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一
  在中国近代史里，宁河直接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两次。第一次是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首恶，践踏宁河地区，在京山线芦台留下驻屯军。这个驻屯军逐年秘密增加兵力，搜集军事政治情报，30年后配合日军侵占冀东，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的军事行动中扮演前锋和特务角色。第二次是1933年到1945年，期间分两个阶段，即1933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两个阶段，宁河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蹂躏长达12年之久。
  宁河临渤海，地处津唐之间，同整个冀东为东北到华北的咽喉之地，为北京的门户和屏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河区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20余万（两项数字，因年代而异），是冀东22县中的一个大县。关内外相接的唯一铁路北宁线从境内通过，蓟运河与塘沽、北塘等港湾衔连，陆路、水路便捷，为冀东、华北之交通要冲。地域广袤，水源丰沛，富有待开垦的土地，盐业、渔业、水稻、苇草等工农业物产资源丰厚。宁河的地理位置、交通物产等优势，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觊觎的战略要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成立伪满傀儡政权后，于1933年1月在山海关挑起事端，继而攻占热河省，完成以“长城为界”伪满洲国“国境线”的军事行动，紧接着于当年春挑起长城一线的战火，实施灭亡中国的第二步战略，即占领华北，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中国的长城抗战失败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
  侵华日军在芦台（1900年底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摄于宁河县芦台文昌阁）
  4年里，冀东经历了两个期段：第一段是1933年5月《塘沽协定》到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冀东伪政权；第二段是1935年11月到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冀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的首当其冲之地。《塘沽协定》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区，日军退到长城一线，中国武装退到蓟运河西南，日军可以各种形式进行监视和出入。《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以长城为界”的伪满洲国，把冀东送给了日本帝国，为日军扩大战争提供了条件。1935年11月，日本卵翼下的冀东伪政权宣布冀东独立，使冀东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冀东先是成为日军侵略华北的桥头堡，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后方基地。
  长城抗战中，日军的战火蔓延到宁河境内蓟运河一线，占领了京山铁路，侵入宁河镇，战机轰炸了丰台。长城抗战失败后，冀东地区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城乡一派残破、衰败的景象，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大批平民流离失所，伤亡惨重，各种经济损失巨大。据当年6月粗略统计，包括宁河在内的战区19县因日军侵略直接损失近1亿元。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大批日货流入中国，挤占了冀东的消费市场，沉重打击了民族工商业和土布等传统手工业发展。日、韩浪人大量拥入，疯狂地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致使赌局、妓院和“白面儿馆”（吸毒贩毒的场所）像毒瘤一般遍布冀东城乡，以此诱惑和毒害各界群众。随日军侵入冀东的伪军被遣散人员沦为土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烧杀虏掠无恶不作。各县级政府及保安队均设日本顾问，操纵政权。他们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各学校配设日语教员，强迫学生学日语，灌输亲日反共思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日伪政权又加大对冀东人民的统治剥削。毒化政策更加严重，冀东各县“白面儿馆”平均达40多家。走私更加猖獗，以致全国的财政税收都受到重大损失。日本开设金融机构，开办企业，控制冀东经济命脉。加大对人民的经济盘剥，开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宁河县就有60种。日本增加驻屯军兵力，建筑永备军事工事，在各县设领事馆，进行特务活动，秘密调查政治经济情报，为扩大侵略战争作准备。
  全面抗战前的冀东4年，是汉奸与日军狼狈为奸涂炭冀东人民的4年，是日军站在冀东这块跳板上随时准备吞噬华北的4年。
  二
  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已经有了相当基础，因而事变后日军顺利地占领了冀东。1938年春侵华日军全面进入宁河，把日伪统治严密的宁河县称为“模范县”。他们培植汉奸政府和汉奸武装，组织新民会，成立伪大乡，推行保甲制，设据点建炮楼，开设通讯网络，发展遍布全县的特务组织，推行奴化宣传教育，控制
  工商企业，掠夺土地开办农场，对宁河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和豺狼式的经济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在宁河疯狂地进行土地吞并和劳工掳役。他们强迫农民种棉，收获的棉花运到日本以供军需和民用。在宁河境内的中西部强掠十几万亩土地种植水稻，对稻米施行残暴“统制”，以保障专供日军。日军在宁河掳役了无以数计的劳工。七七事变前4年，就有大批劳工被骗到东北做苦役。七七事变后的8年里，从宁河掳役的劳工更多，有的到了东北的伪满洲国，有的到了关内的各沦陷区，有的被抓到日本。劳工从事的均是重体力劳动，因劳累、虐待大量死残。被抓往日本的劳工遭遇极其悲惨，如大八亩坨9人、前大安4人，在关押运输途中，在日本工地分别死亡7人、3人，活下来的仅剩下骨瘦嶙峋的3人。沦陷时期，为掠夺经济战备资源，建筑军事工事，日军在宁河境内役使成千上万劳工，其中大部分是境内各村的农民，另有大批外籍农民、抗日战俘，甚至有从朝鲜掠来的农民。
  日本侵略者利用新民会和各级学校不遗余力对各界群众进行长期的殖民化宣传教育，推行鸦片种植，纵容毒品泛滥，借以泯灭人民的民族意识，消磨人民的反抗精神。一旦有反抗，他们则利用特务组织进行逮捕镇压。日寇占领时期，经常带领伪军和特务对城乡进行“扫荡”，随意杀人纵火。从1938年到1945年，在造甲城、北淮淀、李庄、李麻瞿、杨富庄等十多个村制造惨案，近百名无辜百姓被残杀，近两千民房被烧毁，被抢劫的财物无数。对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区更是竭尽全力进行“围剿”，许多军政干部、战士、斗争骨干遭迫害，1938年围剿宁河、丰台两镇，致使暴动农民数百人惨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宁河的殖民罪行，罄竹难书。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宁河与全国人民一道，以各种形式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战火和对东北的霸占。1933年长城抗战中，宁河人民慰问抗战部队，提供人力和物资支援。七七事变前冀东4年里，宁河人民救国救亡意识不断增强，在阴云密布的黑暗统治下以各种形式开展抵抗活动。期间，已有张家声等共产党员有组织地宣传抗日。1934年陈荻与张家声等在芦台秘密组建抗日联络站建立党的支部，发展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在各阶层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武装斗争筹集储运药品和军需物资，接应转送抗日领导干部，引导骨干学生青年奔赴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芦台秘密抗日联络站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宁河有组织开展抗战活动的先声。
  1938年夏秋，饱受日伪欺压的冀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武装抗日暴动。宁河人民积极响应，揭竿而起，在蓟运河东部、北部、西部七里海一带骤起风
  潮。暴动队伍自发拜像毛泽东、朱德，自号“红军”，宣传驱逐日寇，保家卫国，收买刀枪，扩充人马。在岳龙一带张桂民、刘树红等人组织数百人队伍，在宁河北部侯庆岚组织1700多人的武装，在七里海一带大八亩坨西武堂一二百人的红枪会成员誓言一致对外。芦台秘密联络站也组织人员开到暴动前线。岳龙暴动队伍与丰润鲍子菁一部合编为22团。侯庆岚武装组织授编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军13总队第5团，侯庆岚任团长。宁河暴动队伍与日伪进行了殊死斗争。岳龙暴动队伍在宁河、丰润转战数十次，曾配合李运昌打击敌人。侯庆岚部转战宁河、宝坻一带，多次与日伪交锋。大八亩坨红枪会从七里海登船，开到丰台镇驻守。暴动队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侯庆岚部解放宁河镇后被日伪反包围，牺牲一二百人。大八亩坨西武堂红枪会守卫丰台与日伪拼杀，死难一二百人。
  暴动拉开了宁河地区武装抗日的序幕，打响了宁河地区武装抗战的第一枪。抗日志士以悲壮的民族气节宣示，宁河人民绝不做亡国奴，誓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暴动极大震慑了敌伪，日伪不得不在全县增加防卫力量，将伪县公署从宁河镇搬到芦台。暴动鼓舞了民族士气，为后来的游击战争锻炼了骨干。宁河暴动在宁河抗战史、冀东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冀东暴动失败后，日伪以重兵围剿各个游击区根据地。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宁河人民没有沉沦，没有退缩，与冀东人民一道在敌人的后方开辟游击区，逐步把对日斗争推向新的阶段。1941年10月建立了丰玉宁联合县，宁河蓟运河东部大部分村庄开辟成游击区。1942年夏季，丰玉宁联合县派武装工作队进入宁河西部，开辟以七里海为中心的游击区，第二年成立武宝宁联合县。经过艰苦的开辟工作，宁河各界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形成了牢固的抗日统一战线。两个联合县的宁河区域里，设置了区政权，村政权逐步建立。两个联合县分别成立了县大（支）队，区成立了区小队，各村普遍建立了民兵队、儿童团、妇救会、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村庄发展了共产党员，很多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开辟工作由秘密到公开，抗战歌曲在游击区根据地到处传唱，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丰玉宁联合县与武宝宁联合县开辟、巩固与发展，是以武装斗争作保障的。县大（支）队和区小队以及民兵，端炮楼，砸大乡，打埋伏，破公路，毁桥梁，割电线，袭汽车，扒火车，消灭日伪的有生力量，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和物资，迫使敌人小股兵力不敢轻举妄动。武宝宁县支队端掉苏楼据点、纪庄伏击战、孟庄遭遇战等，狠狠打击了敌人。武宝宁联合县四区、五区、六区区小队以灵活战术打击敌人，让日伪闻风
  丧胆，他们的两位队长和一位骨干，被人民群众誉为“武宝宁三只虎，铁军、野明、傻赵普”。以丰玉宁联合县武装组织发展起来的4区队（青英部队）和军分区12团，他们转战丰玉宁武宝宁游击区，在蓟运河以东打过丰台、板桥，在苗庄伏击伪军运粮车队歼灭敌人1个连。在蓟运河以西，协助民兵除汉奸，在小芦庄与伪军交锋，在宁河、宝坻交接地与1000多日伪军血战，奔袭巧取江洼口、黄庄、艾林庄据点等。联合县县大（支）队、区小队，以及村民兵，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开辟巩固游击区根据地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壮大了自己。武宝宁县支队成立时仅16人，1年后连区小队发展到500多人，1945年8月升编到军分区主力团。4区队也分编为各主力部队。各区小队均得到巩固和发展。
  丰玉宁和武宝宁两个联合县的创建和蓟运河东西部游击区的开辟，使宁河地区的游击战如鱼得水，不断增强的各级武装力量，迫使日伪军缩小控制区，龟缩在据点里，出外讨伐必须纠集各处的军力联合行动，以免被抗日武装力量歼灭。到1945年秋，宁河地区的抗日游击区已成为巩固的根据地，赶走了侵略者，继而成为自卫战争冀东解放区的一部分。
  五
  在反侵略争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宁河军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物出物，有人出人，参军参战，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长期较量。开辟游击区时期，杨花、褚庄、乐善、南淮淀、田辛、赵本、大月河、杨拨、杨富等村庄以各种方式支援武装斗争，成为对敌斗争的堡垒村。丰玉宁、武宝宁县区领导寒松、刘鸪、焦民政等，村干部李忠勇、冯宝林等，武装干部和民兵骨干王全荣、赵普、铁军、冯千成等，少年参加抗战的鲁智、赵洪圃、于渤海等，坚持敌后斗争红军战士孙纯之、曾参加百团大战的魏丰等，以中条山战役闻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兴中、潜心研制生产武器弹药的兵工专家俞濯之等，他们或坚持斗争在境内，或转战冀东和全国各个战场，或前线或后方，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出了应有贡献。
  被宁河广大群众亲切称为“北边人”的丰润、玉田等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影响、发动、领导了宁河地区的抗日斗争。抗战最艰苦时期，为开辟新的游击区，他们一批又一批干部、战士进入宁河，冒着生命危险，白天睡在野地里，夜晚开展工作，扮演各种身份，走家串户，遍访全县所有村庄，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到千家万户，唤起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他们的优秀作风和献身精神鼓舞了全县广大人民群众。宁河人民纷纷投入抗战活动，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在蓟运河东西部展开。他们毁家纾难奋斗在丰玉宁武宝宁地区，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仅县委书记、县长、县级领导就有7位。这7位烈士，除一位籍贯不明，3位丰润人，
  2位玉田人，1位唐山人。红军战士武宏是“北边人”里的陕西人，1938年进入冀东，转战宁河，曾任连长和营长，他的战斗事迹在冀东、在宁河广为流传。
  六
  在抗日战争中，宁河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1938年冀东暴动，数百青年农民在宁河、丰台两镇罹难。在日军占领宁河时期，至少有一二百无辜百姓，被日军秘密残害和公开屠戮。日军通过遍布特务网络，搜集抗日情报，经常组织大批日伪军讨伐扫荡，致使大批党政干部和武装部队的官兵牺牲在他们的枪口下。开办芦台秘密联络站的陈荻、王德钧；丰玉宁联合县县委书记鲁健之、石光、王家义，县长刘鸪；武宝宁联合县工委书记王书文、办事处主任寒松；丰玉宁联合县六区区长宏彬、武宝宁联合县一区区长焦民政；丰玉宁武宝宁工作人员兴华、志英、云鹏、张殿荣等；丰玉宁武宝宁村干部李福、李占宽、冯宝林等；丰玉宁武宝宁联合县县大（支）队、区小队董作文、李小秃、冯廷生等；主力部队刘金瑞、田钺、石云山等，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献身。
  全国抗战胜利后，丰润池家屯人、冀东抗日联合会主任张志全倡导在自家的地里修建25县烈士陵园，在自家院里建立烈士纪念楼，刻立“英勇烈士纪念碑”。英勇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东牺牲的营以上领导名字和各县烈士的数字。丰玉宁、武宝宁联合县牺牲的陈荻、刘鸪、寒松、王书文等烈士的名字镌刻其中。刻有宁河县（当时区域）连级、区级、村级革命烈士共562名（未列姓名）。纪念碑有令人警醒的12个大字：“这一统碑是牺牲烈士一桶血。”
  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各界人士，为国英勇捐躯的抗敌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宁河人民的骄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宁河人民举县欢庆，庆祝抗战12年终于洗刷了耻辱，摆脱殖民桎梏，彻底获得自由和新生。宁河人民谱写了反抗日本入侵胜利的篇章。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载史册。
  （任绍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