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也许真的是我岁数大了，最近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说也奇怪，越久远的事儿在脑子里就越清晰，尤其是和老伴儿刘九华在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我每天和儿女们唠叨最多的也是过去。其实我清楚，孩子们耐心地听我絮叨，从不打断我，那是他们孝顺，怕我寂寞。为了让我高兴，一有空闲，还特地让我给他们讲我和老伴在战争年代的事，虽然那个年月尝到了吐不尽的苦水，但我还是打心眼里愿意说一说老伴经历的艰难岁月。
挑担货郎
我出生在俵口镇俵口安全村，家中有姊妹兄弟8个（5个男孩，3个女孩），我在女孩中行小。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村子周围尽是芦苇和水，那会儿叫“苇海”。因为出门就是水，村子里好多人家都有船，船在当时可是最好的运输工具。我家也有船，父亲和3个哥哥就是靠使船养活全家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姐姐先后都出嫁了，父母也开始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也想找个好人家尽早把我嫁出去。说来也凑巧，当时给我家使船的本家二叔说，他有一个外甥叫刘厚忠，家住潘庄镇西塘坨村，人挺好的，是个担着挑子做小买卖的，跟老侄女儿挺般配。我的亲事由父母做主，就这样定了下来。自打那以后，小小年纪的我不免总会产生一些好奇和疑问，这个刘厚忠到底是个啥样的年轻人？所以只要看到街上有担挑子卖东西的，或者听到有叫卖声，我都会急匆匆跑到门口一看究竟，眼前这人会不会就是刘厚忠。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也就会“扑通扑通”地乱跳，脸上也是滚烫的。时隔不久，也就是1935年我和刘厚忠成了亲，那时我才15岁。
婆家家境贫寒，公公刘宝合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身体不是很好，平时靠种地养家，有时也出去打点短工；婆婆是小脚女人，在家料理家务。刘厚忠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二弟刘厚桐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18岁那年得了阑尾炎，因为家里穷，没钱医治，竟活活地给疼死了。三弟刘厚春，自小在潘庄镇广生堂药铺当学徒，拉药匣子。
刘厚忠为人和他的名字一样，朴实忠厚，精明能干，虽然我比他小8岁，但他很尊重我，我也打心眼里信服他。结婚后，我主动负担全部家务活儿。白天要搓麻绳、捏苇帘、推小磨、烧火做饭、洗衣服，晚上还得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缝补衣裳。因为公公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闹病，两个弟弟年纪又小，家里的生活主要靠他支撑。他啥活儿都干过，种过地、打过工、做过小买卖。他还心灵手巧，像沾糖葫芦、烙烧饼、炸麻花，还有扎扫帚、缠掸子这些手艺都是自己闷练出来的，一心只想多赚一些钱贴补家用。说来最苦还属做小买卖那会儿。那时候，他经常担着挑子一走就是百十里路。常去的地方有北塘、芦台，还有天津边子。为了多挣点儿钱，在春秋两季他就前往北塘，趸新鲜的鱼和虾，担着挑子一路走着，一路叫卖。平时还会将当地应季的土特产挑到天津去卖。每次出去至少两三天，有时甚至要四五天。因为家里穷是住不起店的，出门只带一些干粮，饿了，就找个背风的地方啃上几口；渴了，就讨口水喝，小河沟里的水捧上几捧也是常有的事；困了，就抱着扁担倚着筐子迷糊一会儿，是绝对不敢睡沉的，担心自己的货物会被别人偷走。
记得我刚嫁过来不久，已是入秋时节。一天，他起得很早，约摸半夜三四点钟，就动身去北塘趸货。他上午从北塘返回时，天气还是好好的，可不想走到半路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一时间连个避雨的地方也找不到，当时雨下得又急又大，他抬头看看天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看看眼前的挑子，满满的两筐鱼被雨水冲击浸泡着，情急之下，他连忙用身体护着挑子，又将上衣脱下盖在上面，而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大雨中。由于货物损失，急火攻心，他回到家便一病不起，整整在炕上躺了十来天，可病情略有好转，他就又担起挑子继续为生活奔波，因为他清楚一家人全靠他来养活，他挑着的是责任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每次他出门，我在家里总是担着心，只有看到他平安回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倒是满不在乎，非常乐观，还担心我在家寂寞，回到家总把经历过的那些事讲给我听。刚过门子的那几年，虽然日子过得挺苦的，但一家人总是聚多离少，也算平安无事。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不仅日子难过了，他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十天半月见不着他的人影儿。
冰窟脱险
刘厚忠参加革命后，组织给他起了化名，叫刘九华。他是担着挑子走向革命的。之前，他担着挑子做小买卖，只是为了自己小家的生计；可之后以做小买卖打掩护是为党工作，是为的大家。
他担着挑子常年在外跑，遇上的难事数也数不清，他生性机灵，也算见过世面，胆子当然也变得越来越大。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闯，不光走街串巷，有时候也会到日本鬼子把守的地方去做买卖。遇到啥事，从不惊慌，都能混过去。在1944年，当时地下党的同志在我们这儿活动，其中刘文、和文盛等同志看见他经常串街叫卖，观察了他一段日子，对他印象不错，见他既淳朴又机敏，就有意培养他。一开始只是让他为八路军送一些所需的物品，后来慢慢地向他渗透一些进步思想，一来二去，交往就越来越深了，在他们的介绍和培养下，他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候，他的活动都是秘密的，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隐约地感觉，他在外面做的事儿和我说的少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后来，还听人说他在帮八路军做事。这样一来，我和他也开始过上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一家老小整天为他担惊受怕，我是寝食不安，他十天半月不回家是经常的事。有时候，不放心家里，他也会在夜里偷偷回家看看，然后又拔腿就走。他当时的工作就是深入到敌占区打探情况，了解敌情，之后再把搜集的情报及时报送给党组织。按他的话说，那个时候哪儿有敌人就上哪儿去，脑袋瓜子掖在裤带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做小买卖能打个掩护，可天长日久危险也就来了，驻扎在附近的日伪军和汉奸已经注意到他了。记得那是1945年初的一天，还没有过旧历年，他被派往鬼子炮楼附近摸敌情。那天的天气异常阴冷，还刮着溜溜的西北风，当他打探到消息返回的路上，没想到被日本鬼子盯上了，四五个鬼子就尾随在他的身后。他很机智，再加上道儿熟，打算和鬼子周旋一番，就有可能甩掉他们。于是径直朝着荒芜的苇海里走去，几个鬼子也跟着走进苇海。万万没想到几个鬼子一直穷追不舍，这样时间一长，他也有些吃不消了，脚步自然慢了下来，很不凑巧的是一条5米来宽的壕沟横在了眼前。他心想这下完了，非要被鬼子抓住不可。猛一抬头，他看见横在眼前壕沟竟有一个冰窟窿，于是他想都没想，就一头扎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可眼前一片黢黑。他抬手下意识地拍打自己的脑袋，确信自己还活着，可双腿却动弹不得，顺势伸手往下摸，自己的下身已经结满冰凌。“我打探到的情况还没汇报呢，无论如何我也要活着出去！”他打定主意后咬着牙，忍着疼，拼命支撑着身体，使出全身的力气动动脚，又慢慢地抬起身子，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感觉头部被狠击了一下，他连忙猫下腰，向上面看，头顶上是一层冰。噢，原来他跳下的这个冰窟窿是双层冰面，两层冰面之间，有半米左右是空的，他当时是头朝下跳进去的，是被冰面撞昏的，恰好遇上这个特殊冰窟窿，逃过了一劫！他没敢直接回家，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裹着湿漉漉的衣服，趁着夜色，钻出苇海，跑到俵口村我的娘家，家里人为他弄了点儿吃的，烤干了衣服，他怕连累了自己的亲人，就迅速离开了。
刺穿被阁
刘九华挑着担子摸敌情的事，引起潘庄一带日伪军的关注，对他总是前追后拿的。我婆家离潘庄镇很近，大约有三四里路。那时住在潘庄一带的日伪军经常到附近各村进行搜查和清剿，有时候把村里人集中起来一起训话，他们嘴里呜哩哇啦大声叫唤，逼问老百姓见没见过有八路军到村里来？谁家窝藏共产党了？有时候也由地方汉奸带着到村子里的重点户进行搜查。
1945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家突然闯进了十来个当兵的，有鬼子也有伪军。当时我在娘家，这是回来后听婆婆说的。那天这帮人一进门就嚷嚷，说刘九华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他们逼着家里人说出刘九华的下落，还端着枪在屋里屋外地搜个不停。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帮人就有些不耐烦了，其中一个鬼子兵突然用刺刀顶着我婆婆的脑门子，大声地嘟囔着什么，另一个当兵的凶狠的说：“你儿子在什么地方？赶紧说出他藏在那里，要是不说就挑了你”。接着又说：“你儿媳妇去哪了？把她也交出来！”我婆婆盯着疯狗似的恶人，又急又气，开始的惶恐突然消失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见我儿子了，他不管这个家，也不认我这个妈了。现在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咋会知道他在哪儿？儿媳妇看他不管家，也走了。”鬼子三番五次的追问，见问不出结果，一怒之下，抽回顶在我婆婆脑门子的刺刀，一下子刺向炕稍儿的被阁子（就是在炕上存放被子的矮木柜子），鬼子以为人藏在里面，被阁子迎面板都被刺穿了，刀刺的痕迹深深地印在了上面。其他的鬼子和伪军一边搜、一边摔，竟把我家厢房门旮旯小缸里的半袋子高粱米袋子拿出来，在屋里屋外的乱撒，临走时还把我结婚时娘家陪送的一对箱子也抢走了。
解放后，刘九华调到县城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到芦台，那个留着刺痕的被阁子也搬到新家，我们一直用着。直到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家房屋倒塌，被阁子也毁损了。这个见证着日本鬼子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的历史文物，竟没被保存下来。
抱儿跑敌情
1946年，日本鬼子不见了，又来了国民党还乡团。西塘坨村离潘庄国民党军队驻地很近，所以他们隔三差五的就来搜查。我家作为八路军的家属，遭他们查抄搜捕，也就越来越频繁。国民党还乡团扬言，谁抓住刘九华赏官金3万，抓住他儿子也有重赏。那时刘九华根本不着家了，白天与敌人周旋，晚上就躲进“苇海”休息，苇地就是床。“苇海”就是我们现在的七里海，它宽七八里，长几十里，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以后，很容易迷失方向走不出来，因此藏在“苇海”里也就相对安全些。但在“苇海”过夜是很遭罪的，蚊虫叮咬不说，那是湿地，长期睡在湿气重的地方，很容易落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了个内痔的病根儿，每次大便都要流一大滩血。后来大军南下的时候，他病得正严重，所以没能跟上大部队南下，只好留在了地方工作，据后来人讲南下没走的他们22人，成为我县解放初期供销战线的基础力量。
那时我刚生下大儿子几个月，婆婆说要保住刘家这条根，不能让敌人抓去，让我们娘俩不要在家住，赶紧走，离家越远越好。从那年开始我只能自己抱着儿子跑敌情，每次出去至少两三个月，最长时达小半年，一直到1948年底，天津快要解放时，我们娘俩才结束了这种逃亡的生活，这段时间长达两三年。
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跑敌情时，我们娘俩儿是坐着马车走的。那是1946年的冬天，马车上坐的不只有我们娘俩儿，还有其他人，也是八路军家属。坐了大半天，到了一个村庄，赶车人让我们下了车。后来知道，这个村子叫杨宇庄，听说离宝坻黄庄很近。由于坐了大半天车，大家又渴又饿，下车后分头到老乡家讨些吃的。我去的这家，一家人都很善良，家里的女人看样子有40多岁，她一边帮我斟水，热吃的，还一边和我唠嗑儿，问我是哪个村的，大冷的天为啥抱着这么小的孩子出远门。当她得知我的情况后，挺同情我们娘俩儿的，就跟我说：“闺女，天这么冷，孩子又这么小，你就别再走了，先在我家住着，啥时候安定了，你们娘俩再回去。”她还嘱咐我，千万不要说你是西塘坨的，有人要问你，你就说是我娘家侄女，来看姑姑了。我们娘俩儿大概在那儿住了二十来天。
有一次，还赶上从黄庄来的讨伐队进村搜查，村里人大多都被赶到外面集合，讨伐队让各家指认各家人，是这家好心人保护了我，我成了她家串亲戚的娘家侄女儿，才没被抓走。讨伐队走后又住了两天，我还是决定离开。一来，兵荒马乱的，不沾亲带故，总给人家添麻烦；二来，也惦着回家看看。于是，我谢绝了这家好心人的一再挽留，抱着孩子走在回家路上。要进腊月了，天气特别的冷，冰天雪地的，因为离家时只带了一个小包袱，身上穿的也很单薄，又怕孩子冻着，拣厚一点儿的衣裳，都裹在他的身上。路很偏僻，很少遇着行人，我一个妇道人家，又抱着孩子，心里非常害怕，小跑儿一会儿，累了，前后左右看看，停下来喘口气，再接着走。一路上心总是“怦怦”地乱跳。就这样一路奔奔磕磕终于回到了西塘坨。我也不敢直接回家，先到本村二姨父爷家打探消息。二姨父爷告诉我千万不要回家，现在快到年关了，讨伐队三天打两头的往村里跑，你们家有当八路的，他们不会让你们家安定的，现在要是回家的话那是太危险了，你就先在我这儿住几天吧。我们娘俩儿又在他家住了一个来月，就连年三十，也是在二姨父爷家过的。大年初一，我离开了他家，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临行时二姨父爷不放心，还让他的儿子送我们，走了一段路程，我担心遇到坏人连累了人家，就让他回去了。快到潮白河大堤附近时，我忽然听远处有人大声呼叫：“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人的喊声特别大，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事，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没敢动。不知咋回事，就在这时，怀中的孩子突然挣脱着哭了起来，我胳膊一软，顺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伤心地哭出声来。一会儿工夫，那人跑了过来，亲切地对我说：“别哭，大嫂，前边是雷区，是区小队布的，专门炸坏人的，你还好停住了，要再往前走几步，踩上地雷，你们娘俩儿就没命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不光是心跳，冷汗都下来了，连声道谢。那人还引着我们娘俩儿绕过雷区，把我们送到潮白河岸，我抱着孩子跑冰过了潮白河，终于有惊无险地到了娘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生活一直在重复着，有时偷偷摸摸回婆家住几天，只要一听到风声，立马抱起孩子就走。我去过黄庄一带，造甲城一带，俵口、北淮淀一带，还有现在的芦台农场，直到解放才过上安稳的日子。
护理伤病员
1949年初打天津那会儿，我们军队有很多战士负伤。一批批的伤员被安置在各村，再分配到各家各户养伤。刘九华捎信回来，要我们全家不仅尽可能多的接纳伤员，还要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我家先后住进了十来名伤员，战士们都很年轻，年龄大的二十几岁，小一点儿的才十几岁。这些伤员什么地方的都有，有的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的伤势有的很重，也有的轻些。病情严重的伤员用担架抬来时，全身血淋淋的，甚至已经昏迷不醒；轻一点儿的，有的腿被炸断了，也有的身体被子弹都打透了。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为想到自己的亲人和他们一样地为革命出生入死，所以就对他们更加疼爱，真的是把这些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人。
我家有3间草房，院内还有东西厢房，为了让伤病员住得宽敞一点儿，明亮一点儿，暖和一点儿，我们全家包括公婆、兄弟、妯娌和孩子们都搬进了厢房，把3间正房全部让给了伤病员。厢房里没有火炕，我们只好睡地铺，大冬天的，我们这些壮年人还承受的起，可难为了老人和孩子，老人冻坏了身子，整天咳嗽不止，孩子小手冻得通红，还得了冻疮。跟随负伤战士一起来的还有战地卫生员，负责每天给伤病员打针、换药、观察病情。看到我们一家人为队伍所做的一切，她们非常感动，硬要给我公婆用些治疗咳喘的药，可被公婆拒绝了，因为当时药品很紧缺，我们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卫生员拿出自己带的凡士林膏给我儿子涂在冻伤的小手上，当时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还伸出小手让我闻闻香味。那段时间，我和兄弟媳妇也闲不住，每天和卫生员一起给伤病员拆洗绷带，为伤病员洗衣服，还下地打柴禾，为他们烧热水，烧火炕，整理房间，使这些伤病员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能尽快地养好伤，重返战场。
在这些伤病员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伤势很重伤员，听说是南方人，他是第一批打进天津的，当时战斗非常激烈，很多战士都牺牲了，他是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的，抬到我家时，他的身体里还残存着好几块炮弹皮，他一直昏迷不醒，而且高烧不退，卫生员尽了最大的努力急救，我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为他熬鸡汤补身子，他却没能喝上几口，我是亲眼见他离开了人世。但他走的时候并不孤单，是大家一起送他最后的一程。
那时，我的儿子也和这些叔叔阿姨混熟了，经常跑到他们身边，摸摸这，摸摸那，逗他们开心，还要他们讲故事给他听。其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伤员，经常逗着他玩儿，我在屋外干活，里屋不时传出他们和孩子的笑声。看到战士们的伤病一天好似一天，我的心情也舒畅多了。这些伤员在我家住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就把他们送往后方医院了，临走那天，我们就像送别离家的亲人一样，恋恋不舍的。
换货品脱险
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可国民党兵又来祸害百姓了。由于他们对解放区实行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百姓日子很不好过，队伍上的供给更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军需用品，像枪支弹药、医药用品，还有粮食、食盐和布匹等等。咱宁河县城离北塘不算远，当时北塘是这一带唯一的自由港，所以店铺也特别多，像什么鱼店、货栈、杂货店等都有。一些店铺在经营商品的同时，还专为党组织秘密采购物资，有的甚至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
为有效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不断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冀东区党委恢复宁河县单一县制，1946年1月丰玉宁联合县和武宝宁联合县撤销，成立了宁河县委县政府。1946年4月23日，冀东区党组织派王耀庭等4名同志来宁河创建贸易公司，为防备敌人破坏，以私人商号名义，称为“冀兴号”，在丰台和潘庄分别设贸易货栈。
当时刘九华正在大武宏领导的区小队工作，在组建“冀兴号”时，经区委书记李广泉介绍，被派往“冀兴号”做禁烟工作，任命他为潘庄禁烟股股长。对外还是以买卖人的身份出现，实际干的是更危险的事情。他们的任务是用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换取队伍所需的物资，更难办的是还得想方设法接近当地的一些不法商人，甚至周边的国民党军官，用黄金和鸦片（抗日战争收缴的战利品）从他们手中换回极为紧缺的药品、汽油和军火等。
记得一天的大半夜，他和几个使船的人在我家合计着什么，没等亮天，就急匆匆地走了。原来是载着装满苇帘的船，去北塘换取军需物资。一路上他们历尽艰险，好不容易快到目的地了，迎面开来的一只船把他们挡住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几个土匪已经上了船，不由分说，就把船扣下来，还把他们带到了土匪头子的家中邀赏。人生地不熟的，又是肩负着特殊任务，刘九华正在想对策时，听见里屋有人说话，一口的家乡口音，再偷偷地向里屋瞄一眼，只见炕上坐着个老太太，穿着很体面，又慈眉善目的，心里思忖可不可以试试从她那儿打开突破口呢？
这时，老太太也看到外屋来了几个陌生人，看上去都很朴实，就连忙下地，向他们走来，非常和蔼地说：“孩子，你们从哪儿来？是干啥的？我儿子对你们做了些啥？”当再次听到老太太这熟悉的乡音，他一颗悬着的心立刻放松下来，连忙回答说：“我们是从潘庄西塘坨来的，帮人送点儿货，可没想到……”“你是西塘坨的？姓啥？我娘家就是那儿的。”老太太的眼睛即刻明亮起来，像见到自己的至亲一样，连珠炮似地追问着。当得知他姓刘，说出父亲的名字时，她连忙上前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孩子，按辈分论你还得叫我一声姑，你放心，我一定说服我儿子，让他放你们走。”更让刘九华意想不到的是老太太真把他们几个当成久别重逢的亲人，马上吩咐家里人端来饭菜给他们吃，并令她的儿子帮忙卖掉了整船的苇帘，还卖出个好价钱。当他们临走的时候，老太太再三嘱咐以后有机会一定来家里。自打那时起，刘九华也和这位老太太的儿子成了好哥们儿，后来他还帮了刘九华不少的忙。
当时前方打仗，药品、汽油、军火相当紧缺，作为禁烟股股长，他肩上的担子是可想而知的。他整天在外面奔波忙碌着，还是没有大的起色，终于从一个卖珠宝首饰的老板那儿得到一条信息，说驻扎在天津周边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好抽大烟，烟瘾还很大，经常派人四处淘换。他的媳妇喜欢珠宝首饰，常来光顾他的店铺。刘九华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在那位老板的引荐下，他以买卖人的身份见到这个军官手下管事的，结果还算顺利，真的换回了一批药品和食盐。打那儿以后，他和这位军官也慢慢熟络起来，竟先后多次换回汽油和军火等特需物资。
不料在一次交易的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查到他私带违禁品，硬生生把他关进了牢房。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他凭借多年的斗争经验，为组织做事只字不提。他的衣服被打得稀烂，身上留下条条血印，更加残忍的是要他走烧红的钢板。尽管这样，他一直咬定自己就是普通的买卖人，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无奈之下，敌人也只好把他放了。当他浑身伤痕地站在我面前时，我惊呆了。再看到他双脚脚心竟像锈铁一样时，我的心都要被揉碎了。也正是他的坚强勇敢，不仅保住了个人情操，更重要的是保守了党的纪律。我现在想起来，都为他感到自豪。后来还听孩子们说，在《宁河县供销合作社史料》里，还有对他用黄金鸦片换军需物资的记载。
土改除“狐仙”
天津解放以后，刘九华赶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土改。河北省农村搞土改是从1950年冬季开始的，一去就是两年多，回来后，他经常给家里人讲述他在那儿经历的人和事。当他讲到农民分田分地最高潮时，为了把土地更合理地分配给农民，工作队员连续几天几夜都不曾合眼，当分田的红榜公布后，许多的农民都在插着自己名字标签的土地上来回走动；有的竟坐在地头静静地注视着属于自己的田地，久久都不肯离开；还有的农民捧上一把泥土，小心翼翼地用布帕包好，并如获至宝地拿回家，他更是激动得不得了。这些让人高兴的事，他经常挂在嘴边，而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却很少说给我听。
刘九华是以驻村工作队领导的身份，被派到河北省一个偏僻的农村搞土改的，他们一起去的有四五个人。具体是哪个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有些忧虑地跟我说村子不大，也就有百来户人家，人口也不算多，可有一样儿，村里人的思想都很封建保守，村干部又很强势，这次工作队下乡无疑会打破原来的权威和秩序，估计不会顺利，果然，工作队刚进村就遇上了难题。
在第一次动员大会上，他的宣讲还没完，就有人提出说我们不想土改，整天分田分地的，闹得狐仙不得安宁，还动了怒，报复我们村民，你们倒是不怕，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让我们遭殃。引起了会场一片混乱，见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只好先散了。刘九华他们几个马上商议解决办法，大家都觉得可以先借“狐仙”一事，给村民一个交代，如果这件事处理好了，会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工作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于是，他们分别入户走访，原来这段时日村里连续发生了许多事。有一户人家不慎失火，住的3间房屋瞬间被大火烧没了；还有一户村民修屋顶时，一不小心从房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伤了；另有一人家里老妈病重，半夜三更去外村请大夫，经过村西头的一片坟地，由于心里着急，起的猛了点儿，蒙头蒙脑，转来转去，到天蒙蒙亮才走出这片坟地，说是遇上“鬼打墙”了。接连发生的这些“蹊跷”事儿，一时间成了村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村里还流出传言，这都是共产党搞分田分地惹了狐仙！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村民们没有人敢再牵头分田地了，有些村民还前去给狐仙摆供烧香，祈求平安。
事情搞清楚了，刘九华他们就有了主意，打“狐仙”，解谜团。这个村的村西头的确有一片坟地，坟地里也确有狐狸。很多村民都亲眼见过，但从没有人敢招惹它，并且认为狐狸是仙，说成仙的狐狸就有了道行，惹不得。当天晚上，刘九华便带一名同事，拿把步枪，悄悄的来到了这片坟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静静等待“狐仙”现身，直到天亮，却没见狐狸的踪迹。接着又蹲守了好几天，就在准备回撤的那天夜晚，果真听到周围有响动，刘九华和他的同事不敢出声儿，轻轻探出头来，借着朦胧的月光，看见前方十来米远的两座坟墓之间处，出现一只像狗一样的黄褐色动物，不由分说九华扣动扳机，这个动物应声倒下了，走到近前一看，果真是一只狐狸。
工作队夜打“狐仙”，不怕报应也没有遭到报应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事后，村民见刘九华和他的同事们好好的，也就没啥说的了，那口口相传的“狐仙”谣言慢慢地淡化了，工作队在村民中才有了一定的威望。
当时的农村既贫穷闭塞，又封建保守，偏远地区更是如此。封建迷信弥漫，家族意识很强，村干部又依仗着家族的势力一手遮天，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九华他们通过入户走访，发现可依靠的村民，再由这些人和他们一起宣传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落到实处。在走访中，他们还为村民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在村民们心目中，工作队成了村民贴心的亲人，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和他们说道说道。与百姓的心贴近了，工作也就顺畅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的村土改工作圆满完成。
“四清”结情缘
1964年11月，刘九华所在的工作队又被抽调到霸州胜芳搞“四清”运动。当时组织上要求，工作队成员必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没有集体食堂，吃住都要在老百姓家里，是挨家挨户号饭的，工作队员们要按当地生活标准，将每顿饭折合成钱和粮票留给人家。有时还会多留些钱和粮票给孩子们做贴补，因此关系处的都很好。他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和群众一起开会学习，抽空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流谈心。那时候，群众对“四清”运动是非常拥护的，参与运动的热情也很高，劳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对“四清”工作队的工作也是赞不绝口，群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打土改以后，“四清”运动派来的工作队是最棒的。
“四清”工作队与村队的领导班子一起研究生产，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发荒地，寻找适合发展的副业项目，努力让百姓的日子能好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所以才有了在刘九华的生死关头，依靠百姓的恳求和医生的坚持，才挽回他的性命。
这件事发生在冬天，天气十分寒冷，到了深夜就更不用说了。天阴沉沉的，已经开始飘雪花儿了，深夜刚开完会的刘九华，裹着单薄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老乡家赶。那时候，百姓取暖也就是靠烧热炕、扒火盆啥的，可这家老乡非常热心，怕他冻着，还特意点着了煤球炉子。当他推开房门时，屋里暖烘烘的全身的寒冷都被融化了，他心里十分温暖，很感激群众对他的照顾。可能是阴天没风的缘故，烟筒排烟不顺畅，他中了煤气。当天亮老乡发现时，他已经没了知觉，等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也被医生告知没救了。
听到他煤气中毒的消息，工作队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村里的群众都纷纷赶往医院，在场的所有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纷纷恳求医生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有的甚至要给大夫下跪。医院领导和大夫们被眼前的情景打动了，即刻决定尽全力抢救病人。于是，由院长亲自挂帅，召集全院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成立临时抢救小组，开始了一场医护人员和现场群众共同参与的接力抢救。他们先把他抬到通风的地方，然后由医生轮流为他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既需要技术可又是个力气活儿，虽然是冰天雪地，可医生们头上却是热气腾腾，脸上还淌着汗珠子；再看在场的群众也是忙个不停，生怕冻着他，从身上脱下外衣，小心翼翼地帮他垫在身下，盖在身上；他的领导和同事急切地一遍又一遍喊着他的名字。在大家的全力努力下，奇迹真的出现了，他终于醒了过来。
许多年以后，每当提到胜芳，他总要很动情地重复一句话就是：“胜芳的乡亲们救过我的命啊！”
“文革”挨批斗
1966年，时值“文革”期间，刘九华在宁河县土产公司当经理。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当时最苦恼，也是最难于理解的是战争年代为党出生入死，革命了大半辈子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走资派”成了“大特务”了呢？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不管你是否能理解，现实就是如此。总之，他被隔离审查了。
当时，造反派是不允许他回家的，就连家里人给他送饭，也不能见面。整天不是游街，就是挨批斗，要不就是反省写交代材料。孩子们见不到爸爸，很想念爸爸。就每天放学先不回家，到他单位附近或大街上等他，期盼能看爸爸一眼，也好给我带回他们爸爸的一点点消息。有一次，二闺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人们议论街里正在搞批斗会，她就连跑带颠地来到批斗现场。她一下子怔住了，眼前挨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年过半百的爸爸。只见在纸糊的尖尖的高高的帽子下面，爸爸苍白消瘦的脸上又平添了很多的皱纹，若不是胸前挂着“刘九华大特务”的牌子，她几乎都没能认出来。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搞出新花样，让他站在高高的长板凳上，还要把腰弯成几乎180度，还狠命地吆喝着。当时，二闺女真想冲上前去把爸爸搀扶下来，用幼小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爸爸，无奈在爸爸的身旁有好几名身穿绿色衣服，手持棍棒，面带凶相的造反派，吓得孩子竟不敢出一点儿声音，又怕再给爸爸招惹更多的麻烦，只好抹着眼泪跑回了家，回到家就抱着我嚎啕大哭，这也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7年，刘九华被送往104干校劳动改造。干校距离县城十来里路，坐落在一片空旷田野间，在它周围也没有村庄。大约二十来间的平房，住着几十名被改造的干部。这些人白天要下地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学习。开始那段时间，基本上是许与家里人见面的，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了，知道他身体不是很好，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周末就打发孩子们前去看望。起初孩子们到那以后，只能远远地张望，在劳动的人群中极力地寻找，只要能看到爸爸的身影，哪怕仅仅是背影，孩子们就会得到心理慰藉。后来，渐渐地干校管理就不那么严了，就有了探望的机会。记得有一次，二闺女带着刚满6岁的妹妹去干校看他，那次是在他住的宿舍里见到的。当她们走到房门口，眼前的场景竟然把她俩惊呆了：只见爸爸将一根用火烤过的长长的针，正往自己的大腿上刺去。老闺女见状，“哇”地大哭起来，也惊动了专心针灸的爸爸，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怔怔地站在那儿，连忙招呼她们进来。老闺女扑了上来，紧紧拽着爸爸的胳膊抽泣着说：“爸爸，你在干啥？我不要你这样，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当他如此近距离见到自己的亲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揽在怀里，而后，坚定地说：“孩子们，别怕，爸爸腿疼，爸爸是在给自己治病，回去告诉妈妈，就说爸爸很好，不用担心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党中央拨乱反正，结束了十年浩劫。在1978年10月，刘九华也被平了反，拿到了上级下发的平反决定书。平反决定书上是这样写的：刘九华同志，贫农出身，1945年入党，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文革”中，给其扣上了“日本一四一八特务”的帽子。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经研究决定，对强加给刘九华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为刘九华同志平反。
他手捧着这张平反决定书，心情异常激动，热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他赶忙用手擦拭，独自走进了里屋。当他再次走出房门，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了泪痕，也没带丝毫的委屈和怨恨，留下的只有宽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当年批斗他的那些人，心里总是不舒服，有时也和他说道说道，他总会微微一笑，耐心地劝我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不用总挂在心上，咱们要往前看。”当年批斗过他的那些人都不好意思见他，还担心他会打击报复，他就坦率地告诉他们：“你们也是受害者，我怎么能怨恨你们呢！”
调工资让名额
刘九华自打担任土产公司经理以后，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过去艰难困苦的经历，炼就了他更加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境界。每当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好事，他却总高兴不起来，还会变得沉默寡言。我清楚他的心思，那是又想起了战争年代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那些人，自己的日子过得越好，他的内心就越不平静。因此，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和我那些牺牲了的生死兄弟相比，今天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都是党给的，是咱的福分，我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无愧于心啊！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所需可不像现在这么充裕，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都是非常紧缺的。好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甚至一些商品更是一票难求，他是部门的经理，托关系找他办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来找他办事的人会提着礼品，找上门来，他就会在那些人说明来意之前，先把礼品退回去，再谈事情。如果是在情理之中，或是为人解决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帮忙；如果是政策不允许的事，他也会和颜悦色，讲明原委。所以来托他办事的人都知道走后门这条路在他这儿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样一来，自然通过不正当方式找他办事的也就少之又少了。甚至有人信任地说，找刘九华办事，不要送礼只要有理就行！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他们涨工资的事。那次涨工资并不是人人有份儿，只有一部分人能涨。听别人议论，论资历、职位、工龄、工作业绩，刘九华的条件都是硬邦邦的，给他涨工资应该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我很高兴，心想，这下好了，他涨了工资，老人和孩子们就能吃的好些，日子也可以过得宽裕点儿了！可他晚上下班回到家，却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告诉我说把这次涨工资的名额让出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坦然淡定，神情自若。可我却不能接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直在屋里团团转。他像早有预见，还是很平静地看着我，主动上前拉着我的手，安抚我坐在他身旁，耐心地向我解释：“论条件这次涨工资是应该有我的份儿，可我身为公司经理，手下有那么多的干部职工，有的工作既肯干又辛苦，是不是需要勉励？有的家庭比咱们困难，是不是更需要帮衬？我的工资比别人都高，你又在外面打点儿零工还能补贴家用，咱家的日子眼下还过得去，把指标让给工作肯干，工资又很低，家庭确有实际困难的职工，也是我这个扛过枪的老党员应该做的啊！”我听他说的话非常诚恳，又句句在理儿，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想想解放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挨过来了，还有啥可计较的呢！就这样，在他的带动下这次的调资工作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他在干部职工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就是把调资名额让给别人的事还不只做过这一次，其实当时我们的家庭条件真的不太好，上有老，下有小的，加上我又没有正式工作，一直靠我干小工来贴补家用。
家属回农村
1962年，党号召干部家属回乡务农，这个号召一发出，涉及到的人们反响很大。当时我们全家7口人，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4个孩子，已经搬到县城10年多了，全是城镇户口。那时候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居民户口很叫人羡慕的。说心里话，要是把老人们改成农业户口还好说，可谁都不愿意把自己孩子转成农业户口，因为这是关系到孩子以后前程的大事。当时政策规定，只有正在上学的干部子女才可以留下。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只把年迈的老人转成农业户口，或者象征性地转出一两口人就应付过去了。可刘九华却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自己的老母亲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劳动能力，转出去会给社里增加负担，于是就留在自己身边侍奉，没有入社；正在上学的大儿子和大闺女符合留城条件，也没有入社；让我带着6岁的二儿子和3岁的二女儿加入了芦台镇东方红生产队，我们娘儿仨成了地道的农民。那时候农村条件很苦，完全靠工分吃饭，可我带着两个孩子挣的工分就不够娘儿仨的开销，年终还要拿他的工资补贴给队里。为了生活，我的二儿子刚满15岁就开始和我一起干农活，挣工分。对于我们这些历经磨难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他深知孩子还小，承受能力有限的，就经常勉励孩子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会让你们成长得更快更好，其实在他的心里是很心疼孩子们的。趁着夜晚孩子们睡熟的时候，他总要摸摸这个，又看看那个，来抒发对孩子们的爱。
1968年10，月大闺女刚刚初中毕业，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宁河县造甲城公社傅台村下乡落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要到乡下种地，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记得在为她送行的那一天，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的，再看这个当爹的却拍着她的肩膀，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孩子，你是干部子女，到那儿要好好干，一定别给爹妈丢脸。”大闺女的确很争气，不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还很能干。像种地、插秧、收割这样的农活都能干，每到冬天还和男人一样到苇海钐苇子，她在农村一干就是5年。回家探亲时总是怕我们惦记，所以是报喜不报忧，她讲起农村的奇闻轶事，还有知青们助人为乐的事情却是住不了嘴，这也让我们少了许多牵挂。她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表现，取得了选调名额，于1973年考入蓟县师范学校。
提起我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是靠九华的关系参加工作的。大儿子从县城附近的大杨村合作社的店员干起，一干就是十几年；大闺女下乡当农民，师范学校毕业统一分配的工作；二儿子15岁开始在农业社务农，18岁当兵，转业后按政策顶替他爸参加工作；二女儿高中毕业，先是亦工亦农，后来才转成正式工；老闺女是毕业分配的工作。后来每当我俩在一起聊起这5个孩子们的成长经历时，他总是真诚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光顾着工作了，孩子们在我不经意间就都成人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知道这是他在鼓励我，因为我努力做到的，正是他一贯要求的，孩子们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关键在他啊！
晚年献爱心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住的平房给震塌了，一家几口都被埋在废墟里，刘九华还砸伤了3根肋骨，送往天津医院救治。当时大儿子在外地出差，大闺女下乡在东丰台工作组工作，二儿子在部队当兵，家里只有我和较小的两个闺女，大儿媳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摊上这么大的事儿，我已经是六神无主了，可又传来噩耗，在唐山的四弟和弟媳妇双双遇难，留下6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不到14岁。我心里真是急呀，一心盼望大儿子赶紧回来，也好有个主心骨。当大儿子匆忙赶回家中，我不放心在天津住院的他，就立马打发大儿子去医院看望病中的父亲，可儿子回来告诉我说：“爸爸听说四舅家的事，非常着急，要咱们赶紧想办法把最小的妹妹接过来照看。还让我告诉妈妈，爸爸没事，让您放心！”我听了儿子这些话，心里顿时豁亮了许多。作为姑姑，我像亲闺女一样照顾她是应该应分的，可这个当姑父比我还要上心。担心她想亲人，就叫哥哥姐姐们陪着她玩儿，他卧病在床，还经常讲故事给她听，逗她开心，鼓励自立自强。后来，侄女儿去了石家庄孤儿院，十几岁就当了兵，还考取了军校，成了一名军医。这些年来，她和我们的几个孩子一直有联系，而且相处的很好，自然就成了刘九华我俩最小的孩子。
还有，1980年末，我的五弟家在农村的老儿子，他没读完高中就中途辍学了，这个孩子天性机灵，品行也很好，只是当时农村不太重视学业。刘九华也对这个孩子印象不错，他觉得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更应该重视学习，于是特地赶回老家，和我五兄弟商量，就把他送进县城一所中学插班续读，他家经济条件不好，我们就决定让他吃住都在家里。为了让他专心读书，并能随时掌握他的学习情况，刘九华就让他和我俩住在一起。他经常和孩子谈心，为他加油鼓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82年的高考中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这个孩子也不负众望，在铁路上工作，现在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了。这两个孩子也成了我们的骄傲，她俩也非常有心，已经把我这儿当成家了，逢年过节不管有多忙，总会抽时间来看我们，和哥哥姐姐们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她俩常说，她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和这个家是分不开的，姑父姑妈的善良和无私是她们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1979年4月，刘九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了，可刚刚离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坐不住了，为自己找了个活计，帮衬本镇东方红生产队搞副业，做买卖。自打他接触上东方红生产队长之后，他就成了“准社员”。每天按点儿上下班，有时甚至比当地社员去的还早，走的还晚。他帮队上出主意，支起炸果子的摊位，教社员炸果子。还觉得自己有经验，对别人还不放心，每天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生产队长过意不去，提出要给他点儿报酬，他笑了笑说：“我是和这里的乡亲们有感情，愿意为大家做点儿实事，再说了，出来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有好处。”他婉言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一干就是一年多。说实话，那个时候他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青光眼，还有风湿等多种疾病。
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待人真诚，乐于助人。记得在他刚离休那年的暑期，组织上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在疗养期间，他结识了天津市区的一位老工人，俩人说起话来还很投缘，还越说越近乎，因为这位老工人的大女儿下乡在咱们宁河县。他告诉刘九华说，他家共有6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两个女儿，可自己媳妇常年闹病，病得严重时，他都得歇班照顾，家庭条件很困难。小女儿还在上学，现在家里特别需要人，现在也有了选调的政策，就盼着大女儿能尽快回城，好给自己当个帮手。老工人说这番话时，很动感情，是一直低着头儿的。毕竟是初次相识，接下来老人欲求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可刘九华心里已决定要全力协助。俩人在北戴河分别以后，他就到县里的有关部门咨询选调政策，还专门跑了一趟天津，详细了解这位老工人的家庭状况，而后又将他家实际情况如实地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做了介绍。没过多久，这位老工人的女儿真的接到了返城的通知，老工人的全家都感激不尽。刘九华说：“感谢党的政策吧，我只是个牵线人罢了。”
他退下来的时候，我听亲戚朋友说，给他的离休待遇低了，应是抗日时期的干部，而按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对待了。大家都建议他找组织核实清楚，争取改过来，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曾多次说过：“共产党给我的工资挺高的了，够花的就行了，我不想给组织再添麻烦了。”
他离开我们已经20余年了，虽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身上的忠诚、无私、勤劳、善良的品行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已经成了我们这个家的灵魂，也必将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我更希望我的子孙后代接过老伴儿肩上的“挑子”，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挑担货郎
我出生在俵口镇俵口安全村，家中有姊妹兄弟8个（5个男孩，3个女孩），我在女孩中行小。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村子周围尽是芦苇和水，那会儿叫“苇海”。因为出门就是水，村子里好多人家都有船，船在当时可是最好的运输工具。我家也有船，父亲和3个哥哥就是靠使船养活全家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姐姐先后都出嫁了，父母也开始为我的终身大事操心，也想找个好人家尽早把我嫁出去。说来也凑巧，当时给我家使船的本家二叔说，他有一个外甥叫刘厚忠，家住潘庄镇西塘坨村，人挺好的，是个担着挑子做小买卖的，跟老侄女儿挺般配。我的亲事由父母做主，就这样定了下来。自打那以后，小小年纪的我不免总会产生一些好奇和疑问，这个刘厚忠到底是个啥样的年轻人？所以只要看到街上有担挑子卖东西的，或者听到有叫卖声，我都会急匆匆跑到门口一看究竟，眼前这人会不会就是刘厚忠。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也就会“扑通扑通”地乱跳，脸上也是滚烫的。时隔不久，也就是1935年我和刘厚忠成了亲，那时我才15岁。
婆家家境贫寒，公公刘宝合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身体不是很好，平时靠种地养家，有时也出去打点短工；婆婆是小脚女人，在家料理家务。刘厚忠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二弟刘厚桐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18岁那年得了阑尾炎，因为家里穷，没钱医治，竟活活地给疼死了。三弟刘厚春，自小在潘庄镇广生堂药铺当学徒，拉药匣子。
刘厚忠为人和他的名字一样，朴实忠厚，精明能干，虽然我比他小8岁，但他很尊重我，我也打心眼里信服他。结婚后，我主动负担全部家务活儿。白天要搓麻绳、捏苇帘、推小磨、烧火做饭、洗衣服，晚上还得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缝补衣裳。因为公公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闹病，两个弟弟年纪又小，家里的生活主要靠他支撑。他啥活儿都干过，种过地、打过工、做过小买卖。他还心灵手巧，像沾糖葫芦、烙烧饼、炸麻花，还有扎扫帚、缠掸子这些手艺都是自己闷练出来的，一心只想多赚一些钱贴补家用。说来最苦还属做小买卖那会儿。那时候，他经常担着挑子一走就是百十里路。常去的地方有北塘、芦台，还有天津边子。为了多挣点儿钱，在春秋两季他就前往北塘，趸新鲜的鱼和虾，担着挑子一路走着，一路叫卖。平时还会将当地应季的土特产挑到天津去卖。每次出去至少两三天，有时甚至要四五天。因为家里穷是住不起店的，出门只带一些干粮，饿了，就找个背风的地方啃上几口；渴了，就讨口水喝，小河沟里的水捧上几捧也是常有的事；困了，就抱着扁担倚着筐子迷糊一会儿，是绝对不敢睡沉的，担心自己的货物会被别人偷走。
记得我刚嫁过来不久，已是入秋时节。一天，他起得很早，约摸半夜三四点钟，就动身去北塘趸货。他上午从北塘返回时，天气还是好好的，可不想走到半路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他一时间连个避雨的地方也找不到，当时雨下得又急又大，他抬头看看天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又看看眼前的挑子，满满的两筐鱼被雨水冲击浸泡着，情急之下，他连忙用身体护着挑子，又将上衣脱下盖在上面，而将自己完全暴露在大雨中。由于货物损失，急火攻心，他回到家便一病不起，整整在炕上躺了十来天，可病情略有好转，他就又担起挑子继续为生活奔波，因为他清楚一家人全靠他来养活，他挑着的是责任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每次他出门，我在家里总是担着心，只有看到他平安回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倒是满不在乎，非常乐观，还担心我在家寂寞，回到家总把经历过的那些事讲给我听。刚过门子的那几年，虽然日子过得挺苦的，但一家人总是聚多离少，也算平安无事。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不仅日子难过了，他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十天半月见不着他的人影儿。
冰窟脱险
刘厚忠参加革命后，组织给他起了化名，叫刘九华。他是担着挑子走向革命的。之前，他担着挑子做小买卖，只是为了自己小家的生计；可之后以做小买卖打掩护是为党工作，是为的大家。
他担着挑子常年在外跑，遇上的难事数也数不清，他生性机灵，也算见过世面，胆子当然也变得越来越大。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都敢闯，不光走街串巷，有时候也会到日本鬼子把守的地方去做买卖。遇到啥事，从不惊慌，都能混过去。在1944年，当时地下党的同志在我们这儿活动，其中刘文、和文盛等同志看见他经常串街叫卖，观察了他一段日子，对他印象不错，见他既淳朴又机敏，就有意培养他。一开始只是让他为八路军送一些所需的物品，后来慢慢地向他渗透一些进步思想，一来二去，交往就越来越深了，在他们的介绍和培养下，他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那时候，他的活动都是秘密的，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只是隐约地感觉，他在外面做的事儿和我说的少了，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后来，还听人说他在帮八路军做事。这样一来，我和他也开始过上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一家老小整天为他担惊受怕，我是寝食不安，他十天半月不回家是经常的事。有时候，不放心家里，他也会在夜里偷偷回家看看，然后又拔腿就走。他当时的工作就是深入到敌占区打探情况，了解敌情，之后再把搜集的情报及时报送给党组织。按他的话说，那个时候哪儿有敌人就上哪儿去，脑袋瓜子掖在裤带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做小买卖能打个掩护，可天长日久危险也就来了，驻扎在附近的日伪军和汉奸已经注意到他了。记得那是1945年初的一天，还没有过旧历年，他被派往鬼子炮楼附近摸敌情。那天的天气异常阴冷，还刮着溜溜的西北风，当他打探到消息返回的路上，没想到被日本鬼子盯上了，四五个鬼子就尾随在他的身后。他很机智，再加上道儿熟，打算和鬼子周旋一番，就有可能甩掉他们。于是径直朝着荒芜的苇海里走去，几个鬼子也跟着走进苇海。万万没想到几个鬼子一直穷追不舍，这样时间一长，他也有些吃不消了，脚步自然慢了下来，很不凑巧的是一条5米来宽的壕沟横在了眼前。他心想这下完了，非要被鬼子抓住不可。猛一抬头，他看见横在眼前壕沟竟有一个冰窟窿，于是他想都没想，就一头扎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可眼前一片黢黑。他抬手下意识地拍打自己的脑袋，确信自己还活着，可双腿却动弹不得，顺势伸手往下摸，自己的下身已经结满冰凌。“我打探到的情况还没汇报呢，无论如何我也要活着出去！”他打定主意后咬着牙，忍着疼，拼命支撑着身体，使出全身的力气动动脚，又慢慢地抬起身子，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感觉头部被狠击了一下，他连忙猫下腰，向上面看，头顶上是一层冰。噢，原来他跳下的这个冰窟窿是双层冰面，两层冰面之间，有半米左右是空的，他当时是头朝下跳进去的，是被冰面撞昏的，恰好遇上这个特殊冰窟窿，逃过了一劫！他没敢直接回家，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裹着湿漉漉的衣服，趁着夜色，钻出苇海，跑到俵口村我的娘家，家里人为他弄了点儿吃的，烤干了衣服，他怕连累了自己的亲人，就迅速离开了。
刺穿被阁
刘九华挑着担子摸敌情的事，引起潘庄一带日伪军的关注，对他总是前追后拿的。我婆家离潘庄镇很近，大约有三四里路。那时住在潘庄一带的日伪军经常到附近各村进行搜查和清剿，有时候把村里人集中起来一起训话，他们嘴里呜哩哇啦大声叫唤，逼问老百姓见没见过有八路军到村里来？谁家窝藏共产党了？有时候也由地方汉奸带着到村子里的重点户进行搜查。
1945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家突然闯进了十来个当兵的，有鬼子也有伪军。当时我在娘家，这是回来后听婆婆说的。那天这帮人一进门就嚷嚷，说刘九华是八路军，是共产党。他们逼着家里人说出刘九华的下落，还端着枪在屋里屋外地搜个不停。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帮人就有些不耐烦了，其中一个鬼子兵突然用刺刀顶着我婆婆的脑门子，大声地嘟囔着什么，另一个当兵的凶狠的说：“你儿子在什么地方？赶紧说出他藏在那里，要是不说就挑了你”。接着又说：“你儿媳妇去哪了？把她也交出来！”我婆婆盯着疯狗似的恶人，又急又气，开始的惶恐突然消失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见我儿子了，他不管这个家，也不认我这个妈了。现在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咋会知道他在哪儿？儿媳妇看他不管家，也走了。”鬼子三番五次的追问，见问不出结果，一怒之下，抽回顶在我婆婆脑门子的刺刀，一下子刺向炕稍儿的被阁子（就是在炕上存放被子的矮木柜子），鬼子以为人藏在里面，被阁子迎面板都被刺穿了，刀刺的痕迹深深地印在了上面。其他的鬼子和伪军一边搜、一边摔，竟把我家厢房门旮旯小缸里的半袋子高粱米袋子拿出来，在屋里屋外的乱撒，临走时还把我结婚时娘家陪送的一对箱子也抢走了。
解放后，刘九华调到县城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到芦台，那个留着刺痕的被阁子也搬到新家，我们一直用着。直到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我家房屋倒塌，被阁子也毁损了。这个见证着日本鬼子祸害百姓、无恶不作的历史文物，竟没被保存下来。
抱儿跑敌情
1946年，日本鬼子不见了，又来了国民党还乡团。西塘坨村离潘庄国民党军队驻地很近，所以他们隔三差五的就来搜查。我家作为八路军的家属，遭他们查抄搜捕，也就越来越频繁。国民党还乡团扬言，谁抓住刘九华赏官金3万，抓住他儿子也有重赏。那时刘九华根本不着家了，白天与敌人周旋，晚上就躲进“苇海”休息，苇地就是床。“苇海”就是我们现在的七里海，它宽七八里，长几十里，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去以后，很容易迷失方向走不出来，因此藏在“苇海”里也就相对安全些。但在“苇海”过夜是很遭罪的，蚊虫叮咬不说，那是湿地，长期睡在湿气重的地方，很容易落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了个内痔的病根儿，每次大便都要流一大滩血。后来大军南下的时候，他病得正严重，所以没能跟上大部队南下，只好留在了地方工作，据后来人讲南下没走的他们22人，成为我县解放初期供销战线的基础力量。
那时我刚生下大儿子几个月，婆婆说要保住刘家这条根，不能让敌人抓去，让我们娘俩不要在家住，赶紧走，离家越远越好。从那年开始我只能自己抱着儿子跑敌情，每次出去至少两三个月，最长时达小半年，一直到1948年底，天津快要解放时，我们娘俩才结束了这种逃亡的生活，这段时间长达两三年。
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跑敌情时，我们娘俩儿是坐着马车走的。那是1946年的冬天，马车上坐的不只有我们娘俩儿，还有其他人，也是八路军家属。坐了大半天，到了一个村庄，赶车人让我们下了车。后来知道，这个村子叫杨宇庄，听说离宝坻黄庄很近。由于坐了大半天车，大家又渴又饿，下车后分头到老乡家讨些吃的。我去的这家，一家人都很善良，家里的女人看样子有40多岁，她一边帮我斟水，热吃的，还一边和我唠嗑儿，问我是哪个村的，大冷的天为啥抱着这么小的孩子出远门。当她得知我的情况后，挺同情我们娘俩儿的，就跟我说：“闺女，天这么冷，孩子又这么小，你就别再走了，先在我家住着，啥时候安定了，你们娘俩再回去。”她还嘱咐我，千万不要说你是西塘坨的，有人要问你，你就说是我娘家侄女，来看姑姑了。我们娘俩儿大概在那儿住了二十来天。
有一次，还赶上从黄庄来的讨伐队进村搜查，村里人大多都被赶到外面集合，讨伐队让各家指认各家人，是这家好心人保护了我，我成了她家串亲戚的娘家侄女儿，才没被抓走。讨伐队走后又住了两天，我还是决定离开。一来，兵荒马乱的，不沾亲带故，总给人家添麻烦；二来，也惦着回家看看。于是，我谢绝了这家好心人的一再挽留，抱着孩子走在回家路上。要进腊月了，天气特别的冷，冰天雪地的，因为离家时只带了一个小包袱，身上穿的也很单薄，又怕孩子冻着，拣厚一点儿的衣裳，都裹在他的身上。路很偏僻，很少遇着行人，我一个妇道人家，又抱着孩子，心里非常害怕，小跑儿一会儿，累了，前后左右看看，停下来喘口气，再接着走。一路上心总是“怦怦”地乱跳。就这样一路奔奔磕磕终于回到了西塘坨。我也不敢直接回家，先到本村二姨父爷家打探消息。二姨父爷告诉我千万不要回家，现在快到年关了，讨伐队三天打两头的往村里跑，你们家有当八路的，他们不会让你们家安定的，现在要是回家的话那是太危险了，你就先在我这儿住几天吧。我们娘俩儿又在他家住了一个来月，就连年三十，也是在二姨父爷家过的。大年初一，我离开了他家，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临行时二姨父爷不放心，还让他的儿子送我们，走了一段路程，我担心遇到坏人连累了人家，就让他回去了。快到潮白河大堤附近时，我忽然听远处有人大声呼叫：“别再往前走了，别再往前走了……”那人的喊声特别大，当时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事，就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没敢动。不知咋回事，就在这时，怀中的孩子突然挣脱着哭了起来，我胳膊一软，顺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伤心地哭出声来。一会儿工夫，那人跑了过来，亲切地对我说：“别哭，大嫂，前边是雷区，是区小队布的，专门炸坏人的，你还好停住了，要再往前走几步，踩上地雷，你们娘俩儿就没命了。”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不光是心跳，冷汗都下来了，连声道谢。那人还引着我们娘俩儿绕过雷区，把我们送到潮白河岸，我抱着孩子跑冰过了潮白河，终于有惊无险地到了娘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生活一直在重复着，有时偷偷摸摸回婆家住几天，只要一听到风声，立马抱起孩子就走。我去过黄庄一带，造甲城一带，俵口、北淮淀一带，还有现在的芦台农场，直到解放才过上安稳的日子。
护理伤病员
1949年初打天津那会儿，我们军队有很多战士负伤。一批批的伤员被安置在各村，再分配到各家各户养伤。刘九华捎信回来，要我们全家不仅尽可能多的接纳伤员，还要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记得我家先后住进了十来名伤员，战士们都很年轻，年龄大的二十几岁，小一点儿的才十几岁。这些伤员什么地方的都有，有的说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的伤势有的很重，也有的轻些。病情严重的伤员用担架抬来时，全身血淋淋的，甚至已经昏迷不醒；轻一点儿的，有的腿被炸断了，也有的身体被子弹都打透了。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为想到自己的亲人和他们一样地为革命出生入死，所以就对他们更加疼爱，真的是把这些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人。
我家有3间草房，院内还有东西厢房，为了让伤病员住得宽敞一点儿，明亮一点儿，暖和一点儿，我们全家包括公婆、兄弟、妯娌和孩子们都搬进了厢房，把3间正房全部让给了伤病员。厢房里没有火炕，我们只好睡地铺，大冬天的，我们这些壮年人还承受的起，可难为了老人和孩子，老人冻坏了身子，整天咳嗽不止，孩子小手冻得通红，还得了冻疮。跟随负伤战士一起来的还有战地卫生员，负责每天给伤病员打针、换药、观察病情。看到我们一家人为队伍所做的一切，她们非常感动，硬要给我公婆用些治疗咳喘的药，可被公婆拒绝了，因为当时药品很紧缺，我们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卫生员拿出自己带的凡士林膏给我儿子涂在冻伤的小手上，当时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还伸出小手让我闻闻香味。那段时间，我和兄弟媳妇也闲不住，每天和卫生员一起给伤病员拆洗绷带，为伤病员洗衣服，还下地打柴禾，为他们烧热水，烧火炕，整理房间，使这些伤病员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能尽快地养好伤，重返战场。
在这些伤病员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伤势很重伤员，听说是南方人，他是第一批打进天津的，当时战斗非常激烈，很多战士都牺牲了，他是被敌人的炮弹炸伤的，抬到我家时，他的身体里还残存着好几块炮弹皮，他一直昏迷不醒，而且高烧不退，卫生员尽了最大的努力急救，我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为他熬鸡汤补身子，他却没能喝上几口，我是亲眼见他离开了人世。但他走的时候并不孤单，是大家一起送他最后的一程。
那时，我的儿子也和这些叔叔阿姨混熟了，经常跑到他们身边，摸摸这，摸摸那，逗他们开心，还要他们讲故事给他听。其中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伤员，经常逗着他玩儿，我在屋外干活，里屋不时传出他们和孩子的笑声。看到战士们的伤病一天好似一天，我的心情也舒畅多了。这些伤员在我家住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就把他们送往后方医院了，临走那天，我们就像送别离家的亲人一样，恋恋不舍的。
换货品脱险
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可国民党兵又来祸害百姓了。由于他们对解放区实行了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百姓日子很不好过，队伍上的供给更成了大问题，特别是军需用品，像枪支弹药、医药用品，还有粮食、食盐和布匹等等。咱宁河县城离北塘不算远，当时北塘是这一带唯一的自由港，所以店铺也特别多，像什么鱼店、货栈、杂货店等都有。一些店铺在经营商品的同时，还专为党组织秘密采购物资，有的甚至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
为有效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不断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冀东区党委恢复宁河县单一县制，1946年1月丰玉宁联合县和武宝宁联合县撤销，成立了宁河县委县政府。1946年4月23日，冀东区党组织派王耀庭等4名同志来宁河创建贸易公司，为防备敌人破坏，以私人商号名义，称为“冀兴号”，在丰台和潘庄分别设贸易货栈。
当时刘九华正在大武宏领导的区小队工作，在组建“冀兴号”时，经区委书记李广泉介绍，被派往“冀兴号”做禁烟工作，任命他为潘庄禁烟股股长。对外还是以买卖人的身份出现，实际干的是更危险的事情。他们的任务是用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换取队伍所需的物资，更难办的是还得想方设法接近当地的一些不法商人，甚至周边的国民党军官，用黄金和鸦片（抗日战争收缴的战利品）从他们手中换回极为紧缺的药品、汽油和军火等。
记得一天的大半夜，他和几个使船的人在我家合计着什么，没等亮天，就急匆匆地走了。原来是载着装满苇帘的船，去北塘换取军需物资。一路上他们历尽艰险，好不容易快到目的地了，迎面开来的一只船把他们挡住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几个土匪已经上了船，不由分说，就把船扣下来，还把他们带到了土匪头子的家中邀赏。人生地不熟的，又是肩负着特殊任务，刘九华正在想对策时，听见里屋有人说话，一口的家乡口音，再偷偷地向里屋瞄一眼，只见炕上坐着个老太太，穿着很体面，又慈眉善目的，心里思忖可不可以试试从她那儿打开突破口呢？
这时，老太太也看到外屋来了几个陌生人，看上去都很朴实，就连忙下地，向他们走来，非常和蔼地说：“孩子，你们从哪儿来？是干啥的？我儿子对你们做了些啥？”当再次听到老太太这熟悉的乡音，他一颗悬着的心立刻放松下来，连忙回答说：“我们是从潘庄西塘坨来的，帮人送点儿货，可没想到……”“你是西塘坨的？姓啥？我娘家就是那儿的。”老太太的眼睛即刻明亮起来，像见到自己的至亲一样，连珠炮似地追问着。当得知他姓刘，说出父亲的名字时，她连忙上前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孩子，按辈分论你还得叫我一声姑，你放心，我一定说服我儿子，让他放你们走。”更让刘九华意想不到的是老太太真把他们几个当成久别重逢的亲人，马上吩咐家里人端来饭菜给他们吃，并令她的儿子帮忙卖掉了整船的苇帘，还卖出个好价钱。当他们临走的时候，老太太再三嘱咐以后有机会一定来家里。自打那时起，刘九华也和这位老太太的儿子成了好哥们儿，后来他还帮了刘九华不少的忙。
当时前方打仗，药品、汽油、军火相当紧缺，作为禁烟股股长，他肩上的担子是可想而知的。他整天在外面奔波忙碌着，还是没有大的起色，终于从一个卖珠宝首饰的老板那儿得到一条信息，说驻扎在天津周边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好抽大烟，烟瘾还很大，经常派人四处淘换。他的媳妇喜欢珠宝首饰，常来光顾他的店铺。刘九华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在那位老板的引荐下，他以买卖人的身份见到这个军官手下管事的，结果还算顺利，真的换回了一批药品和食盐。打那儿以后，他和这位军官也慢慢熟络起来，竟先后多次换回汽油和军火等特需物资。
不料在一次交易的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查到他私带违禁品，硬生生把他关进了牢房。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他凭借多年的斗争经验，为组织做事只字不提。他的衣服被打得稀烂，身上留下条条血印，更加残忍的是要他走烧红的钢板。尽管这样，他一直咬定自己就是普通的买卖人，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无奈之下，敌人也只好把他放了。当他浑身伤痕地站在我面前时，我惊呆了。再看到他双脚脚心竟像锈铁一样时，我的心都要被揉碎了。也正是他的坚强勇敢，不仅保住了个人情操，更重要的是保守了党的纪律。我现在想起来，都为他感到自豪。后来还听孩子们说，在《宁河县供销合作社史料》里，还有对他用黄金鸦片换军需物资的记载。
土改除“狐仙”
天津解放以后，刘九华赶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土改。河北省农村搞土改是从1950年冬季开始的，一去就是两年多，回来后，他经常给家里人讲述他在那儿经历的人和事。当他讲到农民分田分地最高潮时，为了把土地更合理地分配给农民，工作队员连续几天几夜都不曾合眼，当分田的红榜公布后，许多的农民都在插着自己名字标签的土地上来回走动；有的竟坐在地头静静地注视着属于自己的田地，久久都不肯离开；还有的农民捧上一把泥土，小心翼翼地用布帕包好，并如获至宝地拿回家，他更是激动得不得了。这些让人高兴的事，他经常挂在嘴边，而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却很少说给我听。
刘九华是以驻村工作队领导的身份，被派到河北省一个偏僻的农村搞土改的，他们一起去的有四五个人。具体是哪个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有些忧虑地跟我说村子不大，也就有百来户人家，人口也不算多，可有一样儿，村里人的思想都很封建保守，村干部又很强势，这次工作队下乡无疑会打破原来的权威和秩序，估计不会顺利，果然，工作队刚进村就遇上了难题。
在第一次动员大会上，他的宣讲还没完，就有人提出说我们不想土改，整天分田分地的，闹得狐仙不得安宁，还动了怒，报复我们村民，你们倒是不怕，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让我们遭殃。引起了会场一片混乱，见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只好先散了。刘九华他们几个马上商议解决办法，大家都觉得可以先借“狐仙”一事，给村民一个交代，如果这件事处理好了，会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工作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于是，他们分别入户走访，原来这段时日村里连续发生了许多事。有一户人家不慎失火，住的3间房屋瞬间被大火烧没了；还有一户村民修屋顶时，一不小心从房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伤了；另有一人家里老妈病重，半夜三更去外村请大夫，经过村西头的一片坟地，由于心里着急，起的猛了点儿，蒙头蒙脑，转来转去，到天蒙蒙亮才走出这片坟地，说是遇上“鬼打墙”了。接连发生的这些“蹊跷”事儿，一时间成了村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村里还流出传言，这都是共产党搞分田分地惹了狐仙！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村民们没有人敢再牵头分田地了，有些村民还前去给狐仙摆供烧香，祈求平安。
事情搞清楚了，刘九华他们就有了主意，打“狐仙”，解谜团。这个村的村西头的确有一片坟地，坟地里也确有狐狸。很多村民都亲眼见过，但从没有人敢招惹它，并且认为狐狸是仙，说成仙的狐狸就有了道行，惹不得。当天晚上，刘九华便带一名同事，拿把步枪，悄悄的来到了这片坟地，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静静等待“狐仙”现身，直到天亮，却没见狐狸的踪迹。接着又蹲守了好几天，就在准备回撤的那天夜晚，果真听到周围有响动，刘九华和他的同事不敢出声儿，轻轻探出头来，借着朦胧的月光，看见前方十来米远的两座坟墓之间处，出现一只像狗一样的黄褐色动物，不由分说九华扣动扳机，这个动物应声倒下了，走到近前一看，果真是一只狐狸。
工作队夜打“狐仙”，不怕报应也没有遭到报应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事后，村民见刘九华和他的同事们好好的，也就没啥说的了，那口口相传的“狐仙”谣言慢慢地淡化了，工作队在村民中才有了一定的威望。
当时的农村既贫穷闭塞，又封建保守，偏远地区更是如此。封建迷信弥漫，家族意识很强，村干部又依仗着家族的势力一手遮天，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九华他们通过入户走访，发现可依靠的村民，再由这些人和他们一起宣传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落到实处。在走访中，他们还为村民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在村民们心目中，工作队成了村民贴心的亲人，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和他们说道说道。与百姓的心贴近了，工作也就顺畅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的村土改工作圆满完成。
“四清”结情缘
1964年11月，刘九华所在的工作队又被抽调到霸州胜芳搞“四清”运动。当时组织上要求，工作队成员必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没有集体食堂，吃住都要在老百姓家里，是挨家挨户号饭的，工作队员们要按当地生活标准，将每顿饭折合成钱和粮票留给人家。有时还会多留些钱和粮票给孩子们做贴补，因此关系处的都很好。他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和群众一起开会学习，抽空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流谈心。那时候，群众对“四清”运动是非常拥护的，参与运动的热情也很高，劳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对“四清”工作队的工作也是赞不绝口，群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打土改以后，“四清”运动派来的工作队是最棒的。
“四清”工作队与村队的领导班子一起研究生产，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发荒地，寻找适合发展的副业项目，努力让百姓的日子能好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所以才有了在刘九华的生死关头，依靠百姓的恳求和医生的坚持，才挽回他的性命。
这件事发生在冬天，天气十分寒冷，到了深夜就更不用说了。天阴沉沉的，已经开始飘雪花儿了，深夜刚开完会的刘九华，裹着单薄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老乡家赶。那时候，百姓取暖也就是靠烧热炕、扒火盆啥的，可这家老乡非常热心，怕他冻着，还特意点着了煤球炉子。当他推开房门时，屋里暖烘烘的全身的寒冷都被融化了，他心里十分温暖，很感激群众对他的照顾。可能是阴天没风的缘故，烟筒排烟不顺畅，他中了煤气。当天亮老乡发现时，他已经没了知觉，等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也被医生告知没救了。
听到他煤气中毒的消息，工作队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村里的群众都纷纷赶往医院，在场的所有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纷纷恳求医生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有的甚至要给大夫下跪。医院领导和大夫们被眼前的情景打动了，即刻决定尽全力抢救病人。于是，由院长亲自挂帅，召集全院最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成立临时抢救小组，开始了一场医护人员和现场群众共同参与的接力抢救。他们先把他抬到通风的地方，然后由医生轮流为他做人工呼吸。做人工呼吸既需要技术可又是个力气活儿，虽然是冰天雪地，可医生们头上却是热气腾腾，脸上还淌着汗珠子；再看在场的群众也是忙个不停，生怕冻着他，从身上脱下外衣，小心翼翼地帮他垫在身下，盖在身上；他的领导和同事急切地一遍又一遍喊着他的名字。在大家的全力努力下，奇迹真的出现了，他终于醒了过来。
许多年以后，每当提到胜芳，他总要很动情地重复一句话就是：“胜芳的乡亲们救过我的命啊！”
“文革”挨批斗
1966年，时值“文革”期间，刘九华在宁河县土产公司当经理。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他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们当时最苦恼，也是最难于理解的是战争年代为党出生入死，革命了大半辈子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走资派”成了“大特务”了呢？可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不管你是否能理解，现实就是如此。总之，他被隔离审查了。
当时，造反派是不允许他回家的，就连家里人给他送饭，也不能见面。整天不是游街，就是挨批斗，要不就是反省写交代材料。孩子们见不到爸爸，很想念爸爸。就每天放学先不回家，到他单位附近或大街上等他，期盼能看爸爸一眼，也好给我带回他们爸爸的一点点消息。有一次，二闺女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人们议论街里正在搞批斗会，她就连跑带颠地来到批斗现场。她一下子怔住了，眼前挨批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年过半百的爸爸。只见在纸糊的尖尖的高高的帽子下面，爸爸苍白消瘦的脸上又平添了很多的皱纹，若不是胸前挂着“刘九华大特务”的牌子，她几乎都没能认出来。不仅如此，造反派还搞出新花样，让他站在高高的长板凳上，还要把腰弯成几乎180度，还狠命地吆喝着。当时，二闺女真想冲上前去把爸爸搀扶下来，用幼小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爸爸，无奈在爸爸的身旁有好几名身穿绿色衣服，手持棍棒，面带凶相的造反派，吓得孩子竟不敢出一点儿声音，又怕再给爸爸招惹更多的麻烦，只好抹着眼泪跑回了家，回到家就抱着我嚎啕大哭，这也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7年，刘九华被送往104干校劳动改造。干校距离县城十来里路，坐落在一片空旷田野间，在它周围也没有村庄。大约二十来间的平房，住着几十名被改造的干部。这些人白天要下地劳动，晚上还要集中学习。开始那段时间，基本上是许与家里人见面的，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了，知道他身体不是很好，心里总是放心不下，于是，周末就打发孩子们前去看望。起初孩子们到那以后，只能远远地张望，在劳动的人群中极力地寻找，只要能看到爸爸的身影，哪怕仅仅是背影，孩子们就会得到心理慰藉。后来，渐渐地干校管理就不那么严了，就有了探望的机会。记得有一次，二闺女带着刚满6岁的妹妹去干校看他，那次是在他住的宿舍里见到的。当她们走到房门口，眼前的场景竟然把她俩惊呆了：只见爸爸将一根用火烤过的长长的针，正往自己的大腿上刺去。老闺女见状，“哇”地大哭起来，也惊动了专心针灸的爸爸，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个孩子怔怔地站在那儿，连忙招呼她们进来。老闺女扑了上来，紧紧拽着爸爸的胳膊抽泣着说：“爸爸，你在干啥？我不要你这样，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当他如此近距离见到自己的亲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把两个孩子紧紧地揽在怀里，而后，坚定地说：“孩子们，别怕，爸爸腿疼，爸爸是在给自己治病，回去告诉妈妈，就说爸爸很好，不用担心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党中央拨乱反正，结束了十年浩劫。在1978年10月，刘九华也被平了反，拿到了上级下发的平反决定书。平反决定书上是这样写的：刘九华同志，贫农出身，1945年入党，他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在“文革”中，给其扣上了“日本一四一八特务”的帽子。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经研究决定，对强加给刘九华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为刘九华同志平反。
他手捧着这张平反决定书，心情异常激动，热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他赶忙用手擦拭，独自走进了里屋。当他再次走出房门，他的脸上不仅没有了泪痕，也没带丝毫的委屈和怨恨，留下的只有宽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当年批斗他的那些人，心里总是不舒服，有时也和他说道说道，他总会微微一笑，耐心地劝我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不用总挂在心上，咱们要往前看。”当年批斗过他的那些人都不好意思见他，还担心他会打击报复，他就坦率地告诉他们：“你们也是受害者，我怎么能怨恨你们呢！”
调工资让名额
刘九华自打担任土产公司经理以后，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过去艰难困苦的经历，炼就了他更加坚毅的品格和无私的境界。每当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好事，他却总高兴不起来，还会变得沉默寡言。我清楚他的心思，那是又想起了战争年代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特别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那些人，自己的日子过得越好，他的内心就越不平静。因此，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和我那些牺牲了的生死兄弟相比，今天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都是党给的，是咱的福分，我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无愧于心啊！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所需可不像现在这么充裕，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都是非常紧缺的。好多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甚至一些商品更是一票难求，他是部门的经理，托关系找他办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来找他办事的人会提着礼品，找上门来，他就会在那些人说明来意之前，先把礼品退回去，再谈事情。如果是在情理之中，或是为人解决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帮忙；如果是政策不允许的事，他也会和颜悦色，讲明原委。所以来托他办事的人都知道走后门这条路在他这儿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样一来，自然通过不正当方式找他办事的也就少之又少了。甚至有人信任地说，找刘九华办事，不要送礼只要有理就行！
我清楚地记得一次他们涨工资的事。那次涨工资并不是人人有份儿，只有一部分人能涨。听别人议论，论资历、职位、工龄、工作业绩，刘九华的条件都是硬邦邦的，给他涨工资应该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我很高兴，心想，这下好了，他涨了工资，老人和孩子们就能吃的好些，日子也可以过得宽裕点儿了！可他晚上下班回到家，却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告诉我说把这次涨工资的名额让出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坦然淡定，神情自若。可我却不能接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直在屋里团团转。他像早有预见，还是很平静地看着我，主动上前拉着我的手，安抚我坐在他身旁，耐心地向我解释：“论条件这次涨工资是应该有我的份儿，可我身为公司经理，手下有那么多的干部职工，有的工作既肯干又辛苦，是不是需要勉励？有的家庭比咱们困难，是不是更需要帮衬？我的工资比别人都高，你又在外面打点儿零工还能补贴家用，咱家的日子眼下还过得去，把指标让给工作肯干，工资又很低，家庭确有实际困难的职工，也是我这个扛过枪的老党员应该做的啊！”我听他说的话非常诚恳，又句句在理儿，心情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想想解放前那么苦的日子都挨过来了，还有啥可计较的呢！就这样，在他的带动下这次的调资工作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他在干部职工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就是把调资名额让给别人的事还不只做过这一次，其实当时我们的家庭条件真的不太好，上有老，下有小的，加上我又没有正式工作，一直靠我干小工来贴补家用。
家属回农村
1962年，党号召干部家属回乡务农，这个号召一发出，涉及到的人们反响很大。当时我们全家7口人，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4个孩子，已经搬到县城10年多了，全是城镇户口。那时候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居民户口很叫人羡慕的。说心里话，要是把老人们改成农业户口还好说，可谁都不愿意把自己孩子转成农业户口，因为这是关系到孩子以后前程的大事。当时政策规定，只有正在上学的干部子女才可以留下。当时大多数人的做法是，只把年迈的老人转成农业户口，或者象征性地转出一两口人就应付过去了。可刘九华却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自己的老母亲年事已高，已经没有劳动能力，转出去会给社里增加负担，于是就留在自己身边侍奉，没有入社；正在上学的大儿子和大闺女符合留城条件，也没有入社；让我带着6岁的二儿子和3岁的二女儿加入了芦台镇东方红生产队，我们娘儿仨成了地道的农民。那时候农村条件很苦，完全靠工分吃饭，可我带着两个孩子挣的工分就不够娘儿仨的开销，年终还要拿他的工资补贴给队里。为了生活，我的二儿子刚满15岁就开始和我一起干农活，挣工分。对于我们这些历经磨难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什么，他深知孩子还小，承受能力有限的，就经常勉励孩子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会让你们成长得更快更好，其实在他的心里是很心疼孩子们的。趁着夜晚孩子们睡熟的时候，他总要摸摸这个，又看看那个，来抒发对孩子们的爱。
1968年10，月大闺女刚刚初中毕业，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宁河县造甲城公社傅台村下乡落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要到乡下种地，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记得在为她送行的那一天，我是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的，再看这个当爹的却拍着她的肩膀，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孩子，你是干部子女，到那儿要好好干，一定别给爹妈丢脸。”大闺女的确很争气，不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还很能干。像种地、插秧、收割这样的农活都能干，每到冬天还和男人一样到苇海钐苇子，她在农村一干就是5年。回家探亲时总是怕我们惦记，所以是报喜不报忧，她讲起农村的奇闻轶事，还有知青们助人为乐的事情却是住不了嘴，这也让我们少了许多牵挂。她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表现，取得了选调名额，于1973年考入蓟县师范学校。
提起我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是靠九华的关系参加工作的。大儿子从县城附近的大杨村合作社的店员干起，一干就是十几年；大闺女下乡当农民，师范学校毕业统一分配的工作；二儿子15岁开始在农业社务农，18岁当兵，转业后按政策顶替他爸参加工作；二女儿高中毕业，先是亦工亦农，后来才转成正式工；老闺女是毕业分配的工作。后来每当我俩在一起聊起这5个孩子们的成长经历时，他总是真诚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光顾着工作了，孩子们在我不经意间就都成人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知道这是他在鼓励我，因为我努力做到的，正是他一贯要求的，孩子们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关键在他啊！
晚年献爱心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住的平房给震塌了，一家几口都被埋在废墟里，刘九华还砸伤了3根肋骨，送往天津医院救治。当时大儿子在外地出差，大闺女下乡在东丰台工作组工作，二儿子在部队当兵，家里只有我和较小的两个闺女，大儿媳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摊上这么大的事儿，我已经是六神无主了，可又传来噩耗，在唐山的四弟和弟媳妇双双遇难，留下6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不到14岁。我心里真是急呀，一心盼望大儿子赶紧回来，也好有个主心骨。当大儿子匆忙赶回家中，我不放心在天津住院的他，就立马打发大儿子去医院看望病中的父亲，可儿子回来告诉我说：“爸爸听说四舅家的事，非常着急，要咱们赶紧想办法把最小的妹妹接过来照看。还让我告诉妈妈，爸爸没事，让您放心！”我听了儿子这些话，心里顿时豁亮了许多。作为姑姑，我像亲闺女一样照顾她是应该应分的，可这个当姑父比我还要上心。担心她想亲人，就叫哥哥姐姐们陪着她玩儿，他卧病在床，还经常讲故事给她听，逗她开心，鼓励自立自强。后来，侄女儿去了石家庄孤儿院，十几岁就当了兵，还考取了军校，成了一名军医。这些年来，她和我们的几个孩子一直有联系，而且相处的很好，自然就成了刘九华我俩最小的孩子。
还有，1980年末，我的五弟家在农村的老儿子，他没读完高中就中途辍学了，这个孩子天性机灵，品行也很好，只是当时农村不太重视学业。刘九华也对这个孩子印象不错，他觉得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更应该重视学习，于是特地赶回老家，和我五兄弟商量，就把他送进县城一所中学插班续读，他家经济条件不好，我们就决定让他吃住都在家里。为了让他专心读书，并能随时掌握他的学习情况，刘九华就让他和我俩住在一起。他经常和孩子谈心，为他加油鼓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1982年的高考中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这个孩子也不负众望，在铁路上工作，现在已经是正处级干部了。这两个孩子也成了我们的骄傲，她俩也非常有心，已经把我这儿当成家了，逢年过节不管有多忙，总会抽时间来看我们，和哥哥姐姐们相处得也非常融洽。她俩常说，她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和这个家是分不开的，姑父姑妈的善良和无私是她们一生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1979年4月，刘九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了，可刚刚离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坐不住了，为自己找了个活计，帮衬本镇东方红生产队搞副业，做买卖。自打他接触上东方红生产队长之后，他就成了“准社员”。每天按点儿上下班，有时甚至比当地社员去的还早，走的还晚。他帮队上出主意，支起炸果子的摊位，教社员炸果子。还觉得自己有经验，对别人还不放心，每天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生产队长过意不去，提出要给他点儿报酬，他笑了笑说：“我是和这里的乡亲们有感情，愿意为大家做点儿实事，再说了，出来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有好处。”他婉言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一干就是一年多。说实话，那个时候他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青光眼，还有风湿等多种疾病。
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待人真诚，乐于助人。记得在他刚离休那年的暑期，组织上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在疗养期间，他结识了天津市区的一位老工人，俩人说起话来还很投缘，还越说越近乎，因为这位老工人的大女儿下乡在咱们宁河县。他告诉刘九华说，他家共有6口人，上有父母，下有两个女儿，可自己媳妇常年闹病，病得严重时，他都得歇班照顾，家庭条件很困难。小女儿还在上学，现在家里特别需要人，现在也有了选调的政策，就盼着大女儿能尽快回城，好给自己当个帮手。老工人说这番话时，很动感情，是一直低着头儿的。毕竟是初次相识，接下来老人欲求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可刘九华心里已决定要全力协助。俩人在北戴河分别以后，他就到县里的有关部门咨询选调政策，还专门跑了一趟天津，详细了解这位老工人的家庭状况，而后又将他家实际情况如实地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做了介绍。没过多久，这位老工人的女儿真的接到了返城的通知，老工人的全家都感激不尽。刘九华说：“感谢党的政策吧，我只是个牵线人罢了。”
他退下来的时候，我听亲戚朋友说，给他的离休待遇低了，应是抗日时期的干部，而按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对待了。大家都建议他找组织核实清楚，争取改过来，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曾多次说过：“共产党给我的工资挺高的了，够花的就行了，我不想给组织再添麻烦了。”
他离开我们已经20余年了，虽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身上的忠诚、无私、勤劳、善良的品行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这已经成了我们这个家的灵魂，也必将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我更希望我的子孙后代接过老伴儿肩上的“挑子”，走好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