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日寇铁蹄踏进华北大地，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宁河县是沦陷区，日本在宁河县腹心之地建立高丽圈农场占良田五万多亩。除此之外，还在蓟运河下游占了约二十万亩土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军谷农场，致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给本来就饥寒交迫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日本侵占华北的前夕，历经军阀战争和北洋政府乱世之秋，宁河县的土地除一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之外，绝大部分为军阀官僚资本所垄断。这不是推理判断，历史的确凿证据就是这样，垄断土地的这些官僚有原北洋政府的要员，有落败的军阀，他们寓居京津，除置办产业外，还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到乡间圈占和廉价收买土地。这里比较突出的有宁河藉三大军阀人物齐燮元（苏皖赣三省督军）、白宝山（海疆防守总司令）、苏锡麟（奉系军长、蓟榆镇守使），他们既是军阀，有强权，又是地头蛇，都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佃户。外藉的官僚和军阀，在宁河县也占有大约十五万亩左右的土地。如河北省丰润藉的北洋官僚张志谭，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历任陆军次长、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等要职，他在清河农场和茶淀一带占有七万多亩土地；天津藉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圈占了南涧沽以南，包括孟家圈、桥沽等佃户村约五万亩左右的土地；安徽的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长芦盐运使和直隶按察使，他同贵州藉的朱启铃（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在茶淀一带占有二万三千亩土地。
  军阀地头蛇齐燮元占有的佃户土地，位于宁河县的中间地带。在今宝（坻）芦（台）公路从西关到芦台小赵庄渡口，原是一条由齐燮元捐修的垤道。在高坨村南与木头窝路口相对处路西，原有一个地名叫五间房，它距旧城宁河镇和芦台渡口各15华里，是齐家管地和护路的工房，木头窝是齐燮元的佃户庄头村。齐燮元自军阀混战落败之后寓居天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了日本特务井嘉穗组织的“中日密教研究会”。“七·七”事变日军进关，他为在伪华北临时政府混职，竟将木头窝等18村的土地，以时币7元一亩的地价出卖给日本人，使日寇建起了“高丽圈农场”。据《唐山市地名志》记载：“抗日战争以前，这里共有18个自然村，农民为军阀齐燮元的佃户。1938年日寇东洋垦植公司，在敌伪华北驻兵的扶植下，勾结汉奸齐燮元以收买土地为名，全部掠夺了这块土地。并从朝鲜圈役了四千多名朝鲜人，为其垦植水稻，定名‘芦台模范农村’，附近农民称为‘高丽圈’，成为日寇侵华驻军的军粮基地”。（注8）。
  当时，日寇在圈占18村土地的过程中，直接为日本人丈量土地的是大王御史庄的陈魁章。他在丈量地亩、编造名册、办理结算手续等环节中，借机发了一笔横财。当地老百姓说，陈魁章主持丈量地亩，把一些无主的生地、荒地当成有主的熟地在日本人那里蒙钱，装入个人腰包。至今在木头窝等村还流传着顺口溜：“穷了十八庄，富了陈魁章；建起高丽圈，百姓遭了殃。”“高丽圈”的建立，是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殖民地异国劳役，直接开发掠夺中国农业资源，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一个开端。紧接着在1938年，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又在蓟运河下游茶淀、清河一带建起了“钟渊启明农场”，占用了原北洋官僚的土地共计12万亩。周学熙、朱启铃等拥有的二万三千亩土地，也与日本合股建立了“中日实业公司”，随后改组成“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1938年日本在下坞、大王圈村圈占一千亩地建立的小型农场，名为“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军谷农场”，其名称没有任何粉饰，直接言明日本“侵华军粮”的含义。日本于同年在崔兴沽建立的农场占地22204亩（注9），名为北支那机械农场，1941年更名为“中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当时，这些“军谷农场”生产的稻麦（米面），中国的老百姓禁止食用，都全部运到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谷统制公司”统收、统制，然后再运往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前线战场。
  日寇在一年之间于蓟运河中下游建起了包括高丽圈在内的众多“军谷农场”，这是侵略者“以战养战”策略的需要，正是按照1936年“中日经济提携”规定，对日方战争所需资源在华北地区的开发，“迅速求其实现”的实际步骤。日本为什么选择蓟运河中下游西岸建那么多军谷农场呢？除了地方集中了军阀官僚占有的大量连片土地和蓟运河水源外，那就是日军驻守的芦台镇水路南控港口，东西可控北宁铁路，军事和商埠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伪县城所在地宁河镇距北部山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较近，对日寇有不安全感。所以日寇不敢贸然在上游圈占土地。特别是随着日寇进关，国民党军队“丧地失城，一溃千里”，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明确地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建立以雾灵山（注：在密云县东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注10)1938年6月上旬，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发展抗日武装达十万之众。1938年7月6日，冀东地区的昌黎、滦县、遵化、乐亭、迁西、丰润、兴隆七县联合举行了抗日起义；其声势浩大。并于7月13日一举攻克日伪宁河县公署所在地宁河镇，迫使日伪败退南逃，随即日伪的权力中心不得不南移到芦台镇。受北部抗日力量的威慑，县公署于7月24日正式迁到芦台镇。
  俗话说得好，“没有家鬼，引不来外贼”。在国难当头，认贼作父的汉奸分子除了齐燮元和外藉军阀在宁河占有土地的落魄官僚外，还有宁河藉的汉奸官僚李鹏图。李是齐燮元在宁河镇的同乡，曾在伪华北政府任要职。他跟随齐燮元多年，在苏皖曾任督署机要秘书，后任河北省高阳县县长，1937年参加伪华北临时政府，并先后任伪天津海关监督、伪天津特别市财政局长，代理伪天津市市长和伪长芦盐务局局长等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齐燮元在天津市新华路的家府成了关押齐燮元、李鹏图这些重要汉奸人物的特别看守所，称第二看守所。据记载：“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转角处齐燮元家，内押有齐燮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迪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注11）这些与日寇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最终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