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们不应忘记“高丽圈”这个带有殖民地伤痕的地名，它标志着中华民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那页屈辱的历史，这就是今天座落在宁河县境内的隶属河北省的国营芦台农场。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派兵占领了我东北三省，并扶植建立了伪满州国。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华北，为在华北建立第二个“伪满州政府”，首先拼凑了国民党落魄军阀官僚，由汉奸组成了伪华北临时政府。当时在伪华北临时政府担任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的齐燮元，与日寇勾结，竟出卖宁河县18村佃户土地给日本侵略者，日军从朝鲜押迁4200名朝鲜劳役，在芦台北部蓟运河西岸，建立起以专门种植水稻、专供侵华日军军粮的农场。因为该场的四周由河渠、壕埝围圈，在封闭型的农场里，从耕作种植到管理，全是“高丽人”，所以当地人习惯称之为“高丽圈”，日本的标准名称是“芦台模范农村”。当时，日本侵略者想在开发掠夺中国农业资源，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面让“高丽圈”起一个“典型模范作用”。圈占中国的土地，押迁殖民地的劳役，开发生产军谷，直接供应侵华日军，这就是日本标榜“芦台模范农村”的真实含义。
  一、相关历史背景
  高丽，是朝鲜国的古代名称，“始见于公元六世纪初，北魏正始中（公元504-508年）”（注1）。在朝鲜的史书中通用的是“高句丽”，在中国的史书中则多用“高丽”。1392年改为李氏朝鲜，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侵华日军在中国宁河境内建军谷农场，为什么不用中国当地劳工，而用朝鲜劳工？这要追溯朝鲜被日本灭亡的历史。自1905年，根据《日韩保护条约》规定，朝鲜已沦为日本的附属国，朝鲜的内政、外交，统一由日本监督和掌握。自1910年，日本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定了《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由附属国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条约规定：“朝鲜国王将朝鲜统治权永远让于日本，日本改统监府为总督府，总督直属日本天皇，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注2）这样，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已无国家主权而言，它的国民可以任由日本驱使和奴役。因此，日本在侵华期间用大炮开道，把殖民地的劳役押迁到中国大地，不是一般的开发掠夺资源，而是妄想吞食灭亡中国。
  侵华日军为何选择在宁河县蓟运河下游建军谷农场？这个话题应从1927年说起。这一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特务们搞了一份侵华前夕的经济情报，以后日本出版称《冀东综览》，将华北冀东各县、市的矿产、盐业、农渔业、水利、工业、运输、地质气候等资源状况，调查得十分详细。在宁河县境内，有日寇久已梦想掠夺的滨海盐田，有大片平阔的土地，有可供农业开发的丰沛水源，有北宁铁路和蓟运河运输动脉。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像齐燮元等可以利用的失意落魄的军阀官僚。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侵略中国的具体方针。据传，曾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搞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也称‘田中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注3）从此不难看出，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和大举进攻华北，是蓄谋已久的。日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并扶植起伪“满州国”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欲灭亡中国的第一步。紧接着在1933年进攻察哈尔省，欲实现“征服满蒙”的原定目标。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坚持妥协不抵抗、一心“剿共”的政策，在日本的武力逼迫下，与日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31日），将包括宁河县在内的冀东二十五县强行划为“非武装地带”。冀东地区是东三省进入华北的咽喉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强制二十五县为“非武装地带”，这就为日寇占领整个华北扫清了障碍。所以，自1933年以来，日本在宁河县与汉奸勾结已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势力。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不久，在日本特务井嘉穗的操纵下，就已网罗了张志谭、孙传芳、齐燮元、王揖唐等一批失意的军阀官僚，成立了所谓“中日密教研究会”，名为研究佛教，实际是早在密谋策划建立华北伪政权。在1934年10月23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致函满铁总务部长石本宪治，要求协助成立机构，调查华北的经济资源。随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就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方针及要项》，提出了向华北扩张的设想。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军国主义赤裸裸地提出：“为补充战时资源的不足，考察研究所需华北资源的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注4）在1935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晋察政务委员会成员中已吸纳了王揖唐、高凌霸、王克敏等一批亲日汉奸分子。但日本还不满意，于是又根据日方的要求，“一些劣迹昭著的汉奸分子，如齐燮元、石友三、曹汝林、陈觉生等，相继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委员”。（注5）此时，宁河藉军阀齐燮元在内的冀察当局，已经开始了与日本人的合作。1936年9月，冀察当局与日本签定的“经济提携”的条款，等于出卖了华北资源的各个领域。其中“经济开发八要项”之第七项就是“农渔村之振兴”。所以说，“高丽圈”这样的“模范农村”，不是偶然产物。这种“中日经济提携”规定，要华北永远保持“亲日态度”，日方战争所需资源在华北地区的开发，要“迅速求其实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本想像占领东三省那样，一夜之间就占领整个华北，不想在芦沟桥受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本因兵力准备不足，不得不以误会为名施以缓兵之计。这时，直接与日方谈判的代表正是长期与日寇勾结的汉奸分子齐燮元和陈觉生（北宁铁路局局长）。据当时《申报》登载：“（七月）十一日晨，经陈觉生、齐燮元与日方交涉结果，仍约定双方军队撤归原防（注6）。就在协定签字的当天，日本在东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四个师团、二个旅团，共约10万兵力迅即到达华北。”“7月16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定动员侵华兵力40万。至23日前，日军除关东军增援部队之外，尚有八个师团已经到达华北或正在来华途中。”（注7）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国民党军队以一日百里速度南逃，整个华北沦陷，伪华北临时政府随即成立。“高丽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它是以日本军部的大炮开道，随后财团跟进，实施原定“资源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建立了“芦台模范农村”，成了日寇侵华独具特色的“以战养战”的军谷基地。这就是当时闻名的“高丽圈”。
  二、汉奸媚敌的产物
  日寇铁蹄踏进华北大地，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宁河县是沦陷区，日本在宁河县腹心之地建立高丽圈农场占良田五万多亩。除此之外，还在蓟运河下游占了约二十万亩土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军谷农场，致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给本来就饥寒交迫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日本侵占华北的前夕，历经军阀战争和北洋政府乱世之秋，宁河县的土地除一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之外，绝大部分为军阀官僚资本所垄断。这不是推理判断，历史的确凿证据就是这样，垄断土地的这些官僚有原北洋政府的要员，有落败的军阀，他们寓居京津，除置办产业外，还用搜刮的民脂民膏到乡间圈占和廉价收买土地。这里比较突出的有宁河藉三大军阀人物齐燮元（苏皖赣三省督军）、白宝山（海疆防守总司令）、苏锡麟（奉系军长、蓟榆镇守使），他们既是军阀，有强权，又是地头蛇，都拥有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佃户。外藉的官僚和军阀，在宁河县也占有大约十五万亩左右的土地。如河北省丰润藉的北洋官僚张志谭，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历任陆军次长、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等要职，他在清河农场和茶淀一带占有七万多亩土地；天津藉的吉林督军孟恩远，圈占了南涧沽以南，包括孟家圈、桥沽等佃户村约五万亩左右的土地；安徽的周学熙，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长芦盐运使和直隶按察使，他同贵州藉的朱启铃（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在茶淀一带占有二万三千亩土地。
  军阀地头蛇齐燮元占有的佃户土地，位于宁河县的中间地带。在今宝（坻）芦（台）公路从西关到芦台小赵庄渡口，原是一条由齐燮元捐修的垤道。在高坨村南与木头窝路口相对处路西，原有一个地名叫五间房，它距旧城宁河镇和芦台渡口各15华里，是齐家管地和护路的工房，木头窝是齐燮元的佃户庄头村。齐燮元自军阀混战落败之后寓居天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了日本特务井嘉穗组织的“中日密教研究会”。“七·七”事变日军进关，他为在伪华北临时政府混职，竟将木头窝等18村的土地，以时币7元一亩的地价出卖给日本人，使日寇建起了“高丽圈农场”。据《唐山市地名志》记载：“抗日战争以前，这里共有18个自然村，农民为军阀齐燮元的佃户。1938年日寇东洋垦植公司，在敌伪华北驻兵的扶植下，勾结汉奸齐燮元以收买土地为名，全部掠夺了这块土地。并从朝鲜圈役了四千多名朝鲜人，为其垦植水稻，定名‘芦台模范农村’，附近农民称为‘高丽圈’，成为日寇侵华驻军的军粮基地”。（注8）。
  当时，日寇在圈占18村土地的过程中，直接为日本人丈量土地的是大王御史庄的陈魁章。他在丈量地亩、编造名册、办理结算手续等环节中，借机发了一笔横财。当地老百姓说，陈魁章主持丈量地亩，把一些无主的生地、荒地当成有主的熟地在日本人那里蒙钱，装入个人腰包。至今在木头窝等村还流传着顺口溜：“穷了十八庄，富了陈魁章；建起高丽圈，百姓遭了殃。”“高丽圈”的建立，是日寇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殖民地异国劳役，直接开发掠夺中国农业资源，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一个开端。紧接着在1938年，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又在蓟运河下游茶淀、清河一带建起了“钟渊启明农场”，占用了原北洋官僚的土地共计12万亩。周学熙、朱启铃等拥有的二万三千亩土地，也与日本合股建立了“中日实业公司”，随后改组成“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1938年日本在下坞、大王圈村圈占一千亩地建立的小型农场，名为“天津米谷统制协会军谷农场”，其名称没有任何粉饰，直接言明日本“侵华军粮”的含义。日本于同年在崔兴沽建立的农场占地22204亩（注9），名为北支那机械农场，1941年更名为“中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当时，这些“军谷农场”生产的稻麦（米面），中国的老百姓禁止食用，都全部运到芦台镇，由日军设立的“军谷统制公司”统收、统制，然后再运往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前线战场。
  日寇在一年之间于蓟运河中下游建起了包括高丽圈在内的众多“军谷农场”，这是侵略者“以战养战”策略的需要，正是按照1936年“中日经济提携”规定，对日方战争所需资源在华北地区的开发，“迅速求其实现”的实际步骤。日本为什么选择蓟运河中下游西岸建那么多军谷农场呢？除了地方集中了军阀官僚占有的大量连片土地和蓟运河水源外，那就是日军驻守的芦台镇水路南控港口，东西可控北宁铁路，军事和商埠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伪县城所在地宁河镇距北部山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较近，对日寇有不安全感。所以日寇不敢贸然在上游圈占土地。特别是随着日寇进关，国民党军队“丧地失城，一溃千里”，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同志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极其深远的战略眼光，明确地提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派八路军挺进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建立以雾灵山（注：在密云县东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注10)1938年6月上旬，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发展抗日武装达十万之众。1938年7月6日，冀东地区的昌黎、滦县、遵化、乐亭、迁西、丰润、兴隆七县联合举行了抗日起义；其声势浩大。并于7月13日一举攻克日伪宁河县公署所在地宁河镇，迫使日伪败退南逃，随即日伪的权力中心不得不南移到芦台镇。受北部抗日力量的威慑，县公署于7月24日正式迁到芦台镇。
  俗话说得好，“没有家鬼，引不来外贼”。在国难当头，认贼作父的汉奸分子除了齐燮元和外藉军阀在宁河占有土地的落魄官僚外，还有宁河藉的汉奸官僚李鹏图。李是齐燮元在宁河镇的同乡，曾在伪华北政府任要职。他跟随齐燮元多年，在苏皖曾任督署机要秘书，后任河北省高阳县县长，1937年参加伪华北临时政府，并先后任伪天津海关监督、伪天津特别市财政局长，代理伪天津市市长和伪长芦盐务局局长等要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齐燮元在天津市新华路的家府成了关押齐燮元、李鹏图这些重要汉奸人物的特别看守所，称第二看守所。据记载：“第二特别看守所在现新华北路南头胜利路转角处齐燮元家，内押有齐燮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周迪平（伪天津市市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注11）这些与日寇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最终都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三、昔日“高丽圈”
  今天的国营芦台农场有土地11.68万亩。昔日的高丽圈占地5万多亩，仅包括一至三分场，现四、五分场都是建国以后，随着西部潮白新河的开凿，有了新的水源，而陆续扩建的。原高丽圈主要是今芦台农场从花牛庄以东的部分，其水源取自东部的蓟运河的西岸，位于木头窝村南，当地群众称为“红房子”。“总扬原为日本东洋垦植株式会社所辟设的高丽圈农场之第一扬水站。始建于1938年，为单一灌溉扬水站。1945年由农业部蓟运河灌溉工程处和渤海区农垦管理局主持恢复重建，复于投入使用。”（注12）排水站在中央里南侧，离马鞍子村很近，排出的咸水或汛期积水，从马鞍子村南出口泄蓟运河。当地人称这个排水站为“二站”，也称“九孔闸”。引水灌渠自东向西，穿过原宁芦垤道（今宝芦公路），到七孔闸南北分流。北灌渠到高坨村南的五间房西折；南灌渠到今朝阳村西北角在场中间西折。排咸水另有排咸系统。高丽圈的四至范围是：东北角由高坨村南的五间房向西，过廉庄、西朱庄、任千户、大于庄村南；西北角自于怀庄和大于庄村南地界南折，过花牛庄村东；西南角由马聪庄和花牛庄地界向东，过大北涧沽、马鞍村（原名马家庵）北；东南角在大王御史村北，今朝阳村西南，向北过七孔闸到五间房。（详见附图）
  日本修建高丽圈占去18个自然村的土地。这18村是：后米厂、木头窝、高坨、廉庄、西朱庄、杨拨庄、任千户、大于庄、于怀庄、花牛庄、马聪庄、北涧沽、马鞍子、官庄、辛庄、大王御史、小王御史、大艇村。圈占的土地内原来没有村落，都是附近村庄的旱田，以种植高粮等大田作物为主。为了要安排四千多名朝鲜劳役的生活，场区内建有若干场屯，称为“里”，有东端里、上端里、金刚里、中央里等。此里屯的房舍都是按日本、朝鲜风格和生活习惯建设的。高丽圈的大米中国人不能食用，但对“高丽人”没有严格限制，“高丽人”在这里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公民”，他们有时也进村骚扰乡里，当地百姓骂他们是“高丽棒子”。
  朝鲜具有种植水稻的悠久历史，日本侵略者利用朝鲜农民种植水稻的经验技术和优良品种，到中国开发掠夺农业资源，这是日寇侵华政策的产物。它从劳工、技术、品种等全部都是随日本军部的大炮“引进”的。这是按照日军“考察研究所需华北资源的培植、开发、改良、增产的方策”，迈出的一个实际步骤。为了增产大米供应军糈，在水稻品种方面，日本人从“七·七事变后，由朝鲜、日本引进银坊、水源等，尤以水源表现良好，较小白芒增产40％，米质亦佳”。（注13）在此之前，宁河的水稻主要是小白芒、大白芒、红芒和旱粳子，产量较低。
  宁河县是沦陷区，高丽圈的“高丽人”仰仗“皇军”的庇护，有时也到乡间骚扰。“大年二十七，高丽来抓鸡”。这是在木头窝等村流行的口头语。农村过春节都有在腊月杀猪宰鸡的风俗习惯，一般都在腊月二十七这一天宰鸡，准备大年三十上供祭祖和人吃，用“鸡”祈福一年之“吉祥”。所以流传下“二十七，宰年鸡”的习俗。“高丽人”入乡随俗，也过中国年，每逢腊月二十七这一天，“高丽人”就到附近乡村，打着“皇军”的旗号抓老百姓的鸡。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在木头窝村的老年人中还对“高丽人”进村抓鸡的一段趣闻记忆犹新。原木头窝村北头临西大道第一家，姓傅，主人的名子叫傅泽。傅泽是一位老实忠厚的农民，已年过五十。“高丽人”进村找负责人向傅泽询问：“你们村谁的负责”，傅泽急忙说：“我是傅泽”。“高丽人”不容分说就打了傅泽一个耳光子，并说：“你的良心坏了的，年鸡为什么不送”，此时傅泽才晃然大悟，忙说：“唉呀，我不是村里的负责人呀，我的名字叫傅泽”。这个昔日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说明，受日寇驱使的异国奴役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横行乡里。从这里可以联想到“高丽拜年——够呛”这句歇后语，就产生在木头窝这一带乡间，其寓意是指“高丽人”打着拜年的旗号来骚扰，索要年鸡年货，这可真够老百姓受的。
  高丽圈农场自1938年建成，到1945年“8·15”日本投降，存在了整整八年。这八年，高丽圈为日本人生产出数亿斤“军谷”，喂养了日寇在中国大地肆虐的“豺狼”，他们以“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涂炭我军民，妄图一举灭亡我中华民族。这八年，是中华儿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浴血抗战并取得胜利的八年。这八年，“高丽圈”在老百姓的心里就是一个“毒瘤”，日寇掠夺的大米形象地说就是流出中华民族的“血”。这八年，高丽圈迫使众多亲人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堂堂国人只有屈辱，无有尊严。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高丽圈这个老百姓心目中的“毒瘤”终于“切除”了，从而洗刷了蒙在中国人心头上的耻辱。1945年8月下旬，“高丽圈”的朝鲜警备队，携带全部武器与我抗日冀东十八专署联系，接受改编。接收高丽圈与日方谈判的代表是武宝宁联合县县委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方纲和敌工部长李志（左天）。接收后的第一任场长是李志，副场长是李镇平。10月深秋的一天，高丽圈的“高丽人”都到木头窝村的临河码头集合，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护送下用船渡河，从大沙窝沿芦丰路去芦台火车站，准备遣返回国。送“高丽人”归国的这一天，木头窝村是热闹非凡，几乎是倾村出动，村民奔走相告，“高丽圈解放了，日本鬼子投降了，高丽人走了！”这对“高丽人”来说也是好日子，他们可以回国了。但是，这些“高丽人”虽饱受日寇奴役，却没有被解放的感觉，个个远望天涯，离愁楚楚，对其归途前程未卜，在欢天喜地的中国老百姓面前，全然没有了昔日骄慢轻蔑中国人的气馅。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高丽人”哪里晓得，被日本灭亡三十五年的朝鲜，也在日本宣布投降这一天宣布独立了。从此，这些“高丽人”才算真正有了家，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挑起了内战，阴霾继而笼罩。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高丽圈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只是离附近村庄较近的土地，由农民种一些高粮等大田作物。蒋伪军于1946年9月12日重新占领了宁河镇旧县城。高丽圈长满没人深的蒿草，成了武宏县支队和二区区小队经常隐身打击敌人的地方。武宏率县支队于1946年10月上旬又收复了宁河镇。
  1946年，芦台壮丁队队长潘万岩纠集国民党还乡团，制造宁河五区南涧沽、孟家圈惨案（注14），杀害我军政干部家属18人，一些受伤的人员就曾被送到高丽圈诊疗所治疗和养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津沽农垦局，高丽圈命名为“高丽区农场”，并由国家投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恢复建设。1951年1月，移交国家农业部管辖，更名为“国营芦台农场”，从此，将“高丽圈”这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名称摒弃。1958年，芦台农场移交河北省农垦局管辖。1962年，复又划归河北省农垦局。1969年，曾更名为“河北省芦台五七干校”，到1972年又恢复国营芦台农场的名称。
  四、结束语
  抚今追昔，愁欢流转。“高丽圈”仅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史事，但它已从年轻一代中逝去，唯有花甲以上的老人尚对当年凄惨的往事记犹犹新。为了不让这段屈辱的国耻湮没，本文在行将结束之时，特着意让读者记住木头窝这个奇特的庄名，它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是日军建高丽圈设总扬水站的地方，是日寇投降遣送“高丽人”归国的纪念地。
  中国南方有一个木头城，北方有一个木头窝。木头城在贵州省锦屏县三江镇。它以盛产集散修造漕船的杉木而闻名全国；木头窝在宁河县，居古蓟州漕运要路蓟运河的中段，历史上曾是储存修造漕船木材的场所，虽然是从一个木料场的窝棚而得名，但它也和蓟运河悠久的漕运历史有关。它做为历史上水陆通衢之地，《宁河县志》（乾隆版本）有这样的记载：“木头窝庄西南石桥一座，昔为木桥，始建不知何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之蓉捐资，易之以石，立有碑记。”古代一个县令为一个村捐资建桥者为数不多。1938年春，日寇考察建“高丽圈”时，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村大石桥南面的小沽河汊和南河沿，当时这里是打鱽鱼网和下紫蟹捯子网的地方，河阔水深，东岸芦苇荡漾，景色秀美，是修建杨水站的理想之地。随后，这片宝地就被日本人用铁丝网圈了起来，成了“高丽圈”的总扬。老百姓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齐燮元这个“家鬼”引来之祸，他想借日本人的势力来重振昔日雄风。土肥原贤二是国际法庭宣判绞刑的战犯之一。在《侵华谍枭·土肥原贤二》一书对齐燮元有这样的描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将京津‘治安维持会’扩充而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王克敏为首。齐燮元不甘寂寞，也投身其中，由‘清乡督办一直做到治安总署’，俨然敌伪在华北的军事首脑自居。为此，他曾挨过吴佩孚的骂，但他执迷不悟，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注15）
  往事悠悠，不堪回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重提“高丽圈”这个名字，意在重温历史，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日寇铁蹄践踏我国土、掠夺我资源、残害我同胞的那段残酷的历史；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想灭亡我中华民族，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我们最终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日本侵略者正象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垮台了。我们今天重温历史，就是要牢记国耻，激发报国之心，强国之志，让中华民族永远立于强国之林。

注： 1．《辞海·历史分册·朝鲜中世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2．《辞海·历史分册·朝鲜近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3．《辞海·历史分册·日本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 4．《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57页）（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5．《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149页）（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6．《申报》（每周增刊·1937年7月18日） 7．《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93页）（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8．《唐山市地名志》（第23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9．《天津市·汉沽区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10．《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四辑，26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1．《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2．《唐山市地名志》（40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13．《天津市·汉沽区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4．南涧沽惨案：1946年8月31日，宁河县壮丁队队长潘万岩和逃亡地主潘万龙，纠集茶淀乡自卫队，包围南涧沽五区区公所，杀害区长李健等7名同志；孟家圈惨案：1946年5月23日，潘万龙、潘万岩纠集还乡团夜袭孟家圈村，当夜杀死农会干部8人，后又追杀3人，打伤群众多人。 15．《侵华谍枭·土肥原贤二》（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