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父亲前半生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听我奶奶讲（我奶奶活了97岁，1982年去世），父亲很早就定亲了，女方是离我村3里远的高景村的。可是因为他老是和日伪军打仗，离不开部队也根本无心考虑自己的婚事，直到1946年随部队去东北，后又随军南下一去不归，一直未能成家。等到了1952年，我奶奶就发了话，对没有过门但一直痴心等待的母亲说，你今年也快30岁了，庆德比你大8岁，按说早就该结婚，可他不回家咱有啥法儿啊！这样吧，不能再傻等了，你去部队找他吧。
  就这样，在我奶奶的支持下，没有一点文化的母亲，凭着对丈夫的想念与挚爱，毅然离开家乡，拿着父亲来信的地址，一路步行、坐车、乘船，只身奔赴了父亲的部队所在地——广西公安水上巡逻大队。
  一心忙碌工作的父亲，在异地他乡见到母亲，非常意外也非常激动。部队的领导见我母亲千里寻夫，才知道了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结婚，都为之感动，马上腾出了房间，亲自主持了婚礼为我父母完婚，然后就安排母亲住在了部队。
  一年后（1953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姐，这时，母亲发现了父亲有些异样，眼睛常直呆呆的，不爱说话了，且总是自言自语地念叨我三叔和他的一个战友的名字。部队领导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就送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父亲正常时，母亲问出了一些情况，一是因为在1948年底，担任村农会副主任的我的三叔田庆成被错杀（1982年平反）；二是他的一个战友，去广西苗族地区任县委书记，被土匪残忍地割首示众（本来上级定下这个战友任县委书记，他任县长的，只是战友早去了两天就遭遇了不幸，他来不及上任就改为带队剿匪了）。这两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大概是父亲也察觉了自己的病情不适合再在部队待下去了，就向部队领导提出了回乡的申请，部队的首长不同意，建议在部队休养，但父亲怕给部队添麻烦而坚决要求回乡了。
  1953年12月25日父亲复员，1954年元旦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县委书记杨志恒听县管民政的负责人说我父亲回乡，就和父亲见了面，让他留在县城工作，父亲拒绝县里的照顾，坚持回村当了农民。回村担任了13年的村党支部书记，还当了2年多东棘坨公社社长。我父亲起早贪晚，兢兢业业干得越来越起劲。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挨了批斗，还让他在本乡小顷店村举办的学习班里交心交罪了一个多月，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才允许回家，他受了委屈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党的信任和忠诚，他说世界上没有哪个领袖比毛主席伟大，没有哪个政党比共产党再好的了！
  父亲在当农民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1976年地震受灾，他从未向国家伸手要过照顾。有亲友见我家孩子多（4男3女）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你可是有功劳的人啊，又有那么多的战友当大官儿，找找去呀。父亲要不就是不理睬人家，要不就是暴怒地骂人家是放屁，吓得没人再敢劝他找政府或战友了。
  1969年，父亲的病犯得频繁了，县政府民政科的高维凡科长闻讯，赶来家中送父亲去河北省军区疗养院养病，父亲不愿意去，说反正这病死不人，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了，后来经许多人说合才去了，村里也安排了民兵田芬专程护送。由于我们兄弟姐妹都小，母亲不能陪同父亲，只有每年偶尔去看望一次。记得一次母亲探望父亲回家后，欣喜地跟我的大哥大姐说，疗养院的院长严铁军告诉她，上级已经作出决定，要将我们全家迁走到疗养院，我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没有丝毫声张但都在焦急地盼望等待，谁知一直等到父亲回家来了也没有动静，母亲悄悄问过父亲，父亲坚决否认。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按照传统习俗，要烧掉逝者的衣物被褥时，我们才在父亲的衣兜里发现了严院长给他开的全家迁移的介绍信，原来是父亲悄悄地把信藏了起来，怕给国家和政府增加负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