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的父亲田铁军，原名田庆德，1915年出生于宁河县后大安村（原称后蛤蜊堼）。1938年参加冀东暴动，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給我父亲起名叫“尚武”，后来佐天见我父亲英勇善战，领兵帅将无坚不摧，就又给我父亲改了名字叫铁军，后来田铁军的名字就一直使用下来。我父亲参加暴动后跟随当时是冀东抗日联军第13总队独立第5团团长侯庆岚在武宝宁一带和日伪战斗，1939年，部队在玉田县一个村子被日军包围，仅百余人突围。为保存实力，根据李运昌遣撤指令回家待命。1942年初，上级派马良、佐天来宁河开辟根据地，我父亲被召回，后任第五区区小队队长。1946年随军南下，当时任第四野战部队四十五军第十师二十六团特务连侦察排排长。1953年任广西公安水上巡逻大队二中队队长，1954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从广西部队转业回乡后，曾任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东棘坨公社社长。1989年去世，时年75岁。
  我父亲少年时，因家境贫穷没读过书，只是后来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参加革命时正值二十出头，年轻气盛，性情刚烈，聪敏胆大。到部队后又经马良介绍去唐山拜师节振国习武练枪。回来后身手更加利索，枪法又准，端炮楼、打伏击、搞破交、除汉奸，在宁河一带很有名，与玉田县的野明、北淮淀村的赵普一同被人们誉为“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很得马良、佐天、孙英等领导的赏识和重用。
  我父亲前半生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才结婚，那时他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而且还是我的母亲只身赶赴广西，在部队和父亲结的婚。父亲一生最怕给政府添麻烦。听母亲说当年父亲回乡，部队的首长不让，是父亲知道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怕给部队添麻烦而坚持要回来的，而且拒绝县里的照顾，坚持回到老家当了农民。在当农民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困难时期，还是1976年地震受灾，从未向国家伸手，从不申请困难救助。有亲友见我家孩子多（四男三女）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你是有功劳的人啊，又有那么多的战友当大官儿，找找去呀。父亲要不就是不理睬人家，要不就是暴怒地骂人家是放屁，吓得没人再敢劝他找政府或战友了。父亲即使犯病时偶尔找到乡里或县里，也是不吵不闹不提任何条件，只是安分守己地静坐而已。而且很感恩政府的热情招待和关怀，七十年代初，县政府民政科的高维凡科长代表县政府送父亲去河北省军区疗养院养病一事，父亲许多年念念不忘。
  我父亲平时不爱说话，也不善言辞，特别是不爱提自己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那些人们津津乐道的战斗经历，他说那是值得骄傲的事又是叫自己伤心的事，因为自己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自己有什么资格夸耀呢。但有时看见空中的飞鸟，他会情不自禁的举手做射击状说，当年手起枪落，子弹是不会虚发的。我们相信父亲的话，一是因为父老乡亲都在说父亲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二是因为我们有过深刻的记忆：还是我们七、八岁的时候，母亲饲养的一窝半大鸡，不知怎么惹恼了患病的父亲，父亲关闭了院子的大门，用石子儿“飞弹击鸡”，把鸡全部报销在院子里，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鸡都是脑袋被打碎，不但使我们有了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还有了好几天吃鸡肉的幸福生活。
  南下回到家中，父亲不肯老实地在屋里呆着，一天到晚地到四外八庄、田间野地转悠，有时步行去芦台，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姿势和习惯，那就是不论去哪里，肩上总是扛着一根棍子，像扛枪正步走那样，挺胸昂首，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他居住的后大安村离县城芦台有五、六十里的路，他有时一天走个来回也不感觉累，可见是他战时锻炼出来的身体体能是非常棒的。
  我们出生前，父亲就已经患病了，很小的我们不可能知晓父亲的事迹，等到我们长大了，父亲根本不向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我们耳闻目睹的只是他那刚健的形象和神秘的传说，还有他精心珍藏着的二十多枚军功章。我们知道父亲的每一枚军功章都会有一个惊险、动人的故事，可父亲不说，我们也无可奈何。后来父亲的脑部病疾愈见严重，更是寡言少语，我们知道，想让父亲开口讲述他自己的可能性更趋渺茫了。不料，在我们彻底失望之时，竟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那是1980年农历三月，在湖北武汉任法院院长的马良到天津看望佐天，提出想见见铁军，父亲很激动，甚至有些急不可耐。我们知道平时家里有天大的事父亲也不在乎，只在乎他那些不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战友们，他不知多少次伤心地说到赵普死得太年轻啊，才二十多岁，太年轻啊！像马良、佐天及曾经是部下的战友们的来信，总是常常拿出来默默地看了又看而且保存得很好。那天天气出奇的好，父亲的情绪也出奇的好，我陪父亲赶去天津的佐天家，见面后，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个人，兴奋不已。已身居高位的老领导们看见我的父亲也很激动，热烈拥抱我的父亲。马良还拉着我父亲的手说，铁军哪，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啊，你还记得不，你入党时间是在黑夜的野地里啊。我们那时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生死都不在乎，更不知道啥叫害怕呀！他们聊到我父亲端掉敌伪北涧沽炮楼的事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的双眼竟炯炯有神，全然没了往日的冷漠与呆滞。他仿佛恢复了一切记忆，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讲了那年（大概是1944年）上级说要壮大革命队伍没有武器不行，指示我父亲和野明、赵普要想办法搞枪支弹药。他们装成当地的农民，接近炮楼，进行侦查，待掌握了敌伪活动的规律后，就在夏天里很热的一天，化妆成卖西瓜的小贩，趁敌伪口渴买瓜的机会，没费一枪一弹，成功袭击了敌伪北涧沽炮楼，缴获12支步枪、1箱子弹、3箱手榴弹，有力地支持了区小队的武装建设。那仗打得漂亮，赤手空拳呀！父亲手舞足蹈地比画着说，看得出这件事他很引为自豪。
  父亲还讲了“破交战”和“黄庄炸集”的故事。
  破交战是指破坏敌人交通联络的一次较大的行动。1944年8月初，按照上级的指示，要在一夜之间，把日伪宁河、大于、芦台、七里海一带的公路和电线杆全部破坏掉，使敌人的电话联络和道路交通全部瘫痪。当时，我父亲任武宝宁二区区小队队长，负责东董、西董、七里海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和我父亲一起行动的还有铁朋、于福全等人。三区区小队队长赵普负责杨拨等村庄的民兵组织发动，大约组织了二三百人，民兵们趁着黑夜，掘路的掘路、锯电杆的锯电杆，把路面破坏的千疮百孔，把电线杆锯断扔进水沟，一夜之间使鬼子的道路和联络陷于瘫痪，于是就有了恼羞成怒的鬼子在9月份对杨拨庄、捷道沽等村庄的疯狂报复，造成了许多村的惨案。
  黄庄是宝坻县较大的村镇，设有集市，为日军所控，百姓买粮必得先交钱买准予买粮的凭证，特别是有汉奸欺行霸市，人们敢怒而不敢言，父亲听到乡亲们的诉苦，决定干掉为首的汉奸，杀一儆百。于是就在1944年初春的一个集日，父亲和野明、赵普三人扮作买粮人，进入了黄庄集市，因为有日本宪兵队巡逻，就商量好谁遇那个汉奸就由谁动手除掉他，其余二人掩护撤离，为了分散目标，决定分散撤离出村到八里庄汇合。赵普先发现了目标，那个汉奸还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还在集市上耀武扬威地不可一世，赵普给了我父亲一个信号，我父亲示意他马上动手。赵普枪响，那个汉奸应声倒地，我父亲和野明也分别朝天开枪，整个集市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我父亲他们趁乱撤出了黄庄。此后，黄庄集市安宁了许多，老百姓拍手称快。
  特别是当佐天问他，铁军呀，你知道当年你和野明捉到的高丽圈的那个日本人是谁吗？父亲说，知道，他叫田中啊。佐天不说话了瞅着我父亲嘿嘿地笑，马良也笑，我父亲不知所措。当佐天、马良告诉他捉的那个日本人现在是日本的一个大官时，父亲吃惊地一下子站起来，更兴奋了，情不自禁地跟众人讲起他当初捉田中的过程。当时，田中在高丽圈是最大的日本头子，这个家伙很狡猾，深居简出，父亲跟踪了他足足一个月，才在现在的芦台农场的小壑村把他活捉，后来，在押送去县大队的路上又让他逃掉了。父亲讲完了又有些懊丧地说，可惜叫他跑了，哼，要不可省他在日本当大官，早叫他在阎王殿当小鬼了！
  晚上，老哥几个住在了佐天家，睡在一个大床铺上，夜深了，父亲他们仍然兴奋的聊着，我听到父亲他们在说马良、铁军、野明等人锄奸的事，好像有廉庄子、后大安、李花毛等村的汉奸伪保长，还有一个汉奸的小学校长都被他们镇压了。他们说了很多，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竟没有熬过他们，撑不住，稀里糊涂睡着了。这事儿，我到现在还后悔，常常自责：人生一辈子咋就缺那么点儿觉呢，要不，会听到他们说的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啊！
  第二天，原县大队副队长于光、原一区区长谭鹤光、原县政府粮食局局长铁锋等人也到了佐天家，父亲更高兴了，话多得令我和在场的老领导们既吃惊又兴奋。就是在那个场合，我听到他们说起父亲打汉沽三叉子试验场的事。
  大约是1945年，我父亲任武宝宁五区区小队队长，大约是四月份，区委书记孙英召集我父亲和南淮淀村的民兵干部郑怀仁等人，商议想打掉在宁河境内的汉沽茶淀三叉子试验场。这个试验场是一所日本农场，是日本侵华的粮食仓库所在地，在这里驻守的日军横行霸道，常出来祸害百姓，民愤很大。我父亲非常高兴，当场坚决地接受了组织攻打任务。
  我父亲先是做了周密侦察，发现三叉子试验场周围挖有很深的防护沟，围墙又很高，只宜智取不宜强攻。我父亲打听到在那个试验场里做饭的大师傅是汉沽区勾娄沽人，正好区小队有个姓裴的战士也是汉沽区勾娄沽人，平时关系还不错，就叫这个战士去做那个大师傅的工作，经过几次联系，那个做饭的大师傅答应做内应，并确定了攻打的具体日期和时间。
  到了那天晚上，我父亲率领区小队全体战士和南淮淀村的民兵，还有拉粮食的几十辆大车，悄悄接近并埋伏在试验场附近。夜深人静，那个做内应的大师傅事先把狗锁好，打开大门，壕沟上搭好撬板，并给出了信号。父亲带领十几名战士悄悄地摸了进去，一直摸到驻场的日本军人的窗下敌人也没有发觉。父亲说那几个日本家伙不知是贼大胆还是靠光亮壮胆，睡觉的两个屋子都没有闭灯，父亲叮嘱战士上好刺刀，进屋一人对付一个，只准用刺刀，不许打枪。结果这次战斗一枪未放就漂亮结束。不但缴获了枪支、弹药、汽油、稻谷，还把敌人的汽车、房屋、摩托车和拉不走的东西放火烧了，火光冲天，相隔只3里路的茶淀火车站的日伪军那么多人竟没敢出动救援。真是大快人心哪！父亲开心地笑着说。
  住了几天，佐天派车送我父亲回家，下了车，父亲还沉浸在欢聚的幸福中。父亲不肯进家，围着村子转着给我讲了他当年打死日本人引来报复的事。
  大约是1944年开春的一天深夜，执行完任务后想顺便回家探望一下我奶奶的父亲，为了安全起见，到达前大安村时叫开村干部家的门探询情况（这大概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父亲养成的习惯），董申的父亲紧张地告诉我父亲说后大安村里有鬼子，不能回家。我父亲就借了一床被子，在路边的坟地里睡下以便观察动静。大约凌晨三、四点钟，父亲被响动惊醒，黑暗中发现鬼子已经到了跟前，（后来知道是汉奸吴乃彬带领艾林据点的鬼子去东棘坨村骚扰）父亲反应非常机敏，迅速举枪打死了一名日本鬼子，趁着鬼子混乱，家也没回就一口气跑回了七里海驻地。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悬赏一百块大洋捉拿我父亲。当年7月7日，吴乃彬带领鬼子包围了前、后大安村，把两个村的老百姓都赶到后大安村的街中心（原田庆吕、田庆付门口），威逼老百姓交出我的父亲。否则就要杀人，这时，我奶奶挺身而出说，我是田铁军的母亲。日本鬼子问，你儿子田铁军在哪？我奶奶说，不知道。敌人又问，你丈夫在哪？我奶奶说，死了。正巧当时我父亲的奶奶刚去世，我奶奶还穿着孝鞋呢。敌人不死心就问，你三儿子、四儿子在哪？我奶奶就说去了黄庄。敌人恼羞成怒，开始放火烧我家的房子，此时，躲藏在人群里的三叔顺着墙根儿往村外逃，被鬼子发现开枪打倒在村头水沟里，双眼被打瞎。见没抓住我父亲，敌人就把两个村的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带往高井村用刺刀挑死。
  忽然，我感觉不对劲儿，也许是三叔和村干部的死勾起了父亲的悲伤，或许他又想起牺牲了的战友，他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下来，渐渐的，他的眼睛又直勾勾的且浑浊起来，冷漠着一言不发了！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怕父亲犯病，赶忙劝慰他，还好，半响，他终于喃喃地像自言自语说出了一句话：那么多该活着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就是拣了便宜，还说啥说呀！此后，他闭口不言，一直到他1989年去世，我们再也没有听父亲说过他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