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张高峰是宁河县芦台人，名三俊，生于1918年农历11月20日，祖父张彭述（字信儒）曾任宁河县中学国文教师，是芦台知名的书法家。父张继曾（字伯鲁）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理化教师，高峰7岁丧父，家境不好，在芦台三官庙小学毕业后，转到天津、北平读中学。
  1933年，我和高峰在天津河北中学（后改民德中学）同班。我们个子矮，在第二排毗邻而坐。我们都喜欢看报，午饭后常在图书馆里相遇。学校只订《大公》、《益世》和《庸报》，我们看得很仔细。
  高峰不是很活泼的性格，他对人对事常好动脑子观察、分析，往往翻翻白眼，迸出一句又一句幽默的话。
  三十年代初期，日帝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向华北节节进逼。1933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出人意外地自动后撤，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热河全省，全国舆论哗然，这个绰号汤二虎的胖子，受到了人民的唾骂。高峰写了一篇《可杀的汤玉麟》，发表于《中南报》，这是他在报上发表的首篇文章。
  回忆在河北中学时期，国文教师蔡稚舫先生严格的教导，为高峰日后从事新闻写作，打下了一个比较扎实的语文基础。
  初中毕业后，高峰转读天津水产专科学校。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看到日寇在华北到处横行，曾激奋地和水专同学高传得（即后著名画家传得）说：“日军欺人太甚，我要抗日，干什么都行，死也不怕。”这反映他走爱国、抗日道路的坚定信心。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后，高峰离开家乡，由天津乘海轮南下，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组织的抗敌宣传队，随军在战地服务。1938年2月，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采写占地通讯发表于邹韬奋在汉口主编的《抗战》3日刊。以后转道长沙，参加宗教界爱国人士刘良模领导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入范长江主持的国际新闻社任特约记者，这是中共在邵阳办的地下党报，社长为杨赓。当时高峰的采访足迹遍及湘、川、鄂、豫各省。这年秋天，他只身北渡黄河到晋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采访。1940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儿童哨》《流》两首新诗，就是在晋南采访时创作的，作曲家麦新曾为《儿童哨》谱曲，收入麦新歌曲选。
  1940年秋，高峰入武汉大学读书，同时兼《大公报》通讯员。在校期间，他主持创办《新闻》部队壁报，从事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2年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教育部联合通知武汉大学：绍令高峰等32名“危险分子”离校。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战场的河南省，同时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饿死达几百万人，加上水灾、蝗灾、汤灾（指国民党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人称之为“水旱蝗汤”四灾。尤其是黄河两岸，树皮吃尽，活现一片人间地狱。
  1942年12月，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的高峰由陕西进入河南采访。他由洛阳到陇海线南侧的密县、登封转临汝、宝丰诸县，目睹灾区人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悲惨灾情，而这灾情却被国民党政府有意掩盖起来，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认为“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陈词滥调的谎报，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并严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在此同时，后方官员仍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侈靡生活。高峰经过实地采访，激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义愤，在叶县写了《饥饿的河南》通讯，2月1日重庆《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予以发表，这使被隐瞒的河南灾情大白于世，群情激奋。
  2月2日《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根据高峰的通讯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指出：“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陇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够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不忍令人卒读。……苦读杜甫所咏陇的《石壕吏》尝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依稀见于今日之事实。”这一篇揭露灾情的通讯，和一篇义正词严的批评，触怒了蒋介石，当天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达了勒令《大公报》停刊的通知，《大公报》被迫于2月3、4、5日停刊3天，这一事件震动了国内外。
  不久，高峰在河南以共党嫌疑的罪名被捕。在各方面的营救下，以“证据不足”获释。他以“张大雷”笔名写了《我是怎样被捕的》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