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内容
我想在结束我的全部叙述的时候，专门为我的连长许友和我的亲人们说几句话，因为我太想念他们了！
我1947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宁河县大队二连二排六班。当时的排长是许友同志。1946年4月随武宏来到宁河组建宁河县大队，当时只带来16人，许友是这16人之一。组建部队以后，他任二连二排排长。1947年9月县支队升编为冀东15军分区警备一团以后，武宏想把他调到三连任连长。当时王均连长也舍不得他，没有同意，所以许友就没有跟武宏走，留在了宁河支队。以后，县支队进行了整编，二连变为一连，四连变成了二连。不长时间，县支队又开始扩编补充了兵源，县支队升编为军分区警备四团。王均任警备四团副团长，许友同志任警备四团一连连长。
许友同志自组建宁河县大队以后，多次参加战斗。比如他参加了突袭美军弹药库、金钟河火烧敌战船、伏击闫家乡壮丁队、南胡庄阻击战、大张庄阻击战、奔袭军粮城打伙会、活捉美国兵、突袭盐警、大年初一追击战、杨村奔袭战等无数次的战斗。他作战勇敢，敢打敢拼，总是冲锋在前，立了多次战功，战士们都很尊重他。他带兵很严，但又很爱兵，训练时，谁不按规定达标，他绝不客气，会盯着你训练。但行军打仗，他却非常关心战士们，抢着帮战士们扛枪、扛行李。记得他当排长时，部队宿营，全排4个班，他要一个班一个班地检查战士们是否有水烫脚，而且还要坚持夜里查岗查哨。他比我们大不了两三岁，待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啊！他很喜欢我的枪法准，经常鼓励我好好打枪，记得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作为一名机枪手，你的每一次掩护，打向敌人的每一粒子弹，都在为胜利增添动力，都是在保护战士们的生命啊！那次打真武庙我负了重伤，在团卫生队不安心养伤，跑回部队，他知道了不许我回班里，要我在连队卫生所休养，他说必须养好伤，才能打好仗。他安慰我，身体是本钱，好好养伤，仗是有你打的！
不幸的是，1948年4月29日，他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天，他带领一个连在小王御史村伏击抢粮食的敌人，在带领我们追击逃跑的敌人时，遭遇了大量的敌人援兵，在宋家坟，敌兵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指挥着战士们拼死突出了重围，不料就在他举旗发令时被敌人发现，中了敌人的子弹当场牺牲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士们把他的遗体抬回来，全连的战士们都悲痛万分，很多人忍不住放声痛哭。我们很多战士都认为他是我们警备四团最棒的连长，是人民的英雄连长。他带领战士们英勇奋斗，屡战屡胜，令敌人胆寒，他的牺牲是我们全团的巨大损失啊！和许连长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都十分怀念这位英雄的连长，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英雄！
一晃，连长，已经离开我们快70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还是那么魁梧年轻，走路还是快步如风，他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为了解放全中国，他血洒宁河大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宁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如果有来生，还有战争，我还做他的兵！
我的父亲叫马俊德，母亲姓刘，是王洪庄村人，都是勤劳淳朴的庄稼人。我和哥哥能一直安心干革命，除了党的教育，还有就是父母的支持了。哥哥参加革命工作比较早，我也在哥哥的带动下15岁就参加了民兵，参加打日本鬼子的活动如破交、埋地雷等。父亲母亲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但深明大义，说鬼子来咱家门口祸害人来了，都怕死谁去打他！到了1944年，我当了民兵分队长，我的工作更忙了，我和哥哥都顾不上家，父母不但没有怨言反而鼓励我们哥俩，说干好你们的工作啊，家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1947年村里进行土地改革，号召青年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我就报了名。当时心里也矛盾，刚结了婚，父母年纪又一年大一年，哥哥也忙得成天不着家，我再离开家……不料，父母知道了我的顾虑反而劝我说，报名报的对，咱是革命家庭，你不参军谁参军啊！还鼓励我说到部队得听首长指挥，好好干，打敌人要勇敢，别窝窝囊囊的，不要给家人丢脸！去部队的那天，村里用大马车送我们，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及家人一起把我送上车。
特别是1948年打真武庙时，我负了伤，从宁河到玉田然后转到了宝坻县的赵家铺，就在大夫为了保我性命，和我商量要锯掉双腿时，父亲和哥哥赶来看我了。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家乡距赵家铺有300来里路，父亲和哥哥没黑戴白地赶路，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赶了3天路才到医院。医院里病号很多有300多人，医院领导热情接见，但问清了是警备四团的马宜春时，却拒绝了父亲和哥哥与我见面，对我哥哥说，你弟弟正准备截肢手术，见了亲人容易激动，会影响情绪的。哥哥就央求医院领导，医院领导可能也真为难了，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父亲，您是愿意您的儿子平安，还是愿意您的儿子出事儿？我哥还要请求，我父亲拦住了说，只要儿子平安，我们听领导的！医院领导说你们爷俩休息两天再走吧。可是父亲哪里住得下啊，就给我留下5元钱回家了。到家后也没对我母亲和妻子说实话，只是装作很轻松样子说，嘿，不看不放心，这回一看是轻伤就放心了，再养个20上下天就出院啦！
我在打真武庙负伤养好后没敢回家，过后，母亲去部队看我，问我为啥出院后不回家看看，我说出来是怕母亲担心我，不让我再回部队，母亲笑了说了一段话，母亲说，我有你们两个儿子，一个做地下联络员，一个在部队打国民党，领导表扬乡亲们夸，你爸我俩觉得脸上特光彩，这是多光荣的事呀！你放心，妈不但不会阻拦你回部队，还会支持你回部队，只有解放了全中国，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母亲的话不但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们的指导员。指导员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大娘，您是马宜春的母亲，也是我们子弟兵的母亲，谢谢老妈妈！
我参军后，大小战斗打了好几十次，多次立功，并在火线入党。1948年10月份，立功喜报送回家，村干部在我家的门框上贴上《功臣之家》的匾牌，春节又在门前挂上大红灯，父母欢喜得和全家人看了又看，觉得很光荣。
我从部队到了地方武装部任职，后又到政府机关任了领导职务。哥哥解放后担任了公社管理员、乡敬老院院长、乡民政助理等职务，前两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临去世那年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咱俩能安心干革命，功劳最大的是爹和妈！
我的岳父叫李广洪，家住现在的芦台农场小堼村，离我村不到10里路。他是一个讲究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且又吃苦耐劳，深明大义的普通农民，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风里来雨里去的吃了不少苦。1947年，我报名参军，岳父也知道信儿了，就和我的岳母一起来到我家来看我，支持我参军。我的岳父母比我父母年轻，对我说，你别顾虑家，有我呢！就这样，我参军离开了家，哥哥工作忙得顾不上家，我的岳父就不声不响地多年照顾着我的家。
每年的春种时节，我的岳父会放下自家田地不管，先来帮我家种地。天刚蒙蒙亮，他会赶着自己的马车，带上农具，甚至连籽种都带来帮我家种地。接下来的耪地、耠青等农活儿，他老人家都要管，而且常常是自己带着干粮来，不惊动我的父母和哥哥，直接到我家地里去干活，中午在地里吃干粮，喝凉水，累了就躺在地上歇一会，然后干到天晚了才回自己的家。
秋收时节也是如此，怕我的父母和妻子着急，更怕我惦记着家里，总是先帮我家收秋，我的父母和哥哥每每提起这些事情，总是感激不尽。
岳父帮我照顾着家，几乎是事无巨细，连每年的春天泥房补漏，也常常是他老人家的活儿。他会在自己的家中铡好泥房的粘草，大清早就赶着毛驴车拉着粘草到我家，拉土、挑水、和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先把房盖泥好，余下的墙面就自己来干了，常常是忙到傍晚，才带着浑身的泥浆和疲倦回家去。
特别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怕影响我的情绪在部队不安心，岳父做主没有通知我，岳父对我的妻子说，不要怕，有爸在！宜春是部队的人，不要影响他！
1988年12月，一个飘雪的日子，特别的寒冷，我的老岳父去世了。出殡那天，见过太多的流血牺牲、只为战友流泪的我，跪在岳父的灵前，忍不住泪水横流。岳父（包括我的舅爷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给予岳父（和我的舅爷们）的却太少太少啊！我默默地祈祷着岳父一路走好，在天国安息，不再为我操心受累！
妻子李士英1929年12月9日出生在小堼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比我小两岁，结婚时才14岁，等到1947年我参军时她已有身孕就快生了，她知道当兵会有流血牺牲，但没有拉我的后腿，只是悄悄问我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我当时也没想好，就随口说生下来叫老人们随便给起一个名字吧，等以后有时间了咱再正式起名。我参军走的那天，她坚持和我的父母、岳父母送我，当我上了车后，她朝我挥手的刹那，我都不敢瞅她，怕看见她脸上的泪水，也怕她看见我的眼泪。
一年后，我们警备四团在黄庄大练兵，她和母亲去看我，见面后我就问她，怎么没把孩子带来啊，我想孩子了。妻子的眼圈马上就红了，眼泪也落了下来。在我的追问下她才流着眼泪告诉我，说你参军走了也就半个多月的光景，国民党就来到咱村一带要抓革命干部和家属。村里用大马车拉着革命军属奔八里庄去躲避，由于马车狂奔，我没有坐稳，一下子从车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造成了早产，孩子出生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她说完擦干眼泪反过来劝我不要伤心，她对我说，咱的孩子虽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杀害的，但也是他们作的孽，你要是想孩子、恨他们，就好好练兵杀国民党吧！
我知道她很坚强，她虽然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但是个革命的家庭，她的二叔在天津以理发的名义，走街串巷为八路军收集情报；三叔是地下党，从事着党的秘密工作；她的父亲也经常以去天津看望弟弟的为名，为共产党传递情报，所以她从小就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受着革命的熏陶和教育，在没和我结婚前就参加了村儿童团。她胆子很大，13岁就开始送鸡毛信，把情报缝在棉袄大襟里或挖野菜的篮子里。小堼村周围的村庄她都送过鸡毛信，还曾经和村里的另一位姑娘把鸡毛信送到过20多里外的桐城。
1943年和我结婚后，她就参加东棘坨村妇女会组织，支持我的抗日工作，特别是天津战役打响后，她和村里的妇女们负责照顾前线下来的伤员，把伤员安置在自己的家中，精心地关怀照顾，成了妇女会里的骨干，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我很高兴，她说，你是军人，我是军人的家属，怎么能落后啊！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1962年，上级批准家属随军，我回家接她到部队，母亲不同意，我当时思想有点不通，她就给我作工作说，顺者为孝啊，如今天下太平了，妈妈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留下你过安稳日子，你要理解啊。再说，我要是跟你走了，把老爸老妈留给哥哥和嫂子照顾合适吗？即使哥哥嫂嫂什么也不说，咱心里落忍吗！我听了妻子说的这番话，心里很受感动，只身返回了部队，但心里对妻子有说不出的敬佩和感谢。
后来，我调到了宁河县武装部任职，在唐山大地震前才把她和孩子接到身边，那时她已经45岁了，跟着我又经受了一场天崩地裂大地震的折腾。妻子的贤惠善良，村人有口皆碑；妻子的忍辱负重，更使我一生感动。我们俩现在有2男3女5个孩子，家庭的料理、老人的尽孝、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都是她替我完成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妇女，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可她从不讲，从不说啊！搬到我的身边后，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她本来应该喘口气轻松地生活，却又担负起对我的生活照顾。
2015年10月1日那天，我的老伴走了，活了88岁。我们结婚74年来，不论是年轻时天各一方的离多聚少，还是老来相守时的不离不弃，她是为我担惊受怕半辈子，受苦受累一辈子啊！送她火化的那天凌晨，趁着夜深人静，我说服家人，去灵棚陪了一会她，看了她最后一眼。她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棺罩里，但与我已是阴阳相隔了。她的面容很安详，大概知道我有国家的抚养和儿女的照顾才放心离去的。
我想和她说说话，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却想起她曾经和我说的掏心掏肺的一番话：“宜春，每次你的立功喜报送回家，全家高兴，乡亲们羡慕，可你知道我是啥心情吗？我是又高兴，又害怕呀！因为我知道，这立功喜报是用鲜血甚至是用命换来的啊！出生入死，你已经习惯了，但我不习惯也不敢习惯呀！所以，我总是担心。伺候老人、拉扯孩子、家里家外以及所有的活计我都不怕，唯独怕失去你，因为子弹不长眼睛啊！”
我心里祈祷着，老伴，你安息吧！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夫妻，我再也不会叫你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地生活……
我1947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宁河县大队二连二排六班。当时的排长是许友同志。1946年4月随武宏来到宁河组建宁河县大队，当时只带来16人，许友是这16人之一。组建部队以后，他任二连二排排长。1947年9月县支队升编为冀东15军分区警备一团以后，武宏想把他调到三连任连长。当时王均连长也舍不得他，没有同意，所以许友就没有跟武宏走，留在了宁河支队。以后，县支队进行了整编，二连变为一连，四连变成了二连。不长时间，县支队又开始扩编补充了兵源，县支队升编为军分区警备四团。王均任警备四团副团长，许友同志任警备四团一连连长。
许友同志自组建宁河县大队以后，多次参加战斗。比如他参加了突袭美军弹药库、金钟河火烧敌战船、伏击闫家乡壮丁队、南胡庄阻击战、大张庄阻击战、奔袭军粮城打伙会、活捉美国兵、突袭盐警、大年初一追击战、杨村奔袭战等无数次的战斗。他作战勇敢，敢打敢拼，总是冲锋在前，立了多次战功，战士们都很尊重他。他带兵很严，但又很爱兵，训练时，谁不按规定达标，他绝不客气，会盯着你训练。但行军打仗，他却非常关心战士们，抢着帮战士们扛枪、扛行李。记得他当排长时，部队宿营，全排4个班，他要一个班一个班地检查战士们是否有水烫脚，而且还要坚持夜里查岗查哨。他比我们大不了两三岁，待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啊！他很喜欢我的枪法准，经常鼓励我好好打枪，记得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作为一名机枪手，你的每一次掩护，打向敌人的每一粒子弹，都在为胜利增添动力，都是在保护战士们的生命啊！那次打真武庙我负了重伤，在团卫生队不安心养伤，跑回部队，他知道了不许我回班里，要我在连队卫生所休养，他说必须养好伤，才能打好仗。他安慰我，身体是本钱，好好养伤，仗是有你打的！
不幸的是，1948年4月29日，他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天，他带领一个连在小王御史村伏击抢粮食的敌人，在带领我们追击逃跑的敌人时，遭遇了大量的敌人援兵，在宋家坟，敌兵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指挥着战士们拼死突出了重围，不料就在他举旗发令时被敌人发现，中了敌人的子弹当场牺牲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士们把他的遗体抬回来，全连的战士们都悲痛万分，很多人忍不住放声痛哭。我们很多战士都认为他是我们警备四团最棒的连长，是人民的英雄连长。他带领战士们英勇奋斗，屡战屡胜，令敌人胆寒，他的牺牲是我们全团的巨大损失啊！和许连长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都十分怀念这位英雄的连长，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英雄！
一晃，连长，已经离开我们快70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还是那么魁梧年轻，走路还是快步如风，他的笑声还是那么爽朗。为了解放全中国，他血洒宁河大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宁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如果有来生，还有战争，我还做他的兵！
我的父亲叫马俊德，母亲姓刘，是王洪庄村人，都是勤劳淳朴的庄稼人。我和哥哥能一直安心干革命，除了党的教育，还有就是父母的支持了。哥哥参加革命工作比较早，我也在哥哥的带动下15岁就参加了民兵，参加打日本鬼子的活动如破交、埋地雷等。父亲母亲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但深明大义，说鬼子来咱家门口祸害人来了，都怕死谁去打他！到了1944年，我当了民兵分队长，我的工作更忙了，我和哥哥都顾不上家，父母不但没有怨言反而鼓励我们哥俩，说干好你们的工作啊，家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1947年村里进行土地改革，号召青年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我就报了名。当时心里也矛盾，刚结了婚，父母年纪又一年大一年，哥哥也忙得成天不着家，我再离开家……不料，父母知道了我的顾虑反而劝我说，报名报的对，咱是革命家庭，你不参军谁参军啊！还鼓励我说到部队得听首长指挥，好好干，打敌人要勇敢，别窝窝囊囊的，不要给家人丢脸！去部队的那天，村里用大马车送我们，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及家人一起把我送上车。
特别是1948年打真武庙时，我负了伤，从宁河到玉田然后转到了宝坻县的赵家铺，就在大夫为了保我性命，和我商量要锯掉双腿时，父亲和哥哥赶来看我了。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家乡距赵家铺有300来里路，父亲和哥哥没黑戴白地赶路，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凉水，赶了3天路才到医院。医院里病号很多有300多人，医院领导热情接见，但问清了是警备四团的马宜春时，却拒绝了父亲和哥哥与我见面，对我哥哥说，你弟弟正准备截肢手术，见了亲人容易激动，会影响情绪的。哥哥就央求医院领导，医院领导可能也真为难了，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父亲，您是愿意您的儿子平安，还是愿意您的儿子出事儿？我哥还要请求，我父亲拦住了说，只要儿子平安，我们听领导的！医院领导说你们爷俩休息两天再走吧。可是父亲哪里住得下啊，就给我留下5元钱回家了。到家后也没对我母亲和妻子说实话，只是装作很轻松样子说，嘿，不看不放心，这回一看是轻伤就放心了，再养个20上下天就出院啦！
我在打真武庙负伤养好后没敢回家，过后，母亲去部队看我，问我为啥出院后不回家看看，我说出来是怕母亲担心我，不让我再回部队，母亲笑了说了一段话，母亲说，我有你们两个儿子，一个做地下联络员，一个在部队打国民党，领导表扬乡亲们夸，你爸我俩觉得脸上特光彩，这是多光荣的事呀！你放心，妈不但不会阻拦你回部队，还会支持你回部队，只有解放了全中国，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母亲的话不但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们的指导员。指导员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大娘，您是马宜春的母亲，也是我们子弟兵的母亲，谢谢老妈妈！
我参军后，大小战斗打了好几十次，多次立功，并在火线入党。1948年10月份，立功喜报送回家，村干部在我家的门框上贴上《功臣之家》的匾牌，春节又在门前挂上大红灯，父母欢喜得和全家人看了又看，觉得很光荣。
我从部队到了地方武装部任职，后又到政府机关任了领导职务。哥哥解放后担任了公社管理员、乡敬老院院长、乡民政助理等职务，前两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临去世那年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咱俩能安心干革命，功劳最大的是爹和妈！
我的岳父叫李广洪，家住现在的芦台农场小堼村，离我村不到10里路。他是一个讲究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且又吃苦耐劳，深明大义的普通农民，十几岁就给地主扛活，风里来雨里去的吃了不少苦。1947年，我报名参军，岳父也知道信儿了，就和我的岳母一起来到我家来看我，支持我参军。我的岳父母比我父母年轻，对我说，你别顾虑家，有我呢！就这样，我参军离开了家，哥哥工作忙得顾不上家，我的岳父就不声不响地多年照顾着我的家。
每年的春种时节，我的岳父会放下自家田地不管，先来帮我家种地。天刚蒙蒙亮，他会赶着自己的马车，带上农具，甚至连籽种都带来帮我家种地。接下来的耪地、耠青等农活儿，他老人家都要管，而且常常是自己带着干粮来，不惊动我的父母和哥哥，直接到我家地里去干活，中午在地里吃干粮，喝凉水，累了就躺在地上歇一会，然后干到天晚了才回自己的家。
秋收时节也是如此，怕我的父母和妻子着急，更怕我惦记着家里，总是先帮我家收秋，我的父母和哥哥每每提起这些事情，总是感激不尽。
岳父帮我照顾着家，几乎是事无巨细，连每年的春天泥房补漏，也常常是他老人家的活儿。他会在自己的家中铡好泥房的粘草，大清早就赶着毛驴车拉着粘草到我家，拉土、挑水、和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先把房盖泥好，余下的墙面就自己来干了，常常是忙到傍晚，才带着浑身的泥浆和疲倦回家去。
特别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怕影响我的情绪在部队不安心，岳父做主没有通知我，岳父对我的妻子说，不要怕，有爸在！宜春是部队的人，不要影响他！
1988年12月，一个飘雪的日子，特别的寒冷，我的老岳父去世了。出殡那天，见过太多的流血牺牲、只为战友流泪的我，跪在岳父的灵前，忍不住泪水横流。岳父（包括我的舅爷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给予岳父（和我的舅爷们）的却太少太少啊！我默默地祈祷着岳父一路走好，在天国安息，不再为我操心受累！
妻子李士英1929年12月9日出生在小堼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比我小两岁，结婚时才14岁，等到1947年我参军时她已有身孕就快生了，她知道当兵会有流血牺牲，但没有拉我的后腿，只是悄悄问我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名字，我当时也没想好，就随口说生下来叫老人们随便给起一个名字吧，等以后有时间了咱再正式起名。我参军走的那天，她坚持和我的父母、岳父母送我，当我上了车后，她朝我挥手的刹那，我都不敢瞅她，怕看见她脸上的泪水，也怕她看见我的眼泪。
一年后，我们警备四团在黄庄大练兵，她和母亲去看我，见面后我就问她，怎么没把孩子带来啊，我想孩子了。妻子的眼圈马上就红了，眼泪也落了下来。在我的追问下她才流着眼泪告诉我，说你参军走了也就半个多月的光景，国民党就来到咱村一带要抓革命干部和家属。村里用大马车拉着革命军属奔八里庄去躲避，由于马车狂奔，我没有坐稳，一下子从车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造成了早产，孩子出生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她说完擦干眼泪反过来劝我不要伤心，她对我说，咱的孩子虽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战场上杀害的，但也是他们作的孽，你要是想孩子、恨他们，就好好练兵杀国民党吧！
我知道她很坚强，她虽然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但是个革命的家庭，她的二叔在天津以理发的名义，走街串巷为八路军收集情报；三叔是地下党，从事着党的秘密工作；她的父亲也经常以去天津看望弟弟的为名，为共产党传递情报，所以她从小就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受着革命的熏陶和教育，在没和我结婚前就参加了村儿童团。她胆子很大，13岁就开始送鸡毛信，把情报缝在棉袄大襟里或挖野菜的篮子里。小堼村周围的村庄她都送过鸡毛信，还曾经和村里的另一位姑娘把鸡毛信送到过20多里外的桐城。
1943年和我结婚后，她就参加东棘坨村妇女会组织，支持我的抗日工作，特别是天津战役打响后，她和村里的妇女们负责照顾前线下来的伤员，把伤员安置在自己的家中，精心地关怀照顾，成了妇女会里的骨干，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我很高兴，她说，你是军人，我是军人的家属，怎么能落后啊！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1962年，上级批准家属随军，我回家接她到部队，母亲不同意，我当时思想有点不通，她就给我作工作说，顺者为孝啊，如今天下太平了，妈妈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留下你过安稳日子，你要理解啊。再说，我要是跟你走了，把老爸老妈留给哥哥和嫂子照顾合适吗？即使哥哥嫂嫂什么也不说，咱心里落忍吗！我听了妻子说的这番话，心里很受感动，只身返回了部队，但心里对妻子有说不出的敬佩和感谢。
后来，我调到了宁河县武装部任职，在唐山大地震前才把她和孩子接到身边，那时她已经45岁了，跟着我又经受了一场天崩地裂大地震的折腾。妻子的贤惠善良，村人有口皆碑；妻子的忍辱负重，更使我一生感动。我们俩现在有2男3女5个孩子，家庭的料理、老人的尽孝、孩子们的抚养和教育都是她替我完成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妇女，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啊，可她从不讲，从不说啊！搬到我的身边后，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她本来应该喘口气轻松地生活，却又担负起对我的生活照顾。
2015年10月1日那天，我的老伴走了，活了88岁。我们结婚74年来，不论是年轻时天各一方的离多聚少，还是老来相守时的不离不弃，她是为我担惊受怕半辈子，受苦受累一辈子啊！送她火化的那天凌晨，趁着夜深人静，我说服家人，去灵棚陪了一会她，看了她最后一眼。她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棺罩里，但与我已是阴阳相隔了。她的面容很安详，大概知道我有国家的抚养和儿女的照顾才放心离去的。
我想和她说说话，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却想起她曾经和我说的掏心掏肺的一番话：“宜春，每次你的立功喜报送回家，全家高兴，乡亲们羡慕，可你知道我是啥心情吗？我是又高兴，又害怕呀！因为我知道，这立功喜报是用鲜血甚至是用命换来的啊！出生入死，你已经习惯了，但我不习惯也不敢习惯呀！所以，我总是担心。伺候老人、拉扯孩子、家里家外以及所有的活计我都不怕，唯独怕失去你，因为子弹不长眼睛啊！”
我心里祈祷着，老伴，你安息吧！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夫妻，我再也不会叫你担惊受怕，受苦受累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