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南淮淀村是祖先们在这里熬盐住草铺演变成村，立村已有500多年，到抗日战争时期，尤其贫困。全村300户，1500口人，有洼碱耕地600多亩，不靠山，不近河，处于荒洼之间，没有一间砖瓦房，真是穷乡僻壤。
  村南边，原是清朝政府的放马场，后被天津市的吉顺号家垄断，几百顷土地也不耕种，放荒收打柴草。村北边，是七里海，基本上是北淮淀村地主所有，专养芦苇。真是哪里的地主越大，哪里的穷人就越穷。围村1000多顷土地被外村地主垄断着放荒，本村的土地80％以上属于地主富农，广大贫下中农有点土地，又洼又碱，再加上常年闹蚂蚱、发大水，十年九不收，大多数人无力耕种，只靠出卖劳力，给地主打柴草、打苇子等。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地主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常年靠野菜草籽充饥。人们说：“有福的生在条河两岸，无福的生在八亩坨子淮淀，脚蹬牛皮大绑，手使怀镰大钐，肚里吃的黄蓿大蛋。”全村仅有1个私塾，有20多个孩子上学。全村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文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华北，我们村属于华北冀东地区，即华北的心脏地区，天津市、塘沽附近，京山铁路中段西侧，是日本侵略军水陆联运的重地。所以日寇加强这个地方的统治，成立了以汉奸姚桩为首的伪宁河县政府，以韩在余为首的伪三区政府，以李在民为首的伪乡政府，以李学成为首的伪保公所，十户就有一个甲长，实行区区乡乡联合的保甲制，还有大量的军事力量，县有伪县保安队，区有区的武装，县、区都有伪警察特务等。敌人的据点、炮楼星罗棋布，日本鬼子和伪军经常来我村“清乡”、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断地来抓人当劳工，给他们修炮楼，还有的被弄到日本国当奴隶。数不尽的苛捐杂税、强征暴敛。地主们又把加重了的负担转嫁给贫下中农，剥削的程度更加严重，借机发国难财。广大贫下中农，给地主打苇子、打柴草，每天干10几个小时的活，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给地主种地拉耠子，地主管吃，还得给地主1角钱。因货币膨胀、物价飞涨，干长工更是不行，议定工价时，一年可买几石粮食，到年终给钱时仅能够买几斗红高粱。工人们说“年满价完衣裳破，白干一年没法活。”凶狠狡猾的地主，因地税加重，就少种地，多放高利贷，扩大剥削范围，穷人出卖劳力都很难。如北淮淀村的地主李在余，人称死人裤子，就放弃一部分耕地不种，撂荒打柴草，少雇工，多放高利贷，放到我们村的很多。开始三分利，以后涨到五分、对半，借一个还两个，驴打滚，蹦蹦利，还要人担保，以土地作押，借钱时候就写下抵卖契，到期还不上高利贷，土地归债主所有。由于剥削阶级掌握政治上的统治权，经济上的垄断权，变着法儿地挤兑压迫穷人，剥削穷人，贫下中农毫无办法。日本侵入我们这里初期的3年，即从1937年秋至1939年，全村不完全统计就饿死60多人，卖儿女卖妻的20多户，一家人女的外出去讨饭，或者男的出外谋生的有30多人永未团聚，流离失所，单人出外谋生的不算，光是全家外逃的100多户，全村仅剩174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派来了善打游击战的八路军，到华北冀东地区，与日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武宝宁联合县的县长寒松、公安局长马良等，来到我们村，首先到李瑞庆（化名“忠勇”）保长家，宣讲革命的道理，并动员李瑞庆参加了抗日。李瑞庆家作地下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与城市接通关系，供应我军用服装、医药等。为便于革命活动，我村化名“汉口”，作消息交流点。寒松等深入群众反复宣讲革命的道理，给我们指明前途，明确地提出，劳动人民只有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别无出路。提出革命的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打鬼子除汉奸，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最后还要实现共产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启示，受到教育，感到八路军跟过去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过去那些军阀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兵匪不分，兵贼不分，是富人的看家狗，穷人的冤家。那些反动政府的官员们，也都是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共产党是为国为民，给劳动人民撑腰。百姓觉着在绝望中有了救，在黑暗的社会见到阳光，都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44年春就砸了伪大乡，取消保甲制，烧了《良民证》，组织了民兵和村干部跟日本鬼子展开斗争。有些觉悟高的青年，陆续参加了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如董云堂、李青英、李功成、李子文等都不怕流血牺牲，去抗日。还有些人，也不顾身家性命，在村中半脱产或当村干部。1943年建立村政权，李无计任村主任，还有姜国良、冯有福、董云付加入共产党，坚持抗日。
  日本鬼子经常来村“扫荡”，声言要消灭八路，还说什么他们来中国是帮助搞建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要求“中日亲善”，叫我们给给养。实际上他们是来烧、杀、抢、掠，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至死不屈。鬼子派造甲城的冯桂珠来说服我们，向我们征粮，被村主任一口拒绝。我们坚决实行抗捐、抗粮、抗税、抗勤、抗抓丁等与日寇斗争。群众把怕抢的粮食等物资藏起来，加强通讯联络，设立岗哨，一旦发现敌情就跑，不便回村时就钻进地洞躲起来，敌人走了我们仍是积极从事抗日工作，经常地配合我县、区队阻挠和打击敌人。
  1944年，我村就有10几人加入共产党，在联合县里佐天和区里孙英领导下，成立了党支部，李无计任支部书记，姜国良、李洪恩和我为支部委员，在区委和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农会、工会、妇救会、青救会、民兵队部、儿童团等，全面展开反帝反封的群众运动，广泛发动群众，经常配合县、区武装人员破坏日寇的电话线、铁路、公路和水运，阻挠敌人的通讯、行军和物资供应。敌人在勾楼沽、茶淀等办的农场，不断被我们破坏，敌人在据点、炮楼里也不得安宁，我村民兵配合区队经常去打枪、喊话，叫敌人投降，搞得他们惊恐万状。有一次，曾因刺猬在炮楼下活动的声响，吓得他们打了半夜枪，一夜没敢睡觉。
  为了反帝反封，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二者同时进行。开始由村中主要干部，把最大地主吉顺号家的经理张德明找到我村，给他讲述革命道理，指出凡是中国人都应参加抗日，必须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吉顺号在抗日根据地，有几百顷土地，不拿抗日负担，而且过重地剥削抗日的人们，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允许的。经过教育，张德明答应向他主人汇报，后来给我们送来一批款，支援抗日。经政府同意，用他送来的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方便群众，防止私商剥削，体现了群众跟地主斗争的胜利。对本村的抗日负担，也作出了规定。根据土地的好坏，折成标准亩，每4个标准亩担负1个抗日勤务工，以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根据减租减息的精神，不准高利贷盘剥，借高利贷时定的契约一律作废，雇佣劳力要给合理的报酬，不准过重地剥削。与此同时，进行革新，破除迷信等，拆了村北的文昌阁和西大桥旁的土地庙，拆下的物料兴修本村的水利，泥作的神仙垫了濠沟，留下小鬼和判官，在村头给人们站岗。迷信道会门的经教育不愿活动了。跳大神、相面、算卦骗人的不敢了。反动的九宫道、一贯道被取缔了。对虐待工人的罚款10元，吃他的顽固。对刁婆婆欺负好媳妇或者儿女不养老人的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还不改的要在群众大会上坦白认错，臭贼小偷之类基本绝迹。在共产党领导下，时间不长，就感到换了个天下，当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反动势力一败涂地，劳动人民满心欢喜。
  1944年，为了改变我村的贫困面貌，地委方远、县长寒松、区委孙英来到我村，共同研究决定，挑一条引水河，政府给我们6万斤粮食，以工贷赈，叫挑河的人有饭吃，好干活。组织了施工领导班子，由李无计任主任，李洪恩、李春旺和我为委员，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班子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当年春季挑成全长15华里的西引河。把金钟河水引到我村，结束了死旱村庄的历史。引进来的水，既能浇田、运输，又能养苇养鱼，还能滋润柴草地，在抗日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让劳动者得到实惠，控制地主，把引河的东西两岸各宽75米的土地归挑河的工人所有，参加挑河的204个劳力每人一份永久为业。
  日本鬼子借口说我们挑河是给八路军挖战壕，又来我村“扫荡”，杀死我村的财粮委员李占宽，还抢走很多的东西。以后敌人又派造甲城的冯桂珠送来恫吓信，叫我们给他送粮、送款、送劳工，甘当亡国奴，被我们一口回绝。1944年12月13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本鬼子带领汉奸，九宫道的头子们，来到我村，把我们的房屋烧了200多间，用刺刀扎伤许多人，李永芳差点被扎死，他们烧到董云香的房屋时，董云香想从屋里背出有病的母亲，敌人不让，把房子点着火以后，董云香虽把母亲抢出屋来，可是母亲因烟熏火燎，不久死去。过了几天，造甲城的冯桂珠又来说服我们，当然地被我们拒绝。我们早已下定决心，宁死不能当亡国奴，坚决跟鬼子斗争，要把他烧杀抢我们的损失夺回来，直至彻底胜利。这么说的就这么干了，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压迫越狠，斗争越烈。广大人民群众仇恨鬼子的革命烈火一个劲儿地喷发出来，男女老少齐参战，千方百计打击敌人。凶狠狡猾的日本鬼子被我们搞得蒙头转向，一塌糊涂。例如日寇从潘庄岗楼通往堤头的电话线，经常被我们破坏，大部电线、电杆用车拉来，敌人很难修复，常不通话。由北淮淀村至芦台、天津的公路，被我们破坏得常不通车。由茶淀至宁车沽的铁路，也不安全，常被我们炸断铁轨、扒了路基。有时我们全村出动，搞铁道大翻身，阻止鬼子的火车运行，给鬼子运军火和供应物资造成很大困难。宁车沽火车站上的枕木被我们夺来两千多根。当时我们仅4个持枪的民兵警戒在车站的岗楼旁，就吓得鬼子没敢动弹，等我们弄着木头走后，他们才打枪给我们送行。车站北边的13号桥，刚刚卸下的桥木，想要修桥，被我们弄来3大车，我们去的时候，赶着大车从伪站长门口过，只一人拿着打不响的六轮子警戒在伪站长门旁，吓得伪站长连大气都不敢喘，叫我们把木头拉来。日本鬼子想从宁车沽火车站下车，来我村“扫荡”，被我们把宁车沽的大桥拆毁，迫使鬼子改变了计划，行凶未成。民兵们用牲口嚼子挂在宁车沽火车站旁的高压电线上，电线一断两节，既省人又省事的小动作，比炸翻火车给敌人造成的损失还大。我们配合县队和主力部队，一举拿下茶淀火车站的炮楼，打死日本鬼子和伪军，缴了他们的武器，挫败他们不可一世的威风。我们配合区小队打下三叉子（日本大兴公司），杀死鬼子，烧了他们的仓库、房屋和摩托车，夺来很多东西。全村去了100来人，50多辆车满载而回。打进三叉子时人喊马嘶，火光冲天，距离3华里的茶淀火车站有许多鬼子和伪军，都没敢来救援，等我们走后他们才鸣枪给我们送行。日本的建设公署，人称老公司，被我们跟着区小队打下，破坏了他们的建设指挥机关，日本人胆颤心惊，很久未能修复。中锅炉即日本农场总场，既有日军又有伪军，我们几个持枪的民兵带领群众，就从那里把大车夺来，并破坏他们的很多设备。小锅炉是日本农场的扬水站，被我们破坏，连场房都被彻底拆毁，并把物料拉回来，使敌人的农场长期瘫痪不能生产。日本人想盖宿舍，没等他盖齐，就被我们拆了好几十间，拆来的木料搭了我村南的大地洞，那里给八路军缝制衣裳。日寇从陆地运输不便，从水上运输，也同样的遭到破坏。1945年秋季，日寇用西河大船运硫酸，被我们从金钟河劫来，通过西引河卸在我们村南苇洼里，以后沿村转到大后方，作了抗日的军火。同年还劫来一船生铁、氧气，又劫来一船麻，一船红砖，所劫的船只都是通过西引河，先卸在村南苇洼，然后转到后方供我军使用。我们自己挑的小河起到抗日的作用。由于我们破坏敌人的农场和运输，阻断敌人的后方供应，人民群众感到自豪。贫农李玉桂说：“这样整治鬼子，真解气，他无故来侵略我国，叫我们当亡国奴，我们就得跟他斗，齐心努力参军参战，一定能够把他打败。”
  由于党支部紧跟革命形势，顺应民意，党支部指向哪里，群众就跟向哪里。需要多数人干的革命工作，可以全村出动，如打三叉子、夺枕木、铁道翻身等。需要少数人的工作，就去少数人完成任务，例如民兵骨干李玉安、董云芳、董步义、董步廷、李万增等，配合县、区队跟敌人战斗周旋，常年不休。出去抬担架的群众，没有一个人不完成任务就回家的。成年人跟鬼子斗争，小孩也跟鬼子斗，如1944年日寇来村“扫荡”时，有的村干部没跑出村被日军圈在群众之中，日寇采取一个一个的过箩方式，追问谁是八路军村干部，群众坚决不说，才12岁的李学明被日军单独地拉去逼问，被打得死去活来，也未暴露八路军和村干部，日本鬼子悻悻撤回，村干部及其家属安全脱险。我们除在农村坚持抗日以外，还有的协助城市工作。支部书记李无计和我都曾接受县委城工部长继光同志的直接领导，作城市工作，同敌占区的同志们共同打击敌人。
  日本鬼子虽然很凶，对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村齐心努力，参军参战，日寇不敢轻易来“扫荡”，汉奸伪军更怕得要死。如我村南大地主天津吉顺号家，多次企图买动南河伪乡团，来镇压我村革命，保全他的土地财产，伪乡团的团长刘恩相怕死就没敢来。斗争实践证明，日本鬼子也是纸老虎，汉奸伪军更是狗熊，一切人民的敌人都是欺软怕硬，要胜利就得斗争。我们这个村不愧是抗日的模范村。我村的党支部是坚强领导核心、战斗堡垒。有了村党支部的领导，南淮淀村的抗日活动才搞的这样活跃，这样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