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简历
张丰年，男，1918年8月24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冯台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参加边区干部培训班，同年8月到宁河城工部工作，任职副部长。1948年参加接管塘沽工作，曾任塘沽区政治调解股长、社会救济科长、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委员、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政府副区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12月离休，2016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9岁。
我在宁河城工部的日子
我叫张丰年，1918年8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冯台村人。中共党员，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宁河县城工部副部长、塘沽区副区长、塘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12月离休。我在80岁时，用了两个冬春写了这个回忆录，目的就是想把个人不同时期的经历和社会变化记录下来留给下一代，告诉他们中国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传承革命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苦难少年
北洋军阀时期我已记事，在五六岁时是直奉战争期间，经常要躲避战乱。有一天父亲用小船载着我们逃到数里外芦苇地躲藏了一天，全家人提心吊胆，因为枪弹不长眼呀！还有一个夜晚，听到街上喊叫和打骂人声音，次日才知道有冯玉祥军队住在村里了，这些军队骚扰百姓啊！对于谁胜谁败，谁好谁坏，大人们搞不懂，我更不懂。那时除了军阀混战外还有土匪，记得人们议论，有个土匪头子叫刘四歪脖，是军粮城大猪窝一带的人，他们到村子专门绑票，到有钱人家把人绑上，用布袋把眼睛一蒙就带走。再通过给他拉线的人到被绑人家里送信，告知用多少钱去赎，否则过期就撕票，或者枪毙或者活埋。在那个年月里，村中百姓不管穷的富的，家家惶惶不安，地也种不好，日子也过不安宁，粮税负担也重，人们生活得太苦了。
我出身贫农家庭，只有几亩盐碱地，那时农灾特别多，十年九不收，父兄有时还得去卖短工，家里经常断炊，吃不饱穿不暖。我和大侄子同龄，每天拾柴抬水，沟里淘鱼拾鱼，到了上学时还是如此。记得有一天大哥用推网捉鱼，我在水里摸鱼，一不小心滑到了深水处，我拼命挣扎，大哥用推网搭救才脱险，母亲听了，吓得不轻。
那时村里没有公立学校，只有私人自办的私塾，学习用的桌椅由老师自备或学生自带，每个学生一年要交给老师五六斗粮食。上学只是念书写字，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写字一律用毛笔，念书只是为了识字，那时不知什么叫数学，学的是珠算，我念了6年书，对书中道理不甚了解，老师很少讲解，只管念书识字罢了。我跟过3个教师，一是本村的，一是外村的，一是山东的。穷人家的孩子都愿意读书，一则可以少干活减少劳累，二则学点文化可以不当睁眼瞎可以有点出息，过年写个对联，红白喜事当当账房，我为此还吃过人家请呢。
我念书的几年里军阀战争逐渐缓和，但匪患依然不断，人们穷得连给老师的几斗粮食都无力按时交付，老师们的生活同样困难，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老师家老两口子，每天早晨只熬两碗玉米面粥喝。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我也不例外，有一次穿的棉裤破了，露出了棉花也不知道，去一个村里富户同学家串门，人家告知后羞得我满脸通红，从此再也不到他家去了。那时母亲眼睛不好，出门还要人领着，缝补衣服的活只能靠嫂嫂和姐姐。我虽然上学读书，但到春种秋收，也得下地干活。我家养不起牲口，就靠人力种地，我和侄子就边上学边请假干活。侄子念书跟不上课，到三年级时就不上学了，就每天都干活，我干活的时间就少了一些，所以比侄子多上了三年。因年景不好，侄子去沈阳学理发，干了几个月就被送回家，因为东北太寒冷，把侄子的两只脚都冻出了毛病，穷人家的孩子苦难熬啊。
去津学徒
15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我到天津老车站福太银号学生意。这个银号是亲戚与外人合股开的，只有四五个人，一间大门脸挂福太银号的牌子。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用铜子换大洋，用纸币兑大洋，可互相兑换且中间有手续费。那时日本在东北收的是银元，在天津这个地方，银元纸币价值相等，而到了东北，银元价格就高了很多，银元出关算走私，所以常常采取雇人走私携带到东北。我到银号不久，每天去银行用纸币兑现大洋，每次1000元，用小麻袋装着乘坐有轨电车，那时天津社会秩序是平稳的，未出过什么事。有一天，我看见掌柜的哭天抹泪不知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他走私东北的银元被查出给没收啦。
那时天津的社会秩序虽然好些，但社会贫困现象仍是严重的。在车站那样繁华的地方骑自行车的很少，看到的多是一些人力胶皮车，还有每日早晨从公共厕所内往外用马车拉死人，每日都拉出去几个，大多数是冻饿而死的，有的穿着破烂单衣，有的身上只披着麻袋片。其中有的是抽白面的，反正叫人看着挺惨的。我在津学生意半年，到了次年春季，父亲把我接回农村，临回家之前，掌柜的给了我4块大洋作为半年的酬劳，当时可以买两袋面粉。
学做生意
从天津回村后，看到家中开着一个小买卖，也就是家眷铺。屋内摆着油、盐、烟、糖，还有碱面等生活用品，由我父亲自己看守，货物来自天津一带，由我大哥购买。我回家后这个小生意就交给我看管了，因为在外学过徒，我懂得称量，也能记得货物价格，赊欠记账之类的均由我负责。父亲仔细，每日都会过问买卖如何。我记忆犹新的是，到了旧历年底叫我去讨债，欠债户多是贫困户，也是常赊欠户，到了年底这些户几乎家家还都是清锅冷灶，连三十饺子也吃不上，我怎么开口讨债呀！有些户不但不能还欠，反而要求再赊二斤面好吃顿饺子，都是乡里乡亲的也只好如此，回家后还得对父亲说清，替那些欠债户说情。好在父亲通情达理，也不责怪我。从此以后，我才明白老俗语说的“生意好做，人情难当”这话的含义。全村吃不上饭的何止少数，如赊欠不周就得罪人，这给我印象最深。
农忙时节我得下地干活，就把买卖交给父亲。经过两三年的苦干，家中生活状况略有好转，买了1匹老马，1辆车，主要为种地用，也可以用其购买货物。日本占领天津前，我家还买了几亩地，年景好的话还能多收几担粮。到了我16岁那年，大哥给我买了1辆自行车，我那个高兴啊，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学会骑了。我大哥吃苦耐劳，是勤俭持家过日子的好手，到了秋末冬季农活闲了，依然不肯歇息，千方百计地做些小本营生，如买卖小鱼、小虾、蟹等，开始用肩挑，后来用马车。由于往返需用两天时间，影响鱼虾鲜度，人还很劳累，于是我的自行车派上了用场，这样，卖鱼虾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一家人拼命地忙活，生活才逐渐好转，在我婚前还盖了3间土房，由于拆了老房，家眷铺也就结束了，不能开了。父亲也进入年迈，加上日本鬼子进津了，一切都受限制了，不光是我家，许多人家的生活都不行了。我家除了种地外我还用自行车做点小生意。到了冬闲，我就骑着车子东跑西颠，曾到宁河、宝坻、玉田、遵化等地做点小买小卖补贴生活。那时，日本鬼子野蛮透顶，把稻米控制为他们的军用粮，连种地人家也不让吃，人们也不敢吃，因为发现后弄不好要掉脑袋的，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津购买配给居民的玉米面。那个年月生活艰苦，连穿的衣服、被褥都得当了才能买点粮食，而且没有好粮食，玉米面搀橡子面，白面中搀滑石粉，连水淹天津时被污水泡过的面粉，颜色紫红，打磨后根本不能吃也卖了出去。那时粮食价3000元买1斤（旧币）。因生活无着，大伙冒着生命危险去宁河购买军用大米，都是夜间走，还不敢走大路，遇上特务拦截、敲诈，就忍痛花钱、托人了事。有一次，我夜里走小路，不知不觉走进了坟地，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过沟过壕时就把米卸了扛过去，那时年轻体力强，每袋重好几十斤，黑灯瞎火的自己搬，出的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寒风一刮，脊梁背儿冰凉，衣服外面都结冰了，这一夜走了百十多里，村里人都羡慕我有本事能干，说全村只有你一个人敢干。后来由于宁河运到天津附近的大米卖出连十分之一的利润都没有，情况越来越紧，到初春也就不干了。
遭受拘留
1942年，我与他人合股做买卖，从宁河的日本工地购买了2000斤玉米面，用两套马车拉至我家中，当天就有村里恶霸冯庆芝要我赊给他200斤，我讲这是与人合伙的拒绝了他，次日又有村里保长冯长波来找我赊玉米面子，我跟他讲道理，说多数人家没有吃的，咋就非得赊给你？你这不是勒索我么！我正年轻，对这样的人物还不知畏惧，只以为我是合股做买卖光明正大，所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们。但做梦也没想到，麻烦来了，次日上午就有人通知我将1马车玉米面子拉到第三区（潘庄镇），到了以后因为给钱太少未达成协议，又让我将马车赶到芦台警局，到那后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拘起来了。我就和他们打官司，审讯时，我述说买玉米面子的事，没人听，愣是让我蹲了半个月拘留。一天有人告知我，事情完了，并叫我出去谢客。我挺纳闷，来到饭店，看到股东、卖面子的人、局里当官的，还有芦台知名人士李在民等正在吃饭，我逐个道谢。过后，当天就把1车面子拉回了家里，发现数量一袋不少，但分量减少了一半左右，这叫所谓的原数退回呀！气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村里人就劝我说你能回来就不错了，还能原车拉回玉米面真不简单啊！细问家中才知道我这样回来，是托人送礼花了不少钱才成的。
当时我21岁，坐牢还是头一次，在拘留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长条大房子，一个大土炕上住着10多个犯人，个个面黄肌瘦的实在可怜。那个大个子牢头倒是没有打骂过我，算我幸运，屋子角放着一个马桶臭味难闻，就让我挨着去睡，我当时也没带衣服，只穿着夹袄每天和衣而卧，多亏是春天，没有受多大寒冷之罪。只传讯过一次，也没受什么折磨，在我后面被传讯的那个人因为私自伐树，过堂时被打的皮开肉绽，两条腿都不能站立了，至此我才知道警局里的刑法还是很厉害的。当时我就明白了，在黑暗社会里别打官司，只有吃亏，有理也不管用，从此我把做买卖的心思也打消了很多。这场官司表面是打赢了，其实我是打输了，不但亲朋好友都麻烦到了，回家还卖了马车才偿还了打官司送礼借的债务。
日寇侵占天津后我做小生意时，父母没少为我担惊受怕，因为我不仅受过狗腿子的侮辱，做过牢，还挨过日本鬼子的打，生意真的不好干了，到1942年就彻底不干了。那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到农村烧杀抢掠，农民连地都种不了，生活苦不堪言，老百姓都恨透鬼子汉奸了。这时候冀东党组织派来了干部到了宁河，号召群众起来打鬼子，人民有了希望。
参加抗日
1942年，共产党抗日工作人员进村开辟工作，家里人都支持我跟着共产党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由于敌情紧张，怕汉奸告密，除区县干部和村支部书记知道外，家里及全村均无人知晓，乃至我走后家里找区里要人，这事儿我在1945年底才知道的。
父母在我参加革命前后吃了不少苦，为了躲避敌人东跑西藏担惊受怕。父亲是在1958年秋季病故的，是村里来人给我送的信，当时同来人一起回村。进屋后看见父亲在炕上躺着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但还能说话，当时邻村大夫给打了一针强心剂，父亲还说这真是好药，我现在好多啦，但转天就与世长辞了，享年84岁。父亲的一生过的是艰苦岁月，缺吃少穿，受子女的连累，更多是受我的连累。母亲的一生同样如此。我在上学时，就不断看到母亲跪在菩萨神像前，磕头烧香念经为家人求佛，盼家庭平安。从我记事以来，母亲到了老年也未曾有过大病，只是眼睛不好，严重时走路需要人领着，后来逐渐好转，到了我十几岁就完全好了，可以做针线活，自己还能纫针。我参加革命后，母亲不再信佛，只相信共产党，但知道我和共产党打日本鬼子是掉脑袋的事，时常为我提心吊胆，日夜不安。母亲活到87岁，要不然的话会更加长寿。
解放塘沽后，每到春节前我都要回村一趟看望父母。记得1957年冬，那年气候较暖，金钟河的冰两边有融化之处，当时只有通过赤土村渡口，而渡口地方经常有人过河，河中冰上有一条人来人往的小路，我由河南朝河北推着自行车走。当时河中心还结实两边都是夜间现冻的冰，下河后南面没事，到了离北岸还有几米处从冰上塌到水里，两只胳膊架在冰上，自行车已躺在冰上，四下无人，感到很危险，只好将倒在冰上的自行车往前一点点挪动，两手按冰向前移动，向前推了几步后两脚才踩着底，这才放心，上岸后心急似火也顾不上寒冷，那时正是西南风，衣服冻得很硬，就这样骑上车子一口气到村（15华里）。到家见到母亲，她听我告知后吓坏了，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我当时就流泪了，我掉在水里母亲就这样惦记，我参加革命出生入死那些年，母亲该是怎样的牵肠挂肚啊！
秘密当村长
把话说回来，讲讲我脱产革命前的情况吧。日寇1938年进入天津，当年水淹天津，那时农民无心种地，因生活无着落，全村三分之一的人逃到天津谋生，曾有人形容天津炮台街称为小冯台子。那时我仍是骑自行车做小生意，到了1942年，宁河地区一些村庄成为了革命游击区，群众传说八路军是神兵天将，来无影去无踪。不过一年的时间，八路军就进入我村，群众并不害怕，从此冯台子及周围邻村都成为了革命游击地区，当时进村后依靠伪保甲组织，同时物色基本人选，通过接触群众扎根串连，建立情报网络，开始物色贫苦农民，经过筛选，找到一些有些文化和革命坚定的人，在1943年成立了村党支部，支书是冯宝林，化名文佐，组织委员冯以田，我任宣传委员兼任秘密村长，下面还有几名党员，当时一切都是秘密的。对敌应酬还是依靠保甲组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掌握敌情、对敌斗争都有党组织负责。由于敌人不断扫荡，通讯也得保密，把村干部及工作人员都编成代号，保密信件有缓有急，把急件加上鸡毛以示火急之意。由于敌我斗争激烈，组织任务非常繁重，每日监视敌情，晚上挖地道，1943年敌人火烧田辛庄，冬季又烧了南淮淀，敌人疯狂极了。
记得一次拂晓，敌人包围了村子，挨户搜人，把全村群众集合到一块，将我和冯占伦拉出去带路去赤土村，刚下庄头，特务头子用盒子枪朝我脑袋砸了一下问，你村有没有八路？我被特务砸的两眼冒金花，恨恨地说，每天都下地干活我哪知道哇！特务又问，我仍是这样回答，特务见问不出什么，就生气地挥手叫我俩赶紧带路。那天很冷风很硬，特务骑着车子很费劲，就叫我俩给他们推着车子，我顺手摸了下头上，被枪砸的地方有核桃大小的包，火辣辣的疼。到造甲城村还有二三里时，看到有好几个人向村南外跑，那是革命工作人员，敌人打了两枪也没追上，继续赶路。另有两个特务在前面骑车，日本鬼子在后面，当时正是秋天，地里高粱还未成熟，路两旁都是高粱帐子，我俩仍是推着车子，特务背着枪，枪没在枪盒里，我心一动，想要是用枪把特务打死就可窜进高粱地跑了，可一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太阳偏西了，我就和两个特务说，我俩一天了还未吃饭，饿的走不动了，再说，一家老小都靠我们干活呢。特务真信了我们是普通农民，又见我们有气无力的样子，就不耐烦地说回去吧！我俩马上窜进高粱地里，飞快地往回跑。太阳快落山了，老远看见村头站着很多村民，看见了我俩，村民们才放心回去了。我们也接受了教训，从这以后尽可能不在村里住宿，以免再被包围。
藏身脱险
一次，敌人白天包围了村子，我正在支书家里研究事情，一听敌人进村，我俩就进了夹皮墙。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家有躲藏的地方，是利用一个立柜挡住夹皮墙口，立柜没有门只有后面的挡板，板中间有细小缝可以推开，不用时根本看不出来，还在板上挂着油瓶子，这样就更不容易看出来。我俩钻进后，他爱人把门一关，我手拿斧子以防万一。时间不长敌人就进屋了，听响声鬼子在抓鸡，西屋有支书爱人和两个孩子及邻居老大娘，央求鬼子，听得非常清楚，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哀求声，这时我就想出去与鬼子玩命，但支书死死拉住我，才忍着没有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听外面喊我们，告知敌人走了，我们才出来。事后感到还是自己警惕性不强，从此不敢麻痹大意，以免被堵死窝。也多亏支书是木匠，心灵手巧，搞成这个夹皮墙掩护了我们。
还有一次钻地洞，也是他的发明。那天下午，我和支书正在他家商量事，敌人就进了村，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支书说别慌，咱有法儿，我在院子里挖了个地洞没人知道。
他叫老婆把地上堆的粪便除开，掀开地洞盖，我俩就钻了进去，洞口由他老婆伪装好，骗过了敌人。从洞里出来时，我看见洞内有通风孔，盖洞口是用一个四方木盒装土，盖上后严严实实，再堆上粪便烂柴草啥的，谁也意识不到是地洞呀！我是非常佩服和感激这个支书，凭着心细手巧动脑筋，帮我躲过两次危险。
在担任村长前夕，有一次，地方开辟工作人员托我去津购买些药品，去津的卡岗很多，东西堤头、孙河大庄子等地站岗都是日本鬼子。当时西药，特别是红伤药是违禁品，我在那家商店买过几次，但这次不敢买太多，人家也不敢多卖。买完后，我用别的物品伪装起来，防备遇到检查。我小心地骑着车子向前走，突然从门洞出来一个日本鬼子，手里端着三八枪，上着刺刀，过来开口就骂八格牙路，用枪托朝着我的大腿就是一下，我忍着疼还得给他打个立正，还好这小鬼子往车筐里看了一眼并未翻动，看我呲牙咧嘴的样儿，说了声开路就让我走了，我也顾不上腿疼了，推着车子骑上就走了，到家后腿疼了好几天，但庆幸有惊无险。那时就觉得，不打跑日本鬼子，中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就暗暗下定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
担任秘密村长后的1944年初春一个早上，区县十来个工作人员有区委书记刘顺华、区长陈伯平、县公安局长马良、宣传部长继光等人到村支书家吃饭，村西头保长站岗，我不放心，刚走出大街，往西一看有两个敌人在西头大门口半掩着身子手里拿着盒子枪背着大枪召唤我过去，距敌人有几十米远，心想不能回去，我撒腿向南跑，刚跑十几米敌人就朝南开枪，子弹从头上飞过，我用蛇形法跑进园子，把敌人甩下，后面敌人不断打枪，我进入芦苇地，又听到不少枪声，知道工作人员已跑出了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这股敌人是从村西南路口进的村，在我的引诱下，才使工作人员顺利脱险。
去边区学习
由于敌情越来越紧，工作人员白天尽量不进村村里群众把余粮衣物等分头藏起来，专心致志开展对敌斗争。火烧田辛庄、南淮淀的那一年，也是日寇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年，村里工作组组织参军参战，充实区县武装，我也是被动员的一个。当时我的家庭，有父母兄嫂妻子，婚后生了一个孩子死掉了，我走后没什么牵挂，父母还有人照顾，特别是大敌当前，革命义不容辞，于是我悄悄参了军，只有支书一人知道。
1945年1月，我离开村去边区学习，在田辛庄吃的晚饭，有人护送。深夜路过大贾庄，正巧碰见小孩娘舅问我去哪，我告知去18分区。当晚走了一夜，早晨到达分区，呆了两天我才知道，18分区每县只有一个人去边区受训。拿着分区敌工部的介绍信，到晋察冀边区党校，地点在阜平县，仍有护送人员，一县转一县，护送人员由各县安排，每天夜晚行走，路过护路河河坡陡直，很难爬，又怕敌人发现，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喘。到了冀西境内，可白天行走了，因为那里村连村都有地道，可以通到户内。前面有人拿着电筒带路，我在最后一个，看不清前面的路，只有拽着前面人的衣服，摸到一个小洞口，便得猫下腰爬过去前进，直到看见有亮光，听有人召唤才能爬出洞口。这就是人们知道的地道战，在宁河是不能打地道的，因为地势低洼，一打就有水出来，且土层结构也不行，容易坍塌。
还有一次过河，河水不深但水流急，把石子儿都冲的唰唰作响。正是二三月，天气寒冷，水也冰凉，我们就把下身衣服脱掉，拉手过河以防跌倒，经过较长时间才趟过去，腿脚都冻得麻木了，但都咬牙坚持着。
路程走了一个月，满脚是泡，终于到达目的地。党校的地址是较大的山环里，周围的山较高，只有举目才能看见天，人家少而零散，全是石头房，由于被敌人扫荡过，房屋四周墙壁都是漆黑的，屋里也是破烂不堪，虽然党校生活相比村里群众强些，但用水困难是大家都要面临的。淘米只能用一次水淘，吃饭时合不上牙，也不敢使劲嚼，饭里沙子太多啦。党校也搞生产自救，生活自给，学员劳动还给奖励，这些劳动都业余时间进行。
1945年8月15日，我们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党校内一片沸腾，人们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就这样学习班也结束了，我们兴奋地卷行李，打背包，做好走的准备。回去的东西比来时多，自己织的毛衣，自己纳的平底鞋还有党校分给的小土布，还学会了扭秧歌、喊口号、唱抗日胜利歌。有人带领返回，一路上各村老乡们村村欢迎。都是白天行程，比来时用的时间少多了，20多天就回到了冀东，这时正是我军攻打丰润县城。住了两天，我们把学习的情况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指示，学员各回各县，于是我回到了宁河。
在城工部工作
当时是武宝宁联合县，敌工部部长是李志化名佐天，不久敌工部改为国工部，随后国工部又改为城工部，仍是李志代理部长。他忙于接受高丽农场，也就是现在的芦台农场，当时军政干部忙于日降后的接管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城工部配备了几个干部，有我、赵清廉、邱静、东升和部长5人。县委城工部明确了责任，主要了解城镇敌情动态，组织人选打入敌占区。根据形势变化，农村要大力发动群众开始搞减租减息，上级要求我们密切结合部门业务大搞宣传。我当时分配到四区就是金钟河以南。如赤土村山岭子，贯庄子一带，再往南就是军粮城新河一带，县委给了我一支手枪和几粒子弹，我高兴的爱不释手。
我们是冬季进村开展工作的，那时还有保甲组织，我们先了解村中的阶级情况、地富剥削情况，再深入到户，物色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壮大农会组织，召开地富分子会，讲解战争形势和减租减息政策，并向贫中农大众宣传谁养活谁的道理。从一个村打基础，再扩展到其他村，白天不能去的晚上宣传。
赤土是大村，地富多，贯庄村呢，村里土匪多，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山岭子村为基地，这个村农民生活特别贫苦，吃不饱穿不暖，群众易于发动。临近的贯庄村是稻田区生活较富，我们通过保长了解到在日本投降前，有个土匪头子叫吴士奎，此人不但坏而且鬼点子多，连日本鬼子也怕他。他祸害周围邻村，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在日本投降后，他因为畏惧八路军跑了，所以群众都信赖我们，说有我们在他们就不害怕了。贯庄距军粮城机米场不远，稻子已收割完，稻合子也打完，还在场上堆放着。马上就要春节了，为解决群众吃粮与过节的困难，我们决定组织群众打机米场。山岭子群众积极性很高，听说打机米场搞粮食，都情绪高涨。我们了解到农场只有三两个军警带有武装，就做了周密安排。区小队武装人员打先锋，保护群众安全，就这样一晚上出发有上百人，到了机米场把武警看守起来，缴了他们的枪，山岭子的老百姓能担的担，能扛的扛，有的还用小车推，一夜间把稻谷全部抢运光。这回全村家家吃上米饭，还送给县政府机关一部分米。这几个村经过减租减息贫农雇农得到了实惠，对共产党有了好感，从此打下群众基础，活动逐渐深入，也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刘起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缴过农场武警的枪并且积极加入区里工作，但由于他性情暴躁，事隔半年后离开了区里。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赤土、贯庄和山岭子村一带打下了活动基础，我们的各项工作随之顺利开展起来。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年后我回到县里，因为要开展对敌情调查，所以更要接近敌占区，上级指示工作方向应放在塘沽、北塘、新河和天津一带，东面是芦台，我即向宁车沽靠近，以便接近塘沽和东西南北四4村。这几个村不断有五区干部流动，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敌情。这几个村群众相当贫苦，依靠打柴、买卖小鱼、做点小生意，仅有一户富农，但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人懒惰，有一顿吃一顿，不思长远，且还赌博成风，但这些村有一个好处，人员关系复杂，好打听敌人的消息，容易掌握敌人的动静。
宁车沽村离敌据点很近，距北塘12华里，塘沽40华里，东村距铁路3里，车站有炮楼，敌人时常到村里找点外捞，找保长要钱，所以要时刻防备敌人。东村有一个黄色保长，敌我两方都能使用，经过几个月物色出了可靠的干部人选，建立了村长、妇联和支部书记，有两名参加我城工部干部，如冯林清、刘洪春，通过他们串联可以从塘沽、北塘了解敌情。站稳脚后，各部门于此地辐射其他村开展工作，同时物色各类关系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我部派遣打入地下工作人员是我外甥郑怀义，在天津至古冶段当列车员，搜集天津一些敌情。在津的伪职员郑桂华是他亲叔叔，是南淮淀人。通过郑怀义与郑桂华接洽，并给郑桂华一定的任务，从此有了地下工作关系。在北塘也物色了人选，是个体电业安装人员，家住北塘，经常来宁车沽汇报情况，塘沽解放后成为电业局职工。打入据点的张子佩是个学生，在宁车沽住，只有母亲一人。这些地下人员对我党的认识很深，对敌斗争也坚决，同时也付出了牺牲代价，如民兵队长王广泽为爆破任务而牺牲，还有站岗的民兵被敌人打死。
土改运动
1946年秋天我回宁河县城机关汇报工作，住在了大汉奸齐燮元的大瓦房，是敌伪财产。由于形势变化，县机关在1946年后半年离开了宁河县城，迁往了黄庄镇，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反攻，并开始组织地富反坏成立还乡团，到处配合国民党军队骚扰群众，实行奸淫烧杀抢，我们接管的城镇也被掠夺，我军也同样展开反掠夺斗争，在不少农村都设有了炮楼。从1946年底，我们的行动又困难起来，一天在这儿，一天在那儿，开始了拉锯斗争。我在江洼口参加了全军、全民复仇清算运动，严打地富反坏斗争。搞了一个时期由于形势紧张中途终止，但发动群众组织达到了开展全民斗争的目的，给不久的大搞参军参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我城工部又加入岭头村土改运动。一天，我得了痢疾，高烧3天3夜，无医无药，不吃不喝，浑身无力，下不了地，干不了活。过了几天还是不能下炕，就在糊里糊涂时有人进到屋来，我睁眼一看是敌工部干部刘鸣岐，他身穿大褂，背着手枪，问候我身体怎样，我无力地摇摇头，他又说，咱俩谁死在头里还不知道呢，说完就走了。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就是挺反感的，次日上午便有人告诉说刘鸣岐投敌了，听完后才明白他与我说的那句话是啥意思。刘鸣岐这个人参加革命前是特务腿子，是从田辛庄参加革命的，那时我还是村长，从边区学习回县后知道他也分配到岭头村搞土改，在我有病时，他从天津回来看我的次日便投敌了。有人说太危险了，他没拿枪杀了你就是万幸了，我说他小子没那个胆！天津解放后，公安人员把刘鸣岐从东北抓了回来，在芦台被政府枪决，这是他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从1947年起，国民党还乡团的活动就开始猖獗，我土改复仇也随之加紧，城工部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有六七个人在洛里坨住了较长时间，把宁车沽作为我部活动基地，采取了时来时去的工作方法，同时密切关注对芦台、汉沽方面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全面了解。一次夜晚，我带着冯以胜去宁车沽，路过于家岭时，老远看到有烟火，以为于家岭被烧，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还乡团白天烧的，可见还乡团的丧心病狂。
渔港伏击战
宁车沽发生过一次伏击战，敌人不断去宁车沽渔港抢鱼，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我们给敌人以严厉打击。经过侦察，敌人有二三十人，有1挺机枪，我部一个武装班十来个人，有冲锋枪和自动步枪，根据情况我们决定在渔港打伏击战。次日清晨趁天还未亮，我们就埋伏在渔港周围，民兵配合，村里不少干部也参加了。到七八点钟的时候，敌人果然来了，敌人丝毫没有察觉，大摇大摆地走到渔港附近，这时我武装班就打响了战斗，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黑压压的一片，打的打，喊的喊，敌人吓得机枪也未打响，扭头就跑了，我部击中1名敌人，缴获1支大枪，伏击战胜利，回村后我们没呆多久，找了一副担架将受伤的敌人送到南淮淀医疗，敌人虽然死伤不多，但猖狂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下子老实多了。
次日我带着冯以胜又去宁车沽，接近村时有两架飞机在村头上方盘旋，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看得都很清楚是美国人，我们马上用衣服遮住枪支，脚下加紧但不能跑。刚接近敌机就开枪了，用的是机关炮连房子都穿透了。1947年下半年宁车沽情况非常紧张，连村干部都不敢在村里住宿，都是时来时去。我派遣到金溪河大桥据点的张子佩也暴露了，他拿敌人的子弹时被发现了，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还割下了一只耳朵。他的母亲由村里负责照顾生活，我部也提供帮助。张子佩的暴露可能与派遣时的保长张汝德有关，这个保长在政治上十分不可靠，与铁路据点总是有勾搭。一次我们与保长定好时间、地点进行接头，等了很久也未见其露面，从此与保长这条关系就断了。到1948年听说区县来人把保长枪决，为宁车沽除了一害。
机智避敌
1946年冀东军区城工部给我一个任务，护送被派遣人林朝到塘沽工作。我曾经派有关人员护送到车站直到塘沽，一路都未发生问题，当时工作不好开展，成效也不显著。另一派遣护送任务也是军区介绍的，被派遣人杜远，护送到天津搞接管任务。去津是我亲自护送，由宁车沽起身路过我村冯家台子等路线。当时设卡很多，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就千方百计绕着走。我在前面走，手枪在裤带上别着，手提着收音机作掩护，基本上一路无事。到了天津王串场遇上值班警察，盘问到哪里，我机智的说了一个地址，他听我说话和穿着打扮一看就是乡下来的，也没多问就放行了。不多远就到了同乡冯林深家中，进屋后把杜远同志介绍了一下，杜远也没待住，提着收音机就走了。我在同乡处住的那晚儿，正巧看见盘问我的那个警察，问同乡才知他也住在这个胡同，人还不错，怕给同乡带来麻烦，住了一晚我便回宁河了。
1946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带着通讯员冯以胜从淮淀去冯台子村，还乡团村村设卡，走到小王台东北处，傅台子村跑出两辆马车，车上拉了不少东西，还坐着拿枪的人，一看就是还乡团抢来的东西，我们随即找了个敌人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到了当日下午才进村。村里几乎无人敢住，村妇联主任贾秀珍也被敌人枪杀了。冯台子村在土改复仇时把地主恶霸打死10多个，有冯长铭、冯庆芝、冯庆岐，保长冯长波被枪决，其老婆也被群众打死，这些家的子弟后来都加入还乡团了。
接管塘沽
1948年冬形势好转，东北已经解放，大军很快进关，正要解放天津、北京，村中劳力多数都参军参战。
1947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三查运动，即土改搬石头，目的是把土改搞彻底，采用搬石头的做法清理干部队伍。在院中搭两个棚子，把地富出身的干部分到一个棚子里；把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分在另一个棚子里，原因是在土改中有的干部包庇地主富农，所以出现土改不彻底。事后干部中议论纷纷，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感情，时隔不久又进行纠正。同时在土改中对资本家进行批斗，伤害了这些人们的情感，也出现了不该打死的被打死了的现象，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为了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唯成分论错误支配下，也有一些人在运动中钻了空子，所以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后来的复查中都进行了纠正。
地下工作人员受到迫害。1947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的郑桂华、郑怀义叔侄2人被国民党抓捕起来牵连了家庭和其他人员，上学的儿子郑怀礼和宁车沽的陈洪林都被抓捕了。经过多次审问拷打才把被牵连的人放出，被捕原因是他们工作方法不当，购买子弹暴露了身份。郑桂华家属在津无法生存，1948年回到了南淮淀原籍居住。他的儿子郑怀礼15岁，小学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允许他参加革命，从那时起郑怀礼背着一支三八枪便跟着我东跑西颠打游击，跑了3个月，到了1949年解放后，到塘沽区政府当了文书。他父亲和堂兄是解放天津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回到南淮淀村家中养伤治病，由于村中条件不好，无医无药，因此叔侄俩相继在3个月内死去。
土改搬石头整顿组织后，原县委书记石青、县长方刚调走，由刘顺华担任县委书记、陈彦滨担任县长，武宏调入大部队，城工部由刘策任部长，我是副部长。这时城工部有10余人，常在兴家坨一带活动。到了1948年下半年，我被调出作为进城干部，其余干部也在调动，随我的只有交通员王景泽一人，他是芦台附近的人。我当时有了信息，是准备进塘沽的，由冀东区党委负责，接收塘沽的只有三四十人，大多数是15分区的。集中学习进城手册，有10不准，纪律很严明。学习了几天，便跟在了大部队后面向塘沽进发。当时东北解放正大军南下，顺着铁路沿线直奔塘沽，边走边打，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沿路据点一扫而光，一直进入了北塘镇。当天晚间下起了大雪，连下3天，雪有1尺多厚，因盐滩地势低洼，重武器不好拖带，进入北塘的解放军有3万余人，是准备打塘沽的。由于一下子驻扎了这么多人，连喝的水都不够了，北塘只有9眼地下井，白天黑夜都有人提水。为了做工事还牺牲了30余人，均死于敌人发射的炮弹。第3天晚饭后又有新的指示，不打塘沽先打天津，先放弃塘沽的敌人。因为我对地势熟悉，所以自告奋勇成了带路人。我带着地方的40多人由新河村奔中心桥，绕军粮城路过贯庄村，在这里休息片刻接着出发奔山岭子村、赤土村，过河天亮到了冯台子村，又休息一个时辰走到南淮淀，在南涧沽村吃晚饭时，得到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天津打下后，塘沽两三万敌军从海上坐船逃跑了，塘沽已是一座空城，接到消息后接管部队当晚立即出发，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也跟着转移，晚饭后连夜往塘沽赶。当时河里冻着冰，我一上河堤就摔了一个马趴，夜里看不清，一摸才知道是个战壕坑，再一摸摸到人脸上，原来里面还有一个死尸。
到塘沽才开始亮天，当时看到地下许多枪支弹皮，我们到了天碱厂对过的新华路，找了一间没人的房子住下，马上开展工作。接管人员当务之急是负责治安和接收工作，因敌人从海上逃走，把所有的敌伪档案材料都带走了，我于当日中午在一个大土堆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军事管制法，到会群众有三四百人。因当时敌我不清，我就警惕的把手枪别在腰带上，这里的群众只是听说八路军和共产党并没见过，但相信我们有别于国民党，所以当时会场秩序还很安静，没有说话和交头接耳的。郭振邦主任也在会场，会议开得比较成功。
我们进塘沽是解放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在几天之内，塘沽改为天津市塘沽办事处，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克刚、郭振邦。办事处设为两区：东塘区、西塘区。东塘区由天碱以东至新港，西塘区由天碱以西至新河。除两区外还设有3镇为新河镇、大沽镇和北塘镇。农村设乡有胡家园乡、河头乡、中心桥乡和邓善沽乡。当时塘沽有12万人口，社会秩序稳定了，做买卖的也都开门做生意了。
在天碱门前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迁到西塘区的解放路粮局大院西侧二层小楼上，当时有十来人，有李树良、艾思才、张景顺、米秀琴等，李树良为区委书记，我为区长。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找区长，进来后一看，我根本不认识此人。这个人个子不高，长得挺精神的，他手里拿着手帕包着东西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支电镀小手枪，还有20左右粒子弹，问其姓名和职业，似乎不情愿说，我也就不再过问，口头表扬了他。他叫我给个手续，我就给开了个收据，盖上了我的手印。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因为这地方刚解放，隐藏的敌特还没有查清，如果来人一进屋就开枪，我腰里有枪也来不及啊，看来是自己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警惕了。次日，我把枪交给了军管会负责人，田惠中同志看到小枪之后赞不绝口，就带在了身上。
设区后主要任务一是抓社会治安，二是抓社会救济，抓救济的都是深入到户。这天，走到姓赵的一家，进屋一看病床上躺着六七个孩子，还有两个大人都是病着的。饭也吃不上，马上派人送去几十斤玉米面，白天工作，晚上写汇报材料，天天熬夜到很晚。有不少救济户都是亲自送上门的。
区政府任职
在西塘区待了六七个月，塘大办事处改为天津市塘大区政府，区长王培仁、副区长李自牧兼办公室主任，下设几个股，有财政股股长周继耕，有民政股股长谭贺光，还有文教股，我是调解股股长，调解股当时有3人，其他股都是三四人，原来的区公所改为街公所，当时我股有留用和录用人员。我吸烟却无钱买，连烟叶也吸不上，就捡别人的烟头抽，还不好意思叫人看见，就这样度过了两三个月。刚到调解股后几天，有一个妇女找我，问其男人张相臣如何？张原来是新河的人，在1946年曾为我军购买过汽油卖到解放区，后来其借机搞反情报，把解放区情况提供给敌占区，被我们察觉了，宁河县政府把他拘留起来，在国民党反攻时将此人处决。他女人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在宁车沽时，曾托过此人了解过敌占区的情况，所以她知道我的名字。我把她男人情况如实告诉了她，此之后再未找过我们，后来听说该女人改嫁到天津了。
调解股任务主要是调解社会上民事纠纷。那时既无法院也无民政组织，民事之间只有调解股负责，只是一段过渡的组织。我记得有一件重婚案，是一个天碱的职工，原来有老婆，后来又从妓院娶了一个小老婆，因为相互嫉妒，小老婆想用电谋杀大老婆，被察觉后，大老婆到调解股告状。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经调查后属实，属于重婚罪，将男的拘留一个礼拜，小老婆解除关系，该男人改过后仍为天碱职工，后来表现很好还当了工会干部。还有一起重婚案，但并未结婚，而是姘居，此事并未上诉，此人叫张德祥，是一个卖鱼的商人，生活比较富裕，其原配女人老实，男人搞了一个姘妇，当时在他家里一起过日子，两个女人之间相处的还和睦，政府成立后，有宁车沽人冯林明找张德祥做工作，解除了姘头，张德祥随冯林明找调解股说明情况，这个姘妇原是未婚之人，由中年一直与张德祥过到老年，这件事也没什么手续，就此了结了。
政府过渡了几个月，各股改为科，调解股改为社会救济科，主要是办理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在东沽组织生产自救，办起草袋加工厂。当时有闵林甲、齐云二人负责，草袋厂发展到数十人之多。到了1951年区建立市政工程队，把这部分人和草袋厂的人组成了市政工程队由齐云负责，这个工程队就是市政公司的前身，主要是维修道路和下水道工程。因为1950年下半年塘沽闹大海潮，马路水很深，带领一部分人到史家庄筑坝，才知史家庄很多人家以拾破烂为生，都是土房，为此边防水边自救。后来发动群众利用天碱炉灰渣取暖、卖钱，这个自救维持了一两年。那时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物价也低，每斤小米1毛钱，小鱼虾每斤三五分钱，大对虾每斤一两毛钱，人们拿着1毛钱真当10元和100元对待。
我的家属是在1949年秋才来的塘沽。因农村闹水生活无出路，所以来投靠我，妻子宋瑞珍带着四岁孩子来塘沽后，借了冯林明1间只有几平米大的土坯小厢房，只能安下一个灶、一张床，当时吃的粮食是用沉船水泡过的玉米晒干加工而成。一天，小孩三舅从家乡来塘看望，看到我的手枪挺好奇，就拿过来就摆弄，不料“砰”的一响，子弹打到灶口处，险些把孩子打到，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就把他好一顿批评，并做了自我检查，以后再也没有类似事件发生。在1950年上半年，发现一条沉船载的全是玉米，卸下后立即进行处理，全部卖出，我也买了一些洗干净晒干后用小磨每天磨着吃，味虽不好也吃了一段时间。有吃的了没烧也不行，我虽然是干部，但不能搞特殊，应该给同志们作表率，妻子宋瑞珍很理解我，就主动去捡煤渣烧饭。有时也跟着别人去缝补麻袋，每天能挣七八毛钱，就这样维持了两三年。到1952年下半年改工薪制，我定为行政15级，每月120元。在实行工薪制前每月给120斤小米、一条烟，还发一两双鞋，那时，一家6口人，120斤粮食不够吃，我们就俭省，紧着让孩子们吃，粮食虽然很便宜，但没有余钱买，更不能有怨言。1951年时，我还在区供销社时入120斤小米的股份，我是共产党员要响应政府号召呀！由于我是政府社会救济科长，上级还委任我为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委员，并颁发了证书，至今我还保留着。
之后我一心一意在塘沽从事领导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直到1983年12月离休。
（张丰年原著 李佑生整理）
张丰年，男，1918年8月24日出生，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冯台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参加边区干部培训班，同年8月到宁河城工部工作，任职副部长。1948年参加接管塘沽工作，曾任塘沽区政治调解股长、社会救济科长、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委员、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政府副区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12月离休，2016年11月2日去世，享年99岁。
我在宁河城工部的日子
我叫张丰年，1918年8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县造甲城镇冯台村人。中共党员，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宁河县城工部副部长、塘沽区副区长、塘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12月离休。我在80岁时，用了两个冬春写了这个回忆录，目的就是想把个人不同时期的经历和社会变化记录下来留给下一代，告诉他们中国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新中国是怎么来的，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传承革命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苦难少年
北洋军阀时期我已记事，在五六岁时是直奉战争期间，经常要躲避战乱。有一天父亲用小船载着我们逃到数里外芦苇地躲藏了一天，全家人提心吊胆，因为枪弹不长眼呀！还有一个夜晚，听到街上喊叫和打骂人声音，次日才知道有冯玉祥军队住在村里了，这些军队骚扰百姓啊！对于谁胜谁败，谁好谁坏，大人们搞不懂，我更不懂。那时除了军阀混战外还有土匪，记得人们议论，有个土匪头子叫刘四歪脖，是军粮城大猪窝一带的人，他们到村子专门绑票，到有钱人家把人绑上，用布袋把眼睛一蒙就带走。再通过给他拉线的人到被绑人家里送信，告知用多少钱去赎，否则过期就撕票，或者枪毙或者活埋。在那个年月里，村中百姓不管穷的富的，家家惶惶不安，地也种不好，日子也过不安宁，粮税负担也重，人们生活得太苦了。
我出身贫农家庭，只有几亩盐碱地，那时农灾特别多，十年九不收，父兄有时还得去卖短工，家里经常断炊，吃不饱穿不暖。我和大侄子同龄，每天拾柴抬水，沟里淘鱼拾鱼，到了上学时还是如此。记得有一天大哥用推网捉鱼，我在水里摸鱼，一不小心滑到了深水处，我拼命挣扎，大哥用推网搭救才脱险，母亲听了，吓得不轻。
那时村里没有公立学校，只有私人自办的私塾，学习用的桌椅由老师自备或学生自带，每个学生一年要交给老师五六斗粮食。上学只是念书写字，学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写字一律用毛笔，念书只是为了识字，那时不知什么叫数学，学的是珠算，我念了6年书，对书中道理不甚了解，老师很少讲解，只管念书识字罢了。我跟过3个教师，一是本村的，一是外村的，一是山东的。穷人家的孩子都愿意读书，一则可以少干活减少劳累，二则学点文化可以不当睁眼瞎可以有点出息，过年写个对联，红白喜事当当账房，我为此还吃过人家请呢。
我念书的几年里军阀战争逐渐缓和，但匪患依然不断，人们穷得连给老师的几斗粮食都无力按时交付，老师们的生活同样困难，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老师家老两口子，每天早晨只熬两碗玉米面粥喝。人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我也不例外，有一次穿的棉裤破了，露出了棉花也不知道，去一个村里富户同学家串门，人家告知后羞得我满脸通红，从此再也不到他家去了。那时母亲眼睛不好，出门还要人领着，缝补衣服的活只能靠嫂嫂和姐姐。我虽然上学读书，但到春种秋收，也得下地干活。我家养不起牲口，就靠人力种地，我和侄子就边上学边请假干活。侄子念书跟不上课，到三年级时就不上学了，就每天都干活，我干活的时间就少了一些，所以比侄子多上了三年。因年景不好，侄子去沈阳学理发，干了几个月就被送回家，因为东北太寒冷，把侄子的两只脚都冻出了毛病，穷人家的孩子苦难熬啊。
去津学徒
15岁那年，经亲戚介绍我到天津老车站福太银号学生意。这个银号是亲戚与外人合股开的，只有四五个人，一间大门脸挂福太银号的牌子。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用铜子换大洋，用纸币兑大洋，可互相兑换且中间有手续费。那时日本在东北收的是银元，在天津这个地方，银元纸币价值相等，而到了东北，银元价格就高了很多，银元出关算走私，所以常常采取雇人走私携带到东北。我到银号不久，每天去银行用纸币兑现大洋，每次1000元，用小麻袋装着乘坐有轨电车，那时天津社会秩序是平稳的，未出过什么事。有一天，我看见掌柜的哭天抹泪不知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他走私东北的银元被查出给没收啦。
那时天津的社会秩序虽然好些，但社会贫困现象仍是严重的。在车站那样繁华的地方骑自行车的很少，看到的多是一些人力胶皮车，还有每日早晨从公共厕所内往外用马车拉死人，每日都拉出去几个，大多数是冻饿而死的，有的穿着破烂单衣，有的身上只披着麻袋片。其中有的是抽白面的，反正叫人看着挺惨的。我在津学生意半年，到了次年春季，父亲把我接回农村，临回家之前，掌柜的给了我4块大洋作为半年的酬劳，当时可以买两袋面粉。
学做生意
从天津回村后，看到家中开着一个小买卖，也就是家眷铺。屋内摆着油、盐、烟、糖，还有碱面等生活用品，由我父亲自己看守，货物来自天津一带，由我大哥购买。我回家后这个小生意就交给我看管了，因为在外学过徒，我懂得称量，也能记得货物价格，赊欠记账之类的均由我负责。父亲仔细，每日都会过问买卖如何。我记忆犹新的是，到了旧历年底叫我去讨债，欠债户多是贫困户，也是常赊欠户，到了年底这些户几乎家家还都是清锅冷灶，连三十饺子也吃不上，我怎么开口讨债呀！有些户不但不能还欠，反而要求再赊二斤面好吃顿饺子，都是乡里乡亲的也只好如此，回家后还得对父亲说清，替那些欠债户说情。好在父亲通情达理，也不责怪我。从此以后，我才明白老俗语说的“生意好做，人情难当”这话的含义。全村吃不上饭的何止少数，如赊欠不周就得罪人，这给我印象最深。
农忙时节我得下地干活，就把买卖交给父亲。经过两三年的苦干，家中生活状况略有好转，买了1匹老马，1辆车，主要为种地用，也可以用其购买货物。日本占领天津前，我家还买了几亩地，年景好的话还能多收几担粮。到了我16岁那年，大哥给我买了1辆自行车，我那个高兴啊，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学会骑了。我大哥吃苦耐劳，是勤俭持家过日子的好手，到了秋末冬季农活闲了，依然不肯歇息，千方百计地做些小本营生，如买卖小鱼、小虾、蟹等，开始用肩挑，后来用马车。由于往返需用两天时间，影响鱼虾鲜度，人还很劳累，于是我的自行车派上了用场，这样，卖鱼虾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一家人拼命地忙活，生活才逐渐好转，在我婚前还盖了3间土房，由于拆了老房，家眷铺也就结束了，不能开了。父亲也进入年迈，加上日本鬼子进津了，一切都受限制了，不光是我家，许多人家的生活都不行了。我家除了种地外我还用自行车做点小生意。到了冬闲，我就骑着车子东跑西颠，曾到宁河、宝坻、玉田、遵化等地做点小买小卖补贴生活。那时，日本鬼子野蛮透顶，把稻米控制为他们的军用粮，连种地人家也不让吃，人们也不敢吃，因为发现后弄不好要掉脑袋的，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津购买配给居民的玉米面。那个年月生活艰苦，连穿的衣服、被褥都得当了才能买点粮食，而且没有好粮食，玉米面搀橡子面，白面中搀滑石粉，连水淹天津时被污水泡过的面粉，颜色紫红，打磨后根本不能吃也卖了出去。那时粮食价3000元买1斤（旧币）。因生活无着，大伙冒着生命危险去宁河购买军用大米，都是夜间走，还不敢走大路，遇上特务拦截、敲诈，就忍痛花钱、托人了事。有一次，我夜里走小路，不知不觉走进了坟地，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过沟过壕时就把米卸了扛过去，那时年轻体力强，每袋重好几十斤，黑灯瞎火的自己搬，出的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寒风一刮，脊梁背儿冰凉，衣服外面都结冰了，这一夜走了百十多里，村里人都羡慕我有本事能干，说全村只有你一个人敢干。后来由于宁河运到天津附近的大米卖出连十分之一的利润都没有，情况越来越紧，到初春也就不干了。
遭受拘留
1942年，我与他人合股做买卖，从宁河的日本工地购买了2000斤玉米面，用两套马车拉至我家中，当天就有村里恶霸冯庆芝要我赊给他200斤，我讲这是与人合伙的拒绝了他，次日又有村里保长冯长波来找我赊玉米面子，我跟他讲道理，说多数人家没有吃的，咋就非得赊给你？你这不是勒索我么！我正年轻，对这样的人物还不知畏惧，只以为我是合股做买卖光明正大，所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们。但做梦也没想到，麻烦来了，次日上午就有人通知我将1马车玉米面子拉到第三区（潘庄镇），到了以后因为给钱太少未达成协议，又让我将马车赶到芦台警局，到那后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拘起来了。我就和他们打官司，审讯时，我述说买玉米面子的事，没人听，愣是让我蹲了半个月拘留。一天有人告知我，事情完了，并叫我出去谢客。我挺纳闷，来到饭店，看到股东、卖面子的人、局里当官的，还有芦台知名人士李在民等正在吃饭，我逐个道谢。过后，当天就把1车面子拉回了家里，发现数量一袋不少，但分量减少了一半左右，这叫所谓的原数退回呀！气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村里人就劝我说你能回来就不错了，还能原车拉回玉米面真不简单啊！细问家中才知道我这样回来，是托人送礼花了不少钱才成的。
当时我21岁，坐牢还是头一次，在拘留所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长条大房子，一个大土炕上住着10多个犯人，个个面黄肌瘦的实在可怜。那个大个子牢头倒是没有打骂过我，算我幸运，屋子角放着一个马桶臭味难闻，就让我挨着去睡，我当时也没带衣服，只穿着夹袄每天和衣而卧，多亏是春天，没有受多大寒冷之罪。只传讯过一次，也没受什么折磨，在我后面被传讯的那个人因为私自伐树，过堂时被打的皮开肉绽，两条腿都不能站立了，至此我才知道警局里的刑法还是很厉害的。当时我就明白了，在黑暗社会里别打官司，只有吃亏，有理也不管用，从此我把做买卖的心思也打消了很多。这场官司表面是打赢了，其实我是打输了，不但亲朋好友都麻烦到了，回家还卖了马车才偿还了打官司送礼借的债务。
日寇侵占天津后我做小生意时，父母没少为我担惊受怕，因为我不仅受过狗腿子的侮辱，做过牢，还挨过日本鬼子的打，生意真的不好干了，到1942年就彻底不干了。那时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到农村烧杀抢掠，农民连地都种不了，生活苦不堪言，老百姓都恨透鬼子汉奸了。这时候冀东党组织派来了干部到了宁河，号召群众起来打鬼子，人民有了希望。
参加抗日
1942年，共产党抗日工作人员进村开辟工作，家里人都支持我跟着共产党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由于敌情紧张，怕汉奸告密，除区县干部和村支部书记知道外，家里及全村均无人知晓，乃至我走后家里找区里要人，这事儿我在1945年底才知道的。
父母在我参加革命前后吃了不少苦，为了躲避敌人东跑西藏担惊受怕。父亲是在1958年秋季病故的，是村里来人给我送的信，当时同来人一起回村。进屋后看见父亲在炕上躺着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但还能说话，当时邻村大夫给打了一针强心剂，父亲还说这真是好药，我现在好多啦，但转天就与世长辞了，享年84岁。父亲的一生过的是艰苦岁月，缺吃少穿，受子女的连累，更多是受我的连累。母亲的一生同样如此。我在上学时，就不断看到母亲跪在菩萨神像前，磕头烧香念经为家人求佛，盼家庭平安。从我记事以来，母亲到了老年也未曾有过大病，只是眼睛不好，严重时走路需要人领着，后来逐渐好转，到了我十几岁就完全好了，可以做针线活，自己还能纫针。我参加革命后，母亲不再信佛，只相信共产党，但知道我和共产党打日本鬼子是掉脑袋的事，时常为我提心吊胆，日夜不安。母亲活到87岁，要不然的话会更加长寿。
解放塘沽后，每到春节前我都要回村一趟看望父母。记得1957年冬，那年气候较暖，金钟河的冰两边有融化之处，当时只有通过赤土村渡口，而渡口地方经常有人过河，河中冰上有一条人来人往的小路，我由河南朝河北推着自行车走。当时河中心还结实两边都是夜间现冻的冰，下河后南面没事，到了离北岸还有几米处从冰上塌到水里，两只胳膊架在冰上，自行车已躺在冰上，四下无人，感到很危险，只好将倒在冰上的自行车往前一点点挪动，两手按冰向前移动，向前推了几步后两脚才踩着底，这才放心，上岸后心急似火也顾不上寒冷，那时正是西南风，衣服冻得很硬，就这样骑上车子一口气到村（15华里）。到家见到母亲，她听我告知后吓坏了，嘴里不停地念叨，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我当时就流泪了，我掉在水里母亲就这样惦记，我参加革命出生入死那些年，母亲该是怎样的牵肠挂肚啊！
秘密当村长
把话说回来，讲讲我脱产革命前的情况吧。日寇1938年进入天津，当年水淹天津，那时农民无心种地，因生活无着落，全村三分之一的人逃到天津谋生，曾有人形容天津炮台街称为小冯台子。那时我仍是骑自行车做小生意，到了1942年，宁河地区一些村庄成为了革命游击区，群众传说八路军是神兵天将，来无影去无踪。不过一年的时间，八路军就进入我村，群众并不害怕，从此冯台子及周围邻村都成为了革命游击地区，当时进村后依靠伪保甲组织，同时物色基本人选，通过接触群众扎根串连，建立情报网络，开始物色贫苦农民，经过筛选，找到一些有些文化和革命坚定的人，在1943年成立了村党支部，支书是冯宝林，化名文佐，组织委员冯以田，我任宣传委员兼任秘密村长，下面还有几名党员，当时一切都是秘密的。对敌应酬还是依靠保甲组织，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掌握敌情、对敌斗争都有党组织负责。由于敌人不断扫荡，通讯也得保密，把村干部及工作人员都编成代号，保密信件有缓有急，把急件加上鸡毛以示火急之意。由于敌我斗争激烈，组织任务非常繁重，每日监视敌情，晚上挖地道，1943年敌人火烧田辛庄，冬季又烧了南淮淀，敌人疯狂极了。
记得一次拂晓，敌人包围了村子，挨户搜人，把全村群众集合到一块，将我和冯占伦拉出去带路去赤土村，刚下庄头，特务头子用盒子枪朝我脑袋砸了一下问，你村有没有八路？我被特务砸的两眼冒金花，恨恨地说，每天都下地干活我哪知道哇！特务又问，我仍是这样回答，特务见问不出什么，就生气地挥手叫我俩赶紧带路。那天很冷风很硬，特务骑着车子很费劲，就叫我俩给他们推着车子，我顺手摸了下头上，被枪砸的地方有核桃大小的包，火辣辣的疼。到造甲城村还有二三里时，看到有好几个人向村南外跑，那是革命工作人员，敌人打了两枪也没追上，继续赶路。另有两个特务在前面骑车，日本鬼子在后面，当时正是秋天，地里高粱还未成熟，路两旁都是高粱帐子，我俩仍是推着车子，特务背着枪，枪没在枪盒里，我心一动，想要是用枪把特务打死就可窜进高粱地跑了，可一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太阳偏西了，我就和两个特务说，我俩一天了还未吃饭，饿的走不动了，再说，一家老小都靠我们干活呢。特务真信了我们是普通农民，又见我们有气无力的样子，就不耐烦地说回去吧！我俩马上窜进高粱地里，飞快地往回跑。太阳快落山了，老远看见村头站着很多村民，看见了我俩，村民们才放心回去了。我们也接受了教训，从这以后尽可能不在村里住宿，以免再被包围。
藏身脱险
一次，敌人白天包围了村子，我正在支书家里研究事情，一听敌人进村，我俩就进了夹皮墙。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家有躲藏的地方，是利用一个立柜挡住夹皮墙口，立柜没有门只有后面的挡板，板中间有细小缝可以推开，不用时根本看不出来，还在板上挂着油瓶子，这样就更不容易看出来。我俩钻进后，他爱人把门一关，我手拿斧子以防万一。时间不长敌人就进屋了，听响声鬼子在抓鸡，西屋有支书爱人和两个孩子及邻居老大娘，央求鬼子，听得非常清楚，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哀求声，这时我就想出去与鬼子玩命，但支书死死拉住我，才忍着没有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听外面喊我们，告知敌人走了，我们才出来。事后感到还是自己警惕性不强，从此不敢麻痹大意，以免被堵死窝。也多亏支书是木匠，心灵手巧，搞成这个夹皮墙掩护了我们。
还有一次钻地洞，也是他的发明。那天下午，我和支书正在他家商量事，敌人就进了村，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支书说别慌，咱有法儿，我在院子里挖了个地洞没人知道。
他叫老婆把地上堆的粪便除开，掀开地洞盖，我俩就钻了进去，洞口由他老婆伪装好，骗过了敌人。从洞里出来时，我看见洞内有通风孔，盖洞口是用一个四方木盒装土，盖上后严严实实，再堆上粪便烂柴草啥的，谁也意识不到是地洞呀！我是非常佩服和感激这个支书，凭着心细手巧动脑筋，帮我躲过两次危险。
在担任村长前夕，有一次，地方开辟工作人员托我去津购买些药品，去津的卡岗很多，东西堤头、孙河大庄子等地站岗都是日本鬼子。当时西药，特别是红伤药是违禁品，我在那家商店买过几次，但这次不敢买太多，人家也不敢多卖。买完后，我用别的物品伪装起来，防备遇到检查。我小心地骑着车子向前走，突然从门洞出来一个日本鬼子，手里端着三八枪，上着刺刀，过来开口就骂八格牙路，用枪托朝着我的大腿就是一下，我忍着疼还得给他打个立正，还好这小鬼子往车筐里看了一眼并未翻动，看我呲牙咧嘴的样儿，说了声开路就让我走了，我也顾不上腿疼了，推着车子骑上就走了，到家后腿疼了好几天，但庆幸有惊无险。那时就觉得，不打跑日本鬼子，中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就暗暗下定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
担任秘密村长后的1944年初春一个早上，区县十来个工作人员有区委书记刘顺华、区长陈伯平、县公安局长马良、宣传部长继光等人到村支书家吃饭，村西头保长站岗，我不放心，刚走出大街，往西一看有两个敌人在西头大门口半掩着身子手里拿着盒子枪背着大枪召唤我过去，距敌人有几十米远，心想不能回去，我撒腿向南跑，刚跑十几米敌人就朝南开枪，子弹从头上飞过，我用蛇形法跑进园子，把敌人甩下，后面敌人不断打枪，我进入芦苇地，又听到不少枪声，知道工作人员已跑出了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这股敌人是从村西南路口进的村，在我的引诱下，才使工作人员顺利脱险。
去边区学习
由于敌情越来越紧，工作人员白天尽量不进村村里群众把余粮衣物等分头藏起来，专心致志开展对敌斗争。火烧田辛庄、南淮淀的那一年，也是日寇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年，村里工作组组织参军参战，充实区县武装，我也是被动员的一个。当时我的家庭，有父母兄嫂妻子，婚后生了一个孩子死掉了，我走后没什么牵挂，父母还有人照顾，特别是大敌当前，革命义不容辞，于是我悄悄参了军，只有支书一人知道。
1945年1月，我离开村去边区学习，在田辛庄吃的晚饭，有人护送。深夜路过大贾庄，正巧碰见小孩娘舅问我去哪，我告知去18分区。当晚走了一夜，早晨到达分区，呆了两天我才知道，18分区每县只有一个人去边区受训。拿着分区敌工部的介绍信，到晋察冀边区党校，地点在阜平县，仍有护送人员，一县转一县，护送人员由各县安排，每天夜晚行走，路过护路河河坡陡直，很难爬，又怕敌人发现，紧张得连大气也不敢喘。到了冀西境内，可白天行走了，因为那里村连村都有地道，可以通到户内。前面有人拿着电筒带路，我在最后一个，看不清前面的路，只有拽着前面人的衣服，摸到一个小洞口，便得猫下腰爬过去前进，直到看见有亮光，听有人召唤才能爬出洞口。这就是人们知道的地道战，在宁河是不能打地道的，因为地势低洼，一打就有水出来，且土层结构也不行，容易坍塌。
还有一次过河，河水不深但水流急，把石子儿都冲的唰唰作响。正是二三月，天气寒冷，水也冰凉，我们就把下身衣服脱掉，拉手过河以防跌倒，经过较长时间才趟过去，腿脚都冻得麻木了，但都咬牙坚持着。
路程走了一个月，满脚是泡，终于到达目的地。党校的地址是较大的山环里，周围的山较高，只有举目才能看见天，人家少而零散，全是石头房，由于被敌人扫荡过，房屋四周墙壁都是漆黑的，屋里也是破烂不堪，虽然党校生活相比村里群众强些，但用水困难是大家都要面临的。淘米只能用一次水淘，吃饭时合不上牙，也不敢使劲嚼，饭里沙子太多啦。党校也搞生产自救，生活自给，学员劳动还给奖励，这些劳动都业余时间进行。
1945年8月15日，我们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党校内一片沸腾，人们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就这样学习班也结束了，我们兴奋地卷行李，打背包，做好走的准备。回去的东西比来时多，自己织的毛衣，自己纳的平底鞋还有党校分给的小土布，还学会了扭秧歌、喊口号、唱抗日胜利歌。有人带领返回，一路上各村老乡们村村欢迎。都是白天行程，比来时用的时间少多了，20多天就回到了冀东，这时正是我军攻打丰润县城。住了两天，我们把学习的情况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指示，学员各回各县，于是我回到了宁河。
在城工部工作
当时是武宝宁联合县，敌工部部长是李志化名佐天，不久敌工部改为国工部，随后国工部又改为城工部，仍是李志代理部长。他忙于接受高丽农场，也就是现在的芦台农场，当时军政干部忙于日降后的接管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城工部配备了几个干部，有我、赵清廉、邱静、东升和部长5人。县委城工部明确了责任，主要了解城镇敌情动态，组织人选打入敌占区。根据形势变化，农村要大力发动群众开始搞减租减息，上级要求我们密切结合部门业务大搞宣传。我当时分配到四区就是金钟河以南。如赤土村山岭子，贯庄子一带，再往南就是军粮城新河一带，县委给了我一支手枪和几粒子弹，我高兴的爱不释手。
我们是冬季进村开展工作的，那时还有保甲组织，我们先了解村中的阶级情况、地富剥削情况，再深入到户，物色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壮大农会组织，召开地富分子会，讲解战争形势和减租减息政策，并向贫中农大众宣传谁养活谁的道理。从一个村打基础，再扩展到其他村，白天不能去的晚上宣传。
赤土是大村，地富多，贯庄村呢，村里土匪多，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山岭子村为基地，这个村农民生活特别贫苦，吃不饱穿不暖，群众易于发动。临近的贯庄村是稻田区生活较富，我们通过保长了解到在日本投降前，有个土匪头子叫吴士奎，此人不但坏而且鬼点子多，连日本鬼子也怕他。他祸害周围邻村，罪大恶极，民愤很大，在日本投降后，他因为畏惧八路军跑了，所以群众都信赖我们，说有我们在他们就不害怕了。贯庄距军粮城机米场不远，稻子已收割完，稻合子也打完，还在场上堆放着。马上就要春节了，为解决群众吃粮与过节的困难，我们决定组织群众打机米场。山岭子群众积极性很高，听说打机米场搞粮食，都情绪高涨。我们了解到农场只有三两个军警带有武装，就做了周密安排。区小队武装人员打先锋，保护群众安全，就这样一晚上出发有上百人，到了机米场把武警看守起来，缴了他们的枪，山岭子的老百姓能担的担，能扛的扛，有的还用小车推，一夜间把稻谷全部抢运光。这回全村家家吃上米饭，还送给县政府机关一部分米。这几个村经过减租减息贫农雇农得到了实惠，对共产党有了好感，从此打下群众基础，活动逐渐深入，也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刘起成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缴过农场武警的枪并且积极加入区里工作，但由于他性情暴躁，事隔半年后离开了区里。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赤土、贯庄和山岭子村一带打下了活动基础，我们的各项工作随之顺利开展起来。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年后我回到县里，因为要开展对敌情调查，所以更要接近敌占区，上级指示工作方向应放在塘沽、北塘、新河和天津一带，东面是芦台，我即向宁车沽靠近，以便接近塘沽和东西南北四4村。这几个村不断有五区干部流动，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敌情。这几个村群众相当贫苦，依靠打柴、买卖小鱼、做点小生意，仅有一户富农，但这个地方的民风不好，人懒惰，有一顿吃一顿，不思长远，且还赌博成风，但这些村有一个好处，人员关系复杂，好打听敌人的消息，容易掌握敌人的动静。
宁车沽村离敌据点很近，距北塘12华里，塘沽40华里，东村距铁路3里，车站有炮楼，敌人时常到村里找点外捞，找保长要钱，所以要时刻防备敌人。东村有一个黄色保长，敌我两方都能使用，经过几个月物色出了可靠的干部人选，建立了村长、妇联和支部书记，有两名参加我城工部干部，如冯林清、刘洪春，通过他们串联可以从塘沽、北塘了解敌情。站稳脚后，各部门于此地辐射其他村开展工作，同时物色各类关系人员，打入敌人内部。我部派遣打入地下工作人员是我外甥郑怀义，在天津至古冶段当列车员，搜集天津一些敌情。在津的伪职员郑桂华是他亲叔叔，是南淮淀人。通过郑怀义与郑桂华接洽，并给郑桂华一定的任务，从此有了地下工作关系。在北塘也物色了人选，是个体电业安装人员，家住北塘，经常来宁车沽汇报情况，塘沽解放后成为电业局职工。打入据点的张子佩是个学生，在宁车沽住，只有母亲一人。这些地下人员对我党的认识很深，对敌斗争也坚决，同时也付出了牺牲代价，如民兵队长王广泽为爆破任务而牺牲，还有站岗的民兵被敌人打死。
土改运动
1946年秋天我回宁河县城机关汇报工作，住在了大汉奸齐燮元的大瓦房，是敌伪财产。由于形势变化，县机关在1946年后半年离开了宁河县城，迁往了黄庄镇，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反攻，并开始组织地富反坏成立还乡团，到处配合国民党军队骚扰群众，实行奸淫烧杀抢，我们接管的城镇也被掠夺，我军也同样展开反掠夺斗争，在不少农村都设有了炮楼。从1946年底，我们的行动又困难起来，一天在这儿，一天在那儿，开始了拉锯斗争。我在江洼口参加了全军、全民复仇清算运动，严打地富反坏斗争。搞了一个时期由于形势紧张中途终止，但发动群众组织达到了开展全民斗争的目的，给不久的大搞参军参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我城工部又加入岭头村土改运动。一天，我得了痢疾，高烧3天3夜，无医无药，不吃不喝，浑身无力，下不了地，干不了活。过了几天还是不能下炕，就在糊里糊涂时有人进到屋来，我睁眼一看是敌工部干部刘鸣岐，他身穿大褂，背着手枪，问候我身体怎样，我无力地摇摇头，他又说，咱俩谁死在头里还不知道呢，说完就走了。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就是挺反感的，次日上午便有人告诉说刘鸣岐投敌了，听完后才明白他与我说的那句话是啥意思。刘鸣岐这个人参加革命前是特务腿子，是从田辛庄参加革命的，那时我还是村长，从边区学习回县后知道他也分配到岭头村搞土改，在我有病时，他从天津回来看我的次日便投敌了。有人说太危险了，他没拿枪杀了你就是万幸了，我说他小子没那个胆！天津解放后，公安人员把刘鸣岐从东北抓了回来，在芦台被政府枪决，这是他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从1947年起，国民党还乡团的活动就开始猖獗，我土改复仇也随之加紧，城工部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加，有六七个人在洛里坨住了较长时间，把宁车沽作为我部活动基地，采取了时来时去的工作方法，同时密切关注对芦台、汉沽方面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全面了解。一次夜晚，我带着冯以胜去宁车沽，路过于家岭时，老远看到有烟火，以为于家岭被烧，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还乡团白天烧的，可见还乡团的丧心病狂。
渔港伏击战
宁车沽发生过一次伏击战，敌人不断去宁车沽渔港抢鱼，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我们给敌人以严厉打击。经过侦察，敌人有二三十人，有1挺机枪，我部一个武装班十来个人，有冲锋枪和自动步枪，根据情况我们决定在渔港打伏击战。次日清晨趁天还未亮，我们就埋伏在渔港周围，民兵配合，村里不少干部也参加了。到七八点钟的时候，敌人果然来了，敌人丝毫没有察觉，大摇大摆地走到渔港附近，这时我武装班就打响了战斗，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黑压压的一片，打的打，喊的喊，敌人吓得机枪也未打响，扭头就跑了，我部击中1名敌人，缴获1支大枪，伏击战胜利，回村后我们没呆多久，找了一副担架将受伤的敌人送到南淮淀医疗，敌人虽然死伤不多，但猖狂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下子老实多了。
次日我带着冯以胜又去宁车沽，接近村时有两架飞机在村头上方盘旋，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看得都很清楚是美国人，我们马上用衣服遮住枪支，脚下加紧但不能跑。刚接近敌机就开枪了，用的是机关炮连房子都穿透了。1947年下半年宁车沽情况非常紧张，连村干部都不敢在村里住宿，都是时来时去。我派遣到金溪河大桥据点的张子佩也暴露了，他拿敌人的子弹时被发现了，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还割下了一只耳朵。他的母亲由村里负责照顾生活，我部也提供帮助。张子佩的暴露可能与派遣时的保长张汝德有关，这个保长在政治上十分不可靠，与铁路据点总是有勾搭。一次我们与保长定好时间、地点进行接头，等了很久也未见其露面，从此与保长这条关系就断了。到1948年听说区县来人把保长枪决，为宁车沽除了一害。
机智避敌
1946年冀东军区城工部给我一个任务，护送被派遣人林朝到塘沽工作。我曾经派有关人员护送到车站直到塘沽，一路都未发生问题，当时工作不好开展，成效也不显著。另一派遣护送任务也是军区介绍的，被派遣人杜远，护送到天津搞接管任务。去津是我亲自护送，由宁车沽起身路过我村冯家台子等路线。当时设卡很多，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就千方百计绕着走。我在前面走，手枪在裤带上别着，手提着收音机作掩护，基本上一路无事。到了天津王串场遇上值班警察，盘问到哪里，我机智的说了一个地址，他听我说话和穿着打扮一看就是乡下来的，也没多问就放行了。不多远就到了同乡冯林深家中，进屋后把杜远同志介绍了一下，杜远也没待住，提着收音机就走了。我在同乡处住的那晚儿，正巧看见盘问我的那个警察，问同乡才知他也住在这个胡同，人还不错，怕给同乡带来麻烦，住了一晚我便回宁河了。
1946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带着通讯员冯以胜从淮淀去冯台子村，还乡团村村设卡，走到小王台东北处，傅台子村跑出两辆马车，车上拉了不少东西，还坐着拿枪的人，一看就是还乡团抢来的东西，我们随即找了个敌人看不到的地方隐藏起来，到了当日下午才进村。村里几乎无人敢住，村妇联主任贾秀珍也被敌人枪杀了。冯台子村在土改复仇时把地主恶霸打死10多个，有冯长铭、冯庆芝、冯庆岐，保长冯长波被枪决，其老婆也被群众打死，这些家的子弟后来都加入还乡团了。
接管塘沽
1948年冬形势好转，东北已经解放，大军很快进关，正要解放天津、北京，村中劳力多数都参军参战。
1947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开展三查运动，即土改搬石头，目的是把土改搞彻底，采用搬石头的做法清理干部队伍。在院中搭两个棚子，把地富出身的干部分到一个棚子里；把贫下中农、雇农出身的分在另一个棚子里，原因是在土改中有的干部包庇地主富农，所以出现土改不彻底。事后干部中议论纷纷，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感情，时隔不久又进行纠正。同时在土改中对资本家进行批斗，伤害了这些人们的情感，也出现了不该打死的被打死了的现象，当然群众发动起来为了报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唯成分论错误支配下，也有一些人在运动中钻了空子，所以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在后来的复查中都进行了纠正。
地下工作人员受到迫害。1947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的郑桂华、郑怀义叔侄2人被国民党抓捕起来牵连了家庭和其他人员，上学的儿子郑怀礼和宁车沽的陈洪林都被抓捕了。经过多次审问拷打才把被牵连的人放出，被捕原因是他们工作方法不当，购买子弹暴露了身份。郑桂华家属在津无法生存，1948年回到了南淮淀原籍居住。他的儿子郑怀礼15岁，小学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允许他参加革命，从那时起郑怀礼背着一支三八枪便跟着我东跑西颠打游击，跑了3个月，到了1949年解放后，到塘沽区政府当了文书。他父亲和堂兄是解放天津后从监狱解放出来的，回到南淮淀村家中养伤治病，由于村中条件不好，无医无药，因此叔侄俩相继在3个月内死去。
土改搬石头整顿组织后，原县委书记石青、县长方刚调走，由刘顺华担任县委书记、陈彦滨担任县长，武宏调入大部队，城工部由刘策任部长，我是副部长。这时城工部有10余人，常在兴家坨一带活动。到了1948年下半年，我被调出作为进城干部，其余干部也在调动，随我的只有交通员王景泽一人，他是芦台附近的人。我当时有了信息，是准备进塘沽的，由冀东区党委负责，接收塘沽的只有三四十人，大多数是15分区的。集中学习进城手册，有10不准，纪律很严明。学习了几天，便跟在了大部队后面向塘沽进发。当时东北解放正大军南下，顺着铁路沿线直奔塘沽，边走边打，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敌人沿路据点一扫而光，一直进入了北塘镇。当天晚间下起了大雪，连下3天，雪有1尺多厚，因盐滩地势低洼，重武器不好拖带，进入北塘的解放军有3万余人，是准备打塘沽的。由于一下子驻扎了这么多人，连喝的水都不够了，北塘只有9眼地下井，白天黑夜都有人提水。为了做工事还牺牲了30余人，均死于敌人发射的炮弹。第3天晚饭后又有新的指示，不打塘沽先打天津，先放弃塘沽的敌人。因为我对地势熟悉，所以自告奋勇成了带路人。我带着地方的40多人由新河村奔中心桥，绕军粮城路过贯庄村，在这里休息片刻接着出发奔山岭子村、赤土村，过河天亮到了冯台子村，又休息一个时辰走到南淮淀，在南涧沽村吃晚饭时，得到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天津打下后，塘沽两三万敌军从海上坐船逃跑了，塘沽已是一座空城，接到消息后接管部队当晚立即出发，我们地方工作人员也跟着转移，晚饭后连夜往塘沽赶。当时河里冻着冰，我一上河堤就摔了一个马趴，夜里看不清，一摸才知道是个战壕坑，再一摸摸到人脸上，原来里面还有一个死尸。
到塘沽才开始亮天，当时看到地下许多枪支弹皮，我们到了天碱厂对过的新华路，找了一间没人的房子住下，马上开展工作。接管人员当务之急是负责治安和接收工作，因敌人从海上逃走，把所有的敌伪档案材料都带走了，我于当日中午在一个大土堆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胜利形势和军事管制法，到会群众有三四百人。因当时敌我不清，我就警惕的把手枪别在腰带上，这里的群众只是听说八路军和共产党并没见过，但相信我们有别于国民党，所以当时会场秩序还很安静，没有说话和交头接耳的。郭振邦主任也在会场，会议开得比较成功。
我们进塘沽是解放天津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月17日早上七点。在几天之内，塘沽改为天津市塘沽办事处，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克刚、郭振邦。办事处设为两区：东塘区、西塘区。东塘区由天碱以东至新港，西塘区由天碱以西至新河。除两区外还设有3镇为新河镇、大沽镇和北塘镇。农村设乡有胡家园乡、河头乡、中心桥乡和邓善沽乡。当时塘沽有12万人口，社会秩序稳定了，做买卖的也都开门做生意了。
在天碱门前住了两三天，我们就迁到西塘区的解放路粮局大院西侧二层小楼上，当时有十来人，有李树良、艾思才、张景顺、米秀琴等，李树良为区委书记，我为区长。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找区长，进来后一看，我根本不认识此人。这个人个子不高，长得挺精神的，他手里拿着手帕包着东西递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支电镀小手枪，还有20左右粒子弹，问其姓名和职业，似乎不情愿说，我也就不再过问，口头表扬了他。他叫我给个手续，我就给开了个收据，盖上了我的手印。事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因为这地方刚解放，隐藏的敌特还没有查清，如果来人一进屋就开枪，我腰里有枪也来不及啊，看来是自己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放松警惕了。次日，我把枪交给了军管会负责人，田惠中同志看到小枪之后赞不绝口，就带在了身上。
设区后主要任务一是抓社会治安，二是抓社会救济，抓救济的都是深入到户。这天，走到姓赵的一家，进屋一看病床上躺着六七个孩子，还有两个大人都是病着的。饭也吃不上，马上派人送去几十斤玉米面，白天工作，晚上写汇报材料，天天熬夜到很晚。有不少救济户都是亲自送上门的。
区政府任职
在西塘区待了六七个月，塘大办事处改为天津市塘大区政府，区长王培仁、副区长李自牧兼办公室主任，下设几个股，有财政股股长周继耕，有民政股股长谭贺光，还有文教股，我是调解股股长，调解股当时有3人，其他股都是三四人，原来的区公所改为街公所，当时我股有留用和录用人员。我吸烟却无钱买，连烟叶也吸不上，就捡别人的烟头抽，还不好意思叫人看见，就这样度过了两三个月。刚到调解股后几天，有一个妇女找我，问其男人张相臣如何？张原来是新河的人，在1946年曾为我军购买过汽油卖到解放区，后来其借机搞反情报，把解放区情况提供给敌占区，被我们察觉了，宁河县政府把他拘留起来，在国民党反攻时将此人处决。他女人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在宁车沽时，曾托过此人了解过敌占区的情况，所以她知道我的名字。我把她男人情况如实告诉了她，此之后再未找过我们，后来听说该女人改嫁到天津了。
调解股任务主要是调解社会上民事纠纷。那时既无法院也无民政组织，民事之间只有调解股负责，只是一段过渡的组织。我记得有一件重婚案，是一个天碱的职工，原来有老婆，后来又从妓院娶了一个小老婆，因为相互嫉妒，小老婆想用电谋杀大老婆，被察觉后，大老婆到调解股告状。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经调查后属实，属于重婚罪，将男的拘留一个礼拜，小老婆解除关系，该男人改过后仍为天碱职工，后来表现很好还当了工会干部。还有一起重婚案，但并未结婚，而是姘居，此事并未上诉，此人叫张德祥，是一个卖鱼的商人，生活比较富裕，其原配女人老实，男人搞了一个姘妇，当时在他家里一起过日子，两个女人之间相处的还和睦，政府成立后，有宁车沽人冯林明找张德祥做工作，解除了姘头，张德祥随冯林明找调解股说明情况，这个姘妇原是未婚之人，由中年一直与张德祥过到老年，这件事也没什么手续，就此了结了。
政府过渡了几个月，各股改为科，调解股改为社会救济科，主要是办理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在东沽组织生产自救，办起草袋加工厂。当时有闵林甲、齐云二人负责，草袋厂发展到数十人之多。到了1951年区建立市政工程队，把这部分人和草袋厂的人组成了市政工程队由齐云负责，这个工程队就是市政公司的前身，主要是维修道路和下水道工程。因为1950年下半年塘沽闹大海潮，马路水很深，带领一部分人到史家庄筑坝，才知史家庄很多人家以拾破烂为生，都是土房，为此边防水边自救。后来发动群众利用天碱炉灰渣取暖、卖钱，这个自救维持了一两年。那时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物价也低，每斤小米1毛钱，小鱼虾每斤三五分钱，大对虾每斤一两毛钱，人们拿着1毛钱真当10元和100元对待。
我的家属是在1949年秋才来的塘沽。因农村闹水生活无出路，所以来投靠我，妻子宋瑞珍带着四岁孩子来塘沽后，借了冯林明1间只有几平米大的土坯小厢房，只能安下一个灶、一张床，当时吃的粮食是用沉船水泡过的玉米晒干加工而成。一天，小孩三舅从家乡来塘看望，看到我的手枪挺好奇，就拿过来就摆弄，不料“砰”的一响，子弹打到灶口处，险些把孩子打到，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就把他好一顿批评，并做了自我检查，以后再也没有类似事件发生。在1950年上半年，发现一条沉船载的全是玉米，卸下后立即进行处理，全部卖出，我也买了一些洗干净晒干后用小磨每天磨着吃，味虽不好也吃了一段时间。有吃的了没烧也不行，我虽然是干部，但不能搞特殊，应该给同志们作表率，妻子宋瑞珍很理解我，就主动去捡煤渣烧饭。有时也跟着别人去缝补麻袋，每天能挣七八毛钱，就这样维持了两三年。到1952年下半年改工薪制，我定为行政15级，每月120元。在实行工薪制前每月给120斤小米、一条烟，还发一两双鞋，那时，一家6口人，120斤粮食不够吃，我们就俭省，紧着让孩子们吃，粮食虽然很便宜，但没有余钱买，更不能有怨言。1951年时，我还在区供销社时入120斤小米的股份，我是共产党员要响应政府号召呀！由于我是政府社会救济科长，上级还委任我为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委员，并颁发了证书，至今我还保留着。
之后我一心一意在塘沽从事领导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直到1983年12月离休。
（张丰年原著 李佑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