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2015年3月1日，我们一行4人驱车到京城拜访了国内外著名的抗日战争史学家、书法家、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和创建者之一的郭景兴先生。在他的书画工作室，有一幅中国抗战纪念馆落成典礼的大照片吸引了我们，88岁高龄的郭老兴致勃勃地介绍合影中的杨尚昆、万里、王震、胡乔木、邓力群、廖汉生等国家领导人。
  郭老讲述他童年在家乡宁河亲历日军暴行时仍记忆犹新。
  “我的家乡是天津宁河县江石沽村，村子守着古老的蓟运河，那是一条宁河县的母亲河。我出生1928年，5岁那年，日本人占领热河，国民党政府被迫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依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平津一线，难民也涌到宁河，宁河就不平静了。
  最早听说北平有座‘卢沟桥’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刚9岁。那天早上，我走在去孟旧窝村上学的路上，忽然，从头顶上呼啸飞过了好多架飞机，上边还涂着红膏药标记，我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日军的飞机，只是感觉到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了。我一路小跑到了学校，看到同学们都在纷纷议论，说是北平那边中国和日本打起来了，小日本的飞机都去了，还说，刘继平老师从广播匣子里听到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抵抗日本鬼子的消息了。上课钟声响了，刘老师夹着教案走进教室，他神色严峻地看了一眼同学们，一句话没说，在黑板上画了一座石拱相联的桥，并在桥上的石栏上勾勒出几头石狮，然后才开口告诉我们，这座桥叫卢沟桥，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桥，如今却陷于日军侵略的炮火之下。
  家乡丰台惨案发生的那天下午，我看到蓟运河里有日本鬼子的小火轮，长长的一大溜，朝着宁河镇方向开去。小火轮甲板上支着小钢炮，飘着日本膏药旗，上面站着好多拿枪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端着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水面，乡亲们都吓得躲在了自家的院子里。大约4点钟，宁河镇有了枪声，到了傍晚6点左右，丰台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一直响到当夜11点钟左右。小日本是在丰台东村小西园子登陆的，杀死了许多无辜群众。当年正是冀东发大水，农田、道路全部被淹没，第二天便由蓟运河上游，也就是丰台方向，流下成排的被日军屠杀的老百姓尸体，有用麻袋装着的，也有用绳索捆绑着的。开始是整排整排地顺水下流，一连延续流了七八天，然后是零星的尸体，流了近一个月，虽然一天天见少，却令人恐怖，腐烂的尸体着满了白色的小鱼，散发着冲天的臭气。后来，我听说死了二三百老百姓。
  那时我在孟旧窝完小读书，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宁河县的重点小学，师资力量较强，别看学校不起眼，老师却大都来自燕京、清华、辅仁等名牌大学，我后来才知道，由于时局的动荡和经济不景气，即使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也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只好回到家乡或他乡教学谋生。他们的思想很活跃，大部分受到进步思想熏陶，也有一小部分是日本、汉奸派来的亲日教师，特别是教日语的教师，他们天天讲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教的是亲日的教材，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学生对他们很反感，不肯好好听他们讲课。
  1942年，我小学五年级，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郑伯平，是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知识渊博，稳重谨慎，课讲得也非常好。学生们都不愿意学日语，都和郑老师好，亲日的教师很嫉妒，但又抓不住他的把柄，便朝我们学生发泄不满。
  一天上午，第四节上美术课，教师姓赵，是亲日派。课上他讲中日亲善，我们听着心烦，不料他突然叫我，郭景兴你站起来！我正心不在焉，未听清他在叫我，他大发雷霆，说我怠慢老师，目无师长，样子简直像个土匪，骂我浑蛋。我忍不住了，把对日本人的憎恨也向他发泄，顶撞他说，老师不应当骂人！他更火了，拿起大戒尺，先打我的左手，一直到打肿，我咬牙一声不吭，怒目而视，他气急败坏，换打我的右手，一直打到下课，又延长打了10分钟。两手打得都无知觉了，但我也不服软、不求饶。我挨打，全班同学都愤愤不平，下课后大家都安慰我。几个学生骨干，是我的好朋友，一起商议，决定下午全班罢课。于是下午全班四分之三的同学未到校上课，在公路上静坐。其余四分之一的女同学胆小，在教室门口闲坐。教下午课的教师见这么多的学生罢课，加上平时也对赵不满，佯装无奈，心里暗自高兴地回办公室去了。有人报告了校长刘联舫，第二天刘校长把我们几个学生骨干叫到他家，劝我们复课，我们申述了经过，义正词严地提出“解聘赵老师”的要求。刘校长好言安抚，同意赵老师不任我班课程，说解聘的事儿要向上级请示。
  在郑老师背后支持下，我们胜利了，都很开心。第二年开学时，赵老师被解聘了，这给亲日派老师一个打击，也给有抗日思想的学生极大鼓舞。”
  讲述中，郭老不止一次地提起郑伯平这个名字。
  “他是一位来自北平的年轻教师，也是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他的老家不在宁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时有人置疑，说这样一位精英人物怎么会屈尊跑到乡下教小学呢？后来我才知道，郑老师其实早就是共产党员了，他来宁河之前，是北平地下党一个铁路基层组织负责人。那场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和随着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北平，郑老师的身份暴露了，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杀他才跑到宁河乡下教书的。
  日军在学校附近的板桥村建了据点，修了炮楼，把中国人不当人，每天从路口过都要接受日军的检查搜身，每一个人到路口还要向日本军人鞠躬行礼，否则就要挨打。当时，日寇几乎隔三差五就到村里捣乱，想打人打人，想抓鸡抓鸡，想烧房烧房！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抗日游击队在江石沽附近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为报复游击队，当时驻扎在芦台的日本人带着伪军包围了江石沽村，把全村人召集到庙前空地上，揪着村长的衣领让他指认谁参与了行动，村长说不知道，他们就往死里打，直到打累了，又把村长一脚踹到墙角，说明天还来。村长被抬回家，半夜就口吐鲜血死了。
  1942年，我在孟旧窝村小学读到了四年级，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了相持阶段，江石沽村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与日伪军拉锯的地方。有很多村庄，白天是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一到了晚上就成了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的天下，那些乡长、保长的常常是两面人，白天应付日本鬼子和伪军，晚上接待八路军、小分队。我参加了儿童团，晚上拿起了红缨枪跑到村口站岗放哨。那一年的春天，日伪军对冀东平原连续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所谓的“民匪隔离”，集家并村，蚕食革命根据地，我耳闻目睹了日伪军的残暴罪行，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这一年的秋天，郑伯平老师离开孟旧窝村小学，给我留下北平的地址，说如果有一天你在宁河待不下去了，尽管到北平来找我。
  1943年，我读完小学，家里没条件继续读书，刘联舫校长说我不读初中太可惜，让我先别把学业全丢了，帮我联系去了苗庄小学教学。当时的苗庄是宁河的大村，在日寇的直接控制之下，日本人对当地的老百姓进行残酷压榨，并极力实施欺骗宣传，利用伪钞、倾销日货等手段，大肆掠夺民脂民膏。我到苗庄学校教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学校里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得按日本人的要求将日语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上操时还要让小学生向日本国旗敬礼。
  因为在苗庄教学，我又亲历了苗庄惨案。当地的民众为反抗日寇统治，就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割断电话线，放倒电话杆，日本鬼子恼羞成怒，就包围了苗庄村，以开会的名义将全村人集中到村中，让保长找出破坏交通线的人。那个保长受刑不过，就胡乱说了6个人，结果这几个人都被日伪军带到村南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前杀害了。
  苗庄小学在路边的一个大庙里，庙的东房是日本管辖的乡公所，日军路过时，常到乡公所休息，汉奸特务也常到乡公所滋事生非。一次日本军车在苗庄以北被八路军区小队打了伏击，日兵损失很大，次日早晨日军便来到乡公所，对乡长和工作人员严刑拷打，追问八路军的线索。大乡长是个老头被打得晕死过去，回家不久就死了。和我一起教课的陈老师，还有几个老乡给日本人做饭。陈老师很聪明，他挑起水桶到河里去挑水，一去不回。我在厨房烧火，看陈老师许久不回来，心里就明白了，乘鬼子吃饭之时，也装作去挑水，挑着水桶离开大庙，趁机跑回了家。
  从学校逃回家后，父母感到非常后怕，觉得苗庄小学和乡公所在一个院里，经常有日本兵、汉奸特务去骚扰，实在危险，就在第二年（1944年夏）学期结束时帮我辞退了教师工作，托人到丰台镇一个小香店去做学徒工。
  1944年，晋察冀军区18军分区4区队一部转战到了丰玉宁，宿营于刘瘸庄，得悉驻丰台的伪军200余人，在伪团副杜绍棠的带领下到苗庄附近抓民夫，就打了敌人的伏击，杨正春副队长一声令下，伪军杜团副丧命，毙伤和俘虏敌兵百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长短枪80余支，4区队仅轻伤2人，待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时，4区队战士早无影无踪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决定离开丰台，回到家江石沽村，因为那里早已是八路军的天下了，说不定还能做点对抗日有用的事情。我回到江石沽的第二天就给郑伯平老师写了封信，迟迟没有回信，却等来了小日本投降！“八一五”那天晚上村里沸腾了，我和弟弟妹妹们跑到了村边的蓟运河，跳进了水里游泳，从东岸游到了西岸，又从西岸游到东岸，8年来，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蓟运河虽说是母亲河，但这几年河里横冲直撞的是日本军队的小火轮，没人敢到河里游泳，就是走在河边，也担心哪会儿就飞出来日本兵的子弹。”
  我们聊到了守桥翁的话题。郭老兴致更浓了。
  “小日本刚投降，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到北平去找郑老师。郑老师显然没有想到我会不远几百里，从宁河跑来，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还把我带到了向往已久的卢沟桥。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来到卢沟桥畔工作，并与卢沟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郭老告诉我们，30年多年的时间里，他与卢沟桥为伴，去保护千疮百孔的卢沟桥，去考证那段与日寇殊死搏斗的珍贵文物史实，去呼吁、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去寻访那些隐姓埋名的抗战老兵……如今卢沟桥的望柱以及宛平城城墙上，当年日军的弹痕犹在斑斑可见，卢沟桥成为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他参与修复和兴建的卢沟桥、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郭老自谓是一个“守桥翁”，守的是桥，用的是心。他笑着解读说：“桥也，卢沟之桥；守也，尽心竭力；守桥翁乃后半生之梦想。”
  采访郭老并写出《守桥翁的中国梦》的著名作家刘建军，在书的扉页题记中这样写道：他是蓟运河边的一个苦孩子，追逐梦想，一路坎坷走到了卢沟桥，做起了“守桥翁”，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与一个人的传奇。
  郭老告诉我们，他是把守护卢沟桥、修建抗战纪念馆，当作还原真实历史和与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延续。
  1982年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一股反华高潮，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198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等16名国务院大臣参拜东京靖国神社，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宣扬天皇和东条英机等中心人物，歌颂武士道精神，大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功绩。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我作为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慨！跑到人家的国土上发动战争还不是侵略，这是什么混蛋逻辑？！我想起童年家乡头顶上飞过的日本飞机，眼前浮现蓟运河里滚滚流动的尸体，心里涌生一种悲愤，也油生一种责任，决不能让乡亲的血白流，决不能让日本的侵略罪行被掩饰，要用真相回击他们的反华行径，教育年轻一代勿忘国耻。于是我带领几名待业青年，搭起了一个临时大棚，办起一个《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选派讲解员，培训后分派到当年七七事变的宛平城墙弹痕处、卢沟桥头、铁桥等处讲解日本当年侵华的血腥罪行。那会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刚刚从团中央下派到北京丰台区任区委副书记，他参观后对我说，这个展览形式很好，应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这段历史。在陈昊苏的积极倡导下，北京市组织了全市青工轮训，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工人来到卢沟桥观看图片展览，亲身感受了一次真实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从1983年到1984年间共接待观众52万人之多，其中外宾和归国华侨26万人。像胡乔木、朱穆之、白介夫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也前来参观。1984年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罗干陪同日本总评议会前议长市川诚先生来卢沟桥参观了《日军侵华罪行图片展览》。市川诚深感震撼，当场写下了‘誓中日永不再战’。
  1982年6月18日，邓颖超派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等领导同志来到卢沟桥视察。侯镜如等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详细地了解了卢沟桥文保所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还提出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历史罪行，要针锋相对地大讲七七事变的重大历史意义，昭示后人勿忘历史，将卢沟桥建成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就是在那次汇报会上，郭老提出了在卢沟桥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议，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建馆之路。
  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学者颠倒黑白的丑恶行径，郭老还抽出主要精力，展开调研，著书撰文，如去河南固始县访问七七事变时任直接指挥官的金振中；去山西访问全国政协委员时任29军驻守永定门的1营营长周树一；访问原宛平县长王冷斋之子王一中和原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先生；访问抗日将领冯玉祥之女冯弗伐、吉鸿昌之女吉瑞兰、宋哲元之外甥女李惠兰和目击者佟德麟、扈志刚等。整理有关资料237册、150万字。著有《七七事变战场考》《七七事变战场续考》、《宛平城与武俊碑》《卢沟桥文集》等，其《七七事变战场考》和《七七事变战场续考》在国内外，特别在日本现代史学界影响很大，日本一位很有名气的顽固学者，仔细研读了郭老的每一篇文章，后来到中国南开大学作学术交流时，毕恭毕敬地向郭老表示了歉意和钦佩，说“你是公正的、客观的，你的正确！”
  1987年，一座宏伟的、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馆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矗立在卢沟桥畔。那座浸染着郭老心血和汗水的建筑，既可以警示世人牢记“七七事变”的历史，又可告慰那些长眠地下的抗日勇士。
  古稀之年，郭老和夫人蒋亚娴合著的《七七事变追忆》一书中，详尽地谈及揭示了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往事，犹如警钟长鸣，惊世醒民。
  耄耋之年的守桥翁，续筑着他瑰丽的梦想。八尺书案是他梦想之舟，六尺宣纸是他梦想之帆，翰墨笔砚是他梦想之楫，载着他奔向梦想的彼岸。他用书法篆刻艺术，孜孜不倦地作着新的贡献。郭老的书法篆刻作品，蜚声中外。一位名家这样赞誉他的作品：“郭景兴的书法以魏碑见长，兼赵体之风骨，溶独特之风韵，气势雄浑，筋力丰满，遒劲于流动之中；操刀治印，袭秦篆之风，采汉印之长，端庄稳健，潇洒奔放，寓高雅清秀于方寸之间。”他的书法篆刻作品在美、日、英、法、泰、韩及港、澳、台地区的知名人士等多有收藏。
  郭老展示的不仅仅是艺术，更是用来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利器。1998年11月郭老应邀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其书法作品参加“中、日、韩国际书画联展”，并在东京举办了“郭景兴书法篆刻展”。在日期间，他拜会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参议院议员田英夫等，手书“村居水绕山，富岁花盈市”的楹联赠与村山富市，他的作品受到日本收藏家的青睐，他欣慰地看到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尊严。
  他还以自己的书法艺术福祉家乡，回馈社会。在家乡宁河，他设立了奖学基金，凡县属高中高考居校第一名的文理考生，每人奖励2000元；一位考上南开大学的宁河学生不幸得了白血病，他从电视上得知，立即组织画家捐画筹款并带头捐款一万元；2013年7月21日，他带领来自北京的“绿画”义捐队一行7人将他们创作的近70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宁河县红十字会；1999年5月，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郭景兴书法赈灾义卖展”，作品全部售出，捐给了遭受洪涝之灾的中国长江沿岸灾区；2013年仲春，他在首都北京向中国绿色基金会捐赠了价值1000万元的书法作品……
  在郭老的家乡，不分贫富贵贱，谁都可以求得他的字、刻，他住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他的书画作品。他的同乡、著名作家柳萌曾感慨地这样写道：“难怪在我们宁河家乡，都以拥有郭老字为幸为悦，因为郭景兴是位真正的书法家，收藏他的书法作品，等于收藏一份珍贵的乡谊。”
  在一次捐赠仪式上，郭老有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演讲：“……我今年八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家庭也很幸福，我天天在想，我的幸福，我身体的好，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出来了，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说真心话，我年轻时家里非常穷，6口人，只有两亩地，9岁时七七事变，家乡沦陷了，我成了亡国奴，我当过学徒、打过短工、流浪过、甚至要过饭，这是一个什么滋味啊！8年的亡国奴生活给了我太多痛楚的记忆，我亲眼看见过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我忘不了那蓟运河里滚滚漂流的尸体……是共产党救了我、救了中国啊！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书法艺术，从未想过靠它为自己赚多少钱，只想靠书法艺术来发挥我的余热，来回馈社会，回报祖国和父老乡亲！”
  在郭老的办公桌上，我们看到了郭老写的很多书法作品，特别是厚厚一叠用楷书写的《金刚经》，蝇头小楷，圆润娴熟，遒劲舒展，字字珠玑，根本不像年近九旬之人所书，令人惊叹不已。我们还看到北京银座国际拍卖公司给他发来的证书，他的“福缘善庆”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已以18万元拍卖成功。“我都捐了，计划在有生之年，再捐款1000万元给中国抗战纪念馆！”郭老信心百倍地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采访结束时，郭老再一次神情凝重地说，“习主席在南京公祭时说得好，举行公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我经历了那段历史，记录那段历史，还原那段历史，旨在‘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我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