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66年，时值“文革”期间，刘九华在宁河县土产公司当经理。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当时最苦恼，也是最难于理解的是战争年代为党出生入死，革命了大半辈子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走资派”成了“大特务”了呢？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不管你是否能理解，现实就是如此。总之，他被隔离审查了。
  当时，造反派是不允许他回家的，就连家里人给他送饭，也不能见面。整天不是游街，就是挨批斗，要不就是反省写交代材料。孩子们见不到爸爸，很想念爸爸。就每天放学先不回家，到他单位附近或大街上等他，期盼能看爸爸一眼，也好给我带回他们爸爸的一点点消息。有一次，二闺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人们议论街里正在搞批斗会，她就连跑带颠地来到批斗现场。她一下子怔住了，眼前挨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年过半百的爸爸。只见在纸糊的尖尖的高高的帽子下面，爸爸苍白消瘦的脸上又平添了很多的皱纹，若不是胸前挂着“刘九华大特务”的牌子，她几乎都没能认出来。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搞出新花样，让他站在高高的长板凳上，还要把腰弯成几乎180度，还狠命地吆喝着。当时，二闺女真想冲上前去把爸爸搀扶下来，用幼小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爸爸，无奈在爸爸的身旁有好几名身穿绿色衣服，手持棍棒，面带凶相的造反派，吓得孩子竟不敢出一点儿声音，又怕再给爸爸招惹更多的麻烦，只好抹着眼泪跑回了家，回到家就抱着我嚎啕大哭，这也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7年，刘九华被送往104干校劳动改造。干校距离县城十来里路，坐落在一片空旷田野间，在它周围也没有村庄。大约二十来间的平房，住着几十名被改造的干部。这些人白天要下地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学习。开始那段时间，基本上是许与家里人见面的，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了，知道他身体不是很好，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周末就打发孩子们前去看望。起初孩子们到那以后，只能远远地张望，在劳动的人群中极力地寻找，只要能看到爸爸的身影，哪怕仅仅是背影，孩子们就会得到心理慰藉。后来，渐渐地干校管理就不那么严了，就有了探望的机会。记得有一次，二闺女带着刚满6岁的妹妹去干校看他，那次是在他住的宿舍里见到的。当她们走到房门口，眼前的场景竟然把她俩惊呆了：只见爸爸将一根用火烤过的长长的针，正往自己的大腿上刺去。老闺女见状，“哇”地大哭起来，也惊动了专心针灸的爸爸，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怔怔地站在那儿，连忙招呼她们进来。老闺女扑了上来，紧紧拽着爸爸的胳膊抽泣着说：“爸爸，你在干啥？我不要你这样，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当他如此近距离见到自己的亲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揽在怀里，而后，坚定地说：“孩子们，别怕，爸爸腿疼，爸爸是在给自己治病，回去告诉妈妈，就说爸爸很好，不用担心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党中央拨乱反正，结束了十年浩劫。在1978年10月，刘九华也被平了反，拿到了上级下发的平反决定书。平反决定书上是这样写的：刘九华同志，贫农出身，1945年入党，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文革”中，给其扣上了“日本一四一八特务”的帽子。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经研究决定，对强加给刘九华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为刘九华同志平反。
  他手捧着这张平反决定书，心情异常激动，热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他赶忙用手擦拭，独自走进了里屋。当他再次走出房门，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了泪痕，也没带丝毫的委屈和怨恨，留下的只有宽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当年批斗他的那些人，心里总是不舒服，有时也和他说道说道，他总会微微一笑，耐心地劝我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不用总挂在心上，咱们要往前看。”当年批斗过他的那些人都不好意思见他，还担心他会打击报复，他就坦率地告诉他们：“你们也是受害者，我怎么能怨恨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