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简历
杨贺禄，男，1925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县潘庄镇潘庄村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解放保定、解放北平、攻克太原、宁夏剿匪、攻打兰州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斗和战役。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小功5次，荣获解放东北、华北解放、解放西北、抗美援朝纪念章和解放奖章。1958年转业到甘肃农垦工作，1988年离休。
我的军旅生涯
我于1925年9月，出生在宁河县潘庄镇潘庄村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保定、解放北平、攻克太原、宁夏剿匪、攻打兰州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斗和战役。曾担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连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小功5次，荣获解放东北、华北解放、解放西北、抗美援朝纪念章和解放奖章。1958年由部队转业到甘肃农垦工作，1988年离休。离休之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一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就是把参军的经历总结一下，以此寄托对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追思与想念，对后人有所教育和启迪。
报名参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悍然出动围攻解放区，全国内战爆发。到1947年夏，土地改革在家乡轰轰烈烈地开展，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一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积极参军支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村的青年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
1947年10月的某一天下午，我们村里的四五十个青年一起到区政府报名参军，我和弟弟与表兄、表弟4个人也前去报名，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要求参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负责报名的同志强调说，你们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还有地需要耕种，不能都去参军，只能有一人参军。我们兄弟4人都争着要去，可名额只有一个，当时我参军的心情特别强烈，因为我痛恨地主恶霸的欺压、痛恨国民党讨伐队，心里想，一定要当兵，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那时候可以说参军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离开家跟部队走。在我的极力劝说下，表哥、表弟和弟弟回家了，我参了军。当天晚上，报名参军的青年们就留在区政府集中，第二天早饭后，区政府领导带着我们在丰台镇找到了部队，我和同村的李凤丛被编到冀东军区警备团4连2排4班，从此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涯，以后虽然部队番号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我一直都在这个团当兵。
参军初的三次战斗
鸦鸿桥战斗是我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所以在记忆中最为深刻。那是参军后的第二天，我们连随大部队向唐山方向急行军一天，晚上到鸦鸿桥驻扎设伏。因为刚刚参军，我们新兵都没有发军装，穿的还是老百姓的衣服，又没有经过训练，每人只发了2颗边区造的手榴弹。天亮后，战斗打响，敌人是从唐山方向来了一个团，而我们则有好几个团，我众敌寡，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散了，大部分被消灭，少部分逃走，还抓了一些俘虏，缴获了2挺重机枪、几挺轻机枪、九二式步兵炮2门和10余发炮弹。因为我们是新兵，没经过训练，手中又没有武器，连长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新兵跟在老兵后面冲锋助威，战斗结束后班长问我们害怕不害怕，我们都说不害怕，实际上枪炮声一响，哪有不害怕的，毕竟是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啊！
东高桥战斗。大约是1947年12月份，我部和友邻部队配合，再次在宁河的东高桥设伏，打击从唐山方向来的国民党军。那天夜里下着大雪，大家趴在雪地里，浑身冻得发抖，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肚子饿了，只能抽空在战斗间隙啃几口玉米饼子，抓几把雪咽下，饼子冻得硬梆梆的，咬一口留下一个白碴。有些新兵不懂军事常识，趴在地埂子上，往往会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班长边让我们几个新兵躲到附近老百姓的屋里，趴在炕沿边，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这次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我们连的一位排长不幸中弹牺牲了。我们班长起初让我和另一个新兵将牺牲的排长抬下去，后考虑到我们可能会害怕，另派其他战士将排长的遗体背了下来，毕竟是班长，是老兵，他肯定懂得我们新兵的心理，多好的战友啊！
李星庄战斗是在1947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我部奉命攻打敌人的一个据点。这是日本人建造的一个炮楼，高10余米有四五层，四周布有射击孔，炮楼外围有两道防线，第一道是用4-5米长的檩条筑起的围栏，第二道是宽6米、深4米的壕沟，壕沟里插有锋利的竹签，人一旦掉进去，必无生还的希望。我们在作战中把战士们编成工兵组、爆破组、投弹组、掩护组，每3人一组，我被分在投弹组。晚上10点钟发起攻击，先用上次战斗中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轰击炮楼，但由于没有人会使用瞄准器，炮弹没有命中目标，只好由爆破组用自制的炸药包去炸围栏。双方对射十分激烈，敌人居高临下，向我阵地射击、投弹，炸起的尘土几乎能把战士们掩埋，我们村和我同时参军的一名姓孙的战友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由于敌人的炮楼十分坚固，火力又强，这次攻击没有成功，部队只好撤出战斗。
光荣入党
我家出生贫雇农，所以刚到部队几个月，大家就选我为民意委员，主要负责检查部队驻扎之后遵守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征求老百姓对部队的意见和建议。参军初期，我和许多战友一样，并不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高深的理论，只知道解放了天津、北平，革命就算成功了，也就可以回家了，想法非常单纯，更不知道入党是怎么回事。那时部队里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党员们开会也是秘密进行的。由于我出身比较好，在部队里表现积极，作战勇敢，服从指挥，所以被党组织列入培养对象。因为觉得入党比别人要光荣，我找战友李贵咨询，党员是什么，为什么要入党？当时他不是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等知识也不甚清楚，但他告诉我，党员和普通人不一样，党员要服从命令、打仗不怕死、冲锋在前，入了党，就不再是小孩子了，而是大人了。后来在党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引导下，我对党员有了初步的概念，党员就是比普通群众更加先进的人，党员没有个人私利，只有整体的、群众的利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1948年2月，经我们排的邱玉方和另一姓高的同志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
攻打三河县城
1948年初，我们部队编入冀东军区独立师，我仍然在原部队，大约四五月份，我们接到命令，攻打三河县城。部队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从几十里路之外向三河县奔袭。天下着大雨，道路格外泥泞，我们互相挽着手臂摸黑急行军，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再跑，大家浑身上下全是泥水，大约半夜一二点钟摸到城下，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任何人不得发出声响。由于夜间天气比较凉，我们穿的又单薄，有的人忍不住要咳嗽，只能在地上刨个小坑，脸朝下用手捂住嘴巴以减轻咳嗽的声音。所幸的是深夜，敌人大都在睡觉，哨兵也没有察觉，部队迅速展开攻击，顿时枪炮声、呐喊声大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攻击到天亮，我们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我们连的一个排长壮烈牺牲，我们抬着牺牲的战友走到一个村庄后，把遗体交给当地政府负责掩埋。排长的牺牲使我们大家都非常悲痛，也更加增强了我们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战斗中一定要更加勇敢，冲锋在前，多消灭敌人，替牺牲的战友报仇。
解放新兰坪
1948年春夏之交，我们独立师与兄弟部队奉命参加解放东北的战役。当时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华北地区。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为彻底消灭东北周边之敌，扼制热河、察哈尔敌军向北增援东北战场，为实施辽沈战役打好基础，我们奉上级命令从驻地出发向北穿越古北口，经过三四天的急行军到热河。由于任务紧急，参加作战的部队多，每个战士每天平均只有8两粮。原因一是部队后勤保障跟不上，没有路，没有车，运粮只能用小毛驴驮运，自然数量有限，难以满足部队之需。二是热河地区长期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当时夏粮还没有收割，许多老百姓饿的全身浮肿。行军中，我们找了一个本地小伙子带路，表面看上去胖乎乎的，实际是浮肿，后来，小伙子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年轻人带往新兰坪。鉴于此，部队动员每个战士每天为老百姓节约三两粮，战士们不够吃，就挑野菜充饥，宁肯自己少吃点甚至挨饿，也要把节约的粮食分给老百姓，抢救老百姓的生命。部队在新兰坪外围住了一段时间，等北面的部队到达后，实施南北夹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打死打伤了许多敌人，抓获了一些俘虏，部分敌人仓皇逃跑，我们攻入新兰坪后，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里面有许多敌人没有来得及搬运走的武器弹药，我们一人扛一箱子弹后撤出新兰坪。正是由于参加此次战斗，我获得解放东北纪念章一枚。
大关头战斗
1948年六七月间，我部奉命攻打大关头，由于部队住地离大关头比较远，我们一路都是急行军。走到冀县时，敌人出动了两架飞机，不断地向行军部队投弹、扫射，炸出了许多大坑，一些战友不幸牺牲。两天后，我们到达大关头，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爬到山顶构筑工事，准备伏击敌人。大关头集中了许多部队，山里只有两口井，各部队只好排队打水，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只能就着凉水吃炒米。大关头一战，友邻部队七纵队损失惨重，许多战士为国捐躯，战场上布满了敌我双方搏杀后留下的遗体，惨不忍睹。战斗中，我们班长负伤，排长命令我将负伤的班长送至收容所，我先将班长背到一户老百姓家隐藏好，然后独自去找收容队，等找到收容队时，收容队的同志告诉我说，由于战斗激烈，伤病员多、俘虏也多，腾不出人手。
当时部队就有严明的纪律，对战场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决不能遗弃，花再大的代价也必须将牺牲战友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志安全带出，否则，其他人将受到军法审判。情急之下，收容队的同志将4个俘虏兵交给我，我押着俘虏兵回到班长藏身的老百姓家，找了些木板和绳子制成简易担架，将班长放到担架上，由俘虏抬着在前面走，我持枪在后面押着。说实话，一个人押着4个俘虏兵，当时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幸亏俘虏兵比较老实听话，途中还算安全。我将班长交给收容队稍作交代之后，立即去追赶部队。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并圆满完成，我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可见，战争是能够锤炼人的意志和胆略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培养和造就革命者的大熔炉。
青龙桥战斗
1948年八九月间，我所在的部队编入华北军区第八纵队。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内战开始前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战争开始的430万人下降为360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当时党中央决定选择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9月12日，东北野战军70万主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打锦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蒋介石急调华北、山东的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援救锦州。
为有力配合东北战场，牵制华北傅作义军团北上增援，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八纵昼夜兼程，开赴北京八达岭西北的青龙桥，开始扒铁路、炸桥梁、毁电杆，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交通干线和通讯联络，阻止傅作义集团出城增援锦州。由于青龙桥地处山区，夜晚寒风凛冽，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只能在露天山窝处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当地山区的老百姓十分贫穷，送到前线的饭只是小米蒸饭和煮熟的土豆，战士们没有碗，只好用帽子盛饭。我们连的任务是在一个烽火台监视并阻击敌人，坚守了几天几夜之后，任务基本完成。正当我们准备撤出阵地时，突遭傅作义部队的包围，上级命令向北突围。我们连以班为单位乘着夜色开始向北强行突围，敌人的封锁厉害，机枪扫射异常凶猛，不断有战友牺牲倒下，和我一起参军的同村老乡李二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我班战士张家年腿脚因患有小儿麻痹，本来行军走路就比较困难，在战斗中腿部已受伤，在过封锁线时手臂又负了伤，我们大家就轮流背或搀扶着他一齐向封锁线外冲击，终于在天亮前冲出敌军包围圈，与大部队会合。鉴于张家年的身体状况，战后让他当了背夫，后来就复员了。此次战役虽然没有直接歼灭大量的敌军，却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敌军对东北战场敌军的增援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攻打锦州、解放东北全境的辽沈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清缴“伙会”
抗战胜利后，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与地方反动武装进攻解放区，与我争夺地盘。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封建帮会（俗称“伙会”）相勾结，不断骚扰群众、攻击我基层人民政府、甚至杀害地方干部，造成解放区社会治安的严重混乱，也给广大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为坚决打击“伙会”势力，巩固解放区已建立的人民政权，维护解放区的社会稳定，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军支前，1948年冬，上级命令我们赴“伙会”势力比较猖狂的密云县东南的水玉村进行彻底清剿。
时至冬日，天寒地冻，我们行军过程中要趟过齐腿深的河流，由于任务紧急，来不及架桥，战士们只能挽起裤腿涉水过河，不一会儿，我们的裤子就冻得硬梆梆的，贴在腿上，真可谓刺骨的寒冷。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叫苦喊冷，按时抵达水玉村。当时的“伙会”武装也是有组织的，他们利用熟悉山区地形的优势与我军进行周旋，在每个地形较高的山头或隐蔽处都设有岗哨，一旦发现我清剿部队，便打枪报信，让其他同伙逃跑和隐藏。我们攻进水玉村后，对青年男子一律实施抓捕。我和几个战友在一农户家，发现这家的老太太总是爱在自己家的红薯窖前转悠，我们感觉窖里一定有问题，便向窖里喊话，果然从里面上来一青年男子，后经审查，是一名“伙会”骨干分子。
经过10多天的清剿打击，水玉村的“伙会”势力基本被打垮。此次行动，由于战士们对“伙会”恶势力恨之入骨，加之“伙会”恶势力罪大恶极，民怨沸腾，我们在清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行为和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如乱抓乱捕，冤枉了一些百姓。为了应急，拆卸门板，把百姓留下的花生、红薯的种子也吃了。事后，部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团的政委也被调走了，每个人都围绕自己的错误行为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这次战役，也使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参加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约100万人联合发动的，从1948年11月29日起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当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华北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摆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要么从东面的塘沽乘船南逃，要么西窜至绥远。中央军委为防止傅作义集团南逃或西窜，命令解放军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之敌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切断了傅作义南逃西窜的通道。在这之前，傅作义集团已先后将外围兵力收缩至北平、天津、张家口，随时准备南逃西窜，平津战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19兵团65军，我在194师580团2营4连任班长，参加了平津战役中解放保定、攻克新保安和解放北平等战斗。
解放保定。平津战役前夕，为避免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歼灭，蒋介石曾指示傅作义将部队撤往长江以南，试图集中所剩部队力量，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傅作义心存疑虑，没有立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是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将兵力集结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和新保安等地。
为阻止傅作义部队的收缩集结，1949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团从张北紧急出发，迅速南下，目标保定，目的是阻击保定敌军撤往张家口。为赶在敌人撤退之前到达保定，我们几乎昼夜兼程，每天夜里一二点钟才开始宿营，凌晨四五点钟又集合出发，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只能边走边吃，吃的是高粱米饭。除伤员、病号外一律不准掉队，绝大部分战士脚上都磨出了血泡，有些人的腿脚甚至出现浮肿。经过大约五六天的强行军，到达距保定大约10公里附近，早上宿营时，要求战士们用热水烫脚，清理血泡，补充体力，准备攻城。天黑之后，我部运动到保定城西北角开始挖战壕修工事。总攻发起后，我连负责攻打一个好像是汽车公司的大院，我带领2名战士组成爆破组，抱着炸药包，在其他战友们的掩护下，迅速移动到大院的大门旁边，把炸药包堆到大门上，拉燃导火索，炸开了大门。我和战友们迅速冲进大院，当场抓获了几名敌兵，缴获机枪1挺。经对俘虏的审训，发现有一地道可通往城里，此时，其他攻城部队陆续攻入城里，保定获得解放。事后，我们才得知，傅作义相当狡猾，之前早已将保定的主力部队撤往张家口，保定只有少数敌人把守，因此，保定守军不堪一击。在这次解放保定的战斗中，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攻打新保安。1948年12月下旬，我军按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再攻打天津，形成对北平守敌的巨大威慑。我所在的部队解放保定后，向北行军。这次行军并不紧张，大约走了十来天，至张家口西边的阳高县待命，后接到命令向西准备解放大同，尔后又指示我部向东解放北平，这样部队往返行军了好几次，最后命令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攻打新保安。此时，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已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及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部分国民党军到北平地区的通路。我们到达新保安西北角之后，构筑工事，准备总攻。
为防止新保安敌军逃跑，解放军将新保安团团围住，并将通往城外各条公路两侧的高大杨树砍倒，放置在公路中央作为路障，这样，即使敌军突围出城，其机械化部队也无法行驶。总攻发起后，我军首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守敌发起炮击，几百门大炮一齐发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向敌人阵地，同时敌军也向我阵地倾泄炮弹。炮击过后，我地面部队开始向新保安推进，敌人在新保安四周挖下纵横交错的战壕，构筑有各种防御工事，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我们部队是从新保安北面攻击的，经过10小时激战，我们和友邻部队将新保安守敌（傅作义嫡系部队35军），约1.6万人全歼，缴获汽车700余辆。我们将新保安打下后，傅作义还不知情，仍然派飞机向新保安投送大米、弹药，装大米的袋子都是双层的，每袋装多半袋，显然是为了结实和安全投掷，这些大米和弹药恰好成了我军不战而得的战利品，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纷纷前去背大米。难怪战士们都说，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呢！六七天后，我们从新保安撤出，路过外围的交通壕，仍然看到到处是敌军的尸体，可见新保安战斗的惨烈状况。
新保安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又迅速歼灭了张家口之敌5.4万余人，解放了河北重镇张家口，从西面对北平守敌形成了包围态势。不久，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全歼守敌13万人，塘沽守敌乘船南逃，北平的解放指日可待。
解放北平。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解放，完全实现了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意图，北平已成为被我解放军东西夹击包围的一座孤城。我所在的部队参加完新保安战斗之后，迅速布防昌平，与其他兄弟部队共同形成对北平的围困态势。每天的任务是进行爆破、攻城、爬山头等战术训练，一切都在为攻打北平作准备。大约是1949年春节前后，听从北平城出来的老百姓讲，傅作义投降了，这个信息迅速在部队中传开，上级对此还进行过追查，一级一级查传言的来源，并教导我们，不要听信传言，要对傅作义提高警惕，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攻打北平。
据史料记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是1949年1月31日，我们听到关于傅作义投降的消息的确是真实的，只是出于从军事的角度考虑，为防止傅作义再有什么伎俩，没有向围城部队公布。另外，那时傅作义的举动也不叫投降，而是解放军在围城后，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战火破坏，派出代表同傅作义进行了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和我党的耐心工作及各界人士的敦促，迫于大势已去，傅作义才顺应人民的意志，同意其部队接受和平改编，由此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那时我们作为一名战士，又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服从命令，上级让走哪就走哪，让打哪就打哪，对于战略全局的部署和进展情况是不知道的，也不可能知道。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部队从昌平换防到另一个地方，不过训练多了一项内容，就是背诵城防条例，大家都在猜想，我们可能要进北平城接受防务了。一个多月后，我们部队没有进城，而是根据命令向西开进，去执行攻克太原的任务。
参加太原战役
1949年3月，我所在的部队向太原挺进，这时，傅作义接受改编的部队（称为解放战士）中的一部分也随我军一起行动。不过，此时傅作义的部队尚未动其整体编制，只是成建制地划归我方的军、师、团、营单位，也没有配发武器。因为傅作义部队的许多军官、士兵想不通，堂堂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为什么打不过“土八路”？有些极其顽固的反动分子，还阴谋策划暴乱，甚至杀害我政工干部。总之，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当时在心理上极不稳定，在政治上更是极不可靠的。为防止万一，在行军过程中，一般是傅作义的一支部队走在中间，两边和前后是解放军的部队，就是为了防止傅作义的部队发生骚乱或反叛而采取的武装看护措施。现在看来，傅作义部队的士兵有此想法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真谛是党的领导、人民拥护这一深刻道理，更无法解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被打败，或投降、或接受改编的现实。后来经过我军政工人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大部分官兵成为解放军的一员，有的甚至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立功受奖，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立下卓越功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包括傅作义将军本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上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充分地显示出共产党海纳百川、包容豁达的宽阔胸怀。
攻克太原。因为临汾城已于1948年2月获得解放，所以我们行军至临汾时，在城墙上能看到“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宣传标语，群众自发地夹道欢迎解放军。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行军，大约是1949年3月，我们部队到达太原外围做攻城准备，主要是造云梯、练爬城墙、拼刺刀、投弹、捆炸药包、炸碉堡等。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北地势起伏，易守难攻，是华北的军事战略要地。素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经过长期经营，修筑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纵深阵地和城防工事，碉堡有梅花碉、人字碉等，交通壕则有蛇型、钜齿型等，使太原构成了由备式雕堡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型防御工事体系，大多为钢筋水泥构筑，由于这种状况，要攻打太原城必先扫清外围之敌。
我们19兵团集结到太原南边的小店镇，沿着交通壕、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封锁开始向太原外围的大营盘、二营盘和卷烟公司发起进攻。在攻击前进中，我班负责扛云梯，由于云梯太长，在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的战壕中无法快速挺进，还影响到后续部队的推进速度，我急中生智，让班里的其他战士尽力加快速度，自己则沿着交通壕里各部队的指示路标，跑步找到连长请示怎么办，连长指示我班丢掉云梯，快速跟进，直捣烟草公司。不扛云梯了，我班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我们和大部队一边猛打猛冲，一边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不断向国民党官兵喊话，叫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心理攻势下，敌人的军事反击和心理防线迅速瓦解崩溃，成连成营的敌军士兵缴械投降。同样，敌军也企图通过喊话动摇我军心，但却由于大势所去而毫无效果。打到天黑时，战斗仍在进行，枪声密集、炮火连天，我们攻下烟草公司抵达城墙下时，接到停止攻击原地待命的命令。城墙周边到处都是老百姓的住房，此时早已是人去屋空，我们将每家的房子都打开一个门，互相串联起来，利用院子作隐蔽工事监视敌人的动静。部队由于连续冲锋作战，没吃没喝，极度疲惫困乏，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后，战士们躺倒便睡，手里却还握着揭开盖的手榴弹，随时准备投人战斗。我连八班长在睡着时无意间触动了手榴弹的拉线，手榴弹发出呲呲作响的声音，惊醒时迅速将手榴弹扔出，所幸没有伤到自己的人。
第二天，由友邻部队接替我部担任主攻，我部作为第二梯队。4月22日凌晨，总攻太原命令下达，我军集中1300余门火炮对太原城墙实施炮击，炮火连天，振耳欲聋。炮击过后，攻城部队从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对巷战中遇到的敌掩体等障碍物实施小型爆破，为大部队推进开辟前进道路。各路攻城部队迅速向敌军指挥中心穿插，敌军眼看大势已去，根本顾不上抵抗还击，纷纷溃败逃跑，至10时，全歼太原守军。
攻克太原后，部队撤到太原南部小店镇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进行休整。对我来讲，攻打太原的惨烈和艰辛是刻骨铭心的，唯一遗憾的是，我随部队攻打到太原城下，但作为攻城的第二梯队，由于我军攻城迅猛、势如破竹，战事迅速结束，我未能进太原城，至今也未去过太原城。太原解放后第二天，团里召开大会，对傅义部队进行整编，我们团长在大会上对接受整编的原傅作义部队的官兵讲，土八路就是能打仗，不管什么梅花碉、人字碉，只要想打就能打下，太原城防御工事可以说是够坚固的了吧！攻打太原，你们看，我们想打，不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吗！所以，你们想编也得编，不想编也得编，这样，傅作义的部队被拆散编制，按一团一营、一营一连、一连一排、一排一班、一班二三个人的原则编入解放军序列。每个共产党员同时负责一个“解放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其尽快从
一个旧军人成长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一月之后，我们从太原撤出，行至城南时，看到无数的小坟堆，可见太原战役之惨烈。据史料记载，太原战役，我军伤亡4.5万人，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3.53万人。由于我在太原攻坚战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荣立三等功。
向西挺进
从太原撤出后，根据上级指令，我部继续向西挺进。这次行军虽说没有以前那样紧张、劳累，但天天行军，战士们也很辛苦，大家互相帮助，确保不让一个同志掉队。到达咸阳时，正值麦收季节，我们开始在咸阳城构筑工事，准备与马家军决战。马家军以骑兵为骨干，叫嚣“三天攻下咸阳城吃饺子”。由于从未与骑兵交过手，加之群众多有传言马家军身骑快马，手持大刀，如何剽悍、凶猛，如何残忍、疯狂，一时使部队战士产生恐惧心理，特别是刚刚“解放”过来的战士，更是慌恐害怕。为克服和消除战士们的这种心理，部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告诉战士们，马家军是国民党的非嫡系部队，装备极差，作战素质不高，只是鲁莽，并没有章法，骑兵并不可怕，打骑兵要掌握规律，即“接敌先打马，十个不顶俩”，只要不怕敌、敢打敌，就一定能够取胜。
通过反复宣传教育，部队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士气也格外高涨。部队同时强化针对骑兵的军事训练，练瞄准、练射击、练拼刺刀，研究如何打骑兵的战术方法。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战士们磨刺刀都难以找到石头，就到老百姓家里借石头，互相展开竞赛，看谁的刺刀磨得最锋利。有些战士将三八大盖的刺刀磨得锃亮照人、锋利无比，甚至用刺刀可以刮胡子。大家跃跃欲拭、斗志昂扬，准备与马家军决一死战。大约一个星期后，敌军并没有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从整个西北战局角度考虑，马家军按蒋介石的部署，早已把主力部队收缩集结到平凉和兰州一带，准备在那里与我军展开决战，后来平凉之敌又退缩到兰州，解放军在平凉也没有遇到敌人大规模的抵抗。
我们集合部队由咸阳出发，从西安城南继续向西行军，到达一个叫三关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与马家军的步兵交火，但马匪军似乎在我解放大军面前无心恋战，一接火，没怎么交战，马匪军便被击退。从三关口继续向西渡过一条沙河后我们到达了和尚堡，在此宿营，准备第二天翻越六盘山。炮兵老大哥也和我们同宿和尚堡，为确保第二天翻越六盘山免遭敌军的抵抗，我炮兵部队用山炮向六盘山进行了猛烈轰击，并延伸射击，对六盘山另一侧的敌军目标进行了轰炸。翻越六盘山之后继续行军到达甘肃泾川，从泾川县城南趟过齐腰深的河，沿途追击敌人，搜索前进。
由于我军的强大攻势，沿途敌军纷纷溃退，因此我们行军中遇到的大多是敌残部或地方土匪武装。在从泾川向西前进过程中，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沿山沟搜索敌人，不料残敌却从山顶扔来手榴弹，那个班的一半战士突遭袭击而牺牲，我连副连长也壮烈牺牲。从泾川向西至兰州的行进过程中，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加之山大沟深，部队就要天天行军，时时与残敌交战，每到一处还要构筑工事，时刻准备与敌作战，加之华家岭沿途300多里无水，行军异常艰苦，可谓是人困马乏，连喝水的工具都没有，我们只好将老百姓的葫芦掏空后盛水，一路上还看到许多累死的马匹。就这样，我们于8月初抵达兰州外围，准备攻打西北第二大城市——兰州。
攻打兰州
兰州北临黄河，南靠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山有抗战以来修筑的永备工事，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构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南山自东向西依次为十里山、窦家山、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和狗娃山。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对兰州作战的指示，发出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于兰州地区。
我们65军的任务是攻取马架山、古城岭。8月20日，我军首次试攻马家军阵地，却无法攻破，全线伤亡2500人。我军决定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侦察敌情，调整部署，准备攻坚。8月25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我们65军先后以5个团兵力攻击古城岭，从佛晓至下午5点攻克，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战斗比63军攻打的窦家山激烈许多。582团由于在攻击山头中大部伤亡，我们580团接防582团阵地，营、连、排对应接防。我们是晚上进入阵地的，大家穿着单衣，山里的气温很低，为御寒，机枪连连长说旁边有麦草抱来可能会暖和些，结果战士们去抱麦草时却发现麦草堆里竟有尸首，我们阵地附近的一座庙里也堆着尸体。26日凌晨天还未亮，枪声大作，战斗重新开始，我们翻过马架山，一直追击前进到兰州的老飞机场，沿途到处都是死尸，敌我双方的都有，壕沟里也堆满了尸体，有躺着的，也有抱着枪坐着的。为快速追击敌人，先头部队把壕沟里的尸体盖上土让后续部队推进，我们踏上去，由于土下面是尸体，仍然是呼哧呼哧的，很恐怖，但为了尽快追击消灭敌人，那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以说是在踏着尸首在前进。我们营警卫班在追击中踏响了敌人的地雷，大部分战士伤亡，一头骡子也被炸死。我们班追击到老飞机场，在一个坑里抓到了一个带手枪的敌军官，他身上还带着羊腿和锅盔。我们又从飞机场向兰州东门攻击前进，沿途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枪支、弹药、破衣服，就像一个破烂的市场。
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遇到敌人有规模的抵抗，因为到26日凌晨以后，除了沈家岭敌我双方仍在殊死争夺阵地外，其他战场的敌军早已接到命令放弃阵地向黄河北岸撤退。追至东门与友军汇合后，东门边上有个果园，果农摘了苹果让我们吃，我们没有吃，一是因为有纪律，二是因为战事紧张。果农告诉我们，果园有里有穿便衣的敌人，我立即集合全班战士冲进果园，抓了7个没来得及逃跑的敌军。兰州战役在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关系到整个西北战局的核心环节，马家军集中精锐部队与解放军在兰州南山一线进行决战，敌我双方为夺取南山阵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解放军以强大攻势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防线，仅用两天时间就解放了兰州。这次战役，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宁夏剿匪
兰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在焦家湾休整，记得那年的八月十五就是在兰州过的。大约半个月后，我们从靖远到达宁夏的中卫、中宁，行军过程中不断传来捷报，青海解放了！新疆解放了！部队一直开到石嘴山的会宁县驻扎，在营地休整，盘炉子准备过冬。团长到各连视察摸底，要求各连首长和司务长要想办法搞好伙食，限半个月让战士们吃胖。那一个冬天，部队的伙食的确不错，经常能有肉吃，对我们来说，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身心也得到松驰，正常的教育训练任务也不是特别繁重，部队从整体上得到彻底的休整，一个冬天下来，许多战士的确增加了不少体重。
第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开拔到宁夏的平罗县，任务是屯垦戍边，开荒种田。我们连种了大约300亩水稻，浇的是黄河水，起初乍看庄稼长势还可以，可是收成却不尽人意，原因是平罗这地方鸽子很多，家养的、野生的一群一群的，每群都有成百上千只。当稻子刚刚种到地里，成群结对的鸽子便飞进稻田，吞食了大部分稻种，所以等稻子完全成熟收割时，我们却收了一堆稗子草，果实较少。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仍然分到了5块钱的生产奖金，后来部队开拔到山东后，我用这笔钱买了条被面捎回宁河老家。为惩罚鸽子践踏粮食的“罪恶行径”，我们和机枪连的一些战士在一个晚上悄悄地将鸽子栖息的塔堂窗口围住，从底下点燃硫磺薰死了许多鸽子，各连分了好几麻袋，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鸽子肉。因为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大家还相互订有“君子协定”，谁都不能说出去。
部队驻扎宁夏平罗从事屯垦生产的同时，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当时宁夏最大的土匪头子叫郭栓子，郭栓子是平罗县人，解放前几十年里从事土匪活动，因为地形熟、人员熟，加之他的暴虐淫威，无论是官僚士绅，还是乡民百姓，都十分惧怕，就连马家军的部队也不敢上山将其剿灭。后来通过平罗县大武口镇武当山的一名高僧从中牵线做工作，郭栓子才同意接受“招安”，不再当土匪，马家军便委任郭栓子为剿匪司令，郭栓子果真开始剿匪，并对外声称不许任何人再从事土匪活动，否则抓住一个杀一个，民间传说，郭栓子曾把抓到的土匪人头从石嘴山一直挂到了银川。
宁夏解放后，我政府委任郭栓子为会宁县武装部长，他嫌官小，故又重新纠集散兵游勇，扯起旗帜，在贺兰山一带开始土匪活动，经常袭击我基层政府，杀害干部，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威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严厉打击以郭栓子为首的土匪活动，上级命令各部抽调兵力进山剿匪。起初各部队并未动用大部队，一个团仅是抽调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兵力集中剿匪，但郭栓子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对周边环境的熟悉，对我军的清剿置若罔闻，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支部队的几十个干部在进山拾柴禾时，由于警惕性不高，也没有携带武器，遭到他手下的杀害。针对此行径，为迅速消灭这股土匪势力，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军各部投入主力开始剿匪。不久，根据一放羊老农提供的信息，我军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在向导的带领下将郭栓子藏身的羊圈团团包围，将其抓获，押赴银川公审后予以枪毙，至此以后，宁夏的匪情才得到有效遏制。
在部队清剿土匪那段时间，我和几个战友被抽调到地方，与地方干部一起负责征粮工作。我们是随区小队一起行动的，白天开展征粮工作，晚上侦察敌情。为防止土匪偷袭，晚上我们往往不在白天工作的村子里宿营，因为到处都有土匪的耳目，有时半夜三更，我们还得从这个村挪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一天夜里，我和区小队的同志刚到达一个叫重岗堡（类似于高墙深院的地主土庄园）的宅院住下，土匪就包围上来，隔着院墙喊话要我们缴枪投降。我和区小队的同志在重岗堡四周分别把守，双方对射了一个晚上，土匪未能攻入，被迫撤走。后来我们才知道，区里一个姓吴的区长是敌人的内线，是他向土匪透露了区小队的行踪，我们才遭到了包围。天亮后，我们撤到了不远处五连驻扎的营地，见到五连长后，我们问是否听到昨晚交火的枪声，五连长说听到了，但不知发生在什么地方，由于情况不明，为防不测，所以没有冒然出动。为这件事，绰号叫“鞭子”的五连长受到了团里的严厉批评，原因就是他听到交战的枪声时没有出兵增援。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那晚的遭遇可谓有惊无险，幸亏我们占据高墙大院，易守难攻，否则，真要被郭栓子的土匪“包饺子”了，五连长的责任可就更大了。
还有一次，我和区小队的同志晚上住到一个村子后，因为这个村里同时住着我军的一个团，大家感到格外安全。区小队的同志临时有事去了另外一个村，仅留下我一个人，谁料想，区小队的同志刚走，可能是接到了剿匪任务，那个团的人马也开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为防止发生意外，我提着枪跑到郭栓子的一个老丈人家（土匪头子郭栓子在贺兰山周边许多村都有老丈人，都是大地主），敲开门，他们还算客气，因为那时宁夏已解放，各地人民政权已建立，郭栓子的这些亲戚也知道与解放军、政府干部打交道的利害关系，给我开了一间房子，给了一床被子。那种情况下，哪有心情和胆量睡觉，我便悄悄抱着被子上了房，把三八大盖顶上子弹，沿着院墙四周巡查，随时准备应对偷袭的敌人。到夜里二三点钟，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放羊人撵狼的声音，就这样，我一夜没睡，天亮后马上去找自己的部队。由于是在土匪出没无常、匪情异常严峻的特殊时期，自己一人度过的两个夜晚，印象特别深刻。
挥师山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朝鲜战场的发展形势和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对我们这些远在西北边陲，从事农业生产和剿匪的普通士兵来讲是不得而知的。到了秋天，部队接到命令，开赴山东腾县，先是从平罗出发去西安。因为我是病号，受到特殊照顾，提前坐汽车到达西安，又乘火车到达山东腾县。腾县这个地方是个兵站，驻扎着许多番号的部队，现在想来都是为入朝作战集结的部队，我的具体任务是给我们部队号房子。
一个多月之后，我们部队也由西安乘火车到达腾县，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也过了1951年的春节。整个冬天，部队主要是开展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只说要开赴沿海前线，并没有讲要去抗美援朝，不论军官还是士兵，不准通信，也不准来人探视。春节前，当地政府组织各种节目到部队演出，以示慰问，节目内容大多是揭露地主恶霸是如何欺压剥削老百姓的，目的在于激发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春节过后，我所在的部队就开往朝鲜了，而我则被抽调到军教导团，在本溪、大虎山接受政治理论和军事科目的训练，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为抗美援朝各部队储备梯队干部。因为当时朝鲜战场的战斗异常残酷，一场战斗打下来，各级指挥员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往往伤亡很大，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各级指挥员都预备有梯队，一般都配有3个梯队，以确保战争状态下军事指挥的正常进行。从1951年2月至12月，我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专门训练。教导团学习结束后，我们开到了安东（今辽宁丹东），组织上任命我为排长，准备带新兵入朝参战。
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月，即军教导团学习结束一月之后，新兵到达丹东，兵源主要来自四川。我带着战士们从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境内。此时，每个战士的冬装已配发到位，除枪支弹药外，一人一件雨衣，一床被子，携带7天的干粮。入朝以后，为防止敌机袭击，我们白天宿营，晚上行军，不仅如此，从国内入朝的运输车队也是昼伏夜行，即使夜间行车也不准开灯，实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也只能在没有敌机的时候迅速打开车灯照一下立即关闭，实际上基本是在摸黑行驶。从鸭绿江到“三八线”，无论白天黑夜，经常会出现敌机投弹、扫射，晚上则是先投照明弹，天空亮的如同白天，然后向发现的目标投弹、射击，一路上到处可见被炸毁的车辆和翻下山沟的汽车。为及早发现来袭的敌机，除了有专门的雷达监测外，在我们部队行军的沿途每个山头都设有防空哨，一旦发现敌机，迅速鸣枪报警，一层一层往下传，告知行军的部队和运输车队隐蔽，躲避敌机的袭击。
从进入朝鲜的第一天起，天天晚上下雨，战士们的行李也完全浸湿，行走起来更加困难，黑夜中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还要跑步跟上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和新兵战士到达前线，团里派我到五连任排长。乘着天黑，我冒着炮火进人五连阵地后才知道，连里刚刚打了一场恶仗，伤亡极大，连长、指导员流着泪向我诉说战斗的激烈和朝夕相处战友的牺牲经过。我看到坑道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和伤病员，枪支和手榴弹挂在石壁上，被鲜血浸染的痕迹历历在目，可见战斗是多么的惨烈悲壮。由于伤亡惨重，几天后，我连撤出阵地补充兵员、休整、练兵，阵地由其他部队接防。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进行了5次战役，共歼敌24万多，将防线牢牢地控制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6月，我部奉命开赴开城板门店的余龙里接收防务。撤下的友邻部队将阵地移交我们时，各种基础设施基本俱备，各班排住的山洞、连部、伙房都已掏好，我们按连排班建制对应接防。不久上级任命我为八连副指导员，我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担任副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难于胜任，于是反复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想法，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后，尊重了我本人的意见，不久让我改任八连副连长。此时的“三八线”白天炮弹轰炸不断，我们就在山洞里躲炮火，猛烈的炮火震得山洞内的石子哗哗往下掉。天一下雨，山洞里还渗漏雨，只好用雨布遮盖。晚上出去挖掘、修整工事，我们挖，对面山上的敌人也在挖，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有时双方还互相喊话，搞政治攻势，要对方投降，旨在瓦解、动摇对方军心。由于敌人喊的是外语，我们又听不懂，只好由他们去白费劲，而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对面的敌人也搞不清歌词的含义就跟着瞎唱。从我们接防板门店余龙里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中朝军队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以阵地战为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配合停战谈判，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整体性攻防战役很少发生。
1951年下半年，我军主要是在“三八线”附近，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韩军队的局部进攻。为配合停战谈判，我部对开城附近的红山包实施过3次攻击，敌我双方反复争夺，互有伤亡。那时，我们都知道，双方谈判的条件取决于战场实力的较量，我们在战场上打得好，谈判桌上就有了主动、有了资格，因此，每次双方谈判的情况，上级都及时向我们基层部队传达，以鼓舞战士们不怕敌人、勇猛作战的信心和士气。
坚守坑道。1952年春，“联合国军”对中朝提出的中朝战俘全部遣返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迫使停战谈判陷人僵局。对此，毛主席讲我们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进行以坑道工事为主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战式防御体系建设，具体说就是全军挖坑道，有的驻防部队甚至把整个山都挖空了。
当时的朝鲜战场，挖坑道则是相当艰苦的工程。首先是用钢钎在岩石上打洞装炸药实施爆破，而钢钎头部磨秃之后需要在钢錾上用铁锤再打尖锐，铁锤和钢钎都从国内运来，但钢錾却极少，许多战士便去找敌人投掷的臭弹，然后卸下弹头做錾子使用，在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将臭弹引爆，有些战士因此而牺牲。为此上级专门下达命令，任何单位都不准再找敌人的臭弹，不能为了赶进度而让战士付出生命代价。我连因为这种情况牺牲了一名战士，团领导多次在营连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连长和指导员，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头，全力爱护战士的生命，两位连首长反复检讨才过关。以后我们虽然也为坑道进度下指标、提要求，但在操作技术和方法上却慎重了许多。团首长批评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各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部队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志愿军各部都在抢挖坑道，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班都有掘进任务，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展开坑道掘进竞赛，因为有了坑道，就有了长期作战的基础。坑道既能屯兵，又能储存弹药和其他物资，遇到敌机投弹或敌人炮击时，战士们就可以躲进坑道，敌机走了，炮击停了，战士们则可以出来进入工事，打击敌人。这种作战模式有效地扼制了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保存了我军的实力，避免了因敌机轰炸和炮击造成的兵员伤亡。以坑道为依托，志愿军不断组织小规模的攻击战，夺取敌军阵地，歼灭小股敌军，给美韩军队造成极大的消耗。有一次，团部下令抓几个俘虏，而且要求必须抓活的，接到任务后我们都非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不久，接到前位哨的电话说敌人来了，我们迅速派了支小股部队把敌人引入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地带，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两面迂回包抄实施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来不及逃跑的就躺在地上装死。连长起初感到很失望，以为都打死了，让我们把死的也都通通弄回来，结果一检查还真有几个活的，可把连长高兴坏了，全连战士更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把俘虏押送到团部，算是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种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停战协定签字。
中朝友谊。从入朝一开始，为了便于和朝鲜老百姓相互交流，增进感情，我们每人发一本汉朝对照的小册子，开始学说朝鲜话，至今仍然记得一些单词：同志叫“东木”，女同志叫“咬森东木”，头发叫“毛里”，爷爷叫“阿拉巴吉”，男孩叫“阿登”，烟叫“坦白”，男子称“阿巴吉”，年龄大些的妇女叫“阿妈妮”，年轻些的大嫂叫“阿斯妈妮”。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热情友好，往往冒着炮火头顶着各种水果到前线慰问我们。在驻地吃饭时候，老百姓都会用一只大铜碗给我们盛上朝鲜特有的酸辣菜。1953年春节，我们换防后住在西海岸，朝鲜当地政府和百姓请志愿军吃饭，每家去几个志愿军代表，大家一起包饺子、喝米酒、开座谈会、唱歌跳舞，还相互征求意见，气氛非常热闹融洽。志愿军则用祖国内地运来的花生、白酒和猪肉招待朝鲜同志和百姓。双方彼此尊重，坦诚相见，共商歼敌之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浓浓情意和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信心。
业余生活。在朝鲜一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和战友们经历了血与火、冰与雪、生与死的人生考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锻炼了不怕死的坚强意志，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中提升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时的生活、战斗环境虽然贫乏而残酷，但战士们在精神上却异常的乐观。战斗之余，有些战士用罐头盒自制乐器，有些战士用弹壳自制工艺品，有的讲故事，有的写家信，有的相互交流作战经验，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做的事，业余生活虽然单一却不单调。对于每天在头顶出现的敌机，同志们也给它们各自取了幽默而易记的绰号。把携带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叫做“油条子”，把贼头鼠脑、出没无常的侦察机称作“老病号”，把时而降低、时而爬高的战斗机叫作“儿童机”，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面对艰苦的作战环境和疯狂的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停战前后。1953年7月27日，面对中朝军队的顽强抗击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正式生效之前，双方都尽最大能量将炮弹倾泻到对方阵地，真是炮火连天、震天动地，板门店附近的村庄漆黑一片。至夜晚12时，双方炮击戛然而止，一时间，夜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寂静只停留了几分钟后，双方阵地欢呼起来，周围村庄的灯瞬间也亮了起来，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载歌载舞跳起传统的民族舞蹈，我们大家全都涌出坑道，站在山坡上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停战后，开城南北出现大量部队，共同的任务是在各自防区修建简易飞机场，为双方谈判代表相互接触、及时谈判提供快捷通道。我们和朝鲜军民合作，在开城西南方用推土机将小山包推平，战士们每人用一个小筐盛土，抬到低处将稻田垫平，形成简易跑道。机场的停机坪、调度楼等地面建筑都是用国内运去的木板搭建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中，我们志愿军在前方打仗，祖国人民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那时新中国才刚刚建立，各项事业都处在百废待兴状态，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机场修好之后，我们在朝鲜过了八月十五，我所在部队开始准备撤回国内。撤军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根据签署的协定，双方要将在朝参战部队和番号公布之后报对方监督撤军情况。可能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在公布范围，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我部最早撤出朝鲜。我们是从朝鲜的西海岸坐闷罐车回国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给对方以口舌，途中始终没有停车。列车进入国内后，沿途也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个别停车点只有地方党政军领导上车表达慰问，我们乘坐的火车直接到达柴沟堡。对于凯旋的志愿军，全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热情，各省市纷纷组织慰问团，带着本省市最好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到部队驻地开展慰问活动。从回国之日起，几乎每天都有慰问团前来慰问，放电影、唱戏曲、耍杂技、演歌舞，慰问活动丰富多彩，演出的节目都是最高水平、最吸引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天天晚上看电影、看节目，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的深秋，由于部队冬装还未配发，战士们穿的是夏装，晚上天气又冷，大家虽然十分喜欢晚上看电影、看节目，但饱了眼福，身体却冷的受不了。部队首长考虑到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经反复说明，婉言谢绝了一些慰问团和慰问活动，慰问活动才逐渐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对“最可爱的人”的巨大热情。抗美援朝结束后，我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臣奖章，祖国为我颁发和平纪念章一枚。
新型练兵
进入1954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建营房，开展正常的军事训练，老兵开始大量复员，但所有军官一律不得转业，等新兵到达部队后，开始按照原苏联军队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训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国政府，那时候，我国的政权刚刚建立，对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党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基本全部照搬苏联模式，军队建设也是如此。部队的训练大纲、各种条例、政治教育等都按照苏军的模式进行正规化训练。比如，军官和士兵的住宿和吃饭要分离，连以上军官有专门的宿舍和食堂；两人以上行走必须列纵队，不能并排；互相见面，职务低的首先要向职务高的敬军礼；进首长的门必须先敲门，喊报告，得不到同意不准进入；军人不能穿军装上街，着装必须整齐，内务必须统一等等。部队还设有纠察，发现不符合条例的现象及时予以纠正，这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
1955年，全军试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尉军衔，任八连连长。授衔之后的1957年，部队开始大规模的对基层军官进行扫盲、培训，以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我被派到军部设在宣化市的第75速成中学参加学习。学员大多是营、连、排干部，有少尉军官，也有大尉军官，教员大多是中尉以上的军官担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和自然，实际是部队给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基层干部举办的扫盲班，我现在所拥有的一点文化就是这一年速成培训班的结果。经过一年的学习，毕业后回到原部队仍任八连连长，一般的文件和命令我都能看懂了，但稍微复杂点的训练教材还是无法理解。身为连长，带领全连进行军事训练时，简单的列队训练能够指挥，但涉及到枪、炮的教程，则看不懂、理解不了，更无法指导全连的训练。每当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只好让连队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先看懂，再给战士们讲解。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转业到农垦工作，我深知文化程度偏低的苦衷。在部队当连长，虽然职务不高，但也领导着100多号人。虽经过一年的速成班培训，但那点文化底子在当时也只能算是半个文盲，连部队正常的军事科目训练都无法指导，力不从心，说明远远不能适应领导的岗位。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没有文化，在生活和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头，也遭遇了许多尴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能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可能就在部队一直干下去了，今天的回忆也许就只是单一的部队生活了。
转业甘肃
1957年12月我接到命令到军里的集训团（廊坊）参加学习的。说是学习，实际上是军里按照中央军委要求给我们即将转业的军官办的“转业培训班”。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出城、上山、下乡”，要求军官们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接受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参加培训班的下至少尉排长，上至师团职的校级军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许多同志想不通，特别是师团级的军官基本上一直在部队工作，参加了若干重大战役，流过血、负过伤，大家对部队有着非常深的感情，谁都不愿意离开部队，不愿转业。
为了尽快将军官们的思想工作做通，培训班组织学员展开大辩论，除了口头辩论外，更多的是采取了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辩论双方围绕为什么要转业、要不要转业、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各持一词，进行说理辩论，气氛相当热烈，以致于周边老百姓商铺的纸张全都卖光了。通过这种方式的大辩论，加之领导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绝大多数军官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大家一致认为，党培养了我们多年，在军队锻炼了这么多年，作为军官，作为党员，特别是作为军人应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应该冲向哪里，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侯，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讲眼前利益，不讲个人得失，不讲任何条件和困难，愉快地接受组织分配。当时的要求是，长江以北籍贯的军官分配方向是北大荒，长江以南籍贯的军官转业去向是海南岛，参加培训的大部分军官被分配到了北大荒。我们河北籍的军官曾要求回河北工作，军里经请示中央军委未获批准，中央军委的要求是到基层、到边疆去，这样我们剩余的上千名军官，1958年5月被集体转业到了甘肃，我被分配到农垦，从事农垦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
（杨贺禄口述 王立志整理）
杨贺禄，男，1925年出生，天津市宁河县潘庄镇潘庄村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解放保定、解放北平、攻克太原、宁夏剿匪、攻打兰州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斗和战役。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小功5次，荣获解放东北、华北解放、解放西北、抗美援朝纪念章和解放奖章。1958年转业到甘肃农垦工作，1988年离休。
我的军旅生涯
我于1925年9月，出生在宁河县潘庄镇潘庄村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保定、解放北平、攻克太原、宁夏剿匪、攻打兰州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斗和战役。曾担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连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先后荣立三等功4次，小功5次，荣获解放东北、华北解放、解放西北、抗美援朝纪念章和解放奖章。1958年由部队转业到甘肃农垦工作，1988年离休。离休之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一个愿望越来越强烈，就是把参军的经历总结一下，以此寄托对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战友们的追思与想念，对后人有所教育和启迪。
报名参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悍然出动围攻解放区，全国内战爆发。到1947年夏，土地改革在家乡轰轰烈烈地开展，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一方面发展生产，一方面积极参军支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村的青年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
1947年10月的某一天下午，我们村里的四五十个青年一起到区政府报名参军，我和弟弟与表兄、表弟4个人也前去报名，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要求参军的举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负责报名的同志强调说，你们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还有地需要耕种，不能都去参军，只能有一人参军。我们兄弟4人都争着要去，可名额只有一个，当时我参军的心情特别强烈，因为我痛恨地主恶霸的欺压、痛恨国民党讨伐队，心里想，一定要当兵，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那时候可以说参军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离开家跟部队走。在我的极力劝说下，表哥、表弟和弟弟回家了，我参了军。当天晚上，报名参军的青年们就留在区政府集中，第二天早饭后，区政府领导带着我们在丰台镇找到了部队，我和同村的李凤丛被编到冀东军区警备团4连2排4班，从此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涯，以后虽然部队番号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我一直都在这个团当兵。
参军初的三次战斗
鸦鸿桥战斗是我参军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所以在记忆中最为深刻。那是参军后的第二天，我们连随大部队向唐山方向急行军一天，晚上到鸦鸿桥驻扎设伏。因为刚刚参军，我们新兵都没有发军装，穿的还是老百姓的衣服，又没有经过训练，每人只发了2颗边区造的手榴弹。天亮后，战斗打响，敌人是从唐山方向来了一个团，而我们则有好几个团，我众敌寡，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散了，大部分被消灭，少部分逃走，还抓了一些俘虏，缴获了2挺重机枪、几挺轻机枪、九二式步兵炮2门和10余发炮弹。因为我们是新兵，没经过训练，手中又没有武器，连长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新兵跟在老兵后面冲锋助威，战斗结束后班长问我们害怕不害怕，我们都说不害怕，实际上枪炮声一响，哪有不害怕的，毕竟是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啊！
东高桥战斗。大约是1947年12月份，我部和友邻部队配合，再次在宁河的东高桥设伏，打击从唐山方向来的国民党军。那天夜里下着大雪，大家趴在雪地里，浑身冻得发抖，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肚子饿了，只能抽空在战斗间隙啃几口玉米饼子，抓几把雪咽下，饼子冻得硬梆梆的，咬一口留下一个白碴。有些新兵不懂军事常识，趴在地埂子上，往往会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班长边让我们几个新兵躲到附近老百姓的屋里，趴在炕沿边，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这次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我们连的一位排长不幸中弹牺牲了。我们班长起初让我和另一个新兵将牺牲的排长抬下去，后考虑到我们可能会害怕，另派其他战士将排长的遗体背了下来，毕竟是班长，是老兵，他肯定懂得我们新兵的心理，多好的战友啊！
李星庄战斗是在1947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我部奉命攻打敌人的一个据点。这是日本人建造的一个炮楼，高10余米有四五层，四周布有射击孔，炮楼外围有两道防线，第一道是用4-5米长的檩条筑起的围栏，第二道是宽6米、深4米的壕沟，壕沟里插有锋利的竹签，人一旦掉进去，必无生还的希望。我们在作战中把战士们编成工兵组、爆破组、投弹组、掩护组，每3人一组，我被分在投弹组。晚上10点钟发起攻击，先用上次战斗中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轰击炮楼，但由于没有人会使用瞄准器，炮弹没有命中目标，只好由爆破组用自制的炸药包去炸围栏。双方对射十分激烈，敌人居高临下，向我阵地射击、投弹，炸起的尘土几乎能把战士们掩埋，我们村和我同时参军的一名姓孙的战友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由于敌人的炮楼十分坚固，火力又强，这次攻击没有成功，部队只好撤出战斗。
光荣入党
我家出生贫雇农，所以刚到部队几个月，大家就选我为民意委员，主要负责检查部队驻扎之后遵守群众纪律的执行情况，征求老百姓对部队的意见和建议。参军初期，我和许多战友一样，并不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高深的理论，只知道解放了天津、北平，革命就算成功了，也就可以回家了，想法非常单纯，更不知道入党是怎么回事。那时部队里的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党员们开会也是秘密进行的。由于我出身比较好，在部队里表现积极，作战勇敢，服从指挥，所以被党组织列入培养对象。因为觉得入党比别人要光荣，我找战友李贵咨询，党员是什么，为什么要入党？当时他不是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等知识也不甚清楚，但他告诉我，党员和普通人不一样，党员要服从命令、打仗不怕死、冲锋在前，入了党，就不再是小孩子了，而是大人了。后来在党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引导下，我对党员有了初步的概念，党员就是比普通群众更加先进的人，党员没有个人私利，只有整体的、群众的利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1948年2月，经我们排的邱玉方和另一姓高的同志介绍，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
攻打三河县城
1948年初，我们部队编入冀东军区独立师，我仍然在原部队，大约四五月份，我们接到命令，攻打三河县城。部队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从几十里路之外向三河县奔袭。天下着大雨，道路格外泥泞，我们互相挽着手臂摸黑急行军，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再跑，大家浑身上下全是泥水，大约半夜一二点钟摸到城下，为了防止被敌人发觉，任何人不得发出声响。由于夜间天气比较凉，我们穿的又单薄，有的人忍不住要咳嗽，只能在地上刨个小坑，脸朝下用手捂住嘴巴以减轻咳嗽的声音。所幸的是深夜，敌人大都在睡觉，哨兵也没有察觉，部队迅速展开攻击，顿时枪炮声、呐喊声大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攻击到天亮，我们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我们连的一个排长壮烈牺牲，我们抬着牺牲的战友走到一个村庄后，把遗体交给当地政府负责掩埋。排长的牺牲使我们大家都非常悲痛，也更加增强了我们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战斗中一定要更加勇敢，冲锋在前，多消灭敌人，替牺牲的战友报仇。
解放新兰坪
1948年春夏之交，我们独立师与兄弟部队奉命参加解放东北的战役。当时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华北地区。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为彻底消灭东北周边之敌，扼制热河、察哈尔敌军向北增援东北战场，为实施辽沈战役打好基础，我们奉上级命令从驻地出发向北穿越古北口，经过三四天的急行军到热河。由于任务紧急，参加作战的部队多，每个战士每天平均只有8两粮。原因一是部队后勤保障跟不上，没有路，没有车，运粮只能用小毛驴驮运，自然数量有限，难以满足部队之需。二是热河地区长期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当时夏粮还没有收割，许多老百姓饿的全身浮肿。行军中，我们找了一个本地小伙子带路，表面看上去胖乎乎的，实际是浮肿，后来，小伙子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年轻人带往新兰坪。鉴于此，部队动员每个战士每天为老百姓节约三两粮，战士们不够吃，就挑野菜充饥，宁肯自己少吃点甚至挨饿，也要把节约的粮食分给老百姓，抢救老百姓的生命。部队在新兰坪外围住了一段时间，等北面的部队到达后，实施南北夹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打死打伤了许多敌人，抓获了一些俘虏，部分敌人仓皇逃跑，我们攻入新兰坪后，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里面有许多敌人没有来得及搬运走的武器弹药，我们一人扛一箱子弹后撤出新兰坪。正是由于参加此次战斗，我获得解放东北纪念章一枚。
大关头战斗
1948年六七月间，我部奉命攻打大关头，由于部队住地离大关头比较远，我们一路都是急行军。走到冀县时，敌人出动了两架飞机，不断地向行军部队投弹、扫射，炸出了许多大坑，一些战友不幸牺牲。两天后，我们到达大关头，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爬到山顶构筑工事，准备伏击敌人。大关头集中了许多部队，山里只有两口井，各部队只好排队打水，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只能就着凉水吃炒米。大关头一战，友邻部队七纵队损失惨重，许多战士为国捐躯，战场上布满了敌我双方搏杀后留下的遗体，惨不忍睹。战斗中，我们班长负伤，排长命令我将负伤的班长送至收容所，我先将班长背到一户老百姓家隐藏好，然后独自去找收容队，等找到收容队时，收容队的同志告诉我说，由于战斗激烈，伤病员多、俘虏也多，腾不出人手。
当时部队就有严明的纪律，对战场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决不能遗弃，花再大的代价也必须将牺牲战友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志安全带出，否则，其他人将受到军法审判。情急之下，收容队的同志将4个俘虏兵交给我，我押着俘虏兵回到班长藏身的老百姓家，找了些木板和绳子制成简易担架，将班长放到担架上，由俘虏抬着在前面走，我持枪在后面押着。说实话，一个人押着4个俘虏兵，当时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生怕发生什么意外，幸亏俘虏兵比较老实听话，途中还算安全。我将班长交给收容队稍作交代之后，立即去追赶部队。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并圆满完成，我对自己的信心更足了，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可见，战争是能够锤炼人的意志和胆略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培养和造就革命者的大熔炉。
青龙桥战斗
1948年八九月间，我所在的部队编入华北军区第八纵队。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内战开始前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战争开始的430万人下降为360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当时党中央决定选择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9月12日，东北野战军70万主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攻打锦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蒋介石急调华北、山东的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援救锦州。
为有力配合东北战场，牵制华北傅作义军团北上增援，按照上级指示，我们八纵昼夜兼程，开赴北京八达岭西北的青龙桥，开始扒铁路、炸桥梁、毁电杆，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交通干线和通讯联络，阻止傅作义集团出城增援锦州。由于青龙桥地处山区，夜晚寒风凛冽，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只能在露天山窝处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当地山区的老百姓十分贫穷，送到前线的饭只是小米蒸饭和煮熟的土豆，战士们没有碗，只好用帽子盛饭。我们连的任务是在一个烽火台监视并阻击敌人，坚守了几天几夜之后，任务基本完成。正当我们准备撤出阵地时，突遭傅作义部队的包围，上级命令向北突围。我们连以班为单位乘着夜色开始向北强行突围，敌人的封锁厉害，机枪扫射异常凶猛，不断有战友牺牲倒下，和我一起参军的同村老乡李二生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我班战士张家年腿脚因患有小儿麻痹，本来行军走路就比较困难，在战斗中腿部已受伤，在过封锁线时手臂又负了伤，我们大家就轮流背或搀扶着他一齐向封锁线外冲击，终于在天亮前冲出敌军包围圈，与大部队会合。鉴于张家年的身体状况，战后让他当了背夫，后来就复员了。此次战役虽然没有直接歼灭大量的敌军，却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敌军对东北战场敌军的增援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攻打锦州、解放东北全境的辽沈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清缴“伙会”
抗战胜利后，为抢占胜利果实，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与地方反动武装进攻解放区，与我争夺地盘。一些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封建帮会（俗称“伙会”）相勾结，不断骚扰群众、攻击我基层人民政府、甚至杀害地方干部，造成解放区社会治安的严重混乱，也给广大群众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为坚决打击“伙会”势力，巩固解放区已建立的人民政权，维护解放区的社会稳定，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军支前，1948年冬，上级命令我们赴“伙会”势力比较猖狂的密云县东南的水玉村进行彻底清剿。
时至冬日，天寒地冻，我们行军过程中要趟过齐腿深的河流，由于任务紧急，来不及架桥，战士们只能挽起裤腿涉水过河，不一会儿，我们的裤子就冻得硬梆梆的，贴在腿上，真可谓刺骨的寒冷。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叫苦喊冷，按时抵达水玉村。当时的“伙会”武装也是有组织的，他们利用熟悉山区地形的优势与我军进行周旋，在每个地形较高的山头或隐蔽处都设有岗哨，一旦发现我清剿部队，便打枪报信，让其他同伙逃跑和隐藏。我们攻进水玉村后，对青年男子一律实施抓捕。我和几个战友在一农户家，发现这家的老太太总是爱在自己家的红薯窖前转悠，我们感觉窖里一定有问题，便向窖里喊话，果然从里面上来一青年男子，后经审查，是一名“伙会”骨干分子。
经过10多天的清剿打击，水玉村的“伙会”势力基本被打垮。此次行动，由于战士们对“伙会”恶势力恨之入骨，加之“伙会”恶势力罪大恶极，民怨沸腾，我们在清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行为和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如乱抓乱捕，冤枉了一些百姓。为了应急，拆卸门板，把百姓留下的花生、红薯的种子也吃了。事后，部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团的政委也被调走了，每个人都围绕自己的错误行为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这次战役，也使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参加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约100万人联合发动的，从1948年11月29日起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当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华北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摆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要么从东面的塘沽乘船南逃，要么西窜至绥远。中央军委为防止傅作义集团南逃或西窜，命令解放军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之敌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切断了傅作义南逃西窜的通道。在这之前，傅作义集团已先后将外围兵力收缩至北平、天津、张家口，随时准备南逃西窜，平津战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19兵团65军，我在194师580团2营4连任班长，参加了平津战役中解放保定、攻克新保安和解放北平等战斗。
解放保定。平津战役前夕，为避免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歼灭，蒋介石曾指示傅作义将部队撤往长江以南，试图集中所剩部队力量，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做最后的较量。傅作义心存疑虑，没有立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是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将兵力集结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和新保安等地。
为阻止傅作义部队的收缩集结，1949年9月，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团从张北紧急出发，迅速南下，目标保定，目的是阻击保定敌军撤往张家口。为赶在敌人撤退之前到达保定，我们几乎昼夜兼程，每天夜里一二点钟才开始宿营，凌晨四五点钟又集合出发，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只能边走边吃，吃的是高粱米饭。除伤员、病号外一律不准掉队，绝大部分战士脚上都磨出了血泡，有些人的腿脚甚至出现浮肿。经过大约五六天的强行军，到达距保定大约10公里附近，早上宿营时，要求战士们用热水烫脚，清理血泡，补充体力，准备攻城。天黑之后，我部运动到保定城西北角开始挖战壕修工事。总攻发起后，我连负责攻打一个好像是汽车公司的大院，我带领2名战士组成爆破组，抱着炸药包，在其他战友们的掩护下，迅速移动到大院的大门旁边，把炸药包堆到大门上，拉燃导火索，炸开了大门。我和战友们迅速冲进大院，当场抓获了几名敌兵，缴获机枪1挺。经对俘虏的审训，发现有一地道可通往城里，此时，其他攻城部队陆续攻入城里，保定获得解放。事后，我们才得知，傅作义相当狡猾，之前早已将保定的主力部队撤往张家口，保定只有少数敌人把守，因此，保定守军不堪一击。在这次解放保定的战斗中，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攻打新保安。1948年12月下旬，我军按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决定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再攻打天津，形成对北平守敌的巨大威慑。我所在的部队解放保定后，向北行军。这次行军并不紧张，大约走了十来天，至张家口西边的阳高县待命，后接到命令向西准备解放大同，尔后又指示我部向东解放北平，这样部队往返行军了好几次，最后命令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攻打新保安。此时，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已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与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及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部分国民党军到北平地区的通路。我们到达新保安西北角之后，构筑工事，准备总攻。
为防止新保安敌军逃跑，解放军将新保安团团围住，并将通往城外各条公路两侧的高大杨树砍倒，放置在公路中央作为路障，这样，即使敌军突围出城，其机械化部队也无法行驶。总攻发起后，我军首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守敌发起炮击，几百门大炮一齐发射，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向敌人阵地，同时敌军也向我阵地倾泄炮弹。炮击过后，我地面部队开始向新保安推进，敌人在新保安四周挖下纵横交错的战壕，构筑有各种防御工事，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我们部队是从新保安北面攻击的，经过10小时激战，我们和友邻部队将新保安守敌（傅作义嫡系部队35军），约1.6万人全歼，缴获汽车700余辆。我们将新保安打下后，傅作义还不知情，仍然派飞机向新保安投送大米、弹药，装大米的袋子都是双层的，每袋装多半袋，显然是为了结实和安全投掷，这些大米和弹药恰好成了我军不战而得的战利品，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纷纷前去背大米。难怪战士们都说，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呢！六七天后，我们从新保安撤出，路过外围的交通壕，仍然看到到处是敌军的尸体，可见新保安战斗的惨烈状况。
新保安解放后，我人民解放军又迅速歼灭了张家口之敌5.4万余人，解放了河北重镇张家口，从西面对北平守敌形成了包围态势。不久，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全歼守敌13万人，塘沽守敌乘船南逃，北平的解放指日可待。
解放北平。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解放，完全实现了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意图，北平已成为被我解放军东西夹击包围的一座孤城。我所在的部队参加完新保安战斗之后，迅速布防昌平，与其他兄弟部队共同形成对北平的围困态势。每天的任务是进行爆破、攻城、爬山头等战术训练，一切都在为攻打北平作准备。大约是1949年春节前后，听从北平城出来的老百姓讲，傅作义投降了，这个信息迅速在部队中传开，上级对此还进行过追查，一级一级查传言的来源，并教导我们，不要听信传言，要对傅作义提高警惕，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攻打北平。
据史料记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是1949年1月31日，我们听到关于傅作义投降的消息的确是真实的，只是出于从军事的角度考虑，为防止傅作义再有什么伎俩，没有向围城部队公布。另外，那时傅作义的举动也不叫投降，而是解放军在围城后，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战火破坏，派出代表同傅作义进行了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和我党的耐心工作及各界人士的敦促，迫于大势已去，傅作义才顺应人民的意志，同意其部队接受和平改编，由此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那时我们作为一名战士，又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服从命令，上级让走哪就走哪，让打哪就打哪，对于战略全局的部署和进展情况是不知道的，也不可能知道。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部队从昌平换防到另一个地方，不过训练多了一项内容，就是背诵城防条例，大家都在猜想，我们可能要进北平城接受防务了。一个多月后，我们部队没有进城，而是根据命令向西开进，去执行攻克太原的任务。
参加太原战役
1949年3月，我所在的部队向太原挺进，这时，傅作义接受改编的部队（称为解放战士）中的一部分也随我军一起行动。不过，此时傅作义的部队尚未动其整体编制，只是成建制地划归我方的军、师、团、营单位，也没有配发武器。因为傅作义部队的许多军官、士兵想不通，堂堂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为什么打不过“土八路”？有些极其顽固的反动分子，还阴谋策划暴乱，甚至杀害我政工干部。总之，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当时在心理上极不稳定，在政治上更是极不可靠的。为防止万一，在行军过程中，一般是傅作义的一支部队走在中间，两边和前后是解放军的部队，就是为了防止傅作义的部队发生骚乱或反叛而采取的武装看护措施。现在看来，傅作义部队的士兵有此想法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人民解放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真谛是党的领导、人民拥护这一深刻道理，更无法解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被打败，或投降、或接受改编的现实。后来经过我军政工人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大部分官兵成为解放军的一员，有的甚至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立功受奖，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立下卓越功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包括傅作义将军本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上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充分地显示出共产党海纳百川、包容豁达的宽阔胸怀。
攻克太原。因为临汾城已于1948年2月获得解放，所以我们行军至临汾时，在城墙上能看到“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宣传标语，群众自发地夹道欢迎解放军。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行军，大约是1949年3月，我们部队到达太原外围做攻城准备，主要是造云梯、练爬城墙、拼刺刀、投弹、捆炸药包、炸碉堡等。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北地势起伏，易守难攻，是华北的军事战略要地。素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经过长期经营，修筑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纵深阵地和城防工事，碉堡有梅花碉、人字碉等，交通壕则有蛇型、钜齿型等，使太原构成了由备式雕堡与壕沟、暗道相结合的，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型防御工事体系，大多为钢筋水泥构筑，由于这种状况，要攻打太原城必先扫清外围之敌。
我们19兵团集结到太原南边的小店镇，沿着交通壕、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封锁开始向太原外围的大营盘、二营盘和卷烟公司发起进攻。在攻击前进中，我班负责扛云梯，由于云梯太长，在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的战壕中无法快速挺进，还影响到后续部队的推进速度，我急中生智，让班里的其他战士尽力加快速度，自己则沿着交通壕里各部队的指示路标，跑步找到连长请示怎么办，连长指示我班丢掉云梯，快速跟进，直捣烟草公司。不扛云梯了，我班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我们和大部队一边猛打猛冲，一边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不断向国民党官兵喊话，叫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心理攻势下，敌人的军事反击和心理防线迅速瓦解崩溃，成连成营的敌军士兵缴械投降。同样，敌军也企图通过喊话动摇我军心，但却由于大势所去而毫无效果。打到天黑时，战斗仍在进行，枪声密集、炮火连天，我们攻下烟草公司抵达城墙下时，接到停止攻击原地待命的命令。城墙周边到处都是老百姓的住房，此时早已是人去屋空，我们将每家的房子都打开一个门，互相串联起来，利用院子作隐蔽工事监视敌人的动静。部队由于连续冲锋作战，没吃没喝，极度疲惫困乏，接到原地待命的指令后，战士们躺倒便睡，手里却还握着揭开盖的手榴弹，随时准备投人战斗。我连八班长在睡着时无意间触动了手榴弹的拉线，手榴弹发出呲呲作响的声音，惊醒时迅速将手榴弹扔出，所幸没有伤到自己的人。
第二天，由友邻部队接替我部担任主攻，我部作为第二梯队。4月22日凌晨，总攻太原命令下达，我军集中1300余门火炮对太原城墙实施炮击，炮火连天，振耳欲聋。炮击过后，攻城部队从四面八方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对巷战中遇到的敌掩体等障碍物实施小型爆破，为大部队推进开辟前进道路。各路攻城部队迅速向敌军指挥中心穿插，敌军眼看大势已去，根本顾不上抵抗还击，纷纷溃败逃跑，至10时，全歼太原守军。
攻克太原后，部队撤到太原南部小店镇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进行休整。对我来讲，攻打太原的惨烈和艰辛是刻骨铭心的，唯一遗憾的是，我随部队攻打到太原城下，但作为攻城的第二梯队，由于我军攻城迅猛、势如破竹，战事迅速结束，我未能进太原城，至今也未去过太原城。太原解放后第二天，团里召开大会，对傅义部队进行整编，我们团长在大会上对接受整编的原傅作义部队的官兵讲，土八路就是能打仗，不管什么梅花碉、人字碉，只要想打就能打下，太原城防御工事可以说是够坚固的了吧！攻打太原，你们看，我们想打，不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吗！所以，你们想编也得编，不想编也得编，这样，傅作义的部队被拆散编制，按一团一营、一营一连、一连一排、一排一班、一班二三个人的原则编入解放军序列。每个共产党员同时负责一个“解放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帮助其尽快从
一个旧军人成长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一月之后，我们从太原撤出，行至城南时，看到无数的小坟堆，可见太原战役之惨烈。据史料记载，太原战役，我军伤亡4.5万人，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3.53万人。由于我在太原攻坚战中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荣立三等功。
向西挺进
从太原撤出后，根据上级指令，我部继续向西挺进。这次行军虽说没有以前那样紧张、劳累，但天天行军，战士们也很辛苦，大家互相帮助，确保不让一个同志掉队。到达咸阳时，正值麦收季节，我们开始在咸阳城构筑工事，准备与马家军决战。马家军以骑兵为骨干，叫嚣“三天攻下咸阳城吃饺子”。由于从未与骑兵交过手，加之群众多有传言马家军身骑快马，手持大刀，如何剽悍、凶猛，如何残忍、疯狂，一时使部队战士产生恐惧心理，特别是刚刚“解放”过来的战士，更是慌恐害怕。为克服和消除战士们的这种心理，部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告诉战士们，马家军是国民党的非嫡系部队，装备极差，作战素质不高，只是鲁莽，并没有章法，骑兵并不可怕，打骑兵要掌握规律，即“接敌先打马，十个不顶俩”，只要不怕敌、敢打敌，就一定能够取胜。
通过反复宣传教育，部队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士气也格外高涨。部队同时强化针对骑兵的军事训练，练瞄准、练射击、练拼刺刀，研究如何打骑兵的战术方法。因为地处黄土高原，战士们磨刺刀都难以找到石头，就到老百姓家里借石头，互相展开竞赛，看谁的刺刀磨得最锋利。有些战士将三八大盖的刺刀磨得锃亮照人、锋利无比，甚至用刺刀可以刮胡子。大家跃跃欲拭、斗志昂扬，准备与马家军决一死战。大约一个星期后，敌军并没有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从整个西北战局角度考虑，马家军按蒋介石的部署，早已把主力部队收缩集结到平凉和兰州一带，准备在那里与我军展开决战，后来平凉之敌又退缩到兰州，解放军在平凉也没有遇到敌人大规模的抵抗。
我们集合部队由咸阳出发，从西安城南继续向西行军，到达一个叫三关口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与马家军的步兵交火，但马匪军似乎在我解放大军面前无心恋战，一接火，没怎么交战，马匪军便被击退。从三关口继续向西渡过一条沙河后我们到达了和尚堡，在此宿营，准备第二天翻越六盘山。炮兵老大哥也和我们同宿和尚堡，为确保第二天翻越六盘山免遭敌军的抵抗，我炮兵部队用山炮向六盘山进行了猛烈轰击，并延伸射击，对六盘山另一侧的敌军目标进行了轰炸。翻越六盘山之后继续行军到达甘肃泾川，从泾川县城南趟过齐腰深的河，沿途追击敌人，搜索前进。
由于我军的强大攻势，沿途敌军纷纷溃退，因此我们行军中遇到的大多是敌残部或地方土匪武装。在从泾川向西前进过程中，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沿山沟搜索敌人，不料残敌却从山顶扔来手榴弹，那个班的一半战士突遭袭击而牺牲，我连副连长也壮烈牺牲。从泾川向西至兰州的行进过程中，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加之山大沟深，部队就要天天行军，时时与残敌交战，每到一处还要构筑工事，时刻准备与敌作战，加之华家岭沿途300多里无水，行军异常艰苦，可谓是人困马乏，连喝水的工具都没有，我们只好将老百姓的葫芦掏空后盛水，一路上还看到许多累死的马匹。就这样，我们于8月初抵达兰州外围，准备攻打西北第二大城市——兰州。
攻打兰州
兰州北临黄河，南靠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山有抗战以来修筑的永备工事，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构成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南山自东向西依次为十里山、窦家山、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和狗娃山。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对兰州作战的指示，发出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于兰州地区。
我们65军的任务是攻取马架山、古城岭。8月20日，我军首次试攻马家军阵地，却无法攻破，全线伤亡2500人。我军决定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侦察敌情，调整部署，准备攻坚。8月25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我们65军先后以5个团兵力攻击古城岭，从佛晓至下午5点攻克，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战斗比63军攻打的窦家山激烈许多。582团由于在攻击山头中大部伤亡，我们580团接防582团阵地，营、连、排对应接防。我们是晚上进入阵地的，大家穿着单衣，山里的气温很低，为御寒，机枪连连长说旁边有麦草抱来可能会暖和些，结果战士们去抱麦草时却发现麦草堆里竟有尸首，我们阵地附近的一座庙里也堆着尸体。26日凌晨天还未亮，枪声大作，战斗重新开始，我们翻过马架山，一直追击前进到兰州的老飞机场，沿途到处都是死尸，敌我双方的都有，壕沟里也堆满了尸体，有躺着的，也有抱着枪坐着的。为快速追击敌人，先头部队把壕沟里的尸体盖上土让后续部队推进，我们踏上去，由于土下面是尸体，仍然是呼哧呼哧的，很恐怖，但为了尽快追击消灭敌人，那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以说是在踏着尸首在前进。我们营警卫班在追击中踏响了敌人的地雷，大部分战士伤亡，一头骡子也被炸死。我们班追击到老飞机场，在一个坑里抓到了一个带手枪的敌军官，他身上还带着羊腿和锅盔。我们又从飞机场向兰州东门攻击前进，沿途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枪支、弹药、破衣服，就像一个破烂的市场。
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遇到敌人有规模的抵抗，因为到26日凌晨以后，除了沈家岭敌我双方仍在殊死争夺阵地外，其他战场的敌军早已接到命令放弃阵地向黄河北岸撤退。追至东门与友军汇合后，东门边上有个果园，果农摘了苹果让我们吃，我们没有吃，一是因为有纪律，二是因为战事紧张。果农告诉我们，果园有里有穿便衣的敌人，我立即集合全班战士冲进果园，抓了7个没来得及逃跑的敌军。兰州战役在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关系到整个西北战局的核心环节，马家军集中精锐部队与解放军在兰州南山一线进行决战，敌我双方为夺取南山阵地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解放军以强大攻势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防线，仅用两天时间就解放了兰州。这次战役，我个人荣立三等功。
宁夏剿匪
兰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在焦家湾休整，记得那年的八月十五就是在兰州过的。大约半个月后，我们从靖远到达宁夏的中卫、中宁，行军过程中不断传来捷报，青海解放了！新疆解放了！部队一直开到石嘴山的会宁县驻扎，在营地休整，盘炉子准备过冬。团长到各连视察摸底，要求各连首长和司务长要想办法搞好伙食，限半个月让战士们吃胖。那一个冬天，部队的伙食的确不错，经常能有肉吃，对我们来说，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身心也得到松驰，正常的教育训练任务也不是特别繁重，部队从整体上得到彻底的休整，一个冬天下来，许多战士的确增加了不少体重。
第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开拔到宁夏的平罗县，任务是屯垦戍边，开荒种田。我们连种了大约300亩水稻，浇的是黄河水，起初乍看庄稼长势还可以，可是收成却不尽人意，原因是平罗这地方鸽子很多，家养的、野生的一群一群的，每群都有成百上千只。当稻子刚刚种到地里，成群结对的鸽子便飞进稻田，吞食了大部分稻种，所以等稻子完全成熟收割时，我们却收了一堆稗子草，果实较少。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仍然分到了5块钱的生产奖金，后来部队开拔到山东后，我用这笔钱买了条被面捎回宁河老家。为惩罚鸽子践踏粮食的“罪恶行径”，我们和机枪连的一些战士在一个晚上悄悄地将鸽子栖息的塔堂窗口围住，从底下点燃硫磺薰死了许多鸽子，各连分了好几麻袋，大家美美地饱餐了一顿鸽子肉。因为这是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大家还相互订有“君子协定”，谁都不能说出去。
部队驻扎宁夏平罗从事屯垦生产的同时，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当时宁夏最大的土匪头子叫郭栓子，郭栓子是平罗县人，解放前几十年里从事土匪活动，因为地形熟、人员熟，加之他的暴虐淫威，无论是官僚士绅，还是乡民百姓，都十分惧怕，就连马家军的部队也不敢上山将其剿灭。后来通过平罗县大武口镇武当山的一名高僧从中牵线做工作，郭栓子才同意接受“招安”，不再当土匪，马家军便委任郭栓子为剿匪司令，郭栓子果真开始剿匪，并对外声称不许任何人再从事土匪活动，否则抓住一个杀一个，民间传说，郭栓子曾把抓到的土匪人头从石嘴山一直挂到了银川。
宁夏解放后，我政府委任郭栓子为会宁县武装部长，他嫌官小，故又重新纠集散兵游勇，扯起旗帜，在贺兰山一带开始土匪活动，经常袭击我基层政府，杀害干部，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威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严厉打击以郭栓子为首的土匪活动，上级命令各部抽调兵力进山剿匪。起初各部队并未动用大部队，一个团仅是抽调一个连或一个排的兵力集中剿匪，但郭栓子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对周边环境的熟悉，对我军的清剿置若罔闻，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支部队的几十个干部在进山拾柴禾时，由于警惕性不高，也没有携带武器，遭到他手下的杀害。针对此行径，为迅速消灭这股土匪势力，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军各部投入主力开始剿匪。不久，根据一放羊老农提供的信息，我军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在向导的带领下将郭栓子藏身的羊圈团团包围，将其抓获，押赴银川公审后予以枪毙，至此以后，宁夏的匪情才得到有效遏制。
在部队清剿土匪那段时间，我和几个战友被抽调到地方，与地方干部一起负责征粮工作。我们是随区小队一起行动的，白天开展征粮工作，晚上侦察敌情。为防止土匪偷袭，晚上我们往往不在白天工作的村子里宿营，因为到处都有土匪的耳目，有时半夜三更，我们还得从这个村挪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一天夜里，我和区小队的同志刚到达一个叫重岗堡（类似于高墙深院的地主土庄园）的宅院住下，土匪就包围上来，隔着院墙喊话要我们缴枪投降。我和区小队的同志在重岗堡四周分别把守，双方对射了一个晚上，土匪未能攻入，被迫撤走。后来我们才知道，区里一个姓吴的区长是敌人的内线，是他向土匪透露了区小队的行踪，我们才遭到了包围。天亮后，我们撤到了不远处五连驻扎的营地，见到五连长后，我们问是否听到昨晚交火的枪声，五连长说听到了，但不知发生在什么地方，由于情况不明，为防不测，所以没有冒然出动。为这件事，绰号叫“鞭子”的五连长受到了团里的严厉批评，原因就是他听到交战的枪声时没有出兵增援。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那晚的遭遇可谓有惊无险，幸亏我们占据高墙大院，易守难攻，否则，真要被郭栓子的土匪“包饺子”了，五连长的责任可就更大了。
还有一次，我和区小队的同志晚上住到一个村子后，因为这个村里同时住着我军的一个团，大家感到格外安全。区小队的同志临时有事去了另外一个村，仅留下我一个人，谁料想，区小队的同志刚走，可能是接到了剿匪任务，那个团的人马也开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为防止发生意外，我提着枪跑到郭栓子的一个老丈人家（土匪头子郭栓子在贺兰山周边许多村都有老丈人，都是大地主），敲开门，他们还算客气，因为那时宁夏已解放，各地人民政权已建立，郭栓子的这些亲戚也知道与解放军、政府干部打交道的利害关系，给我开了一间房子，给了一床被子。那种情况下，哪有心情和胆量睡觉，我便悄悄抱着被子上了房，把三八大盖顶上子弹，沿着院墙四周巡查，随时准备应对偷袭的敌人。到夜里二三点钟，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放羊人撵狼的声音，就这样，我一夜没睡，天亮后马上去找自己的部队。由于是在土匪出没无常、匪情异常严峻的特殊时期，自己一人度过的两个夜晚，印象特别深刻。
挥师山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当时朝鲜战场的发展形势和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对我们这些远在西北边陲，从事农业生产和剿匪的普通士兵来讲是不得而知的。到了秋天，部队接到命令，开赴山东腾县，先是从平罗出发去西安。因为我是病号，受到特殊照顾，提前坐汽车到达西安，又乘火车到达山东腾县。腾县这个地方是个兵站，驻扎着许多番号的部队，现在想来都是为入朝作战集结的部队，我的具体任务是给我们部队号房子。
一个多月之后，我们部队也由西安乘火车到达腾县，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也过了1951年的春节。整个冬天，部队主要是开展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只说要开赴沿海前线，并没有讲要去抗美援朝，不论军官还是士兵，不准通信，也不准来人探视。春节前，当地政府组织各种节目到部队演出，以示慰问，节目内容大多是揭露地主恶霸是如何欺压剥削老百姓的，目的在于激发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春节过后，我所在的部队就开往朝鲜了，而我则被抽调到军教导团，在本溪、大虎山接受政治理论和军事科目的训练，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为抗美援朝各部队储备梯队干部。因为当时朝鲜战场的战斗异常残酷，一场战斗打下来，各级指挥员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往往伤亡很大，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各级指挥员都预备有梯队，一般都配有3个梯队，以确保战争状态下军事指挥的正常进行。从1951年2月至12月，我接受了为期一年的专门训练。教导团学习结束后，我们开到了安东（今辽宁丹东），组织上任命我为排长，准备带新兵入朝参战。
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1月，即军教导团学习结束一月之后，新兵到达丹东，兵源主要来自四川。我带着战士们从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境内。此时，每个战士的冬装已配发到位，除枪支弹药外，一人一件雨衣，一床被子，携带7天的干粮。入朝以后，为防止敌机袭击，我们白天宿营，晚上行军，不仅如此，从国内入朝的运输车队也是昼伏夜行，即使夜间行车也不准开灯，实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也只能在没有敌机的时候迅速打开车灯照一下立即关闭，实际上基本是在摸黑行驶。从鸭绿江到“三八线”，无论白天黑夜，经常会出现敌机投弹、扫射，晚上则是先投照明弹，天空亮的如同白天，然后向发现的目标投弹、射击，一路上到处可见被炸毁的车辆和翻下山沟的汽车。为及早发现来袭的敌机，除了有专门的雷达监测外，在我们部队行军的沿途每个山头都设有防空哨，一旦发现敌机，迅速鸣枪报警，一层一层往下传，告知行军的部队和运输车队隐蔽，躲避敌机的袭击。
从进入朝鲜的第一天起，天天晚上下雨，战士们的行李也完全浸湿，行走起来更加困难，黑夜中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还要跑步跟上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和新兵战士到达前线，团里派我到五连任排长。乘着天黑，我冒着炮火进人五连阵地后才知道，连里刚刚打了一场恶仗，伤亡极大，连长、指导员流着泪向我诉说战斗的激烈和朝夕相处战友的牺牲经过。我看到坑道里到处是烈士的遗体和伤病员，枪支和手榴弹挂在石壁上，被鲜血浸染的痕迹历历在目，可见战斗是多么的惨烈悲壮。由于伤亡惨重，几天后，我连撤出阵地补充兵员、休整、练兵，阵地由其他部队接防。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部队进行了5次战役，共歼敌24万多，将防线牢牢地控制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1951年6月，我部奉命开赴开城板门店的余龙里接收防务。撤下的友邻部队将阵地移交我们时，各种基础设施基本俱备，各班排住的山洞、连部、伙房都已掏好，我们按连排班建制对应接防。不久上级任命我为八连副指导员，我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担任副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难于胜任，于是反复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想法，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后，尊重了我本人的意见，不久让我改任八连副连长。此时的“三八线”白天炮弹轰炸不断，我们就在山洞里躲炮火，猛烈的炮火震得山洞内的石子哗哗往下掉。天一下雨，山洞里还渗漏雨，只好用雨布遮盖。晚上出去挖掘、修整工事，我们挖，对面山上的敌人也在挖，相互都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有时双方还互相喊话，搞政治攻势，要对方投降，旨在瓦解、动摇对方军心。由于敌人喊的是外语，我们又听不懂，只好由他们去白费劲，而我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对面的敌人也搞不清歌词的含义就跟着瞎唱。从我们接防板门店余龙里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中朝军队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以阵地战为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配合停战谈判，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整体性攻防战役很少发生。
1951年下半年，我军主要是在“三八线”附近，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韩军队的局部进攻。为配合停战谈判，我部对开城附近的红山包实施过3次攻击，敌我双方反复争夺，互有伤亡。那时，我们都知道，双方谈判的条件取决于战场实力的较量，我们在战场上打得好，谈判桌上就有了主动、有了资格，因此，每次双方谈判的情况，上级都及时向我们基层部队传达，以鼓舞战士们不怕敌人、勇猛作战的信心和士气。
坚守坑道。1952年春，“联合国军”对中朝提出的中朝战俘全部遣返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迫使停战谈判陷人僵局。对此，毛主席讲我们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持久战。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进行以坑道工事为主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战式防御体系建设，具体说就是全军挖坑道，有的驻防部队甚至把整个山都挖空了。
当时的朝鲜战场，挖坑道则是相当艰苦的工程。首先是用钢钎在岩石上打洞装炸药实施爆破，而钢钎头部磨秃之后需要在钢錾上用铁锤再打尖锐，铁锤和钢钎都从国内运来，但钢錾却极少，许多战士便去找敌人投掷的臭弹，然后卸下弹头做錾子使用，在操作过程中往往会将臭弹引爆，有些战士因此而牺牲。为此上级专门下达命令，任何单位都不准再找敌人的臭弹，不能为了赶进度而让战士付出生命代价。我连因为这种情况牺牲了一名战士，团领导多次在营连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连长和指导员，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头，全力爱护战士的生命，两位连首长反复检讨才过关。以后我们虽然也为坑道进度下指标、提要求，但在操作技术和方法上却慎重了许多。团首长批评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各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部队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志愿军各部都在抢挖坑道，做长期作战的准备，因此，每个部队的师团营连排班都有掘进任务，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互相展开坑道掘进竞赛，因为有了坑道，就有了长期作战的基础。坑道既能屯兵，又能储存弹药和其他物资，遇到敌机投弹或敌人炮击时，战士们就可以躲进坑道，敌机走了，炮击停了，战士们则可以出来进入工事，打击敌人。这种作战模式有效地扼制了敌人大规模的进攻，保存了我军的实力，避免了因敌机轰炸和炮击造成的兵员伤亡。以坑道为依托，志愿军不断组织小规模的攻击战，夺取敌军阵地，歼灭小股敌军，给美韩军队造成极大的消耗。有一次，团部下令抓几个俘虏，而且要求必须抓活的，接到任务后我们都非常兴奋，立即着手准备。不久，接到前位哨的电话说敌人来了，我们迅速派了支小股部队把敌人引入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地带，以两个排的兵力从两面迂回包抄实施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逃窜，来不及逃跑的就躺在地上装死。连长起初感到很失望，以为都打死了，让我们把死的也都通通弄回来，结果一检查还真有几个活的，可把连长高兴坏了，全连战士更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们把俘虏押送到团部，算是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种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停战协定签字。
中朝友谊。从入朝一开始，为了便于和朝鲜老百姓相互交流，增进感情，我们每人发一本汉朝对照的小册子，开始学说朝鲜话，至今仍然记得一些单词：同志叫“东木”，女同志叫“咬森东木”，头发叫“毛里”，爷爷叫“阿拉巴吉”，男孩叫“阿登”，烟叫“坦白”，男子称“阿巴吉”，年龄大些的妇女叫“阿妈妮”，年轻些的大嫂叫“阿斯妈妮”。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非常热情友好，往往冒着炮火头顶着各种水果到前线慰问我们。在驻地吃饭时候，老百姓都会用一只大铜碗给我们盛上朝鲜特有的酸辣菜。1953年春节，我们换防后住在西海岸，朝鲜当地政府和百姓请志愿军吃饭，每家去几个志愿军代表，大家一起包饺子、喝米酒、开座谈会、唱歌跳舞，还相互征求意见，气氛非常热闹融洽。志愿军则用祖国内地运来的花生、白酒和猪肉招待朝鲜同志和百姓。双方彼此尊重，坦诚相见，共商歼敌之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的浓浓情意和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决心、信心。
业余生活。在朝鲜一年零七个月的日子里，和战友们经历了血与火、冰与雪、生与死的人生考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中锻炼了不怕死的坚强意志，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中提升了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对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时的生活、战斗环境虽然贫乏而残酷，但战士们在精神上却异常的乐观。战斗之余，有些战士用罐头盒自制乐器，有些战士用弹壳自制工艺品，有的讲故事，有的写家信，有的相互交流作战经验，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做的事，业余生活虽然单一却不单调。对于每天在头顶出现的敌机，同志们也给它们各自取了幽默而易记的绰号。把携带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叫做“油条子”，把贼头鼠脑、出没无常的侦察机称作“老病号”，把时而降低、时而爬高的战斗机叫作“儿童机”，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面对艰苦的作战环境和疯狂的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
停战前后。1953年7月27日，面对中朝军队的顽强抗击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协定正式生效之前，双方都尽最大能量将炮弹倾泻到对方阵地，真是炮火连天、震天动地，板门店附近的村庄漆黑一片。至夜晚12时，双方炮击戛然而止，一时间，夜晚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这种寂静只停留了几分钟后，双方阵地欢呼起来，周围村庄的灯瞬间也亮了起来，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载歌载舞跳起传统的民族舞蹈，我们大家全都涌出坑道，站在山坡上欢呼来之不易的胜利。停战后，开城南北出现大量部队，共同的任务是在各自防区修建简易飞机场，为双方谈判代表相互接触、及时谈判提供快捷通道。我们和朝鲜军民合作，在开城西南方用推土机将小山包推平，战士们每人用一个小筐盛土，抬到低处将稻田垫平，形成简易跑道。机场的停机坪、调度楼等地面建筑都是用国内运去的木板搭建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中，我们志愿军在前方打仗，祖国人民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而那时新中国才刚刚建立，各项事业都处在百废待兴状态，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全力支持，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机场修好之后，我们在朝鲜过了八月十五，我所在部队开始准备撤回国内。撤军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根据签署的协定，双方要将在朝参战部队和番号公布之后报对方监督撤军情况。可能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在公布范围，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麻烦，我部最早撤出朝鲜。我们是从朝鲜的西海岸坐闷罐车回国的，为了防止暴露目标，给对方以口舌，途中始终没有停车。列车进入国内后，沿途也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个别停车点只有地方党政军领导上车表达慰问，我们乘坐的火车直接到达柴沟堡。对于凯旋的志愿军，全国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欢迎热情，各省市纷纷组织慰问团，带着本省市最好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到部队驻地开展慰问活动。从回国之日起，几乎每天都有慰问团前来慰问，放电影、唱戏曲、耍杂技、演歌舞，慰问活动丰富多彩，演出的节目都是最高水平、最吸引人的。那些日子我们天天晚上看电影、看节目，慰问活动一直持续到当年的深秋，由于部队冬装还未配发，战士们穿的是夏装，晚上天气又冷，大家虽然十分喜欢晚上看电影、看节目，但饱了眼福，身体却冷的受不了。部队首长考虑到战士们的实际情况，经反复说明，婉言谢绝了一些慰问团和慰问活动，慰问活动才逐渐告一段落。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人民对“最可爱的人”的巨大热情。抗美援朝结束后，我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臣奖章，祖国为我颁发和平纪念章一枚。
新型练兵
进入1954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修建营房，开展正常的军事训练，老兵开始大量复员，但所有军官一律不得转业，等新兵到达部队后，开始按照原苏联军队的模式进行管理和训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外国政府，那时候，我国的政权刚刚建立，对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党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基本全部照搬苏联模式，军队建设也是如此。部队的训练大纲、各种条例、政治教育等都按照苏军的模式进行正规化训练。比如，军官和士兵的住宿和吃饭要分离，连以上军官有专门的宿舍和食堂；两人以上行走必须列纵队，不能并排；互相见面，职务低的首先要向职务高的敬军礼；进首长的门必须先敲门，喊报告，得不到同意不准进入；军人不能穿军装上街，着装必须整齐，内务必须统一等等。部队还设有纠察，发现不符合条例的现象及时予以纠正，这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
1955年，全军试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尉军衔，任八连连长。授衔之后的1957年，部队开始大规模的对基层军官进行扫盲、培训，以适应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我被派到军部设在宣化市的第75速成中学参加学习。学员大多是营、连、排干部，有少尉军官，也有大尉军官，教员大多是中尉以上的军官担任，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语文、数学和自然，实际是部队给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基层干部举办的扫盲班，我现在所拥有的一点文化就是这一年速成培训班的结果。经过一年的学习，毕业后回到原部队仍任八连连长，一般的文件和命令我都能看懂了，但稍微复杂点的训练教材还是无法理解。身为连长，带领全连进行军事训练时，简单的列队训练能够指挥，但涉及到枪、炮的教程，则看不懂、理解不了，更无法指导全连的训练。每当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只好让连队里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先看懂，再给战士们讲解。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转业到农垦工作，我深知文化程度偏低的苦衷。在部队当连长，虽然职务不高，但也领导着100多号人。虽经过一年的速成班培训，但那点文化底子在当时也只能算是半个文盲，连部队正常的军事科目训练都无法指导，力不从心，说明远远不能适应领导的岗位。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由于没有文化，在生活和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头，也遭遇了许多尴尬，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能有个初中文化程度，可能就在部队一直干下去了，今天的回忆也许就只是单一的部队生活了。
转业甘肃
1957年12月我接到命令到军里的集训团（廊坊）参加学习的。说是学习，实际上是军里按照中央军委要求给我们即将转业的军官办的“转业培训班”。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出城、上山、下乡”，要求军官们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接受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工作。参加培训班的下至少尉排长，上至师团职的校级军官，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许多同志想不通，特别是师团级的军官基本上一直在部队工作，参加了若干重大战役，流过血、负过伤，大家对部队有着非常深的感情，谁都不愿意离开部队，不愿转业。
为了尽快将军官们的思想工作做通，培训班组织学员展开大辩论，除了口头辩论外，更多的是采取了张贴大字报的形式。辩论双方围绕为什么要转业、要不要转业、军队建设和地方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各持一词，进行说理辩论，气氛相当热烈，以致于周边老百姓商铺的纸张全都卖光了。通过这种方式的大辩论，加之领导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绝大多数军官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统一。大家一致认为，党培养了我们多年，在军队锻炼了这么多年，作为军官，作为党员，特别是作为军人应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应该冲向哪里，在党和国家需要我们的时侯，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讲眼前利益，不讲个人得失，不讲任何条件和困难，愉快地接受组织分配。当时的要求是，长江以北籍贯的军官分配方向是北大荒，长江以南籍贯的军官转业去向是海南岛，参加培训的大部分军官被分配到了北大荒。我们河北籍的军官曾要求回河北工作，军里经请示中央军委未获批准，中央军委的要求是到基层、到边疆去，这样我们剩余的上千名军官，1958年5月被集体转业到了甘肃，我被分配到农垦，从事农垦工作直到1988年离休。
（杨贺禄口述 王立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