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节日将要到来之际，我们自然地想到我们的父亲俞濯之。抗战期间，他以对祖国的赤诚忧患之心，矢志于中国的兵工研制生产，在环境极其严酷的大后方，生产的大批武器源源不断地供给抗战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父亲名逢汉，字濯之。1908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北宁河县城内小南庄子。他的父亲俞象颐，字怀生，又名俞言，浙江绍兴人，少年时随父辈迁往北京大兴府，后随其兄落户直隶省宁河县，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俞濯之先生6岁入县立初级小学，8岁入文昌庙高小，12岁考入芦台中学，14岁随家迁天津入觉民中学。22岁毕业于天津市工业专科学校机械专业，1930年受河北省政府选派，赴英国留学。1933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专业，受聘于英国雪菲鲁特欧文特殊钢具厂，赴该厂设在上海的信昌机电工程公司任工程师。1934年父亲与母亲李裕如在上海结婚。李裕如，1911年生于河北省宁河县，是爱国将领李兴中之长女。1926年中学时期，参加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女子宣传队，宣传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放足、剪发、婚姻自由。政治部主任系共产党员刘伯坚。此后，母亲就读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西方文学专业，思想追求进步。
  “九一八”事变后，眼看东北大片国土沦丧，父亲怀着爱国之心，于1936年放弃信昌公司的优厚待遇，自荐进入工作条件艰苦的南京金陵兵工厂。时任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民主人士、实业家。他为人正直、作风清廉、酷爱读书。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倡导“无技术不能立国，亦不能图存”“勤俭求知，兴国利民”之道。是一位受人崇敬的长者。1949年受中央人民政府之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37年7月父亲被借调到铁道部浦口弹簧厂，受铁道部指派赴美工作。在纽约，见到了斯诺著《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如获至宝，立即购买，仔细阅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和行动，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决心要在兵工战线上抗日救国。在以后的近70年中，父亲辗转南北，多次搬迁，却始终将这本书带在身旁，作为永久的收藏。
  1938年战火烧到南京，迫于形势，金陵兵工厂从南京迁往重庆，改称21兵工厂。此时，父亲还在美国，他谢绝了美国华昌贸易公司的聘用，怀着抗日救国之心，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到重庆，投入到为抗日制造武器弹药的洪流之中。
  1939年父亲担任21厂轻机枪厂主任，职工600余人。成功试制捷克式轻机枪，并批量生产送往前线。兵工署特选出6支枪，送往瑞士参加国际比赛和展览。1940年，轻机枪厂遭日军轰炸破坏，为了安全，迁往四川省江津县铜罐驿镇。同时迁去的还有迫击炮厂、工具厂，职工共1200余人。父亲出任21兵工厂铜罐驿办事处处长。他们利用铁路隧道和山洞做车间，不占良田，从修防洪排水渠、整修隧道、修路、建桥、建房，到搬迁安装机器，只用了1个月，建起了2000米长的山洞工厂，避免了精密设备遭日机轰炸。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改进了82毫米迫击炮，使之更适合中国军队使用；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国产材料，改进82迫击炮炮弹的工艺及设备，节省了人力，保证了生产。1944年，他组织职工自行研制三十三式120毫米迫击炮成为定型产品。兵工厂的产品源源不断送往抗战前线。
  抗战时期，21兵工厂优良的厂风使全厂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当时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作曲的《第21兵工厂厂歌》极大地鼓舞了全厂职工的志气，在厂区内广为传唱：“战以止战，兵以弭兵，正义的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断的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金石般的至诚，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量欲其富，质欲其精，同志们猛进，猛进。”
  父亲晚年写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感悟，关于抗战时期的部分内容，我们照录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为了抗日，挽救民族危亡，是怎样工作和战斗的。
  ——我是天津市宁河县人，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机械制造专业。学成后，先与英国雪菲鲁特欧文特殊钢具厂签约，任工程师并被派往上海工作。1936年自荐进入了南京金陵兵工厂任工程师，开始了我从事中国兵工事业的难忘历程。
  进金陵厂几个月后，在铁道部工作的朋友邀我到铁道部浦镇机车车辆厂筹建弹簧厂。金陵厂厂长李承干不愿放我走，答应只让我借往铁道部6个月，这是1937年的事。在金陵兵工厂只干了几个月，就去了浦镇机车车辆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入侵上海，铁道部又要派我去美国选购机器。抗日前线需要武器，我很想赶快回金陵厂，参加到生产武器的行列之中，尽一番爱国之心。而铁道部不容考虑，限我3天乘飞机去香港，再转机去美国。我匆匆到金陵厂与李承干厂长告辞，到美国与有关机床厂洽谈购货事宜。基于国内局势危急，我不得不留个心眼儿，订货款不到我不与任何厂家签约。此时，国内政局发生变化，由于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铁道部在江南、华东、华中一带的工厂大部分也都被日寇掠取，我只好准备“启驾回府”。在美国，有个华侨开办的华昌贸易公司想留我合作。我思想上有个抗日救国的念头，想到与金陵厂约定出借6个月，虽是口头协议也应遵守。这时金陵厂也来电催我回厂，并派人在香港给我安排了由香港到重庆的安全路线。
  1938年我回到重庆。那时南京金陵兵工厂已迁往重庆，改名为重庆21兵工厂，我脱去西装，投入到为抗日制造武器弹药的工作之中。
  1939年，工厂派我去接收重庆华西公司轻机枪厂，这个厂原本是四川军阀刘湘办的兵工厂，有职工600余人，以制造启拉利轻机枪为主，兵工署从其手中收买后交21兵工厂管理。当时厂内各种管理制度都不健全。时值抗日，职工有强烈的抗日情绪，厂中还有秘密进步组织，他们组成了抗日宣传队，为此时常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当时它是个不太平静的厂。去接收时，21厂给我配备了两名技术员，两名管理员，我们5名“接收大员”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又不了解内情，真有点六神无主，好在与总厂只有一江之隔，随时都可回厂请示。
  搞好与地方的关系，整顿厂风，研制新产品，这三项是轻机枪厂的主要任务。搞好与地方的关系，这是一项与官方打交道的事，由总厂另派人员办理，但我是轻枪厂的主管也不得不介入。充满书生气的我，对此不无为难之处，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首先碰到的事，是能否允许工人组织抗日宣传队。当时总厂没有这种组织，几番商议最终决定对轻机枪厂予以特殊对待，允许保留抗日宣传队，但必须在业余、小规模活动，避免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当时宣传队有歌咏队，读书会，图书阅览，后两种是室内活动，军警不来找麻烦，可相安无事。只有歌咏队是街头活动，易与军警产生矛盾。宣传抗日是爱国活动，不应禁止，于是厂里规定每周二、六晚上为活动时间，届时我就亲自前往做疏导工作，真诚地和工人交朋友。
  工作中，我得知主持这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技术员黄伯涛，他毕业于湖南大学，为人热情坦直。另一位是工人刘宗灵，四川人，初中生，技工。读书会、图书阅览，每天晚上都有活动，因此在那段时间，我就很少在晚10点以前回家。读书会和图书阅览都在同一个地方，是借用的两间临街店堂，因此，行人可以随意进出，但仍能保持安静。图书室内有个小小的藏书室，由一位老工人负责管理，里边都存放着什么书我不曾知道，那是“外人不得入内”的地方，我也得遵守此规定。为了丰富工人们的业余活动，我倡议责成黄伯涛筹建起灯光篮球场，室内乒乓球，克郎球和棋类室。由此厂内业余活动多了，我们和工人们的感情更为融洽，自然对生产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不久兵工署又把一个新收购的地方小兵工厂合并到轻机枪厂，我们只把它的设备和技术职工接收过来，其他人员遣散了，杂物处理掉了。当时四川有帮会组织，有些工人入了帮会，免不了就把帮会的关系带入他们所在单位。为了防止这种陋习流入我们厂，我在接管这些厂不久，就组办了工厂职工联谊会、技术交流会等活动，它促进了全体职工的友谊。活动中，竟把技术交流会办成了较有水平的技术攻关会，解决了不少生产上遇到的难题。
  轻机枪厂在国府路，与国民政府在一条街上，相隔很近，我们厂经常试枪打靶，因而干扰了蒋介石的休息，为此我这无名小卒也时常被召入国府问话，从而认识了国府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不知出于何故，他对我很友善，以后很久未再找麻烦。有人误传说俞济时是我本家哥哥，理由是两人的名字中间那个字偏旁都有三点水，着实可笑。
  在轻机枪厂由于我们自己不单独办理采购物资，财务方面只有向总厂领发职工工资一项任务，而管理工资的人员又是总厂派来的，因此在整顿轻机枪厂厂风里，就没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21厂的厂训是：“公正廉洁、勤俭求和、亲爱精诚，忠实职务。”这个厂训，不是说着给人们听的，是切切实实抓实干的，凡出现违反者，不管是谁，都立即纠正，绝不宽容。厂办小学校校长贾谊夫是厂长的知心好友，他在21厂主办小学校，又兼管工人食堂，为改善工厂职工及家属的生活，他还自告奋勇地办了个半机械化养猪场，功劳很大，很受全厂职工尊敬。一次贾校长在中午开饭时，与一位工人发生口角，一时情急，打了这个工人。李承干厂长知道后就立即亲笔写了一个字条,要求贾校长向被打的工人道歉,否则就与他断交。50多岁的贾校长拿着李厂长的手条,在食堂当着上百工人的面宣读,而后诚恳地向被打的工人三鞠躬,此刻那被打的工人抱着他的校长痛哭失声（那工人是校长的学生）。当时正在吃饭的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放下碗,静静地注视着这感人的场面,片亥0间大家敲起饭碗,为双方的真诚和解欢呼,十分感人。那位被打的工人,就是以后牺牲在渣滓洞的烈士余祖胜的哥哥余祖德,李厂长写的那个手条ー直保存在余祖德的手 中,此事解放后在21厂传为佳话,余祖德把他临摹的ー份李厂长手条,送给我作为 纪念。
  整顿轻机枪厂成后,一些有吸毒嗜好的和曾偷过机枪零件、车间工具的员エ都悄悄离去。我们又及时调整了各级的领导,基本没有向总厂要人,都是就地择优 选用,深受大家欢迎。到1940年新型捷克式机枪试制成功,兵工署特选出6枝枪, 送往瑞士参如菌际比赛和展览。
  就在一切工作基本就绪之时,轻机枪厂主厂房遭日军炸弹碎片破坏,幸未伤及人员设备。为了安全,总厂接兵工署指宗,决定将轻机枪厂、迫击炮厂、工具厂迁往铜罐驿,派我负总责,任铜罐驿办事处处长（未叫分厂,实际是分厂,共1200余名职ェ）。这3个厂的设备也是21厂的精华设备,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解放。
  铜罐驿距重庆90余华里,是ー个依山傍水的小乡镇,地处长江上游,居住着两千余人,只有水路交通没有公路,从重庆沿长江步行亦可前往。那里的农民以种稻 和柑橘为业。该处曾有兵エ署第一兵エ厂筹建处,本打算利用成渝铁路隧道和山腰上的山洞为基础建厂，因与当地农民关系紧张，竟激化成互相残杀，实在待不下去，只好撤出。兵工署就把这个残缺不全的厂址交给21兵工厂，也就成了我们在铜罐驿建厂的厂址。铜罐驿铁路隧道有3个，是东西向，从东头第一个隧道到西头第三个隧道全长共约2000米。洞内均为自然状态，到处淌水，地面洞壁都高低不平。经丈量，长隧道可将轻机枪厂机器装上，短隧道可容下迫击炮厂的设备，中间的小隧道正好安装1台445匹马力柴油发电机，如此，发动机在中间也便于输配电。再在各隧道间盖些简易平房，基本就可满足轻机枪和迫击炮两厂的需要。工具厂就设在山腰上那个天然洞里，那个山洞距路基约200米高，洞内有500平方米一片大平地，安装工具厂的精密机器和仪器也足够用。洞内温度变化较小，也合乎工具厂要求。只是地形高了点，但其产品没有重大器件，搬运也不成问题。生产场地就如此安排下来。至于办公室和宿舍则需另选空地。建办公室和宿舍的选址原则是，不占良田，尽量利用山边空地，这样与农民的矛盾小了，但增加了我们建厂的难度和费用，须加设排水沟渠，以防山洪。我们从修整隧道，修路，建桥，建房，搬迁机器，到复工只用了一个月，可谓神速。这种两千米长条的工厂，在全世界也少有。
  由于抗战的需要，我们的建厂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因此在初期，虽复了工，职工生活还不太方便，家属不能同时进入，暂时都需要住在拥挤不堪的单身宿舍，有的还要住在厂房里。但为了抗战，职工们对这些都不计较，以全力投入生产。为保证生产，要求工人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我们适时提出安民布告，要军民相互友好（我们是军方），并由工厂的警卫组成巡逻队到镇上巡逻，保障当地居民安居乐业。尤其是公休日和集市日期，更要加班巡逻，对工厂职工严加教育，规定不得侵犯居民利益，倘若发生纠纷，职工应负主要责任。为了便于与地方沟通信息，我们又聘请表现较好的保甲长为联络员，农民有意见也可通过他向工厂反映。由于我们建厂注意到保护农民利益，加上工厂也给农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消费的人口增加了，乡镇上的商业也随之活跃了，农民对我们有了好感，彼此相安无事，工厂得以专心从事生产，并继续进行厂区建设。
  21厂向来注重职工的业余生活。到了铜罐驿，远离总厂，当地又没有娱乐场所，如长时间不能解决势必出现问题，于是在生产进入正常时，立即修建俱乐部、灯光球场、演出台等，把篮球、排球、棋类、京剧、图书阅览等项活动都开展起来，还聘请了专职京剧教师、球类教练。同时又建起完全小学、医务室，使职工们的子女都能正常读书，一般疾病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就这样逐步将铜罐驿办事处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工厂小区。同时尽最大努力扶持乡镇市场，使职工及家属都能买到生活必需品。李厂长对此颇为欣赏，他经常利用假期到铜罐驿休息，还把他中学时的老师张继带去参观，（张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是国民政府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从来也不带自己的亲属来玩，他就是这么一位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人。
  当时厂里大多数职工倾向进步。在迁厂去铜罐驿之前，曾在轻机枪厂组织抗日宣传队的黄伯涛不辞而别，走前把阅览室的图书装入木箱，委托那位管图书的老工人交给了我（老工人不是工厂的人）。经过半年有余，闲时开箱才发现里面全是进步书刊。我怕被人发现，就将它们严密保管，直到解放。
  1947年老厂长李承干退任，举荐父亲接任21兵工厂厂长。父亲受命于非常时期，与国民党当局斗智斗勇，为避免兵工厂遭国民党败退前的破坏，从1949年3月起，他组织厂里骨干力量进行艰险的护厂斗争，至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厂，将一个拥有万人的21兵工厂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他说：“我实现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成功追求！”
  注：新中国成立后，俞濯之继任21兵工厂（解放后改名为456厂）厂长，后调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二级工程师，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常规兵器技术研究所、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材料研究所副所长。文革后任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等职。1986年退休后，受聘为第三届理事会荣誉理事，2003年95岁高龄受聘为第六届理事会顾问。1990年获国务院首批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2月22日因病逝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