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宁河、宝坻两县，居于蓟运河的中游和下游。在清朝嘉庆六年遭受特大水患之后，又于光绪年间遭遇三次特大洪水。宁河县全境七里二百五十多村庄全部被淹，全县成为一片汪洋泽国。本文根据历史资料分别撰写了光绪九年（1883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三次特大水患情况。因《宁河县志》和《畿辅通志》分别修订成书于光绪六年（1880年）和光绪八年（1882年），所以都失于记载。
  一、光绪九年水患
  蓟运河，是一条古老的自然河流，属于国家一级河道，是北方的一条重要河流。它流经遵、蓟、玉、丰、香、宝、宁诸州县，有九十多条河流与其交汇，是泄北部众山之水入渤海的主要河道之一。每逢汛期，当上游的泃河、州河、潮白河导众川水倾泻，加上中西部由青龙河、箭杆河、绣针河、鲍丘河、窝头河，及中东部的柳沽河、还乡河，都导水入蓟，使宝宁两县深受其害。特别是中西部诸河，都把北运河之水导入宝坻县的南北诸多大洼，这就使大钟洼和黄庄洼连年受害。黄庄镇有民谣，“黄庄洼，大水灌，男剃头，女讨饭。”光绪九年特大洪水，不仅使大钟洼、黄庄洼成为泽国，而整个宝坻县和宁河全境成为一片汪洋。
  俗话说，“六月六，看谷秀。”一般到了农历六月初六，大田作物就看好收成了。谁料这年特殊，汛期来得迟。突然从六月二十日以后，开始连降大雨和暴雨。当时据顺天府尹毕道远奏报：“宝坻县自从六月二十三日起阴雨连绵，蓟运、青龙、鲍丘、窝头，袖（绣）针等河水势甚旺，沿河堤埝依赖今年春天一律加高培厚，民工冒雨防护，谁料六月二十六、七日（公历7月29日、30日），大雨滂沱，上游山水陡发，直奔下注，势若建瓴，下游宣泄不及，兼以洼水直接浸蚀堤埝的根基，雨水夹堤，抢筑子埝，此堵彼溢，人为难施，遂致河水漫过堤顶。东南北三乡田禾俱被淹没，正西村庄附近城部，地势较高，又为窝头河倒漾之水浸灌受害。”
  另据通永道禀报：“因赴津公出，七月初四日（公历8月6日）由水路旋通，察看沿河一带水势甚大，竟至河地不分。”这位官员在回通永道的路上，遇到二十多处拦船呼救的情况。他奏称：“以连日顿遭大雨，河水陡涨一丈六尺有余，田庐均被水淹，困苦流离。……经该道顺道察勘实系一片汪洋，田庐被水，满目灾黎，洵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位官员实地察看到，不仅是地里的庄稼已收成无望，并且有人口被大水冲走或淹死者，有的让房屋坍塌压死的、砸伤的。他看到有一家数口和十几口人，都用一根绳子栓在一起，系住腰部，连结起来，防备被大水冲散全家人，但是大水无情，危急关头都不能逃命，却致全家毙命。他的禀报因受灾区现场询访所得，情况真实而事例鲜活生动。
  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奏折得知，这次降雨从1883年7月17日，一直到9月上旬，历时一个多月的阴雨连绵期，雨季来得晚，人们毫无准备。奏折称：“不期六月十四日（7月17日）后连旬大雨，势若倾盆，加以上游西北边外山水暴发，其西南邻省之水亦奔腾汇注，各河同时异涨，到处出槽漫堤，近河州县田亩均被淹浸，坍塌民房甚多，并有伤损人口之处。七月下旬（8月下旬）、八月初旬（9月上旬），复连次狂风大雨，平地积水甚深，河堤更多冲漫。”直隶共一百多州县受灾，“灾重者计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等三十一州县。”（注：以上引文见光绪九年十月十三日李鸿章奏折）
  这年大水，使宁河全境受淹。因为汛期晚来，大田作物如高粮、玉米已吐穗，地势稍高的庄稼还有些收成，加上水退之后还可补种荞麦和白菜。这年全县成灾的村共二百五十九村。“宁河县东窝庄等九十六村成灾七分，南淮渔淀等一百十八村成灾六分，东宁车沽等四十五村成灾五分”。宝坻灾情比宁河惨重。加之宁河是芦苇之乡，七里海，蓟运河沿岸的农民靠织蓆编篓等还有些谋生出路。因此灾后生活状况比宝坻略好。
  二、光绪十二年（1886年）水患
  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特大水患，较比光绪九年（1883年）还要严重。这次降雨自1886年7月1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1日，阴雨连绵四十多天。宝坻和宁河全境成为汪洋泽国，田禾被毁，房屋坍塌无数，成为直隶重灾之区。据密云副都统国俊奏：“于本年六月中旬（7月12日—21日）连日大雨，河水陡涨山水暴注，营外平地水深数尺。……及至七月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日，风雷交作，大雨滂沱通宵达旦，山水、河水通连一片汪洋。营内积水二三尺不等。……今复遭此雨水，较比光绪九年（1883年）尤甚，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事”。李鸿章奏：“自六月初十日（7月11日）后，各处大雨时行，河水接续盛涨。伏秋汛内皆涨至十余次，深至一丈五六尺。大溜汹涌，趋向靡定，两岸险工迭出。”据奏各河均漫溢决口，堵此决彼，当时非人工所能为。尤其是承受潮白河之水的北运河，在通州以上平家疃东岸决口数百丈，山水狂泄，水势之猛，决口之宽非人工所能抵御，直任洪水夺路窜流，“直灌通州、三河、香河、宝坻、宁河一带”。“天津为九河汇归之区，四面百数十里内一片汪洋，田禾淹没，屋宇倾颓。”（据光绪十二年八月六日李鸿章奏折）
  另据顺天府尹薛福辰等奏：“七月十五日（8月14日）以后，连日大雨，霪涝为灾，各河盛涨，水流汹涌，沿河堤岸多报漫口。而顺属东路各州县被淹情形尤重。……宝坻以潮白等河泛溢奔注，巨浸横流，高洼各地一律平漫，全境被淹。”这次大水使宝坻八门城等六十三村庄遭灾十分，成灾九成到七成者达二百二十四村。宁河县因位于蓟运河下游，泄水比较捷便，被水情况比宝坻较轻。据李鸿章奏：“宁河县东崔庄等一百二十三村成灾七分，江洼口等一百九村成灾六分，东宁车沽等二十七村成灾五分。”同光绪九年一样，受灾共计二百五十九村。清代宁河县所辖各乡村，不包括今天的岳龙、丰台、后棘坨三乡镇。当时全县共辖七里、二十七保二百五十村，受灾统计超出九村，系行政村以外的自然村。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所附的筹办灾赈工抚清单中，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冬支粮灾赈“宁河县饥民一万六百十二户，大小折成二万八千三百十八口。”……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支灾赈“宁河县饥民五千一百三十六户，大小折成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三口。……”当年冬季又灾赈“宁河县饥民六千五百九十四户，大小折成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七口。……”
  这一年，受特大洪水灾害直隶各府州县，饥民流离失所，远涉它乡者无其数。清政府为了收养流离失所的饥民，直隶省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天起，历时一年，分别在保定省城四关设立粥厂，“收养流离大小饥民折成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天津也设立粥厂三处，“收养大小饥民折成一万九千二百九十多口。”天津广仁堂为贫民三千五百多口发放漕米。
  潮白二河合流的牛栏山地带，位于顺义县以北，每逢山洪暴发，从此决口奔流而下。这次特大水患是在潮白河东岸平家疃一带决口数百丈。“口门刷宽二百二十余丈。”从此形成宝坻、宁河永久之患。水毁工程失修，宁宝两地人民频年遭灾，乡民十分惧怕牛栏山来水。由于这次山水夺路进入宝坻，使蓟运、窝头、青龙等河堤防决口的总长度达五千多丈。在这次水患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宝坻县乡民王如恪于民国年间，在状告县长及河务官吏奸贪害民的呈状中还提及到这次特大水患。称：“自从前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通州平家疃决口以来，河道失治，任水自由行走，遂酿成今日巨害。”这位乡民是清末秀才，饱学多识。他揭露水务官吏借工程奸贪，反对把永定河水导入蓟运河。称：“恪深知（北）平东蓟运河今非昔比，本届整理海河委员会为减少永定浑泥入海起见，已将永定尾闾由津属北仓屈家店改避汇入芦台蓟运河，今若使蓟运河突如汇入多数之河，明明知其万万不能容纳，竟毅然行之，悍然而不顾，试问殃民谁任其咎。”我们从宝坻乡民的呈状中可以看到，当年这次特大水患在民间的影响。（注：引文王如恪呈状语见《宝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三、光绪十六年（1890年）特大水患
  宁河县光绪十六年（1890年）遭受的水灾较比前两次都严重。评估的资料依据详见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三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直属上年（1890年）水患之大，灾象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各河同时漫溢，天津地处下游，众流所归。卫南洼等处周围数百里，水深丈余，民遭昏垫，城乡内外岌岌可危。”据丰宁镇总兵奎英等奏：“查此次大雨滂沱下注，彻旦连宵，为近数十年所未有。其河流盛涨较诸光绪九年（1883年）实过之。”
  这三次特大水患都是间隔三年左右时间。第三次不同于前两次的是，汛期来得早，一进五月就大雨连绵。据李鸿章奏：“本年自五、六月（6月17—8月14日）间，雨水过大，昼夜倾盆二十余日。山水暴发，河道桥梁多被冲刷沉陷，街市、铺户、军民等房间亦多坍塌倾圯，陵寝附近地面水深三、四尺不等。水势之大，实为向所未有。”……查这次水患，祸及宁河、宝坻的祸源，还是潮白河。自明朝嘉靖年间，潮河与白河在北京密云县境汇流，在没有修建潮白新河水利工程之前，直接与北运河汇流。而北运河之水通过两条减河（注：减河是分流的引河），即青龙湾河、筐儿港引河导入蓟运河排海。除此之外，辽代开凿的“肖太后运粮河”（今绣针河）也沟通北运河，直抵黄庄洼自张头窝入蓟运河。至今在宝坻县黄庄镇西北部还有辽代肖太后运粮河的古河道遗迹。自张头窝以上蓟运河段，是宝坻县与玉田、蓟县的界河。蓟县玉田县北部山区，南部也高阜，汛期众山水归之蓟运，受害者首为宝坻，次为宁河。这就是《宁河县志》记载称“蓟运河每为宝坻患”的原因。
  这次水患刚开始，李鸿章就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初九日，把初起汛情上奏朝廷：“五月二十一日（7月7日）以后，阴雨淋漓，水势逐渐增长，洼区被淹，各河均出险工。……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7月15—22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所未有。……城外练军营并机器制造各局，皆在洪波巨浸之中，官署民房多坍塌。驿道均被阻断，各路电线亦多摧折，文报消息不通。……小民或依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这次大水，因蓟运河宣泄不及，全境二百五十九村全部泡在大水之中。向来“高阜平阔”的宝坻县城也被大水淹泡。据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潘祖荫等奏：“宝坻城墙坍塌七处。其余衙署、监狱俱各坍塌不堪，倒塌民房盈千屡万，俱有伤毙人口。大小河堤无处不决，田禾大致水进即消之地，间有补种荞麦、白菜等类，然多有被水冲沙压，一时不能栽种者。……顺天二十四州县，几无完区，实为百数年来未有之奇灾。”潘祖荫以光绪九年（1883年）水患为例，与光绪十六年（1890年）相比，说“九年（水患）民房间有坍塌，本年各属报坍房屋无算（数）。九年被灾在七月间，早禾已成，本年被灾在五、六月间，高粮等类出土仅二、三尺，枝叶较嫩，一轻水浸萎折霉烂……。”另据八月十四日潘祖荫奏：“水来太骤，数百里内一片汪洋，田庐荡然，朝不及夕。若待遍查户口始议散放，必至延缓时日。不得不先入最重之区极贫之户下手。至于稍轻之区次贫之户，留待冬抚一律普遍。”……宁河县属重灾放抚清单之内。”清单内称：“宁河县被灾二百五十九村，急抚查过八千三百四十三户，大小口三万二千百四十三名口，尚未放竣。”其受灾村落，全县二百五十九村无一幸免，最轻者成灾八分，实为历史所罕见。见李鸿章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奏折：“宁河县于三庄等一百六十一村成灾九分，大北涧沽等九十八村成灾八分。”与宁河毗邻的黄庄洼等一百一十九村成灾十分。这场特大水患不仅冲毁众多堤防。严重影响来年抗御水灾的能力，严重的是农田大面积存水，尤其是低洼地势，洼地积水使得当年秋麦和第二年春麦都无法播种，从而夺去了一水一麦地区的农民生活，出现了“饥黎遍野，觅食维艰”流离失所的惨景。
  光绪十八年（1892年），祸不单行，宁河又继而发生了重大水患，虽比上次略轻，但连年遭灾，实让农民承受不了。这年从六月初五开始，大雨一直连续下到六月二十六日，阴雨连绵二十一天。据李鸿章奏：“节次大雨连宵达旦，势若倾盆。”使宁河县大八亩坨等四十四村、小北涧沽等一百一十三村，任家庄等七十一村，塘儿沽等三十一村，共二百五十九村，分别成灾七至五成。当年冬季支粮赈抚：“宁河县芦台一带义赈饥民一万一千三十四户，折合大三万六百十三口。……宁河县北塘一带义赈饥民三千三百六十七户，折合大六千五百六十八口。……”次年春天又赈支：“宁河县芦台一带义赈饥民一万三千九百四十四户，折合大三万三千五百二十二口。……宁河北塘一带义赈饥民三千二百三十八户，折合大六千二百一口。……”
  宁河县在光绪年间遭受的三次特大水患，在民间影响极大，因史料不全很难全面反映当年灾患情况，本文只能介绍其梗概，遗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