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世界上有些事就那么巧，在第三天下午3点半时，就有了李运昌的消息。那天，父亲他们说话兴致正浓，门铃忽然响了，佐天就朝我示意说，三呀（我行三），开门去！我打开门，来人是邮递员，送来了一封电报。佐天签收后急忙打开，原来是他们的老首长李运昌从中南海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8个字：“已平反望来京一叙”。佐天马上老泪纵横，手抓着电报在屋里激动地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马良也欣喜若狂，父亲也很高兴，因为李运昌不仅在冀东暴动时名闻遐迩，而且是习武之人节振国的师父，父亲对李运昌可以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佐天和马良急不可耐，决定马上去北京看望老首长，要带我父亲一同去，让我也陪同前往。他们商量完后，佐天当即就给陈伟达挂电话，说了想去北京看望李运昌，问陈书记能不能帮忙解决辆车，陈伟达那时是天津市委书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夜，我们几乎都没有睡好觉，佐天、马良二位老人忙碌着不知为李运昌老首长准备点儿啥礼品好，而父亲正选择戴哪些军功章叫老首长看呢，我更是高兴，长这么大，连北京都没去过，这回一下子要去中南海，心里那个激动劲儿真的没法表达了。
第二天早晨6点，陈伟达书记派的车就到了，是一辆浅绿色的大吉普，司机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有时间观念，听说要在8点前赶到北京，小伙子把车开得很快，但这几个老人却不嫌快，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北京。差20分8点，我们一行4人提前到达了中南海的南门，门口的哨兵很威严，一个标准的敬礼把车子拦下，佐天下去和哨兵说了情况，哨兵听说我们是来拜访李运昌将军就叫我们稍等，他向里面挂了电话，确认了后，叫我们下车，让司机把车开离门口，哨兵见我父亲胸前挂满勋章，马上恭敬地向我们行军礼，我父亲见状也习惯性地迅速还礼（父亲当时是穿着军装，是在河北疗养院时发的）。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从里面驶来，停在了门口，一个40左右岁的军人下车，看见戴着军功章的父亲也立正向我们行礼，并请我们上车。见两次有人向父亲敬礼，马良和佐天就打趣父亲说，铁军啊，我们俩都比你官大，可没有人向我们敬礼呀，瞧瞧，我们都是借了你的光啊！
走了大约有七八分钟，轿车停在了一座绿树掩映的平房前，我们刚下车，李运昌司令员就大步流星地迎了上来，一头白发，长髯飘飘，满面红光。父亲下车后向李运昌立正行礼，李运昌稍一愣，佐天马上介绍说这是铁军呀，李运昌马上满面笑容拉住我父亲的手说，哈哈，铁军？这不是尚武嘛，尚武呀！
在交谈中，李运昌说，早就听说武宝宁有“三只虎”，没想到铁军就是你尚武哇！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运昌说着还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拇指笔划了一下问，有这个岁数了吗？我父亲连忙回答说，首长，我今年65岁了。李运昌听后笑了说，呵呵，你就比我小7岁呀，还行，不减当年！又用手摸了摸我父亲的军装说，还保留着当年的军装啊。我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不是的，从部队带回的军装早就穿坏了，这是我1972年从疗养院回家特意要的，平时不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穿，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李运昌边笑边点头说，嗯，还是穿军装精神！听说我父亲去的是河北军区疗养院，李运昌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你能去那个地方疗养，不简单啊，可见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这只虎啊！我父亲连连点头说，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李运昌还提到了参加冀东大暴动的侯庆岚，对他的最后选择表示了惋惜（1945年日军投降后，侯庆岚加入了国民党62军151师，后任河北省先锋队第一大队长，1953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说当年他率部队打下鬼子炮楼，我还叫人送去9头大肥猪去慰问又发了嘉奖令呢！
李运昌还亲切地问我父亲，在回家待命期间怎么没去找我啊？然后又指着父亲对佐天、马良说，他要是找我，我也会叫他去冀东农民讲习所学习的，那样，也就会和你们一起去开辟根据地了。父亲就如实相告曾去找过节振国，想通过节振国找部队可节振国牺牲了的经过，李运昌听了，眼睛有些湿润说，节振国是个人才呀，可惜他牺牲的太早啊！
李运昌详细地询问了佐天、马良的情况，佐天、马良都一一作了回答，可等到佐天、马良关心地询问李运昌被关押和平反的情况时，李运昌很大度地哈哈一笑说，不提那些啦，我在山洞子里住着，无官一身轻，看书、打拳、练武功，挺快活嘛！说着还用手捋了捋雪白的胡子，你们看我像不像武功大师呀！众人见状都哈哈大笑。
佐天还向李运昌介绍我三叔田庆成，1944年被日本鬼子打瞎双眼但没死，那年正发大水，后经区委书记程功用大笸箩拉着去部队医院治疗保住了部分视力，1946年入党，1947年任村农会主席，1948年“搬石头”群众运动中被误杀，到现在也没有说法时，李运昌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乱弹琴！党和国家正在纠正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解决，你们回去马上找当地的政府部门落实。并对佐天说，这件事你出面，马良虽然了解一些情况，但他在湖北，联系不方便，你在当地就多过问一下吧！佐天当即表示回津后就找有关部门。后来，通过佐天和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等领导的努力，村里广大群众的证明，在1982年为我三叔平反，使我父亲心中一块沉重的巨石一下子落地，得到平反消息的那天，父亲异常高兴地说，感谢党给咱平反呀，这回庆成可以安息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0多年后，我在区档案馆看到了当年村、镇为我三叔平反的档案，东棘坨公社社长朱思让亲笔写下的证明：“根据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指示，为在搬石头运动中被错杀的田庆凯和田庆成两人落实政策。经核实，实属错杀，以示平反。”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几位老人谈笑风生，意犹未尽。这时，一个秘书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附在李运昌的耳旁轻轻低语，佐天、马良等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只见李运昌连连点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秘书走后，李运昌看了看手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邓老托秘书打来电话，邀我过去议事，本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吃顿便饭的，这下只好抱歉了！佐天、马良听说急忙起身告辞说，您去忙，我们也该返回了，以后再来看望您！
我们出来时，看到一辆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李运昌让我们先上了吉普车，还和我父亲握手说，铁军，谢谢你来看我啊！父亲握着李运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从北京回津后，又呆了一周，佐天派车送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不肯进家门，围着村子慢慢地转着给我讲他过去的战斗故事，讲着讲着就忽然不说话了，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过了一会，他终于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就更少说他自己的往事了。
第二天早晨6点，陈伟达书记派的车就到了，是一辆浅绿色的大吉普，司机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很有时间观念，听说要在8点前赶到北京，小伙子把车开得很快，但这几个老人却不嫌快，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北京。差20分8点，我们一行4人提前到达了中南海的南门，门口的哨兵很威严，一个标准的敬礼把车子拦下，佐天下去和哨兵说了情况，哨兵听说我们是来拜访李运昌将军就叫我们稍等，他向里面挂了电话，确认了后，叫我们下车，让司机把车开离门口，哨兵见我父亲胸前挂满勋章，马上恭敬地向我们行军礼，我父亲见状也习惯性地迅速还礼（父亲当时是穿着军装，是在河北疗养院时发的）。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从里面驶来，停在了门口，一个40左右岁的军人下车，看见戴着军功章的父亲也立正向我们行礼，并请我们上车。见两次有人向父亲敬礼，马良和佐天就打趣父亲说，铁军啊，我们俩都比你官大，可没有人向我们敬礼呀，瞧瞧，我们都是借了你的光啊！
走了大约有七八分钟，轿车停在了一座绿树掩映的平房前，我们刚下车，李运昌司令员就大步流星地迎了上来，一头白发，长髯飘飘，满面红光。父亲下车后向李运昌立正行礼，李运昌稍一愣，佐天马上介绍说这是铁军呀，李运昌马上满面笑容拉住我父亲的手说，哈哈，铁军？这不是尚武嘛，尚武呀！
在交谈中，李运昌说，早就听说武宝宁有“三只虎”，没想到铁军就是你尚武哇！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李运昌说着还伸出了大拇指和小拇指笔划了一下问，有这个岁数了吗？我父亲连忙回答说，首长，我今年65岁了。李运昌听后笑了说，呵呵，你就比我小7岁呀，还行，不减当年！又用手摸了摸我父亲的军装说，还保留着当年的军装啊。我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摇头说，不是的，从部队带回的军装早就穿坏了，这是我1972年从疗养院回家特意要的，平时不舍得穿，只有重要场合才穿，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李运昌边笑边点头说，嗯，还是穿军装精神！听说我父亲去的是河北军区疗养院，李运昌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你能去那个地方疗养，不简单啊，可见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这只虎啊！我父亲连连点头说，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永远不会忘记！
李运昌还提到了参加冀东大暴动的侯庆岚，对他的最后选择表示了惋惜（1945年日军投降后，侯庆岚加入了国民党62军151师，后任河北省先锋队第一大队长，1953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说当年他率部队打下鬼子炮楼，我还叫人送去9头大肥猪去慰问又发了嘉奖令呢！
李运昌还亲切地问我父亲，在回家待命期间怎么没去找我啊？然后又指着父亲对佐天、马良说，他要是找我，我也会叫他去冀东农民讲习所学习的，那样，也就会和你们一起去开辟根据地了。父亲就如实相告曾去找过节振国，想通过节振国找部队可节振国牺牲了的经过，李运昌听了，眼睛有些湿润说，节振国是个人才呀，可惜他牺牲的太早啊！
李运昌详细地询问了佐天、马良的情况，佐天、马良都一一作了回答，可等到佐天、马良关心地询问李运昌被关押和平反的情况时，李运昌很大度地哈哈一笑说，不提那些啦，我在山洞子里住着，无官一身轻，看书、打拳、练武功，挺快活嘛！说着还用手捋了捋雪白的胡子，你们看我像不像武功大师呀！众人见状都哈哈大笑。
佐天还向李运昌介绍我三叔田庆成，1944年被日本鬼子打瞎双眼但没死，那年正发大水，后经区委书记程功用大笸箩拉着去部队医院治疗保住了部分视力，1946年入党，1947年任村农会主席，1948年“搬石头”群众运动中被误杀，到现在也没有说法时，李运昌很生气地说，这简直是乱弹琴！党和国家正在纠正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解决，你们回去马上找当地的政府部门落实。并对佐天说，这件事你出面，马良虽然了解一些情况，但他在湖北，联系不方便，你在当地就多过问一下吧！佐天当即表示回津后就找有关部门。后来，通过佐天和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等领导的努力，村里广大群众的证明，在1982年为我三叔平反，使我父亲心中一块沉重的巨石一下子落地，得到平反消息的那天，父亲异常高兴地说，感谢党给咱平反呀，这回庆成可以安息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0多年后，我在区档案馆看到了当年村、镇为我三叔平反的档案，东棘坨公社社长朱思让亲笔写下的证明：“根据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易新指示，为在搬石头运动中被错杀的田庆凯和田庆成两人落实政策。经核实，实属错杀，以示平反。”
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几位老人谈笑风生，意犹未尽。这时，一个秘书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附在李运昌的耳旁轻轻低语，佐天、马良等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只见李运昌连连点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秘书走后，李运昌看了看手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邓老托秘书打来电话，邀我过去议事，本来是想和大家一起吃顿便饭的，这下只好抱歉了！佐天、马良听说急忙起身告辞说，您去忙，我们也该返回了，以后再来看望您！
我们出来时，看到一辆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李运昌让我们先上了吉普车，还和我父亲握手说，铁军，谢谢你来看我啊！父亲握着李运昌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从北京回津后，又呆了一周，佐天派车送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不肯进家门，围着村子慢慢地转着给我讲他过去的战斗故事，讲着讲着就忽然不说话了，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过了一会，他终于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就更少说他自己的往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