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1935年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打着“善邻友邦”、“共存共荣”的幌子在冀东、天津地区进行经济调查，以低廉的价格收买大片农田，组织各种农业经营组织，公开进行经济侵略。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侵占农田。日本特务机关和伪政权下的保甲组织专门建立了“土地调查委员会”，强迫农民按户登记土地，以便根据需要实行强买强占。早在1936年，日本侵略者查知宁河县大北涧沽以北18个村庄的土地肥沃，兼有三河汇流，最宜种水稻，大利所在，于是在1937年冬公开下手，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东洋拓殖会社撑腰，勾结大汉奸齐燮元，以收买土地为名，掠夺大北涧沽一带18个村庄农民的土地5.21万亩，从其殖民地朝鲜掳来4000多名劳工，开垦农场，为其种植水稻，定名为“芦台模范村”（当时附近农民称其为“高丽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侵略者在周围先筑起防洪围堰，并先后建起大型扬水站3座，灌排水总渠2条、干渠8条、支渠228条，垦殖水稻，所生产的稻米供给日本军队，“芦台模范村”成为侵华日军重要的军粮生产基地。
  1941年5月21日日伪以中日实业为母体设立华北垦业公司。《华北垦业公司之事业计划概要》，将京津冀滦河下游地区、蓟运河地区、马厂减河地区、永定河沿岸地、捷地减河地区、小清河等6个地区列入垦殖计划。蓟运河地区指的是“蓟运河下游宁河县一带……东从与京山线相傍的跨越芦台运河的地域，西端在金钟河沿岸，北至运河地区……”，计划“开辟稻田和旱地。”此前的1940年4月，日伪中日实业公司在宁河境内“茶淀、军粮城开发和经营了水田”。之后至日本投降，华北垦业公司在宁河境内开发经营了三大农场。1945年12月《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之概况报告》称，茶淀农场实为3个农场的总称，它包括茶淀农场、任凤庄农场、蓟地区农场。3个农场的土地总面积为107481亩，茶淀场22680亩，任凤庄场17601亩，蓟地区67200亩。3个农场的位置：茶淀农场位于茶淀站之正北，距车站10里，该场东西20里，南北八九里，东跨蓟运河，借用河水极为方便；任凤庄位于茶淀场之正北20里，距车站30里，该场亦利用蓟运河加以灌溉；蓟地区跨蓟运河西岸，位于茶淀场之东北四五里，距车站15里，该区灌溉尤为便利。3个农场内中“只设场长1人，统辖3场之事。”“蓟地区名称的由来，系华北垦业公司1942年委托工务总署沿蓟运河岸划区逐段买自农民，固有“蓟地区”之称。茶淀、任凤庄两农场之地亩，原属天津开源垦殖公司，1939年全部售予中日实业公司，1941年始归华北垦业公司。
  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为把3个农场的土地改造为水田，曾大兴水利工程建设，仅在芦台到任凤一带就建起8座扬水站和3座蒸汽机锅炉房，开挖灌排沟渠围堰无数。其中工程最大的系1943年春起开凿的杨虎子河。杨虎子河自任凤庄东罾口河开口，向南直通到金钟河，全长15公里，贯通任凤庄农场、茶淀农场，宽60米，水深可舟行大船。（另南淮淀村有一条“日本河”，田辛庄有一条日本人开凿的“三支水利河”，为什么叫“日本河”，“三支”是一条河的名称还是3条河的总称，它们的来龙去脉等，未得考证，但可以肯定，这些水利工程均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宁河地区农业战备资源而开发）。
  日本侵略者为了开发水稻种植，残酷役使了无数境内农民和外地劳工。杨虎子河系日军押迁过来的七八千抗日战俘开凿的。仅任凤庄农场任凤庄附近的区（该场分6个或8个区）就从3省18县骗招400多农民为其作苦役。宁河各村尤其是附近村庄的大批农民，被欺骗被强迫，为其所驱使。许多村庄的土地被强占后，原来地主的佃农，变为日本人的佃农。他们在日军和汉奸走狗的监视下劳作，常遭到侮辱打骂。1942年日军从周围几个村子圈来百余民工，在董庄村西建扬水站（称7号扬水站），汉奸特务把民工赶到一条大沟里掘泥土，站在高岗上的日军取乐，随意往民工头上抛石子，将很多民工砸伤。一年到头农民种成的稻谷，在特务走狗监收监打后全部作为军谷上交，一粒也不准留。上交的稻谷，以非常低的折价，再配给猪狗不食的混合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军需供给更趋紧张，他们进行“米谷统制”的手段也更加残酷，由经济垄断发展到军事统制。1943年8月，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体的天津米谷统制会。该会事务所在天津日本领事馆内办公，下设芦台、葛沽、小站、咸水沽、军粮城、天津6个支部；并在北京设置了事务所、河北昌黎设置了支部。在各河川地区又设置了农事合作组织。该会有属员近千人，重要职务全部由日本军界和华北、天津伪政权要员担任。实际上天津米谷统制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经济组织。
  1944年10月2日，日本天津陆军联络部关于米谷及稻草统制收买要领之布告规定，“凡米谷之移动”“凡稻藁之移动”，“必须天津米谷统制会之许可，但生产者搬入指定收买所时不在此限。违反统制收买者，除严重处罚外，并没收其违反物件。”1944年9月1日，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制定米谷统制收买要领，其方针是：“以日华行政各机关并其他各方面，紧密联络、协力之下结集总力，以强力推进米谷之统制收买，期无遗误。又以现实治安关系，日军部队之强力支援尤所期待”。“要领”规定了天津到唐山18个收买所，宁河县有芦台、茶淀、军粮城等四五处；3个集积所，芦台、军粮城、八里台。“要领”明确规定：“1、统制收买之取缔，军及日华官宪之有效、紧密方法行之。2、对于违反统制之取缔，军及日华官宪行之，对于违反者严重处罚外，并没收违反物件之米谷，其没收之米谷引渡于收买机关。3、天津米谷统制会亲农训练队员，基于天津陆军联络部之指示，为华侧警察之补助员而从事于取缔。4、鉴于从来之状况，天津市、塘大地区以流入敌区甚多，故于市、县境及主要道路、河川要所，设立临时检问所，实施严重取缔移动。5、对于米谷收买集积地及种米地带周边等主要地方，实施分驻游动警备。6、违反事件发现时，立即出动或处置之。”“大乡长以下，在种米地带协力供出督励成绩优良者，米谷统制会协会支给慰问金。”
  狗急跳墙的政策手段，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对米谷包括稻草的需求十分急迫。正是日军的残酷野蛮米谷统制政策，使宁河水稻农业受到摧残，百姓生活遭到痛苦磨难。
  天津米谷统制会芦台支部设在了芦台镇北街靠近蓟运河的一个大院里。支部的头目是日本军人。一大批汉奸特务在产稻区、在各个村镇、在交通路口为他们张目，充当走狗。北移民村王凤刚，在田里拣了一把稻穗，被日本人发现吊在树上毒打示众，差点被枪毙。蓟县人尹成德夫妻二人到北移民落户，妻子也是捡了一把稻穗儿搓碎偷着熬粥，正赶上日军和汉奸来翻查，当场连踢带打，带到公司用皮带抽打审问，差点丧命。芦台镇李焕然的外祖母，身上掖了一点稻谷过蓟运河，结果在摆渡口被查出，稻谷没收，挨了一顿暴打。
  为了防止人们“偷吃”稻米，日军豢养的走狗将各村的碾米工具砸毁，晚上窥探各村的烟囱，看到冒烟，就入户检查。董庄杨起金的老母亲有病，想吃稀饭，家里人就把埋在地下的几把稻谷挖出用小磨推碎，堵上门窗熬了粥，还是被狗腿子发现，非要把人带走，凑了几块钱给了狗腿子才了事。有的人家，为了过年吃上一顿米饭，偷着将捣碎的米装在小缸里，埋藏地下，然而年节日军盘查也不放过。一次过年，伪保甲长带着日军在芦台挨户搜查谁家食用大米，李焕然的母亲吓得急忙把做好的米饭扔进灶膛，躲过了日军的搜查。
  日军对为他们办事的乡保长也不放心。一次驻芦台的日军召集保长开会，用放了药的茶水和点心“招待”保长，茶点过后，保长们个个当场呕吐，有的吐出了大米，日军大发雷霆，将吐出大米的保长灌凉水，毒打一顿。
  百姓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掠夺恨之入骨。为了活命，有的人家上缴稻谷时就偷着留下一点，藏在柜里，埋在地下，等到深夜把门窗堵好，用缸盆捣、小磨推，或是用脚搓，掺在混合面里。生活熬不住的农民，不顾性命偷稻谷，更有胆大的偷卖大米。董庄李国清、韩玉福等人偷稻谷被狗腿子发现，日军带着伪公安局的人将董庄包围，抓走偷稻谷的人，在芦台个个挨皮鞭，通过关系送了钱物才把人赎了出来。1943年正月，杨国清、杨伯洲等几家绝了顿，把偷藏的一点大米刨出来想换几个钱接济生活，也怕被日军今后查出，几个人就带着大米偷着去卖，走到芦台火车站西道口被警备队的鬼子发现，杨国清被子弹穿透胸膛当即死亡，杨伯洲腿肚子被子弹炸开了花。
  日本侵略者在宁河贪婪残暴的“米谷统制”，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