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是宁河区东棘坨镇东棘坨村人，1927年5月出生。我们村在宁河区西北部大洼地区，村里有几百户人家，上千口人，是全镇最大的村庄，人老实厚道，庄风也好，邻里相处都很和谐，谁家有个为难招灾的事情大家都能互相帮忙。村里土地不少，但多数比较肥沃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大多数的村民都是佃户，有的租种一些土地，有的给地主家扛长工。还有一部分最好的地属于军阀齐燮元家，当地叫“财主地”。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的老百姓，秋天收获时，三分之一的粮食要交给财主或佃主，但好在土地比较多，年景好时能解决温饱甚至有一点余粮，但遇上灾荒年，粮食就不够吃的了，有些人家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开始了全面侵华。侵占了东北七省，建立了满洲国，很快又向平津扩张侵略。日本鬼子攻破了长城，在不长时间内，包括我们宁河区在内的冀东22个县都被日本鬼子占领了，冀东人民成了亡国奴。日本鬼子在冀东地区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他们建据点、修炮楼、实行法西斯统治。1941年的时候，我们村周边地区也来了日本鬼子和伪军。在我们村临近的板桥、黄庄、艾林庄等村庄驻扎了队伍，并在所住的村子及交通沿线修筑了碉堡、挖掘了深沟壕等工事，实行所谓的“强化治安”统治。这些日本鬼子把中国人不当人，从据点路过要检查搜身，还得向鬼子们点头哈腰，鞠躬敬礼的，否则看你不顺眼，非打即骂。大约是
  1942年开始，鬼子开始进行了奴化教育，像板桥、潘庄等据点，学生所用的课本，不再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传统文化，而是增加了“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奴化教育内容，具体课程除了国语、算术外，还让学生学习日语，这些都是日本鬼子妄图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阴谋。可是，在我们村和相邻的前、后大安，西棘坨、王洪、李店、胡晋等村，因为是八路军区小队频繁活动的地盘，没有教师敢来教日语，日伪军也清楚实行不起来。
  那时我们村里的老师是孙炳章和他的妹妹，是玉田县人，也恨日本鬼子，再加上受八路军的宣传教育，激发了民族爱国心，根本不听鬼子汉奸那一套。
  这些据点里的日本鬼子非常凶狠残暴，经常带着伪军到周边各村讨伐，杀人放火、抓八路、抓民兵，特别是到处抢粮食，因为日本军队需要军粮。他们在宁河县境内的马鞍子、马从庄以北，廉庄、于怀庄子以南，建立军粮生产基地，就是人们常说的“高丽圈”。在大北涧沽村、任凤村、茶淀、军粮城等地方，实行“米谷统制”，宁河县农民种植的水稻必须交给日本人，不得自己食用。日本鬼子还经常下村入户突击抽查，如果发现有吃大米的人，立即抓走，轻的打得死去活来，重者要丧命的。当时的艾林庄是鬼子据点，住着少数鬼子和伪军，他们每七天到我们东棘坨村检查一次户口，搜刮一次粮食，而且还见啥抢啥。每到一户稍有不从非打即骂，老百姓只好把粮食千方百计地藏起来。有一次敌人到东棘坨村检查时，没有搜到一点粮食，就把一些被查户的成年人和老人都抓了起来毒打，有个叫马树斋的农民被他们打得一个多月没有下炕。
  抓劳工
  为了加强统治，日本鬼子大肆破坏耕地修公路，他们还修炮楼、挖壕沟、建据点，疯狂地抓来大批民夫来干这些苦工。东棘坨村有很多人都被日本鬼子逼迫着给他们去干过各种各样的活，人手不够时，鬼子就组织讨伐队下乡四处抓劳工。在家门口被抓做劳工还有家能回，而被鬼子抓到日本去做劳工的就惨了，不但一去几年不能回家，甚至不少人没有等待解放就惨死在日本了。像我们村霍学森的岳父，在出门的路上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押到塘沽被塞进闷罐车送到了日本，一去就没有回来，连个尸首都没见着。
  离我们村不远的前大安、后大安村，那时叫前蛤蜊堼、后蛤蜊堼，就有六七个人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这些人，有的是在村里被抓的，有的在地里正干着活就被抓走了。被抓后就押往塘沽，用船运到日本。当时有一名村民在塘沽就被折磨死了，后来小日本完蛋了这些人只回来3个人。当时有好几个人都有老婆孩子了，没办法，老婆就只好改了嫁。
  王洪庄子有个叫李玉阁的，算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投降后活着回来了。他是1943年的冬天，就该到1944年的阳历年了（元旦），他赶着马车去北塘卖粮，为的是卖点钱好买点年货过年，做梦也没想到叫日本鬼子给抓了劳工。鬼子把他押到塘沽新港码头，投进用电网圈起的临时监狱。家里人不知出了啥事儿，寻思着一个大活人咋两三天没个踪影？就托人到北塘去打听，有个开店铺的好心人告诉说，前几天有个赶马车卖粮食的人叫日本鬼子给扣了，抓了劳工了，听口音像老北（那里管宁河这边人叫老北）。马车、粮食没有啦，人也没有啦，家里塌了天！直到抗战胜利，李玉阁才死里逃生回了国。回国的李玉阁告诉家人，他当年和200多名壮丁，被押往日本静冈县的一座铝矿做劳工。在那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着日本工头的严密监视。为防止他们逃跑，日本监工每天要几次点名，早起整队要点名，干活前要点名，吃饭要点名，收工要点名，反正就是防备劳工逃跑。劳工们一天要抡着锤头、大镐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除了上山开矿外，下山后就要被关进低矮潮湿的工棚，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哪个劳工如果生病了，就会被扔进病号房，所谓的病号房，就是等死，日本人根本不给劳工治病，死了就叫活着的劳工拉出去埋掉。所以，劳工们生了病都不敢吭声，自己忍着，忍着也许能有条活命呢！李玉阁告诉乡亲们，宁河县东塘坨的李永年就是因病被投进病号房死的。他在挖坑埋这位老乡时做了记号，日本投降后回国时，他偷偷带回了两块骨头，捎给了李永年的家人。
  跑敌情
  那时候，日本鬼子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经常下乡抓人、抢粮、抢东西，甚至烧房子。人们都提心吊胆地听着敌人的动静，随时准备跑出村子躲避，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跑敌情”，也有的叫“躲讨伐队”。
  一听说鬼子汉奸从炮楼据点出来，村里的成年人就不敢在家里睡觉，都躲藏在庄稼地里去睡，身子底下铺个被子或铺条口袋。男的怕被日伪军抓劳工，女的怕被糟蹋了，党员、民兵如果被抓更是有生命危险的。但即便这样，很多村庄也没有躲过惨案的发生，很多人被抓去修据点、建炮楼，有的送到日本做劳工，还有不少党员、民兵被杀害。
  后来共产党八路军想出了办法：一是在敌人的据点安排内线，敌人一有风吹草动，要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内线就给八路军通风报信；二是各村民兵、儿童团有专门传信儿的，敌人从据点一出来，就密切观察，一村接一村地传达敌人的行动信息，人们做好粮食坚壁和人员躲避的准备，常常叫敌人的讨伐、抢掠扑空。我哥哥马玉春，就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我嫂子是黄庄的娘家，我哥就经常住在黄庄老丈人家。他老丈人家开着酱油铺，我哥表面是帮老丈人料理店铺，实际上是在那里收集日伪的情报，因为黄庄当时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大据点，天津海光寺的鬼子经常到黄庄去。我嫂子叫吴桂英，非常了不起，特别有主意，知道我哥哥干的是掉脑袋的工作，不但不阻拦反而支持我哥哥，为了掩护我哥哥，她住娘家时，就左邻右舍地放风说我哥哥是来这里开店的。我哥哥搜集到情报以后就及时报告八路军，那时，我哥常接头的人叫牛焕新，这个人当时是八路军的什么干部我不知道，但知道牛焕新解放后当了宁河县武装部的副部长。
  不过，防范的再严也有突然的情况发生。记得有一次，日伪军从潘庄出发，到了离我村八里远的大港（读奖音）村时，村里的人们才知道，我们年轻人就开始往村外跑，一般我们都往黄庄跑，尽管那里是鬼子的治安区，但反而安全，因为敌人不会想到我们敢往他们统治的地方跑。我和民兵王永利、李树平等一大帮年轻人跑得快，很快跑过了小芦庄，临近了黄庄村。而个子矮小的张学增和腿脚有点毛病的李振东跑的慢，被远远甩在了后面，鬼子的马队追到小芦庄时，他们刚过小芦庄。鬼子先是抓住了小芦庄的伪保长，问他看没看见民兵八路的从村里跑过（小芦村是去黄庄的必经之路）。小芦庄的伪保长骗他们说，没有看见！见小芦庄的保长不说实话，鬼子恼羞成怒，残忍地用刺刀把保长挑死了，肠子都流了出来，然后向村西追去。因为鬼子是骑马，很快就追上了张学增和李振东，把他俩抓起来用绳子拴在马尾巴上拖着跑，把他们弄得血肉糊糊的了，看着他们气息奄奄的，也不像民兵八路的样子就放了。他俩虽然捡了一条命回来，但经历了这一场折腾惊吓，差点死掉，身体一直病病殃殃的。
  抗日火种
  1942年的时候，我们村来了共产党八路军。他们秘密深入各家各户宣传抗日主张，那时候我岁数还小，记得当时的共产党的干部有李志（佐天）、马良等人，是冀东军分区派来的。我们这里当时是冀东军分区武宝宁抗日联合县三区，区长是马良，区委书记是佐天兼武委会主任。后来，除佐天、马良外，陆续还有一些干部如何仁（宝坻县董官庄人）、劳动、野明、@、斯民、成功等都来过我们村，这些人基本都是化名，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这些人进村先建立堡垒户，白天在堡垒户家中隐蔽，或躲在野外的青纱帐中，由堡垒户给通风报信，晚上秘密召开部分群众会，宣传抗日道理，号召群众起来抗日，动员热血青年参加区小队，我村先后有赵连敏（号德林）、马普红、张学林、王作富等人参加了区小队和八路军。他们还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因为那时候发展党员保密，特别是堡垒户家的党员，保密更严。再加上党员一般不参加村里的公开活动，因此群众根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有当时的村干部知道。所以，等到日本鬼子投降，党员开始公开了，许多人恍然大悟，哇，怪不得抗日那么积极呢，原来他是共产党呀！
  据解放后统计，我们村那时先后秘密入党的有李振伶、王玉明、胡克宽（化名古月）、刘长有、刘东太、王胜林、贾志忠、李振潮、高振兴、黄振玉等。为了便于工作，还发展了一些女党员、女干部，如马恩芬（马恩元的姐姐）、马云春（烈士马进春的姐姐）、于少英（李明春的大儿媳妇）、张赵氏（小名叫小白）、宋许氏（许吉祥的母亲）、李振环（李振福的姐姐）等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干部和骨干。这些人也和堡垒户的党员一样，都是地下党，当时极少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
  八路军的干部进村后，还秘密召集伪保、甲长开会，给他们讲，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到咱家门口祸害咱们，咱们不能给他们卖命，要团结起来和他们抗争。同时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他们“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给共产党八路军干事。那时的伪保长有的是汉奸指派的，不干不行；有的是村民花钱雇的，为了应酬鬼子汉奸。先后担任过伪保长的有王相林、李维荣、霍学明、贾永全、赵连瑞等。这些伪保长通过八路军的教育，明着给日本鬼子办事，接待来村的汉奸，给鬼子提供一些假情报，暗地里给八路军通风报信，为共产党办事，一些村干部、秘密党员不便出面的事都由这些伪保长出面去干。人们通俗地称他们是“两河水儿”。像王相林、李维荣等都属于这样白皮红心的伪保长，都掩护过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特别是李维荣，他弟弟李维贵家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堡垒户。
  条件成熟后就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残暴罪行，说明我们党抗日的主张和抗日必胜的道理。通过深入宣传，激发了广大老百姓的爱国热情，增强了老百姓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还秘密选出了村里的抗日组织政权和村干部，通过村干部，又建立了抗日民兵组织和确定了秘密交通员。我们村第一任村委主任是张学海，第二任是霍学英，第三任是高振中。还成立了民兵队，第一任民兵队长是霍学信，妇女主任是马恩芬，村干部还有姜汉章、高振兴（高还是区里特派员）。张学海曾是我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高振东、黄振玉、霍学英、王栋林等都当过儿童团长。秘密地下交通员有马玉春、胡克宽等人。
  我们东棘坨村是比较富裕的村，村里的富户多又比较开明，民风又好，所以上级开辟根据地时就选中了我们村作堡垒村，在1942年就组建了村政权，当时村的化名叫“更新”。大约在1943年的时候，我们村来了八路军武工队，武工队长叫夏新。他率领武装工作队号召老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解除佃户的租金。那时候，我们村是武宝宁抗日政权三区所在地。马良任区长，佐天任区委书记，区小队长是赵普。我那年15岁，就报名参加了民兵组织，在那时（1942年）民兵人数还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分成3个组，每组4至5人，我和王永利、李树德、李振宗是一个组。1943年民兵组织就扩大了许多，有四五十人了，到1944年，全村的贫苦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民兵组织，有100多人了，我曾当过民兵分队长、副队长、队长。那时候村里还有儿童团，大概黄振玉是儿童团团长。胡克长、马恩轩等都是儿童团员，由于他们人小胆子大，还派过他们去大港村、小堼村等地方送过鸡毛信，都表现得特别勇敢。从此，我们村的民兵、儿童团秘密开展了抗日活动，特别是配合区小队与日本鬼子和汉奸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很得区领导的信任和称赞。
  区委和县大队的主要领导都经常在我们村落脚和住宿，以便领导对敌斗争。当时我村附近的胡晋庄、后大安、王洪庄等村也是八路军的堡垒村，但可能是怕引起敌人的注意吧，我们村只住区干部，区小队的战士或其他有关人员如果要住宿，都要到其他村去住。当时，我们周边如板桥、艾林庄、黄庄、潘庄等较大的村庄日伪军都建了据点，交通沿线都修筑了碉堡，在据点周边还挖了壕沟。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民兵除白天参加劳动，夜间秘密开会，执行站岗放哨、向其他村传递情报、行坚壁清野等，还有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区小队对敌人进行打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割断敌人的电线，在敌人要经过的地方埋设地雷，防止敌人下村抢粮、抓劳工等。
  堡垒村的作用发挥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掩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埋雷破交骚扰敌人、传送情报等，还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较大活动。如1945年日本鬼子刚投降，武宝宁地区组织了支援东北解放民兵团，主要是帮助八路军接收东北，要去半年左右。当时是9月份，正值秋收，家中正忙不说，还要在东北度过冰天雪地，况且许多民兵根本没有离开过家门，连区里领导都有些顾虑，但我们村的民兵们从大局出发，一个村就有40多人踊跃报名，区县领导都很受感动。考虑有些人的身体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最后有20多人被批准参加。这些人是在村民兵队长霍学信的带领下，与县里其他地方的民兵一起步行去的东北。我记得那时我和哥哥马玉春一块报名了，可到出发前不知怎么就把我刷下来了，有我大哥没有我。后来我才知道上级不让我们哥俩都去，说二选一，哥哥和嫂子私下合计好了，说绝不能让弟弟去，因为毕竟是战争年代，哥哥和嫂子把生命的安全留给了我。同去的还有马建章，李振潮、张树华等。这些人真的很勇敢，不但在东北表现的非常优秀，过了春节东北顺利接收后返回时，每个人还扛回了一支三八枪和子弹100多发，到了玉田县的窝洛沽，用这些武器弹药装备了15军分区59团了。据说，他们回来的路上可真吃尽了千辛万苦，国民党封锁了火车、道路，这些人就全靠步撵，白天不行就黑夜走，大路有敌人拦截就走小路，有时连饭都吃不上，1000多里路，走了一个多月才赶回来的。区里给他们召开了庆功大会。后来还叫我哥哥找了村里一些人组织了贸易站，叫我哥哥当了贸易站站长，表面是做买卖，实际是经常到国民党敌占区买布买药等稀缺物品给咱们的部队。
  堡垒户
  我们东棘坨村，是抗日游击区的核心村庄，村子比较大，民兵也比较多，抗日工作非常活跃，是坚强的堡垒村，村里有不少忠诚可靠的堡垒户。那时堡垒户是相当保密的，除了共产党八路军和主要村干部知道，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怕被坏人告密。后来听我哥哥和老人们说，马良、佐天、大武宏等八路军的领导来我们村，常住在赵连生家（区小队战士赵连敏的叔伯哥哥）。赵连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很本分，妻子为人善良贤惠，这个户非常可靠。赵连生曾经有个事儿，很长时间在村里是个迷。那是1943年底，赵连生到集上卖牲口，但不知道怎么把卖牲口的钱丢了。回家后，见了乡亲们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也有人就怀疑，说赵连生平时仔细得掉一个豆粒都要扒拉着捡起来，咋会把卖骡子的那么一大笔钱丢了？而且也没见两口打架吵闹的呀？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当年是赵连生故意把卖骡子的钱落在了一个摊位上，然后，由暗地里接应的共产党员李振潮悄悄把钱拿走，交给了区小队长赵普了。
  据说，那时选择堡垒户基本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忠诚、可靠；二是要便于进入和撤退；三是有住处和粮食。还有，为了便于晚上出入，由村干部出面，动员近邻养狗的户，要找借口把狗处理掉。
  赵连生家中粮食比较充裕，其岳父是在东北做大买卖的，认识的人很多，八路军干部来了，若有人问时就说是岳父做买卖的朋友。他家是前后两层住宅，还有一间厢房。两间正房分别由哥俩住，厢房是马良、佐天等人居住。房子在村的最东边，房子后院连着庄稼地，一有情况就能迅速撤退。马良、佐天、大武宏管赵连生的老婆叫大姐，一次聊天，赵连生的老婆抱歉地说八路军住的厢房太窄屈了，马良说了一句“不要紧，你们家房窄但粮宽呀”。意思是说他家的房子虽然不太宽敞，但粮食充裕。直到2016年7月13日，在东棘坨村革命历史座谈会上，赵连生的儿子赵洪忠还激动地讲起他母亲跟他说过的这个“房窄粮宽”故事呢。
  还有一个堡垒户叫李维贵，就是烈士李振远的爷爷。有一次，区干部在堡垒户李维贵家正开着会，忽然，李维贵的哥哥伪保长李维荣来报告，说伪军马上要来了。李维荣叫弟弟李维贵安排区干部从后院向村外转移，他自己去村头应付敌人。李维贵叫自己的儿子李明春套上自家的大车，拉着区干部就朝七里海的方向跑，敌人发现了，就边追边喊边放枪，一直追了很远。家里人听到枪声响了很久，以为这回李明春肯定会被鬼子的枪弹打死，不料傍晚时竟安全回来。原来，李明春拉上区干部后，没敢怠慢，把大白马打得奔跑如飞，敌人眼瞅着追不上了，就气得胡乱放了一阵子枪。
  其实，李维贵人特别老实，且有点胆小怕事，但他的老婆特别能干，是李氏大家族里有名的二奶奶（李维贵行二），李氏家族的外事由哥哥李维荣负责，内事由二奶奶当家。李二奶奶脾气虽然暴躁，但遇事有主意，胆子也大，特别地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有一次，鬼子进村搜查八路军、区小队，正巧有一个八路军的女干部，化名叫“干青”的住在她家，二奶奶急中生智，告诉这个女干部就说是自己的女儿，又叮嘱自己的闺女、儿子管这个女八路叫姐姐，敌人端着枪进来了，小儿子李振才一下子吓坏了，哭着扑到女八路的怀里，女干部趁机把李振才抱在怀里哄说，弟弟，别怕，别怕，太君是抓八路的。敌人没有看出任何破绽，只好走了。
  这个堡垒户还有许多感动人的事。1947年，上级号召青年参军，李维贵老两口子带头动员自己的二孙子李振远去当兵，那时，李振远刚刚结婚，还没小孩呢，就和我一起参军了，1948年，就在大艇的战斗中牺牲了，李振远的父亲李明春赶着马车去芦台一带找部队去拉儿子的尸体，却没有找到，后来分析当时正值夏季，河水暴涨，尸体可能被水冲走了。家族的人闻讯都痛哭不已，这老太太很刚强，说，都别哭了，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都怕死，谁还去打仗！
  在这补充一件事情。这次去东棘坨村开座谈会，证实了我们当时分析的正确。烈士的弟弟李振才在会上讲了一件事：十几年前，在宝坻当教师的女儿李淑敏在外出的公共汽车上，发现一个老头总瞅她，把她瞅得都不好意思了。那个老头就对她说，姑娘别怪啊，我瞅你像一个人。淑敏就问像谁啊？老头说，像我的一个战友，他叫李振远，是宁河县东棘坨村的人。当知道李振远就是李淑敏的亲二爹时，老人就说起了大艇的那场战斗，说当时我们追敌人时被增援的敌人反包围了，敌人的火力很猛，我们突围时跑散了，到了蓟运河边，你二爹和我都中弹了，同时倒在了水中，那时河水正暴涨，我被冲出很远，在芦苇边被老百姓救了，你二爹被水冲得连尸体都没找到啊！
  后来，我还听说了他家的一件事。1948年，东北野战军打天津，部队路过号房子，这个老太太领着全家住草棚和牲口棚，把屋子让给部队住。儿子李明春和母亲一个心眼，连脾气都相似，只要为了共产党的事情，一切都能豁出去。尽管棚子里铺了厚厚的草，但时值冬天，把小儿子李振才冻得睡不着，觉得身下有东西在拱，拨开草一看是个大刺猬。
  东棘坨村惨案
  敌人把我们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遭遇了敌人两次疯狂的报复。
  一次是1943年的7月份，住在板桥村的日本鬼子队长清水带领着150多名日本鬼子和200多名伪军，在一天夜里突然包围了东棘坨村。由于村里人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村民都在家里睡觉，早晨5点多，敌人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大庙前的空地上，周围都是日伪军包围着。这些日本鬼子耀武扬威，日本翻译官小红和特务吴乃彬哇啦哇啦地叫喊了一通后，就从人群中拉出来张永善、张洪文、尚大等15名群众，用木棒边打边审问八路军和区小队的下落，以及村干部的姓名。这些群众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他们都宁死不屈，没有一个人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和村干部的姓名。敌人恼羞成怒，就用白布把这些群众眼睛蒙上，准备用刺刀挑死他们。
  由于特务吴乃彬是我们东棘坨村的女婿，他对村里的情况特别清楚，由他点名把八路军区小队的德林（赵连敏）的母亲抓来，由日本兵带到村大庙的院子当中，吴乃彬又把在村里老霍家扛长工的尚大从人群中叫出来，日本兵用木棒对其进行毒打，逼其承认是八路。长工尚大是山东人，是个暴脾气，长得也壮壮实实，不堪忍受日本兵的毒打，就夺过日本兵手里的木棒用力向这个日本兵打去，当即一棍子就把日本兵打倒在地，然后乘日本兵和伪军慌乱之际，拔腿就向庙外跑去。日伪军醒过闷儿赶紧开枪射击，但是没有打中尚大，尚大钻进高粱地里就跑了。这时候，日伪军气急败坏，决定先把给八路军办事的群众房子烧了，然后再把在庙中关押的群众和德林的母亲杀害。于是日伪军在特务吴乃彬的指引下，开始点燃了村中部分房子。等到敌人回到大庙要杀人时，天已经黑了，这时，区小队长赵普带着区小队战士们赶来解救乡亲们，正在王洪庄执行任务的赵连敏知道了消息也赶来了，他们从村外不同方向朝村里开枪射击。敌人以为八路军的大部队来了，加上害怕夜战，所以就急忙集合，仓皇地向艾林据点撤退了。敌人跑了以后，群民们开始救火，这时候，已经有不少家的房子在燃烧着，直到深夜才把火扑灭。
  第二次是在1944年4月的一天。我们村霍学信和贾志忠等村干部正召集民兵们在村大庙里开会，研究如何配合区小队，把敌人艾林村据点附近的公路和电线破坏掉的事，这时候，大港村的民兵送来情报，说日本鬼子100多人，还有伪军150多人，从天津海光寺出发，已经到了潘庄，据说要来东棘坨村和艾林村敌人的据点。我们村得到这个情报以后，由我负责把情报送到小堼村，区小队当时正住在这个村。区小队长赵普接到这个情报以后，分析到敌人这次来，报复东棘坨村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就马上组织区小队在我们村外埋伏，准备打敌人的伏击。当时区小队只有几十人，打伏击的目的就是想把敌人引开，干扰敌人报复，减轻老百姓的损失。
  果然，上午10点多钟，日伪军250多人包围了东棘坨村。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村里的青壮年这时候都已经撤离到了村外。日伪军进村以后，首先挨家挨户清查。甭说没有找到一个八路军和民兵，连一个青壮年也没有，敌人恼羞成怒，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把老百姓的粮食、鸡鸭统统掠走，为了防止老百姓给八路军和民兵做饭，还把全村家家户户的锅碗瓢盆和水缸全部砸碎捣烂。敌人把村里的财物都抢掠精光还不解恨，还叫嚣着要把房子统统烧光。
  正在这时候，在村外埋伏的区小队，为了迷惑敌人，把人员分散开来，从四面八方开始向村里打枪吸引敌人。敌人不知是计，马上集合队伍，向村外追去。区小队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出了村外，敌人不知虚实，怕被我们的大部队包围，没敢追多远就向艾林庄敌人的据点去了。在区小队的援救下，东棘坨村才躲过了毁灭性的一劫。
  敌人逃跑后，老百姓开始收拾被敌人破坏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家里都很穷，有限的做饭盛水的东西都被敌人砸烂了，除了埋藏的粮食外，鸡鸭畜禽也都被敌人抢走了，家里家外，一片狼藉，景象惨不忍睹。人们咒骂着日本鬼子，互相救济着生活。我家的锅碗瓢盆也都被捣烂了，多亏我婶子在柴草垛里藏了一口锅，不但我们家用，对门隔壁的都用着做饭，一直用到有外村的亲戚们送来锅碗瓢盆或买了所使用具为止。老百姓愤恨地说，日本鬼子这帮“夜挣玩意儿”连牲口都不如啊！
  杨拨庄和杨富村惨案
  我们村还不是最惨的，我知道最惨的要数杨拨村和杨富庄子。杨拨村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好几个人，杨富庄村，日本鬼子的大刀队一气砍死了十来个人。
  记得是1944年，快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了，杨拨村的民兵在区小队队长赵普的组织下，一夜之间就把宁河通往芦台的电话线割了，电线杆子撂倒了，使两处的日伪军顿时失去了联络。鬼子火了，第二天就带着特务们沿村报复，到了杨拨村，就把全村的人圈到村大庙的空场上，追问八路军的下落，要群众说出谁是参加破坏交通通讯的民兵。老百姓谁也不说，敌人就找伪保长，伪保长供出了两个人，敌人就把这两个人从人群中揪了出来，后来又用威逼的方法，抓出来3个人。这5个人都姓张，有两个被枪杀（后来知道是张启照和张启善），有3人是被刺刀挑了。对这5个人行凶后，日本鬼子又开始烧房，撤退时又把全村老百姓押向芦台，中途遇上瓢泼大雨，敌人狼狈不堪，老百姓才因雨被放回。
  杨富庄子惨案也是1944年，大约是在10月底。农历八月十五过了以后，日本鬼子的艾林庄通宁河据点的电话线，被八路军区小队组织的赵本、高庄、杨富等村的民兵给毁断。由于杨富庄子的伪保长告密，日本鬼子、伪军、汉奸还有鬼子训练的大刀队二三百人，连夜就把杨富庄子包围了，挨家挨户搜人，然后把全村的人都轰到村西路口围起来。特务头子吴乃彬，还有一个姓高的汉奸陪着鬼子军官，要老百姓交出八路军和破坏电话线的民兵，否则全村都死啦死啦的。吴乃彬是东棘坨村老张家的姑爷，两个小舅子都是正直的庄稼人且长得高高大大，相貌堂堂，两个小舅子看不惯他的行径，屡屡劝他不要作孽否则不得好报，特别是警告他在东棘坨不许杀人，否则一刀两断，所以吴乃彬除在东棘坨村有所收敛外，到其他村仍肆无忌惮。老百姓谁也不吭声，鬼子就叫那个告密的伪保长指认，从人群中拉出了9个人（后来，我看抗战史料时才知道这9个人是赵长利、刘文凯、李守先、刘连向、王怀秀、赵永、王殿奎、翟殿元、曹万春。当时知道有一个人是跟我们村老赵家有亲戚）。这9位民兵被押到村北的一块空地上，鬼子军官挥着战刀威胁他们，要他们说出八路军区小队的去向，这9个人谁也不说，鬼子气急了，就叫大刀队对这9个人行凶，这9个人真是好样的啊，有骨气！直到被大刀队都砍倒了，血流遍地啊，也没有一个人出卖八路军区小队的。
  后大安村惨案
  大约是1945年开春，家住后大安村（那时叫后蛤蜊堼）的第二区小队队长田铁军执行完任务想顺便回家看看老母亲，走到前大安时（那时叫前蛤蜊堼）天已经黑了，警惕性很高的田铁军忽然想到该打探一下情况才好，就敲开了前大安村头董申家的门，董申的父亲一见是他，马上紧张地告诉他说，可了不得，你们村有鬼子，千万不能回家！田铁军就从董申家借了一床被子，在路边的一个坟地里躺下休息边观察敌情。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田铁军迷迷糊糊中听见动静，黑暗中，鬼子已经到了跟前，连忙爬起来，朝着鬼子就开了枪。突然响枪，把鬼子打蒙了，田铁军就趁机跑回了区小队的七里海驻地。鬼子一死一伤，恼羞成怒，不知后来咋知道是田铁军干的，先是出一百大洋悬赏田铁军的人头，后来一看这招儿不灵，就由汉奸吴乃彬领着包围了前、后大安两个村，把两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了后大安村的街中心，威逼老百姓交出田铁军，否则就要杀人。这时，铁军的母亲一看敌人真要杀人了，就挺身而出说，铁军是我儿子，与老少爷们没关系！鬼子让吴乃彬问，你儿子上哪去啦？铁军的母亲说，他是八路军你们不知道哇，八路军去哪儿你们都不知道，我一个老婆子咋知道哇！把吴乃彬噎得说不出话，田铁军的母亲趁机小声狠狠地说，不学好，等我儿子回来收拾你！吴乃彬一下子愣了，吴乃彬是艾林村人，与后大安是邻村，只有二三里远。吴乃彬早就知道铁军会武术，又是神枪手，就吓得不再问铁军了，转问铁军的母亲说，你男人呢？田铁军的母亲说，死了！正好田铁军的奶奶刚去世，铁军的母亲还穿着孝鞋。敌人不甘心就问，你二儿子、三儿子呢？田铁军的母亲就说，都不在家，去黄庄了。日本鬼子不耐烦了，就开始烧铁军家的房子和抓人。躲在人群里的田铁军的三弟见事不好，就顺着墙根儿往村外跑，被鬼子发现了，开枪打倒在村外的水沟里。鬼子当时见打死了田铁军的弟弟（后来被人救活，人虽然没有死，但双眼被打瞎），又烧了房子，就撤退了，撤退时又把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抓走，在高景村的村头用刺刀挑死了。
  埋地雷和破交战
  记得是1943年的秋天，我正在地里收庄稼，民兵队长霍学信来找我，悄悄告诉我晚上去学校大庙里开会，我问他啥事，他没告诉我，只说有行动，你去了就知道了。天黑时我到了村中央的大庙，里面已经有六七个人了，点着泡子灯，队长霍学信给我们开会，很简短，说是有情报，黄庄据点的鬼子汉奸要下乡抢粮食，告诉我们这几个人夜里去黄庄道边埋地雷。我们事前有过训练，很多民兵都亲自埋过地雷，只有我是第一次。说完后就宣布分组，我和王永利一组，然后就散会，叫我们各自回去准备。约莫半夜时分，我们带上小镐子（埋地雷刨坑用），背上上级发的地雷就出发了，村子离黄庄18里，一个小时多点儿就能赶到那里的。
  摸黑到了离黄庄有四五里远的地方，我们就停了下来开始埋地雷。虽然是第一次，但我不害怕，还有点兴奋，我拿小镐子刨坑，王永利负责埋雷。我们把拉线放得长长的，然后趴到路边的庄稼地里，等鬼子汉奸来了好拉弦。王永利大我几岁，见我不害怕，很高兴，就说等看到把鬼子炸死你就更高兴啦！我们耐心等，可是，天都麻麻亮了，鬼子汉奸也没来。天大亮时，传来了信儿，说鬼子汉奸今天不出来了，要我们收雷。没炸到鬼子汉奸，心里挺遗憾的。但后来在艾林据点附近炸到鬼子了，心里就满足了。那天，得到的情报是艾林庄的鬼子汉奸要下乡讨伐。我们是凌晨4点左右去的，因为离的近，很快就到了，我们这回有经验了，埋好地雷再搞伪装，把真有雷的地方印上鞋印，或盖上破柴烂草，为了迷惑敌人，还布置了假雷。这伙敌人可能也是急着找死，天还没大亮就集合跑出据点上路了。地雷把鬼子汉奸炸懵了，乱成一团不敢往前走，就胡放枪，我们藏在庄稼地看着特别开心。我们还到过板桥据点附近埋过地雷，我们的这些行动，吓得敌人走路都提心吊胆的怕趟上地雷。
  我们还破坏敌人的交通道路，就是现在说的破交战。记得一次是十五的晚上，月儿很亮，我们村的民兵都到大庙集合，扛着铁锨，在民兵队长霍学信的带领下，到了从艾林庄到潘庄的公路上，开始挖沟，隔一段距离挖一条一米宽左右的深沟，把土尽量四下散着扔，造成敌人回填时也困难。破交战是许多村一起行动，分好路段，每次都有区小队的人组织和保卫，有时敌人知道消息赶来了，区小队的战士们就开枪阻击敌人，掩护民兵们撤退。
  我们还割敌人的电话线，砍电线杆，这也都是区小队组织，民兵参加，许多村一起行动。把敌人几十里长的电话线掐断，电线杆锯断，造成他们的联络通讯瘫痪，鬼子汉奸气急败坏，就经常到处抓民兵报复，但民兵群众反而有更多的人参加破交战。
  智取艾林庄炮楼
  记得有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就是大武宏的部队回来了，把老百姓恨坏了的艾林庄炮楼给拔了。而且部队没有一点伤亡，只朝天开了一些枪，洒了一些狗血，说是和平端炮楼。
  艾林庄是日本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修有高10多米的炮楼。最初只有一两个日本鬼子带着伪军驻扎着，到1944年的时候，鬼子感觉不妙，就跑到主要城镇的大炮楼去了，只有一帮子伪军把守，大约30多人，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怕哪一天叫八路军给端了。就是这年冬天，转战在外地的大武宏又到了宁河四区，人们一见大武宏来了，就纷纷要求把艾林据点拿下。大武宏和当时的四区区长@分析认为，认为这个据点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打下来不成问题，不过肯定部队会有伤亡，最好的法儿是智取。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些伪军里有不少是穷苦的老百姓，况且许多伪军家属也觉得当伪军不光彩，还说不准哪天八路军打炮楼把小命儿再丢了。于是，部队的干部和区里的领导就决定先瓦解守炮楼的伪军，利用各种关系与炮楼的伪军和其家属做工作，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不要再给他们卖命了。王洪庄子的伪乡长李玉轩、胡晋村的伪保长李勇也积极配合八路军，以慰问的形式去炮楼做工作。因为这两个村离据点最近，和伪军也熟。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不但不少伪军不愿给鬼子卖命了，连伪军的队长叫李连第的也不想给鬼子干了。
  于是，在一天晚上，根据商量好的方案，伪乡长李玉轩在家中宴请伪队长李连第和其他的头头，李勇作陪。席间，李连第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和心中的顾虑，这时，大武宏和区干部突然出现，大武宏郑重表示，只要放下武器，绝对不受伤害，而且既往不究，回家后也会受到保护。
  在大武宏给伪军头头做工作的空儿，区长@乘机离开，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去了艾林炮楼，和早已联系好的伪班长刘宝海见面，把伪军召集在一起，全部集合在院子里。这时，为预防万一，随后赶到的县大队已经把炮楼包围起来了。时间不长，大武宏和伪队长李连第等随后赶到，伪军列队向大武宏和@敬礼，交出了全部武器，一些伪军当即表示参加八路军。一些想回家又居住在当地的伪军担心回家后，被鬼子汉奸追查不好交代，大武宏和区领导体谅他们的心情，就找来一只狗杀了，把狗血洒在地上和炮楼的墙上，还朝天放了一阵子枪，以示这里经历过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村的青年民兵响应号召，在党的抗日组织带领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配合区小队给了日本鬼子和伪军以沉重打击，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鬼子投降后，我们村公开成立了革命政权，建立了党支部，有了党支部书记、村长、公安员、民兵队长、财粮员以及儿童团、妇救会等组织。而后，村里又实行了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没有土地的老百姓，老百姓分到了土地，吃饭有了保障，更加拥护革命政权。
  英雄人物
  与日本鬼子斗争中，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英雄人物，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受三年穷，出门别碰上大武宏”“宁受三年苦，出门别碰上铁军野明傻赵普”形象地描写了鬼子汉奸胆战心惊的心理状态。人们赞颂的大武宏是外地人，当时是县大队长；而“武宝宁，三只虎”之一的铁军，就是离我们村不远的后大安村人，当过二区、三区、五区的区小队长，跟唐山地区著名的抗日英雄节振国学过武术，身手不凡，枪法特别准，鬼子汉奸都怕他。有的伪军汉奸互相诅咒都说，
  “出门叫你碰上田铁军！”鬼子曾出100大洋悬赏他的人头。
  我前面已经讲了他的一些事，他的斗敌故事很多，如他带着赵普等人在黄庄集市上锄奸的事，到现在许多老人们还都津津乐道。那时候，宝坻黄庄是日伪军的大据点，是他们所谓“治安区”。敌人很嚣张，特别是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平日里更是耀武扬威的。黄庄有个大集市，逢集日，这些汉奸就欺行霸市，祸害老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田铁军是区小队长，听到老百姓的诉苦就报告了区委领导，区领导决定由他负责除掉为首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在1944年开春的一个集日，田铁军就带着野明、赵普化装成买粮人，进入了黄庄集市。因为有鬼子的宪兵队在集市上巡逻，弄不好，袭击伪军汉奸后不容易脱身。田铁军就决定保持距离，分开行动，谁发现了目标谁就动手，另外两个人听枪响马上配合掩护撤离，分散跑，去黄庄村东南方向的八里庄集合。赵普首先发现了那个汉奸，给了田铁军一个信号，田铁军示意赵普马上动手。这个汉奸还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还耀武扬威的咋呼着呢，赵普快速上前朝其脑袋一枪毙命，田铁军和野明此时也分别朝天开枪，这一下子炸集啦，整个集市顿时乱成了一锅粥，田铁军他们三人趁乱撤出了黄庄。此后，黄庄集市安宁了许多，那些汉奸们都不敢奓翅了，老百姓拍手称快。
  田铁军后来因病从部队回来，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但是他从没讲过自己的功劳，也从不给政府提要求照顾，上级曾安排他疗养，安排工作，都被谢绝，坚持回家当了农民直到1989年去世。
  还有我们村的赵连敏，号德林，长得高大魁梧，空手夺机枪的事迹，很多人都在传颂。那是1944年，他由区小队抽到了武宝宁县支队，在侦察排当侦察员。3月里的一天，根据内线报告，盘踞在潘庄的日伪军要外出讨伐抢掠。县支队长王全荣决定集中县支队和区小队的力量打一个伏击战。王全荣带上赵连敏连夜侦察地形，把伏击的地点设在了纪庄、杨庄、孙庄之间。当敌人进入纪庄后，发现情况不对，就架起机枪疯狂扫射。埋伏在村里、村边的县支队、区小队向敌人发起攻击，逃到村外的日伪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开始撤退。指挥战斗的王全荣支队长，抓过一杆长枪将鬼子的一个机枪手击毙，另一个鬼子抓起机枪刚想射击，就见赵连敏箭步上前，双手紧紧抓住滚热的机枪管，把鬼子和机枪一起拽了过来，随后飞起一脚把鬼子踢翻在地，夺过了机枪。他空手夺机枪受到了支队长王全荣的夸奖，很快就被提拔为侦察班长，但他的双手由于机枪管的烫伤，十个手指头都弯曲着，直到几十年后他去世时都伸不直。
  我们村也常常把赵连敏列为三只虎，说“宁河县三只虎，铁军、德林、傻赵普”。后来他负伤时在家养伤，没有随军南下，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也没有再找，就在村种地务农了。我当民政局副局长的时候，正好赶上给过去的老战士落实政策，就给他落实了军人政策（也给和我一起参军或前后参军的其他人都落实了军人政策）。当时大武宏在北京当了少将，听说赵连敏现在还是个农民后非常惊讶，也热情地给他出具了证明。
  多说几句啊，那个时候，经历过流血牺牲战争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活着就好！对名利和享受都看得很淡，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相信，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东棘坨村有个叫朱老二的，他的大名叫朱永岭，和我一块参的军，作战很勇敢，曾经在战场上救过我的命。几十年过去了，我当了县民政局副局长，一次到家乡去检查敬老院的工作，在乡敬老院我看见了他，他竟然在这里当了做饭的，我很震惊，就对他说，你没儿没女的，跟我走吧，我介绍你去县光荣院生活。不料，他笑着摇头说，我不去，比起牺牲的战友，这不挺好么！就这样，枪林弹雨中立过功劳的他，在乡敬老院默默地为孤寡老人们做了一辈子饭。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叫王俊友的，朱头淀人，和我是一年参的军，是我原建制班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无话不谈，他曾告诉我，他家兄弟三人，大哥不顾家，弟弟又小，他又参军在外，父母年事已高，他曾想着，等着革命胜利了，回家当个农民，守在爸妈身边，好好孝敬老人，过安稳日子！打茶淀时他负了重伤，是我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临牺牲前，他喘息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看来，我没有这个福气了，能活到全国胜利了，哥哥求你件事，替我常回家，看看我的爸和妈……
  多么令人感动的战友啊，经历了枪林弹雨，心中最大的愿望，竟是回家种地当农民伺候爹和妈！我记住了他的话，有了稳定的工作后，我就常去他的老家看望他的父母。在他的父母去世时，我赶去乡下分别为他的父亲和母亲披麻戴孝，送老人入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