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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赓恩自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赐进士出身，钦点庶吉士，算是跳上“龙门”。但是，清王朝的腐败，外敌侵入腹心，义和团、捻军起义等内患烽火熊熊，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形势，高赓恩仕途之路十分艰险坎坷。尤其是一位纯真固执、不善结交权贵的书儒，难免在宦海中沉沉浮浮。
  高赓恩光绪二年（1876年）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光绪五年（1879年）散馆结业，授翰林院编修，后兼充国史馆协修。按翰林院职官定制，授撰文者为正五品，授编修者为从五品。后来高赓恩以编修五品衔上疏，是兼职晋升的。国史馆，掌纂修清朝国史，属翰林院。“纂修国史是翰林院的职责之一，所以国史馆的提调、总纂、纂修等官员，多由翰林官兼任。”此间，高赓恩“益澹然无所营”。由于朝政腐败，局势混乱，虽授职却闲静无事可干。在这种情况下，高赓恩担任了望都、易州、固安等书院的主讲，“节修脯以奉其母，征逐燕会谢不往。不轻诣权贵，虽座主师门不私谒，泊如也”。（引文据《大清畿辅先哲传》）这段时间，高赓恩过着讲学的生活，拒绝会客宴请，包括弟子拜访师门，淡泊世事，节衣缩食奉养老母。母丧回乡服丧三年期满后，又召入上书房，为东宫服务。
  光绪十五年（1889年），高赓恩简放四川学政。“简放”，清代外派至道府以上的官员，由皇帝特旨授职者，在文档上均称“简放”。当时刚上任不久的张之洞，任四川总督，他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和两广总督等职，其政见与高赓恩相近。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奏设尊经书院”，使四川兴学之风盛起。光绪十六年（1890年）奉调还京。“上命仍在上书房行走”。在四川督学一年间，正逢湖南乡试，任正考官，并在湘创立“责志文社”，著《弟子录》编印刊行全省及京都。受文社影响，“讲学之盛，名震一时。”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会试，高赓恩“以赞善升用。”赞善职务属东宫僚属詹事府，其官员是辅助东宫太子而设置的，“是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光绪会典·卷七十）。赞善职掌也包括文武殿试掌卷官，廷试阅卷官等。此次任用是掌卷、阅卷之差。但是，《大清畿辅先哲传》用“以赞善升用”之语，让人不详高赓恩在仕途中是否还有降用的坎坷。因为“赞善”的官阶仅为从六品。将一位原为正五品的翰林院编修官，任用“赞善”之职，何谈“升用”。另外，《大清畿辅先哲传》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左、右赞善，晋右中允，明年（1897年）补左中允。”左赞善、右赞善，都是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的官职，为从六品衔。左、右春坊的“中允”比“赞善”高，为正六品，文中用“晋右中允”是恰当的。
  儒风淳厚，思想守旧的高赓恩，反对变法。正当朝野戊戍议变国政之际，高赓恩愤然抵制变法，认为“法可变，道不可变。”疏请“禁新法，废学堂，语甚切直。上患之，遂以洗马出为陕安道。”此举招致力主变法的光绪皇帝“患之”（怒、恨），从而以“洗马”的职衔放任西北。“洗马”不是翰林职衔，而是詹事府的官衔。在詹事府设有司经局，设满、汉洗马各一人，掌收贮书籍。其品级为从五品，这是将不同政见者打入“冷官”的一种方式。为了让读者了解高赓恩在詹事府任职与翰林院编修职衔的差异，现将清朝詹事府所设官职及品级列下：
  詹事府设詹事满、汉各一人（正三品）少詹事满、汉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庶子满汉各一人（正五品），洗马满、汉各一人（从五品），左、右中允满、汉各一人（正六品），主簿满汉各一人（从七品），笔帖式六人（从九品）。
  高赓恩外放陕西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这一年，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直隶蓬勃兴起，很快殃及京城。在西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的形势下，依靠端郡王载漪招抚利用义和团，阴谋废黜力主变法的光绪帝，把载漪之子溥隽立为皇储“大阿哥”。原在上书房行走经常出入东宫的高赓恩，过去因书法曾为西太后所赏识。这次废君再立，选择太子老师，高赓恩在政治上又求稳怕乱，反对变法，正是他们物色的合适人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本日召见之陕西陕安道高赓恩，著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弘德殿行走。钦此。”据《清代轶闻》载：“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时溥隽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运门外，即清宫也。）辟弘德殿，命崇绮充师傅，召陕西陕安道高赓恩入京，与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俱授读。命大学士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悦学，有所喜欢二犬。在这场政治斗争的较量中，一位潜心学问的儒臣，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控制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遭到国外诸列强的反对。庚子之变，清政府按外国列强开出的罚单，宣布：凡是在中国境内发生排外纠纷的官员，立即革职。按洋人要求，立斩端王载漪。经反复交涉，决定斩监候，发往极边永远监禁。身为四品京堂、皇储侍读、弘德殿行走的高赓恩，落了一个革职回籍永不叙用的结局。其实，满腹经纶的高赓恩，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他认为国际使团应该得到驻在国的保护。《大清畿辅先哲传》有这样记述：“适拳民（指义和团）变起，诸军（甘军和义和团）攻使馆急，赓恩上书请缓攻。”但望子成龙的载漪执意孤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之时，清朝政府又补授高赓恩内阁侍读学士（正四品）。但是，七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携两宫挟光绪帝出逃西安，高赓恩随往。在逃往西安期间，高赓恩又得到一个太常寺少卿的头衔，这是管理祭祀礼仪的官职，也是正四品衔。可笑的是，在逃亡途中的西太后还不忘祭祖之事。在西安期间，高赓恩之兄高棠恩因避战乱死于宁河县北涧沽，“三上疏乞赴兄丧，始允所请。”借此机会回归故里，再也没有入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按李鸿章与各国议商讲和大纲十二款，首条就是惩办祸首。在西安理事的西太后，接到丧权辱国的十二条后，谕称：“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第二年十月，西太后挟德宗光绪才回到北京。此前在西安就已宣布废除大阿哥溥隽，高赓恩因是侍读学士而受到牵连，列入“惩罚凶犯”名单。经此次劫祸，高赓恩在故里“深自韬晦”。潜心讲学著述。后来，直隶总督袁世凯，欲召见，但他不屑顾；侍郎严修“虚心延礼，请参观学校，皆婉谢之。”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在陕西讲学兼纂修《陕西通志》的高赓恩，被围困西安城中数月，“资斧丧尽不得归。”幸好遇武毅军统领赵倜败退陕州，跟随毅军东退，历尽艰辛，才回到芦台药王庙东园故里。“重寻芦浦旧居，发旧藏图籍，日夜补读。”这位以传统封建忠君思想而固执的儒臣，对清朝的瓦解还满怀留恋和遗憾。
  中国史学八大家
  一、左丘明：春秋时代鲁国人，著有《左传》，编年体史书创始人；
  二、司马迁：西汉人，作有《史记》，首创正史纪传体；
  三、班固：东汉人，著《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
  四、刘知几：唐代人，著有《史通》，我国首位史学批评家。
  五、杜佑：唐代人，著有《通典》，是我国首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六、司马光：北宋人，编著《资治通鉴》，为编年史第一部巨著；
  七、袁枢：宋朝人，著有《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记事本末的体裁；
  八、顾炎武：明清学者，代表作有《天地郡国利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