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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赓恩在翰林群中是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的儒家学者。其典型的著述有《周易大象应大学说》、《历代儒言要醒集》、《古今儒行标宗》、《咏圣集》和《克欲要言》等。他是两宋程朱学派的忠诚信徒，其一生讲学，“恪守濂、洛、关、闽，参之以象山、姚江、白沙二曲诸儒而折衷于夏峰孙民。”（据《大清畿辅先哲传》）。“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的主要学派。濂指周敦颐，号濂溪；洛指洛阳的程颢、程颐；关指关中的张载；闽指闽中的朱熹。加上陆九渊（象山）等，是宋代以来研究孔孟之道所产生的主要学派。高赓恩受其影响，形成了顽固的“持理”、“守道”“克欲”、“忠君”思想。仅举两例，在1900年七月，义和团在京城祸乱之时，住在北京西斜街的高赓恩给守门的侍卫写了两句话：“吾家旧忠宪，池上接芳馨。”其意是表达忠君的思想，以投井而死以殉国。并将衣冠备好，嘱咐李洪穗等他死后以此备殓。
  此时，西太后率两宫，挟光绪帝已在仓惶出逃西安的路上。门人李洪橞以“君死与死，君亡与亡”的道理劝解，说君还没有死，你何必如此呢，高赓恩打消了寻死的念头，急忙上路，追赶西逃的两宫人马。“历九死达西安，见两宫，哭失声。”另一件是，光绪三十四（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同时死去，已经被撤职永不叙用的高赓恩，在芦台药王庙菜园故居得到消息，还为“两宫升遐”而哀伤，并为其披麻戴孝，甚至过于悲伤而卧病在床，弄得骨瘦如柴。其实，受世人唾骂的丧权辱国恶婆慈禧和一生软弱无为误国殃民的光绪，怎么值得高赓恩如此动情。
  清朝末年，经慈禧之手，列强瓜分“中国”国库赔款殆尽，大面积国土沦丧，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及其腐朽的本质，已唤起知识分子的觉醒。以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不主张推翻清王朝统治，想依靠皇权实行变法图强救国。康有为（1858-1927），从1888年至1898年，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95年，鼓动一千三百多名举子“公车上书”。康和高赓恩一样，都是清末大儒，但康受日本西方文化影响，批判封建旧学，提倡新学，主张兴学堂、办报刊、开学会。这和高赓恩的传统封建旧学是格格不入的。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皇帝嘉许，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报、《强学报》、《新知报》和开设“上海强学会”，宣传“革旧图新、变法救亡”。1897年，他发表《孔子改制考》，主张托古改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康有为依靠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光绪帝下“国是诏”，决定变法维新。五月由康有为统筹变法。首先从教育改革，“改八股文试士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高等学堂，州县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改革科举章程。这些改革，引起高赓恩的强烈反对。
  请见《大清畿辅先哲传》这段文字记载：“戊戌议变国政，行新法，赓恩瞿然曰：破法乱纪，中国患气自此始矣。先儒有言：王者有变制之名，亡变道之实。吾以词臣厕侍从，所忧者国家。自束发读儒书，所卫名教。法可变，道不可变。不善变则天受其毒，历朝之覆辙可鉴矣。救败当自革君心始，革新当自者正学术始。于是上崇正学诸疏，复请禁新法，废学堂，语甚切直”。
  在国家危亡时刻，高赓恩仍坚持传统封建旧学治国。认为变法是亡国之道，要求皇上崇尚封建正学。他治学当中的许多著述，说明他重视教育治国的理念。如《小学女规》、《蜀中小试弊窦》、《古今箴铭集》和《童子歌集》等。他崇尚正学、反对变法的上书，使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当即以“洗马”职衔简放陕西陕安道。康有为的变法引起慈禧对光绪帝的忌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六日，变法实行四个月，慈禧决定御殿理事，将光绪皇帝幽禁在瀛台，历史称这是西太后的一次宫廷“政变”。下令缉拿康有为等参与变法的官员，罢新政，戊戌变法宣布失败。
  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之后，高赓恩身在陕西，心系京师，以非常庆幸的心情给西太后进析。对西太后粉碎“戊戌变法”感到欢欣鼓舞。请见附文奏折全文：
  臣，高赓恩跪奏，为新创各学堂隐患甚锯，亟须早为之计，恭折密陈仰析圣鉴事。
  窃臣恭读八月十三日懿旨，尔诸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际此邪说暴行之繁兴，当以名教纲为己任，以端学术，以正人心等因，钦此仰见深宫，维持时局，必以人心学术为指归，此诚栽培根本之要图，屏黜邪妄之至计，凡属臣工尤宜恪遵懿训，争自濯磨本此意，以推广教化造就人才，勿以名教纲为陈腐，而好异喜新另开风气，则祖法圣道可与天地无终极，尚何有离经畔道惑世诬民，以致变出非常之患哉。臣于本年三月内，曾上崇正学一疏，深以洋学摇惑人心为虑，钜意不数月，而竟有康有为等谋逆之事。幸赖皇太后、皇上声色不惊，削平大难，洵天下臣民之福也。臣窃维今日纪纲已立，其大规模已其初，而祖法圣道所关学术人心所系，尚有隐患甚钜，亟须及早杜绝者。谨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者，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备），尤称全才矣，乃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非常之祸。然康有为等显拘之逆案虽破，其隐蓄之逆谋犹在，新创各学堂之中缘此等学堂类，皆以中学饰为外观，掩人耳目，而专心致志惟在传布西学，以洋人为宗主，恃洋人为护符。如康有为等，现在外国安居，无恐，即明证也。故学堂之中，仅存中学名目，而西学乃所服膺，入其壳者，无不奉其教习，其体服其迷心之药，甘心从逆而不改。问信从康有为者，康有为皆投以药，谓之益智丸，盖即西学传授之邪术。现其党与众多咸属衣冠之列。岂圣朝二百余年之泽化，不敌康有为一时之蛊惑乎？若非邪药迷心，断不至此。今首逆逺颺，其党与之幸逃显戮者，布在京外不可胜数，著名者人固皆知，暗通者殊难识别，谅无不以新创学堂为藏身之地，且必以听民自便为词辗转传习，煽惑迷诱，共衍无父无君之法，勾结他族为外援，益思肆其毒而洩其忿，深可虑也。倘不早图而豫为之所坐使羽翼长成，一朝窃发则无往，非康有为之类矣。是学堂之设，不特不能培植人才，正所以作养乱党也，其祸患不可胜言哉。臣愚以为，方今时势，西学之不能废者，洋语、洋文所以为往来交涉之用，则有同文馆可增其额也，机器枪峗所以备兵戎工艺之用、则有武备学堂机器局可扩其规也。其余邪说波（邪僻）行，奇技瑶巧，徒坏风气，徒惑众心，徒糜有用之经费，平时则适以养奸有事则适以资敌，于我大清国计民生但见其害，不见其利，奈何胥天下而学之，而不为宗社人民，一再计之乎，以今日之逆案，证新创之学堂，譬如治病误投毒剂而毒发，幸其发之尚早，而来及伤生，则万不可仍服其毒矣。百伏愿皇太后、皇上烛机光明，降谕旨、除同文馆、武备学堂机器留备实用外，所有京外新创之大、中、小各种学堂，已立者一律裁撤，未立者停止举行，以杜乱萌，雨绵国祚。并请饬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及各直省将军督抚，随地随时明察暗访，如有私肄西学，谬称讲学时务者，立即严拿，奏明重惩。庶浸磘西学，甘心从逆之徒，无所凭依，即无从蛊惑斯学术端。而人心正祖法，不至再变圣道，不至再乱，而钜患可潜消矣。百受恩深重，不敢附和时趋，谨以隐患之最钜者，披沥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以上是高赓恩给西太后和光绪的密折。“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是通过慈禧的“训政”诏谕传出的。一向以坚守祖宗之法，先王之道和忠于君主的高赓恩，就不知西太后篡政已把皇帝幽禁，他死保的皇帝是一具行尸走肉。康有为身为一介大儒，最后也成为保皇党的代表人物，逃往国外，1899年组织保皇会，出版报刊，反对民主革命，宣扬“革命亡国论。”提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的口号，最后走的还是唯“皇权”是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