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原籍河北省遵化县城东7公里处的下石河村，东北到关内的交通要道经过这里，1931年7月15日出生。这一年发生了“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华。其实，日本亡我之心，蓄谋已久。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上给裕仁天皇的一个奏折中就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因而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很快侵占东北7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内蒙，即他们所指的满蒙），建立以废帝溥仪为傀儡的“满洲国”。第三年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攻破长城，直逼平津。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江西“剿共”，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派代表熊斌与日本侵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并于1935年成立以汉奸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冀东22县（包括遵化、宁河）出卖给日本帝国。从此，我们这里，在8年抗战前4年，就被日寇侵占，我也成为可怜的“小亡国奴”。在亲历12年日寇的欺凌与统治下，我感受到什么呢？简略说有4点：一是受屈辱，二是被奴役，三是被掠夺，四是被毁灭。
  一是受屈辱。国旗是代表国家与国民尊严的象征，这时我们已没有举自己国旗的尊严，只能举日本帝国的太阳旗（俗称“膏药旗”）、南京傀儡汪精卫的带黄条的青天白日旗和满州国傀儡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学生们读的书是日本编的奴化教育教科书，讲的“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中日满提携”，还说什么日本人到中国是要“帮助建设王道乐土”。小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强制学日语、唱日本国歌、演日语话剧、搞日语演讲比赛等。
  二是被奴役。他们强占的工矿业需要劳工，修炮楼需要民夫，都是抓捕的中国人，不用付报酬。用这种办法在东北搞的工矿业产值，很快就超过日本本土。
  成年男人，晚上不敢睡在家，躲到地里睡。白天也东躲西藏跑敌情，但大部分人未能躲过去。当时，我哥哥正是20出头的青年，长期在外躲着，家里农活都是我这未成年孩子和母亲、婶婶干的。但我哥哥仍未躲过这一劫，偶然回家出去担水，被日伪军抓住，扔上车，送到东北抚顺煤矿当劳工。
  三是被掠夺。日寇需要资源，不是靠市场原则，平等交换取得，完全是凭手中枪炮，无代价掠夺。遵化县境内有丰富的黄金矿藏，日寇用不花钱的劳动力，将不花钱的资源开采一空。上天赐给遵化人民的宝贵财富，一文未付，被他们掠夺殆尽。在宁河县的芦台、大北涧沽、任凤庄、茶淀、军粮城（今属东丽区）等地，设立米谷统制会，宁河农民种植的30多万亩水稻生产的稻谷，一律交售给日本。日本人经常下村入户突击抽查，一经发现有吃大米者，抓去轻者打得死去活来，重则丧命。
  四是被毁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寇在遵化县境内搞的“无住禁作地带”，人称“无人区”。从东起山海关的九门口，西至北京的独石口千里长城两侧，各5公里内，不许有人居住。外沿挖一条“防共沟”，沟深宽各1丈，沟沿有栅栏，每1公里有1个看守炮楼，通关口设据点，有更多的日伪军把守。在遵化县境内的“无人区”，长达61公里，沟壕、栅栏、炮楼、据点都是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挖筑的。共设炮楼27个，有原籍是宁河县的汉奸、时任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所辖4个团和少量日本兵把守。“无人区”内的原住民4万余人，全部强行赶出，住房全拆掉，不走者杀，返回者杀，对迁出者两个办法：一是自谋生路，有的投亲靠友、流离异乡，生死听天由命；有的躲进深山，过起原始穴居生活。二是“集家并村”，俗称“人圈”（比喻“猪圈”），就是把好多个村里人，集中到一个村里，用沟、寨、炮楼围起来，出入放吊桥、验明“良民证”才能放行。
  日寇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实行了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凡到期未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砍下头悬挂街头示众。遭此残杀的有1200多人。盆楼峪农民廖振富，实在无处投奔，急得一家5口抱头痛哭，而后听天由命，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丈夫携女孩向北走。妻子靠乞讨流落他乡，丈夫客死异地。冷咀头农民张森、张斌两兄弟，多年苦攒盖了3间草房，日寇限期到了，仍不舍得走，全被开枪打死。寨主沟许多人不舍离开，日寇连续19次扫荡，烧了盖，盖了烧，盖了19次，烧了19次，后来老百姓实在无力盖了，只用几棵树叉支撑一张破席的马架子窝棚，日寇也给烧掉了。
  为确保“无人区”不再反复，日寇还专门组织整装化的快速反应部队，普遍轮番查验，所到之处，草木过刀，屋舍过火，推倒墙壁，填平水井，挖走老百姓掩藏的粮食财物。两年光景，遵化县境内的“无人区”就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信子村、罗文峪村坐落在偏僻的深山沟，日寇军用地图上无标记，有幸保存了21间住房。后来汉奸告了密，日寇快速部队闻讯速行进剿，房屋全被烧光。日寇还规定“无人区”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寇便使用“割青”毒招。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被连割3次，甚至连新栽的萝卜、蔓菁、芥菜、南瓜等作物也被铲掉。
  被赶入“人圈”的人们是怎样生存呢？仅以“新生村人圈”为例，它包括9个自然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被驱赶入“圈”，四周筑起高大围墙，围墙四角有岗楼，有一个吊桥的出入门，由日伪军把守，成年男人发“良民证”，出入圈验证放行。“圈”内10户为1甲、30户为1保，全“人圈”为1乡，男丁编成保甲自卫团，昼夜轮流巡查。日伪军在“人圈”内横行霸道，随时以“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偷运犯”等等罪名杀害百姓。农民王雅如、张文奎就是以“政治犯”罪名被杀死在家里的。农民陈敏、段文以“私通八路”的罪名，被捆绑着扔进火堆，活活烧死。还以“政治犯嫌疑”之名把谢振邦、金连喜等31名青壮年，捆绑着送去当劳工，一去杳无音信，至今未归。
  日寇把那么多靠种地为生的农民，集中在小小的“人圈”里，不仅吃、住、穿成问题，环境也极端恶劣，污水滋流，粪便遍地，蚊蝇成群，多种疫病流行，又无医无药，只好等死。鸡鸣村“人圈”，传染一种病，几天内就死了50口人；新立村“人圈”病死530人。
  我家住在下石河村，距长城不过10公里，有幸未划入“无人区”，但“无人区”里有亲属，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日寇刚侵犯时，我与老姑曾在人家那里躲避多日，这次人家有难，求助我家。那时，我家7口人，只住1间茅草屋，尚缺半年吃粮。答应吧，住不下，不够吃；不答应吧，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人们愁眉苦脸，几次商议不决，觉得很尴尬，一直拖到人家没来。即使这样，也未逃过劫难。那时我只是10多岁的孩子，不晓多少事，但是听大人们议论，一个又一个恐惧消息，让人吓破胆，恐慌万状：“日本人制造细菌武器霍乱菌屠杀中国人”；“日本人在兴隆（北部邻县）强制种大量罂粟（即鸦片），害了很多人”；“日本人在潘家峪（邻县丰润）烧掉全村房屋，集中杀了1230人”（该村在我村南10公里处）。
  我村村北1华里是上石河村，有据点，驻有日伪军一个营兵力；村南3华里的双城子村有据点，也驻有日伪军1个营的兵力。这些日伪军经常到我村讨伐清剿。我本人直接见证了10次讨伐队来我村。他们往往天亮前把村包围，天亮后进村从各户把村民驱赶到一个空场上，要村民交出“八路”。
  记得8岁那年，天未亮，周围响起枪声，天亮后日寇把全村人驱赶到村东关帝庙前的空场上，上来两个伪兵，把我身边一个20岁的李姓青年拽出去，问“谁是八路？”回答不上来，一刀被砍下半个脸，再一刀砍下另一半，又开了一枪。接着又拽出第二个、第三个也枪杀了。当时吓得我躲在母亲背后，抓住母亲双腿，浑身颤抖不止。人们都惊呆了，直到敌人走了许久，大伙才如噩梦方醒，缓过神来。
  11岁那年，1个伪军闯进我家见我爷爷就用棍子打，并喊叫“到村西头开会”，会场边沿，有10几个鬼子在烤火，见我们走来，上前把走在我前面的王锡文小叔叔（13岁）拽起来，扔进火堆里，他们狰狞地大笑起来。我20岁出头的哥哥就是这次被弄到一个房间里，灌凉水、压扛子、刀背砍、皮带抽，搞得遍体鳞伤，最后押到东北抚顺煤矿当了劳工。
  这些往事，由于太凄惨、太恐怖，在我这个当时还是孩提的幼小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相隔几十年，以致每每忆起当年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由得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日寇侵华期间，仅在东北，即他们所称的“被征服的满蒙”就移居了500万日本人之多。
  我心里有个阴影：当时日本人，究竟要把中国怎样？是否要毁灭我们的人种啊？我跟一个有知识的同志交流过，殖民主义本质是什么？殖民地结果是什么？后来留意这方面资料，惊讶地发现，世界上不只是一个国家，由外来的殖民者人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或长或短，或快或慢，最终代替了本地原住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