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丰台镇和东、南、北面附近各村，在抗战期间属于丰润县管辖，丰台河西则属于宝坻县管辖，当时的丰润县和宝坻县政府是日寇统治下的伪政府。那些地方，曾分别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丰玉宁和武宝宁联合县政府管辖。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6年初，这两个联合县政府撤销，才全部正式划归宁河县。
  丰台镇和附近各村，一般都有小学，村子太小，不能独立开辟学校的，则由附近两三个村联合建立一所小学。其中除丰台镇是完全小学，其他各村都是初小。
  丰润县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为日寇占领，所有丰润县的小学教师都是由伪县政府教育科委任的。教师的来源，一是“七七”事变前蝉联工作的，二是各校长推荐的，三是各村推荐的。这些教师都必须经伪县政府教育科批准，加以委任，才能任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要安插教师也必须通过这个渠道。每学期开学前，伪县政府教育科由邮局寄发委任令，并写明工资数额，学校收到后，再发给个人，没委任的，就算被撤职。
  日寇为了奴化小学教师，曾于1939年下半年，在丰润县韩城镇据点，分批分期轮训本县各村镇的小学教师。集训内容，主要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愚民教育政策，同时还由新民会会员教唱会歌和教日语。有一次学完日语后，丰台小学女教师宁世兰在黑板上写上“驴语”二字，因之掀起了一场风波。伪县教育科长刘汝彪恐怕闹出事来，在他的日本主子面前不好交待，因此没让日本主子知道，只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大会，要求受训的教师，把这次集训工作坚持下来，不要乱说不友好的话，不要乱写不友好的字，像这样的事情如果闹大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听起来像是好意，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而已。由此可见那时的小学教师，并不是甘心当亡国奴来接受奴化教育的，只出于无奈“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一旦有机会，就会表现出他们的爱国热情来。
  学生所用的课本有两种，一种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编印的课本，它的内容主要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教育。特别是在初小四年级和高小各年级都添设《孝经》课。我们知道《孝经》是宣传封建孝道和宗法思想的儒家经典，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身体乃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通过这种教育，来削弱少年的斗志。为了保全个人的身体，甘心作不抵抗的亡国奴，永远做倭寇的顺民。一种是八路军用油印机印的课本，是以抗日救国教育为内容，介绍日寇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号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以期早日解放。学生上课时，两种课本都带着，在日寇未在丰台安据点之前，丰台和附近各村的小学，讲的是八路军发的课本。日本在丰台安据点之后，则只好讲敌伪发的课本，而附近的小学仍以讲八路军发的课本为主。因为日寇不断外出讨伐，对附近各村威胁很大，这对开展抗日救国教育，也造成一定影响。
  教师的工资，除丰台小学是县立，由丰润县开支，其他各村小学由各村负责筹措。教师的工资，根据教龄的长短来确定，初小教师每月16元到26元，高小教师每月由26元到30元。从1943年开始，丰台小学教师的工资，也由当地发。由于丰台和附近各村的经济日趋困难，1944年后，都以发红粮来代替工资，一般每月150斤到160斤，最高也不超过180斤，使教师的生活陷于困境。当时群众把小学教师列为四大贱之一，四大贱是：“坐火车，吃咸盐，买邮票，雇教员”，因此有很多教员改行，使小学教育受到一定影响，这正是日寇愚民政策的结果之一。
  丰台镇东、西、南、北的一些交通便利的村镇，都设有据点，尤以南面的宁河县板桥村距离最近，只有18华里。那个村驻守的日寇经常外出讨伐，丰台的群众，终日提心吊胆，不知哪天灾难临头。丰台小学的师生，也是心神不安，恐怕日寇突然扫荡，八路军发的课本，被他们发现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于是一有情况，马上就得放学，使教学工作不能按计划完成。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敌人在丰台安设据点。因为丰台地势偏北，安据点与东、西、北三方面联络不便，是孤军深入，所以有时设，有时撤，形成拉锯状态。驻守的敌人，有时是日寇，有时是警备队。在警备队驻守时，只龟缩在据点之内，不敢外出讨伐，附近各村才得稍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丰台的警备队向芦台撤退，丰台才获得解放。
  丰台小学斜对过单家大车店内有正房两间，南濒黑龙河，地方很偏僻，专为区长和教育助理在夜间召集教师开会的秘密地方。他们经常在那里召开会议，布置如何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通过讲解目前形势和任务，介绍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如平型关战斗情况等，以坚定教师的胜利信心。
  1941年春天，日寇搞“铁壁合围”，疯狂地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消息传来，丰台的八路军大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全部都转移。那时丰台小学已放春假，校长去唐山，外地的教师恐怕被围在本村中，都没有回家。有几个与教师认识的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躲藏。八路军发的课本，早已被教师们埋在地下，只把伪政府发的课本摆在桌子上当样子。有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丰、宝、玉、宁四县的日寇、特务、警备队、新民会等，从东、西、南、北四面围攻丰台。当日寇和他们的走狗到学校以后，把教师集中在三层阁前，那几个八路军工作人员也在其内。日寇把一个叫杨居济的老师拉出来，一个日寇手拿着战刀，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问他：“丰台有八路军没有？”杨老师不卑不亢地回答：“八路军大部队经常到丰台来，地方工作人员一般是晚上来白天走。我们当老师的白天讲课，晚上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和他们没什么接触，具体情况则不了解。”日寇听他回答的比较合乎情理，就在他的脖子上砍了一刀背把他放了。如果只说“没有”，日寇的战刀一挥，那六阳魁首，就会迎刃而落。一个大好青年，因为回答的不够策略，竟将有用之身丧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那不是太不值得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忍辱于一时，才能负重于后日，这也是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随后，日寇就开始进行大搜查，结果在学生的宿舍内搜出一本印有二十一条的小辞典，于是把教导主任吴绍伯带走，同时还把镇上的负责人徐庆华也带走，把他们带到丰润县新军屯据点里。在日寇及其走狗撤退后的第二天，镇上派人带着巨款去新军屯，经过托人向特务交涉，花了许多钱，才把他们保出来了。
  从丰台和附近各村的小学教师看，他们抗战期间，利用讲坛一席之地，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使少年一代，将来不致误入歧途。他们不嫌待遇微薄，不顾自身安危，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坚持教育工作，真是难能可贵，不愧是人民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