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把话说回来，讲讲我脱产革命前的情况吧。日寇1938年进入天津，当年水淹天津，那时农民无心种地，因生活无着落，全村三分之一的人逃到天津谋生，曾有人形容天津炮台街称为小冯台子。那时我仍是骑自行车做小生意，到了1942年，宁河地区一些村庄成为了革命游击区，群众传说八路军是神兵天将，来无影去无踪。不过一年的时间，八路军就进入我村，群众并不害怕，从此冯台子及周围邻村都成为了革命游击地区，当时进村后依靠伪保甲组织，同时物色基本人选，通过接触群众扎根串连，建立情报网络，开始物色贫苦农民，经过筛选，找到一些有些文化和革命坚定的人，在1943年成立了村党支部，支书是冯宝林，化名文佐，组织委员冯以田，我任宣传委员兼任秘密村长，下面还有几名党员，当时一切都是秘密的。对敌应酬还是依靠保甲组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掌握敌情、对敌斗争都有党组织负责。由于敌人不断扫荡，通讯也得保密，把村干部及工作人员都编成代号，保密信件有缓有急，把急件加上鸡毛以示火急之意。由于敌我斗争激烈，组织任务非常繁重，每日监视敌情，晚上挖地道，1943年敌人火烧田辛庄，冬季又烧了南淮淀，敌人疯狂极了。
  记得一次拂晓，敌人包围了村子，挨户搜人，把全村群众集合到一块，将我和冯占伦拉出去带路去赤土村，刚下庄头，特务头子用盒子枪朝我脑袋砸了一下问，你村有没有八路？我被特务砸的两眼冒金花，恨恨地说，每天都下地干活我哪知道哇！特务又问，我仍是这样回答，特务见问不出什么，就生气地挥手叫我俩赶紧带路。那天很冷风很硬，特务骑着车子很费劲，就叫我俩给他们推着车子，我顺手摸了下头上，被枪砸的地方有核桃大小的包，火辣辣的疼。到造甲城村还有二三里时，看到有好几个人向村南外跑，那是革命工作人员，敌人打了两枪也没追上，继续赶路。另有两个特务在前面骑车，日本鬼子在后面，当时正是秋天，地里高粱还未成熟，路两旁都是高粱帐子，我俩仍是推着车子，特务背着枪，枪没在枪盒里，我心一动，想要是用枪把特务打死就可窜进高粱地跑了，可一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太阳偏西了，我就和两个特务说，我俩一天了还未吃饭，饿的走不动了，再说，一家老小都靠我们干活呢。特务真信了我们是普通农民，又见我们有气无力的样子，就不耐烦地说回去吧！我俩马上窜进高粱地里，飞快地往回跑。太阳快落山了，老远看见村头站着很多村民，看见了我俩，村民们才放心回去了。我们也接受了教训，从这以后尽可能不在村里住宿，以免再被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