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老家祖辈是个普通清寒不富裕的人家。听曾祖母刘氏说，曾祖父郑香甫是粮食市场过斗的，祖父郑金滎，字丽生由曾祖姑母家供他读了大学。北京政法学堂毕业后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现天津大学前身）任教育总监，宁河县禀生秀才。梁启超、康有为戊戌变法后同芦台镇陈体人创办三官小学校，不幸他寿命不长，39岁就与世长辞了，当时父亲才9岁。祖父的去世，留下了曾祖母刘氏，祖母冯氏和5个儿女，即大姑郑宗懿、二姑郑宗珍、父亲和二叔郑宗泽、三叔郑宗濂。由于祖父早逝，儿女还小，家境十分贫穷，那时汉沽崔家祖姑母家给我家不少接济。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父亲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名叫“庆丰恒”的货栈当店员。由于父亲刻苦好学，得到店主的赏识，当了账房先生（会计），几年后又为总管账先生（总会计），这时每月工薪稍多，生意好了年终还分一些红利。在这阶段家中的生活才好一些，节省下来的钱还买了5亩高粱地。那时我们兄弟都是小学生了。
  父亲名郑宗灏，字祖培，号敬颐，母亲赵慧兰，大赵庄人，他俩于1929年结婚，生了7个儿女（3男4女），1946年3个妹妹得病无钱医治，在一个月内先后被疾病夺去生命，巧妹那年5岁。从此，只有我们现在的4兄妹了。灾难的年月，母亲悲痛万分，身心受到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1945年货栈停业了，父亲失业，后来靠亲友的相助借了一些钱做行庄生意，跑点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生活很苦，天天吃粗粮淡饭。1948年我们兄弟都读中学了，家庭的负担更加重了，父亲为一家的生活筋疲力尽，腰压的直不起来了，那时我年龄虽小，但懂得家庭的困境，因此，在1948年初中毕业后，不再升学，找个职业，让弟弟们读书。由表兄董希之介绍到芦台完小任一年级教员，那时我才17岁。当时国民党的金圆券经常贬值，学校以实物定工资，每月挣得高粱200斤，给家庭生活稍有补充。正在困难中挣扎的年月里，1948年11月芦台解放了，我考入了冀东建国学院，参加了革命，弟弟妹妹们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父亲也参加了工作。由于家底薄，没有什么积蓄，生活还是不富裕。二弟郑德明在暑假期间到农场去做工挣几个钱增加点收入，寒假到野外拾草做柴烧，所以我们兄妹都是在苦中长大的，深知旧社会的苦，新中国的甜。
  父亲在工作中勤奋拼搏，在宁河酒厂、农机厂工作期间，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多次被评为单位和县里的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揪斗，母亲也受牵连，同父亲一起天天挨斗。他俩坚持实事求是不屈服。他们俩总说：“我们是革命家庭没有罪。”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后才被解脱平反。因此说父亲的一生是艰难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也是光荣的一生。当生活稍好了些时候，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中遇难不幸去世，他65岁就离开了我们，去世后连遗骨都未能找到，是多么的惨啊！
  母亲赵慧兰，她出身农民家庭，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劳，简朴，为人诚厚，可称为贤妻良母。当时曾祖母、祖母，还有祖姑母、大姑母因早年丧夫有时也住在我家。这些长辈都要妈妈侍奉和关照，两个妯娌都患有精神病，经常吵闹，妈妈能和她们和睦相处，这方面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妈妈她有很高的政治觉悟，热爱党，热爱祖国，在居民会当组长时，工作兢兢业业，对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都能带头出色地完成，因此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父母对我参加革命南下，支持又挂念，父亲想起我就流泪，母亲天天站在大门口向南坐着望。这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直到我给家来了信，全国解放了心情才放松下来。1982年4月5日，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她的慈祥善良的形象，不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家庭是革命的一家，全家6人，有4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二弟郑德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厅长，三弟郑阳明曾任河北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妹郑淑明为小学高级教师。我们一家在旧社会有毅力在苦难中奋争，在新社会也有能力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承担重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