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七七事变前宁河被日伪蹂躏的四年
  一
  1933年5月，从山海关退守下来的东北军何柱国部被闯入关内的日本关东军追赶到宁河境内，芦台附近的北宁线上枪炮声不断。日军轰炸机在宁河上空盘旋，寻找抗战部队，5月21日轰炸了丰台。5月24日，日本骑兵200余人配合伪军赵雷部队，侵占了宁河镇。自日军挑起山海关事件至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日军铁蹄已夺略热河，踏占冀东广大地区，逼近平津。
  冀东，系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线以东河北省的东部地区，因地处北京以东，早期称京东，1928年直隶省改称河北省，简称冀，因而称冀东。按抗战前的建制包括宁河、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宝坻、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昌黎、滦县、乐亭22县和唐山市及秦皇岛和塘沽两港。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630万。宁河当时区域面积1961.6平方里（另资料2298平方公里），人口21.203万。
  《塘沽协定》是日方提出停战协定，并限定时间，一字不容中方修改的情势下签订的。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6月3日，汉奸李际春部1500余人，进驻芦台以东的村庄，国民党政府借口执行停战协定，指令不予还击。
  这个协定，是继袁世凯“二十一”条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剥夺了中国在自己冀东地区的驻兵权，为此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提供了方便条件。
  《塘沽协定》既是长城抗战失败的标志，也是冀东地区变为殖民地的开始。在军事方面，此后的冀东已无中国的军队。该地区的“治安维持”，由随日军侵入冀东的汉奸李际春部所改编的战区保安队第一、二总队和东北军于学忠部两个团改编的战区特警第一、二总队负责。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撤出冀东后，除将关东军撤到“大致长城一线”外，仍在北宁铁路北京至山海关间的较大车站常驻守备队，建立据点。因此，《塘沽协定》后的冀东地区实际上处于日本侵略军单方面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此后，北宁铁路从山海关到通县包括芦台站在内的各大站的日本守备队，秘密增加兵力，不断进行军事演习。1935年3月，日军在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芦台、塘沽、唐山、秦皇岛等地分别演习巷战、野战。这一年，日军沿北宁线建筑了大批军事工事，仅宁河境内芦台站东西铁路线上就建了10来座地堡和炮楼。这些地堡和炮楼高在三四米以上，厚几十厘米，全部为混凝土结构。大批的工事说是对铁路的守备，实际为扩大侵略作军事准备。
  在行政方面，河北省政府从当年7月下旬开始派员接收冀东各县。按照侵略者的要求，这些接收人员赴任前，均须与日军接洽，并于到任后“将其施政一切，随时申报日军”。所谓接收，不过是个名义。10月，国民党政府将冀东战区划分为两个行政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殷如耕、陶尚铭分别被委任为两个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这样，《塘沽协定》后的冀东地区，已成为名义上保留中国行政权的日本占领区。
  从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冀东地区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城乡一派残破、衰败景象。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使冀东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含宁河的战区19县受直接损失近1亿元。其次，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大批日货流入中国，挤占了冀东的消费品市场，沉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和土布等手工业。同时，日、韩浪人大量涌入，疯狂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致使赌局、妓院和“白面儿馆”（吸毒贩毒的场所）像毒瘤一般遍布冀东城乡各地，以此诱惑和毒害各界群众。再者，便是城乡大地土匪丛生。《塘沽协定》订立后，随日军侵入冀东的伪军除一部分被改编为战区保安队外，余皆遣返。被遣返的一些兵痞沦为土匪，他们烧杀虏掠无恶不作，但极少触动日本人，有的还受到日军的保护。
  1935年12月6日，冀东人民请愿代表团发《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了日伪《塘沽协定》签订后在冀东犯下的罪行。全文如下：
  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
  （1935年12月6日）
  告全国同胞书：塘沽协定断送了冀东22县领土的主权，使得我们600万人民，受着奴隶的待遇。自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后，我们更进一步陷入了奴隶的悲运！
  日本把冀东当作朝鲜一般的看待，到处横冲直撞蹂躏，无所不用其极。兹依冀东600万人民的嘱托，谨向我全国同胞作哀痛之陈述与呼吁。
  1．冀东政府完全是以少数汉奸败类，在日寇指使下所成立的。因此，各县政府及保安队，均有日本顾问，监视操纵一切，县长办事完全听日本顾问意旨，日本顾问时常下乡检验，或查学校，以防止人民有爱国思想和举动。
  2．日本军统治，更属厉害，所有城镇，均有日本守备队，他们不仅打人示威，闯入民宅搅扰，更有2000余浪人，勾结当地汉奸，任意拘捕人民，加以非刑拷打。
  3．日人为便利其军事运输，加强他们在冀东的统治作用起见，大修公路及建筑电线网，因此强拉民夫，强占民地，复随意占据民宅，招待日鲜工人。日军用电线（有一条由通州至长春）时常被破坏，日寇及汉奸们强迫人民，赔偿损失，拷打乡长，搜查民宅，逼迫人民看守电线。目下冀东人民因要守电线，日夜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不见了电线，当地人民便遭殃了。汉奸政府也会藉此题目向人民大敲竹杠。
  4，日寇汉奸，唯恐冀东人民起来抗日，便尽量用麻醉方法，实行奴化教育，想根本消灭人民的抗日思想，修改教科书，大唱中日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等邪说，强迫各学校，订日文是必修课，学生如不愿上课，即受学校处罚，日本教员随意辱侮打骂，恐斥学生，为所欲为。又在各地设立日语研究会、日语学校，造就汉奸人才。
  5．日人进入冀东以后，首先带来的“王道乐土”是白面馆、赌博花会、娼妓，日鲜浪人勾结中国汉奸，遍地设立淫窑毒窑，企图毒化冀东，消灭人民抗日意志，并藉以吸收大批金钱。
  6．日鲜浪人设立洋行赌局，强占民房，抵押民妇，乡民也不敢报告，致使妇女陷入火坑。
  7．汉奸鉴于自己的不得人心，企图加强他们的统治，先叫人民实行“五家联保”验检，改编伪保卫团扩充保安队，最近更大批调动各警务人员，训练警官电话生，以巩固自己地位。
  以上所述，不过略举数端，其实日寇和汉奸之蛮横无耻的种种罪恶，即使磬南山之竹，也不能尽其万一。我们在日寇汉奸的重重压迫下，望政府收复冀东，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中国各界同胞及要人，万勿忘我冀东600万人民日夜翘首盼望之心，请政府迅速出兵收复冀东失地，驱逐殷汝耕，救吾人于水火。
  冀东人民请愿代表团
  《冀东民众告全国同胞书》是在汉奸殷汝耕1935年11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第10天发表的。说明自《塘沽协定》至冀东伪政府的成立，二年多的时间里，冀东已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二
  《塘沽协定》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变冀东为第二个“满洲国”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春夏，日军阴谋制造察东事件、河北事件与张北事件，通过与国民政府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基本上把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赶出了华北，实现了其吞并华北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接着实施第二个战略目标，策划“华北自治运动”，运作失败后，即把“自治运动”先转向了冀东。冀东是东北与华北交通咽喉之地，有北宁铁路大动脉，有数百里海岸线，有两大港口及无数个可以直接登陆点，矿产、盐产、水产及各类工农业资源丰厚，战略位置和资源的重要性．早已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垂涎。夺取冀东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进而夺取全中国的步骤之一，《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所谓的“非武装区”，既为夺取冀东埋下了伏笔。1935年11月25日，认敌为父的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认“委员长”（1个月后“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称“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的“委员长”改称“政务长官”），从此，冀东22县屈于更黑暗的统治之下，彻底地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殷汝耕公开卖国，与伪满洲国结盟，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行全面统治，冀东人民的苦难不断叠加。其罪行简述几项如下：
  增配驻屯军。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协定，八国联军在京山线包括芦台各主要战略要地驻扎军队，任意筑碉堡，建营盘，增加兵力。尤其是日本，驻屯军兵力增加迅速，到1936年春，日本驻屯军总数达到5774名，是1901年的4倍多。日本驻屯军七七事变成为占领华北的前卫力量。
  设日本领事馆和日本顾问。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各县市，均设日本领事馆和顾问，实际掌控军政大权，他们庇护日本军人及浪人欺压百姓，庇护日本人走私，支持日本人开办工商、金融企业垄断冀东经济，支持日本人掠夺物产和矿产资源，秘密调查搜集冀东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
  走私和掠夺经济资源。冀东划为非武装区后，日本商人在日本武装的保护下，在渤海湾各大小港湾，秘密或公开地将日本工业产品大量走私到冀东，通过冀东流向华北甚至中国其他地区，严重冲击了中国尤其是冀东、华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同时掠走低廉的日本国内稀缺的中国工农业产品，致使中国财政遭受重大损失，人民生活极度下降。笔者在宁河革命史资料中查到一句话：“1935年，伪县长陈赞余依靠日寇冀东保安第一大队镇压人民，保护奸商从海上进货。”“1935年”说明，日本走私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在殷汝耕冀东汉奸政府成立之前就很猖狂了。鹿鸣（李运昌）1937年7月6日发表在《解放》期刊的《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中提到，日本在宁河、丰润等县强制农民种棉，收购盐滩，将芦盐运往日本等，也说明宁河曾是日本走私和掠夺经济资源的重灾区。
  滥征苛捐杂税。唐山市档案馆与天津南开大学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书载，1936年4月至9月，有人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下的22县经济状况作了调查，当年10月24日发表在《东方杂志》。其中关于苛捐数，22县共423种，最少的是兴隆7种，宁河最多，整整60种！这个当年的调查资料，主要内容也刊载在唐山市政协文史委编著的《冀东阴云》一书。60种苛捐都是什么，见前页左侧截图。
  奴化教育和反共宣传。培植汉奸宣传教育人才，在管理机关设置日本人作顾问。强制各级学校开办日语课程，在各级学校配置日语教员。在各种出版物和课本里，极力宣传殖民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功颂德，极力污蔑民族抗日精神，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抗战斗争等。
  竭力推行毒化政策。冀东日伪相勾结，除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和奴役，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和掠夺外，还竭力推行以榨取人民钱财、毒化社会、消磨民众抗日意志为目的的吸毒、赌博、娼妓三项毒化政策。自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即派遣和怂恿日、韩浪人到中国内地大肆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开设赌场和妓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随着日货走私猖獗，这些肮脏活动愈演愈烈。仅毒品一项，在冀东平均每县有数十家白面馆，每个村都有几人、十几人乃至数十“白面儿鬼”。整个冀东因吸食毒品致死有十几万人。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殷汝耕等汉奸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冀东人民的顽强抵抗。冀东日本傀儡政权成立之初，“宁河、玉田等11县县长先后声明，反对殷汝耕组织伪自治政府，表示绝不附逆。”“宁河县县长去任”。1937年7月29日，驻通县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率部反正，杀死日本特务机关细目繁大佐等日军官兵260多人。8月中旬，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由通县迁至唐山，汉奸池宗墨取代殷汝耕任政务长官。1938年2月，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销，所辖22县改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4月1日划为伪河北省冀东道。池宗墨被任命为伪河北省省长。七七事变后汉奸政权的嬗变，使冀东大地陷入更加黑暗统治之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魏永成）
  日伪统治时期的宁河特务组织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指使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原任伪满洲国“外交部长”张燕卿成立由日军控制的“新民会”反共政治团体。1938年3月3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伪“华北临时政府”）接收，4月1日由伪临时政府河北省公署移管。自此，已经饱受日伪蹂躏的冀东，又被日伪强化了统治。1938年春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军多支特务部队先后驻守宁河，通过傀儡政权和汉奸组织，建立密布全县的特务网络，搜集情报，捕杀抗日军民，制造惨案，犯下了无以数计的罪行。
  日本驻芦台领事馆芦台工作班、高丽区工作班
  日本领事馆于1938年在芦台设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撤销，是日寇进行殖民统治的行政机构。日本芦台领事馆下属芦台工作班和高丽区工作班，分别设在芦台北街和高丽区（日本人开办的农场芦台模范村内，当时群众称高丽圈），工作班班长和班员及勤杂人员共20多人，均为中国人。它的管控范围以芦台镇，高丽区日、朝侨民集居地为主。主要任务处理侨务，办理出入国境手续，实际上大肆搜集抗日军政情报，捕杀抗日军民，强化米谷统制，进行经济盘剥，秘密进行综合性的特务活动。日军驻芦台守备队（仲田守备队）
  隶属日寇天津海光寺守备队，1938年驻入芦台，1940年调走，住址在芦台北街。活动范围以芦台为中心向乡下扩展，曾带领汉奸特务到宁河、丰台、潘庄等村镇讨伐，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制造惨案。
  伪宁河县警察所特高组
  隶属伪宁河县政府，1938年10月16日伪县长主持成立，1939年因时任伪县长离任撤销。警察所（下设分所，分所下设派出所）所长田德寅任特高组组长，下设组长、班长各1名，共10几个人。该特高组主要从事警察所管辖地区抗日活动用的医药、布匹、纸张等查缉，检查邮件，搜集红军（即参加冀东暴动的抗日人员）情报等罪恶活动。
  日伪宁河县警察所特别工作队
  原名“灭共班”，隶属日本宪兵队和伪宁河县警察所双重领导。队部在芦台伪警察所内，活动期驻宁河镇。1940年8月，驻芦台日寇宪兵队曹长番西义行和伪宁河县警察所长策划在警察所内建起“灭共班”，并将邮检特务调归“灭共班”内，到邮局检查信件，追查缉捕抗日嫌疑人员。1941年2月，“灭共班”改为“特别工作队”，抽调伪保安大队、伪宁河县警察所10数人，分别组成第1班和第2班，原“灭共班”为第3班。各班主要任务，搜集情报，配合日军宪兵队讨伐，袭扰村庄，剿杀抗日力量。第1班负责宁河镇至艾林庄一线，第2班负责宁河镇至板桥一线，第3班负责芦台镇至宁河镇一线。1942底增设1个情报班，搜集全县抗日军民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报。1943年9月驻芦台宪兵队移驻北塘，特别工作队随之撤销。
  特别工作队（含前身“灭共班”）队长先后有日寇宪兵队队长番西义行、高贝、付田利行、神田、汤〓水及宪兵西村才助、户田担任。曾担任队长和副队长的中国人先后有田德寅等7人。队配翻译官及助理先后有5人。下属4个班，班长先后有9人，班员有70多人，加上翻译等，八九十人均为中国人。
  日军驻芦台查木守备队
  查木守备队1941年入驻芦台，之前曾是1940年开走的仲田守备队。查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设置多头特务行动组，进行广泛、诡秘、恶毒的特务活动：如驻芦台北街西头的芦台工作队，以侦察缉捕抗日工作人员、扣押流向解放区的军用物资为主要任务，活动范围以芦台为中心的周围村庄，但经常配合其他反动力量出外讨伐，其恶迹遍布全县；驻板桥据点的板桥工作班（板桥守备队日寇伍长绿川组），多以便衣武装出动，活动范围为板桥、盆罐、东苗、宁河4大乡之境，有时配合军警、其他日伪军进行清剿行动。曾大批抓捕杀害抗日干部群众，制造惨案多起，恶贯满盈。另有设在皇姑庄的情报组和汉沽行动小组，均对抗日工作和军民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汉沽行动小组（津田组）日寇津田，还亲自发展了一批亲日分子为特务。
  查木守备队1945年日本投降撤销，在宁河横行4年之久。守备队下的队、组有的配有翻译，队、组长及以下的班长、班员、组员，均为中国人。
  伪芦台护航联络所
  1942年成立，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隶属伪华北铁路局。曾在芦台北街设址。该所活动范围和方式，沿蓟运河航路芦台至新安镇、芦台至丰台各站设置坐探，再由芦台各站联络员随客运船航行与各站坐探接头，收集情报交流情况，以为日寇运输护航。该所所长1人，文书2人。所下主任1人，再下联络员1人。航路中有芦台站、杨庄子站、宁河站、丰台站、宝坻勾庄子站、宝坻新安镇站。各站设员不等，除芦台先后有10人左右，其他各站多数为1人。另有役伕2人。
  日军甲第1416部队驻芦台中队部
  甲第1416部队驻芦台中队部，别名田中队，驻芦台镇北街（今沿河路）。它下分5个组：甘野（军曹）特高组（驻在中队部）；三桥行雄（军曹）特高组（驻芦台北街，后转丰南新集）；久保田（曹长）特高组（设在塘沽）；志摩（军曹）军曹特高组（设在塘沽、芦台两处）；橫耽特高组（设在汉沽）。
  久保田特高组下辖2个情报队：芦台情报队（驻芦台中街），汉沽情报队。芦台情报队下辖第一情报组（驻芦台北街），第二情报组（驻北塘）。
  甲第1416部队驻芦台中队部除了上述的几个日寇为各组的组长，中队部和5个组的翻译、文书等杂员，以及下属队的正副队长，下属组的正副组长，班长及大批的侦探员、情报员、联络员均是中国人。
  甲第1416部队驻芦台中队部，隶属侵华日军北平甲第1416部队大队部，1943年8月进驻芦台，主要任务维护京山线塘沽到唐山之间的军火运输安全，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撤消。此间，田中队极力招纳扩充反动势力，在铁路沿线村镇设置大批秘密情报员，刺探抗日情报，抓捕抗日干部群众，罪恶累累。
  日军1479部队金川、佐藤特高组
  该日寇特务组织隶属塘沽1479部队。1944年4月成立，1944年底撤走。住址在芦台北街。刺探抗日情报，逮捕抗日人员，扩充反动势力，在宁河作恶半年之久。该特务组下设金川班、佐藤班，每班下设1个班，每班3个特务，班长和特务均为中国人。1418部队警上忠义工作队
  驻宁河镇东大街，隶属通县1418部队驻通县中队部。1944年6月派驻宁河镇，1945年1月撤回。活动范围在京山线两侧，搜集抗日情报，抓捕抗日干部，破坏基层政权组织。队长为警上忠义（军曹），副队长为通县人，1名翻译。队下有两个班，班长及若干队员均为中国人，另有抽调的伪警察若干组成1组。
  日军1480部队静海中队驻芦台小队
  1944年底，日寇1479部队从芦台调走，其1480部队驻静海中队即派来一个小队调入芦台，驻北街。主要任务刺探抗日军政情报，抓捕抗旧干部群众，破坏基层政权。1480部队静海中队驻芦台小分队，分5个联络组，即宋雄（曹长）联络组，黑田（伍长）联络组，小溪（伍长）联络组，藤本（军曹）联络组，日野（曹长）联络组。每个组有一名翻译，组下是联络员，每组联络员有几个或十几个不等。除小西联络组在高丽区活动，其余各组均以芦台为中心，扩展四方，活动范围遍及宁河全境。1480部队静海中队驻芦台小分队，在宁河行恶8个月，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撤销。
  （魏永成）
  日特操纵下的九宫道
  1935年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就有日本人以顾问名义在宁河县秘密进行特务活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作准备。七七事变后宁河被侵占，日军的特务组织以领事馆或某部队的名义先后进驻宁河县，有1416部队驻芦台中队、1418驻宁河镇警上工作队、1479部队金川佐藤特高组、1480部队静海中队驻芦台小队，有驻芦台领事馆、驻芦台田中守备队、驻芦台茶木守备队等。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们穿着军服出操喊口号，可以说他们本身的人数在宁河县各个时期不算多，但他们统治的力量很强，活动能量很大，原因在于他们笼络了一大批亲日汉奸分子或民族意识不强的这样那样的人充当他们的走卒。他们在伪政府警察机构、交通航运等企业，或社会组织诸如新民会、联庄会发展特务组织和情报人员。在警察所设立了特高组和特别工作队，在宁河县爱路办事处、护航联络所安插情报员。他们的特工侦察手段很多，监听、盯梢、暗杀、邮检、搜集情报非常熟练。既嚣张又狡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利用汉奸特务搞情报，用中国人的手杀中国人。九宫道就是被他们改造利用的汉奸组织，他们利用这个组织进行秘密特务活动和公开清剿、杀戮，是日军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
  九宫道这个组织，1935年由天津道长吕长庚、时锡学2人来宁河县大八亩坨传道，首先发展了本村的张林立、张永臣，又发展了南胡庄胡柏生等3人，后由张、张、胡三人发展到南胡庄周边一带村庄，逐步发展到全县30多个村，道徒近千人，同时又组织了红枪会。由于他们发展道徒又快又多，北京九宫道总会道首李树田（道称活佛），多次接见，并表彰了张林立、张永臣、胡柏生等3人。为此宁河县成为九宫道全国九大支干的第一支干。
  1941年李树田为了扩充他的实力，在日特和伪机关协助下，在济南召开了全国各地的九宫道首要分子会议，日本特工正兼菊太任总会顾问，他的助手二公伯夫、西加一郎也参加了会议。宁河县参加会议的有张林立、张永臣、胡柏生等5人。会议通过改组普济佛教会为未来和平宗教会，并提出打倒共产党协助“皇军”剿共等任务。
  1944年在北京怀仁堂又召开一次全国性首要分子会议，宁河县张永臣、胡柏生等人参加会议，会议通过改组未来和平总教会为弥勒会，张永臣为宁河弥勒会总会长，其他人为副会长等。期间日本特工正兼菊太曾多次来芦台活动，曾在九宫道道首方德家中居住，并带领胡柏生等人到日本特务机与茶木会面。
  茶木是驻宁河县日本守备队的头目，1941年进入芦台，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设置多头特务行动组，进行广泛、诡秘、恶毒的特务活动，如住芦台北街西头的芦台工作队，以侦查缉捕抗日工作人员、扣押流向解放区的军用物资为主要任务。活动范围以芦台为中心的周围村庄，还经常配合九宫道反动力量和日伪军出外讨伐，进行清剿行动，曾大批抓捕杀害抗日干部群众，制造惨案多起，恶贯满盈。
  九宫道被日本特务利用后，在全县疯狂的进行反动活动，大肆发展道徒，到日降前全县发展道徒3000余人，涉及70多个村庄，这时期的九宫道发展到顶峰，成为一个庞大的反动组织。因此九宫道的活动更加疯狂，组织武装大刀队参与日本特务下乡讨伐，配合日伪军搜集八路军情况，杀害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制造惨案多起。据我所知，全县有12起惨案，九宫道直接参与的就有6起。南淮淀惨案烧毁民房200多间，杀死1人，熏死1人，抢走许多群众财物。李庄惨案，日本人杀死群众30多人，烧毁民房3间。还有杨富庄、杨拨庄、捷道沽、田庄坨等6个村惨案，杀死群众多人，烧毁房屋，抢劫群众财物无数。
  九宫道在日寇的支持和纵容下，在宁河县犯下了滔天大罪，其首恶在解放后分别受到应有制裁。
  （邵贵荣）
  反动新民会
  新民会，日伪统治时期一个延续8年极其反动的庞大的政治组织。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为了全面控制华北，鼓动一些大汉奸，于1937年12月24日宣告成立新民会，总部设在北平，之后，华北沦陷区各省、道、市、县设立总会或分会。1938年10月冀东道成立新民会，宁河县为冀东道属，新民会成立则早于冀东道，于1938年7月3日成立。这个反动组织，从成立到日本投降，在冀东存在了7年。新民会中央总会会长和各级分会会长，均为各级汉奸伪政权头目兼任。中央总会会长为华北汉奸魁首王克敏、王揖唐等先后兼任。冀东道总会长由道尹韩泽信兼任。宁河县新民会会长，由时任几个伪县长先后兼任。各级新民会均有日本人做顾问，掌控实权，有的新民会尤其是县一级，不仅请日本人做顾问，有的还有日本人任职其中，直接掌握会权。
  新民会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配合日本军事、政治攻势为宗旨，并以收买汉奸、扩充会员、举办各种训练班、演讲会为手段，对沦陷区广大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而实际上，新民会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用来收买和安抚民心，宣传殖民思想，协助其建立伪政权的工具，另一方面还为日军搜集情报，负责组织百姓、训练青年，为日伪歌功颂德。到后来，为控制民众，协助日军巩固和扩大沦陷区，新民会的触角伸到各行各业、扩展为一个庞杂的组织，控制经济命脉，掠夺物资，充当日寇的打手，承担伪政权的行政职能，成为“政教一致，府会一体”的政府专用机构。
  1938年7月3日成立的宁河县新民会，会址在芦台镇北街（今沿河路）。始称宁河县新民会指导部，伪县长兼任指导部长，日寇永松政敏任指导科长，并为实际掌权者，成员共20多人，其中有4个日本人。指导部不分科系，由骨干分子分管宣传、组训、合作等反动活动。
  日寇为了侵华战争需要，于1940年将新民会宁河县指导部扩充为新民会宁河县总会（事务部），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总会会长由伪县长兼任，日寇在县政府的顾问兼任总会顾问。总会设事务部统管全会。汉奸诸人先后担任事务部部长，日本人后腾、坂田先后担任次长，实为操纵者。
  事务部下设4个科：总务科（第一科），主管人事、文书、会计；厚生科（第二科），主管合作社，从事经济统治、物资掠夺等活动；宣传科（第三科），主管新民会训练所，举办各种类型的反动奴化教育训练班，开展反动宣传，组织筹建各种分会协会；自卫科，1943增设，反动地主豪绅担任科长，网罗反动九宫道（弥勒会），收敛各类亲日分子，积极筹建地方武装，进行阶级报复，镇压抗日革命力量。1944年秋，日伪联庄会建立，自卫科撤销。（《冀东日伪政权》记载，宁河县设有新民会教育馆—著者）
  新民会宁河县总会基层机构遍布全县。潘庄镇专设办事处，设主任和办事员若干人。其余各乡镇均设分会，伪乡镇长兼任会长，伪大乡事务员任分会办事员，不另设专门机构。芦台镇设有教育分会、商业分会和妇女协会。
  日伪新民会宁河县总会及下属的分会反动活动及其猖獗：
  宣传“亲日反共”
  组织街头集会进行反动演讲，开展各种形式的讲演比赛；编印反动教材，印发小册子；书写、散发、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漫画；编排反动戏剧，放映反动电影，拉洋片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反动宣传，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灌输反动的殖民理论思想，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为日寇5次“强化治安运动”、推行“新国民运动”、大搞“三光政策”制造反革命舆论。丰台镇吕祠大墙上，有一条反动大标语：“告尔八路，勿犯我疆，决心除暴，誓灭共党”，就是新民会人所写。另外，开办各种类型训练班进行奴化教育和反动宣传，举办过暑期教员训练班、商业青年半月制训练班、青年训练班、突击队训练班、中学生演讲比赛组培训，筹组“新宁话剧团”，甚至旨在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奴化教育开办过“幼稚园”。
  配合日伪军“讨伐”
  1943年冬宝坻梁家沽青英部队被包围，是年冬韩松等人在乐善庄被包围遇害，1944年春民族先锋队战士刘金瑞等二人被捕杀害，1944年冬火烧南淮淀等惨案，都有新民会人员充当了打手。他们跟着日本人烧杀抢掠之后，往往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进行恐吓和反动宣传，大肆污蔑共产党和抗日军民。培植反动力量
  日伪新民会宁河县指导部即后来的新民会宁河县总会青年训练所，从1938年10月到1942年11月共开办了5期训练班。新民会宁河县指导部1938年成立后，即派数人到北平新民会中央接受奴化教育，毕业后回县担任青年训练所教官。训练所用这些教官培训各乡镇“保送”来的青年，在训练所毕业的青年，再分配到各乡镇，充当“教员”的角色，就地组织青年培训，扩大奴化教育，以达巩固殖民统治目的。接受培训又被组织起来的百姓称“棍儿团”。新民会青年训练所开办的5期训练班，一般每期2个月，每期学员不等，多的数十人，年龄限制在18岁至35岁。训练内容分学、术两科，学科主要灌输“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教材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术科是进行军事训练和学习日本体操。除了本所教官，日伪政警人员也到该所讲课，第一期训练班就有日本人每周一教日语。
  训练职员和青年
  日伪新民会宁河县突击队训练所是为训练乡镇人员建立的机构，主要任务是训练各日伪乡镇的事务员、日伪宁河县警备队士兵、日伪宁河县警察局警士及一部分被招收的在乡知识青年，训练毕业后再派往各乡镇，以达充实基层反动组织的目的。招收对象年龄18至35岁之间。1942年7月，日伪新民会宁河县总会招收一批亲日分子送到天津津海道受训，同年9月回到芦台由突击队组队训练。突击队设总队长、大队长、学监，下设4个区队，区队下设班，原定招收60名，实际招收仅40多名。训练内容分政治和军事两科，政治科极力灌输亲日反共思想，军事科训练军事操作。所有学员均发军装，生活待遇较高，原定受训期满后，分配到伪各乡镇监督政权，但只训练了1个月，因经费不足而停办。停办后，该所也撤销，从1942年7月成立到1942年10月撤销，日伪新民会宁河县突击队训练所存在3个月。
  掠夺产品物资
  （一）掌控伪宁河县合作社联合会。日寇侵华后，在北京接受了“伪华北农业合作委员会”，将其改为合作社，成为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1938年又派出部分人员到各县活动，附属在县级新民会厚生科内，专搞筹建县级伪合作社，由日寇驻日伪新民会顾问直接掌握。
  日伪宁河县合作社是在1942年1月定名为“宁河县合作社联合会”，它直属日伪“河北省合作社联合会天津区办事处”领导。
  日伪宁河县联合会，首先建立了理事监事会作为领导机构。日伪县长为当然的理事长，日伪各大乡镇长兼任理事监事。每年召开一次理监事会，听取汇报业务情况。驻该会的日本顾问是实际掌权者。理监事会设常务理事1人，负责办理全会业务，向理监事会汇报业务情况，但必须秉承日本顾问的旨意，再行使权力。
  日伪宁河县合作社联合会，下设总务、生产指导、金融和事业4系（后设科）。总务科下设庶务、会计2系，负责人事、文书、庶务；生产指导科进行所谓的农业生产指导，如：种子消毒、棉花栽培，但最大的任务是抢购农产品；事业科分设运销、供给2系，以廉价的生活日用品配给，强掠大批的农业产品，并在宁河、芦台、军粮城各设一个交易场，进行欺骗交易。在芦台设一处收货场，用来贮存物资。金融科负责日权金融和农贷的发放工作。
  日伪宁河县合作社联合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宁河县建立的经济掠夺组织，通过它伸向农村的各条渠道，吸吮着宁河县广大人民的血液。前期以配售、供应少量化肥、烟、糖等生活日用品，掠夺粮棉油麻苇等农产品，后期为补充侵华的军需，又大量地搜取铜铁，给宁河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
  （二）掌控伪宁河县商会。清光绪年间，芦台就建立了商会组织。七七事变后，经伪宁河县县长改组为“宁河县商会”，商会由会长和委员组成，委员是各商号的经理，下设文牍数人。该会在七七事变前曾建有商团武装组织，到1937年仅有数十人，因此改名商巡，当时有枪30支。1941年伪宁河县县长又把宁河县商会改组为“芦台镇商会”，各商号按行业不同建立同业公会，商会委员必须在同业公会的基础上产生。当时，除芦台外，还在寨上、北塘分设事务所，在塘沽设立分会，分别代表当地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均各自为政，与日伪宁河县政府直接接触。商会被迫为日寇征收商税，直到日本投降。
  六、组建伪县联庄会
  1943年冬，日寇妄图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拼凑地方武装，在日伪新民会内增设了自卫科，由芦台一地主豪绅任科长，招纳两个亲日分子为骨干，反动的九宫道（弥勒会）首胡柏生为自卫队大队长。1944年秋，以各乡的九宫道为基层力量，新民会自卫科改组为日伪宁河县联庄会（即大刀会）。联庄会是个独立机构，日伪宁河县县长兼任总会长，下设文书、财务、保卫股，由亲日骨干和伪警察所督察分别担任股长。他们拼命地搞自卫队的发展和组织活动，经常配合日伪军或单独到抗日边区进行袭扰。其成员大都是逃亡的反动地富分子及流氓之徒，因此在活动中极其疯狂。武宝宁联合县区干部大坨人高原被杀害，即是联庄会基层组织九宫道首张林立阴谋策划的。杨富等村庄日军制造的惨案，大多有他们的罪恶身影。日伪宁河县联庄会这个反动组织，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给当时的抗日工作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
  （魏永成）
  日本在宁河侵掠战略资源
  在日本军国主义投降70周年之际，我想起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所写《高丽圈—中华民族的一页屈辱史》，当时有人把所写“日本军部大炮开路，财团跟进”中的“日本军部”，改成“日本军队”或“日军部队”，这是极大的错误。构成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府政权核心，是“军部”主导政府，构成军部的机构有陆军省、海军省、空军省和参谋本部等等，势压内阁。许多人不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在现代史上的形成，更无法认识今日本安倍右翼欲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与当初有多么相似，所以本文要告诉读者是：日本为何选中宁河掠夺战略资源。
  日本军部的形成
  1927年夏，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一份密折，首次暴露侵掠世界的野心，内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此奏折，在“东方会议”上通过。以日本一批陆军青年军官组成的右翼势力，想加快侵掠步伐，于1930年9月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樱会”，成员都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派青年军官组成。核心人物是桥本欣五郎、根本博和田中弥。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政府，要求迅速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在其法西斯势力的鼓噪下，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随后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使日本政府更加法西斯化，1932年5月15日，海军和陆军部的法西斯少壮派军人，闯入首相犬养毅的住宅，当场将其刺杀致死并袭击了警视厅等机关，要求政府发布戒严令，成立军人内阁，强化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军部内阁，并不能满足军中法西斯少壮派的欲望。1936年，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2月26日，在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策划指挥下，由1400名军官和士官组成的政变队伍，占领了政府的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吏的住宅，杀死了内政大臣、大藏大臣及陆军教育总监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实行军事独裁。顺应法西斯势力的诉求，新上台的广田内阁，更激进地实行法西斯体制。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不仅要推进扩大侵华战争，而且要进行太平洋战争和北进苏联。当前，日本少壮势力正影响着安倍政府，重复70年前失败的老路。
  《冀东综览》与“三个协议”
  1909年，日本在完成了对朝鲜的侵占后，出版了一部《天津志》。随后华北驻屯军又出版了《冀东综览》。这部书是日本驻屯军特务在战前搞的经济情报。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是抢占东北三省，扶植“满洲国”。第二步是蚕食蒙古，形成满蒙一体，向华北推进。第三步是占领整个华北，建立华北伪政府，形成推进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因此，冀东地区是其关注的重点。从支持侵略战争的战略资源考虑，《冀东综览》调查包括盐化工业、矿业、水利、农渔业、铁路、河流、地质、气候等基本情况。但是，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取得了自由调查华北经济的权利，由日本控制的满铁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战略资源包括沿海的盐业化工、唐山地区煤铁矿业、开发水稻和棉花，掌控运输大动脉。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致函满铁总务部长石本宪治，设立调查机构，再调查华北资源，建立满华（华北）经济圈。“调查仿真及要项”明确提出：“为补充战时资源的不足，考察研究所需华北资源的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由军部的大炮开道，由财阀企业和政府跟进，建立战略资源基地，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如意算盘。
  关于三个停战协定。第一个是《塘沽协定》。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陷山海关，大举进犯热河，先后占领开鲁、朝阳、建平、赤峰、凌源、凌南各要地，国民党放弃热河。3月以后，冷口、赤峰口、古北口、南天门等关隘失守，日军强渡滦河，攻陷唐山，逼通州，平津危急。在这种形势下选定塘沽为谈判地点，5月31日，正式签订了《塘沽协定》。日方签字代表是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中方签字代表是陆军中将熊斌。这个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从第一条主要内容看，宁河地区对日军的重要地位：“（一），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过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为实现第一条，日军有权用飞机及派人随时监察执行情况。这个协定，使日本侵略者赢得调兵备战的喘息时间，也为大举进攻华北扫清了障碍。
  第二个协定是《何梅协定》。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按日方所称“中日满”关系表面缓和，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日方积极调兵遣将，为侵华做准备。日本驻屯军在铁路沿线驻防，塘沽、芦台两个海防车站，都在宁河县境内。1934年3月，日本参谋本部调任梅津美治郎到天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勘乱剿共”作为重点，对日妥协，一味收缩防线。日方不断挑动事端，抗议中方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与中方谈判。谈判之前，关东军调一个步兵大队、骑兵旅团及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部队，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两个空军中队集结锦州待命，海军在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日本向中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并不许有一字更改。主要是，让国民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华北；罢免河北省主席等抗日军政官员；撤出中央军第2师、25师，视其为动乱之源；解散国民党第3团特务处等。6月9日，日军参谋长酒井和高桥会见北平长官何应钦，何对日方条件完全承诺，最后，梅津记录为据，形成《何梅协定》，这是一个秘密口头协定。此协定，让国民党凡有反日、反满情绪的重要领导人物、军队、机关等，全部逐出河北省。继《塘沽协定》之后，国民党大幅度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第三个协定是《秦土协定》。这是河北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驻北平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的协定，时间是继《何梅协定》之后的是年8月。这个协定进一步提出要开发冀东地区经济，主要内容涉及：令宋哲元部调至西南地区，“并不得再有中国军队侵入已撤退之地区。”“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给予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工作。”协定中第五条要求，是日本侵入华北的军事准备，“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施”。这包括机场、电台、炮楼、碉堡等等。所以宁河县蓟运河、铁路线等处的碉堡，不是七七事变后才建的。中方代表“秦德纯全部承认并保证履行。”
  从这三个协定中可以看出，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的。
  日本侵略战略资源看重宁河
  《塘沽协定》签订仪式的地点在塘沽，是日本选定的，它是宁河县所属的滨海重镇。原海河以北的新河、北塘、军粮城、营城、寨上、汉沽等重镇，均隶属宁河县。是冀东盐化工业的中心，天津民族化工的摇篮，海盐的发祥地。北宁铁路大动脉，有芦台、汉沽、金溪河、北塘、塘沽、军粮城等6个火车站。有千古不淤的蓟运河漕运古道，与七里海交汇，水资源丰沛。近访县水利局90岁刘怡成老人介绍，“1950年建蓟运河木头窝水文站，系河北省第一大站，定编7人，因为这是一条水深河阔的自然名河，灌溉和运输占有重要位置。”日本驻屯军在经济资源调查，早已掌握。在冀东20多个作为无军事县中，仅有宁河县是滨海交通枢纽大县。另外，日军要策反拉拢利用的一大批落魄失意的军阀官僚，都集中在宁河县，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产业。唐山1933年就为日军所占，煤、铁等重要战略资源输出口岸在宁河。
  宁河本籍军阀有齐燮元、白宝山、苏锡麟、孟恩远，外籍的张志潭、朱启钤、周学熙、张廷锷、吴毓麟等，都是军阀或北洋政府的要员，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盐滩的股份。收买这些人和他们所拥有的地产，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经下手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特务井嘉穗，就在天津秘密组织“中日密教研究会”，所谓研究宗教佛事，实乃是网络一批落魄官员，进行策反。在宁河占有大量土地的齐燮元、张志潭等，就是“秘教会”的成员。齐燮元最终成为天津维持会会长，最后进入伪华北政府常委、治安军、绥靖军总司令和内务督办。
  齐燮元将其18个佃户村5万亩土地卖给日本人，开办军谷农场。张志潭12万亩土地和周学熙、朱启钤所拥有的数万亩土地，也都让日本人所占有。日本利用海盐资源，开滩一百多副，办起的东洋化学厂（天化），蚕食了地方民族化工，为扩大侵略战争，生产毒瓦斯等化学武器。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早为日本所觊觎。
  日本人的“启明农场”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利用中国土地和水利资源开发“军谷”生产，支撑侵略战争，叫“以战养战”。他们把朝鲜4300人，押迁到宁河，建起了由朝鲜奴隶管理的农场，俗称“高丽圈”，标榜为“芦台模范农村”，规模5万亩。“芦台模范农村”，这是日本利用异国奴隶，开发被侵略国土地，支撑侵略的典型手段。“芦台模范农村”，即今芦台农场的一、二、三分场，水源灌溉用蓟运河水，扬水站建在木头窝与大艇村之间的蓟运河西岸。具体情况有另文介绍，不重复赘述。
  自七七事变后，在宁河县蓟运河流域，共建各类型军谷农场18座，土地约50多万亩，约占全县可耕地面积的60％左右。其中最大的当属“启明农场”，是今清河农场的主体，占地12万亩。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的体制是军部＋财阀＋政府。大炮开道，财阀跟进，政府谋划都以财团出资购买土地，让各类株式会社出面，掩盖侵略本质，其实都是军部的一体化。出面建“启明农场”的是日本纺绩钟渊株式会社，而实际场长都是日本军部的武官。1985年日本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向我提供了一些旧照，通过照片看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性质。
  清河农场的原场部在今“垦华监狱”的东侧，今场部叫“五科”。“垦华”、“兴中”等地名，都是日寇以“亲善”为名用日本企业冠名的名称。启明农场不同于“高丽圈”的地方是，高丽圈从战略资源考虑，专门生产水稻，供应侵略战争的军谷，启明农场重点是利用中国土地一方面种植水稻，更重要的是改良土壤，发展棉花生产，从战略资源考虑，日本要把美国的纺织市场挤垮。因为，建启明农场的企业是日本的钟渊纺织财团，它生产的“蓝鱼牌”洋布、印花布，在世界上有很大竞争力，可惜是棉花资源匮乏，所以在宁河占地扩张。因为有日本军部和财阀集团的共同利益，因此，其农场的场长都是军部的官员。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把日本侵华期间在宁河掠夺战略资源的历史，让后人铭记这一页屈辱的国耻，以激发报国之志，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高殿清）
  出卖佃户土地建“高丽圈”
  蓟运河以西，宁河镇西关以南，到大艇村以北，都是齐燮元佃户村的土地，位于宁河县的中部，有蓟运河丰沛的水资源，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芦席之乡。七七事变，齐燮元进入伪华北政府后，把18个佃户村的土地5万多亩卖给日本人，建立起专门生产水稻的军谷农场。利用朝鲜种植水稻的经验，开发中国的土地，押迁4300名朝鲜人，经营管理农场，日本标榜为“以战养战”的“芦台模范农村”，当地俗称“高丽圈”。四周由壕埝围圈，总扬水站建在木头窝村南的蓟运河边，排水出口建在马鞍子村临蓟运河处。实行封闭型的管理，场区建有23个高丽屯，安置4300名朝鲜劳役居住。
  相关历史背景
  高丽，是朝鲜国的古代名称。1905年，根据《日韩保护条约》规定，朝鲜沦为日本附属国。1910年，日本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定《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由附属国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条约规定：“朝鲜国王将朝鲜统治权永远让于日本，日本改统监府为总督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这样，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已无国家主权可言，它的国民可以任由日本驱使和奴役。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用大炮开道，把殖民地的劳役押迁到中国大地，不是一般的开发掠夺资源，而是妄想吞食灭亡中国。
  侵华日军为何选择在宁河县蓟运河下游建军谷农场？这个话题应从1927年说起。这一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特务们搞了一份侵华前夕的经济情报，以后日本出版称《冀东综览》，将华北冀东各县、市的矿产、盐业、农渔业、水利、工业、运输、地质气候等资源状况，调查得十分详细。在宁河县境内，有日寇久已梦想掠夺的滨海盐田，有大片平阔的土地，有可供农业开发的丰沛水源，有北宁铁路和蓟运河运输动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像齐燮元等可以利用的失意落魄的军阀官僚。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据传，曾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搞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也称‘田中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证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和大举进攻华北，是蓄谋已久的。日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并扶植起伪“满州国”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欲灭亡中国的第一步。紧接着在1933年进攻察哈尔省，欲实现“征服满蒙”的原定目标。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坚持妥协不抵抗、一心“剿共”的政策，在日本的武力逼迫下，与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将包括宁河县在内的冀东22县强行划为“非武装地带”。冀东地区是东三省进入华北的咽喉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强制22县为“非武装地带”，这就为日寇占领整个华北扫清了障碍。所以，自1933年以来，日本在宁河县与汉奸勾结已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势力。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在日本特务井嘉穗的操纵下，就已网罗了张志谭、孙传芳、齐燮元、王揖唐等一批失意的军阀官僚，成立了所谓“中日密教研究会”，名为研究佛教，实际是早在密谋策划建立华北伪政权。在1934年10月23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致函满铁总务部长石本宪治，要求协助成立机构，调查华北的经济资源。随后日本驻屯军司令就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方针及要项》，提出了向华北扩张的设
  想。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军国主义赤裸裸地提出：“为补充战时资源的不足，考察研究所需华北资源的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在1935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晋察政务委员会成员中已吸纳了王揖唐、高凌霨、王克敏等一批亲日汉奸分子。但日本还不满意，于是又根据日方的要求，“一些劣迹昭著的汉奸分子，如齐燮元、石友三、曹汝林、陈觉生等，相继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委员”。此时，宁河籍军阀齐燮元
  在内的冀察当局，已经开始了与日本人的合作。1936年9月，冀察当局与日本签订的“经济提携”的条款，等于出卖了华北资源的各个领域。其中“经济开发八要项”之第七项就是“农渔村之振兴”。所以说，“高丽圈”这样的“模范农村”，不是偶然产物。这种“中日经济提携”规定，要华北永远保持“亲日态度”，日方战争所需资源在华北地区的开发，要“迅速求其实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本想像占领东三省那样，一夜之间就占领整个华北，不想在卢沟桥受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因兵力准备不足，不得不以误会为名施以缓兵之计。这时，直接与日方谈判的代表正是长期与日寇勾结的汉奸分子齐燮元和陈觉生（北宁铁路局局长）。据当时《申报》登载：“（七月）十一日晨，经陈觉生、齐燮元与日方交涉结果，仍约定双方军队撤归原防。就在协定签字的当天，日本在东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4个师团、2个旅团，共约10万兵力迅即到达华北。”7月16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定动员侵华兵力40万。到23日前，日军除关东军增援部队之外，尚有8个师团已经到达华北或正在来华途中。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国民党军队以一日百里速度南逃，整个华北沦陷，伪华北临时政府随即成立。“高丽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它是以日本军部的大炮开道，随后财团跟进，实施原定“资源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建立了“芦台模范农村”，成了日寇侵华独具特色的“以战养战”的军谷基地。这就是当时闻名的“高丽圈”。
  汉奸媚敌的产物
  日寇铁蹄踏进华北大地，宁河县是沦陷区，日本在宁河县腹心之地建立高丽圈农场占良田5万多亩。除此之外，还在蓟运河下游占了约20万亩土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军谷农场，致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给本来就饥寒交迫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日本侵占华北的前夕，历经军阀战争和北洋政府乱世之秋，宁河县的土地除一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之外，绝大部分为军阀官僚资本所垄断。垄断土地的这些官僚有原北洋政府的要员，有落败的军阀。他们寓居京津，除置办产业外，还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到乡间圈占和廉价收买土地。这里比较突出的宁河籍三大军阀人物齐燮元（苏皖赣三省督军）、白宝山（海疆防守总司令）、苏锡麟（奉系军长、蓟榆镇守使）。他们既是军阀，又是地头蛇，都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佃户。外籍的官僚和军阀，在宁河县也占有大约10万亩左右的土地。如河北省丰润籍的北洋官僚张志潭，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历任陆军次长、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等要职，他在清河农场和茶淀一带占有10万多亩土地；天津籍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圈占了南涧沽以南，包括孟家圈、桥沽等佃户村约5万亩左右的土地；安徽的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长芦盐运使和直隶按察使，他同贵州籍的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在茶淀一带占有2万3千亩土地。
  军阀地头蛇齐燮元占有的佃户土地，位于宁河县的中间地带。在今宝（坻）芦（台）公路从西关到芦台小赵庄渡口，原是一条由齐燮元捐修的垤道。在高坨村南与木头窝路口相对处路西，原有一个地名叫五间房，它距旧城宁河镇和芦台渡口各15华里，是齐家管地和护路的工房。木头窝是齐燮元的佃户庄头村。齐燮元自军阀混战落败之后寓居天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了日本特务井嘉穗组织的“中日密教研究会”。七七事变日军进关，他为在伪华北临时政府混职，竟将木头窝等18村的土地，以时币7元1亩的地价出卖给日本人，使日寇建起了“高丽圈农场”。据《唐山市地名志》记载：“抗日战争以前，这里共有18个自然村，农民为军阀齐燮元的佃户。1938年日寇东洋垦植公司，在敌伪华北驻兵的扶植下，勾结汉奸齐燮元以收买土地为名，全部掠夺了这块土地。并从朝鲜圈役了4千多名朝鲜人，为其垦植水稻，定名‘芦台模范农村’，附近农民称为‘高丽圈’，成为日寇侵华驻军的军粮基地”。
  当时，日寇在圈占18村土地的过程中，直接为日本人丈量土地的是大王御史庄的陈魁章。他在丈量地亩、编造名册、办理结算手续等环节中，借机发了一笔横财。当地老百姓说，陈魁章主持丈量地亩，把一些无主的生地、荒地当成有主的熟地在日本人那里蒙钱，装入个人腰包。至今在木头窝等村还流传着顺口溜：“穷了十八庄，富了陈魁章；建起高丽圈，百姓遭了殃。”“高丽圈”的建立，是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殖民地异国劳役，直接开发掠夺中国农业资源，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一个开端。紧接着在1938年，日本“钟渊启明农场”，占用了原北洋官僚的土地共计12万亩。周学熙、朱启钤等拥有的23000亩土地，也与日本合股建立了“中日实业公司”，随后改组成“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1938年日本在下坞、大王圈村占一千亩地建立的小型农场，名为“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军谷农场”，其名称没有任何粉饰，直接言明日本“侵华军粮”的含义。日本于同年在崔兴沽建立的农场占地22204亩，名为北支那机械农场，1941年更名为“中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当时，这些“军谷农场”生产的稻麦（米面），中国的老百姓禁止食用，全部运到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谷统制公司”统收、统制，然后再运往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前线战场。
  日寇在一年之间于蓟运河中下游建起了包括高丽圈在内的众多“军谷农场”，这是侵略者“以战养战”策略的需要，正是按照1936年“中日经济提携”规定，对日方战争所需资源在华北地区的开发，“迅速求其实现”的实际步骤。日本为什么选择蓟运河中下游两岸建那么多军谷农场呢？除了地方集中了军阀官僚占有的大量连片土地和蓟运河水源外，那就是日军驻军的芦台镇水路南控港口，东西可控北宁铁路，军事和商埠地位十分重要。当时伪县城所在地宁河镇距北部山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较近，日寇有不安全感。所以日寇不敢贸然在上游圈占土地。特别是随着日寇进关，国民党军队“丧地失城，一溃千里”，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明确地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建立以雾灵山（注：在密云县东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上旬，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4纵队挺进冀东，7月冀东掀起抗日大暴动，声势浩大，宁河暴动队伍于7月13日一举攻克日伪宁河县公署所在地宁河镇，迫使日伪败退南逃，受北部抗日力量的威慑，伪县公署于7月24日正式迁到芦台镇。
  “没有家鬼，引不来外贼”。在国难当头，认贼作父的汉奸分子除了齐燮元和外籍军阀在宁河占有土地的落魄官僚外，还有宁河籍的汉奸官僚李鹏图。李是齐燮元在宁河镇的同乡，曾在伪华北政府任要职。他跟随齐燮元多年，在苏皖曾任督署机要秘书，后任河北省高阳县县长，1937年参加伪华北临时政府，并先后任伪天津海关监督、伪天津特别市财政局长，代理天津市市长和伪长芦盐务局局长等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齐燮元在天津市新华路的家府成了关押齐燮元、李鹏图这些重要汉奸人物的特别看守所，称第二看守所。据记载：“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转角处齐燮元家，内押有齐燮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迪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这些与日寇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最终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昔日“高丽圈”
  今天的国营芦台农场有土地11.68万亩。昔日的高丽圈占地5万多亩，仅包括一至三分场，现四、五分场都是建国以后，随着西部潮白新河的开凿，有了新的水源，而陆续扩建的。原高丽圈主要是今芦台农场花牛庄以东的部分，其水源取自东部的蓟运河的西岸，位于木头窝村南，当地群众称为“红房子”。总扬水站原为日本东洋垦植株式会社所辟设的高丽圈农场之第一扬水站。始建于1938年，为单一灌溉扬水站。1945年由农业部蓟运河灌溉工程处和渤海区农垦管理局主持恢复重建，复投入使用。排水站在中央里南侧，离马鞍子村很近，排出的咸水或汛期积水，从马鞍子村南出口泄蓟运河。当地人称这个排水站为“二站”，也称“九孔闸”。引水灌渠自东向西，穿过原宁芦垤道（今宝芦公路），到七孔闸南北分流。北灌渠到高坨村南的五间房西折；南灌渠到今朝阳村西北角在场中间西折。排咸水另有排咸系统。高丽圈的四至范围是：东北角由高坨村南的五间房向西，过廉庄、西朱庄、任千户、大于庄村南；西北角自于怀庄和大于庄村南地界南折，过花牛庄村东；西南角由马聪庄和花牛庄地界向东，过大北涧沽、马鞍村（原名马家庵）北；东南角在大王御史村北，今朝阳村西南，向北过七孔闸到五间房。
  日本修建高丽圈占去18个自然村的土地。这18村是：后米厂、木头窝庄、高坨、廉庄、西朱庄、杨拨庄、任千户、大于庄、于怀庄、花牛庄、马聪庄、北涧沽、马鞍子、官庄、辛庄、大王御史、小王御史、大艇村。圈占的土地内原来没有村落，都是附近村庄的旱田，以种植高粮等大田作物为主。为了要安排四千多名朝鲜劳役的生活，场区内建设若干场屯，称为“里”，有东端里、上端里、金刚里、中央里等。此里屯的房舍都是按日本、朝鲜风格和生活习惯建设的。高丽圈的大米中国人不能食用，但对“高丽人”没有严格限制，“高丽人”在这里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公民”，他们有时也进村骚扰乡里，当地百姓骂他们是“高丽棒子”。
  朝鲜具有种植水稻的悠久历史，日本侵略者利用朝鲜农民种植水稻的经验技术和优良品种，到中国开发掠夺农业资源，这是日寇侵华政策的产物。它从劳工、技术、品种等全部都是随日本军部的大炮“引进”的。这是按照日军“考察研究所需华北资源的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迈出一个实际步骤。为了增产大米供应军糈，在水稻品种方面，日本人从七七事变后，由朝鲜、日本引进银坊、水源等，尤以水源表现良好，较小白芒增产40％，米质亦佳。在此之前，宁河的水稻主要是小白芒、大白芒、红芒和旱粳子，产量较低。
  宁河县是沦陷区，高丽圈的“高丽人”仰仗“皇军”的庇护，有时也到乡间骚扰。“大年二十七，高丽来抓鸡”。这是在木头窝等村流行的口头语。农村过春节都有腊月杀猪宰鸡的风俗习惯，一般都在腊月二十七这一天宰鸡，准备大年三十上供祭祖和人吃，用“鸡”祈福一年之“吉祥”。所以
  流传下”二十七，宰年鸡”的习俗。“高丽人”入乡随俗，也过中国年，每逢腊月二十七这一天，“高丽人”就到附近乡村，打着“皇军”的旗号抓老百姓的鸡。70多年过去了，至今在木头窝村的老年人中还对“高丽人”进村抓鸡的一段趣闻记忆犹新。原木头窝村北临西大道第一家，姓傅，主人的名字叫傅泽。傅泽是一位老实忠厚的农民，已年过50。“高丽人”进村找负责人向傅泽询问：“你们村谁负责”，傅泽急忙说：“我是傅泽”。“高丽人”不容分说就打了傅泽一个耳光子，并说：“你的良心坏了的，年鸡为什么不送”，此时傅泽才恍然大悟，忙说：“唉呀，我不是村里的负责人呀，我的名字叫傅泽。”这个昔日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说明，受日寇驱使的异国奴役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横行乡里。从这里可以联想到“高丽拜年——够呛”这句歇后语，就产生在木头窝这一带乡间，其寓意是指“高丽人”打着拜年的旗号来骚扰，索要年鸡年货，这可真够老百姓受的。
  高丽圈农场自1938年建成，到1945年“8·15”日本投降，存在了整整8年。这8年，高丽圈为日本人生产出数亿斤“军谷”，喂养了日寇在中国大地肆虐的“豺狼”，他们以“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涂炭我军民，妄图一举灭亡我中华民族。这8年，是中华儿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浴血抗战并取得胜利的8年。这8年，“高丽圈”在老百姓的心里就是一个“毒瘤”，日寇掠夺的大米形象地说就是流出中华民族的“血”。这8年，高丽圈迫使众多亲人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堂堂国人只有屈辱，无有尊严。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高丽圈这个老百姓心目中的“毒瘤”终于“切除”了，从而洗刷了蒙在中国人心头上的耻辱。1945年8月下旬“高丽圈”的朝鲜警备队，携带全部武器与我抗日冀东十八专署联系，接受改编。接收高丽圈与日方谈判的代表是武宝宁联合县委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方纲和日本殖民者在“高丽圈”开发的上水渠故道敌工部长李志（左天）。接收后的第一任场长是李志，副场长是李镇平。10月深秋的一天，高丽圈的“高丽人”都到木头窝村的临河码头集合，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护送下用船渡河，从大沙窝沿芦丰路去芦台火车站，准备遣返回国。送“高丽人”归国的这一天，木头窝村热闹非凡，几乎是倾村出动，村民奔走相告，“高丽圈解放了，日本鬼子投降了，高丽人走了！”这对“高丽人”来说也是好日子，他们可以回国了。但是，这些“高丽人”虽饱受日寇奴役，却没有被解放的感谢，个个远望天涯，离愁楚楚，对其归途前程未卜，在欢天喜地的中国老百姓面前，全然没有了昔日骄慢轻蔑中国人的气焰。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高丽人”哪里晓得，被日本灭亡35年的朝鲜，也在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宣布独立了。从此，这些“高丽人”才真正有了家，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挑起内战，在3年解放战争期间，高丽圈基本处于荒芜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津沽农垦局，高丽圈命名为“高里区农场”，并由国家投资进行大规模的恢复建设。
  （高殿清）
  日寇的“米谷统治”
  1935年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打着“善邻友邦”、“共存共荣”的幌子在冀东、天津地区进行经济调查，以低廉的价格收买大片农田，组织各种农业经营组织，公开进行经济侵略。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更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侵占农田。日本特务机关和伪政权下的保甲组织专门建立了“土地调查委员会”，强迫农民按户登记土地，以便根据需要实行强买强占。早在1936年，日本侵略者查知宁河县大北涧沽以北18个村庄的土地肥沃，兼有三河汇流，最宜种水稻，大利所在，于是在1937年冬公开下手，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东洋拓殖会社撑腰，勾结大汉奸齐燮元，以收买土地为名，掠夺大北涧沽一带18个村庄农民的土地5.21万亩，从其殖民地朝鲜掳来4000多名劳工，开垦农场，为其种植水稻，定名为“芦台模范村”（当时附近农民称其为“高丽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侵略者在周围先筑起防洪围堰，并先后建起大型扬水站3座，灌排水总渠2条、干渠8条、支渠228条，垦殖水稻，所生产的稻米供给日本军队，“芦台模范村”成为侵华日军重要的军粮生产基地。
  1941年5月21日日伪以中日实业为母体设立华北垦业公司。《华北垦业公司之事业计划概要》，将京津冀滦河下游地区、蓟运河地区、马厂减河地区、永定河沿岸地、捷地减河地区、小清河等6个地区列入垦殖计划。蓟运河地区指的是“蓟运河下游宁河县一带……东从与京山线相傍的跨越芦台运河的地域，西端在金钟河沿岸，北至运河地区……”，计划“开辟稻田和旱地。”此前的1940年4月，日伪中日实业公司在宁河境内“茶淀、军粮城开发和经营了水田”。之后至日本投降，华北垦业公司在宁河境内开发经营了三大农场。1945年12月《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之概况报告》称，茶淀农场实为3个农场的总称，它包括茶淀农场、任凤庄农场、蓟地区农场。3个农场的土地总面积为107481亩，茶淀场22680亩，任凤庄场17601亩，蓟地区67200亩。3个农场的位置：茶淀农场位于茶淀站之正北，距车站10里，该场东西20里，南北八九里，东跨蓟运河，借用河水极为方便；任凤庄位于茶淀场之正北20里，距车站30里，该场亦利用蓟运河加以灌溉；蓟地区跨蓟运河西岸，位于茶淀场之东北四五里，距车站15里，该区灌溉尤为便利。3个农场内中“只设场长1人，统辖3场之事。”“蓟地区名称的由来，系华北垦业公司1942年委托工务总署沿蓟运河岸划区逐段买自农民，固有“蓟地区”之称。茶淀、任凤庄两农场之地亩，原属天津开源垦殖公司，1939年全部售予中日实业公司，1941年始归华北垦业公司。
  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为把3个农场的土地改造为水田，曾大兴水利工程建设，仅在芦台到任凤一带就建起8座扬水站和3座蒸汽机锅炉房，开挖灌排沟渠围堰无数。其中工程最大的系1943年春起开凿的杨虎子河。杨虎子河自任凤庄东罾口河开口，向南直通到金钟河，全长15公里，贯通任凤庄农场、茶淀农场，宽60米，水深可舟行大船。（另南淮淀村有一条“日本河”，田辛庄有一条日本人开凿的“三支水利河”，为什么叫“日本河”，“三支”是一条河的名称还是3条河的总称，它们的来龙去脉等，未得考证，但可以肯定，这些水利工程均是日本侵略者为掠夺宁河地区农业战备资源而开发）。
  日本侵略者为了开发水稻种植，残酷役使了无数境内农民和外地劳工。杨虎子河系日军押迁过来的七八千抗日战俘开凿的。仅任凤庄农场任凤庄附近的区（该场分6个或8个区）就从3省18县骗招400多农民为其作苦役。宁河各村尤其是附近村庄的大批农民，被欺骗被强迫，为其所驱使。许多村庄的土地被强占后，原来地主的佃农，变为日本人的佃农。他们在日军和汉奸走狗的监视下劳作，常遭到侮辱打骂。1942年日军从周围几个村子圈来百余民工，在董庄村西建扬水站（称7号扬水站），汉奸特务把民工赶到一条大沟里掘泥土，站在高岗上的日军取乐，随意往民工头上抛石子，将很多民工砸伤。一年到头农民种成的稻谷，在特务走狗监收监打后全部作为军谷上交，一粒也不准留。上交的稻谷，以非常低的折价，再配给猪狗不食的混合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军需供给更趋紧张，他们进行“米谷统制”的手段也更加残酷，由经济垄断发展到军事统制。1943年8月，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体的天津米谷统制会。该会事务所在天津日本领事馆内办公，下设芦台、葛沽、小站、咸水沽、军粮城、天津6个支部；并在北京设置了事务所、河北昌黎设置了支部。在各河川地区又设置了农事合作组织。该会有属员近千人，重要职务全部由日本军界和华北、天津伪政权要员担任。实际上天津米谷统制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经济组织。
  1944年10月2日，日本天津陆军联络部关于米谷及稻草统制收买要领之布告规定，“凡米谷之移动”“凡稻藁之移动”，“必须天津米谷统制会之许可，但生产者搬入指定收买所时不在此限。违反统制收买者，除严重处罚外，并没收其违反物件。”1944年9月1日，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制定米谷统制收买要领，其方针是：“以日华行政各机关并其他各方面，紧密联络、协力之下结集总力，以强力推进米谷之统制收买，期无遗误。又以现实治安关系，日军部队之强力支援尤所期待”。“要领”规定了天津到唐山18个收买所，宁河县有芦台、茶淀、军粮城等四五处；3个集积所，芦台、军粮城、八里台。“要领”明确规定：“1、统制收买之取缔，军及日华官宪之有效、紧密方法行之。2、对于违反统制之取缔，军及日华官宪行之，对于违反者严重处罚外，并没收违反物件之米谷，其没收之米谷引渡于收买机关。3、天津米谷统制会亲农训练队员，基于天津陆军联络部之指示，为华侧警察之补助员而从事于取缔。4、鉴于从来之状况，天津市、塘大地区以流入敌区甚多，故于市、县境及主要道路、河川要所，设立临时检问所，实施严重取缔移动。5、对于米谷收买集积地及种米地带周边等主要地方，实施分驻游动警备。6、违反事件发现时，立即出动或处置之。”“大乡长以下，在种米地带协力供出督励成绩优良者，米谷统制会协会支给慰问金。”
  狗急跳墙的政策手段，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对米谷包括稻草的需求十分急迫。正是日军的残酷野蛮米谷统制政策，使宁河水稻农业受到摧残，百姓生活遭到痛苦磨难。
  天津米谷统制会芦台支部设在了芦台镇北街靠近蓟运河的一个大院里。支部的头目是日本军人。一大批汉奸特务在产稻区、在各个村镇、在交通路口为他们张目，充当走狗。北移民村王凤刚，在田里拣了一把稻穗，被日本人发现吊在树上毒打示众，差点被枪毙。蓟县人尹成德夫妻二人到北移民落户，妻子也是捡了一把稻穗儿搓碎偷着熬粥，正赶上日军和汉奸来翻查，当场连踢带打，带到公司用皮带抽打审问，差点丧命。芦台镇李焕然的外祖母，身上掖了一点稻谷过蓟运河，结果在摆渡口被查出，稻谷没收，挨了一顿暴打。
  为了防止人们“偷吃”稻米，日军豢养的走狗将各村的碾米工具砸毁，晚上窥探各村的烟囱，看到冒烟，就入户检查。董庄杨起金的老母亲有病，想吃稀饭，家里人就把埋在地下的几把稻谷挖出用小磨推碎，堵上门窗熬了粥，还是被狗腿子发现，非要把人带走，凑了几块钱给了狗腿子才了事。有的人家，为了过年吃上一顿米饭，偷着将捣碎的米装在小缸里，埋藏地下，然而年节日军盘查也不放过。一次过年，伪保甲长带着日军在芦台挨户搜查谁家食用大米，李焕然的母亲吓得急忙把做好的米饭扔进灶膛，躲过了日军的搜查。
  日军对为他们办事的乡保长也不放心。一次驻芦台的日军召集保长开会，用放了药的茶水和点心“招待”保长，茶点过后，保长们个个当场呕吐，有的吐出了大米，日军大发雷霆，将吐出大米的保长灌凉水，毒打一顿。
  百姓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掠夺恨之入骨。为了活命，有的人家上缴稻谷时就偷着留下一点，藏在柜里，埋在地下，等到深夜把门窗堵好，用缸盆捣、小磨推，或是用脚搓，掺在混合面里。生活熬不住的农民，不顾性命偷稻谷，更有胆大的偷卖大米。董庄李国清、韩玉福等人偷稻谷被狗腿子发现，日军带着伪公安局的人将董庄包围，抓走偷稻谷的人，在芦台个个挨皮鞭，通过关系送了钱物才把人赎了出来。1943年正月，杨国清、杨伯洲等几家绝了顿，把偷藏的一点大米刨出来想换几个钱接济生活，也怕被日军今后查出，几个人就带着大米偷着去卖，走到芦台火车站西道口被警备队的鬼子发现，杨国清被子弹穿透胸膛当即死亡，杨伯洲腿肚子被子弹炸开了花。
  日本侵略者在宁河贪婪残暴的“米谷统制”，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才结束。
  （魏永成）
  杨虎子河与抗日战俘
  我是宁河县北移民村人，1937年生。提起我童年的生活，经受的苦楚还有日本鬼子加给中国人的屈辱，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父亲赵守信，是南京市人，在南京市浦口机车车辆厂当师傅，共产党员。我就是出生于南京市。就在我出生的那年12月，侵华日军攻入南京。我父母还有一些工人和群众在城陷前，随国民政府军一起撤出南京城。我父母来到滁州。不成想，父亲的行踪引起当地日伪军的注意，他们把我父亲绑走，拉到滁州城墙上开枪给打死了。等我母亲闻讯赶到，却在城墙下找到了父亲的尸体，身上还结结实实地绑着绳子。
  我记事时，一家是继父、母亲和我3口人。继父叫陈宝玉，南京市铁路工人。继父和母亲整天愁吃愁喝，日本鬼子经常三审五问，弄的人提心吊胆。我们一家回到继父的老家河北省青县马场，仍然没法生活。
  这时候，听说宁河县这边招种稻农工，管吃儿，还发红利，就奔过来了，那年我6岁，后来知道是1942年。从南京到青县，一家是坐火车来的，这回是步行，我继父挑着挑子，母亲背着包袱，一手领着我。那时是春天，天还不算冷，走一会儿，我走不动了，就喊累，继父对我很好，他放下挑子，安慰我，还给我揉腿，鼓励我：这回咱们慢慢走，好吧。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任凤庄，找到日本华北垦业公司办事人，一口人发一领席，在任凤庄南头用3领席架起了窝棚，住了下来。吃什么呢？每月发一回粮食。到时候有人喊：“关粮食喽！”各家就去领。开始给棒子，后来给黑豆，再后来就是麸子、糠、橡子面、杂合面，里面还掺和着头发茬子、猪毛，有些发了霉，还有散发着馊臭味的棒子面儿，里面长了不少白色的虫子。每到做饭，母亲总要用筛子筛，打着疙瘩的总要搓碎了再筛。熬出粥来上面一层虫子。有一回，我用筷子往外拣虫子，母亲狠狠打了我一巴掌，吓唬我说：你拣吧！赶明儿饿死你！这样的饭，实在难下咽。就这样的粮食还有限量，一家3口一个月只关半口袋，母亲常说，得省着吃啊，要不，不够吃啊。发红利的说法，纯粹骗人，一直没有这么回事。
  白天，父母去地里干活儿，干的是耙地、整地、插秧、种稻的活儿，没人管我，我在地头儿跑来跑去，挑菜捉虫。天冷了，有劳工给脱坯，盖起了房子，一排4间，两间住一家。房子盖在北移民村现在这个地方，南北方向，立在南北方向的大堤上，就是这时建的村，才有七八家，当时叫移民村。后来又住进一些人家，哪儿的人都有，本县有菜园的，外地有蓟县的，有山东的，号称来自三省十八县，人称北移民村是“穷一溜儿”。东移民村也是当时招来的移民落户成庄，当时叫南二区。后来，才把移民村改名叫北移民，南二区改名叫东移民。说到穿的，发的是破烂军装，管你暖和不暖和，能遮羞就行。农工干活儿，怕磨破了裤子，把裤腿挽到大腿根儿，宁可费肉别费裤。有了病，请不起大夫，只能硬挺着，也有一些人家有病请大仙儿，跳大神儿，好了算命大，死了怪你命短。村外，常见到席头儿卷着的死孩子。
  第二年，就是1943年春，开始挖杨虎子河，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七八千人，破衣啰嗦，有的戴灰帽子，穿灰衣服，有的穿绿衣服。说话象湖南口音，也有四川口音。原来他们是日本抓来的中国俘虏，有的是国民政府军，有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他们的生活条件、劳动条件可太苦了，太惨了。强令统一吃住，统一干活儿，掘大鋅，抬大筐，没有扁担，只能使个圆杠子。不论白日黑夜，都有日军持枪看守。吃的什么不知道，猜想只会比农工差，绝不会比农工好。冬天，只穿破单衣、夹衣，下身没有长裤，穿着裤衩，实在冻得受不了，把棉褥子围在下身，用绳子扎在腰里。脚底下一双破鞋，露着脚趾头，甚至连鞋底儿都没有了。常有些人冻得实在难受，找农工家要热水喝。端起热水一边喝，一边打哆嗦，鼻涕也淌了下来。我母亲本是穷人家出身，看惯了穷人，可见了他们，一面热情照顾，一面偷偷掉眼泪。监工的日本人田中、小川、山田坏透了，他们整天耀武扬威，穿着皮靴，骑着大马，右手拿着鞭子，左手拿着自行车的铁链子，鞭子是打马的，铁链子是打人的。看见谁干活不顺眼，就是一铁链子。日军拿中国人不当人，拿中国俘虏更不当人。中国俘虏死了不少，根本不埋，抬起来堆进河堤，只当一堆土，一条命就算完事。有一回，日本人实在把俘虏气急了，激起众怒，把一个日本人给打死了，日军调来不少人镇压，后话就不知道了。
  挖河的也有中国老百姓，待遇比俘虏稍好一些。
  杨虎子河工程不小，它是南北方向，北面从任凤庄东曾口河南堤开口，向南贯通今七里海镇和今清河农场，直至宁车沽东南，和金钟河交汇，长30多华里，宽约60米，一丈多深，能跑西河大扁儿（一种大船名称）。这条河日本人取名叫华北河，当地百姓因这条河挨着任凤村开始称作任凤河，后来称为杨虎子河，还有一段故事。
  据传离杨虎子河不远的俵口村有个身高马大的人，叫杨景增，长得虎头虎脑，外号“杨虎子”，因生活所迫，撑着一只破船来到北移民村，在河边搭起一间破草棚，靠摆渡来往行人挣几个钱。后来他与区小队接上了头。一天傍晚，一股鬼子兵来到河边，打算渡河到任凤一带清剿扫荡，招呼杨虎子过来摆渡。杨虎子理也不理，从容地把槽子船向远处芦苇丛中划去。敌人急了，向他开枪。鲜血顺着他的胳膊流下来，染红了河水。但杨虎子全然不顾，一直把槽子船划进苇丛中藏起来。这时驻扎在任凤村的区小队听见枪声赶过来，杨虎子及时从另一个地方渡他们过河，全歼了日本鬼子兵。杨虎子因此得到当地军民的赞誉，这条河从此在百姓中改叫杨虎子河了。
  日本还设立了米谷统制会，任凤庄有武装，还有特务，监督、管制老百姓，不许吃稻米，发现谁吃了，轻则打个半死，重则丧命。稻谷称作“军谷”，只留给日本人吃。种稻谷的眼看着稻谷收下来，都叫日本军车拉走，敢怒不敢言。我村农工王凤刚，腿脚有毛病，因为拣了一把稻穗，叫日本人发现了，吊到任凤庄大树上示众，还要枪毙。家里赶紧去求保长，保长带领全村人下跪求情，说尽了好话，才算救了他一条命。蓟县人尹成德，夫妻二人来这里落户，只因妻子捡了一把稻穗儿，用脚搓了搓熬粥喝，正赶上日军来翻，还有皇协军（汉奸军队）作帮凶，叫日本鬼子发现了，连踢带打皮带抽，打得满地翻滚，连喊带叫，又带到公司折腾，差点要了命。尹成德一气之下，当了八路军，立志打日本。
  日本统治越厉害，农工反抗越激烈。农工有农工的办法。领来的化肥，不往地里使，地里埋上缸，把化肥袋子存进缸里，有时候倒进水里。日本人老远来了，就用勺子泼水，老远看着象撒化肥一样。缸里存下的化肥卖给蓟县来的人。农工也偷库存的稻谷，自己不敢吃，卖给蓟县人。卖的钱，买点布料做衣服，或给蓟县人换些粗粮。我那时七八岁，也去施化肥，连在地头放哨，一发现日本人和汉奸，就发出信号。
  那时候，给日本人种稻谷的村除有北移民外，附近还有任凤庄、齐家埠、大八亩坨、小八亩坨、兴隆淀、东移民等不少的村（当时的宁河县有7个日本办的农场，有茶淀农场、任凤农场、蓟地区，有蓟运河电化水利组合即当地所称的“高丽圈”，有军粮城农场和军粮城电化水利组合。此外，曾有12万亩的启明农场。这些农场有的还包含着一些小农场，如茶淀农场包含崔兴沽农场、白庄农场——执笔人注）。今清河农场场部，当时叫大锅炉，因蒸汽机大而得名；今清河农场造纸厂的地方叫中锅炉，也叫东锅炉；杨虎子河边勾娄沽附近叫小锅炉，也叫西锅炉。任凤农场场址在后来的任凤庄小医院。这个农场分8个区（资料称，分6个区——执笔人注）。为掠夺中国资源，鬼子建了好多扬水站，在曾口河畔张尔沽村旁就建了一座3号扬水站，老百姓叫它“三扬”（其它有1号扬水站，在大艇；2号扬水站，在大北；4号扬水站，在大薄；5号扬水站，疑为军粮城；6号扬水站，在大尹；7号扬水站，在董庄西——执笔人注）。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受过日本人的欺辱、残害，永世也不会忘。重要的是要告诉年轻的一代，要他们珍惜今天的好生活，要实现中国梦，使国家强大起来，千万不能让外国侵略者再来逞凶。
  （陈玉发口述，王光军、李佑生执笔）
  日寇魔爪下的宁河劳工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中，诱骗、劫掳，残酷役使千百万中国劳工，是它犯下的重大的战争罪行之一。宁河地区1933年起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遭受日本侵略者掳役劳工重灾区之一。
  宁河劳工的去向
  日军占领东北后的1933年，日本关东军为修筑战备公路铁路、军事工程及日本在东北企业从事军备生产，除在伪满洲国诱招劳工，有计划地从关内（主要是华北）骗招劳工，并对这些赴东北谋生劳工实施严厉的劳动统治和超强榨取，将这些“闯关东”的劳工变为廉价的劳动力。这一时期华北地区“闯关东”成为日军劳工的，仅1935年到1937年即有109万，大批劳工因超强劳动和非人生活而致死致残。时属河北省的宁河县在这一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商人到东北谋生，他们有多少人成为日本人的劳工，有多少人被日本人折磨压榨客死他乡或终生残疾，有多少人被迫逃离，笔者尚未发现相关记载，但从日本投降后有关单位搜集整理出来的大批档案资料、口碑资料以及刑具实物、万人坑现场等，足可以印证日本占领东北时期，“闯关东”被日本人掳役的宁河劳工数量巨大，命运悲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战争的扩张，不断加大对中国劳工的掳役，以巩固对沦陷区的统治和保障前方作战的巨大军需。此后8年宁河被掳役的劳工有4个去向：
  第一，就地役使。在宁河县城镇农村非常普遍，每个村镇都有劳工被无偿役使，日军随时以派工、抓捕的手段，驱赶成批的劳工为日军各类工程、各种生产提供服务和劳动。曾有大批农民被诱骗、强制为日本人的垦殖农场植棉种稻，开凿水利工程，建筑炮楼、开挖防八路军堑壕、看守公路、铁路等。
  第二，关内沦陷区遣调役使。被骗被抓的到唐山、塘沽、天津等地为日本人干活劳工非常多。外地的劳工也有被强制到宁河来，比如日本人的垦殖农场，仅任凤一地就有400多人。垦殖农场的杨虎子河，是日军押来的国民党和八路军战俘七八千人开凿的。日本人的“高丽圈”农场，干活的4000多人是日军押迁来的朝鲜劳工。
  第三，掠掳到东北役使。前面说到日本占领东北后，就有计划地从内地引进劳工，或从“闯关东”的人中诱骗为劳工，七七事变后只是逐年加剧而已。至日本投降的8年里，宁河有相当多的破产农民被骗到东北当劳工，有的携家带口，有的独身闯荡。1938年前后，仅潘庄、南淮淀两村，就有十几户人走家搬被骗到东北当劳工。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被抓走的。赵本庄的王凤宝在芦台被抓直接押上开往东北的火车。齐家埠村16岁的于宝安，在外地学徒，路上走着被日军抓上火车，一直拉到黑龙江省青山煤矿做苦役。
  第四，掳掠到日本役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国内劳力逐渐枯竭，为充补劳力的不足，1943年起日军从华北地区掠掳劳工数万人到日本，其中宁河人至少有数十名。
  日军掳役的劳工，无论在哪里，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以上。生活待遇如同猪狗，破烂衣衫穿不暖，粗劣食物不管饱，有病不给医治，宿住冬不保暖的工棚。采矿、装卸等行业没有安全措施。监管严密，随意打骂侮辱，刑讯拷问。非人待遇使大量劳工致死致残，使大量劳工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宁河县俵口于渤海的父亲1943年在天津为日本人干活，被监工踢伤致死。董庄李士仁1943年被骗到塘沽，日军强迫其救火，差点被烈燃的煤烧死。皇姑庄王永福1944年被骗到东北抚顺煤矿，不堪虐待，中途逃离。芦台镇原东园子即今新生街孙庆彬，在东北日本一家食品厂做工，忍受不了欺压，1945年放了一把火，带着一只饭碗跑回了家。潘庄杨绍兰，1944年被日军抓到东北做劳工，没了下落。大八亩坨还有一个叫史朝奎，在芦台扛活被抓，不知押到哪里，后来没了音信。在东北阜新、老头沟煤矿当劳工的南淮淀村李增庆、李守庆、李奎庆等十几户人家经不住日本人的劳苦折磨，陆续逃回家乡。大八亩坨张巨山等3人被抓到东北日本人开办的煤矿，日降后他们才回到了家。
  这里说的是国内，在日本的宁河劳工，其遭遇更加悲惨。
  抓往日本的劳工
  陷入战争深渊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内青壮年被强征入伍，大批工厂关闭，经济陷入空前危机。为了摆脱困境，支持战争，日本帝国主义1943年12月开始，在中国沦陷区尤其在华北地区，一面加大血腥统治和经济掠夺，一面更疯狂地掠夺大批中国劳工，押遣于日本国内，役使于矿山码头工厂铁路以及军事工程，为其罪恶的战争作垂死挣扎。据资料，1943年至1945年掳到日本的劳工有38935人，分169批从青岛、塘沽等港口船押，从塘沽运走85批。这些劳工分布在日本25个县135个作业场，至1945年日本投降，38935人在关押、运输中，在作业场里，被毒打折磨致死、病死累死饿死6830人，受伤6975人，残废4610人。其中宁河现境的劳工至少有数十人死亡。以大八亩坨等村同一天被抓劳工为例，大八亩坨、小八亩坨、东塘坨、齐家埠被抓到日本共10人，在塘沽劳工营死2个，运载船上死1个，日本工地死4个，回家的仅剩3个人，大八亩坨1个，小八亩坨2个。10个人死了7个！又以前蛤蜊堼村为例，同一天被抓走4个，死在塘沽1个，死在日本2个，回家的仅1个！
  被掠走的劳工，开始日本人与汉奸华北劳工协会通过各分会以招募的形式实施，失败后狗急跳墙，公开绑掳，见人即抓。宁河劳工被抓时，有的在村里，有的在路上，有的出门在外。大八亩坨张芝祥、张殿华、王立勋等10人（含东塘坨1人），小八亩坨刘占贵等3人同一天在村里被抓。同一时期，前蛤蜊堼董林等4人被抓，后蛤蜊堼黄克庆等2人被抓。齐家阜张西楼在塘沽干活被抓。大八亩坨14岁的王玉林，在北塘外婆家被抓。宁河北部大月河村李润德等3人、端庄陈士谭同一天在村里被抓。王洪庄李玉阁在北塘卖粮被抓。不明在哪里被抓的还有小从庄的王树海、大丛庄的马玉太、高景庄的张福成、宁河镇的尚欣然及村籍不明的王振军、李厷居等。北淮淀村李兰芳在牛家坟与另外10人（籍贯不明）被抓到宝坻县城，听说要把他们带到日本做劳工后，合伙将日本翻译打死，李兰芳等11人全部被日寇砍头杀害。这一时期，光天化日之下在宁河抓劳工的暴行，即是日军横行沦陷区公开绑掳劳工的缩影。
  被抓到日本的宁河劳工，抓掳、关押、押运、劳作经历极其凄惨，本书有数文详以记载，故不再复述。仅就塘沽劳工集中营情况简述如下：
  塘沽劳工集中营，正式名称叫劳工收容所，日寇与汉奸华北劳工协会在此设置。日本侵略者从华北各地抓骗来的运往日本的劳工，大部汇集在此，再分批运往日本国。宁河被抓往日本的劳工，先在这里关押，再分批经塘沽港登船。
  塘沽劳工营即劳工收容所所长为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人，另有日本人豢养的汉奸走狗做帮凶。劳工营位于新港卡子门以东，北临铁轨线，南靠海河边。院子长300多米，宽200多米。院内有6排木板房，每排长约30米，作为羁押劳工的牢房。劳工营周遭架有多层铁丝网，电网内侧有一道2米深的壕沟。围墙四角有岗楼，楼上架着机枪和探照灯。院内外有4道岗卡，日本兵、伪警察昼夜持枪把守。日本兵不断巡逻，凶恶的狼狗来回奔跑，阴森恐怖。
  被关押的劳工大部为农民和抗日战俘，还有商贩、无业者，除了青壮年，还有少年。在这里，日军对每个劳工进行验血照相，登记编号，再分批用船运往日本，每船装数百人或上千人。为了防止劳工的抗争和逃跑，强行劳工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破旧的囚衣般的劳工服，剃光头发，只在脑后留下一撮毛，作为劳工的标记。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东张西望，白天要规矩地坐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晚上睡觉脱下衣服交给日本兵。大小解要报告。触犯这些规定，轻者遭毒打，重者丧命。每天吃发霉的玉米高粱面加高粱皮面、橡子面做成的窝头，每人每顿一两个，不管饱。没有汤菜，没有盐水。两三天给一次水喝。有病不给治，不给药，有的重病人还没咽气，就被拉走活埋。每天都有劳工被渴饿冻病折磨死，被打死，少者几个，多者十几个。劳工尸体开始每具用一领苇席包裹，后来一车盖一领席片，用驴车拉到于家坟的一处荒地坑埋。这处劳工冤魂群集的荒地，后来被称为“万人坑”。
  令人扼腕的历史思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日本的劳工获得了解放，广大劳工欢天喜地，自发地在各个工地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久分批归国。在盟军的监督下，日本当局给劳工换上了新衣服，改善了伙食，检查了身体，分发了生活用品，停止了劳动，安排了归国的船只。分批回国的宁河劳工，在塘沽上岸回了家。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制造了无穷灾难，日本的有识之士秉持这样的理念，在战争结束后，做了许多力图修补中日两国由于战争造成的裂痕。这些深感曾愧对中国的日本友好人士，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调查被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寻找劳工遗骨，火化后送归中国，并组织慰问团到中国当面向劳工或他们的亲属谢罪慰问。这是一项有人性有良心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日本的静冈县，组织起一批热心这项事业的人，成立机构，层层做工作推开阻力，运筹资金，确定名单寻找遗骨，组织挖掘火化收敛，举行追悼仪式，护送骨灰归中国，到劳工家里慰问等，这些工作写在了当年《静冈县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报告书》里。这个报告书形成于1954年11月，共32页，署名“静冈县中国人殉难者追悼委员会”和“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里边记载着包括宁河县在内死于静冈县仁科战线工业104名中国（京津冀地区）劳工姓名、籍贯死亡原因等，记述有他们的工作机构和工作开展情况。可以看出，日本静冈县友好人士，为这项工作，尽了很大努力。当年他们到中国慰问，将复印件送给了部分去世劳工的亲属，汉沽蔡家堡、海辛庄有劳工3人死在静冈县，他们保存了报告书的原件，笔者通过大八亩坨王瑞雪看到了原件的复印件。值得一提的是，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对这项工作坚持了数十年。1976年7月在静冈县为中国劳工建立了纪念碑，每年7月组织慰灵活动。1995年秋，静冈县和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专程到天津地区，慰问能够找到的在世的劳工，宁河县接待了日本友好人士，王洪庄李玉阁、大月河村李润德接受了慰问。
  不过笔者认为，1954年的《静冈县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报告书》缺乏大胆暴露和坦诚记述，里边没有静冈县的劳工总数，没有例举日本人残酷蹂躏中国劳工的具体事实，104名劳工死亡原因全部为“营养失调”和某种病，没有一个被注明是被饿死被打死被折磨致死的。可看以下宁河死亡劳工的记载：
  静冈县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报告书
  氏名 年龄 出身地 死亡原因 死亡年月日（昭和） 备注
  王树海 38（岁） 宁河县小从庄 营养失调 昭和二十年一月三日 船中死亡水葬无遗体
  张运楼 38（岁） 宁河县齐家堡人 营养失调 昭和二十年一月三日 船中死亡水葬无遗体
  尚欣然 28（岁） 宁河县城内人 营养失调 昭和二十年一月六日 车中死亡
  李永年 46（岁） 宁河县东塘坨人 营养失调 昭和二十年一月十二日 现场死亡氏名 年龄 出身地 死亡原因 死亡年月日（昭和） 备注
  苏汗如 28（岁）宁河县大运河人 营养失调 昭和二十年一月十五日现场死亡
  李厷居 32（岁）宁河县老家庄人 大肠黏膜炎 昭和二十年一月三十日 现场死亡
  董林40（岁）宁河县草林横 营养不良 昭和二十年二月五日 现场死亡
  张殿苹 32（岁）宁河县大八亩村 营养不良 昭和二十年二月四日 现场死亡
  张如田 25（岁）宁河县八亩坨 大肠黏膜炎 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现场死亡
  张之来 21（岁）宁河县大八亩坨 骨结核 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 现场死亡
  王振军 32（岁）宁河县西大×村 神经病 昭和二十年八月二七日 现场死亡
  上述11名劳工，均在8个月里亡命，其中6个在一个月里丧生。原因7名为“营养失调”，4名为有病，没一个是因饥饿、劳累过度、被虐待致死的。用“营养失调”、有病，作为死亡原因表述，显然其辞含糊，不符实际。宁河的11名劳工被抓时均是健康的青壮年，在1个月里或几个月里死去，原因只有一个，即日本法西斯虎狼般的残忍所致。笔者认为，日本友好人士做的这项工作是积极真诚的，未能秉实至臻，或有不可逾越的政治沟坎。
  顺便说明，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人名张运楼应为张西楼，苏汗如应为苏汉儒，张殿苹应为张殿华，地名齐家堡应为齐家埠，大运河应为大月河，草林横应为蛤蜊堼，西大×村，笔者没核实到境内有这个地名，劳工王振军暂按现境人记述。
  宁河12年里有多少人被日本侵略者掳役当劳工，分布哪里，国内多少，日本多少，死亡多少，致残多少等情况，以上笔者所述，远不能反映宁河日本劳工情况的全部。今境宁河有200多个村镇，又过去了七八十年，了解起来可说非常困难，即使下大力气作全面了解，所得材料也将是凤毛鳞爪。2014年4月，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首次在网上公布日本的中国人殉难者名录共同编制执行委员会于1964年编制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档案，它是日本外务省一名曾参加调查中国劳工的工作人员联系到爱国华侨陈焜旺保存下来的，2013年9月18日，陈焜旺将这批档案捐赠给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这部庞大的档案资料极其珍贵，记载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34282名（上述38935名引自国内图书），分布在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上述125个引自国内图书）作业场，有劳工基本资料和作业场情况。笔者查阅出有宁河劳工的数十页，记载宁河劳工较多的一页截图附在文后。
  （魏永成）
  王凤宝抚顺煤矿的劳工经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夏天闹水灾，地处宁河县北大洼的赵本庄，到了10月庄稼地里还都是水。村里38岁的王凤宝因为庄稼地里没活干，就去唐山的河头（胥各庄）舅舅家找事干。到芦台摆渡口，王凤宝正准备上船，西关村一个叫高启山的熟人搭讪问干什么去，王凤宝说去唐山找事干，那个熟人说正好跟我去干吧，管吃管住还“关饷”。当时，有一队日本兵在那里。就这样去了芦台火车站。到了火车站一看就后悔了，许多日本兵用枪押送好多老百姓往火车闷罐车上赶，够一车人就关上闷罐车大门。王凤宝被迫上了车。闷罐车没有窗户也不知道去哪，开了两天，下车才知道是东北辽宁的抚顺。
  家里人以为王凤宝去唐山做工挣钱去了，那天西苗庄的姑爷（西苗庄闫荣光的爷爷）在芦台街上正好看见王凤宝被日本兵押往芦台火车站去了，他以为家里人知道这事，三天以后姑爷去赵本庄说了这事，家里人才知道王凤宝被日本兵押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王凤宝成为日本人的劳工，在抚顺煤窑挖煤。抚顺煤窑是露天煤窑，四周是日本兵的岗楼和铁丝网，对劳工管制的非常严。在日本兵监视下干活，稍有懈怠，不是鞭子抽就是棍子打。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草棚，吃的是橡子面和发了霉的棒子面，还不管饱。干活时非常危险。因为是露天的煤窑，挖出来的煤可以用独轮车推上来。劳工们绕着螺丝转式的旋转翘板推独轮车，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掉下几十米的窑底，不是摔死就是砸死。很多人不会推车，又胆小，往往连人带车翻下窑底摔死了。日本鬼子对待窑工逃跑的非常狠毒，抓回来就捆起来用鞭子抽，夏天绑在柱子上让蚊子咬，最后拽到深坑里活埋。如果感冒发烧那就是一个死，没人给你治病，说你得的是传染病，拉出去就活埋。在
  日伪运送劳工的闷罐车日本人的虐待下，每天都有劳工死伤。
  王凤宝在煤窑看到工友们接二连三的死掉，想着早晚自己也是这样。在里面是死，跑也是死，说不定跑会逃脱魔窟。所以他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时机。这样熬到1941年的春节那天，劳工不干活可以在煤窑工棚里休息两天。日本兵和走狗们都在耍钱，王凤宝趁机悄悄溜了出来，藏在了岗楼下面的一个地方，这是他早就看好的岗楼观察死角，日本人不易发现，从枪眼往外打枪也不好打。他趴在那里不断张望，真是老天有眼，那天岗楼旁的照明灯坏了，王凤宝在夜色寒风的掩护下，从铁丝网下往外爬，一直爬呀爬，皮肤都被刮破了，也不敢站起来，最后终于逃出煤窑。
  这天晚上不知跑了多远，终于看见一家亮灯的小店住了进去，连吓带累，就病倒了。在小店里碰到一个也是从煤窑跑出来病倒的窑工。掌柜的向他俩要钱，王凤宝手无分文，掌柜的还好没赶他们走，问他们在附近有没有亲戚。王凤宝想到有一个自家的兄弟王凤英在辽宁的桓仁县，就求掌柜的写了一封信，不几天就捎来了15块钱纸币。王凤宝给那个有病的窑工2块钱，那个窑工没等花，就死掉了。这个窑工不知叫什么，也不知道是哪的家，王凤宝就帮着掌柜的把窑工埋掉。
  就这样王凤宝死里逃生，从抚顺一路颠簸回到家中。离家三年的的王凤宝，因为在煤矿身体遭受了严重摧残和精神折磨，身体已经完了，什么活也干不了，过了几年，1947年47岁就死了。
  王凤宝生前经常向自己的亲属讲述在抚顺煤矿悲惨经历，每每讲起就止不住的哭泣，他嘱咐儿孙们，日本鬼子的罪恶不能忘！
  （任永利）
  董庄的日本劳工
  1943年日本鬼子抓了董庄劳动力到塘沽抬煤。一天，忽然一座煤堆燃起大火，鬼子为了他们的煤，逼着人们冒火抢救。火烧的很猛，无法靠近。于是，鬼子汉奸一边大骂，一边用皮鞭、三棱子木棒抽打驱赶。一个鬼子猛地把韩玉荣抓推到火堆里，立时身上着了火，同伴们不顾一切把他抢了回来，差点被烧死。被抓去的劳工没人身自由，坐监牢一样，到处都有鬼子的爪牙在监视。每天吃饭、睡觉、上工和下工，都有拿枪的鬼子监视，工头，连伙夫、会计，都成了鬼子的走狗。劳工们不甘心这样的欺压，冒着生命危险往外逃。一天，本村的李士仁往外逃，被伙夫和工头看见，他们横加阻拦，李士仁把眼睛一瞪说：“我看你们谁敢动！”说着，猛地一拳将工头打倒，转身就跑，终于逃出了这个“监牢”。
  李国清被骗到营口给鬼子当装卸工，走前给了5块钱，白天夜晚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饭，干了半个月，只给了4分钱，气得李国清跑回了家。
  （魏永成据董庄村史资料整理）
  大八亩坨劳工遭遇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为充填其因战争造成的国内劳力严重缺乏，在中国，尤其在华北沦陷区不择手段地抓捕、诱骗劳工，运到日本为他们的经济建设做苦力，以维持其战争机器的运转。当时宁河县被抓走许多劳工，七里海一带是个缩影。
  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一伙儿日伪军骑着自行车闯进大八亩坨，将没来得及跑走的青壮年用枪轰到了小庙前的空场上，挑选出张芝祥、张殿华、王立勋、刘学仁、张连生、张振禄、于学明、李永年站在了一边。在任凤庄给日本人捋稻子的张汝田收工回家，刚一进村就叫日伪军逮住，在村外淘鱼的张芝来背着鱼篓兴冲冲回家，也落入了虎口。这10个人，最大45岁，最小20岁，其中于学明是俵口人，李永年是东塘坨村人，他们是到大八亩坨探亲的。被抓的人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
  这一天，小八亩坨刘占贵、宁坤义、徐丙×3人也被另一股日军抓了。两个村被抓的人，第一天晚上被带到“大锅炉”（日军据点，今清河农场场部）关押，第二天与外村被抓的人一起乘汽车，运往塘沽劳工集中营。大八亩坨王立勋、张连生、张振禄，俵口于学明冒着杀头的危险，在“大锅炉”和途中成功脱逃。
  大八亩坨、小八亩坨被抓到塘沽9个人，在劳工营他们碰到了邻村齐家埠的张西楼，得知被抓的人要全部运往日本当劳工。这时，他们是10个人。塘沽劳工营每天都有从各地抓来的劳工，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劳工被运往日本。关押期间，劳工受尽了日军特务的折磨，被打死、被饿死、因病致死的每天都有几个十几个，于是他们组织了暴动。一天夜里暴动时，刘占贵、张芝祥用木杠把铁丝网撬起，让难友们先钻出去，结果刘占贵被围上来的敌人捅了一刀，与张芝祥一起被抓住了。这次暴动，宁坤义逃出了虎口，大八亩坨刘学仁、小八亩坨徐丙×死在了乱枪之下。
  不久，大八亩坨等村的劳工与一大批劳工乘轮船被押送日本。他们被关进阴暗潮湿的底舱，只能坐不能躺，大小便全在里面，劳工被熏的透不过气。途中不给饱饭，不给水喝，有的劳工干渴的喝人尿，很多劳工被折磨致死，齐家埠的张西楼没坚持住死在了里面，被日本鬼子扔进了大海。
  到日本后，大八亩坨等村的劳工被分到静冈县贺茂郡仁义科矿业所。在日军看押下，开矿石、背矿石，不分昼夜地干活，稍不注意，就遭受打骂。每天早晚喝面汤，中午吃限量的杂面窝头，吃不饱饭也得拼命地劳动。小八亩坨刘占贵被分配去做饭，偷吃了一口窝头，被监工的鬼子看见，腿肚子上挨了一刀。大八亩坨张汝田，背着矿石累倒在地上，监工不问青红皂白，放出狼狗活活把他咬死了。大八亩坨张殿华、张芝祥，东塘坨李永年因长期吃不饱、极度劳累，在1945年初的两个月里，先后死在了工地上。
  1945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投降的日本派轮船在美国人的监护下，把幸存的劳工送到了塘沽码头，大小八亩坨活着的劳工回到了家。当时，大八亩坨、小八亩坨、东塘坨、齐家埠被抓到塘沽的劳工有10个人，在劳工营死了2个，在船上死了1个，在日本工地死了4个，回家的仅剩3个人，大八亩坨1个，小八亩坨2个。大八亩坨张汝田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的骨头被刘占贵用一只木匣带回来了，东塘坨李永年的一块骨头，被大月河村的一名劳工包裹着也带了回来，他们两家算是见到了亲人！
  另外，在日军占领时期，大八亩坨14岁的王玉林在北塘外婆家被抓到日本，张巨山等3人被抓到东北日本人开办的煤矿，日降后他们才先后回到了家。还有一个叫史朝奎，在芦台扛活被抓，不知押到哪里，后来没了音信。还有齐家埠村于宝安，16岁时在外地学徒，在马路上走着被日军抓上火车，一直拉到黑龙江省青山煤矿做苦役。他们都有九死一生的经历。
  （王瑞雪）
  华人劳动从事证
  这是一件非常陈旧、字迹不十分清楚，有70多年历史的劳工证。它是宁河县大月河村李润德当年被日军抓到塘沽发给的，名为《华人劳动从事证》，作为劳工，李润德有幸归国后，一直珍藏到2007年去世，其子李春明又保存至今。这件劳工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曾作为文物展出，老人没舍得又要了回来。劳工证有如下记载：
  华人劳动从事证
  劳动种别—采矿夫
  就业地—静冈县贺森部仁科村××战线矿业仁科矿业所
  期间—自昭和二0年一月九日至二二年一月八日；
  静冈县知事
  原籍—宁河县大月河村
  就业先口口口—氏名，李润德
  残留家族责任者—氏名，李杨氏
  在塘沽日本领事所—领事，褂川岩
  发证个所—华北劳工协会（有红色印章）
  发证年月—昭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华民国33年10月12日
  证上还有老人当年被贴上去的照片。
  从证上我们似乎看不出什么，但透过它，透过远去的历史，我们仍然会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为弥补其国内劳力不足、生产力不足的窘况，在中国占领区肆无忌惮地抓劳工运回国内，以强化战争机器，中国劳工在日本普遍遭到非人待遇。那个时期，宁河县也未能幸免。日本侵略军在宁河县抓走多少劳工，具体经历怎样，我没看过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我知道我们大月河村就有李润德三人被一块儿抓走当劳工的事。我是本村的一名老者，自小听他们讲述劳工故事，最近看到李润德保存的劳工证，又做了些了解，遂作整理发表，以警示当代和后人，不要忘记国贫国弱的滋味，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战争苦难。
  1944年10月，我村民兵李润德（1919年生）正在村公所值班，突然闯进几个日本人和地方特务，不由分说，拉着李润德就往外走，一出门看见苏汉儒、苏汉臣也被抓来了，日本人强迫他们说是带路去塘沽，用枪逼着走。在途中又有很多人被抓入了这个队伍，有王洪庄的李玉阁，端庄的陈士潭，蔡家堡一些村的人。走了十几个小时到了塘沽，被关进一所院内的几个房屋里，院子四周墙上布满了电网，日本人持枪看守。这里是转运劳工的场所，实际上就是一所临时监狱。这批劳工有200多人，吃不饱，睡不好，日本人和特务看着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住了近20天，劳工中有两个人（说是共产党人）组织大家越狱，但失败了。四周都是电网，又有日本人看守，组织的又不够周密，只逃走了六七个人，大部的劳工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机枪下。没有跑的100多人，日本人手持皮带逐个逼问抽打，人人被打的遍体鳞伤，有几个劳工被活活打死。
  在塘沽大约住了一个月，日本人将这批劳工赶上大轮船，其中有大月河村李润德、苏汉儒、苏汉臣三个人。不过，苏汉臣刚上了船，被一个特务踹了一脚，说：“你这个传染病来干啥？滚回去！”苏汉臣由此回了家。原来，临行前他家给特务使了15块现大洋。船一直开到日本，转到静冈县仁科村一个采矿场，这里非常偏僻和荒凉。
  中国劳工在这里背矿石，一天十几个小时繁重劳动，每人每天只给五个窝头（约斤粮）一碟咸菜，根本吃不饱。住的地方非常简陋，就睡在地上。日本人时常拳打踢皮鞭抽。中国劳工很多人经不起折磨死在了日本。大月河村苏汉儒，背矿石右被砸伤，在恶劣的环境下，不但不好，反而越来越重，日本人不给医治，也不让休息每天仍然一瘸一拐的背矿石，最后倒在工地，丧了性命。劳工们简单做了安葬。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的劳工自由了，大家欢天喜地组织回国。大约是10月份，由日本国派轮船将中国劳工送回中国大陆，在塘沽港停泊。回国的劳工不到100人（只占走时的三分之一），个个体弱多病。大月河村的李润德是高个子，骨瘦如柴，羸弱突兀，人称“李大架子”，回家后修养一年才基本恢复健康。李润德在返国归乡时，没忘本村的难友苏汉儒，将他的两颗膝盖骨从坟里扒出来裹好从日本带回了家乡。苏家人十分感谢，把苏的遗骨随俗安葬在了苏氏莹中。
  后来李润德参加了宁河县支队，又复了员。令他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的1995年9月，日本国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山田治雄一行三人，由市县有关部门领导陪同专门拜访他，说是在当年的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山田治雄与李润德及全家进行了会谈，合影留念，代表静冈县日本友好协会赠送半导体收音机一部和毛巾等物品，一行三人又以个人名义赠送李润德2000日元。会谈时，双方对那段悲惨的历史都没提及，说到晚年生活李润德举出了家中的困难。
  家中的困难情况山田治雄说带回去研究。1995年12月，李润德收到从日本发来“谨贺新年”的贺年卡，以后一直没有联系。卡里当然不能写李润德要求的事了。
  这段劳工故事文字不长，但足以使人警醒和深思。
  （刘焕君文并提供图片，魏永成整理）
  王洪庄李玉阁的述说
  本报8月17日四版以《紧急寻访“活证据”》为题，报道了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征集赴日劳工受害证据的消息后，连续接到一些读者来电反映自己的亲人曾被强征到日本服苦役的情况。宁河县委宣传部致电本报，该县当年被掳掠到日本静冈县矿山服苦役的李玉阁依然健在。日本静冈县负责人、日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等友好人士曾亲自来到他的家中谢罪。
  1976年，静冈县有关负责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日本山本勤也、松冈千之、酒井郁造、山田治雄等日本友好人士，为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军方强征到静冈县矿山服苦役时死去的中国劳工建立了“慰灵碑”，并在此后每年7月初进行慰灵活动。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山本勤也等日本友好人士把一份当年在静冈县矿山服苦役并在日本投降后活着返回中国的劳工名单提供给日本红十字会，通过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牵线搭桥、热情帮助，找到了1995年时仍然健在的当年赴日劳工10多个人的家庭住址。5人为本市人，分别居住在河东区、东丽区、南开区、宁河县等区县。其余人都是河北省人，分别居住在河北省武邑县、东光镇、滦县、丰润县等地。
  1995年8月，山本勤也、松冈千之、酒井郁造、山田治雄4人，组成“日本静冈县贺茂郡西伊豆町中国人殉难者慰灵事业访中团”，来到中国，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部张虎作翻译，分赴天津、河北两地十几位健在的赴日中国劳工家中慰问谢罪。8月中旬，一行人来到居住在本市宁河县东棘坨乡王洪村的李玉阁老人家中，为老人送来了一张静冈县地图，以及西伊豆町的町长夫人亲手缝制的布艺书包、一块手帕、一本《中国人殉难者慰灵祭等写真集》、两张千元日钞和一封慰问信（或称谢罪书）作为纪念。这封信中写道：“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活生生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再发动战争。”“今年是战争结束50周年，在这个带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们访问从原仁科村白川地区归国、并被确认现在健在的各位。”“对当年所受之苦，除表示诚挚歉意之外，还考虑到要向作为50年前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人询问一些证言。”
  据1995年帮助寻找本市赴日本静冈县劳工的天津市红十字会张素霞女士介绍,由于搬迁、故去等原因,当时被慰问的5名天津人,现在所能找到的大概只有宁 河县的李玉阁老人。
  （李海燕、刘全军、胡凤强文,原载2001年8月27日《每日新报》）
  一个赴日劳工的血泪控诉
  得知日本友好人士曾慰问过的赴日劳工李玉阁老人依然健在，8月24日上午记者赶到位于宁河县东棘坨乡王洪村的老人家中拜访。当记者走下车握住老人的一双大手时，他激动地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这心里憋了几十年的气，可找到说道说道的机会了！”
  和这位老人的个头儿、身材相比，这双黝黑的手明显太大了些，而且骨节也明显地变形了。
  今年83岁的李玉阁老人，当年在日本静冈县矿上服苦役时落下了毛病。双手骨节变形、右胳膊抬不起来、双腿患风湿性关节炎。回忆起当年的遭遇，他悲愤异常。
  那是1943年的冬天，26岁的李玉阁已娶妻生子，儿子李学强已3岁，活泼可爱。当时他所居住的宁河县东棘坨乡一带已是解放区。1944年的阳历小年马上要到了，为了给家里买些年货，和媳妇孩子高兴地过个团圆年，他赶着马车去北塘卖粮，却不料被日本兵抓住，不但扣下车马和粮食；还把他押往塘沽新港码头由电网圈起的临时监牢。为了防止他和所有被抓来的壮丁们逃跑，日本兵不管当时天气的寒冷，强行脱去了他们身穿的棉袄和脚上的棉鞋，每天只给他们吃一块让他们自己用两块砖搓成的谷子面蒸的饽饽，并且两三天才给他们喝一次水。尽管他们每天冻饿交加、浑身无力，但李玉阁和400多名被抓来的壮丁一起，参加了由一位八路军干部组织的新港暴动，遗憾的是多数人都没能成功地逃走，有40多名参与暴动的壮丁被日本兵当场抓住、活活打死，被埋进了在塘沽一块荒地里。当1944年的阳历年到来时，他是和400多名中国壮丁一起关进一条拥挤的日本货船上。老人说，刚到日本码头时，就有不少人因为卫生条件差、消化不良导致疥疮感染等疾病而死去。
  李玉阁老人和200多名壮丁，被押往日本静冈县的一座铝矿做劳工。在那里，他们每个人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工头儿的监视。为了防止苦力们逃跑，日本监工每天都要点好几遍名，早晨天蒙蒙亮起床跑步前，要整队点一次名，上山干活儿前又要点一遍名，吃饭时也要点名，收工下山时还要点名。劳工们一天要抡着锤头、大镐干十四五个小时，除了上山开矿外，下山后就被关进低矮潮湿的工棚，没有一点儿人身自由。每天吃的是用豆饼和土糠蒸的窝头，偶尔才会喝上一口海白菜叶子熬的稀汤。哪个劳工如果生病了，就会被扔进病号房。李玉阁老人告诉记者：“我们都很害怕生病，病了也坚持扛着不敢吭声，因为凡是扔进病号房的人，几乎没有活着回来的。日本人从来也不给劳工打针、吃药、治病，只等他们病死了，再让我们这些活着的、没生病的苦力给挖个坑埋了。”他说，宁河县东塘坨的李永年就病死在了日本，他在挖坑埋这位同乡时，偷偷地拿出了李永年的两块骨头，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国时，捎给了东塘坨李永年的家人。
  说起在静冈县服苦役时遭的罪，老人讲了这样的细节：他的双脚在1943年冬天被逮到塘沽时，由于被日本兵掳去了棉鞋被冻坏，因此到日本后每天早晨工头让他们做跑步训练时，他总要先把冻烂的双脚埋进雪里冻僵后，没有了疼痛感，才能跟着队伍跑起来。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在山上抡着大锤干一天活儿很累很乏，下山时还要帮着工头扛一块木头回木棚，由于双腿实在没劲儿了，他摔下山，腿都摔肿了，但却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照样坚持出工、干活儿，惟恐被日本监工发现，扔进病号房。
  老人说：“那时，我们活着的苦力都万念俱灰，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自己能活着回国，，都以为会病死、累死或是活活被打死在日本。”老人伸开两只黝黑的大手，让记者看那因为一天到晚超负荷干强体力活儿而发生变形的骨节。他说，在静冈县的矿上干活儿时，一愣神儿，就会遭到工头的一顿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的消息传到矿山，李玉阁和工友们竟也没有丝毫的欢喜，他和40多位工友早已做好了死在日本的一切准备。不料，没过多久，他们吃到了从中国上海运送来的白面，抽到了从天津运到日本的大婴孩香烟，这使大家兴奋起来，萌生了可能会活着回国、见到亲人的希望！果然，在1945年的冬天，他们被召集起来，再一次点名，共有88名幸存者，被通知将乘坐美国军舰启程返回塘沽。
  老人说，来到静冈县矿上时是200多名全胳膊全腿儿的壮汉，回国时88名幸存者中却有20多人是开矿时被砸得缺胳膊断腿的伤残人。
  27岁回到家乡的李玉阁老人，因右胳膊劳损致伤再也不能干农活了，这几十年来，他只干过“车把式”，帮助村里赶马车。当年以为再也见不到丈夫、抱定一辈子守寡念头的老伴儿，在惊喜地重逢李玉阁后，对他倍加疼爱，家务活儿一点儿也不让他干。
  听说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要征集、收藏当年受害的赴日劳工证据、资料，李玉阁老人表示十分愿意捐献自己手中的资料。1996年元旦，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垫海市议会议员山田治雄给他寄来的贺年卡，他也拿出来展示给记者看，卡上写着四个大字：“谨贺新年”，上过私塾的老人一字一顿地念给记者听。他嘱咐记者：“现在可到了让我们出口气的时候了，你要好好地写出来，把中国劳工受的苦和罪都写给大家看！”原来，1995年老人听县里通知日本人要来道歉的消息后，他本想把几十年来憋的火好好地向日本人发泄一通，把50年前无辜遭的罪、受的苦向日本人讨个说法，可是没想到来的日本人都和咱中国人很友好，并且他们都不是当年侵略中国奴役中国劳工的人，因此，老人没有骂这几名自发组织、自费来中国的日本友好人士，反而友好地和他们握握手，并对他们代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诚恳道歉的做法表示了感谢。
  （李海燕文，原载2010年8月7日《每日新报》）
  日军飞机轰炸丰台惨案
  1933年5月长城抗战失败后，参加抗战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步兵第9旅1个营（一说1个团）于5月19日下午撤至丰台镇，分别住在了东村的万泰店、南村的宋家店、北村的云应寺。20日上午9时许，日军一架双翼飞机从东北方向飞至丰台镇上空盘旋，街上的行人和田间干活的农民见状，立即疏散躲避，驻军也纷纷躲入驻地房中。日军飞机盘旋近1个小时后，掉头又飞向东北。
  21日上午9时许，日军3架双翼飞机又自东北方向飞临丰台镇，分别在东村、南村和北村上空盘旋侦察。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令丰台镇居民惊恐万分。在北村上空的1架飞机飞得很低，距地面仅几十米，连飞行员的面貌都能看得清楚。躲在卧龙桥下的几名东北军士兵，见此举枪射击，飞机虽被击中，但未中要害，一下飞向了高空。随后，这架飞机扔下了2枚炸弹。桥下的士兵知道已经暴露，一边躲避一边向飞机射击。东村、南村的抗战部队听到北村枪响，也纷纷向敌机开枪射击。3架日军飞机都飞上了高空，并不断地向下投放炸弹。丰台街市上的店铺早都关了门，老百姓有的躲到了屋里，猫在炕沿下面，有的跳入水坑，躲在荷叶底下。投入水坑里的炸弹有几枚没炸。日军3架飞机盘旋轰炸1个多小时后，离开丰台飞向东北。当天下午，何柱国部队向西撤走。轰炸中，南村和北村各有1户房屋被炸毁，死亡2人，炸伤1人。抗战部队没有人员伤亡，只有1匹战马被炸死。东村一王姓人家，其一男婴在炕上熟睡，1枚炸弹落在屋外窗台下未爆炸，巨大的震颤将婴儿惊醒，以致不停地啼哭抽搐。这颗炸弹长近1米，入地1米多深。王家婴儿因惊吓致病，造成一只眼睛斜视（终生未愈）。
  22日上午，日军1个中队开进丰台。丰台商会为不使百姓受害，向日军送了许多钱粮。两天后，日军又撤离了丰台。
  （董义然、李树连口述，王桂义执笔）
  造甲城村惨案
  1938年清明节前的一天，一队日伪军坐着小火轮从庄西上庄，还有一队日伪军从庄东芦台、潘庄方向而来，大约五六十人来到造甲城村，搜捕共产党和八路军，杀死了村民冯振常、张二牛、冯秀贵，在宁河西部大地上欠下了第一笔血债。
  那一天，村里的老百姓，没有跑掉的，没有藏好的，只好拿着小旗列队欢迎。还没等明白是怎么回事，老百姓的胳膊上就被绑上了绳子，拴成了一大串被赶到庄南园子地。
  被赶过来的老百姓有一百来人。人还没有站定，日伪军就拽着被绑的人们，一边挨个查看，一边大声喊叫，让人们交出共产党、八路军，让共产党、八路军自己站出来（据考证，当时造甲城一带，还没有八路军或游击队，有可能是日军追逃芦台、天津共产党人或抗日骨干到该村）。人们围着跪着不敢言声。见此情景，冯庆元的五叔冯振常嘴里不停地求情说：“放了我们吧，我们都是好人啊！”
  不一会儿，日本兵发现一个绰号叫秃老五的人，长得又白又胖，不像个种地的农民，他姓张，马上从人群中拉出来就要动手。冯振常见状，更加不住地求情：“饶命吧，饶命吧！”日本人听罢，放下了秃老五转向冯振常，啥也没问，抽出大刀，一下子就把冯振常的头给劈了下来，滚下来的头颅给地上啃了个坑。
  敌人走后，亲属用线针连好头颅，才将冯振常埋葬。
  敌人砍了冯振常，人们被吓堆了，不敢嚷不敢闹了。去村南苇子地套苇茬子的张二牛，不知村里来了日本人，干活回来见有日本人站岗，不敢进村就奔村外的南窑跑。站成一排的鬼子兵，拿枪瞄准打死了张二牛。对倒地死亡的张二牛，鬼子兵一拥而上，用刺刀开膛挖心，并挑着张二牛的心脏游街示众，威胁群众。
  鬼子来到大前街庄西头路南冯秀贵家。住在土坯房子里的这家人，只有爹和闺女两个人。鬼子端着刺刀，非要进屋去搜人。冯秀贵拦在鬼子面前，死活不让进屋。鬼子看到有人敢不让进屋，不由分说，照着冯秀贵的肚子就是一刺刀。受了伤的冯秀贵，跑出屋子，藏到了张同发家的柴禾棚子里。日寇在屋里没搜到人，回身循着血迹又搜查冯秀贵，在冯秀贵藏身的柴禾堆上又挑又扎，不料冯秀贵的脚露出，当场被扎死。
  后来，日本侵略者在造甲城村建了炮楼，驻扎了军队，欺压百姓，涂炭生灵。1943年7月，村民高向贵在庄西路上无故被日本兵开枪打烂肚肠死去。
  （李建明）
  小八亩坨惨案
  1939年农历八月十五，拂晓，小八亩坨村的上空已经笼罩着薄薄的炊烟。勤快的庄稼汉们有的在打扫院落，有的要下地干活，更多的人家在准备着中秋节。
  忽然，村东一片嘈杂声，打破了清晨的平静。“讨伐队来了！”小村像炸了锅，家家户户忙乱起来，大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拉儿拽女，四处躲藏。马连祥、赵连福、刘少浦3个20多岁的小伙子向村北跑去，消失在小八亩坨和大八亩坨之间的大壕沟里。这3个人的奔跑引起了鬼子疑心，日伪军立即端着刺刀向大壕沟包抄，3个人又跑了一阵儿，还是被鬼子抓住了。一个日本鬼子对着站在前面的马连祥咕噜了几句，抓过他的手看了看，“八嘎，你的八路！”挥起手中的东洋刀就砍，几下就把马连祥砍死在了地上。马连祥确实没有庄稼人粗糙的手，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儿，父母亲不忍心叫他干庄稼活儿，正托人准备到外地学买卖。此时，赵连福、刘少浦一看势头不好，撒腿就跑，日伪军冲上来，这个一刀，那个一刀，两个也惨死在乱刀之下。这一切，全被村里的许秉全看到了，他躲在不远处的芦苇丛中，吓得浑身颤抖，伏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鬼子走了，乡亲们来了，他才爬出芦苇丛，诉说了鬼子汉奸的凶残。
  鬼子汉奸离开小八亩坨，直奔大八亩坨，目的要报复去年红枪会的抗日行动。1938年秋，大八亩坨西武堂红枪会开到丰台打日本人，日军杀了红枪会100多人，几个月后又把红枪会会首张德林及其子逮捕处死，西武堂红枪会已经解体，他们还不甘心，把仇恨记在了大八亩坨全村。他们要把全村烧掉，压住群众抗日气焰。
  其实，当鬼子在小八亩坨折腾时，大八亩坨的人们闻讯大部分已经跑走了。鬼子进村挨户搜人，见门就砸，把没来得及跑走的全部轰到前街张振贺的前后层中间的院子里，命人搬来柴草堆在门前，扬言要烧人、烧房！
  人们吓坏了。村里一个管事的人，偷着赶忙去找保长张景海，张景海正在任凤庄办事，急忙骑自行车到大锅炉（日军扬水站，军谷仓库所在地）找翻译官何某、谢某，张景海苦苦哀求又许诺厚礼相报，何、谢才答应帮忙。何、谢找到日本农场的管理人田中，田中带着翻译赶到大八亩坨。
  这时，张振贺院子上空已是浓烟滚滚，鬼哭狼嚎。此前，日军把门槛上的一大捆秫秸点燃，火焰冲上了天，高凤鸣等几个年轻人不顾一切，趁乱跳墙逃了出去。田中到了现场对日军说，这是给我们种地的农民，不能烧他们的房。过了一阵儿，日军倭酋摆摆手，不再烧房，放出了院子里的人。
  火灭了，村里被迫凑齐了几车粮食，眼睁睁地被日寇拉走了。
  后来不知村里怎么答对两个翻译官的。
  （王瑞雪）
  乐善庄惨案
  1942年4月起，冀东军分区青英部队担当了开辟新区的先期任务。队长田心精心挑选了刘征、马良、孙英等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化装成老百姓，由丰润县秘密进入七里海一带，开辟武宝宁联合县游击区。他们站住脚后，在七里海周边各地宣传抗日，培养抗日骨干，发展地下党员，鼓舞群众与日伪作斗争。开辟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乐善庄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庄之一，寒松等党政工作人员和武装队员，以此为基础，工作触角向宁河北部，武清、宝坻东南部地区延伸，这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一次，村民李学政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看到日本讨伐队来了，就跳到田边沟里，猫着腰拼命地跑，结果没有逃过日寇的子弹，无辜地被射杀毙命。1943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武宝宁地区领导人寒松也被敌人残害在乐善村西七里海东海边。随后，日伪军更加紧了对乐善庄村及其周边村庄的扫荡和巡逻。
  1944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乐善庄里的青壮年人仍然出外躲避敌情。上午10时左右，驻芦台的几十名日伪军，在特务头子造甲城村人冯广茂的带领下，来到了乐善庄。他们以搜查共产党、八路军为名，挨门挨户砸门窗、捣水缸、翻橱柜，抢掠财物，“挎兜里找八路就是要钱”，并要挟村保长召集全村人开会。
  没有躲出去的老人和孩子们，包括12岁的李成来，在刺刀的威逼下，集中到村东头的一块空地上。日寇“哇啦哇啦”地大声喊叫，人们没有一个吭声的，之后日寇恼羞成怒地放火烧房。眼看着房子起了大火，有的村民吓哭了，十几个老人跪在地上向日军哀求。一个穿着皮靴的日本兵跑到跟前，朝着李成来的二爷李万太的下裆就是一脚，李万太一下倒在了地上。
  这时，村里十几处着火，浓烟滚盖了全村，男女老少哭喊连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吞噬。
  日寇和国贼们折腾到下午三四点钟撤走。全村有50多户200间房子被烧，房顶上厚厚的苇子借着风势，燃起熊熊火焰，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李卓武、李英武、李学武三家被烧得最惨，只剩下残桓断壁。年少的李成来和母亲、弟弟、妹妹无力救火，“弄啥也弄不动”。大火熄灭了，家没有了，从废墟中刨出来的过年包子、菜团子都成了黑炭。
  身体原本壮实的李万太老人被致命的一脚踢成重伤，不久死去。
  “乐善庄烧得苦，卓武、英武和学武”，一场日寇造成的惨案，让许多乐善人失去了家园，也让乐善庄人记住了国恨家仇。惨案不久，乐善庄李英武的儿子李承验等人就参加了区小队，拿起了向日本侵略者复仇的武器。
  （李建明王瑞雪）
  于潮庄惨案
  1942年春，日军对冀东平原地区连续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所谓“民匪隔离”集家并村，“蚕食”革命根据地。日军以第27师团支那驻屯军第一联队为主，并调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5县的敌伪军，向冀东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八路军13支队在司令员李运昌率领下，避实就虚，巧与周旋，与日伪军进行运动作战。
  6月22日（农历五月初九）上午，李运昌率部转移至于潮庄。部队进村后马上割断了于潮庄附近的电话线，将村口及村南的土马路挖开1道2米多宽1米多深的大沟，准备阻击敌人的军车。战士们帮助村民挑水、劈柴，做农活，同时借炊具生火做饭。午饭后3点许，外出侦察的战士报告，日伪军有上百辆军车，分别从东、北、西三面包抄过来。李运昌立即命令部队集合，并撤至村南的庄稼地里。为了村民的安全，李运昌命令趴伏在水沟里的部队向日军射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图将敌人的部队和火力引到村外。此时，西、北两个方向的日伪军已合成一股。敌人怕中埋伏不敢进村，便将几门迫击炮架在村头向庄内及周围进行狂轰滥炸。村东头的苇垛被炸飞。庄西头私塾学堂，没来得及放学，一发炮弹落在了前檐下，门窗被炸开，前檐的瓦片被掀下，躲在桌子下面的先生和孩子们惊恐万分。庄北孙家一家老小躲在一间屋里不敢出门，一发炮弹穿透西山墙扎在了东山墙上没爆炸，一家人幸免于难。在姜耀昌家，一发炮弹穿透屋顶掉进水缸，也未爆炸。敌人发射100余发炮弹，多数打向了村南，村里人在炮火中没有伤亡。
  日伪军开了一阵炮，见村内外没动静，就开始大搜查，领头的是日军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指挥官佐佐木二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搜查村里，一路沿村南马路搜查。于潮庄仅东西一条街，家家早已关门闭户，日军进村后，挨家砸门，他们闯进村西头小豹子家，问有没有八路，年仅十六七岁的小豹子才说了句“没有”，日军一刺刀扎进了他的心窝。沿马路搜查的日伪军，发现了躲在沟内的几十名村民，端着枪将他们围住，挨个审问八路军的去向，有的不敢说话，有的说没有看清，有的说从这里过去了。几个日军见村民说话支支吾吾，端着刺刀就向姜振代等人猛刺。姜振代、姜建昌、夏春生、姜耀先，韩凤刚家的长工郑某，张殿元家的两名长工，以及村里的两名妇女，当场被挑死，陆图鸿被刺重伤。
  日军撤离后，陆图鸿爬回村里，两天后不治身亡。此次惨案，11人被日军杀害，两名妇女被奸辱。11人中8人为于潮庄人，另3名长工不明何籍。
  （王桂义魏永成）
  东魏甸惨案
  我是宁河县东魏甸村人，生于1929年。上小学时，是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家乡正处在日本鬼子侵占，蒙受烧杀抢掠苦难的时期，同时也是人们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打过来，赶走日本鬼子最急切的时期。
  当时，学校里教我们三、四年级的是位新来的李老师，叫李蔼晨。他身着长衫，温文儒雅，对同学和蔼可亲，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甚严，每天作业都认真检查，特别是对我们的作文，总是用他那漂亮的毛笔小楷，逐字逐句地批改，好的字句加圈，不通畅的句子、错字逐一纠正，稍有长进，便给评语鼓励。我和同学们都获益匪浅，多有进步。
  周日，老师还经常带我们到田野里去看农民劳作，赏田园风光。走累了，便领我们坐在僻静的草地上，给我们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低声教唱八路军抗日歌曲，最爱唱的是：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八路军就是咱老百姓，为了抗日上战场……这样，同学们对李老师非常敬爱，觉得他和我们一条心，是最好的老师。我们都在想他莫不是共产党派来的吧？其实共产党好，我们小孩子只是听说，并未见过。
  1942年农历三月十八（4月22日），学校刚要上早课，日本鬼子搞清乡，突然包围了我们的村子，他们拿着上有刺刀的枪，逼着没走脱的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到学校前的操场上集合。我们听到鬼子们嗷嗷的吼叫声，残暴的行凶打人声，被打的人的惨叫声，很是瘆人！同学们都怕得很，围在老师身边，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李老师镇定地安慰我们不要怕，叫我们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好看书写字，并低声说如有抄写的歌片儿，交给他藏好。老师一直站在课堂上，一步不离地陪着我们，有老师在身边，我们心中才安定了许多。
  有几个鬼子持枪进入学校转了转，见我们和老师安静地上课学习，没什么可怀疑的，便灰溜溜地走了。过了好长时间，鬼子们都撤了，才知道村中发生了惨案，有人被惨杀，许多人被拷打。
  我村这次惨案，就发生在学校南边的操场以南的官场上，这个地方就在村里盐坨子街中部偏西路南王广信的园子东边，与学校操场隔着一个大坑。听大人们讲了这次惨案的经过。
  这天早晨，鬼子和特务分乘4辆汽车，分别从西魏甸、大田庄、教军场（今属唐山市丰南区）方向，三面包围了我村。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集中到这里。鬼子横眉立目，挥动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翻译、特务挨着个儿地逼问谁是武装班长，谁是办事员，八路军的枪支、地雷藏在什么地方，问谁谁说不知道，鬼子拳打脚踢，枪托子杵，毒打40多人，还是没有人说话。鬼子手持带刺刀的大枪，对准保长阎继长，连喊带叫地逼问，阎一口一个不知道，鬼子气急败坏，怪叫一声，用刺刀挑死了保长，又把甲长王永贺拉出来，王也说不知道，也被挑死了。当时的村支书王广志遭到了毒打，他始终不吭一声，其实八路军的枪支、地雷就是他藏起来的，他宁可挨打也不说一个字，没有泄露秘密。鬼子又逼迫十几个年青人自己动手，每人挖一个能容下1个人的圆形深坑，再给他们灌辣椒水，仍然不说，就逼迫另一些人把挖坑人手脚绑上，立着塞进坑里，再逼着人们往坑里填土，人们不填就挨打，只好一锨一锨地磨洋工，挨了打就动一动。土填得虽很慢，时间长了，眼看着埋到了胸口，坑里的人已经快出不来气儿了。这时已到下午，鬼子突然紧急集合，撤走了。人们七手八脚，赶紧扒人，被埋的人才得免一死，其中有王立功、戴存恩、王贺某等。就在鬼子撤走时，还抓走了村干部王永龙，这个人后来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了消息。
  这样的事，我村1941年旧历十一月初一（12月18日）还发生过一次，地点就在学校操场，鬼子逼问谁是村干部，没人说话，鬼子把保长王盛恩活活用刀砍死了，全场发出一片哭声。我在学校课堂里听得清清楚楚。
  1943年，鬼子杀人、埋人、抓人的事以后，敌情越来越严重，学校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失去了可爱的校园和尊敬的老师，这都是日本鬼子造的孽，都恨死他们了！李老师临走，我们都恋恋不舍，他给我们几个较大的同学留下一本书，是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并嘱咐我们藏好，加强自学。
  不久。我随家去了东北，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才回来。
  我再回到村来，还听说村里发生过的另一件惨案。1943年冬夜，八路军新华部队住到了我村。就在这天夜里，日本鬼子把村庄包围了。听到消息，新华部队想消灭这股日军，保甲长唯恐村里受害，百般拦阻，新华部队放弃攻击的打算，撤出村去，走时，村里一些青年也跟着走了。其中有村学校校长安效孔（曾家庄人），忽然转回村取衣服，再想走已经出不去了。当时天已放亮，日本鬼子已经把住街口，集合老百姓，来搜捕八路军，检查谁手上没有膙子，结果把青年牛连甲（在东北学买卖）和安效孔查出来了。牛连甲被脱去上衣绑上，靠在秫秸寨子旁，日本鬼子用刺刀在牛腹部扎着玩，扎一下牛哎哟一声，扎了十几个口子。牛连甲的父亲牛宪爽是甲长，马上给翻译使钱，牛连甲放了出来。检查安效孔的“良民证”却是天津市的，日本鬼子把他叫到学校东隔壁（与学校隔一条沟）老杨家，说他来历不明，另一个鬼子端起刺刀进了屋，就把校长安效孔挑死了。
  东魏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我经历和听说的，两年多就有3起惨案，被日军杀害4人，毒打40多人，活埋十数人（未死），捉走村干部1人（无下落）。被杀害的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他们都是爱国的，都正值壮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们一个个惨死在鬼子刺刀下，民族仇恨从小就烙在我的心头上，我会永远记住这笔血债。从此，我认定共产党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坚决跟日本鬼子斗，我应该跟他们学，跟他们走。从此，凡来到我村工作的干部，路过的八路军，我都尽可能接触他们。他们的一言一行，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仰慕和学习的楷模。从而促使我进步，不久在村中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参加工作后，党组织又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我于1954年成为正式共产党员。
  回想起我由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历程，觉得开始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小学老师，感谢他言传身教，他是促使我走向革命的启蒙人。更重要的是民族仇恨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仇恨使我认识到中国人决不能再受压迫，遭屠杀，要有尊严地做人，是这个思想激励着我，是共产党指引着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徐文述）
  李麻惨案
  李麻村坐落在丰台镇东7公里处，是下63村（岳龙与丰润新军屯一带的63个村，人们习惯称为下63村）靠南边的一个小村。当时，村民有400多口。这个村群众基础好，抗日民主政权几经磨难始终没有被摧毁，加上县区工作人员时常出入该村，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引起日军的极大不安。1943年1月23日（十二月十八），这一天正下着大雪。驻丰润县城关、新军屯、三女河等地日伪军，在日军头目佐佐木带领下，突然闯进李麻，进行了以抓捕屠杀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摧毁抗日民主政权为目的的罪恶活动。
  23日下午3点多，日伪军1000多人开进村里，控制了村口，不让任何人出入。然后，挨户搜查，抓捕可疑人员。佐佐木派人找来保长李占芬、李瑞昌，向他们要钱要烟土。他俩一边支应，一边谎说钱一时拿不出，需要到各户去敛；烟土村里没有，得到丰台去买。佐佐木叫他俩马上去办。两个保长正想借机脱身，答应用不了天黑就回来，于是出村直奔丰台，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天黑后，敌人在村没搜到什么，又不见李占芬、李瑞昌回来，万分气恼，说非要折腾折腾李麻不可。当天夜里，日伪军全部强行分住在了各家各户。全体村民被惊吓困扰，一夜无眠。
  24日凌晨5点多，日伪军一大部开出村外到外村去讨伐，一小部留在了村里。留在村里的日军、特务、伪军，将全村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学校操场，围了起来。特务队长杨守财、翻译官李某（人称李大麻子）分站在佐佐木两侧。李翻译先是大讲“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接着说李麻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无论是谁，说出来没事，不说就要吃亏。人们默不作声。特务队长杨守财见没人吭声，命令两个伪军提来1桶凉水放在跟前，又招呼了几个特务提着镐柄、木棒准备行凶。李翻译、杨守财又逼问几声，见人们还是不吱声，从人群中揪出了李厚民、李福林、李国林。特务们上前用镐柄打，用脚踢，七手八脚脱光了衣服，用铁丝分别将他们的双手拧在了一起，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3个人坚持说都是庄稼人，什么也不知道。李翻译命人用毛笔在3个人的后背上分别写上了“办事员”3个字。（“办事员”意为八路军的办事员）杨守财命令狠狠地打。几个特务应着，将镐柄、木棒伸进水桶，蘸上凉水，一阵猛打，直打得3个人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又提来几桶凉水往3人身上浇，一边浇，一边扇风。不一会，3个人浑身上下结了冰碴。敌人在3个人口里没得到什么，又从人群里揪出了李忠由、李忠宪、李忠文、李思华、李银华、李占起、李忠元、吕凤桐。这8个人，又挨了一阵毒打，敌人同样没得到什么。傍黑，到外讨伐的日伪军回村，李麻村民被放回了家，李厚民、李忠由等11人被扣留下来。
  这一天，到外讨伐的日伪军，从东魏甸、西魏甸、岳会庄、褚家庄、大田村以及丰润县张六庄、韩长子、东张稳、西张稳等30几个村，抓捕了数十名村民，带到了李麻，分十几处关押拷问。这几十个村民，首先全部被毒打一遍。有的被剥光衣服，扔到雪地里冻，有的被装进麻袋，在雪地上摔。有的脑颅被刺穿，肋骨被刺断。有的被绑在梯子上，阴茎被分割。当夜，被日伪军、特务折磨残害致死的外村人，有18人之多，其中有王汝深、马宝玉（岳会庄人），王当场被打死，马负重伤，被救回家后死亡。25日，日伪军继续进行拷问，生死之间，李麻人和被抓来的外村人，未暴露1名抗日干部。26日凌晨，日伪军撤离李麻，带走了李厚民等11人，以及被抓来的外村人。走前，把各家的年货和牲畜抢劫一空，打伤了数十名村民。特务队长杨守财闯进李中文家要钱，怀孕的妻子说了声没有，杨守财扬起一脚，将其踢倒，胎儿被踢死，大人险些丧命。
  被抓走的村民，分别被关押在丰润县新军屯、三女河等地，后经各村出人保释，6天后陆续被放回。两年后的1944年春天，李忠宪、李瑞林、李树新受命，将特务队长杨守财诱捕到李麻，五区区委书记鲁夫、区长国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当即处决。
  （魏永成参照@文整理）
  捷道沽惨案
  1944年秋，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白热化阶段，由于敌我军事装备力量的对比悬殊，八路军的策略就是组织抗日力量，在日本鬼子出没的大道上进行路面破坏，以阻止日伪军的行动，简称“破交”，八路军夜间挖，日本鬼子白天填。
  一天，为破坏日伪军的扫荡和运输给养，捷道沽、赵路、刘瘸等村群众，把芦丰路阎庄至麦穗谷路段挖了很多沟，一下子激怒了日伪军。第二天，驻板桥的日伪军追查到苗庄，凶残地枪杀了村民郝连仲，又通过苗庄人得知“破交”的是捷道沽村人。
  第三天，日伪军纠集队伍追到了捷道沽村，实施了凶残的刑讯、枪杀老百姓的法西斯行径。
  这一天，由板桥特务高全友、吴乃彬领路，日军约一个班，加上警备队共4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捷道沽村扑来。路经苗庄村头时，碰到中捷道沽村村民刘锡仲，当时14岁，正在给稻地上水。这些日伪军手持长、短枪，追着从南朱村跑出来的两个人就冲过来了。拽住刘锡仲，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是一个大耳光，高声断喝“刚才两个人是谁，跑哪去了？”刘锡仲连紧张带听不懂外地口音，回答说“听不懂”，接着又挨了一个大耳光。日伪军还不罢休，拉上刘锡仲就走。一个叫陈磊的农民给刘锡仲求情：“他一个孩子，什么也不懂”才给刘锡仲放了。
  将近中午，穷凶极恶的日伪军已经到了中捷道沽村边。得到消息的人们拼命地喊，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啊！让那些年青力壮的男人们赶快逃。正在家中炕上睡觉的17岁村民关九章，听到妹妹的呼喊，急忙起身向村里的芦苇塘跑去，但为时已晚，日本鬼子发现了关九章，就向苇塘围拢射击，无奈，关九章从苇塘中被抓了出来。
  进了中捷道沽村，日伪军以开会为名，把全村人集中到中街东小庙前，进行恫吓威逼，让“破交”的人自己站出来。中捷道沽村的人没有一个从人群中走出来。鬼子让街长（伪职）刘凤旭、李友章从人群中找出“破交”的人。刘凤旭、李友章不说，日伪军就给灌辣椒水，用鞭子抽、枪托打，把人打得像个“胀猪”。刘凤旭受刑不过，向人群中胡乱地指认。当指认到刘景新时，被其父刘凤兰按住没动。结果从人群中共找出6个年轻人，被日伪军推到了村南野地，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前。
  日本鬼子架设好武器，将这些人分立大坑两旁，一面站三个人，接着对准这些人进行疯狂枪杀。一阵枪响过后，6个人纷纷倒入坑中，坑内鲜血四溅，坑外百姓心颤。站在前排的李怀章、刘如来、马庆先3人当场被打死。站在后排的刘连印、关九章、李勋章3人身负重伤，在坑内昏死过去或佯死不动。日本鬼子逐人查看，见都已中弹便扬长而去。
  日本鬼子一走，死伤者家属疯也似地爬向坑中，眼含热泪将自己的亲人收敛，或千呼万唤想把亲人从鬼门关拉回到身边。关九章的父亲本想为儿子收尸，却发现儿子没有死，子弹是从关九章肚脐右侧穿过，当时关九章被吓昏，才免于一死。李勋章、刘连印，也在家人们的呼唤下，痛苦地睁开眼睛，咬牙动弹自己的身子。
  乡亲们七手八脚把受伤的人抬回家，简单处理伤口后，连夜送出村外治疗、避难。刘连印因伤势过重死在就医途中。从此，关九章、李勋章离开家乡医治枪伤，伤愈后分别去了天津和东北谋生。这次惨案，在关九章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日寇侵华铁证，就是肚脐右侧一个像肚脐大小的伤疤。
  日寇的血腥屠杀，更加坚定了穷苦大众自己救自己的决心。幸免于难的中捷道沽人纷纷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后来，中捷道沽的热血青年有的将生命留在了前线。躲过鬼子屠刀的刘景新还参加了建国后的国防建设，成为新中国首次空投原子弹的飞行员。
  （李建明）
  田庄坨惨案
  芦沟桥事变后，日军为了开拓侵略基地，凡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村镇，都设置了军事据点，板桥村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9月间，日军10余人进驻板桥村，为首的军官是清水中尉。他们在东板桥南面设置了守备队队部。门前建有一座大型炮楼，高约数丈，共分7层，站在顶端，方圆10数里内的景物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另有番号为1418的特务组织10数人，名为工作队。队长即是罪恶昭彰的高全友（后被八路军在杨拨庄击毙）、吴乃彬（后被八路军在张子铺击毙）。工作队队部在东板桥西头，门前建有炮楼。西板桥路旁也建有炮楼一座。另有伪军组成的警备队，驻守在大道南端的外围碉堡。这些日军、特务、伪军，收集情报，搜捕抗日分子，外出讨伐，要钱要粮，捕人杀人，无恶不做。
  1944年初秋的一天，有几名特务要去宁河县城（宁河镇），他们骑自行车来到蓟运河北坞渡口，正在呼唤渡船之际，与潜伏在渡口两侧芦苇丛中的八路军遭遇。八路军开枪向特务射击，一明一暗，打得他们仓惶失措，弃车逃跑。特务们逃回据点向日本人报称八路军昨天一定在齐家沽隐蔽，所以才能在渡口打伏击。齐家沽距敌人据点仅1公里，清水中尉立即命令特务、伪军全部出动，向齐家沽进发。到了那里，把整个村庄包围起来，并在渡口附近搜索。此时，八路军早已转移。日军扑了空不甘心，立即把齐家沽村长郭宾及会计刘成二人捆绑起来审问拷打，郭、刘几次昏死过去，随后被带往田庄坨。途中有一个姓田的青年农民，正在地里干活儿，看见日本兵慌忙躲藏，被日本兵发现向他开枪，接着被日军抓住打了个半死，又被拖到了村里。田庄坨村民听到枪响，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日军和特务已经进了村。村里办公的急忙上前支应，每个人先挨了几个嘴巴，然后让他们敲锣通告，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不分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块空地上。特务们到处捕捉鸡鸭，勒令几个妇女给他们做饭。会场地点在老官房（今已不存）南面菜地里。村民邢松林因为来迟一步，被特务用扁担打倒在地，满地翻滚，直把扁担打断。农民庄义祥也被打得几乎致死。日军在会上宣布，郭宾和刘成2人的罪名是：八路军来了不向日军报告，就是私通八路，应该枪毙。当场将他两人按倒在地，一前一后跪着，特务从他们背后开枪射击。枪响后，两人应声倒在地上。随后，日军、特务因害怕八路军袭击急忙撤回板桥据点。在这次惨案中郭宾被当场打死，刘成负重伤，后逃到天津躲藏。
  （魏永成参照刘志芹文整理）
  李庄惨案
  1944年8月，宁河县李庄一带闹蝗灾。30日（农历七月十二）凌晨，李庄村民像往常一样，家家早起到地里捉蝗虫。天色微明，忽然有七八个日本兵、特务出现在村东口，声称是八路军要找保长。保长张树群住东头第一家，听说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要找他，偷偷溜出了村外。来人径直迈进院里，被张树群的父亲张洪山迎住，并推说保长不知去向。日军听说保长不在，张洪山又不肯去找，拉过张洪山即拳打脚踢，张洪山退到里门口，顺手抄起掏灰耙反抗，被特务用手枪打倒，日军又连刺数刀。张洪山肠子流出，当即死亡。张洪山堂兄张洪海闻讯跑到跟前，抡起了锄头，没几下也被日军刺杀倒地。保长的儿子张大发、张小二（均为李庄大刀队员），听说两个爷爷被杀害，呼喊叫骂着一前一后冲向日军、特务，欲与拼命，没到跟前，张大发被一枪打死，张小二返身又退回到街上（后在刘福友家被害）。被刺倒的张洪海捂着肚子爬起来，伤口流着粪血，口喊着报仇啊，报仇啊！往前跑了几步，扑倒在地死去。
  张家祖孙三人瞬间惨死，哭叫声惊动了全村。张洪海之子张树元（大刀队员）在大刀队演武堂闻讯，手备大刀跑出院门，正赶上日军、特务慌忙撤离，不容分说，扬起一刀，将一个日本兵劈死在地。日军、特务在一片声讨声中拼死逃命，张树元追至村头又将一二个日本兵砍死在玉米地边。日军、特务逃走，大刀队员们群聚演武堂，他们祈求神主保佑，派出岗哨，准备与日本、特务一拼高低，以死护庄。
  地里的村民听说出了人命大事，慌忙回到村里。这时天已大亮，下起了小雨。人们得知，这几个日军、特务，前一天曾冒充八路军在船沽村要钱闹事未得逞，到李庄是专门找茬泄愤。人们纷纷议论两个日本兵被杀在村里，肯定很快要来报复，应尽快躲出去，不然全村都要遭难。然而，在大刀队牵制和一些人激愤情绪影响下，绝大多数村民都没出村。
  正当人们惶恐无措、忐忑不安之际，村外响起枪声。在村西头望风的魏孟荣、郭尚存两人被一发子弹打倒。张以中在村边被打中肩膀。逃走的日军、特务，领来了二三十个日军、特务，包围了李庄，开来的小火轮也停在了村东蓟运河岸边。日军爬上了十几家房顶，架上了机枪、小火炮，端着步枪监视着全村的动向。特务头目吴乃彬带领特务们守卫村口，在街上布岗，不许人们走动。全村六七十户人家300多口人，被逼进各家不许出门。刘德润开门想看看究竟，被日军一枪打中胳膊，刘树森在一堵墙边被手榴弹炸死，韩凤祥的爷爷被手榴弹炸断胳膊。杀死两个日本兵的张树元在一墙头被一炮击中，当即死亡。日军、特务从东头北面开始搜寻大刀队，几个特务遭到肖俊成一家反抗后，上前将门窗封死，继而堆柴烧房。肖俊成的妻子、儿子肖顺来，以及怀孕的儿媳，一家3口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厢房里。日军准备逐家烧房，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在雨中叫嚷着：今天烧不了，哪天用炮轰。不是叫李家台（当时的村名）吗，用炮给它“抬走”！
  在雨中跑前跑后的特务头子吴乃彬，早被大刀队盯住，在演武堂门口乘他不备，一下将他拽到了堂里吊起来毒打。有人喊着钐了他，砍了他！举刀横向吴乃彬，被担心引发事端的人阻住。这时，芦台以及李庄周围的几拨大刀队先后赶到。大刀队联合会（李庄大刀队亦在其会）头目方德中与吴乃彬相熟，在他巧言宽慰下李庄大刀队放出了吴乃彬。险些丧命的吴乃彬此时仇恨到了极点，他图谋利用日军报复的心理，要亲手将李庄大刀队员全部杀掉。他利用方德中以大刀队联合会的名义召集李庄和外来的大刀队开会，方德中深知其意，提着宝剑在大街上喊话，挨家挨户动员，说全是误会，让李庄大刀队员先放下武器开会。
  在方德中等人游说承诺不会逮人杀人之下，李庄大刀队员从演武堂和各家走出来，放下了刀枪（枪即长矛），徒手集中到了刘福友家。同时，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被哄骗驱赶到平成玉家。非大刀队的青壮年也被拉到刘福友家。这两个集中点是日军所定，人们进院后看到不象开会的样子，又不见了方德中，便知事情不妙，想退出院门，但为时已晚。特务们手持各种武器封住了门口，不准任何人出去。日军很快集中到两家的房顶，机枪、长短枪指向人群。方德中等联合会头目协助特务将李庄大刀队员和村民圈进两个院子后，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就分别带领几支大刀队悄悄撤出了李庄，另有从芦台来的大刀队留了下来，在日军指使下，在街里巡查，监视村里的动静。
  在刘福友家的院里，四周站着日本兵和特务，特务头目吴乃彬上前亲自点认李庄大刀队员，以进屋开会的名义把大刀队员一个一个劝推到屋里。吴乃彬又从人群中拉出张小二（村民张以顺之兄）让他指认谁还是大刀队员，没容张小二说话，村民刘再雨对他说：“小二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要拿准啊！”张小二听了没再言语，也被推进屋里。吴乃彬又胡乱拉出几个人推到屋里，其中有非大刀队者刘洪恩、刘树怀（在东北做理发生意才回家）、刘德银、刘德雨、刘树元、韩凤阁，以及毛毛匠村人陈景叔（村民韩立山妻弟）等，被拉进屋的共有22人。之后，日军、特务开始行凶。他们从屋里先叫出几个，在院里站成一排，特务们抄起准备好的白腊杆（扎枪柄杆）从后面一顿猛打，打得人趴在地上动不了，再从屋里叫出几个同样打。屋里人（平耀福躲在木柜下未被发现）全部被打倒在院里，日军端着刺刀一个一个挑杀，特务们紧随其后再用手枪一个一个射杀。不到1小时，13名大刀队员张小二（张洪山之子）、李傻柱、李长福、刘福田、张小二（张以顺之兄）、张以耀、王挺真、刘德勤、刘树堂、刘大圈、刘二安、刘作纪、平耀云，4名非大刀队刘洪恩、刘树怀、刘德银、刘德雨，以及毛毛匠村陈景叔，共18人当场死亡。大刀队刘连升，非大刀队刘树元、韩凤阁3人受重伤，平耀福幸免于难。
  刘福友院里的屠杀开始后，日军、特务放松了对平成玉家的监视，老少村民乘机向外逃命，村民张孟云的母亲慌乱中掉到河沟里淹死。
  日军、特务下午2点左右收场撤离，用小火轮拉走了两具日军尸体和李庄大刀队的刀枪武器。临走放言：不定哪天，用大炮来“抬庄”。
  日军、特务走后，全村空巷。逃亡在外的村民几天后陆续回村，草草安葬了死难者。中间，日本军谷公司大北2号扬水站头目日本人德田，曾到村中“抚慰”，并请和尚办道场，为死难者念经超度。李庄村民对德田的举动不屑一顾，认为他是在愚弄收买民心，为日军凶手洗罪，因此请和尚办道场时，没人迎合理睬。
  8月30日这一天，从早晨4点多到下午2点，李庄先后有27人死于日军、特务的暴行之下，其中大刀队17人，非大刀队10人（妇女3人、外村1人）；伤9人，其中大刀队4人，非大刀队5人。死伤共36人。伤者中，刘树元（非大刀队员）过后不久死亡。韩凤阁（非大刀队员）被刺刀洞穿后背，2年后死亡。刘再雨（非大刀队员）在刘福友院中受惊吓致病，2年后死亡。刘连升（大刀队员）身遭7刀，侥幸生存。
  李庄大刀队，为九宫道（九宫道为反动会道门，1951年被取缔，除罪恶会首被惩治外，一般信徒不作为政治问题看待）李庄信徒的半武装组织，人人持有大刀长枪，崇信神主护身，刀枪不入，目的是护庄保家。他们每天要吃符念咒，习刀枪，轮流值夜。大刀队的领头人称“当家的”。为求神主保佑，消灾灭祸，或为了不被人轻视和欺侮，村里很多人自愿入会，并加入大刀队。有的一家几口包括10来岁的孩子，一并参加了九宫道。李庄大刀队与外村大刀队结成联合会，“总当家的”为方德中（于怀庄人，汉奸，恶霸地主，1952年被判刑处决），在他的操纵下，大刀队联合会在一个时期曾为日军、特务所控，李庄大刀队有的队员接受反动迷信说教，在联合会组织下为日伪军讨伐带过路。惨案发生后，大刀队即行解散，李庄村民及九宫道信徒再不信九宫道。
  （魏永成）
  杨拨庄惨案
  194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八），杨拨庄民兵在八路军区小队队长赵普的领导下，一夜之间破坏了宁河通往芦台的一段公路和电话线，两处敌人顿时失去了联络。第二天，宁河城里的日军和板桥1418日军部队，带着特务四五十人，沿公路对各村进行报复性讨伐。他们到了杨拨庄找到保长张文薄，审问他谁是民兵，谁参加了破坏公路、电话线的活动，张文薄供出了民兵张玉璞、张德增。
  紧接着日伪军把全庄人集中在一起，驱赶到大庙前的空地上，追问八路军的下落，让群众说出谁是参加破坏活动的民兵。无论日军、特务怎样吼叫怒骂，群众一个吭声的也没有。于是日军从人群中把张玉璞、张德增揪了出来毒打。张玉璞不知是害怕还是蔑视，说“皇军那，你留德吧，留德吧……”日寇照着他胸口就是一刺刀，当场死去。（村里一个叫刘德的，误听张玉璞供出了他，趁敌人不备溜出人群，藏在了后院未被敌人发现）张德增挺刑不过，承认自己参加了破交活动。日军把刺刀尖抵住他的胸膛，让他供出同伙，不然就把他挑死，张德增就供出了张启照。日军又把张启照揪出来，用同样的手段威胁，张启照又供出了张启善。张启善被敌人揪出来又供出了张玉珍。张玉珍不等敌人来揪，昂首挺胸从人群中自己走了出来，站在日军、特务面前，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别人了，就我们5个！”敌人不相信，就对他进行恫吓，但张玉珍回答还是没有别人，就是他们5个，气得日军又对他进行了一顿毒打。同时，张启照和张启善两人又被拉了出来，日军让他们继续供出同伙，他俩在张玉珍英勇不屈行为感召下，没有再说出别人。
  一个日本军官说：“既然没有别人，这里就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他们以为日军真的放了他们，转身就走，刚迈出几步，日军就在他们的背后打了两枪，张启照和张启善当即倒在地上。接着又拷问张玉珍，张玉珍一口咬定：“就我们5个，没有别人！”日伪军上前对他连刺7刀，手腕韧带被挑断，胳膊、大腿被打折，肠子流出腹外。倒在血泊里的张玉珍连声说着：“没有别人，就我们5个！”敌人又朝他打了一枪。敌人转过身来，又对准张德增连刺数刀，张德增登时昏死过去。
  对5个民兵行凶后，日伪军开始放火烧房，撤走时把全村百姓押向芦台，中途遇雨百姓才被放了回来。人们奔向被害的几位民兵，张玉璞、张启照、张启善3人已气绝身亡。张玉珍尚有一丝气息，抬回家中一天后死去。张德增身负重伤，未致要害，活了下来。
  杨拨庄惨案发生后，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在武装游击队的配合下，仍不断进行破交活动。
  （魏永成 李建明）
  杨富大从小从三庄惨案
  1944年10月30日夜，日军在宁河镇与艾林庄之间的电话线路，被八路军第3区区小队和高庄、赵本、大从、杨富庄几个村的民兵毁断。杨富庄伪保长蔡振明得知消息，连夜跑到宁河据点向日军密报。日军当即纠集芦台、板桥和宁河的日军、特务、伪军、大刀队二三百人逐村讨伐，31日凌晨首先包围了杨富庄。
  四周响起枪声，村子被围，百姓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个个惊慌失色。这时特务头子高全友、吴乃彬、朝鲜翻译等带着日军、特务闯进村里。一个日军军官向日伪军命令，把全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集中起来。特务和伪军荷枪实弹，挨户搜人，把全村的人驱赶到村西路口包围起来。日本军官握着战刀，大声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指问百姓村里有没有八路军，谁参加了破坏电话线的活动。村民们低着头，一个出声的也没有。日本军官又喊了几声后，在人群中来回走动，最后把蔡振明拉到跟前，让他指出谁是八路军，谁是破坏电话线的民兵。在蔡振明指点下，特务们从人群中揪出了赵长利、刘文凯、李守先、刘连向、王怀秀、王殿奎、赵永、翟殿元、曹万春等9名民兵。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这次行动的暴露，敌人来得这么快，原来是蔡振明告的密。
  赵长利等9位民兵，被押到村北一块空地上。日本军官用战刀指着他们，叫他们说出八路军的去向。赵长利等9位民兵知道，日本人是不会饶过他们的，就横下一条心，不理睬他的问话，任凭日本军官怎样威胁，一个开口的也没有。日本军官恼羞成怒，一边喊着死了死了的，一边命令大刀队向9位民兵行凶。这个大刀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受日本军的雇用，专一充当杀人的刽子手。当时拿刀杀人的有王金象（崔成庄人）、程永发（大麦沽人）等人。听到日军官的命令，王金象、程永发等，举起大刀向赵长利等9名民兵狠命地乱砍。赵长利等9名民兵，视死如归，毫无惧色，赤手空拳与大刀队搏斗，齐声叫骂日本侵略者，怒斥汉奸走狗。大刀队毫不手软，不一会将赵长利等9名民兵砍倒在地，日本军没费一枪一弹。
  日寇在杨富庄杀人后，直奔大从庄，把村子包围起来找保长，保长已经跑了。找甲长（全村1个保、12个甲），甲长也都跑了。敌人还要赶往小从庄，一气之下，将保长和甲长的房子，连同村公所用的王廷全的房全部放火点着，随后撤往小从庄。
  这一天，八路军县支队正在小从庄。8里外的大从庄响起枪声，冒起浓烟，为躲避日本鬼子的围剿，县支队向后蛤蜊堼转移。小从庄的保长王友元、王树山（50多岁）、甲长王福云（20多岁），商议说日本鬼子肯定是奔县支队来的，我们村的人不能跑，跑了就得烧房，那我们的庄就没了；我们一起应付鬼子。
  不一会日军伪军特务大刀队的，气势汹汹来到了村头，村头小路有几十米积水，特务们逼迫村里的百姓把日本鬼子背了过来。
  敌人进村后向王友元、王树山、王福云讯问县支队的去向，他们3人异口同声说不知道，没看见。日本鬼子就将3人绑在空场的一个棚子上拷打，3人还是说没看见。恼羞成怒的鬼子端起刺刀，当场将3人捅死。
  日本鬼子杀完王友元3人后，又强迫村民挑来一担水，把刺刀洗净后离庄而去。
  这一天，日本鬼子加汉奸，在3个村行凶，杨富庄被杀死7人，2人重伤，大从庄十几户房屋被烧，小从庄被杀害3人。
  （魏永成任永利）
  后蛤蜊堼村惨案
  1944年8月25日（农历七月七日）夜，驻艾林庄日军据点的三四十个日伪军在日军特务吴乃彬带领下，将后蛤蜊堼（后大安）村和前蛤蜊堼（前大安）村包围欲捉拿铁军。铁军系后蛤蜊堼人，原名田庆德，时为武宝宁联合县第五区区小队长，经常率领区小队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日伪军恨其入骨。天未亮，日伪军将两村男女老少赶在街中心，逼问铁军在哪里，不交出铁军就杀人。当时铁军未在村里，群众谁也不吭声。于是敌人从人群中先后拉出村干部董永芳、王福庆、田庆葵等用铁棍抽打，几个人被打的皮开肉绽，铁棍打弯了，也没说出铁军在哪里。眼看敌人要打死这几个人，铁军母亲站出来说：“我是铁军的母亲，别打他们！”敌人凶狠地问：“你儿子在哪？”回答说：“他常年在外不告诉我，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道，乡亲们更不知道了，你们不要打老百姓。”敌人问不下去了，就点火烧铁军家的房子。铁军三弟田庆成趁敌不备，猫身顺着墙根儿往村外跑，一下被站在房上的敌人发现向他射击，一枪将他打倒在村头水沟里，两眼被打瞎。
  日伪军在村里折腾了几个小时问不出铁军的下落，就把被打半死的村干部董永芳、董广金押出村，用刺刀挑死在高景村西头。
  （魏永成 李振起）
  南淮淀惨案
  1944年大秋过后，家家户户把粮食藏了起来，防备日军抢粮。驻潘庄日军多次找南淮淀村要“军粮”，村里顶着不交。12月5日，找村主任李无计再次要粮，被当面拒绝。不几天，敌人在村里贴出布告，说不交军粮就烧房。村里就是顶着不交。百姓知道日军要来报复，或投亲靠友，或藏到野地壕沟，绝大多数人都躲出去了。村里的地下党员都隐蔽在于家岭南窑听动静。
  12月13日，日伪军果真来报复了。在日伪军进村前，武宝宁县支队和村里民兵打了个伏击，打死日伪军的1匹大白马后，掩护老百姓边打边撤了。
  晚上7点，日伪军从北淮淀的土道闯进了南淮淀村。驻潘庄日军、特务、警备队、红枪会、新民会100多人，举着火把，一进村就从村西头碾子棚开始，把沿河的一片房子点着了，瞬间火光腾起。接着，后街的房子，从西头李玉明家开始也被大火点着了。日伪军从西头往东头挨家挨户地烧房，没有躲出去的老百姓想尽办法去保住自己的房屋和生命。火点到后街中部路北住的吴玉本家时，吴玉本的父亲塞给伪军一把法币和两个窝头以“消灾”，无奈家里的柴草垛仍被迫点着了。
  那天，正刮着西北风，气躁柴干，很快村子变成一片火海。这年收豆子，村里各家收的豆子，被火烧得“啪啪”爆响，持续不断的爆响声就像全村在放鞭炮。
  这次日伪军共烧毁民房200多间，烧毁粮食200多担，十几个人被打伤，董云香的母亲被活活熏死。
  下半夜，即12月14日凌晨丑时，村东一间草房传出一个男婴的第一声啼哭，父母给他取名叫王秀义，而南淮淀的乡亲们都称他为“火燎儿”。因为“火燎儿”，人们确切地永远记住了那个悲惨的日子。
  村子被烧，南淮淀干部群众斗志没减，不屈不饶地继续与敌人开展斗争，结果不久又发生了李占宽被日军残杀的事件。
  （李建明）
  田辛庄惨案
  日伪时期，田辛庄村117户，580口人（1944年数字），为宁河县三区造甲城乡公所管辖，村庄单独为保，设保长。当时村四周的造甲城、潘庄、赤碱滩、欢坨桥都有日伪驻军。1942年有共产党人、爱国人士、武装人员在村宣传抗日。1943年，抗日政权武宝宁联合县办事处成立，下辖四个区，田辛庄为一区所辖（1944年秋，武宝宁联合县调整为8个区，田辛庄属六区）。时任办事处主任的寒松以及马良、焦民政等区公人员多次到田辛庄开辟工作。他们采取从秘密活动到半公开身份，从少数人到多数群众，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方法，详细了解村里情况和人们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向群众进行以抗日救国为中心的宣传教育，使群众逐渐消除了顾虑，提高了觉悟，积极向八路军靠拢，有18名青壮年先后参加了县支队和区小队，在村的人有的参加了民兵，有的当了秘密交通员、情报员。与此同时区公人员还耐心做伪保长刘孟春工作，使之转变立场，成为实应我虚应敌的两面保长。从而使古村（当时田辛庄村的化名，也曾化名“丰收”）成为坚强的抗日堡垒村。
  1943年12月21日凌晨，寒松与警卫员云鹏、交通员志英在乐善庄被日伪围困，突围时不幸牺牲。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得到一文件包，包内有参军人员花名表。1944年1月25日（癸未年正月初一），田辛庄各家各户正在过春节，驻潘庄的日军、特务、伪军七八十人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开进村里，为首的是日军大队长荣浓和武清县自卫团团长柳世平。他们声言专门搜捕八路，遂即挨门挨户搜查，男女老幼一个不留，都被驱赶到村南空地上。敌人先把村里人按姓氏分堆，然后拿出一个名单，从人群中叫出了全部抗日战士家属，单独站在一起。一个朝鲜籍的金翻译说：“你们中国人过年是爱赌钱的日子，我们今天不赌钱，要赌脑袋。你们谁把你家当八路的交出来，就保你不死，要是不交，你的脑袋就要输掉了。”敌人挨个问抗属：你的儿子什么的干活，为什么过年不回家。抗属们有的说儿子去天津卖苦力，有的说儿子在天津学徒，有的说去外村走亲戚，没有一个承认自己的亲人当了八路军。就这样抗属们软磨硬抗了一个多时辰，敌人一无所获。一个中国翻译不知与荣浓嘀咕了什么，荣浓才下令让抗属们与村里人一起解散。事后，敌人把伪保长刘孟春（也是抗属）带到刘孟春自己家，威逼他交出田辛庄参加区小队的人，刘孟春不从，敌人就对他进行殴打、灌辣椒水，仍未收到任何效果。敌人恼羞成怒，临走时将刘孟春、田宝明、李士连、包恩普4人抓到潘庄关押，一个月后村里凑钱托人作保才被放回。
  当时田辛庄人以为躲过一劫，没承想这只是灾难的开始。日伪军已经把田辛庄看做了眼中钉肉中刺，以后几乎每次讨伐都少不了田辛庄。为躲避讨伐，村里有专人放哨，发现风吹草动，全村人就开始拖家带口“跑敌情”，远远躲到村外洼淀去。1944年春，敌人来村子讨伐，把未来得及出村的“香火道人”（八路军地下交通员）尚林贵堵在了村里。敌人问他谁是村干，哪家是抗属，他不说，被敌人打死在村后下坡东头。在另一次讨伐中，敌人在村南打死一个大王台村人。
  1944年秋，日伪军又来村里讨伐，夜里没走，在村四周都设了岗哨。当天在村里的人已经给在外跑敌情的人捎去“鬼子没走，不要上庄”的口信。但由于当晚下雨，野外实在难熬，有一个叫张福德的就说，我不怕，我要回村睡觉。碰上日本人就说我们是老百姓，是打蚂蚱的。有几个人就随他慢慢向村边挪动。当张福德接近村东北三支水利河上的木桥时，被放哨的鬼子发现，桥下两挺机枪随即开火，张福德、尚林友当场死亡，刘树恩后背被打伤，尚林才下巴被打穿。次日敌人又将村民张存义、刘树廷、张春保等人捉住，要他们指认谁是村干部和八路军，他们不说，就遭毒打，打得刘树廷说：“你们打吧，打死也不说！”（“打死也不说”后来成为田辛庄的口头语）以后又把这些人拉到村南壕沟里往水里摁，差点没呛死。敌人整了一通什么也没问出来，只得把人放了。临走时敌人把张永柱、刘普恩抓起来弄到大王台，对他们施加酷刑，用香火、烟头把他们上身都烫破了，他们同样是什么也不说。几天后敌人才把二人放了回来。
  寒松牺牲后，武宝宁联合县及一区工作人员方刚、继光、高英、陆英、石青、文胜等先后来田辛庄一带工作，成为田辛庄群众的主心骨。日伪军的连续讨伐不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反而更激发起人们的仇恨和斗志。其中田辛庄的民兵多次配合区小队参加战斗。1944年10月下旬田辛庄、赤碱滩、赵温的民兵配合区小队烧毁了金钟河上的欢坨大桥。日军得到消息，召集大桥附近各村保长开会，追查破坏大桥的线索。时任田辛庄保长的包恩普没参加会议，日军就认定桥是田辛庄人烧的。
  10月29日（癸酉年九月十三），驻扎在天津市海光寺的日、伪军100多人乘汽车，开进了田辛庄。村民事先已得到消息，在日伪军到来之前，大多数人已逃往村外躲了起来，日伪军搜村时，只找到20多个老弱病残人。日伪军强行把这些人推拉到村东南三支水利河的木桥下的空场上，随即开始烧房。先把各家的炕席揭下来卷成筒，竖在炕上，再浇上煤油撒上硫磺。日伪军从村东北角的小学校开始，挨家点燃。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5点多钟。事后统计全村817间房（含庙宇、学校，不含棚子），日寇烧毁了810间，屋里的家具、衣服、被褥、粮食、农具等都化为灰烬。此外还烧死两头驴。
  次日天明，区委书记陈伯平、区长魏本运以及钟振国等赶到田辛庄，慰问乡亲，布置善后工作。一是住的问题，一些户自行投亲靠友搬到大贾、欢坨、西塘坨等附近村子居住，多数户被区政府安置在西堤头村暂住。二是生活方面，除村里人自救外，区政府、军分区捐助了一些粮食，各村也向田辛庄捐助了一些粮款。后来村里人感到劳作在田辛庄，居住在外村，天天来回跑不方便，就有人在被烧的房子上苫上顶，搬回来居住，村子里又有了炊烟（也有人搬出去就没再回来。其中在天津落户的40户，在附近各村落户的23户）。区公人员也更频繁到田辛庄，安抚群众情绪，排忧解难。
  （齐志良 赵清文 魏永成）
  纪庄惨案
  1945年3月10日（正月二十六）夜，武宝宁联合县四区民政助理何仁组织纪庄民兵破坏了日军潘庄据点附近的电话线，第二天县支队300多人又在纪庄、杨庄、孙庄设伏，日伪军七八十人被击溃，日军3个人被打死。12日，日伪军增加兵力，向纪庄反扑。之前，县支队早已撤离。日伪军扑空，恼羞成怒，把仇恨倾泻在百姓身上，点火烧房，一下烧了80多间，撤退时，扬言第二天还要报复。村保长通过伪职人员连夜送钱疏通没起作用。日军想到第二天集日不便行动，报复行动改在了第三天。
  3月14日（二月初一），日伪军从潘庄出来，直奔纪庄，全村百姓为了保全性命，扶老携幼，四处逃散。敌人进村后，挨户搜索村民，把全村搜遍，总共找到老弱病残27个人。一个日本军官扬言，打死3个日本人，要杀30个中国人来抵偿。他命令架起机关枪，对准这27个人，准备开枪扫射。这时候一个姓金的（一说姓韩）翻译对日军军官说：用机枪把他们一块儿打死，不如用步枪一个一个地打来得痛快解恨。日本军官听了他的话，拿起一支步枪射杀，接连两枪，村民杨春田、杨万陆应声倒地，第三枪打倒了杨中恩，第四枪打倒了杨少兰。这时候躺在地上的杨春田抽搐了一下，又被打了一枪。日本军官还要再打，翻译又说：不要把人全部打死，把他们的房子烧掉，让他们活着受罪，把他们活活折磨死，岂不是更好！日军军官又听了他的话，下令点火烧房。一群日本兵手执火把，挨家放火，村外的柴草垛也被点燃，不多时整个村庄成为火海。事前人们把一些生活用品、农具，藏在村外壕沟里用柴草掩盖着，也被敌人发现点燃。大火烧了半个月才完全熄灭。
  日伪军两次烧房，使纪庄全村成为一片焦土。人们无家可归，只好投亲靠友，或流寄外地。有的佣工度日，有的沦为乞丐。到了种地季节，有的偷着跑回来把地种上，再偷偷地回来锄耪。过了四五个月，有些上年纪的人才敢回到庄上，从灰烬瓦砾中捡些棍棒支起窝棚，勉强宿住。
  在这场惨案中，杨万陆、杨春田2人当场被打死，杨中恩、杨少兰负重伤，侥幸存活。
  （魏永成参照刘志芹文整理）
  日伪统治时期的丰台及附近小学
  丰台镇和东、南、北面附近各村，在抗战期间属于丰润县管辖，丰台河西则属于宝坻县管辖，当时的丰润县和宝坻县政府是日寇统治下的伪政府。那些地方，曾分别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丰玉宁和武宝宁联合县政府管辖。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6年初，这两个联合县政府撤销，才全部正式划归宁河县。
  丰台镇和附近各村，一般都有小学，村子太小，不能独立开辟学校的，则由附近两三个村联合建立一所小学。其中除丰台镇是完全小学，其他各村都是初小。
  丰润县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即为日寇占领，所有丰润县的小学教师都是由伪县政府教育科委任的。教师的来源，一是“七七”事变前蝉联工作的，二是各校长推荐的，三是各村推荐的。这些教师都必须经伪县政府教育科批准，加以委任，才能任职。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要安插教师也必须通过这个渠道。每学期开学前，伪县政府教育科由邮局寄发委任令，并写明工资数额，学校收到后，再发给个人，没委任的，就算被撤职。
  日寇为了奴化小学教师，曾于1939年下半年，在丰润县韩城镇据点，分批分期轮训本县各村镇的小学教师。集训内容，主要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愚民教育政策，同时还由新民会会员教唱会歌和教日语。有一次学完日语后，丰台小学女教师宁世兰在黑板上写上“驴语”二字，因之掀起了一场风波。伪县教育科长刘汝彪恐怕闹出事来，在他的日本主子面前不好交待，因此没让日本主子知道，只开了一次全体教师大会，要求受训的教师，把这次集训工作坚持下来，不要乱说不友好的话，不要乱写不友好的字，像这样的事情如果闹大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听起来像是好意，实际上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而已。由此可见那时的小学教师，并不是甘心当亡国奴来接受奴化教育的，只出于无奈“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一旦有机会，就会表现出他们的爱国热情来。
  学生所用的课本有两种，一种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编印的课本，它的内容主要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奴化教育。特别是在初小四年级和高小各年级都添设《孝经》课。我们知道《孝经》是宣传封建孝道和宗法思想的儒家经典，书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身体乃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通过这种教育，来削弱少年的斗志。为了保全个人的身体，甘心作不抵抗的亡国奴，永远做倭寇的顺民。一种是八路军用油印机印的课本，是以抗日救国教育为内容，介绍日寇惨无人道的侵略暴行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号召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以期早日解放。学生上课时，两种课本都带着，在日寇未在丰台安据点之前，丰台和附近各村的小学，讲的是八路军发的课本。日本在丰台安据点之后，则只好讲敌伪发的课本，而附近的小学仍以讲八路军发的课本为主。因为日寇不断外出讨伐，对附近各村威胁很大，这对开展抗日救国教育，也造成一定影响。
  教师的工资，除丰台小学是县立，由丰润县开支，其他各村小学由各村负责筹措。教师的工资，根据教龄的长短来确定，初小教师每月16元到26元，高小教师每月由26元到30元。从1943年开始，丰台小学教师的工资，也由当地发。由于丰台和附近各村的经济日趋困难，1944年后，都以发红粮来代替工资，一般每月150斤到160斤，最高也不超过180斤，使教师的生活陷于困境。当时群众把小学教师列为四大贱之一，四大贱是：“坐火车，吃咸盐，买邮票，雇教员”，因此有很多教员改行，使小学教育受到一定影响，这正是日寇愚民政策的结果之一。
  丰台镇东、西、南、北的一些交通便利的村镇，都设有据点，尤以南面的宁河县板桥村距离最近，只有18华里。那个村驻守的日寇经常外出讨伐，丰台的群众，终日提心吊胆，不知哪天灾难临头。丰台小学的师生，也是心神不安，恐怕日寇突然扫荡，八路军发的课本，被他们发现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于是一有情况，马上就得放学，使教学工作不能按计划完成。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敌人在丰台安设据点。因为丰台地势偏北，安据点与东、西、北三方面联络不便，是孤军深入，所以有时设，有时撤，形成拉锯状态。驻守的敌人，有时是日寇，有时是警备队。在警备队驻守时，只龟缩在据点之内，不敢外出讨伐，附近各村才得稍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丰台的警备队向芦台撤退，丰台才获得解放。
  丰台小学斜对过单家大车店内有正房两间，南濒黑龙河，地方很偏僻，专为区长和教育助理在夜间召集教师开会的秘密地方。他们经常在那里召开会议，布置如何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通过讲解目前形势和任务，介绍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如平型关战斗情况等，以坚定教师的胜利信心。
  1941年春天，日寇搞“铁壁合围”，疯狂地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消息传来，丰台的八路军大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全部都转移。那时丰台小学已放春假，校长去唐山，外地的教师恐怕被围在本村中，都没有回家。有几个与教师认识的八路军地方工作人员，也到学校来躲藏。八路军发的课本，早已被教师们埋在地下，只把伪政府发的课本摆在桌子上当样子。有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丰、宝、玉、宁四县的日寇、特务、警备队、新民会等，从东、西、南、北四面围攻丰台。当日寇和他们的走狗到学校以后，把教师集中在三层阁前，那几个八路军工作人员也在其内。日寇把一个叫杨居济的老师拉出来，一个日寇手拿着战刀，在他的面前晃来晃去，问他：“丰台有八路军没有？”杨老师不卑不亢地回答：“八路军大部队经常到丰台来，地方工作人员一般是晚上来白天走。我们当老师的白天讲课，晚上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和他们没什么接触，具体情况则不了解。”日寇听他回答的比较合乎情理，就在他的脖子上砍了一刀背把他放了。如果只说“没有”，日寇的战刀一挥，那六阳魁首，就会迎刃而落。一个大好青年，因为回答的不够策略，竟将有用之身丧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那不是太不值得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忍辱于一时，才能负重于后日，这也是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随后，日寇就开始进行大搜查，结果在学生的宿舍内搜出一本印有二十一条的小辞典，于是把教导主任吴绍伯带走，同时还把镇上的负责人徐庆华也带走，把他们带到丰润县新军屯据点里。在日寇及其走狗撤退后的第二天，镇上派人带着巨款去新军屯，经过托人向特务交涉，花了许多钱，才把他们保出来了。
  从丰台和附近各村的小学教师看，他们抗战期间，利用讲坛一席之地，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使少年一代，将来不致误入歧途。他们不嫌待遇微薄，不顾自身安危，在八年抗战的漫长岁月里，坚持教育工作，真是难能可贵，不愧是人民的教师。
  （于化一文，选自《宁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当年宁中的日本教官
  发黄的封面，线装本，里面是钢板刻写的学生登记记录。在芦台一中，至今保存着多本新中国成立之前学生例报表。其中一本的封面左侧有竖写的一行毛笔字——“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高中例报表册”，封面右方有横排竖写的职务、姓名（盖章）栏。右数第一行“校长”栏内，盖有“杜书田”图章，第二行“教官”栏内盖有“中西”图章，第三、四行栏内才是主任的图章。其它还有多本表册封面格式也是如此，校长盖章位置左面，教官栏内依次盖有“冈本”、“叶宫”图章。按照顺序，“杜书田”是中国人，是当时的校长，排在第一位理所应当，而“中西”、“叶宫”、“冈本”均是日本人的姓氏，却排在学校主任（中国人）之前，不能不说带有一点微妙的时代特征。
  民国三十三年换算成公元纪年为1944年，那个时期前后正是日本侵华时期，天津处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为了加强对中国各个占领区的文化统治，预防文化反日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日本在其占领区的学校中普遍派遣了日本教官。因此，在此期间的学生例报表封面中的显赫位置看到日本人的姓氏就不足为怪了。从上述多本学生例报表封面的名次排序中，间接体现了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学校的控制和监督，安插在学校中的日本教官明为教学，暗中则有监督校长和主任的目的。那么，这些被侵略者视为文化统治机器的日籍教官们，在他们的中国学校履职生涯中能够完全做到心安理得吗？
  除了学校管理人员，在这两本学生例报表中，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名字——齐兆铭。75年前，一个小孩儿在那里上学，75年后，一个老人在那里回忆他的学校。人还是那个人，只不过生了满头的白发。这种令人唏嘘的画面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故事中，让人有一种时光交错的感觉。芦台一中的前身为宁河县中学，简称宁中。现年90岁的齐兆铭可以说是宁河一中的老校友了。他是宁河县丰台镇人，1939年来宁中读初中，经过6年，高中毕业留校做职员、教员，直至1957年调出。如今虽然已是高寿之龄，可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在芦台一中征集史料时，老先生兴奋地回顾了他来芦台一中求学的经历。他清晰的记忆让人惊诧，而他有关日本教官的回忆，尤其有助于后人了解日本侵华期间某些在华日本人的心态。
  充满防备心的加藤充美
  齐兆铭在一中求学的6年，每年都设有外语课，包括英语课和日语课。加藤充美是齐兆铭读初中时的日本教官。在齐兆铭的印象中，40多岁的加藤充美有点老气，像个小老头儿。面目平和、穿着朴素的他，生活相当平民化。他脚上常穿一双矮腰胶皮鞋，自己做饭吃。一次，在课堂上，他拖着日本腔调说：“中国的白菜，第一好吃。我，每天每天，白菜白菜。”齐兆铭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白菜。后来才知道，日本国内根本长不出中国北方这样的大白菜。再后来听说，当年日本国内这样教育孩子：先给孩子吃中国苹果，再问苹果好不好吃，再告诉这是中国产的，长大去中国就能吃到。齐兆铭料想，可能白菜也像苹果一样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做教材，借以从小培养日本民族中的扩张性和侵略性。
  表面和善的加藤其实具有极强的防备心理。一天，他上街了，点灯的时候还没有回来。伺候他的工人张凤在屋内四处找火柴点灯。加藤住的屋子在校舍最南面一排房的西头，南窗外花墙之内，工人王利（原名王连利）正在拔草。加藤此时回来，看到两个人屋里一个屋外一个，黑灯瞎火的，产生了怀疑，他找到校长杜书田，说明疑点，要求校长查明。校长把张凤、王利二人先后找来，当着加藤面询问。王利急于辩解，用学了点半拉架的日语词儿掺和着汉语秃噜出来：“哇达西（我）拔草喂武撒给（兔子。“给”读“自己”的“己”音），张凤他出来进去找麻梯（火柴），他和哇达西（我）没关系。”接着，张凤也急于说明自己是找火柴点灯，加藤还要盘问，经杜校长解劝方才作罢。此事虽小，却间接说明了日本侵华期间，一些日本人的心中是有负罪感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有错，害怕中国人日后会报复，于是不由自主地萌生了极强的戒备心理。
  他们明知有错，可在面对侵略利益和正义的选择时，多数日本人还是会倾向于前者。1941年，齐兆铭的堂兄——当时就读于宁河一中商业职业班的学生齐兆纶因搞地下抗日活动被日伪逮捕。齐兆纶是加藤的得意门生，假意与加藤关系极好。齐兆铭的大妈（齐兆纶母亲）为了救儿子曾找加藤请求通融，谁知加藤竟然摊开双手，一个劲儿摇头，一声不吭。这样的冷漠反映出侵华期间日本人在面对抗日事件时的普遍抵触。
  厌战反战的中西金太郎
  中西金太郎是齐兆铭读高中时的日本教官。50多岁，给人的印象常常是高傲的。他中等身材，面色微紫，长得敦敦实实，穿着讲究，举止有派头儿，象上层社会的人。课下不怎么接近学生，也不在学校吃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投入了战争，日本在战争中领教了美军先进武器的厉害，这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些在华日本人因战事受到挫折产生了厌战、反战心理和悲观情绪。接近日本投降时，中西金太郎在一次课上诙谐地对学生说：“美国的b—29型飞机外面包着厚厚的一层橡皮，子弹打不进去。”可见，此时有些日本人已经不相信他们国内执政者所鼓吹的“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鬼话。
  厉害的教官和温柔的妻子
  还有两个没教过齐兆铭的日本教官，也让他印象深刻。一个叫冈本十寸笺，一个叫叶（此处读“协”音）宫定昌。这两个人语言粗鲁，文化水平不高。他们主要教“日语师资养成所”的日语课。“日语师资养成所”是为在宁河全县小学开设日语课培养师资在宁中开设的。这个“养成所”招收在职小学教师，每期30多人，培训半年，共办过3期。这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借以推行奴化教育。
  30多岁的叶宫定昌是个大长方脸，整天沉着。他很厉害，一次，“养成所”的学员早晨没按时起床，叶宫手拿一块长条木板，追打学员，学员光着身子满院儿跑，普通班学生都跑出来看。厉害的叶宫定昌却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一次，他的妻子拎着暖壶穿过位于西厢房的盥洗室到北面锅炉房打开水，一个学生正巧在室内下水道口小便。听到脚步声扭头一看，吓了个半死，撒腿飞跑。哪知，叶宫的妻子和善地说：“莫跑，莫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事后，她并没有把此事告诉叶宫。
  事隔多年，往事如烟。但保存在芦台一中的学生例报表以及齐兆铭脑海中的清晰记忆，在向后人诉说着当年那段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故事，可供反思。
  （齐兆铭口述，李佑生整理）
  日伪时期的奴化教育
  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侵占了东北三省，继而占领了热河省，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虎视眈眈，觊觎中华大地。1933年，日寇发动长城之战，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打入关内，蒋介石采取安内攘外政策，一心剿共，对日乞求讲和，拱手将冀东22县含宁河送给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的签订，家乡芦台成了殖民地，象征着丧权辱国的日本太阳旗、汪伪政府的青天白日黄条旗、伪满的红蓝白黑遍地黄五色旗，同时肆意地在家乡的上空飘扬着。宁河人民更加痛苦地陷入了日寇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初，饥寒交迫的我已经10岁，才勉强上了私塾。那时私塾设在芦台镇白家庙，启蒙老师是吴家麒老先生。
  1942年，日本侵华行径更加疯狂，除了军事侵略、物质掠夺、生活奴役外，精神摧残也在日益加剧。为推行其奴化教育，日伪强令，一律取缔私塾，改为“洋”学，实施文化侵略。于是，11岁的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校址在街东大寺后。1944年下半年，我考入位于三官庙旧址的芦台完全小学，到1947年高小毕业。
  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三年间，我和敌占区的同龄人一样，受着日伪的奴化教育。学校的教师，都是伪县政府教育科委任的。学生所用的课本，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编印的，它的内容已不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格言》、《弟子规》了，而主要是“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具体课程有算术、国语、修身、自然、日语等。有几事刻骨铭心。
  一是讲授日语。学生入校就学，每周一节课，由一名叫张赛珍的女教师讲授。一般的课程，由班长喊“一、二、三”，就是同学们起立、敬礼、坐下，有的也直接喊起立、敬礼、坐下。但上日语课时，不许说中国话“一、二、三”。起立，敬礼，坐下，必须用日语表达，即体立斯（起立），雷伊（敬礼），卡库斯科（坐下）。列队报数时，要说“依起（一）、尼（二）、丧西（三）”。
  二是教唱中日亲善歌。学校有时组织文娱活动，唱歌、舞蹈、演剧，说相声，都得以中日亲善内容为主，经审查合格，方准予演出。上音乐课时，要教唱中日亲善歌。回忆原词有些支离破碎，片段词句有：是宁谋，是可迷漫，洪水正横流。亚人应是亚人有，亚人应自谋。同种本同酬，切莫相煎成自斗。亚人今后，中日携手，风雨要同舟……。另一首所谓中日亲善歌词是：东亚全民，十亿群众，筑成万里铁的长城，燃起正义的烽火，撞起世纪的警钟，创造维新的大道，争取最后光荣，腾身崛起，壮志冲天，奋勇冲锋。
  除此，还要唱日伪新民会传播的歌曲。我记得有一句是：“会我新民，振起八荒”。至于什么是“八荒”，我至今不懂。在《冀东日伪政权》一书中，载有唐山市档案馆藏件《新民会会歌》，现抄录如下：“天无私覆，地无私藏；会我新民，无偏无党。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会我新民，顺天者昌。东方文化，如日之光；会我新民，共图发扬。亚洲兄弟，联盟乃强；会我新民，振起八荒。”通过这样的歌词，日本殖民主义掩盖了其殖民野心，潜移默化地毒化年少无知者，麻醉中国人的心灵，让中国人忘掉祖宗，忘掉耻辱，以至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三是组织看电影和训话。1944年秋，芦台一穿长袍马褂的乡绅来到完全小学，为学生放映无声电影，同时训话。这位乡绅宣讲的内容，主要是中日亲善。他说了一句话是“草怕严霜，霜怕日”，用来比喻，“草”是中国，“严霜”是美英，“日”就是日本，宣称“日本是来救中国的”。此事已过去70年多了，而我的小学同窗稚友们，仍可以清晰地回忆出当时的情景。
  无声电影，就是今天的幻灯，宣传亲日教育。此为日本精神奴役所用，旨在削弱少年斗志，引诱少年为保全自己，甘心做不抵抗的亡国奴，永远做倭寇的顺民。
  四是中国地势图。日本印制的中国地图，不含东北三省，称为《支那地形图》，图的规格是60×80公分，画着山脉、河流、平原、海洋。一张地图，一件罪证。此图作为教学图，除“支那”二字外，无一中文，向青少年渗透的是“你是支那人，不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足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将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地球上消失掉的险恶用心。
  五是游行。日伪军政机关时常有要人来芦台视察。此时都要组织学生列队打洋鼓吹洋号，手持日满伪三面小旗，到路口迎接来人。汪精卫死亡之时，也要让学生列队为其开追悼会。按照日伪的指令，遇有重大事件，学校多次组织学生游行。游行时，集中完小的小学生，手持日本小旗，列队北行过南街，通过童家胡同，进入中街东行，至东街头子左拐，回头进入北街西行，到了西小河左拐进入中街，东行至童家胡同，完成游行活动。一路上，边走边喊口号，行至北街要口号不断，日伪军政机关多在北街，口号都是按日伪拟定的内容来喊。
  奴化教育，毒害极深，摧残了无知少年的纯洁心灵。有的同学中了亲日仇英美之毒，将英美二国的英美二字左旁各加反犬旁，以贬其为禽兽。另有同学在芦台大戏院进行歌颂日本演讲。还有的同学以日本打英美为内容说相声，得到日伪的赞赏。但更多的有良知的学生，看到芦台在日伪统治下的衰败、苦难和破烂不堪，则是向往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强盛，继而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忧虑和抵抗。日语女教师说日本话哇啦哇啦的，我们就编了词曲：“鲫头鱼，大脑瓜，哇啦哇啦哇啦哇……”在她走单时起哄。还经常玩寓意打日本的“八打日”的弹球游戏。同学们心里愤懑，不愿意学日语，因此很多同学日语成绩不及格。
  国耻难忘，珍视和平。无数爱国将士、光荣的共产党、民主文明富强的伟大祖国，让我们过上了扬眉吐气的好日子。我们的后代子孙们，请记住历史，记住过去，发奋图强，复兴中华，永远做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国人。
  （李焕然）
  接官·庆祝大会
  回想在初小念书时，正逢日本人进驻了我的家乡芦台镇，不久，老师与学生们除了教与学方面的事务外，又多了很多外务忙碌，举凡日本人的啥啥长或啥啥官来到本镇，所有小学校的学生都要列队去欢迎，同时一边走着还要打着“洋鼓”，吹着“洋号”，且若有啥啥长啥啥官调动离开时，又要列队前往欢送，这欢迎与欢送的活动，除了敲洋鼓吹洋号外，还要准备些道具，如小国旗以及写着中日满合作或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字样的三角旗等。
  先说国旗，那时候我们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随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又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在旗的上方仍然要加上一条上写“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的黄色三角旗，而日本国旗最简单，只是在其中间有一个圆形红色的图案，满洲国的国旗，是在黄色旗的左上角四分之一的地方另画出红蓝白黑四种颜色条纹的组成方块，不知代表什么意思。可是有一样，那时候这些小国旗可没有卖现成的，而是每一面都是由老师教我们画的。不过画这些国旗还算简单，我们的五色旗只需用铅笔画出五条等距离的范围，然后填上颜色即可。日本旗更简单，只须扣一个饭碗在纸上画一个圆圈，然后填上红色即可，倒是满洲国旗较为复杂，但那些三角旗上的标语文字，则都是由老师动笔了。
  庆祝大会无非是庆祝这里陷落、那里陷落的，如新加坡陷落、马来西亚陷落……等，尤其在对付他们在南洋群岛，原为英法殖民地的一些小国时，真如摧枯拉朽所向无敌，因此当时的庆祝大会较多，更有一回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名之为“国府还都”，庆祝大会较为热闹。如此庆祝大会、接官送官不胜其烦，甚至连日本一个小小的上士，都要去接。
  我们那时候接官送官以及开庆祝大会的事，原则上每回接官送官都是由各学校去，所谓各学校，无非是两所高级小学，即一所为三官庙的完全高级小学，以及盐母庙的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且不论“完全”或“职业”，其实都是仅有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相当于如今的小学五年级与六年级。另外就是五所初级小学，即芦台镇立第一初级小学以及第二、三、四、五初级小学。第一初级小学即是本人的母校，初级小学每校都仅有一、二、三、四四个年级班。那时带我们参加对外各项活动的，多半是由一位张老师领导，那时我们称呼老师都叫“先生”，这位张先生是一位回教徒，很有才华，如国语、算术、美术、唱歌，样样都行，但有一样，用板子打人从不手软。我就曾挨过他打的板子，那不是因为功课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在校门外捉到一只螳螂被另外一个同学弄死了，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仍然争吵起来，正巧被张老师碰到，于是把我们二人都叫到他的办公室，每人都挨了两板子，那真是痛彻肺腑，两人一起向他鞠个躬回教室上课，但之后两人还成了好朋友，想起幼年之事，真难说出个道理来，但老来追忆这件事，反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们那时的功课分为国语、算术、常识、修身、图画、体操等，至于唱歌、习字也都有的，但并入哪一门已忘记了，凡这几门课都是由几位老师如张、李、赵三位先生按年级轮流教。赵先生是一位女老师，我们都知道，她是高小毕业就来我们学校教初小的学生，在感觉上，她教的不好，教常识时只是照书本上念一句，随后再重复一句而已，但有一样，她从不打人，顶多罚罚站。
  每次接、送官或开庆祝会时，都是由张先生集合带队，另外两位先生及校长也在队伍进行时分别照顾，还有一位堂役姓梁，每次都提着一支很大的洋铁壶，灌一大壶开水跟随，我对这位堂役印象最深的是，他好挤眉弄眼，但他那并非是戏谑的举动，依我后来的了解，那是一种干眼病。
  接送官的地点，往往是从芦台本镇通往芦台车站的一条约五里长的车道上，有时要集合在靠近车站道路的两旁等候，有时则要进入车站月台上排队迎接，被迎接的人若下车，凡经过这些学校队伍时，就会由老师指挥着打起洋鼓吹起洋号来。同时也有的官特别大，如从天津乘火车经芦台站开往东边唐山或山海关的地方，有时也只是在车厢内，靠近车窗，面带微笑，对欢迎的学生们招手以表示感谢的意思。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两回就是这样，一次是河北省省长叫吴赞周的，另一位就是欢迎我们的老乡，那时是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但那一次好像还暂时下了车，走到学生队伍前微笑打招呼，到底是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份亲切感。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接官、送官活动多半是由本镇的高小、初小为之，倒很少见过宁河中学也列队参加，或偶尔有之，也只是人数很少的虚应故事。另外还有一种现象，那便是应酬接送我们中国人的机会很少，除非是很大的官，倒是应酬小日本的次数较多，哪怕是他们那些芝麻绿豆官，也要应付。那时我身为初级小学的学生，对大人们何以向小日本屈服的心理状态一无所知，倒是至少每次有这些活动，当天就不用背书或念书，甚至挨手板罚站等，确实也乐得轻松。
  庆祝大会多半是为日本人那时在亚洲地区侵入南洋群岛等地方，加以虚张声势。这种大会往往要有一段时间准备，譬如说要各学校参加多少学生，各学校要表演什么节目等。开会的会场多半都是在北街县政府前较为宽广的地方，搭一个演讲及学生们表演节目的舞台，有时也会在三官庙完全小学门前的广场上为之，这通常是先由县政府的教育科以公文通知各学校，并说明大会进行的目的、程序与细节，然后各学校就会开始准备，这无非又是要画国旗写标语以及训练表演节目等。
  记得那时我们学校表演的节目，永远是哑铃操与横笛，第三小学多半是口琴，还有一个学校表演清唱京戏，凡初级小学就是这五所，表演的节目都很单纯，而两所高级小学表演的节目似乎要复杂些，我曾记得那时的高级小学，三官庙的完全小学是男女合校的，但头道阁的职业学校则仅有男生，至于五所初级小学则都是男女合校。
  两所高级小学表演的节目，有舞蹈、唱歌、双簧等，但有一次唯一的宁河中学也参加了表演，中学生表演的节目确实要比小学生有深度。
  （童倬才文，《蹇驴集》节选）
  日军占领时期我的所见所闻
  新民会·棍儿团
  新民会是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出现的一种组织。当年在一般人的耳闻中，常出现如华北政务委员会、冀东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名词，而后来出现的新民会，其最高督导机关，我认为总出不了上述几种机关。
  芦台镇的新民会会址，设在北街坐南朝北的一处，成立不久就要求各保、甲按户出人，新民会把保甲派来的男子，可说老、中、少都有，诚然，老的也不会是拄着拐杖，弯着腰的老头儿，少的也不会是乳臭未干的小男孩。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每人发给一支一人多高的白木棍（可能是柳安木）充作枪支，每周在规定时间内集训，训练时是由一位教官，喊着简单的日本口令，开始时大家都不懂，故每次集合训练时都会笑话百出，时间一久，翻来覆去不过就是立正、稍息、报数、看齐等那几句日本口令，大家自然都会懂了。最后好像每人还发了一顶类似日本兵那种军帽，不过这发的帽子是布制的，但人家日本兵的军帽与军服，冬天都是呢子做的，夏天则都是咔叽布做的，穿戴再久都不会皱褶不堪，故穿戴在人家身上很有精神，但发给这些受训者的帽子，几天就不像样儿了，另外还发给一个套入袄袖的臂章，都是白布写几个字，但写的是什么字，我无从得知。
  这些被集合训练的老、中、少们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在各保甲或指定的地区担任一些临时任务，如在日本兵、特务、地方保安队等组成的查户口一行人中，也会派一两个拿木棍的新民会训练出来的人跟随在后，他们的形象，就好像戏台上的龙套一样，无唱、无念、无做、无打，只是跟着跑就成了。日子一久，人们因其每人手中都会拿着一根长棍，故称其为“棍儿团”。棍儿团也会出现在卡子岗哨，庆祝大会的人群中，但都是临时参加的，这也是那时候新民会的工作之一。
  特务
  笔者幼时，正逢日本人进占故乡芦台镇，尽管懵懂无知，但有些事情确也坚固的留于记忆之中，尤其在沦陷于那种畸形势力的范围内，确实出现令人惊奇，不耻或一夕数惊之事，也是中国人自己欺压自己的一段可悲可叹的时期。
  所谓特务，本身并不见得是很坏的名词，更不会到十恶不赦的地步。单纯的说，只是担任某一机关一种特殊任务的成员，之所以后来给人们极端恶劣的印象，完全是由于这种人的个别行为，尤其在当上日本人的马前卒、狗腿子时，便无法无天为虎作伥，专会欺压自己的同胞，而成了实质的汉奸走狗。
  表面上看，都是穿着便衣，所谓便衣就是穿着打扮与老百姓一样，且有部分还是温文儒雅一派斯文很有教养的样子，平常跟人交往也会客客气气，然而，一旦翻脸便会变作两人，变为穷凶恶极。这种特务，平时都带着手枪，而携带的方法，通常都是放在外衣之内，若隐若现地盘在腰间，故意在衣服的外观看来，会觉得那地方鼓鼓的，必有件东西在内，目的是故意让人知道他带有手枪，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特务。这一方面是给人以威慑恐惧感，另一方面则可使其达到在民间巧取豪夺的目的。
  在那种年月，查户口成了一般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口语，可说对其既惊且怕，不胜其烦，惊的是，那时查户口多半是在夜里，全家大小都被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怕的是，这些人的喜怒无常，令人难测。他们查问，不知那句话答错了，可能就引来大祸，虽然在查户口时，都是以保、甲长带着，组成分子，通常是一两个日本兵，另加两三名特务，特务中还要有一个为日本兵做翻译的，这种人比一般特务更坏。至于还跟着两三个地方保安队的队员及警察，虽然也都是荷枪实弹，但那都是跟班的样子货，他们连半句话都说不上，每回都是看到那翻译同日本人两个人唧哩哇啦的对话，若遇到好说话的，也不会查问太久就走人，但若遇到较坏的日本兵加上那个本性爱找别人麻烦的特务翻译，两个人就会啰里啰嗦，盘问这家很久。若问他们查什么，表面上是查抗日分子、八路，或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然而，别说在这里没有，即使真有，又焉能叫他们查到。因此，每次查户口在大队人马虚张声势又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必也要找一两个倒霉的善良老百姓作为替罪羔羊，说起来中国人真可怜。这时候，若那一两个被抓的人，家里是有钱的，就会花大把钞票托人找关系，而那些为虎作伥的特务们，此时也许正可扮作“好人”，从中取利，让被抓之人的家属捧着大把金钱，向其恳求代为开脱。即使幸运从虎口逃出来，已被整的不成人形了。
  特务除了出现在查户口的时候，另外如跟随着日本人以及地方机关组成的所谓讨伐队或清乡团等，这时候他们的打扮又不同了，通常日本兵与特务们都穿着咱中国农民的服装打扮混杂编在一起，不过都是带着长短枪子弹袋，子弹皮匣，以及刺刀等，全副武装一样不缺，混杂的队伍看起来虽然很奇怪，但却很吓人。
  他们去的那些目的地，某乡、某村或者某处，若有耳目，则闻风早已逃到高粱、玉米地里，如在秋后仍然可藏身于芦苇之中。其实这些人都是些老弱妇孺，真正的年轻人，早已离开家乡，远走高飞了。虽然在日本投降后，有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或者电影等，都说这些年轻人，不是逃到大后方重庆投靠了黄埔军官学校，就是跑到延安抗大去了，诚然，这类年轻人为数不少，但重庆、延安离我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关山阻隔，有些人甚至连重庆、延安是一种什么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何况出远门的人，吃饭要饭钱，坐车坐船没有钱也是寸步难行，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一笔盘缠。有钱的人家固可拿出两个条子（金条）或早有准备卖几亩地，把少爷快快送走，以逃离这场灾难。但一般穷苦人家，连过冬的棉被，要从当铺赎回的钱都无着落，又哪来的钱供子弟逃难。而求生是所有人类的本性，于是这些年轻人，在不得不逃离家乡时，有的也只好流落到异乡较大一点的都市，暂时找一处安身之所。此外，还有一部分读过书而且体格也不错的年轻人，也会投靠华北治安总署办的军官学校，或直接投效了治安军。
  特务们除了出现在跟随日本人查户口，或清乡团、讨伐队中助纣为虐，鱼肉同胞外，其余如通往四乡的咽喉要道，家乡人都称这种地方叫“卡子”，有点“关卡”的味道。
  二次大战末期，也就是日本人在亚洲战场上号称节节胜利时，就看在街头上不时到处贴出标语，如庆祝香港陷落，菲律宾陷落，马来亚，新加坡陷落等。每一天都要开庆祝大会，呼口号等，弄的人们不堪其扰。其后如珍珠港事变后，惹火了美国人，一下子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山本五十六给解决了，之后他们就渐渐由胜而衰，此时他们更进一步找起我们沦陷区中国老百姓的麻烦来了。首先他们对占领区控制的越来越紧，到后来简直花样百出，可恶至极。于是献铜运动、献铁运动、杀狗队、棍儿团，到处设障碍物，最后竟把镇上百姓们平常生活居住的街道，隔一段地方就加设一道用高粱杆扎的寨子（所谓寨子就是篱笆），以阻隔人们正常通行，或用木桩栏栅铁网而把一条畅通的街道，硬生生地截成几段。这件事虽然历史不久，但当时确给人们带来非常不便，往往因上趟街或到隔壁串个门子，都要绕上很远的路。听说这事为了搜查重庆分子，或八路（那时习惯上不称共产党）等，尤其在各关卡，不仅设障碍物，还要有岗卫轮流把守。
  雁过拔毛
  雁过拔毛是一句俗谚，也是形容那时候日本人或地方保安队、警察局等机关，在镇的四周重要路口联合设置关卡的扰民行为。但因为每一处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些关卡的设置，主要有一座岗楼，也有的借用部分民屋的，不过都会有障碍物的设置，如铁丝网或用圆木棒、铁丝网组合制造较大的阻挡障碍物等，还有的地方竟用铁丝网制造的大门。
  这种关卡是有开放及关闭时间的。不过，那时候的一般老百姓，都不会很早或很晚出门办事，因为人们对这种卡子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会自找麻烦，因此，乡下人多半要等到镇上有集市时，才不得不通过这些卡子，这就可说到雁过拔毛的故事了。因为乡下人要到镇上来赶集，多半要带些东西来卖，而卖到的钱便用于再买些日常用品回家。因此，不论来或去，必然都会带些东西，这时候若想平安顺利地通过这些关口，避免那些把守关口的人找麻烦，就要聪明点了，那就是带鱼的送上两条鱼，带瓜的留下两条瓜，卖大白菜的要放下两棵大白菜……诸如此类。诚然，这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不过有一段时间大部分是如此。然而我们写东西也要凭良心，干这种事的多半都是咱们中国人，如那些地方团队或特务狗腿子等，而人家日本兵站岗时是不屑贪这种小便宜的。尽管他们侵略霸占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百姓，这种深仇大恨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大烟
  有一年，日本人竟准许，应该说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俗称大烟），庄稼人哪里懂得日本人这种做法完全是出于政治阴谋，其目的在毒化中国人，耗损我们中国人的健康与志气，而对他们的侵略中国并使之灭亡，有直接的利益，以达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至于咱中国的一般农民不但不懂得那是小日本的阴谋诡计，除了一些读书人的知识分子，才知道鸦片战争或林则徐烧鸦片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它们却由一个传俩，俩传仨的知道，若能种上几亩这东西，就能发一笔小财。因此，一般农民除了必须种植些常年赖以当作主食的作物，如高粱、玉米、大麦、小麦等之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就开始种鸦片了。至于种子或种植这种东西应具备的一些知识，则自然有人提供，于是一时成了风气。
  我曾有两个姥姥家（外婆家），一个是住在东街头的崔家，是我生母的娘家，但我生母早逝，父亲续弦，继母娘家姓刘，住在运河北岸的北田庄。而在我小时候因继母对我的慈爱教养，以及照顾一切的辛劳付出，使我感觉到她老人家也就是我的母亲，凡所有生活所需都要依赖她老人家，故对崔刘两家都称为姥姥家，但为了区别，通常称刘家为河北姥姥家。而且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河北姥姥家曾给过我无私的亲情与欢乐。
  河北姥姥家，在他们北田庄，虽说不上是首富，但却是数一数二具有田地与房产的富庶人家。
  那一两年在我们那地方，种植鸦片是属于普遍性的，河北姥姥家也未例外，那是我头一次在普通农田里，看到且惊艳五彩缤纷的花朵。当时我很奇怪，因为我的亲姥姥，因年轻时生病，常依赖过鸦片烟止痛或减轻病情，致日久成瘾，无法摆脱，故在她老人家吸鸦片时，我曾见过鸦片是黑色的，而且河北姥姥家所种的鸦片，开的花却是那样多彩娇艳。不但如此，即使于花谢后，采收那些自花托中流出的浆汁也是白色的，最后所留下来类似圆球状的花托，经晒干后，取出其中的花子，说句不夸张的话，无论在烙饼表面上淋上一些，或家常做食物须用芝麻的东西，这种大烟种子都可取而代之，且比芝麻还香。
  大烟浆最初是白色的，注入瓷质的容器内，时间稍久，会变为红褐色，慢慢再变为黑色。至于之后如何成为可供吸抽的鸦片烟，我就毫无所知了。那一年，因官家准种鸦片，竟使农民普遍富裕了些，我记得外祖父当时还趁机给二舅娶了媳妇。
  关于那两年准种大烟发生的许多事，大半都是从河北姥姥家所见所闻，自然很多事也都是从大人们口耳相传，或有人从镇上传来的消息。那时候的一般老百姓，对于国家的政治变化，都还停留在一种迟钝感与模糊的情绪中，我们中国人在早年间，不是每逢改朝换代之时，都认为规规矩矩缴粮纳税，谁来了还不是一样的想法。
  只是这回日本鬼子在进驻我们镇上，时间一久，地方才感到不胜其扰，同时渐渐就露出了征服者的嘴脸，尤其一些自甘为虎作伥的狗腿子中国人们，更会把地方搞得杯弓蛇影痛苦不堪。
  高丽圈
  我的家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农历逢三、八为集。每逢集市，若巧逢星期天，我都会与志广四哥偕伴逛街。四哥是我堂哥，比我大两岁，但个头比我矮些，因此，我俩无论淘气、逃学、玩耍、冬天放风筝、夏天到河里戏水等都会凑在一块，套句俗谚，可说“焦不离孟”。我同四哥有一回又到街上，所谓“街上”就是本镇中街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去逛集游玩。忽然见到有一伙儿穿白衣服的人夹杂在赶集的人群中。那白衣服也很特别，男的上身都是又小又短无纽扣的小袄，用类似领带的带子系着，而裤子都是肥肥大大的。女的也是上身小而紧，配以又宽又大的布裙子，且不论男女，脚下穿的都是一双白布袜以及类似小船形状的白胶鞋，据我想，那都是一模成型的产品，单调无奇。男人都是背后背着一个类似木质书架的东西，但两柱之朝外部分会伸出两根粗壮的木桩，想来是为了背负东西设计的。女的则有一种顶上功夫，头上可以顶上很重的东西，走路行动，稳当无比，很像杂技表演，颇为有趣，也有部分较年青的女孩，穿的衣服式样虽与年长的妇人类似，但色彩都是大红大绿大紫，彩度对比强烈。
  这种人就是高丽人，自被日本侵略征服后，那时乃是没有自己政府的亡国的一群人，据说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才由李承晚领导宣布光复独立。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芦台镇发现他们之时，仍然是处处要受到日本人的辖制，支配生存的一切条件，都被日本人所左右，谈不上有什么自由。而这些高丽人到我们这里来，完全是属于那时日本人对被征服者的奴役政策。把一伙高丽人驱策到我们中国来，一部分于我们宁河县境内划出一块土地，亦可说是强征在蓟运河以北本（宁河）县境内20来个农村，约有五六万亩之土地，供作这些人的栖身之所，以为屯垦劳役的地区。这项开垦的目的也是为了他们日本人种植稻米，以供日本军粮。
  这些人的初步工作是先要开始整地，在一段时间内，把一大片土地利用人工，他们高丽人配合强征来的中国农人，拓荒开垦成适合种植稻米的低洼地形，然后开始种稻，而这些高丽人，也就是不得不离乡背井留滞在我们这里，过着这种为日本生产稻米的辛苦生活。时日一久，我们中国人便把这块高丽人生活的聚落，称之为“高丽圈”。每每当芦台镇上有例行集市时，就会看到这些穿白衣服的高丽人来镇上采购日用品等活动。
  高丽圈生产的稻米，是不准卖给我们中国人的，但即便如此，仍有些高丽人冒着日本人严厉处罚的危险，会偷偷的零星搬运出一些来卖给我们中国人。有一段时间，我们那地方的一般居民是不准吃稻米的。
  高丽人在那高丽圈内的日子一久，他们其中便有一些人，就在日本人睁眼闭眼，也可能是日本人撑腰默许的情况下，在我们镇上干起贩毒、开小型赌场的名堂来了。开白面馆（即卖吗啡也就是海洛因）开大烟馆，名为膏店等等，凡有毒化中国人或腐蚀中国人精神、健康的事，他们就慢慢在镇上经营起来了。据我想，那并非都是高丽人直接主动所敢或所愿做之事，而应该是当时在镇上的日本侵华机构，借刀杀人的政策，怂恿别人推他人下水，自己却在岸上装好人。
  （童倬才文，《蹇驴集》节选）
  十二年的苦难生活
  1931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这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破长城侵入冀东。1935年12月冀东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拼凑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打1933年起，冀东22个县和唐山市、秦皇岛港均沦为殖民地，我的家乡宁河县也同时沦陷。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了卢沟桥，次月占领了北京、天津，从此，日本控制了华北大片土地。日本侵入后，他们便玩弄所谓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鬼把戏，实行的却是惨无人道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严密控制，实施长期占领的统治战略，把华北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日伪利用卖国贼、汉奸组织，为日本服务的政府、武装，建立“汪精卫卖国政府”、“新民会”、“治安军”、“保安队”、“交警队”、“特工队”等反动组织，欺压统治人民。对粮食、油、盐、火柴等均实行配给制，每月每户卖给杂粮15斤，食盐半斤，火柴1盒。日本还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从朝鲜抓劳工在蓟运河西部地区开稻田、办农场（老百姓称为“高丽圈”，即后来的芦台农场）。同时还强制中国农民种稻，稻谷称为“军谷”、“皇粮”。只准中国人种，不准中国人吃，吃了就要犯他们的法，要开膛破肚。在教育上实行“奴化教育”。我读小学时就开日语课，学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中学还要派日本教官控制学校。中国人路过日本军队驻地要下车，行礼，不然就要遭毒打。他们配给的粮食是那些发霉变质的“混合面儿”，简直吃不下去。春天我们兄弟到野外摘榆钱（榆树的花）、挖野菜充饥。最惨的是日本投降前夕，没有吃的就以豆饼、花生饼充饥，我们兄弟到河边集材场去剥树皮拿回来烘干，磨成粉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些东西而拉不出屎来，妈妈就用筷子给我们抠，这是多么苦呀。这种残酷的统治，在冀东土地上整整12年之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天，八路军进了城，芦台人民高兴极了，贫苦人起来了，到日本的粮库里把大米、白面一包一包地、一袋一袋地扛回家。3天后国民党来了，又派了所谓的接收大员，他们指使日本人开枪打老百姓。那时我还小，亲眼看到后街一位大叔被日本人开枪击中了大腿，大伙儿用门板把他抬回家，这是多么可恨呀！国民党来了换汤不换药，日本的汉奸队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的保安队了，汉奸又钻进了国民党政府里面去了。国民党派的“接收大员”是一伙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保安队、还乡团继续欺压老百姓，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深受其害，父亲做点生意，家已经够困难了，那保长三天两头派粮派款。家中无钱只得把家具卖掉交派款。就这样苦苦地熬着，直到芦台解放。
  （郑昌明文，选自《足迹》）
  抗日战争时期的零散记忆
  我是芦台本地人，1932年出生，从一记事就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践踏国土的声音。那个时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苦不堪言，被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虽然年代久远，但做“亡国奴”的屈辱事件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吃米“犯罪”
  日本强占我县芦台附近大艇等18个村、5万余亩土地划为“高丽圈”，掳来高丽人为其种田，主产稻米，作为侵华军粮，不许国人吃用，违者即为“犯罪”，要开膛破肚，严惩不贷。我姥家在蓟运河北岸大赵庄村，离“高丽圈”10多里地，有时冒险为我家偷买点稻谷，要躲过严厉盘查才能送过来。一次，姥姥藏藏掖掖、吓吓惊惊，颠着小脚儿带着几斤稻谷，到摆渡口过河时，被搜身检查，不但稻谷被没收，还挨了一顿暴打。有时侥幸，如愿以偿，我家就在深夜关好门窗，将稻谷一点点捣成白米，装在小缸里，埋藏在地下，单等过年吃上一顿白米饭。一次，正吃年饭，保甲长带着日本人挨家挨户地检查，吓得我母亲急急将米饭藏在灶膛里，方躲过这场灾难。殖民地的生活到哪儿去伸张正义。
  强种罂粟
  清朝中晚期，英商将大批鸦片输入我国，榨取了我国大量金银财宝，又毒害了大批中华儿女。因之，我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日本侵占中国后，也效仿英国做法，强令高丽人和本地农民种植罂粟，以达到其加害中国人民之目的。
  1941年夏天，我和母亲去姥姥家，在蓟运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上，看到了象征着亡国灭种的鸦片烟苗，开着密密麻麻的白花、水红花。我姥家仅有的2亩园田，也被迫种上了罂粟。母亲和姥姥低头叹气，我和表弟坐在蓟运河岸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些刺眼的白花、水红花，仿佛看到了一张张有着枯瘦灰土脸的烟鬼，恨不得统统拔掉那些可恨的大烟苗。
  后来，中午放学在马路上听人悄悄议论，八路军贴告示了，叫铲掉烟苗，改种粮食……。今天看来，铲除罂粟也应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捍卫民族独立富强的重要斗争。
  仁丹
  仁丹是一种防暑祛热的常备药。日本生产的这种药质量佳、效果好，世界有名。而居心叵测的日本人，却把它作为一种有效的侵华工具。那时的日本人，在我国城镇大街小巷的明显路口的建筑高墙上用油漆画上仁丹图像，仅芦台小镇就有40多处。画出的仁丹图像，没有任何商品介绍，而仁丹、洋人头像，却明显不同。以头像为例，胡须长短不一、多种多样；帽子或有或无、样式不同；字体各异……等等。实际上，仁丹图像就是日本侵华的军事路标图。仅此，不难看出日本人狡猾之极、诡计多端，为达到其侵华野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竭尽其能事。
  “狗碰”里逃生
  芦台爬街子南段路，路口西侧“德兴”百货店，曾遭一惨事，至今说起，令人不寒而栗。当时该店老掌柜不知何病身亡。日本人得知，认定是霍乱，强行将尸体解剖，闹得人心惶惶。人们怕霍乱病，更怕日本人残害无辜。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芦台街面真不善，德兴掌柜得霍乱。天津派来验尸官，小日本子来检验。开膛破肚把心剜，人人听了心胆寒。道路口中把路拦，盘查行人看面颜。他说你是霍乱病，你的小命准玩完”。
  我家住南街大胡同，租住地斜对门是白家。日占期，白家老大在关外沈阳火车站扛脚行。
  一日，白老大患急性肠炎，也叫霍乱，俗称“火痢疾”，上吐下泻，高烧40度，是当时非常严重的传染病。日本人对此种病人，采取灭绝人性的手段，对死者火烧，没死者活埋，对白老大也没放过。当时家住芦台的人得了霍乱，同样吓得不敢出屋。
  那天，弄了一具“狗碰”“柳木猴”（一碰就碎的薄棺材），把白老大硬塞进去，用铁钉钉妥。在一个日本人扛枪监押下，由4人抬着去城边荒碱地活埋。棺里的人叫得瘆人人，抬棺的人满脸是泪。“别叫了，留点精神还有用呢。”棺里棺外的人暗暗商定好逃生计策。里边真的不叫了，扛枪的鬼子还点了点头。突然，几人抬着棺材飞也似地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城边青苗地，甩掉了小鬼子放下“狗碰”，棺里的人猛力蹬开“狗碰”，一溜烟似地钻进了青纱帐。白老大得以逃生。
  逃生者回到家乡，家里高高兴兴烧平安纸，挨家挨户送白面包子，我也吃着了。白老大长我父两岁，我叫他白大爹。
  为啥给他鞠躬
  日本占领时期，我在北街宝塔寺后房（现县医院偏西对面处）上学。每天常走之路，从南街，穿中街，到北街东头，往北一拐进校门，天天如此。有一天，与同学走上北街路，见到一处坐北朝南大房（现看守所处）前，有一日本兵持枪站岗，冷气森森。是时，此地为日本1480部队驻地。任何人路过这里，必须给他鞠一躬，不然就要遭到毒打。我亲眼看到，一个人贸然而过，被发现后拽了过来，先是拳脚相加，一顿狠揍，随后逼其在脚下跪着。我俩无法从这个门前“飞”过，也吓吓嗦嗦向他鞠了一躬。随后，大气不敢喘一口，就赶紧向学校逃去。坐在课桌前惊魂未定，手心已冒出了冷汗。当时年仅十岁的小孩弄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必须要给日本人鞠躬。
  背军粮
  日本侵华时代，芦台镇北街偏西有一深宅大院，院的西北角有一炮楼，日本兵站在楼上巡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阴森可怕，无人敢靠近。后知这是日本人的军粮库。
  当时，许多贫苦人家和我家一样，“升米个柴胳肢窝夹棵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填不饱肚子，甚至用发霉变质的混合面充饥，一年到头野菜糠麸半年粮，饿了喝口凉水，夜晚能听到肚子“咕咕”叫。无计可施的母亲，间或让我去买豆饼、花生饼，也就是如今喂牛马的饲料，用来聊补饥饿。一天，我肚子饿，买了一块花生饼，随手掰了一块放在嘴里，一嚼苦涩难咽，遂去退“饼”，遭到卖主怒斥。横行一时的日本人，强令中国人不许吃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稻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天，丰玉宁联合县原六区区委书记曹文斋带干部进了城（后来听说），炮楼上持枪日本人，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远看像只木鸡，近瞧若霜打的小草。是时，芦台百姓高兴极了，饥饿的贫苦人起来了，三五结群到那里将粮谷一袋一袋背回家。惋叹年幼，无力所取，眼巴巴看着成人背粮，只有望粮而叹。
  褪不去的痕迹
  建国初期，丰台区公所所在地是冯姓富户的住所。丰台银行与区公所同在一个院，住南门旁倒正房两间，外间办公，内间为主任室和宿舍。1954到1961年，我一直在丰台银行工作，当我调离工作时，仍能够清楚地看到墙上赭红色血迹和深浅不一的众多枪眼。
  据当地人讲，在这里曾发生过日军剿杀抗日力量红枪会的惨案。当时，日军动用了重机枪、小火炮，杀人无数，尸体布满街道和还乡河，鲜血顺街流淌，染红了还乡河的水，河水好长时间还是红的。
  在丰台工作期间，我还多次听当地人讲过日军飞机轰炸丰台镇的事。
  那一天，日军派出数架飞机低空徘徊，螺旋桨嗡嗡作响，惊慌失措的人们，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什么，拼命地四处奔逃。有好多人无处可逃，跳入北大寺前的荷花坑，用荷叶顶在头上，飞机追着人群飞，往荷花坑投炸弹。万幸的是，一枚炸弹也没响。而在街里，炸死了两个人，炸伤了一个孩子，有的房子被炸毁。
  （李焕然口述，李建明整理）
  日寇黑暗统治下的冀东宁河惨状
  宁河县是北宁铁路上芦台、军粮城两车站中间的一块大平原，南临渤海，土地肥美。抗战前，盐和稻、麦产量甚大，其他农作物也很多。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之前，这里的群众生活甚是富裕。可是抗战以后，敌伪在这一带实行了黑暗的奴役统治，强占民地民房，建立所谓“模范农场”。在蓟运河西岸，长宽都约有20多华里的一块平原，日寇派人挖水沟，筑土围，开渠，分畦，安装锅炉，利用蓟运河水利灌溉稻田，所产稻米，由1942年起，就尽数送到日寇建立的“军谷公司”里，充作日寇侵华的军粮。因为经营这块稻田的，差不多都是朝鲜人，那地方的老百姓，都叫这“农场”为“高丽圈”。在金钟河两岸，也建立了同样性质的、规模较小的3个“农场”，有的是“日本庄”（纯系日本人），有的是“移民村”（是由山东、冀中、燕东各县强征去的全家男女老少），这些村庄的人民，在日寇、特务、伪警备队的鞭挞下，过着牛马生活，连自己吃穿都弄不上。
  日寇还强征农民粮食，建立“军谷公司”。一到秋季，老百姓辛苦一年收获的稻米，都得送到“军谷公司”去，日寇派有大批特务，下乡挨户搜查，如果查出私存稻米或吃稻米饭的，非打即罚。有两个典型的事实，可以证明敌人的统治是多么残酷。有一家做稻米饭待客，在吃饭的时候，派出岗哨，果然来了特务检查，岗哨回头向家里跑，特务紧追他，刚把稻米饭藏在柜底下，特务进来了，嗅到米饭味，即翻箱倒柜地检查，结果搜出来罚洋240元才了事。又有个串亲戚家的，坐车回来在路上走，打了一个喷嚏，从鼻孔里喷出一粒稻米粒，恰被特务看见，除了挨一顿打，还罚洋20元。同时，敌人为了镇压民众的反抗和加紧勒索敲诈，还普遍建立大乡，每三四个自然村建立一个大乡，大乡里有电话，有警长，有警士，每次横征暴敛的计划都是在这群鹰犬的手里迅速完成的。
  这样黑暗的统治，在日寇说来是“模范县”，这是大汉奸齐燮元的老家，而齐逆正是以出卖民族出卖家乡而得宠于日寇的。宁河县境内，蓟运河、金钟河两岸人民，因为水利被敌寇利用，即使种了稻，自己也不能享受。许多人家肥美的稻田不得不让它荒芜了。去年前年，一连经过两个旱年，老百姓苦心经营的高粱、玉黍的产量，也不过够一两个月的需要。去年麦秋敌人征麦，一直到大秋，还未征齐。紧接着每亩又要高粱8斤，因此人民的生活痛苦日甚一日。
  去年正在秋收的时候，他们那里男女老少，都是各自打草籽一天忙到晚，敌人在石臼里捣的是大米，他们在石臼里捣的是草籽。野火麻子和一些高粱窝窝头，就是那里的上等饭，一般地都是吃的黄蒿子的籽。小孩子吃这种饭，拉屎拉不出来，哭得要命；大人吃这种饭，也吃不饱，饿得脖子长长的，手伸出来皮包骨，人们的衣服，都穿得破烂不堪，差不多都是露着皮肉的，新的衣服是买不到也买不起。住的房子漏的漏了，拆的拆了，将拆了的木架运到天津卖掉，买高粱交差了。有的为了交捐税，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按每斤多少钱卖掉了。去年8月以前的统计，每村饿死的老百姓至少四五名，多至四五十名。那里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坐以待毙，尽吃草籽的情形，实在令人心酸。这就是日本法西斯黑暗统治下所谓“模范县”的“模范事迹”。宁河县的人民，无日不在盼望着我国反攻，抗日胜利的。敌人曾经企图把同样的统治和奴役推到丰润等县。但是在冀东子弟兵——八路军打击下，敌伪只好收缩着他的魔爪！在蓟运河东岸，去秋敌人也企图建立大规模的“农场”，在八路军打击下，这阴谋被粉碎了。
  （王维昕文，原载1944年7月6日《晋察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