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1948年冬形势好转，东北已经解放，大军很快进关，正要解放天津、北京，村中劳力多数都参军参战。
1947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三查运动，即土改搬石头，目的是把土改搞彻底，采用搬石头的做法清理干部队伍。在院中搭两个棚子，把地富出身的干部分到一个棚子里；把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分在另一个棚子里，原因是在土改中有的干部包庇地主富农，所以出现土改不彻底。事后干部中议论纷纷，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感情，时隔不久又进行纠正。同时在土改中对资本家进行批斗，伤害了这些人们的情感，也出现了不该打死的被打死了的现象，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为了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唯成分论错误支配下，也有一些人在运动中钻了空子，所以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后来的复查中都进行了纠正。
地下工作人员受到迫害。1947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的郑桂华、郑怀义叔侄2人被国民党抓捕起来牵连了家庭和其他人员，上学的儿子郑怀礼和宁车沽的陈洪林都被抓捕了。经过多次审问拷打才把被牵连的人放出，被捕原因是他们工作方法不当，购买子弹暴露了身份。郑桂华家属在津无法生存，1948年回到了南淮淀原籍居住。他的儿子郑怀礼15岁，小学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允许他参加革命，从那时起郑怀礼背着一支三八枪便跟着我东跑西颠打游击，跑了3个月，到了1949年解放后，到塘沽区政府当了文书。他父亲和堂兄是解放天津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回到南淮淀村家中养伤治病，由于村中条件不好，无医无药，因此叔侄俩相继在3个月内死去。
土改搬石头整顿组织后，原县委书记石青、县长方刚调走，由刘顺华担任县委书记、陈彦滨担任县长，武宏调入大部队，城工部由刘策任部长，我是副部长。这时城工部有10余人，常在兴家坨一带活动。到了1948年下半年，我被调出作为进城干部，其余干部也在调动，随我的只有交通员王景泽一人，他是芦台附近的人。我当时有了信息，是准备进塘沽的，由冀东区党委负责，接收塘沽的只有三四十人，大多数是15分区的。集中学习进城手册，有10不准，纪律很严明。学习了几天，便跟在了大部队后面向塘沽进发。当时东北解放正大军南下，顺着铁路沿线直奔塘沽，边走边打，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沿路据点一扫而光，一直进入了北塘镇。当天晚间下起了大雪，连下3天，雪有1尺多厚，因盐滩地势低洼，重武器不好拖带，进入北塘的解放军有3万余人，是准备打塘沽的。由于一下子驻扎了这么多人，连喝的水都不够了，北塘只有9眼地下井，白天黑夜都有人提水。为了做工事还牺牲了30余人，均死于敌人发射的炮弹。第3天晚饭后又有新的指示，不打塘沽先打天津，先放弃塘沽的敌人。因为我对地势熟悉，所以自告奋勇成了带路人。我带着地方的40多人由新河村奔中心桥，绕军粮城路过贯庄村，在这里休息片刻接着出发奔山岭子村、赤土村，过河天亮到了冯台子村，又休息一个时辰走到南淮淀，在南涧沽村吃晚饭时，得到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天津打下后，塘沽两三万敌军从海上坐船逃跑了，塘沽已是一座空城，接到消息后接管部队当晚立即出发，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也跟着转移，晚饭后连夜往塘沽赶。当时河里冻着冰，我一上河堤就摔了一个马趴，夜里看不清，一摸才知道是个战壕坑，再一摸摸到人脸上，原来里面还有一个死尸。
到塘沽才开始亮天，当时看到地下许多枪支弹皮，我们到了天碱厂对过的新华路，找了一间没人的房子住下，马上开展工作。接管人员当务之急是负责治安和接收工作，因敌人从海上逃走，把所有的敌伪档案材料都带走了，我于当日中午在一个大土堆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军事管制法，到会群众有三四百人。因当时敌我不清，我就警惕的把手枪别在腰带上，这里的群众只是听说八路军和共产党并没见过，但相信我们有别于国民党，所以当时会场秩序还很安静，没有说话和交头接耳的。郭振邦主任也在会场，会议开得比较成功。
我们进塘沽是解放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在几天之内，塘沽改为天津市塘沽办事处，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克刚、郭振邦。办事处设为两区：东塘区、西塘区。东塘区由天碱以东至新港，西塘区由天碱以西至新河。除两区外还设有3镇为新河镇、大沽镇和北塘镇。农村设乡有胡家园乡、河头乡、中心桥乡和邓善沽乡。当时塘沽有12万人口，社会秩序稳定了，做买卖的也都开门做生意了。
在天碱门前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迁到西塘区的解放路粮局大院西侧二层小楼上，当时有十来人，有李树良、艾思才、张景顺、米秀琴等，李树良为区委书记，我为区长。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找区长，进来后一看，我根本不认识此人。这个人个子不高，长得挺精神的，他手里拿着手帕包着东西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支电镀小手枪，还有20左右粒子弹，问其姓名和职业，似乎不情愿说，我也就不再过问，口头表扬了他。他叫我给个手续，我就给开了个收据，盖上了我的手印。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因为这地方刚解放，隐藏的敌特还没有查清，如果来人一进屋就开枪，我腰里有枪也来不及啊，看来是自己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警惕了。次日，我把枪交给了军管会负责人，田惠中同志看到小枪之后赞不绝口，就带在了身上。
设区后主要任务一是抓社会治安，二是抓社会救济，抓救济的都是深入到户。这天，走到姓赵的一家，进屋一看病床上躺着六七个孩子，还有两个大人都是病着的。饭也吃不上，马上派人送去几十斤玉米面，白天工作，晚上写汇报材料，天天熬夜到很晚。有不少救济户都是亲自送上门的。
1947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三查运动，即土改搬石头，目的是把土改搞彻底，采用搬石头的做法清理干部队伍。在院中搭两个棚子，把地富出身的干部分到一个棚子里；把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分在另一个棚子里，原因是在土改中有的干部包庇地主富农，所以出现土改不彻底。事后干部中议论纷纷，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感情，时隔不久又进行纠正。同时在土改中对资本家进行批斗，伤害了这些人们的情感，也出现了不该打死的被打死了的现象，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为了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唯成分论错误支配下，也有一些人在运动中钻了空子，所以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后来的复查中都进行了纠正。
地下工作人员受到迫害。1947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的郑桂华、郑怀义叔侄2人被国民党抓捕起来牵连了家庭和其他人员，上学的儿子郑怀礼和宁车沽的陈洪林都被抓捕了。经过多次审问拷打才把被牵连的人放出，被捕原因是他们工作方法不当，购买子弹暴露了身份。郑桂华家属在津无法生存，1948年回到了南淮淀原籍居住。他的儿子郑怀礼15岁，小学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允许他参加革命，从那时起郑怀礼背着一支三八枪便跟着我东跑西颠打游击，跑了3个月，到了1949年解放后，到塘沽区政府当了文书。他父亲和堂兄是解放天津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回到南淮淀村家中养伤治病，由于村中条件不好，无医无药，因此叔侄俩相继在3个月内死去。
土改搬石头整顿组织后，原县委书记石青、县长方刚调走，由刘顺华担任县委书记、陈彦滨担任县长，武宏调入大部队，城工部由刘策任部长，我是副部长。这时城工部有10余人，常在兴家坨一带活动。到了1948年下半年，我被调出作为进城干部，其余干部也在调动，随我的只有交通员王景泽一人，他是芦台附近的人。我当时有了信息，是准备进塘沽的，由冀东区党委负责，接收塘沽的只有三四十人，大多数是15分区的。集中学习进城手册，有10不准，纪律很严明。学习了几天，便跟在了大部队后面向塘沽进发。当时东北解放正大军南下，顺着铁路沿线直奔塘沽，边走边打，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沿路据点一扫而光，一直进入了北塘镇。当天晚间下起了大雪，连下3天，雪有1尺多厚，因盐滩地势低洼，重武器不好拖带，进入北塘的解放军有3万余人，是准备打塘沽的。由于一下子驻扎了这么多人，连喝的水都不够了，北塘只有9眼地下井，白天黑夜都有人提水。为了做工事还牺牲了30余人，均死于敌人发射的炮弹。第3天晚饭后又有新的指示，不打塘沽先打天津，先放弃塘沽的敌人。因为我对地势熟悉，所以自告奋勇成了带路人。我带着地方的40多人由新河村奔中心桥，绕军粮城路过贯庄村，在这里休息片刻接着出发奔山岭子村、赤土村，过河天亮到了冯台子村，又休息一个时辰走到南淮淀，在南涧沽村吃晚饭时，得到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天津打下后，塘沽两三万敌军从海上坐船逃跑了，塘沽已是一座空城，接到消息后接管部队当晚立即出发，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也跟着转移，晚饭后连夜往塘沽赶。当时河里冻着冰，我一上河堤就摔了一个马趴，夜里看不清，一摸才知道是个战壕坑，再一摸摸到人脸上，原来里面还有一个死尸。
到塘沽才开始亮天，当时看到地下许多枪支弹皮，我们到了天碱厂对过的新华路，找了一间没人的房子住下，马上开展工作。接管人员当务之急是负责治安和接收工作，因敌人从海上逃走，把所有的敌伪档案材料都带走了，我于当日中午在一个大土堆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军事管制法，到会群众有三四百人。因当时敌我不清，我就警惕的把手枪别在腰带上，这里的群众只是听说八路军和共产党并没见过，但相信我们有别于国民党，所以当时会场秩序还很安静，没有说话和交头接耳的。郭振邦主任也在会场，会议开得比较成功。
我们进塘沽是解放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在几天之内，塘沽改为天津市塘沽办事处，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克刚、郭振邦。办事处设为两区：东塘区、西塘区。东塘区由天碱以东至新港，西塘区由天碱以西至新河。除两区外还设有3镇为新河镇、大沽镇和北塘镇。农村设乡有胡家园乡、河头乡、中心桥乡和邓善沽乡。当时塘沽有12万人口，社会秩序稳定了，做买卖的也都开门做生意了。
在天碱门前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迁到西塘区的解放路粮局大院西侧二层小楼上，当时有十来人，有李树良、艾思才、张景顺、米秀琴等，李树良为区委书记，我为区长。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找区长，进来后一看，我根本不认识此人。这个人个子不高，长得挺精神的，他手里拿着手帕包着东西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支电镀小手枪，还有20左右粒子弹，问其姓名和职业，似乎不情愿说，我也就不再过问，口头表扬了他。他叫我给个手续，我就给开了个收据，盖上了我的手印。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因为这地方刚解放，隐藏的敌特还没有查清，如果来人一进屋就开枪，我腰里有枪也来不及啊，看来是自己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警惕了。次日，我把枪交给了军管会负责人，田惠中同志看到小枪之后赞不绝口，就带在了身上。
设区后主要任务一是抓社会治安，二是抓社会救济，抓救济的都是深入到户。这天，走到姓赵的一家，进屋一看病床上躺着六七个孩子，还有两个大人都是病着的。饭也吃不上，马上派人送去几十斤玉米面，白天工作，晚上写汇报材料，天天熬夜到很晚。有不少救济户都是亲自送上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