连（连长徐春平，指导员乔同全），我调到这个连当文书，4月我提升为文化干事，5月我又被提升为这个连的副指导员。
  1947年5月，我军攻打西安县城，在县城即将全部解放时，一部分敌人向西逃跑，我奉命带一个机炮排配合其他连队向西丰县的平岗方向追击，解放了平岗，敌人继续向四平方向逃跑了。我们在平岗住了两三天又返回西安，西安解放后全团都分散执行看守任务，这个县城，敌人遗留下很多大豆，豆饼等物资。
  参加两大战役
  1947年11月，我升为一连政治指导员，东北的秋季攻势已经结束，敌人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比较大的据点，其活动的范围被我们重重包围着。就在这时我们的部队扩大了，新兵增加了，团成立了营。这时我连的任务是在西丰县附近坚持边沿斗争，支持地方工作人员开展土改运动（斗地主、分田地）。
  在旧历年前的一天，我连在西丰县臭水家子附近分散执行任务时，夜间遭敌88师的两个团和8个联防大队（国民党联合的土匪）进攻西丰县平岗。我三排军事哨首先接敌开火，阻敌前进，全连逐渐靠拢，利用雪山的有利地形，与敌战斗一天，打退了敌人进攻，并追击30余里，俘敌30余人，击伤敌数百名人，我们只伤一人。战斗结束受到军区的嘉奖，同时军区和军分区的首长对我连进行了慰问，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部队战斗热情更高了。
  1948年的上半年，部队主要是搞整顿，进行阶级教育和军事练兵，我们连在对战士教育上受到团的表扬，在军事练兵中获得全团模范连队的称号，得了团奖励的优胜大旗。下半年主要是包围长春和参加辽沈战役——打沈阳。当时我们都是连续的急行军，一昼夜都是二百几十里，虽说很累，但全连的战斗情绪是高的。打沈阳时，我连是天黑进入战斗的，刚打响副连长李洪高就负了重伤，接着连长李干祥牺牲了。当时只有我一人指挥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完成了任务，奉命停下来，整顿了组织，占领了阵地，白天又与敌激战，并在友邻部队的协助下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天黑时敌人投降了，战斗才结束。
  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很快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部队昼夜兼程，很快对北京形成了包围。因为当时我连是师的尖刀连，在练兵时，军里也派人来指导我们，全连指战员信心更高了，都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一定打好这一仗。兵练好了，但为了保护古都古迹，在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和平解放了。
  1949年初，我们就南下了，在行军中自己腿犯了关节炎，胃病也复发了，每天要打针，领导要我坐车被我拒绝了，40多天的行军我都在战士中，每到宿营地很少睡觉，除开些会议外，还要做些宣传工作等。在行军中，我们运用了各种组织力量，完成了行军任务，并获得了巩固模范连和遵守群众纪律优胜连队的称号，得了团党委奖给的两面锦旗，并在发奖大会上给我记了一小功（团长陈伯先，政委李克，政治处主任刘祖阴，营长刘希文，政治教导员张志新）。
  军校当教员
  1950年5月我任二营教导员，营长是王大平，不久我团就到湖北的阳新县开荒生产，每天与战士们一起完成自己开荒任务。1951年2月我调到三营任教导员，营长韩伯约，副营长崔昭才，当时部队进行整党动员和学习，干部评级和整理材料，欢送九连和其他连的部分人员抗美援朝，还要动员练兵等一系列工作很忙。1951年8月，我参加了中南军区整党工作组织员训练班，两个多月学习结束后，回部队参加和领导了“三反”和整党运动。
  1952年8月，我营接受押送看管1万多名劳改犯，从河南的信阳到湖北沙洋开荒生产。在近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任务，我们的工作受到农场党委的表扬。因为在沙洋我们分为4大处看管劳改犯生产，任务很重，全营的5个干部调走了4名（营长，参谋长，副教导员，参谋），只剩我一人。全营分住4处，方圆二三十里路，还隔一条小江，了解情况全靠两条腿跑，一两个月就叫我回团汇报一次情况，团部住在广东省海丰县，交通不便，小江经常一周不通航。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完成了任务。
  1953年8月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高级步兵学校七班学习。在学习中，经常加班加点，完成了学习任务。毕业后把我留下当教员，我觉得不是这种材料，经过上级领导的批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工作还是安心的，教学中认真负责，细心研究，曾受过多次表扬。
  1955年我被授予陆军少校军衔，1957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三级解放勋章，并在10月1日参加国庆大典，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阅兵式，并受到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9年2月，我调到南京军事学院战术研究室任教研员，1963年9月又被晋升为陆军中校。1970年因学院撤销和身体情况，离职回原籍休养。
  （摘录作者生前《我的思想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