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是芦台本地人，1932年出生，从一记事就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践踏国土的声音。那个时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苦不堪言，被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虽然年代久远，但做“亡国奴”的屈辱事件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吃米“犯罪”
  日本强占我县芦台附近大艇等18个村、5万余亩土地划为“高丽圈”，掳来高丽人为其种田，主产稻米，作为侵华军粮，不许国人吃用，违者即为“犯罪”，要开膛破肚，严惩不贷。我姥家在蓟运河北岸大赵庄村，离“高丽圈”10多里地，有时冒险为我家偷买点稻谷，要躲过严厉盘查才能送过来。一次，姥姥藏藏掖掖、吓吓惊惊，颠着小脚儿带着几斤稻谷，到摆渡口过河时，被搜身检查，不但稻谷被没收，还挨了一顿暴打。有时侥幸，如愿以偿，我家就在深夜关好门窗，将稻谷一点点捣成白米，装在小缸里，埋藏在地下，单等过年吃上一顿白米饭。一次，正吃年饭，保甲长带着日本人挨家挨户地检查，吓得我母亲急急将米饭藏在灶膛里，方躲过这场灾难。殖民地的生活到哪儿去伸张正义。
  强种罂粟
  清朝中晚期，英商将大批鸦片输入我国，榨取了我国大量金银财宝，又毒害了大批中华儿女。因之，我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日本侵占中国后，也效仿英国做法，强令高丽人和本地农民种植罂粟，以达到其加害中国人民之目的。
  1941年夏天，我和母亲去姥姥家，在蓟运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上，看到了象征着亡国灭种的鸦片烟苗，开着密密麻麻的白花、水红花。我姥家仅有的2亩园田，也被迫种上了罂粟。母亲和姥姥低头叹气，我和表弟坐在蓟运河岸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些刺眼的白花、水红花，仿佛看到了一张张有着枯瘦灰土脸的烟鬼，恨不得统统拔掉那些可恨的大烟苗。
  后来，中午放学在马路上听人悄悄议论，八路军贴告示了，叫铲掉烟苗，改种粮食……。今天看来，铲除罂粟也应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捍卫民族独立富强的重要斗争。
  仁丹
  仁丹是一种防暑祛热的常备药。日本生产的这种药质量佳、效果好，世界有名。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却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侵华工具。那时的日本人，在我国城镇大街小巷的明显路口的建筑高墙上用油漆画上仁丹图像，仅芦台小镇就有40多处。画出的仁丹图像，没有任何商品介绍，而仁丹、洋人头像，却明显不同。以头像为例，胡须长短不一、多种多样；帽子或有或无、样式不同；字体各异……等等。实际上，仁丹图像就是日本侵华的军事路标图。仅此，不难看出日本人狡猾之极、诡计多端，为达到其侵华野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竭尽其能事。
  “狗碰”里逃生
  芦台爬街子南段路，路口西侧“德兴”百货店，曾遭一惨事，至今说起，令人不寒而栗。当时该店老掌柜不知何病身亡。日本人得知，认定是霍乱，强行将尸体解剖，闹得人心惶惶。人们怕霍乱病，更怕日本人残害无辜。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芦台街面真不善，德兴掌柜得霍乱。天津派来验尸官，小日本子来检验。开膛破肚把心剜，人人听了心胆寒。道路口中把路拦，盘查行人看面颜。他说你是霍乱病，你的小命准玩完”。
  我家住南街大胡同，租住地斜对门是白家。日占期，白家老大在关外沈阳火车站扛脚行。
  一日，白老大患急性肠炎，也叫霍乱，俗称“火痢疾”，上吐下泻，高烧40度，是当时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日本人对此种病人，采取灭绝人性的手段，对死者火烧，没死者活埋，对白老大也没放过。当时家住芦台的人得了霍乱，同样吓得不敢出屋。
  那天，弄了一具“狗碰”“柳木猴”（一碰就碎的薄棺材），把白老大硬塞进去，用铁钉钉妥。在一个日本人扛枪监押下，由4人抬着去城边荒碱地活埋。棺里的人叫得瘆人人，抬棺的人满脸是泪。“别叫了，留点精神还有用呢。”棺里棺外的人暗暗商定好逃生计策。里边真的不叫了，扛枪的鬼子还点了点头。突然，几人抬着棺材飞也似地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城边青苗地，甩掉了小鬼子放下“狗碰”，棺里的人猛力蹬开“狗碰”，一溜烟似地钻进了青纱帐。白老大得以逃生。
  逃生者回到家乡，家里高高兴兴烧平安纸，挨家挨户送白面包子，我也吃着了。白老大长我父两岁，我叫他白大爹。
  为啥给他鞠躬
  日本占领时期，我在北街宝塔寺后房（现县医院偏西对面处）上学。每天常走之路，从南街，穿中街，到北街东头，往北一拐进校门，天天如此。有一天，与同学走上北街路，见到一处坐北朝南大房（现看守所处）前，有一日本兵持枪站岗，冷气森森。是时，此地为日本1480部队驻地。任何人路过这里，必须给他鞠一躬，不然就要遭到毒打。我亲眼看到，一个人贸然而过，被发现后拽了过来，先是拳脚相加，一顿狠揍，随后逼其在脚下跪着。我俩无法从这个门前“飞”过，也吓吓嗦嗦向他鞠了一躬。随后，大气不敢喘一口，就赶紧向学校逃去。坐在课桌前惊魂未定，手心已冒出了冷汗。当时年仅十岁的小孩弄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必须要给日本人鞠躬。
  背军粮
  日本侵华时代，芦台镇北街偏西有一深宅大院，院的西北角有一炮楼，日本兵站在楼上巡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阴森可怕，无人敢靠近。后知这是日本人的军粮库。
  当时，许多贫苦人家和我家一样，“升米个柴胳肢窝夹棵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填不饱肚子，甚至用发霉变质的混合面充饥，一年到头野菜糠麸半年粮，饿了喝口凉水，夜晚能听到肚子“咕咕”叫。无计可施的母亲，间或让我去买豆饼、花生饼，也就是如今喂牛马的饲料，用来聊补饥饿。一天，我肚子饿，买了一块花生饼，随手掰了一块放在嘴里，一嚼苦涩难咽，遂去退“饼”，遭到卖主怒斥。横行一时的日本人，强令中国人不许吃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稻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丰玉宁联合县原六区区委书记曹文斋带干部进了城（后来听说），炮楼上持枪日本人，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远看像只木鸡，近瞧若霜打的小草。是时，芦台百姓高兴极了，饥饿的贫苦人起来了，三五结群到那里将粮谷一袋一袋背回家。惋叹年幼，无力所取，眼巴巴看着成人背粮，只有望粮而叹。
  褪不去的痕迹
  建国初期，丰台区公所所在地是冯姓富户的住所。丰台银行与区公所同在一个院，住南门旁倒正房两间，外间办公，内间为主任室和宿舍。1954到1961年，我一直在丰台银行工作，当我调离工作时，仍能够清楚地看到墙上赭红色血迹和深浅不一的众多枪眼。
  据当地人讲，在这里曾发生过日军剿杀抗日力量红枪会的惨案。当时，日军动用了重机枪、小火炮，杀人无数，尸体布满街道和还乡河，鲜血顺街流淌，染红了还乡河的水，河水好长时间还是红的。
  在丰台工作期间，我还多次听当地人讲过日军飞机轰炸丰台镇的事。
  那一天，日军派出数架飞机低空徘徊，螺旋桨嗡嗡作响，惊慌失措的人们，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什么，拼命地四处奔逃。有好多人无处可逃，跳入北大寺前的荷花坑，用荷叶顶在头上，飞机追着人群飞，往荷花坑投炸弹。万幸的是，一枚炸弹也没响。而在街里，炸死了两个人，炸伤了一个孩子，有的房子被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