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南淮淀村是宁河县的一个贫困农村，有史以来人民都是以苇草获利为生，没有多少肥沃耕地。该村三、四十年代，只有五六户比较富裕，第一个是李九庆，他是继承祖遗的产业，结交邻村几个劣绅，上爬成了一个地头蛇。他与俵口村于德枢，潘庄韩在馀，小八亩坨刘绍虞弟兄，北淮淀李在民等互相勾结，合股在芦台开了一个粮栈，做屯积倒把的勾当。同时勾结伪县政府的官僚走狗、伪保安大队长田德寅，当了淮淀大乡副乡长。第二个是李恩朴，他早年在关外贩卖鸦片发点财，回村后置买了土地房屋并开了个杂货铺，雇有两个长工，在日寇侵入华北时，他加入反动的一贯道，且是一个坛主，大量发展道徒，曾一次把李占兴私运钢铁的事向芦台日军报密。李占兴被捕到县，因李占兴原是多年在天津专门给日本商人当买办的，会日语，因此他没受什么损失，不久就释放了。不过这也说明，李恩朴是与日本特务有关系（在土改斗他时他自己也承认是汉奸）。第三个是李学诚，他是一个很会钻营拉拢权势的家伙，他可以到处借钱购置土地，长期不还人家的债，他先养民船包运货物，偷盗客货，后做了大船，更包揽汉沽渤海化工厂的货物运输，在直奉战争时也曾在金钟河把跟船的逃兵打死，夺了步枪。家中开了个杂货铺，雇有两三个长工，拜认李宝忠（天津东六区巡长）为干老子，当了本村保长（他儿子后来也是伪保长）。
  日寇侵入宁河县后横征暴敛，加上土豪劣绅们的经济剥削，我村穷人无法生活，不得不把住房拆卖光。潘庄的刘世裕（曾任我村小学教员）欺骗村民，把许多人贩卖给东北日寇当了华工，记得有：李增庆（全家）、李守庆（全家）、李奎庆（全家）、李宝光（全家）、郑桂芬（全家）、李占宗（父子）、李士林、齐××（全家）、郑怀仁、李承远等。有些人到阜新县煤矿和老头沟煤矿干苦工，约一年多，陆续逃回，南淮淀就是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才盼到了革命力量潜入进来。
  边区政权开辟我村，约在1942年前后，当时也正因天津黄海社收摊儿，给了我一个月工资遣散失业回家，任村短期小学校教员。当时政府工作人员不断来村活动，主要是在李瑞庆家（化名忠勇），常来的有寒松、刘征、马良、孙英、继光与李志等县区干部。不久，忠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此时没有脱产。在他家主要是具体布置政治工作和经济供应等事。我曾给抗日政府去天津买过军用西药，是到赵庆元家请他买的（赵是塘沽久大医院的大夫，与我相识多年）。本村小学不久并入北淮淀乡立高小，我也随去任语文教员，不久县派来的校长郑长棋和两名教师都跑回芦台。一是乡里不给开工资，二是这儿是共产党的游击地区，他们害怕。后又派一个校长张克勤来，没几天也跑回去了。所以，我一个光杆当了代理校长，但同样没人给工钱，饿得先卖了祖遗的几分北海苇地，接着把7间房子拆木料卖了。
  在北淮淀学校我被日本特务队拘了一次，原因是他们从学校传达室检出一张八路军宣传品——《新长城》。把我带到队部追问这是谁的，我说“从我的学校查出的自然是我的”，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我说：“谁给我我也得要。”炕上正好是被捕去的高英，他下炕把我叫到套间屋，问我现在八路军活动情况，我说：“我不是村干部，不知道这些。你要想从我身上立功的话，就在这里处理我，死我是不怕的。”他说：“到不了这个程度。”晚上放我回家，正在忠勇家呆着，突然高英进屋手拎手枪坐下，说“快给我弄饭吃，我是跟日军回去到北涧沽私自跑回的。”并向我说：“我自被敌人捕去想死都死不了。”他这是针对他问我时，我表示“死不在乎”的话。吃完就到野外睡去了。第二天，陈伯平也从军粮城跑出，带的是一支德国枪，据他讲是同天津海光寺日军出发到军粮城连夜逃出，陈伯平与高英一起去区里报到。经审查无变节问题，继续工作。高英后改名袁太，陈伯平仍当这个区区长（被捕前名叫陆英）。
  1943年陈伯平主持建立村政权，按民主公开原则，选我任第一任村政权主任，原伪保长仍存在，让他应付敌伪方面，但村内一切都必须征得我的同意才准执行（当时伪保长是李学诚、李连祺、李士奎）。此时我们县支队（队长是王全荣）几次破坏茶淀附近铁路，打炮楼。那时还没有民兵组织。村干是何桂才、董云昆临时负责。政府来往信件由何桂才派人送。有关优待抗属以及配合政府查抄反动一贯道窝子等，是董云昆等人配合干的。
  1944年抗战进入紧张阶段，敌人围村扫荡抢劫日渐频繁。我军游击队也发展很快，屡次破交，拿据点，打敌农场。村干也多了，日常应付工作的主要有李洪恩、郑怀仁、何桂才、李金棠、李金海、李春旺、董云昆、李玉安、李万增等，民兵也组织起来了。我们村是一心依靠革命政府，所以日伪对我村十分仇视。在那年秋收时，继光同志对我说：“无计同志，你敢不敢对敌抗粮抗税，成立一面抗日村？”我说：“只要政府支援我们当然敢干。”继光说：“好，政府自然支援，但苦难一些要忍受。”到十月二十前后（农历），日寇派来造甲城据点儿一个叫冯桂珠的，在李占宽家找到我，通知说皇军要你村交军粮，没等他说出要征多少数字，我就一口回绝了。到农历十月二十八（公历12月13日）下午，驻在北淮淀的敌军派人送来一张布告，内容大意是说：“南淮淀抗粮不交，决定烧了该村，人们不要在屋里，急速离出……”但布告还未贴，敌军已进村了。当日西北风很大，敌军就从西北角开始放火烧房，我立即找了个人把我母亲背到村南干壕沟里，同几个村干部躲在远处，眼看大火燃起，我嘴里虽然还硬，但心里实在担忧。天黑了，敌人才走，我进村到家看了看房子，火烧得正旺，我不敢进去。这时连起从东面来，对我说：“大爷，咱俩把两扇大门搬下来，让增大爷（指增庆大哥）剩这点儿吧。”于是，我们俩把门搬下来，随后房盖都着了。一所好房就只剩四面墙了，这次，一直烧了200多间房。烧村后第三天，敌人又派冯桂珠来说皇军仍然要粮，我说：“你不是看见了吗，村都烧光，粮也烧净，只剩活人了，日本军可以再来把人都杀光算了。”我赌气走了，冯也只好回去。
  我们村那几年生活是万分困难的，1943年全村竟饿死60人，全年只生了一个孩子。又加上这次烧庄，很多穷人想外出谋生，我心里感到沉重，那天继光同志来了，我向他讲村子现在怎么办，继光同志随我找了忠勇，我们研究结果是从村前向南，直开一道引水河，共长14华里，发动村民以工代赈，再按每人挖的面积把两岸堤地归私人所有。上级政府答应供给6万斤玉米和秫米，运到随即拨工分出。到1945年春初河工才完，这就使穷人们度过了难关。
  1944年农历十一月份，区委孙英同志找我谈革命的前途和组织的意义，我当即提出参加共产党，孙英同志走后没几天就回来了，把入党批准证交给了我。同时李志同志也来找我，叫我大胆发展党员，指定我任支部书记。经我发展的党员有：郑怀仁、李洪恩、李玉安、李金海、李连城、李春旺、董云清、董云华。1944年的一天，我方干部刘鸣歧（后叛变）杀了一个敌特，日寇追查此事，问我八路军哪时到你村？我说我白天去北淮淀教书（其实学校早散了），晚间回来，不知道。又说：“你也没听别人传说？我们知道八路来到你村，只问你他们往哪方向去了。”我说：“八路军往哪里去，是不叫老百姓知道的，就夜间来过我们也是闭门不出，谁能知道他们的来去。”他问过去八路军都走过哪些道路，我说：“听说八路军夜间大半往村东南角去。”日寇看了地图说这里没路，横着条小河，你瞎说。翻译打着我的脑袋，日寇吓唬我要过堂，我就解衣，准备脱去外衣由他打，日寇站起来左右打了我十几个耳光，直到口流鲜血，敌人什么也没有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