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是丰南县王玉石庄人。1943年3月在王玉石庄经丰玉宁六区区委书记曹文斋同志介绍入党，同年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44年4月被丰玉宁县委宣传部抽调参加基层（村）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同年同月由于我家被日伪所抄，脱产参加革命，和我一起脱产参加革命的有列东、兴华等同志。我被分配到丰玉宁五区区委任干事，搞群众工作，当时五区书记鲁夫，区长国华、组委森林、儿童团长鲁智。1944年底我任五区组织委员，1945年7月任五区区委书记（鲁夫调走后，森林任区书，森林调走后我任区书），日本投降后改任宁河县七区区书，1947年“土地会议”后，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常委）兼七区区书（兼七区区书时间不长），1949年春，带领宁河县部分干部南下。
  抗日战争时期，丰玉宁县委宣传部经常举办基层支部书记训练班。为了适应战争环境需要，训练班时间较短，多则半个月，少则10天。当时主持培训工作的是县委宣传部长培文，训练班的目的是提高基层支部书记的工作能力，加强对党的性质、任务的认识，掌握党在抗战阶段的方针、政策，坚定抗战必定要胜利的信心。县委领导和专门负责培训工作的宣传部的同志们，深入浅出地给同志们剖析救国救民的道理，指出中国的出路就是驱逐日寇，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学员们没有课本，条件很艰苦，学习场合时有被日伪搜捕的危险，有时在村庄的小学校，有时在堡垒户的家中，更多的时间是在野外，但学员们因陋就简，努力学习，争取在短暂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知识。许许多多参加过训练班学习的同志，脱产参加革命，为救亡图存，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舍弃妻儿老小，离开了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有的走上了区、县的领导岗位，成了地方革命力量的中流砥柱。
  1943年以后，板桥、苗庄、阎庄子一带被五区区长国华、尚中等人所开辟，那时根据当地群众基础、革命力量强弱，五区划分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即以小新河为界，王赞铺、学郝铺、东魏甸、大小田庄等小新河以北的村庄为根据地，板桥、苗庄子等小新河以南的村庄为游击区。工作方针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白天在根据地里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征粮、征款，组织和发动群众，晚上到苗庄、板桥、芦台附近活动，走家串户，以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宣传抗日，争取保长抗日，激发他们的民族觉悟。开始，小新河以南村庄的乡公所、保公所多是两面政权，后来由于我们工作的深入开展，则多倾向抗日的一面，蒙蔽、欺骗日伪，加速了伪政权的瓦解。
  1943年板桥附近村庄我方政权的形式比较简单，没有明确分工，就是几个人一起干，党支部秘密掌握村政权，伪村政权干什么事必须征得支部批准，才能实行。1944年4月以后，宁河县蓟运河以东村政权已普遍建立，并且绝大多数村政权的权力被我们所掌握。围绕建政，我们也曾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
  1945年4月，县委宣传部部长培文召集丰玉宁五区区委在大吴庄（今属丰南区）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兴华（时任财粮助理）住在了东双庄，第二天，板桥特务队长吴乃彬带人来这个庄，兴华没有走脱，被敌人打死在东双庄村北，区财粮账也被敌人拿走。估计板桥敌人会在第二天来，我们遂决定在张子铺设伏，就在那天夜里我亲手打死了罪大恶极的吴乃斌。
  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是1944年以后组建的，开始是学郝铺、王赞铺、张子铺、张凤庄、小茄庄等，以后蓟运河以东（宁河县界内）普遍建立。
  建党建政搞得比较好的村庄是杨花庄，象孟祝华、孟庆华、朱思田、孟宪玉等都是那个村的，他们相继脱产参加了革命。
  发展党的工作，首先是从学郝铺、王赞铺、双庄、杨花庄这一带开始的，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发展党员，开始区委干部深入各个村庄访贫问苦，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采取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启发他们的抗日觉悟，当这些积极分子觉悟提高后，区委就不失时机地把他们吸收进来。第一批党员的基本成份大多是雇农。当一个村子的党员数达到3人以上后，根据区委的指示，在适当的时机成立支部。1944年时，宁河蓟运河以东的村庄除离据点较近的村庄和敌据点所在地如丰台、板桥、阎庄等外，村村都有党员，有党支部的村庄超过一半以上。
  除在运动中发展党员外，还通过征粮、征款、征鞋，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象杨花庄的孟祝华、马玉良、会彬，王赞铺的醒民，他们斗争积极，冒着危险给我方送粮送鞋，为了探听敌情报，保护我们深入村庄的同志，遇到敌人搜捕，他们就挟着被褥搬到野外去住。传递党的文件，保守秘密，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这些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后，有的奔赴抗日战场，成了战斗英雄，有的脱产参加县、区的领导工作，有的坚持在本村与敌人周旋。
  发展党员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区委直接物色发展，另一种是被发展的党员再发展比较可靠的亲朋好友。
  随着基层政权的巩固，发展党员工作的深入，有很多村的保长、管帐先生成了我们的积极分子，有的就是我们的党员，如王玉石庄党员朱文生就当了保管所里的先生，这样就使村里的伪政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