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战国时期七里海
  七里海是古代大泽雍奴薮的淀泊之一。要讲战国七里海巨泽的人文历史，就不能不说蓟州山南滨海平原的两条通海的河流，即东部的鲍丘水和西部的漳水，这两条河流通过古泃水、庚水（州河）和沽水，承受众山之水而泄海。面积广阔的雍奴薮，成为靠山拥海的平原湖泊型濒海湿地，是人类樵采渔猎和农耕的首善之区，成为各诸侯王国争夺的利薮之源。从历史上看两霸争雄的是齐燕两国，还有无终、山戎国与之交恶。虽然战争不断，但七里海及周边的经济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战国时期鲁国居山东青州，齐国居兖州（今沧州）、德州，燕国居蓟州。纵贯古代巨泽七里海的古漳水，是齐燕两国的界河，后来这条河因黄河改道而湮废了。齐国与燕国争夺古代七里海的原因，主要是湖泊经济发达，给诸侯国带来盐渔之利。特别是芦苇和海水煮盐，成了税赋利益之源。强大的齐国拥有“展渠之盐”，就是七里海西部的渤海产盐区；病燕占有“辽东之煮”。燕国的都城在今蓟县的邦均镇。蓟县城是无终国都城。无终是周朝的子国，征服了令支、孤竹、丁伶等部落，不断强大，后来联合了山戎部落，成为同燕国抗衡的力量。受其威胁，燕国不得不把都城迁到临沂（易水）。后来燕昭王招揽贤能，国力强盛，命大将秦开发起对山戎胡人的战争，赶走无终山戎，拓地千里，在鲍丘水北岸建筑秦城（今宝坻境内），这是古代巨泽七里海的北缘。公元前663年之后，燕国曾将漳水流域临黄骅、沧州一带的湿地草地割让给齐国，主要是感谢齐军协助攻打东胡（山戎）之功。齐国的丞相管仲重视滨海盐业生产，齐的“展渠（渤海）之盐”，产地就是古代巨泽七里海。
  齐国得到燕地有一个历史典故。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犯燕国，燕向齐求救，齐军到燕地误入迷途，管仲说：“无终与山戎相连，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选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跟随无终国老马，出卢龙、过临榆、定孤竹，直捣山戎国都，为燕国开拓疆土五百余里，“老马识途”源于此战。战后燕为感谢齐割地相赠。后来两国关系恶化，齐军把燕惠公掳至齐国，这是公元前536年的战争。到了公元前355年，齐军渡漳水，大举侵略燕国，一直打到今宝坻县泃水与鲍丘水一带，距燕都（北京西南）仅百里。齐军因涉水远征，燕军以守反击，大获全胜，洗刷了当年燕惠公被掳的耻辱。此战事，在《水经注》泃水条中有记述。从七里海发掘出土的一些战国城池看，都与齐燕争雄的历史相关。
  七里海是海盐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规模盐场和盐母神话传说，均诞生在雍奴薮中的芦台，明代碑刻所标是七里海的东界，出土的制盐牢盆印记是“大富牢”，这是古芦台场的前身，是战国时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单位，把奴隶当牲畜拴牢，“大”为国之大宝，“富”指强军富国。有史记载，这是齐国管仲提出以盐铁而富国的主张。据《纲鑑易知录》记载，“桓公曰：我何以当国？（管仲）对曰：唯官（管）山、海不可耳。谨盐筴与铁官之数，其余轻重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就是说只有把山和海管理起来，山出铁，海出盐，把二者造册入籍，派官府管理起来，其余事就好办了。管子还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说明盐是人类必需品。齐国的晏子在与齐候论礼时还专门提及管理滨海湿地芦苇。据《左传》记载，晏子说：“山林之水，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衡鹿是管理林木的狩猎之官，大泽中的萑是芦苇，舟鲛是管理水泽的芦苇草荡之官。“薮之薪蒸”，其薮字代表战国时期的雍奴泽薮，薪为柴草指芦苇，蒸指煮盐业，这些由虞侯管理。“海之盐蜃”，指古代巨泽雍奴薮中的盐业和渔猎生产，由专门管理盐渔业的祈望官员管起来。考古“鹽”字的诞生，产生在雍奴泽薮的齐燕两国，左边的臣字代表由官家监管；卤字上面的人字，代表人工造盐，卤是原料，指海水或咸土；底部的“皿”，是进贡的托盘或容器。说明“盐”产生于齐燕两国的滨海地区，原因是山东的鲁国把咸称为“斥”，而齐燕则称为“卤”，后来“斥卤”成为盐碱的代名词。俗有“东斥西卤”之说，所以从盐字可以看出用人工造卤制盐，而不是用斥制盐。
  到了秦汉时期，进入中国统一的相对稳定时期，七里海的湖泊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明代《天府广记》所记载秦始皇筑“红心堤”看，在大小海之南，是七里海水深泽阔的湖泊区，没有科学勘测手段的古人，把它视为大海。从出土的文物判断，地处鲍丘水下游五千年高阜平阔的芦台，在西汉时期已成为管理一百个自然村的乡邑和管理盐业生产的中心。禹贡时期九河尾闾之地，人类尽享盐渔之利、舟楫之便，成为湖泊经济的富庶之地。
  （高殿清）
  红心堤与七里海
  史书《天府广记》、《日下旧闻》、《宁河县志》和日本出版的《唐土名胜图会》等，都记载了秦始皇筑红心堤的史事，这说明秦始皇灭齐、燕、赵等国后东巡，在古代巨泽七里海留下了传世的遗迹，它和碣石山一样成为传世名迹。历史的真实情况从《纲鑑易知录》和《史记》可略知一斑。
  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王不成，秦遂发兵灭燕。幽（北京）蓟（蓟县）之地为秦占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强大的齐国，吞六国，一统天下，更号“皇帝”，秦始皇帝自称“朕”，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古雍奴泽薮之地分辖于渔阳、上谷、右北平三郡；另外在燕国之地设辽西、辽东二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东游海上（渤海），观望海中碣石。《禹贡》中所言碣石山隐于海中，到始皇东巡已跨越近二千年，沧海巨变，后世众说纷纭，但有一家注说和七里海有关。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读本》中曹操《观沧海》注：“碣石，山名，曾位于古代滦河口附近（今大蒲河、七里海一带）的渤海岸边，北魏时沉入海中。”《禹贡》所言“夾右碣石入于河，”就是绕过碣石进入七里海的禹河（当时的古黄河）。汉、唐、宋等经学家研究认为，七里海东部的濡水（滦河）封大水（陡河），因中间是高山丘陵，不通舟楫，不通禹河，只有在九河泄海之地，寻找贡物漕船进出尾闾。秦始皇南巡时，禹河早已改道移出七里海。此时七里海是汪洋巨浸的深水湖泊，北部大海北村一带的红心堤，传说是秦始皇修筑的，为的是挡住海水。《日下旧闻考》记载：“红心堤在县东南二百里，秦始皇所筑，潮水虽湧而堤不没。”乾隆版《宁河县志》的“古迹”篇记载：“红心堤，在县西四十里小海北庄，距庄北五里，道旁有土埝一条。故老相传，即秦始皇所筑。红心堤今去海甚远，潮水不至矣。”
  红心堤的遗迹在大小海北村的北面，说明秦始皇时期，两村的庄基原是七里海的水域，脱陆后成村，红心堤挡的是七里海的湖泊之水。上世纪70年代开凿潮白新河，结合考古发掘证明，这一带有一些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城池，红心堤可能是保护城池的堤防。战国以来，此处是烽烟不断的古战场。《天府广记》在记载红心堤的同时，附有两首唐代诗人的悲诗。一为骆宾王所作《由易水过东沽》：“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日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其二是唐诗人李益《送客还幽州》：“惆怅秦城送独归，蓟门云树远依依。秋来莫射南来雁，纵遣乘春更北飞。”战争是为了争夺利薮之源，证明湖泊经济的发展受到历代王朝的关注。 （高殿清）
  七里海古遗址（迹）
  自建国后，七里海境内先后发掘出土古遗址20多处，古墓葬群3处，古城池3处，古窑址4处。这些古代遗址以战国时期和西汉居多，说明4000年前“围坊人”的足迹曾在七里海北部出现。其中，西塘坨双坨西汉古文化遗址等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塘坨双坨西汉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东、西塘坨一带，是4000年以前“禹贡黄河入海时的高岭地，古时就为人烟稠密地区。”1962年，在村西750米处发现，东西约1公里，南北0.5公里，有水渠穿流墓地，暴露遗物颇多，有绳纹砖、沟纹砖、麻纹砖等，为汉代、辽代古墓群。1975年在村西1500米处又发现，地势较其它地面高出1米许，面积为3万平方米，文化层深度为0.3至0.4米，遗物多有泥质灰板、筒瓦、陶釜、陶缸口沿、夹砂灰陶缸口沿及绳纹砖等。器物文饰有方格纹、菱纹、布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兰纹。从黑陶片及五铢钱等考证，是西汉时代居住遗址和墓葬地。
  元代墓葬和窖穴：相传元代时期，这里为契丹族人居住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塘坨村民改造土地时，在东大岭和西大岭上曾挖出多处用麻纹砖砌成的古墓葬，当地人称“鞑子坟”（当地人称契丹族人为“鞑子”），经考古专家证实，为元代墓葬。2008年，在国道112线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时，在西塘坨村北500米处发掘出元代大量窖穴，这些窖穴间距在几米到几十米不等，分布十分密集。窖穴全部为圆形，直径在1.6米左右，窖穴采取了十分严密的防潮措施。从窖穴的构造推断，其功能应该是储存粮食。考古专家推测，此处分布如此多的储存粮食的窖穴，应该在附近有大型的驻军或村落等。这些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证明了西塘坨村曾为契丹族人居住区或是元代驻军的地方。
  秦代红心堤：在西塘坨村北有一条长堤，相传为秦始皇所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抵御海水侵袭，在七里海北岸筑土堤一道，因堤心土呈赤红色，史称“红心堤”，当地人又称“五福岭”，历史多有记载。《日下旧闻考》称：“红心堤在宝坻东南二百里，秦始皇所筑，潮虽涌而不可没。”《天府广记》载：“红心堤在宝坻东南滨海，秦始皇筑。又有城名秦城，亦始皇筑。”日本文化二年，时值中国清朝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由日本冈田玉山等编绘的《唐土名胜图会》也有记载：“红心堤，在县（指宝坻县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秦始皇所建。每日潮涨虽高，未曾没堤。”这些文献史料和当地祖辈相传的，“南有五岭挡海水，北有长城挡鞑兵”都证明了“红心堤”是秦始皇所建。“红心堤”绵延几十里，横贯东西，将七里海一分为二，岭南称“前海”，岭北称“后海”。连接前后海有两条古老的河流，一是由北向南流经西塘坨村西的“普济河”，当地人称“西河”；另一条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经西塘坨村后海以东的“青龙湾河”，当地人称“北河”。
  萧太后运粮河：古今世界上河流成千上万，而以皇太后命名的河流只有一条，这就是流经宁河县七里海、宝坻、武清、香河、潞县（今通州）的萧太后运粮河。北宋初年宋太宗在高梁河（今北京市西直门外）与辽战斗，意图收复被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未果；辽于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起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陪都，号南京幽都府，开泰元年改号南京析津府，后又改号燕京。辽以南京城为陪都后，一方面成为进取中原的军事重地；另一方面也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到30多万，粮食供应变得十分重要，为此不得不从西京（大同）和地处辽河平原的东京（辽阳）调运粮食。辽圣宗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迫使宋朝和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不敢再夺取燕云十六州，燕京地区得以和平安宁，为开挖运粮河创造了和平环境。此后在萧太后的主持和指挥下，凿挖了一条从燕京经潞县、香河、武清、宝坻、宁河至北塘的运粮河。明朝蒋一葵著《长安客话》记载：“香河境内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县入七里海，相传辽时运粮河道也。”因此称龙湾河，百姓俗称萧太后运粮河（即今青龙湾河故道）。萧太后将辽的根据地辽西、辽东大平原生产的玉米、大豆、高粱装海船从锦州渤海西岸南运，至北塘靠岸。再将粮米改装小船经青龙湾河运到燕京，途经宁车沽、淮渔淀（今淮淀）、东西塘坨、潘庄等村落。今宝坻区黄庄乡小辛码头村也因为曾是北宋辽国萧太后运粮河码头之一而得名。
  后七里海北岸战国——汉代古文化遗址：后七里海北岸，由潘庄至桐城一带，有一条高出地面的长堤，称为海档。遗址有：老安甸村的八里堂，大海北村的西城顶子，张庄村的东城顶子，杨庄的张码头，躲军店的窑台子，小海北的桃园，桐城的城尔坨等7处，均为战国——汉代遗址。1957年发现，文化层深度为0.5至1.5米左右，出土遗物有夹砂红陶和泥质陶两种。有缸、盆、甑、壶、瓮、甬等残片口沿和五铢钱，布币大泉五十、板瓦、甬瓦、瓦当绳纹砖，铁块、红烧土和零星贝壳分布，同时还有冶炼作坊遗迹，曾为居住遗址和墓葬地。
  前七里海北岸战国——汉代古文化遗址：在前七里海北岸也有一条长堤，由潘庄镇小南村至岭头一带。遗址有：西塘坨村遗址、双坨遗址，东塘坨村墓群，俵口村桃园岭的老坟地、东大水坑、杨家岭遗址，洛里坨的北大岭遗址，岭头村的岭头遗址等8处，均为战国至汉代居住遗址和墓葬地。1957年至1977年发现，文化层深约0.4米至2.0米，出土遗物有：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夹砂灰陶三种，有釜、罐、盆、豆、甑残片，绳纹板瓦，筒瓦，五铢钱、陶仿玉壁、铁块，并有少量贝壳散布。
  北大岭汉代古文化遗址：位于俵口乡洛里坨村东1.5公里处，面积为3000平方米，遗址在该处岭地上。1964年发现，文化层深度为2米左右，出土遗物有夹砂红陶、瓮、缸、釜、夹砂灰陶瓮残片及绳纹瓦等，为居住遗址和墓葬地。1981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桃园岭汉代古文化遗址：位于俵口乡俵口村南800米。1964年发现，面积为8000平方米，文化层深0.4至0.5米，出土遗物有绳纹夹砂红陶釜、盆、泥质灰陶盆、甑和夹灰陶瓮等残片，为居住遗址和墓葬地。
  长牡蛎遗址：长牡蛎俗称千层蛤，又称蠔，大者一尺多，互相粘结成块，坚硬如石，故称牡蛎礁。这种动物多生活于浅海与河口地带。现发现牡蛎堆积，一般距地表4至6米，以七里海区域为多。其中以蠔口、北淮淀、东棘坨、姜庄子、裴庄等地最丰富，面积可达数百平方米。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测定，北淮淀长牡蛎，年代为2443±85年。说明该地区曾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的河口所在，清县志载有“蠔山”、“蛤山”说。
  鳁鲸骨遗骸：宁河境内集中出土两处，一是东北部蓟运河下游沿线大辛庄；另一处是与天津之间的狭长洼地，乐善庄出土一具，体型巨大，全长12米，下颚骨长达2.5米，据碳14测定，海生动物遗骸年代，多在距今5000至6000年之间。
  岭地遗址：高出地面1至7米，并成堤状，亦为贝壳堆积遗迹，有6道：东大岭，由潘庄至岭头一线，全长27公里左右，为较高较长的岭地；北大岭，由潘庄至小海北一线，全长10公里；拉口岭，由西塘坨，经赵温庄，向西南延伸，长20公里；南大岭，由淮淀至赤土，在境内长20公里；东道岭，由后辛庄至小海北，是北大岭的分岭，长4公里；西道岭，由后辛庄经西董庄，向北延伸到东董庄，长5公里。
  麋鹿（亦称四不象）遗骸：麋鹿，又称泽兽，生长在沼泽、洼淀、河海交接地带，以芦苇、香蒲和其他耐盐性植物为食。麋鹿角在本县境内中南部均有发现。如板桥镇板桥村、赵学村，大北涧沽镇中兴沽村，潘庄镇大龙湾村，东棘坨镇东棘坨村，其石化经鉴定为亚化石。
  （吕殿增）
  真武庙
  真武庙始建于宋朝，坐落在七里海区域潘庄村北，称之为北庙，又称玄天观。分为前殿、中殿、后殿三部分，全部建筑均为木制框架青砖瓦结构，大小建筑共有七十二条房脊，无论是正殿还是配殿，无论是高脊还是低脊，七十二条屋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去都互不遮掩，层层露脊，堪称建筑之奇观。庙中所供奉的大小高低神像均为青铜所铸。
  前殿高11米，分三个门，中门上方悬挂着“玄天观”的匾额，传说“玄天观”三字是由吕洞宾所书。中门两旁是东西侧门，侧门两边各有一座高3米的汉白玉石狮。前殿的东侧是土地庙，西侧是马神庙。进庙之后，是一条花岗岩的甬道直通中殿，甬道两侧各有一座高3米的乌龟驮石碑，石碑上记载着真武庙修建情况。
  中殿高33米，殿的正中供奉着高10米的真武大帝座像，座像前面为高6米的真武大帝立像，当地群众称之为小真武像。立像西侧是蛇将，东侧是龟将均高5米，真武大帝坐像后右侧为周公像，左侧为桃花女，均高5米。座像东侧的东北角供奉的是马袁，东南角是闻仲，其上方玄空处为雷公，西侧的西北角供奉的是刘天君，西南角是赵公明，其上方玄空处为雷母。中殿两侧是高9米的配殿，东配殿是灵官殿，东配殿的南侧是钟楼，钟楼里的大铜钟高3.6米。据说这口大钟是宋朝末年顺着七里海的小南河漂流入普济河（北庙前的一条河），漂来两口大铜钟，水击两钟相撞“咣、咣，我去潘庄，你去黄庄”。这个传说虽无考证，但庙却有此大钟。当年黄庄附近（宝坻县大钟庄因此得名）庙宇中也有一口与真武庙一样的大钟。西配殿是太岁殿，西配殿南侧是鼓楼，大鼓直径为2.2米。
  后殿高22米，正中供奉三尊神像，居中而坐的是元始天尊，右侧坐着太上老君，左侧坐着通天教主，三尊神像前站立着99位高2米的罗汉像，诸神像形态逼真，神态各异。三尊神像西侧为哈将和顺风耳，各高5米，东侧从南到北为哼将、千里眼。起初，哼哈二将分居在前殿中门两侧守门，哼将手持铁索，哈将手握木刀，当你走到门口不小心踏上机关，哼哈二将立即将你拿下。据说曾吓死好几个人，因此就把这一机关取消了，将哼哈二将供奉在后殿两侧来坐阵。后殿靠南窗一面正中有个七八米长的大条案，供奉着380尊一尺高的铜像，其中有孔夫子和他众多弟子，还有许多罗汉。后殿有两个耳房，东耳房供奉的是千佛手和天齐大帝，西耳房为道士生活办公的场所，这座稀奇宏伟的建筑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今天只留遗迹，庙宇荡然无存。 （李俊峰讲述，吕殿增整理）
  元代屯军地
  元朝，是蒙古族以武功立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宋末元初，元军开始大行掠夺和屠杀，天津滨海地区的各州县的居民走死逃亡，人户急剧减少。元封建王朝欲统一全国，必须以儒学推行汉民族的法制。用儒臣管理倡导兴农、用军屯耕垦富国强兵，都是汉民族儒家崇尚的治国安邦之道。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蒙古贵族，不得不推行汉制。元朝在北京建立大都之后，宝坻等各县人户较金时减少约70％。正如1220年邱处机应成吉思汗诏旨奔赴西域途径燕京地区所作《复寄燕京道友》诗云：“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1224年他从西域返燕京又作诗：“无限苍生临白刃，几多华屋变青灰”。由此不难看出改朝换代时战争的惨烈。宝坻县在金朝被列为上县，此说法著于版籍。元时属大都路总管府，但被列为下县。按元朝规定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三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可见当时因战祸人口流失情况。
  1260年元朝由忽必烈接汗位，决定迁都燕京。但京畿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凋敝，一向依仗武功立国的元朝，遇到了养军无法筹措给养的困难。所以在大都路总管府所属的宝坻县周边实施军屯，把农田分拨给守卫京师的五卫亲军等开垦屯种，京畿屯田总数达一万五千七百余顷，合157万多亩。天津滨海以七里海区域宝坻为中心（元代七里海库区涉及诸多州县），西有武清、香河，东有玉田、丰润。宝坻县的军屯在七里海周边，始于太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军屯编民三百户，为田四百五十顷，合45000亩，属宣徽院直辖。这个时期军屯的历史文化遗存，除了出土元代文物，还有传承地名，都有鲜明的蒙古人军屯特点。随着盐业漕运的发展，一些王臣贵族也定居燕京，赐封土地庄园。孟庄村出土的龙凤罐，属皇家用物，此庄乃是元初宰相廉希宪的庄园。廉号“孟子”，忽必烈赐号，封魏国公、恒阳王，为宁河仓场侍郎廉兆纶先祖。廉希宪是宁河境内第一位宰相。
  在古代巨泽七里海的北缘，蓟运河西南岸的宝坻境内，有一个哈刺庄，是元代军屯村落，在此出土了房址、陶器和瓷器等大量遗物，断定是元代军屯遗址。在今宁河县与宝坻县交界的鲫鱼淀北部，有一些以“牌”为名的地名，如牛家牌、王家牌、李家牌等，都是元朝屯军的村落。元朝以蒙古族的习俗，军队实行“族兵制”。“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据《元史·兵志》）。按蒙古游牧族习俗建立的“族兵制”，军人出班，举家同迁，老少营和辎重随行屯驻在前线或屯驻防地附近垦种，粮食由官府按军饷统一供给。除牛家牌乡之外，临运河及青龙湾泄洪渠一带，辽、金、元三朝，都是通往七里海达蓟运河的漕运故道，在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范围还有吴家牌、赵家牌等村庄，都是元代屯军村落。
  近几年，随着工程施工发掘，在七里海库区内共发掘元代墓葬4座，房址3座，灰沟1条，砖灶3座，并在西塘坨、北大岭、杨家岭三处古代高地发掘3处元代窑址和窑穴。尤其在七里海库区的西塘坨发掘的窑穴数量之大、密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每个窑穴直径在1.6米，窑穴采取了十分严密的防湿防潮措施。从而断定，这是元代军屯储粮的窑穴。这一带地势高埠平阔，海拔较高，适合储存军粮。另外，这一带自五代以来，就是屯驻军队的地方，有历史的延续传承。在蓟运河临玉田、蓟县一带的头百户、三百户、五百户等地名，都具有元代军屯“编户”的特征。1286年据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鈔三千锭”（据《天津古史寻绎》）。说明军屯除自给之外尚有剩余。
  七里海在元代是军屯之地，同时也是漕运要冲。除了芦台场是古老盐场之外，元朝在南郊葛沽建立了丰财场，在丰润的宋家营建立了越支场。海盐漕运的海口集散地是直沽寨。当时海河下游段尚未形成。七里海汇聚的漕船，有多条水路通北运河及蓟州并抵河西务，由会通河直达京城。元朝平州路廉访使赵铸所写的芦台盐母庙碑文，为丁末年（1247年）所作；翰林院直学士高鸣题写的芦台兴宝圣母庙记，是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在赵铸之后，但都在七里海屯军之时。七里海是湖泊经济发达之地，也是煮盐业薪柴所出之地。元代重要官员来此题写盐母庙记，说明盐业在元朝的地位。据《续资治通鉴》所载，翰林直学士高鸣权高位崇，许多制策出自其手。当年巡察芦台产盐区时，正值高鸣加官御史台侍御史。当年元政府置御史台，“以右丞相塔齐尔为御史台大人，谕之曰：台臣职在直言，朕或有未当，其极言无隐。毋惮它人，朕当尔主。以翰林直学士真定高鸣为侍御史，风纪条章，多呜所裁定”。古人把七里海视为藏风纳水、聚气衍生、盐渔丰利、漕运汇通的风水宝地。京东一带“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既道（禹贡语）所归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这是明代末期孙承泽在《天府广记》论及京东形胜所概括的九河入海之地的形势。金幼孜在元朝改大兴府为元大都时所写《皇大都一统赋》云：“且沃壤千里，水有九河舱溟之雄，山有太行居庸之固”。“天造地设，灵钟秀毓。总交会于阴阳，尽灌输于海陆”。赋中所指九河之地的风水形胜和灌溉、舟楫输运之便利，的确是七里海在元代屯军和盐粮漕运的写照。
  （高殿清）
  明代于氏军户
  七里海区域俵口村的于姓大族，是由于本世袭梁城千户所指挥佥事武职落户俵口，史称“于家军户”。
  俵口之名，虽无史可考，但可推断起码始于西汉或秦代。原因是，这个地名是自然形成的七里海分水口，有俵分泄洪分流之义。据考古测定在4000年前，“禹贡黄河”从天津平原入海，“造成的三角洲，前部边缘即是黄河迁走后生成的军粮城贝壳堤，南侧止于北大港。”而三角洲的北侧止于七里海、俵口之南。史书记载的秦始皇所筑“红心堤”，挡的是七里海北岸之水，所以衍生了“大海北”、“小海北”等对称地名。所以明初于氏家族迁居俵口时，早有俵口之名，不然按于氏家族的显赫军功和名望应以于姓立庄，就像于姓分支在草头沽巡防海口的于家堡那样。还有其分支江洼口的大辛庄，其原名是于家新庄。梁城于姓大族和俵口，因地名的历史悠久而不能轻易改变。俵口于姓家族在明洪武年间就已在这里定居，比营城邵益谦，在永乐初年因武职任海防千户事，定居营城的邵氏家族要早。俵口于氏家族，祖籍江南金坛县，后迁到山东文登县大水波，又移居山东济南府青城县。燕王朱棣扫北，灭建文帝，定都北平，建立永乐王朝，弃建文年号。在这个时期，因随永乐皇帝平定北方的有功之臣，世俗称都是随龙过来的。俵口于家始祖于本，早在建文元年（1400年）就入军旅，在梁城海防巡哨。于永乐元年（1403年）因累积战功，被升授后军都督府梁城所守御千户所佥事，兼管梁城守御千户事（指军政一体统管）“予以世袭”。这种世袭是由朝廷开国“龙爷”加封，子孙后代都可分享龙恩荫封。可见其助燕王扫北时的功勋一定显赫。据《天府广记》记载：“梁城守御千户所在宝坻县东南一百四十里，洪武三十三年建。属后军都督府”。其职掌：“各统其军及部落，听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守备、征调、朝贡、保塞之政令。”编制额度，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千户所的统领长官为指挥佥事，下设千户、百户。指挥佥事明初定为从三品，永乐后废前制，降从四品，比地方知县官阶高。从永乐皇帝立国定都北平，俵口于姓家族共有十一位世袭梁城守御千户所指挥佥事。按照清代《宁河县志》十一位指挥佥事的辈分顺序是：于本、于昶、于伦、于玺、于金、于宗渊、于继武、于一桂、于大猷（升蓟州都司，比卫所高一级）、于君陈、于君鼎。
  梁城守御千户所建于1400年，是朱建文防御燕王朱棣而建，首任千户所的千户被朱棣废除。1399年，朱棣“去建文年号”，上书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业传之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槦、榑、柏、桂、梗五，（注：燕王的五个弟弟槦为周王，榑为齐王，柏为湘王，桂为代王，梗为岷王。）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书奏，诏削燕王属籍”（据《纲鉴易知录》）。遂即攻取蓟州（今蓟县），梁城附归燕王。永乐初的千户和千户管事为王宏、王玉。于本因随燕王征战杀退东军（辽宁的朱建文军队叫东军，南京地区称南军）有功，升任梁城所指挥佥事。
  清代《宁河县志》对守御所有按：“前明守御所各员，多不可考。兹仅就其家乘凿凿可据者，采而录之，余因湮没无传矣。”这是说明代于家十一位指挥佥事史料依据源自族谱。传说于家“龙头碑”一事，应正名，此乃有凿凿史证。见《宁河县志》这段按文：“偶过县北朝阳寺，见残碑剥蚀，字迹模糊，拂尘阅之，盖嘉靖丁亥仲春重修纪也。碑末备书姓名中，有致仕指挥佥事于玺所事。”宝坻县城北所建朝阳寺，本是功德庙，其重修碑记专门记有致仕（退休）指挥佥事掌管梁城守御千户所的事绩，可见其功德不一般。这个年号是明嘉靖六年（丁亥），即1527年。在碑后署名者有：于金、杨镐和退休的千户刘玺、谷泰、任和；在任千户王瓒及马延臣、孟璋、陈铭、朱瑄、刘鼎、蒙恩、孙永承、马栾、苗宝、赵堂、任世英、田永、张和、王佐和退休百户董芳、张栾；在任百户董经、杨铭、冯佐、郑昂、林英、张逊、王达、刘刚、董钺、张雄、宋天实、杨钦诸人。“了然可识，不忍听其淹没也，特附志之”。这是乾隆年间编撰首部《宁河县志》留下的历史印痕。可以看出，这是梁城所的指挥佥事、千户、百户各官员，为于玺所树立的功德碑。依据是“有致仕指挥佥事于玺掌所事。”功德庙立功德碑，都属皇廷敕建，碑上有“龙图”，彰显皇恩浩荡。于家祖坟立碑，先祖功德以龙碑昭示后人，不忘祖上荫德，实乃天经地义。到了清朝立国，于氏家族的武官世袭已废，在清代中晚期，不含有皇帝敕封立碑之说。当了十四年宰相梁城阁老杜立德，也只是荫封了三代。
  俵口于家始祖于本，其功德在《宁河县志》有传：“于本，江南金坛县人，寄居宝坻县之俵口，夙娴勇略。建文三年（1401年），都督陈贤，招募从军哨芦台。杀退东军，在梁城招募新军，累功升本所守御千户，仍以百户守御直沽海口哨，探东军声息。十二月征哨沧州河南泥沽村，擒德州卫城贼军王国住等五名。四年（1402年）征哨草头沽，三月哨鸦鸿桥、通州，遇东军烧白河桥，上城守御。四月在梁城杀退东军，哨草头沽，烧退贼军船只。至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奉吉字号勘会（兵符），升指挥佥事，仍于梁城守御千户所，守御海口，寻节次征进迤北，为老病告替长子于昶，遂授昶本所指挥佥事。其后世代世袭，俱克无忝厥职，本之贻谋远矣。”其后人承袭这个职务的，都能无愧于其职守，这都是始祖于本留给后人的谋略太长远了。
  明末梁城所最后一任指挥佥事，是于君鼎。据清代《宁河县志》记载，在明末流兵四起，蓟州、宝坻等城尽落流民之手，唯梁城（宁河镇）未失。他率全城千户、百户官员，合兵防守，誓死护城。时逢护城大河一天三次大潮，使流兵不能进，当贼军退去，从此百里以外的百姓都逃此城避难，赖以得到保全的，不下数万。又有记载，流贼夺取官军马匹，这时主管者调兵来平乱，妖道事先得到了消息即远逃而去。大兵到了，只提获以僧人，问妖道去向，僧人说：“已逃到梁城所去了。”主将闻之，立即移兵到梁城城下，将要屠城。当时全城百姓非常震恐，此时君鼎挺身出城。主将问：“你是什么人，胆敢擅自到此？”君鼎回答：“我是梁城所的地方官，特来迎接大军。”主将说：“听说你这个地方已经反了，莫非是出来探听军情虚实吧？”君鼎回答：“地方无人敢反，故来迎接大军，若是有反的，自当拿送到军中以资报效了。”说话时，面色温和，言辞甚壮。主将遂率兵入城窥视动静，见到四处安帖，遂屯兵在西城上。不多日，忽然有两艘大船，从上游到南河，船内有壮丁三十六名，家属全在，声称是逃难来的，主将认为是叛乱逆党，将这些人绑到军中，又将梁城所中的于笃培、王汉臣等四人缚至，与贼对质反情。询问明了，将船上三十六人，在教军场杀掉，班师而归。梁城遇此两难，百姓险些化为齑粉，结果始末遭难，这都是君鼎从中维持运筹，深谋胜算之力。到现在谈起来，还都称颂其功绩。
  俵口于家大族，从明清到当代，人才辈出，现代中国革命先驱、中共天津党组织创建人于方舟，就是俵口于氏宗族的杰出代表。
  （高殿清）
  明朝太监立庄七里海
  明代《世宗实录》记载：“七里海，广袤二百五十二里”。皇家御马监草场占地，所定宝坻县鱼草科的渔网苇草税，大多取于七里海。权倾朝野的大太监汪直立庄在七里海，可耕田地和草场，大多为其所占。
  汪直广西大藤峡人，瑶族，入宫太监，初给东宫万贵妃服务，后调御马监。因饲养御马，和皇家马场结下了渊缘，因管理监马场而建立庄园。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二年（1476年），皇帝想知道各级官员在外地的情况，令他微服秘出，刺探各级官员的行迹。宪宗为何选中他？《纲鉴易知录》载：“（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由于有李子龙和内史鲍石、郑忠等徒谋不轨事发，皇上“锐意欲知外事，乃选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余人，别置厂于灵济宫，号西厂”。选“善刺事者”，机灵狡猾的汪直正好入选。1477年设置西厂，由他主持，从王府、边镇、河道，到地方官员，都在他秘察刺探范围之内。《纲鉴》记载：“汪直罗织人罪，数起大狱。任用锦衣百户韦瑛纵肆贪暴，臣悚怵。大学士商辂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以外不测之变！”但皇上宠信。仍留任西厂刺探外事，并到边防处置军事，多次巡边，监督总兵和巡抚。《纲鉴》记载：“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御史徐镛上疏）。本来汪直罪该当诛，可是宪宗为缓解朝臣的愤怒，竟调任南京监管御马。“癸卯，十九年（1483年），夏六月，调汪直南京御马监”（《纲鉴》）。他成为了明代宦官中的不倒翁。所以汪直始终以御马为缘，七里海的庄园也没有更替的记载。
  乾隆皇帝钦定的《日下旧闻考》记载了汪直在七里海立庄的史事：“七里海，计二百五十二里，有荒地两万一千四百六十余顷，太监汪直立庄于其中，相传为御马监公物，而民垦其内者一千四百六十余顷。嘉靖初，有奸民投以水退地百余顷，欲夺民业，投献内监，民诉之阙下，遣主事柴儒往勘”。
  这段记载，用白话文解释是：明代七里海，广袤252里，有荒地21460顷（214.6万亩），宫廷太监汪直立庄在七里海，据说是宫廷御马监的官地，而当地百姓仅在其中开垦了1460余顷（14.6万亩）。在嘉靖初年，有当地奸民为讨好大内太监，想把退水后的一百顷地献给太监。内监也正想夺取这块产业，老百姓把此事投诉给朝廷官员，诉状到了皇帝手里，皇帝差遣户部管田亩户籍的主事柴儒，到七里海勘察实情。从这段史事可以看出当时七里海皇家所占荒地就达214.6万亩，老百姓开垦的14.6万亩，也要侵夺。可见，占据七里海的面积，比宁河县农业用地高出1倍多。明代七里海涉及武清、天津县一部分，包括宁河、汉沽、塘沽、东丽、北辰等区县全境，其中外驻潘庄、清河、芦台、汉沽四大农场，都在七里海的库区范围。所以明代勘查的荒地与耕地亩数是接近实际的。
  户部主事柴儒回京复命，“还奏曰：民主久业，苇粮饲马，煎盐出税，养生送死，出于其中，不宜渔夺。惟水退勘熟地可入本监，然亦当听民渔猎樵采。上曰：地既勘明，如数拨给内监，余悉与民”。主事柴儒对农民还算是有恻隐之心，肯为民说话，认为当地农民久已为生的产业是芦苇和粮食，养马、煎盐、人吃马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全依赖这块土地，官府不应该与农民较利，不宜侵占这些土地。只有等退水后勘明是熟地的，可以给内宫御马监。但是，皇上说土地既然已经勘察清楚，都如数划拨给内监，剩下的给农民。
  这段史事，发生在1522年左右，当时，这个民事案能上诉到宫廷皇帝面前，足以说明七里海当时的经济地位。嘉靖朝在海口修筑了炮台两座，这是后来八景之一的“北塘双垒”。“宝坻银鱼”是当时七里海、蓟运河的特产，纳贡自永乐年间开始，坐采银鱼的太监，史称“中官”，遍及七里海和蓟运河。银鱼厂设置年代的记载：“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征其税，后并税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七里海明代东部的疆域地界是蓟运河。芦台宝塔寺在天启年间由皇家出资监修，并在碑记阴面铭文刻制“钦派御用监东界”，意喻海东有“佛光普照”。宝坻皇家银鱼厂的银鱼码头，就在蓟运河的下坞村。原名夏雾，是七里海水泽的雾区景观，名为“夏雾”，后人图书写方便而演化成“下坞”。明代《宝坻县志》把夏雾银鱼码头，中官坐采银鱼的河湖景色，列入宝坻县“八大胜景”之一，叫《夏雾银鲜》。明朝通判范兆祥所题为“夏雾银鲜”。载于《宝坻县志》。
  夏雾银鲜
  范兆祥
  海河吞吐海潮回，
  宫厂黄旗压境开。
  弦诵喧啾无犬吠，
  却惊中使打鱼来。
  厂，本是明朝管理皇宫事务的机关，后来的“东厂”、“西厂”成为监视刺探朝臣的侦察机关。银鱼宫厂，是专事七里海皇家银鱼进贡的机关。黄旗，在船上和码头张挂的皇廷黄色的龙旗，象征朝廷皇威，坐采银鱼的太监有仪仗队，都执黄旗出行。中使，是领头带队的太监。
  清康熙年间，宁河籍大学士杜立德在审定《宝坻县志》时，以“水族之物，不足言景”，从八景中删除。
  汪直在七里海建皇庄的历史事件，能在《日下旧闻考》中载写，而且不是增补，是《日下旧闻考》原版，说明七里海在明朝京城的影响，“日下”即指京都皇城。汪直率领的西厂，遭到东厂官员的忌恨，几经弹劾，被贬逐流放致死。
  关于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厂址在北京东安门北，是皇帝控制的特务侦探机构，由皇帝最宠信的宦官掌握。由于汪直主持成立的西厂，使东厂的地位受到削弱。到了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皇帝又设立内厂，由大太监刘瑾掌控，刘瑾主管的宝坻皇庄（今黄庄），是明代七里海的北区，并监修“普照寺”，和芦台宝塔寺一样，黄庄也希望有“佛光普照”。刘瑾威福擅权，朝臣都依附左右，成为“千岁”。后来，太监张永勋以其不法十七大罪弹劾，刘瑾于正德五年（1510年）被斩首，内厂被废，仅留东厂。明朝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掌控东厂，称为“九千岁”。明崇祯二年（1629年），定为逆案，赐魏忠贤自缢，东林党羽全被斥逐。从此，阉党擅权的时代结束。历史告诉后人，明代东厂、西厂、内厂的出现，是皇帝宠信太监的产物，是败国乱世之道。
  （高殿清）
  清代七里海
  清朝统一中国267年，史料传承的连续性比较完整。从地方史书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七里海的淤湮缩减的过程。清乾隆初年，虽然较明末七里海的水域面积已大大缩减，但按分洪储蓄泄排库区管理范围看，也是很大的，涉及天津县、武清县、宝坻县、宁河县和管理滨海驻军的津军厅。鱼苇税不分丰年，平年或灾年，一律不减免。为让宁河县行驶管理征收赋税的权力，特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增设仁义里，为第八里。乾隆版《宁河县志》刊载了时任直隶总督方观承关于请求七里海库区一百七十二村减赋的奏折，内称：“计一百七十二村庄，分隶武清、宝坻、宁河、天津四县，参错于油、积（鲫）鱼、东淀、青阁等淀，每遇伏秋雨水盛行之时，本处沥水已难消洩，而塌河淀、七里海、后海等处之水，又复同时并涨，减河下游之堤内外，均浸水中，常被漫刷，不能存立。即使建筑堤工，亦只能约束减河内之水，其下游各淀与七里海诸水，仍不免于倒漾为患，是以两堤内一百七十二村庄，岁被淹涝，历奉蠲赈。臣等详查，该处地亩多系按水草科，则每亩征银四厘，而其中间有宫（皇宫）监（太监）马厂等科，则每亩征银一分到三分不等。臣等伏思水草地亩，本以鱼苇为利，非水发甚早，苇亦无收，自不应一例概请蠲赈。今因有宫监马厂等赋额之地夹杂其中，每遇报灾请赈，碍难过为区别，应请将两堤下游一百七十二村庄内地亩，通行查明，悉就该处实在情形，减照水草例每亩征银四厘。”
  这是方观承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六月十三日上的奏折，户部在七月十一日奉旨批复：“悉照水草科，则每亩征银四厘。如遇该处一隅之水，仍于苇渔之利无碍，即不得率请蠲赈。”经布政司查明，“武清、宝坻、宁河、天津、津军厅五县厅附近两堤下游各村，共计一百七十二村庄，前据该厅县勘报，共有地四千九百二十二顷，九分零，”共计49.22万亩水草地，说明七里海库区范围还是很大的。鱼苇税赋，也是户部征收的利薮之源。
  咸丰年间编制的《宁河图说》，有七里海的图说：“系西五十里曰七里海，宽二十余里，长则倍之，西接筐儿港、青龙湾等河之水，为众流所归，当大雨时行汪洋无际，俗谓之前海。道光三年（1823年）星使程（指顺天府尹）查勘水利，于此海之东开挖新河，以资宣洩，从此日就淤浅，芦苇丛生。近来，新河亦复新淤，不通舟楫矣。西北曰后海，宽八里余，长十八里。东南曰曲里海，长宽较后海又小焉。”光绪版《宁河县志》有关七里海的面积记载基本上继承了咸丰年间的数据。
  光绪版《宁河县志》载：“七里海在县西南五十里，水本无源，地势洼下，行涝归焉。当雨多水汇，极目无涯，汪洋如海，故以海名。西接筐儿港，西北接青龙湾。二引河之水，东南入运河归海，宽二十里，长四十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与堤头罾口河同浚。海之西北为后海，宽八里，长十八里。其东南为曲里海，宽四里，长十里。”这时期七里海的面积虽然与明世宗实录记载的面积相差悬绝，但在京东仍然有内湖汪洋大海的气势。在乾隆四十四年（1799年）首部《宁河县志》列为八大胜景之一，名为《七里烟波》。除塌河淀、筐儿港两减河外，七里海“上下引河有五，其尾闾入蓟运河而归海。当夏秋雨积时，沧波浩渺，一望无涯，名之曰海，诚非谬也。”这是定为八景之一的立论，“诚为谬也”，是说列为河光海色胜景，确实没有错。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里海的面积已大大萎缩，据周登皞《宁河县乡土志》记载，七里海中的前海，“今南北十余里，东西约三十里，深数尺……其西北三里许为后海，南北六里许，东西十余里。其东南十里，为曲里海今涸。”曲里海就在今清河农场范围内，当时已无水成为干涸地域。
  （高殿清）
  清代皇宫御马监草场
  七里海在清代是皇宫御马监草场，这是明朝御用饲马场和皇庄的延续。应该说，是官产在历史上的传承。从辽代有禁宫和元代军屯地到明清皇家宫廷御马监草场，这是历史发展中非常明晰的传承。明天启七年（1627年）曾重修芦台宝塔寺（俗名东大寺），这是由明熹宗皇帝敕令由皇家修葺的。七里海内有皇庄和御马监草场，由太监汪直监管，宝塔寺在七里海东界，所立碑记的阴面有七字：“钦派御用监东界”。不是皇家御用之地，不能用“钦派御用监”五字。因此可以说，明世宗在实录中所写七里海广袤二百五十二里的面积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关系皇家的重要利益。
  七里海在水域面积大幅萎缩的清代，把七里海滞洪库区的172个村庄，编成仁义里（里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区镇），列为宁河县第八个里，专门催征172个村的渔苇草科赋税，涉及天津、武清、宝坻、宁河四县和津军厅。
  七里海的苇草，有津军厅一部分。北塘、大沽、营城、新河等四镇，驻有满洲旗军的大批骑兵马队，所需饲草量很大，关系海防大局。除津军厅和皇宫御用监马厂外，任由当地农民渔猎樵采和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折可知，七里海水势在夏伏之季仍浩波如海，四望无涯。
  “至王家务、八道沽以下之南堤，筐儿港以下之北堤，相距三四十里不等，此共计一百七十二村庄，分隶武清、宝坻、宁河、天津四县，参错于油香、鲫鱼东淀、青阁等淀，每遇伏秋雨水盛行之时，本处沥水已难消洩，而塌河淀、七里海、后海等处之水，又复同时并涨。减河下游之堤内外，均浸水中，常被漫刷不能存立，即使建筑堤工，亦只能约束减河内之水，其下游各淀与七里海诸水，仍不免倒漾为患，是以两堤内一百七十二村庄，岁被淹涝”（上述引文据乾隆版《宁河县志·艺文》）。这172村庄在七里海库区，常受其害，但又不得享受赈济和赋税减免。朝廷认为，渔苇利益，不因水患而减产，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
  据各厅县勘察报告，172村共有地4922.9顷，合492290亩。奉旨批文内称：“伏思水草地亩，本以渔苇为利，非水发甚早，并苇亦无收，自不应一例概请蠲赈。今因有宫监马厂等赋额之地夹杂其中，每遇报灾请赈，碍难过为区别，应请将两堤下游一百七十二村庄内地亩，通行查明，悉就该处实在情形，减轻水草例，每亩征银四厘。如遇该处一隅之水，仍于渔苇之利无碍，即不得率请蠲赈。”就是执行原每亩征银四厘的规定，不得减免和救灾赈济。
  七里海渔苇税，由来以久。《明史·食货志》记载的“宝坻渔苇，指宝坻县的鱼网税和苇地税”。大太监刘谨占据的皇庄在蓟运河中游的黄庄洼；大太监汪直监管的皇庄在七里海。鱼苇是封建王朝的利薮之源。所以清代沿明代旧制，把御马监草场定在七里海，就是原来的官地。津军厅军马场在七里海所占面积无考。但从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加强海口防御，仅旗军的骑兵就达5000余骑。仅都统西凌河屯驻营城的马队就达到3000骑。内蒙古草原的草料运输困难，全靠七里海军马场就地取材和从附近民间征调。清乾隆年间增设的仁义里，主要为升科征粮征税，其中提到“承认恩赏官地二千余顷”，这20万亩官地，实际就是皇宫御用监马场和津军厅马场用地。
  清代七里海的水面和草地、耕地面积广阔，涉及四县一厅，但属农民的很少。请见《清史稿·食货志》所载京畿地区土地分配制度：满州人立庄圈占土地，给绳，马拉圈占，“一绳四十二亩”。到光绪年间统计，“各旗王公宗室庄田，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合1330000余亩）分拨各旗官兵都十四万九百余顷（14090000亩）”。而分给各村庄的地亩是有限的：“大庄给地亩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半庄（小庄）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近京荒地及前朝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圈地议自此始。由此可知，七里海明代皇家所占田产庄园，都悉由满州贵族和旗人圈占。确切的说，172庄的滞洪区范围就是清代七里海管辖的库区。
  （高殿清）
  屠公桥
  七里海的后海有一条河，叫王家务引河，水源从宝坻县的杜榆河流入，经潘庄镇的东头。这条河很宽，人行往来靠船渡。乾隆盛世，经两任知县谋划，终于在1753年建成大石桥一座，它是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桥，名为“屠公桥”，是县令屠祖赉主持修建。《宁河图说》专有标绘，乾隆版《宁河县志》有石桥碑记，全文如下：
  修潘庄石桥记
  邑令屠祖赉 孝感人
  梁城西偏故平衍也，河何？昉北漕，汇从流，苦渺。雍正间，怡贤亲王奏，得旨，于是瀹，于是浘闾也。置桥何？东西人行过是都者，涨利浮，考则泥也。桥奚制？募匠于津，伐石于蓟，阔十有一尺，长八，其数而两之，面平如削，十七其孔也。孰经始？前尹钟请于上，报可，岁荐饥，不承权舆也，兹之役谁与董者？浮图无瑕首之，刘公臣、刘秀儒、赵明吾、刘开之、李显儒踵之，四周人士交翊之，蒇工程材经理当者，孝廉杨〓邑弟子员李长祚褚人也。縻金钱百八十八万有奇，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丁酉工兴，既，明年四月丙午也。周礼司险达阻，石渿成备志巅末，令职也。
  译文：宁河（原为梁城）西部，先时是平坦的，为何有河呢？始于北部漕运，众流汇集，苦于大水浩渺无际。雍正年间，怡贤亲王奏请治理，得旨批准，于是疏通河道，以利宣泄。为什么设桥呢？东西行人过此地者，水涨时需渡船；水落时只好跋涉泥中。桥是如何修的？招工于天津，采石于蓟州，桥宽十一尺，长是宽的两个八倍。石面平光，有十七孔。是谁发起的呢？是前知县钟（象山）请示上级，获准，适逢连年欠收，无力开工。这次是谁操办的呢？僧人无暇首倡，刘公臣、刘秀儒、赵明吾、刘开之、李显儒继之，四方人士来囊助。集合工匠，运送材料负责的是举人杨〓，生员李长祚诸人。共用金钱一百八十八万多，由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二月丁酉日开工，完工是次年四月丙午日。《周礼》说，将险途要修整平坦。碑成详细记其始末，是为县知事的职责。
  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这座桥是钟象山任宁河县令时就主持操办。碑文中的“钟”即为钟象山，广西平东府贺县人，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任宁河县令，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被参而去职。屠祖赉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任宁河县令，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调长垣县。
  屠祖赉，湖北孝感人。乾隆已末（1739年）进士，到宁河任县令后，专心以培养人才，兴学办善事，为民兴利除害。宁河地势低洼且濒海，一遇水涨，田园即被淹没，实为人民大害。他引导百姓开渠蓄水，修桥补路；建筑学宫，每月初一、十五日召集读书士子，讲授孝悌礼让的美德，并指导学子读写文章。他深入农村，为了招工疏浚河道，捐出自己的俸银，从外地招工，也不征调本地农村丁壮。他刚到任上，在民间访苦发现，人民所吃的都是草根树皮，叹息不止。遂将人民所吃的食物藏于怀中，到省进谒制台请求赈济。因为报灾业已过期，所请不准，于是将怀中民食取出呈上，制台大人看到深为感动。“嘉奖其请，批准借运遵化县仓粮，救济民众。这样，辗转于饥饿垂死的百姓赖以存活了。蒙受其功德的人，至今尚称颂不绝。”后人把潘庄东石桥命名为“屠公桥”，以纪念这位好县官。
  （高殿清）
  民国时期七里海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宁河县令周登皞怀着对宁河县的一片深情，撰写了《宁河县乡土志》，清代抄本藏于天津图书馆。这里对七里海的记述，是进入民国时期真实的历史传承。
  周登皞，字熙民，号补庐，福建省候官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后经大挑，历任宁河、武清、霸县、大城、东安等县知县。因考绩优异，历任赵州直隶州知州、都察院广西道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避难居住在芦台镇。中华民国成立后迁居北京，曾任袁世凯政府肃政史、绥远道尹、代理绥远都统。1940年在上海病逝。
  周登皞写志时，曲里海已经干涸，其后海和七里海的面积已萎缩许多。但上游疏水的两淀尚存，即塌河淀、筐儿港。有人把塌河淀混为筐儿港一淀是错误的，直到1907年周志所记：“东减河，即王家务减水河也。旧名青龙湾引河，亦曰上引。由宝坻大白庄东，鲫鱼淀由东南入县境。五里许经杨家庄。又南注于后海，穿后海东南出经俵口庄西，凡流三里许入七里海；又东南出经乐善庄西；又八里入曲里海（今淤）；又东南出十二里与西减河合；又二里流为宁车沽，水出桥下；又东南四里注于蓟运河。”这条水路引王家务塌河淀洼淀积水，说明在民国初年还没有淤断。
  周志云：“西减河即筐儿港减河也。亦曰下引河。自天津入县西南境之西堤头；又里许出东堤头桥；又东流五里经赵温庄南；又三里经田家庄南；又六里经造甲城南入七里海，凡十余里；又五里经冯家台南，复出东南流经淮渔淀，凡三十里，与东减河合流，六里入蓟运河。”这是自东、西堤头疏引筐儿港的泄洪渠道。关于疏引塌河淀的泄洪渠道，是经七里海库区然后入蓟运河的。民国前夕，由于库区面积的萎缩，可直接通蓟运河。“金钟河，由天津塌河淀东十里入县界，东南流六里经于家堡北；又三里出赤减滩桥；又三里经傅家台西；又三里经冯家台西；又七里出傅家官堼桥；又三十五里出宁车沽桥；又十五里入蓟运河。”
  清宣统年间到辛亥革命前后，战乱和蝗旱灾害使七里海的水域锐减。荒芜的土地流转，迅速落入北洋军阀官僚手中。蓟运河下游西岸七里海一带的土地，基本上被交通总长张志潭、吉林督军孟恩远、内务总长朱启钤所占有。大地主闫海依仗奉系军阀也占有任凤庄附近大量土地。朱启钤改良土地治碱试验场的3万亩土地和张志潭的12万亩土地，1938年全部落入日寇手中。最大的日本启明农场，是现清河农场的前身，军企合一的企业就是日本钟渊纺绩公司。它从甲午战争之后掳夺中国的棉花，织成布，倾销中国和印度市场。日本的洋布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垂涎利用中国的土地种棉花，朱启钤改土治碱种棉试验场，早在1919年就被日本驻屯军所掌控。在其出版的《天津志》中说：“义和团事变，是把华北介绍给世界的有利时机。世界才由此认识了华北的真正价值，对它给予了全面的注意。”《天津志》对七里海有简要记述，对地名标记有的不准确。“直隶省最大的湖池大多集中在天津附近。大河甸（注：实为塌河淀，其又错注为汤河淀）在天津东北方面，另有七里海还在它的东边。全都是引海河（北运河）水进入湖中，用以节制海河的水量。这两湖之水，到北塘附近注入北塘河。到了雨季，这两湖的水量显著膨胀，有达西边铁路之势。”这时的金钟河，是运输汉沽、塘沽两地海盐的运河，可直达天津。日本的《天津志》称金钟河为东河，“为天津、芦台之间的水路。北塘河（蓟运河）发源于长城边，各川汇合，至芦台同金昌河（应是金溪河）相合，由北塘入海。”日本驻屯军汇集经济情报，对金钟河运盐船的尺寸都有准确记载：“盐船，长一百日尺，宽十五日尺，深七日尺，吃水五日尺。载重量为二十四万日斤。主要负担盐的漕运。”芦台由水陆到天津，民国年间曾口河可以通航。
  据民国年间《内务部河务季报》记载，七里海仍然有海的气势。“七里海，西接塌河淀，北承后海。后海之西北为鲫鱼淀，又北为香油淀，东南为曲里海，又南为宁车沽，每逢雨多水汇则渺弥濊漫，极目无涯，旱则诸淀皆涸；惟七里海尚有宁车沽一道，下通北塘潮汐，水常不竭。”《天津自然地理》引用70年代数据：“系天然洼地，纳潮白河、青龙湾河、北里自沽、大黄铺洼等来水，海内无村庄，分前后两部分，前海较后海大一倍，地面高程1.6米，后海淤积较重，地面高程2.5米左右，围堤高程5.5～6米，全部面积17万亩。”
  （高殿清）
  古人保护七里海的理念
  七里海是国家级古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七里海古海岸湿地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和方法越来越高。2008年在中新天津生态城选址论证中，中科院吴连镛院士曾明确建议，不要占用蓟运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的三河泄水通道和三河岛。认为这是七里海、大黄堡和黄港等湿地的乌道，关系整个天津生态环境。当代科学家对地球仅存的有限湿地逐渐萎缩，深表担忧，认为这是地球之“肾”，是生物物种之“库”，不断唤起人类对湿地的珍爱和保护。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代人，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纯朴、传统的经验，代表了先进的科学理念，蕴含着古代人的聪明智慧。清代以来，七里海淤湮和盲目开垦，面积逐年萎缩，水域和明代相差悬绝，更不能和元代相比，因为元朝海运费用高、风险大，曾禁止海运，大都运粮河畅通白河、北运河、蓟运河，七里海成为漕船泊聚之广阔的淀泊，非明代可比。面对七里海逐年萎缩的现实，清代人提出要求保护七里海的生态环境，限制盲目开垦种粮。清代《宁河县志》在七里海的条注按语称：“七里海，邑之受水处也。《明世宗实录》计二百五十二里，与现在广袤之数悬绝。盖由沿海浦溆，日就淤浅，附近居民往往报升为业，已非复曩时之就矣。邑有大泽，潦可为容，旱可为蓄，邑之利也。论者，乃惜其弃为污地，谓耕之，岁可得粟百万斛。论似可听，但熟查情形，则有不然者。斯邑地本卑洼，雨水过多，全恃七里海为容蓄，况青龙湾、筐儿港之水，皆以此为归。倘有司不察，听其认耕，或反以开荒增赋为己最，规小利而废大泽，一遇霖雨，辄泛滥成灾，为害孰甚，此《畿辅通志》所为殷忧长虑也。留心地方者，当思大泽之利，毋俾雍塞，水患庶可息欤。”
  古人保护七里海的记载，其内容译成白话是，七里海，是县里储存水的地方，明朝世宗实录的记载是二百五十二里，与现在的宽广之数相比，是相差太悬殊了。其原因大概由于沿海的水边日渐淤浅，附近的农民往往开垦报升耕地，成为自己的产业，使七里海就不像先前的样子了。在宁河县有这么一个大泽，雨季涝了可容纳积水，旱年还可以蓄水，这是有利于本县的。宁河县的地势本来就低洼，雨水过多，全靠七里海容纳蓄存，况且青龙湾、筐儿港的水，都汇聚归流到这里。如果负责管理此事的官吏不进行实地考察分析，就听任其报升土地，承认报升人耕种，或者反说是开荒增加赋税了，认为自己是有功的，这就错了，这就是为了一己小利而将大泽废了，这一旦遇有霖雨到来，就会泛滥成灾，你说是哪一种危害大呢？这是《畿辅通志》中所忧思长虑的。凡是留心地方事业的人，应当想到大泽之利益，不让它雍塞，水患就可以避免了。古人把七里海视为天然水库，涝可排泄，旱可蓄水利用。这种理念代表了古人的智慧。
  清雍正王朝注重京东水利建设，对京东白、蓟、浭、滦四大名河统筹治理，提出汇聚东部诸河的蓟运河“河身深阔，源远流长，所谓弃之则害，用之则利者也。”提倡种植水稻。洪水引入宁河东部的大泊和西部的七里海。“河归于大泊，大泊广八里，长方十余里。”古人根据河源筑堤、开渠治水，要求支流与干流相通。各村的毛渠与支流相通。在清代已经注重蓄储雨季的洪水。《宁河县志》在论述河渠中说：“若我宁，中贯长河，蜿蜒萦绕，蓄泄故甚便也。倘能大兴水利，穿渠置牐（闸），区别得宜，沿河村庄，旋成沃壤。而由近及远，以次开挖，将斥卤之乡，转盼皆为乐土，间有旱涝，亦可人事胜之。”并在堤堰篇中说到汉朝贾让，他只注重堤埝要增高加厚，是治河的下策。古人讲究治水的根与表，重视七里海蓄水滞洪的作用，滞留伏季弃水，以备旱时使用。其实古人李冰在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相传两千多年，有“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清代人所说高筑埝是下策，也正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
  清初有才学的大臣魏象枢给皇帝奏疏，他提出治理古雍奴薮水患和最初“雍奴”的名子叫“貕养”，陈述治水“五利”。原文如下：
  “周礼，幽州薮曰貕养，其州河泲，其浸菑时。冀州薮曰扬纡，其川漳，其浸汾潞。盖水泽至沃也。国家定鼎于燕，用幽冀为畿辅，负重山，面平陆，奥衍之利，甲于东南。若疏其上源，自涓滴传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听其自旱自雨，自盈自涸，而莫之均节。故涝则遍地巨浸，旱则满眼砂砾，一遇饥岁，比屋倒悬，民之凋敝极矣。诚于平时举地利而经理之，富民不能供役者，必转募贫民，则窘者得食，一利也。旱则蓄其流，涝则宣其溢，则瘠产皆化为沃土，二利也。水道与田畴相通，譬咽喉之气达于肺脏，靡所不通，漕可速济，三利也。北地种植既多，即粟米芻茭俱将输于天府，远可省额外之征，近可蠲召买之役，四利也。原野有沟有防，高不成堑，盗不敢援弓驰马，五利也。夫不费太仓之金钱，而坐获此五利，何惮而不为乎”（据《日下旧闻考》）。
  魏象枢（1617—1687年），山西蔚县人，明末举人，康熙帝的宠臣。与宁河籍大学士杜立德同朝为官。其奏疏是任工科给事中时上奏，文章比较通俗，其中涉古地名需提示注意。“貕养”古泽的名子，不仅北魏郦道元不知所在，在周朝的《周礼·职方考》也是仅有其名，方位约在山东莱阳之东临渤海之地。禹贡九州的兖州与冀州（后幽州）之界。按《说文解字》释其含义，生长三月的豚叫貕，豚为泽水生养动物，“貕养”在远古文字萌生初期，即指适合生物生养的沼泽湖泊湿地，人类适合渔猎的地方。“杨纡”大泽，史书记载名称有“杨纡、杨陓、阳华等入海，在山西和陕西境，早已淤湮，古史也不知其具体方位。”其川河泲，指第一次流经七里海的黄河，当时称河；泲是从山东入海的济水。其浸菑时，指燕山南部滨海巨浸，可以适时种植和享鱼苇之利。 （高殿清）
  乡镇村落的形成和发展
  七里海镇
  位于宁河县西南部，北与大北涧沽镇、芦台农场连接，南与天津滨海新区、北京清河农场为邻，东隔蓟运河与芦台镇相望，西与俵口乡、北淮淀乡搭界。辖15个村，人口8177户、27542人。镇政府坐落于任凤庄村，距县城芦台20公里。穿越该镇的主要公路有津宁高速、塘承高速、滨保高速和津芦公路（七里海大道），主要河道有蓟运河、津唐运河、曾口河和杨虎子河。该镇是2001年宁河县区划调整，撤销南涧沽乡（1983年建，其前身为1961年成立的南涧沽公社）、任凤庄乡（1983年建，其前身为1961年成立的任凤庄公社）建制合并建立。
  任凤庄村 位于曾口河南岸、北移民村北，人口880户、3330人，从业人员1701人。清雍正元年（1723），山东、河北两省曹、孟、魏3姓来此建村。村北有一条埝埂形状似龙，村中一土台形状似凤，故村庄取名“龙凤庄”。咸丰初年，为求避讳，加之村庄建筑似“人”字形，取其谐音，更名“任凤庄”。村东有南北向的杨虎子河，因摆渡人杨景增（俵口人），人称杨虎子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在该村建有炮楼，在茶淀、崔兴沽一带建有多处农场，农场主管机关日本金谷公司驻任凤村，该村成为该地域日伪米谷统制中心兼稻谷征收加工中心。建国初年，村北曾口河南岸还存有红砖砌的米谷加工厂烟筒。共产党地下干部为该村取化名“后女”。1958年起为宁河县红星人民公社（后称任凤庄人民公社，由任凤庄乡、南涧沽乡、大北涧沽乡、俵口乡、淮淀乡合建）管委会驻地，年底为红星人民公社任凤庄管理区管委会驻地，1961年起为任凤庄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年为任凤庄乡政府驻地，2001年起为七里海镇政府驻地。
  大八亩坨村 北邻齐家埠村，南邻小八亩坨村，人口1582户、6780人，从业人员2683人，为本镇第一大村。清顺治年间，南皮县兴集牙庄张恒、张丰兄弟来此建村，定居于面积8亩的高坨上，后来人口逐渐增多，取名大八亩坨。抗日战争时期，该村建有封建迷信组织九宫道的武装红枪会（又名大刀队），其中一支称作西武堂，为民间抗日武装，曾在丰台抵抗日军，伤亡惨重。日伪军一度在村内建立炮楼。共产党地下干部为村取化名“赵村”。解放战争时期，宁河县大队曾在村内练兵，与来犯的国民党军发生战斗。1949年10月至1950年，为宁河县五区区公所驻地。1977年，在村西南于家洼子处出土古代鳁鲸骨骼1具。
  小八亩坨村 位于大八亩坨村南，人口720户、2850人，从业人员1353人。清康熙年间，兴家坨村马姓、董庄村赵姓来此建村于高坨上，因村北有大八亩坨，故名小八亩坨。1948年12月14日，宁河县全境解放当天，在该村村北、与大八亩坨村之间，东北野战军与溃退中的国民党军发生过激烈战斗，至今仍存在数所烈士墓。
  齐家埠村 位于大八亩坨村北，人口415户、1650人，从业人员612人。清嘉庆年间，宁河县小海北、于辛庄7户人家来此定居成庄，取名“七家福”，道光二年（1822）更名“齐家埠”。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为该村取化名“思贤”。
  兴隆淀村 位于杨虎子河东侧，南邻东移民村，人口400户、1470人，从业人员660人。建国后发展西瓜种植，味道极佳，县内外知名。清道光七年（1827），王、冯、董、刘4姓来此建村，因村位于任凤庄南部，故名“南铺”，后改名马小鬼房子。宣统年间，取村民王兴隆之名，因村地处洼淀，更为今名。
  东移民村 位于杨虎子河东侧，北邻兴隆淀村，人口186户、688人，从业人员327人。1942年，日本垦业股份公司强征逃荒难民在此开荒种地，后成庄，名移民村。因位于杨虎子河东，更为今名。
  北移民村 位于杨虎子河西侧、任凤村南，人口101户、312人，从业人员166人。1942年，日本垦业股份公司强征逃荒难民在此开荒种地，后成庄，名移民村。因居东移民村北，更为今名。
  李台村 北临津芦公路，南邻兰台村，人口430户、1600人，从业人员769人。清乾隆年间，山东李姓来此定居成庄，因居蓟运河西高台，取名李台。早年，靠蓟运河上摆渡往来。2006年在村北建津芦公路蓟运河南涧沽大桥（长350米，宽18米），方便了交通出行。
  薄台村 北与兰台村、南与郝台村相邻，人口530户、1990人，从业人员1224人。清乾隆年间，山东柳阳县薄达通来此建村，因居住地势较高，故名薄台。1946年8月，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曾夜袭宁河县第五区区公所（区公所驻该村），区长李健等7位区干部、村民骨干牺牲。新中国成立，仍为宁河县第五区区公所驻地，1957～1958年为南涧沽乡驻地。1961年为红星公社管委会驻地。
  兰台村 北与李台村、南与薄台村相邻，人口301户、1120人，从业人员627人。清乾隆年间，山东省兰姓来此定居成庄。因村居高台，取名兰台。1983～2001年为原南涧沽乡政府驻地。
  郝台村 南与冯台村、北与薄台村相邻，人口289户、1073人，从业人员717人。清乾隆年间建村，因村中李姓所开土地被别姓人占有，而李姓让步认可，人送李外号“好人”，该村取名“郝台”。
  冯台村 位于蓟运河南侧，西北与郝台村相邻，人口211户、755人，从业人员399人。清乾隆年间，山东枣林庄十三胡同胡姓来此定居成庄，名胡台。后与冯台村合并，统称冯台。
  张善庄村 西与郝台村、东与于台村相邻，人口158户、632人，从业人员349人。清乾隆年间，山东张线来此定居成庄，名张线庄，后演变为今名。
  于台村 西与郝台村、冯台村、张善庄村相邻，人口179户、716人，从业人员403人。清初俵口村于姓来此定居成庄，因村居地势较高，故名于台。
  张尔沽村 位于蓟运河西侧，南邻津芦公路，北靠曾口河，人口220户、845人，从业人员411人。清乾隆年间名小庄子，后成张家佃户村，因张排行二，故名张二沽，后演变为张耳沽，建国后成今名。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发展稻田，强征稻谷作为军用，在村北曾口河上修建扬水站1处。
  潘庄镇
  位于宁河县西部，北与天津市宝坻区、武清区接壤，南与造甲城镇相邻，东与东棘坨镇、俵口乡和芦台农场连接，西与北辰区搭界。辖17个村，人口12651户、32047人。镇政府坐落于潘庄村，距县城芦台35公里。穿越镇内主要公路有滨保高速和112国道，主要河道有潮白新河、青龙湾河故道。1957年建潘庄乡，1958年同造甲城乡、东棘坨乡合建东风人民公社（后称潘庄人民公社），年底建潘庄人民公社潘庄、造甲城、东棘坨管理区，1961年潘庄人民公社分开，原潘庄乡称潘庄公社。1983年复建潘庄乡，1985年建潘庄镇。2001年，大贾庄乡（1978年自潘庄公社分出建大贾庄公社，1983年建大贾庄乡）撤销，并入潘庄镇。
  潘庄村 位于该镇东部、112国道南侧，人口1710户、5068人、从业人员2015人。唐武德年间建庄，名监官庄，北宋时为潘美之地得名至今。民间有潘美、杨家将和关帝庙、真武庙、娘娘庙、药王庙等许多传说。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曾在此建立炮楼，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曾建立据点。建国前为宁河县第四区区公所驻地，1957年为潘庄乡公所驻地，1958年为东风人民公社管委会和其后的潘庄管理区管委会驻地，1961年为潘庄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年为潘庄乡政府驻地，1985年起为潘庄镇政府驻地。
  东塘坨村 位于潘庄村东南，西与西塘坨村相邻，东临潮白新河，北靠青龙湾河故道，人口1054户、3218人，从业人员1159人。元元贞年间，有东西排列的两个土坨，唐、尔二姓来此定居成庄。因该村居东坨，故名东唐尔坨，后演变为东塘坨。村东北300米处，有汉代墓群，1971年发现出土绳纹砖等文物。村中心处曾有古寺观海潮庵，建于明永乐年间，毁于1976年地震。村西北角发现汉代董家坟墓，占地面积500平方米，高达5米，曾见大量绳纹砖及砖墙。1948年冬，解放军曾在该村与西塘坨村成立兵站医院。
  西塘坨村 北邻潘庄村，东邻东塘坨村，西临清污渠，北临青龙湾河故道，人口2189户、6155人，从业人员2311人，为本镇第一大村。元元贞年间，唐、尔二姓来此落户成庄，因该村居西坨，故名西唐尔坨，后演变为今名（一说“塘坨是指被坑塘水泽围绕的高地”）。该村周边一带是4000年前禹贡黄河流经的高岭地，古时即为人烟稠密地区。村西750米处，东西1公里，南北0.5公里处双坨有西汉、辽代古文化遗址及墓群，出土文物多种。村西1500米处，有3万平方米西汉时代居住遗址和墓葬地。1959年、1981年先后两次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村旁东大岭和西大岭上曾出土多处元代墓葬，当地人称“鞑子坟”（称契丹人为“鞑子”）。村北500米处，发现大量元代窖穴，应是储存粮食之所，证明曾是契丹或元代驻军之地。该村故事传说较多。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冬，为配合平津战役，解放军曾在该村与东塘坨村成立兵站医院。当时村建有占地1400平方米的无名烈士墓群1处，安葬平津战役牺牲战士。
  老安淀村 西邻西杨庄村，人口389户、1261人，从业人员461人。明万历年间，一陈姓老汉打渔至此，在苇海洼淀高坡上搭窝铺居住，名陈家窝铺。因期望永度安定生活，借洼淀地势取村名老安淀至今。
  纪庄子村 位于潘庄村东北，东临潮白新河，人口261户、640人，从业人员261人。明朝末年，一纪姓人家来此落户，名纪家庄，俗称纪庄子至今。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3月，村中民兵破坏交通，砍倒日军安装的电话线杆，3月12日日军来村报复，烧房80多间。3月14日，日军再来烧庄，全村房屋被烧光，大火烧了半个多月，枪击村民4人，致2人遇难，2人重伤。
  西孙庄村 位于潮白新河西侧，南邻纪庄子村，人口229户、661人，从业人员258人。明永乐初年，山东孙姓来此落户，名孙家庄，俗称孙庄子。因县内村有重名，1984年更为今名。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左右，日军在村东500米村民张连群家族墓地处，把抓来的外地5人，挑死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埋入坑内。
  西杨庄村 东邻老安淀村，北邻孙庄子村，人口220户、603人，从业人员236人。明永乐元年（1403），山东肖、杨二姓来此落户，名肖杨庄。后肖姓外迁，改名杨家庄，俗称杨庄子。因县内村有重名，1984年更为今名。该村旁有汉代形成的贝壳堤遗址张码头。抗日战争时期，村内有一处日军侵华杀害抗日村民的场地，杀害该村村民2人。
  小南庄村 位于潘庄村南，东邻西塘坨村，人口92户、231人，从业人员123人。清康熙初年，肖、于二姓来此落户，因庄小又居潘庄南故名。
  大贾庄村 位于北京排污河东侧，南邻王庄子村，人口726户，2215人，从业人员926人。明永乐元年（1403）山西洪洞县贾守贵携家来此定居，名贾家庄，1942年更名大贾庄。村北有一处铜造像遗址，分布面积400平方米，上世纪80年代村民曾发现铜造像佛头八尊。1978年为大贾庄人民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2001年为大贾庄乡政府驻地。
  大龙湾村 位于北京排污河东侧，东邻齐心庄村，人口520户，1699人，从业人员641人。明万历年间，此地北靠青龙河，西邻蜈蚣河，沟渠密布，每当遇雨，天水相连，颇有龙腾之势，故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该村曾建有地下秘密交通站。
  齐心庄村 位于大贾庄村北，西邻大龙湾村，人口165户、605人，从业人员241人。明永乐年间，山东区、辛两姓来此落户，名区辛庄。后山东刘姓迁来，而区、辛两姓迁往他处，其余表示齐心留住，改名齐心庄。
  朱东台村 位于大贾庄村东北，北靠滨保高速公路，人口325户、796人，从业人员445人。明永乐年间建庄，因此处有3个土坨子，四周低洼，得名驻坨淀。清代，这里成为朱姓地主佃户村，更名朱头淀。因此村居三台之东台，故名朱头淀东台，简称朱东台。
  朱中台村 位于朱东台村西，人口358户、1087人，从业人员409人。明永乐年间建庄，简称朱中台（详见朱东台）。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3月29日夜，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在该村制造惨案，杀害共产党地下干部、民兵8人。
  朱西台村 位于朱中台村西，人口139户、419人，从业人员141人。明永乐年间建庄，简称朱西台（详见朱东台）。
  王庄子村 西临北京排污河（龙凤河），南邻白庙村，人口386户、918人，从业人员441人。明永乐元年（1403），山东王、李二姓来此建村，因王姓人多，故名大王庄，后改名王庄子。
  白庙村 位于大贾庄村南，南临112国道，人口331户、941人，从业人员350人。明永乐元年（1403）建村，因是宝坻县白姓地主佃户村，村中有一古庙，故名。村中北部有面积5000平方米的药王庙遗址。
  杨建庄村 位于大贾庄村南，南临112国道，人口152户、418人，从业人员148人。明永乐元年（1403），山东杨建来此建庄，称杨庄子。杨去世后，其子杨文龙、杨文虎为纪念其父更今名。
  造甲城镇
  位于宁河县西南部，北与潘庄镇相接，南与天津市东丽区为邻，西与天津市北辰区搭界，东与北淮淀乡接壤，距空港物流区8公里，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3公里。辖8个村，人口10199户、27564人。镇政府坐落于造甲城村，距县城芦台45公里。穿越镇内主要公路有滨保高速、津宁高速和津芦公路，主要河道有永定新河、津唐运河。该镇前身为1957年成立的造甲城乡，1958年同潘庄乡、东棘坨乡合建东风人民公社（后称潘庄人民公社），年底建潘庄人民公社造甲城管理区，1961年与潘庄人民公社分开，建造甲城公社。1983年建造甲城乡，2001年建造甲城镇。
  造甲城村 位于永定新河和津唐运河北侧，人口2384户、8505人，从业人员2169人，为本镇第一大村。明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县赵龙等兄弟三人来此建村，名赵家堡。后在村中发现地穴，内藏盔甲，疑为古制造盔甲之城，故名造甲城。关于古代战事，民间流传着多种传说，村南5华里许，有圆坨1处，传为唐五代刘仁恭驻兵之所。村东北杨场子处，曾为古战场。还发现多处古代墓葬，村西号坟遗址发现战国遗物，村北“大坟山子”为清初墓地，且有康熙年间墓碑。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曾在该村建立炮楼。抗日干部为村取化名“社会”。1957年为造甲城乡公所驻地，1958年底为潘庄人民公社造甲城管理区管委会驻地，1961年为造甲城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年为造甲城乡政府驻地，2001年为造甲城镇政府驻地。
  大王台村 位于津唐运河和津芦公路南侧，南邻傅家台村，人口1621户、6542人，从业人员1418人。明永乐年间，山西王福、王禄、王寿兄弟三人迁居高台，故名王家台。1940年因与村南王家台难于区别，改今名。
  冯家台村 位于永定新河东侧，西北邻造甲城村，东邻西小王台村，人口866户、3282人，从业人员908人。明永乐年间，刘姓逃荒此地，以讨饭为生，故称刘花子铺。后宋国公冯胜第六代孙在此高台建村，改称冯家台。
  傅家台村 北邻大王台村，南邻冯家台村，人口564户、1890人，从业人员544人。明永乐年间，南京傅姓来此定居，故名傅家台。
  东小王台村 位于永定新河西侧，西北邻造甲城村，人口215户、839人，从业人员230人。明正统年间，山西洪洞县王虎来此落户，定村名小王庄。1940年与西小王台合并，统称小王庄。1961年两村分开，因此村居东称东小王台。
  西小王台村 位于永定新河西侧，东邻东小王台村，人口195户、701人，从业人员188人。清乾隆元年（1736），山西洪洞县孙、冯、黄、王4姓从北京迁此成庄，因村居冯家台村东，故名小东庄。1940年曾与东小王台合并，统称小王庄。1961年两村分开，因此村居西称西小王台。
  田辛庄村 位于永定新河南侧，西北邻赵温庄村，人口403户、1339人，从业人员368人。明永乐年间，田姓在此建村，名田新庄，后演变为田辛庄。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为村取化名“丰收”。日伪军曾在该村制造两起惨案，为1944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和同年10月29日。日伪军前一次毒刑折磨死村民4人，烧房13间；后一次全村845间房烧毁837间，害得村民无家可归。
  赵温庄村 位于永定新河南侧，东南邻田辛庄村，人口698户、2416人，从业人员650人。明永乐年间，赵文、赵武兄弟二人来此落户，以兄赵文之名称村赵文庄，后改今名。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9月29日，正逢中秋节，国民党还乡团在村制造惨案，杀害村民尚家老人3口。
  北淮淀乡
  位于宁河县西南部，北邻俵口乡，南靠北京清河农场，西连造甲城镇，东接七里海镇。辖3个村，人口6712户、21045人。乡政府坐落于北淮淀村，距县城芦台30公里。穿越该镇的主要公路有津宁高速和津芦公路、海清公路，主要河道有潮白新河、永定新河。该乡1957年建乡，1958年同俵口乡、南涧沽乡、大北涧沽乡、任凤庄乡合建红星人民公社（后称任凤庄人民公社），同年底建红星人民公社北淮淀管理区。1961年任凤庄人民公社分开，建北淮淀公社。1983年建北淮淀乡人民政府。
  北淮淀村 位于潮白新河西侧，北临津芦公路，人口2815户、10176人，从业人员3621人，为本乡第一大村。明天顺七年（1463），郑、李二姓来此建村，因地处洼淀，鱼蟹甚多，人们以捕鱼蟹为生。附近有南北两村，此村居北，“淮”当水解，也有被水环绕之意，故名北淮鱼淀，后演变为北淮淀。淮淀扬水站工地，曾发现宋代文物四彩瓶。村内曾有清代庙宇镇海庵遗址，面积900平方米，村西且发现镇海庵碑，现石碑尚存。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曾为该村取化名“汉口”。该村1957年为北淮淀乡公所驻地，1958年底为红星人民公社北淮淀管理区管委会驻地，1961年为北淮淀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年为北淮淀乡政府驻地。
  南淮淀村 位于潮白新河西侧，北邻北淮淀村，人口1221户、4561人，从业人员2411人。明天顺七年建村。附近有南北两村，此村居南，故名南淮淀（详见北淮淀村），抗日战争时期，该村为坚强的堡垒村，村内有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在该村使用电台，建有地下被服厂。共产党地下干部为该村取化名“武昌”。1944年12月13日（农历十月二十八）因该村抗拒交粮，日军放火烧庄，一老妇被熏死。其后又杀死财粮委员李振宽。解放战争时期，冀东区党委天津工委东部大组曾经过该村开辟赴天津工作交通线，冀中区党委塘大工委机关成立于该村并驻村工作。该村因国恨家仇，参军者较多。
  乐善庄村 位于潮白新河东侧，津芦公路从村北经过，人口1242户、4780人，从业人员2049人。明正德年间成村，初有杜毛、锦线、乐善3村，后统称乐善庄，含乐善施德之意。1974年兴修水利施工中，曾出土古代鳁鲸鱼骨骸一具，距今5000～6000年前，全长12.5米，下颚骨长约2.5米。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曾为该村取化名“博爱”。1943年12月21日，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寒松（相当于县长）被日军包围于该村，突围时牺牲于村西北的黄家围。
  俵口乡
  位于宁河县西南部，北靠芦台农场，南邻北淮淀乡，西隔潮白新河与潘庄镇相望，东接七里海镇。辖8个村，人口6496户、20375人。乡政府坐落于俵口村，距县城芦台30公里。穿越乡域的主要公路有滨保高速和112国道，主要河道有潮白新河、曾口河。地处七里海核心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该乡1958年同任凤庄乡、南涧沽乡、北淮淀乡、大北涧沽乡合建红星人民公社（后称任凤庄人民公社），同年底设任凤庄人民公社俵口管理区。1961年红星人民公社分开，建俵口公社，1983年建俵口乡。
  俵口村 位于俵口乡西部、潮白新河东侧，北靠滨保高速，南接七里海水库，东连洛里坨村，人口2294户、8811人，从业人员2761人，为本乡第一大村。村内有革命先驱于方舟故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方舟烈士陵园。明永乐年间，于姓建村于七里海北畔一条土岭上，取名撒金坨。后因被大水冲开一条口子，每逢汛期村北之水全部由此流入大海，取“水流俵分船地”之意，称该村为俵口。从明初直至明末，落户俵口村的于氏军户，十代连续任梁城守御千户所佥事，为守卫宝坻县宁河地域世代立功。于氏历代祖先即葬在村旁。村内村外曾有不少古代庙宇和古代文物、墓葬。位于七里海北岸小海北村北5华里处的一条土埝，古称红心堤，为秦代遗物，用以抵挡七里海水，多见于典籍。村南村北即前后七里海内，发现战国至汉代文物夹砂红陶、陶仿玉璧等。村南桃园岭，发现西汉遗物红陶釜等。幸福村内发现清代所建龙王古寺遗址。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初，中共冀东区党委北平工委地下交通线有一条经过俵口、潘庄，去往天津，这条路线是由于方舟夫人谈芳荪、于方舟之姪于近者开辟，与潘庄小学校长李一农共同负责。同时，共产党冀东区党委天津工委的一条地下交通线，由小芦庄通过俵口，去往塘沽、天津。该村1957年为俵口乡公所驻地，1958年底为红星人民公社俵口管理区管委会驻地，1961年为俵口公社管委会驻地，1983年为俵口乡政府驻地。为方便管理，分为民主村、自由村、幸福村、解放村、安全村5个村。
  1．民主村 人口523户、1856人，从业人员546人。
  2．自由村 人口480户、1718人，从业人员533人。
  3．幸福村 人口430户、1728人，从业人员525人。
  4．解放村 人口443户、1700人，从业人员543人。
  5．安全村 人口418户、1809人，从业人员610人。
  兴家坨村 位于俵口村东南、曾口河北侧，人口1220户、5230人，从业人员1900人。明永乐二年（1404），任姓来此落户，取兴家立业之意，村名兴家坨（一说邢姓来此落户，曾名“邢家坨”，后演变为“兴家坨”）。兴家坨村委会西侧有占地1200平方米的娘娘庙遗址，始建年代不详。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为村取化名“河中”。
  后辛庄村 位于曾口河北侧，南邻兴家坨村，人口710户、2660人，从业人员838人。明嘉靖末年（1566），辛姓由河北省保定来此落户，搭3个窝铺，名辛家窝铺。后因坐落于兴家坨村后，故名后辛庄。该村与岭头村之间土岭地有禹贡黄河冲击的泥沙土层，适建窑烧砖。2008年曾发掘唐代窑址一座，保存完好，内青砖尚未烧制。
  洛里坨村 西邻俵口村，东邻后辛庄村，人口730户、2820人，从业人员843人。明永乐二年（1404），张、于、范三姓（一说山东李姓）来此定居于高坨上，取名落里坨，后演变为今名（一说“洛”为清澈的水，闪着光耀的水。水能灭火，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可免火灾）。考古证明，战国之前此地已形成人类生产生活的聚落。村东1.5公里处，北大岭发现汉代遗址，曾出土汉代文物瓮、缸、釜等，面积3000平方米，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村与俵口村连界的杨家岭，发掘出战国和西汉古遗址。村旁青龙湾河，曾作为萧太后的运粮河。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干部为村取化名“才子”。
  （李佑生）
  龙头碑
  ——俵口建庄的见证
  龙，在封建社会是皇帝的象征。只有皇宫、皇陵及与皇帝有关的建筑、物件、饰物等才有龙的造型。那么七里海边的一个普通村庄，为何有刻着龙的石碑呢？
  相传，这龙头碑是清朝光绪皇帝为了感念于氏11位将军的历史功绩，恩准立的（《中国文物图集》有专条记载）。刻的龙四爪，比象征皇帝的龙少一爪。碑高（不含底坐）195厘米，宽66厘米，厚21厘米。碑文300余字，其中一段文字刻着：“俵口庄西旧有于氏先茔一处，积冢六十一座，自前明永乐二年修立后至今五百余年。”立碑年代为光绪十三年。碑上标有出资立碑的于氏24人姓名，承办人为五品官于绂荣。立碑时，“砌以石坎，环栽绿柳，密树青松”，看上去，“巨冢累累，现出千家端兆。”还有一座石碑，为俵口于氏始祖于大公碑。碑高160厘米，宽40厘米，厚21厘米。上面刻有“前明指挥佥事例赠明威将军于氏始迁祖大公、妣李氏之墓”。立碑亦为光绪十三年。
  经反复查阅现存于氏族谱及相关史料，大体弄清了俵口于氏家族的来龙去脉。于氏始祖自江南金坛县迁址山东省文登县大水波，后移居山东济南府青城县。明朝初期兄弟三人同来顺天府宝坻县（今宁河县）俵口庄。传说是随“龙”过来的，大概是洪武十三年（1380）燕王朱棣就藩北平（今北京）时，朱棣1403年称帝之后移居来的。哥仨选址于一条土岭，取名撒金坨。因潮白河、青龙湾河、曾口河三河在此交汇，而后向南向东而去，取分流之意，故称俵口。哥仨讳字失传，后人以公尊称。大公入丰财盐场，二公充军户，死后同葬于俵口，三公移居沧州、静海，后下落不明。
  于氏先祖第一位将军是三世祖于本。于本自幼勤学好问，通晓武功、兵法。建文三年（1401）年时，都督陈贤招募兵士，于本从军巡哨芦台，杀退东军。在梁城（今宁河镇）招募新兵，积功提升掌管梁城所千户事，并守卫直沽海口，后又出征巡哨草头沽、鸦鸿桥、通州、张家庄（宝坻辖）等地，将贼众杀退。永乐二年正月（1404年），升为明威将军佥事，仍守卫梁城千户所，兼守卫海口。永乐二十年、二十二年两次迤北征进。洪熙元年（1425年）因年老钦准由儿子于昶接替其职，授明威将军本所世袭指挥佥事。宣德元年八月（1426年）还乡（《宁河县志乾隆本及于氏家谱均有记载》）。
  自于本之后，相继出了于昶、于伦、于玺、于金、于宗渊、于继武、于一桂、于大猷、于君陈、于君鼎，共11位将军，均为世袭指挥佥事，属三品或四品。其夫人均诰封太恭人，恭人（明清时一品至五品以上用皇帝的诰命授予，称诰封）。于本之父（二世祖）、祖父（始祖），封赠明威将军指挥佥事。
  查阅史料，于氏11位将军个个忠君爱国，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直到最后一位将军于君鼎，很长时间内，其功绩仍在民间广为流传。率兵平乱的事暂且不说，就说降妖一事。明朝末年，溃兵到处乱窜，攻城抢劫，民心大乱。这时，月河庄有一妖道名顿兴，图谋叛乱，夺取官军马匹。一位朝廷主将调兵前来捉拿，妖道逃到梁城。主将移兵梁城城下，将要屠城。君鼎遂挺身而出，穿着整齐的官服去迎接，兵卒将其捉拿见主将。君鼎面色温和，言辞甚壮，终于说服了主将，使百姓免遭杀戮。
  在调查于氏渊源时，有不少有趣的故事。相传，清朝时，疏浚潮白河，按原定路线，河道从俵口村头通过，这样就得挖掉俵口于氏祖坟。指挥水利工程的官员听说那里埋着三代于氏将军的先祖，挖河时特意转了个弯，才使于氏祖坟得以保存。另有传说，时任蓟州都司的于一桂（于氏第八位将军）平定叛乱，路经玉田时，见河上无桥，村民出入很是不便，便命兵士们架起一桥。村民感激不尽，从此将村名改为于家桥。俵口有些老人一提起黄马褂的事，至今仍津津乐道。文革前好多人还怀着好奇心理穿过它。相传这黄马褂是永乐帝奖赏于氏将军的。诸如此类的传说，还有不少。
  从龙头碑大抵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俵口建村年代。应在建文三年（1401年）以前二十年之内，最早在燕王奉命驻守北平（1380年）之后（洪武年间有几次大的移民），龙头碑明确写着，“俵口庄旧有于氏先茔一处”，为“前明永乐二年修立”。宁河县志和于氏家谱都记载于氏先祖的孙辈于本在明建文三年（1401年）时已在俵口参军，说明在建文三年之前于氏先祖已在此定居。其二，俵口于氏家族人才济济。600余年间，历史上出了多位将军，现代又出了以天津共产党组织创建人于方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人士。
  （于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