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说：“广义的文化，包括酒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有影响。”
  芦台酒的渊源十分久远。它与芦台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芦台酒文化悠久历史的种种现象，印证了芦台酿酒业发展繁荣的历程。
  “芦台”的正式建制，应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即繁荣强盛的唐帝国之后，五代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五代后期设“芦台军”（“军”、“镇”均是当时戍边驻军的建制）。这是在史料中最早见到的“芦台”称谓。戍军屯田，将士来自四面八方。芦台的区位又是河海交口地带，所以河海漕运（官方、军队的粮食物资运输）非常发达。再加上渔盐之利，使芦台的经济逐渐发展繁盛。到了明清，国家级史料上有记载，芦台已经是北方著名的商埠。明《长安夜话》和清《日下旧闻考》都称“芦台”是“京东名镇”、“宁邑首镇”，称“千年雄镇古芦台”，是京畿（京城周边）的“重镇”。
  有关“酒”的踪迹，在记述芦台的民俗史料中早有记载。古来民间就有酒能“活血通脉，消愁遣兴；多饮殉命”的说法。酒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而且已经成为老百姓人际交往、敬神祭祖、节日助兴、送礼交友的悠久传统民俗，甚至还成为不少人强身健体，养生疗病（如各种药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且不说，政治家、军事家也把酒作为谋略设计的手段和工具。并由此衍生出许许多多像“鸿门宴”、“关云长杯酒斩华雄”等等生动的故事传说，人们已耳熟能详。
  明代中期就有一首《芦台九月》诗。诗中写当时文人官客在芦台饮酒时的感慨：“三径寒香空栗里，一庭秋色自芦台。缝欢幸不辜佳节，消渴终愁负绿醅”。（意思是，止渴解愁就仰仗这美酒了）
  这“绿”和“醅”，就是酒上浮起的绿沫，也是古代人对美酒的雅称。宋代著名词人，又是爱国主义将领辛弃疾，在一首《念奴娇》词中就有：“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句。南朝梁萧统在《昭明太子集》一文中有：“倾玉醅于风前，弄琼驹于月下”句。这其中“杯中绿”的“绿”，和“倾玉醅”的“醅”，所指的就是酒。可见，此时芦台人已把酒作为平日消渴畅饮和精神慰籍的重要饮品了。
  不过《芦台九月》中的“绿醅”，指的是米酒类的发酵酒，而不是蒸馏酒。因为原料品种的原因而酒呈现绿色。这与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所写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极其相似。说的就是一种未经蒸馏，只需经过澄清、过滤和短时间贮藏的发酵酒。由于过滤不净，酒液表面漂浮一层蚁状物，泡沫呈绿色。它的酒度很低（3-18度），好像啤酒，可以“消渴”。
  还有同时代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芦台当地的烧锅酒，可称为“佳醅美酝”。这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是，明代中期，芦台已有酒作坊，烧锅灶，能酿酒了。再是，芦台所产之酒的酒质挺好，为世人所称道，很赞赏。
  诗文中，“美酝”的“酝”也是古代对酒的雅称。如北宋诗人梅尧臣《永叔赠酒》诗中说：“天门多奇酝，一斗市钱千”。（就是说，好酒一斗可卖一千钱。）宋陆游诗中：“叹息风流今未泯，两川名酝避鹅黄。”其中，“酝”和“鹅黄”都是指“酒”。在古代酒有非常多的称谓。再如《诗经》中亦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春”就是酒的代称。又如唐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中：“开瓶泻樽中，玉液黄金卮。”的“玉液”喻为犹如美玉般浆液的酒。相传古人认为，饮了“玉液”就能成为仙人。所以“美酝”和“佳醅”就是对芦台酒的高度赞赏。
  另外，“酝”在古代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指酿酒。如曹植《酒赋》：“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古代酝酿最早就是指酿酒；汉代时安徽亳州就生产“九酝春酒”，公元196年，曹操把家乡的“九酝春酒”和“九酝”酿酒工艺一并敬献给汉献帝刘协，从此成为宫庭用酒。这也是“古井贡酒”的由来。晋代以后《齐民要术》中对此事曾有如下记载。
  “魏武帝上九酝法奏曰：臣县故令，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解冻，用好米，……滤去曲渣便酿。三日一酿，满九石米，正。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也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而饮不病。九酝用米九斛，十酿用斛十斛。具用曲三十斤，但米有多少耳。治曲淘米，一如春酒法。”
  这种“九酝”酿法，就是在酒醅中不断投入原料，经曲霉糖化，从而补充了酒醅中的糖分，使酵母菌一直在合适的浓度下发酵，以提升酒精的浓度，提高酒的质量。这种酿酒工艺的出现，是酿酒技术的一个飞跃。
  所以，“佳醅美酝”又是人们对当时芦台酿酒工艺技术的赞美。这说明，在明代后期，芦台的酿酒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一段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合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一糯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十日以甑蒸好，其清如水，味及浓烈，盖酒露也。”这里，不仅提出白酒起源于元代的说法，同时还叙述了当时白酒酿造蒸馏的方法。
  从元代始创白酒至明代完成统一大业的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有一点可以确信：到了明代，无论是发酵酒类如米酒、黄酒，或是烧酒、白酒类的蒸馏酒，在芦台的酿酒工艺技术已经逐渐成熟、日臻完善了。这与天津市民间酿酒技术始于明代初期的说法是十分吻合的。
  从酿酒所用的原料和辅料方面看，农业经济的发展是酿酒业发展的基础和源头。粮食，是酿酒的原料，酒又是农耕文化的精髓。酒的酿造，是以粮谷作为原料，以稻壳、高梁壳作为辅料。像酿造米酒的糯米、粳米、黑米等，象酿造白酒的高梁、玉米、小麦、糯米、稻米、荞麦等。
  从考古学家的发现来看，我国酿酒技术有五千多年的历史。酒的酿造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先秦时期的《礼记月令》中就指出酿酒的首要条件是：“秫稻必齐”，“水泉必香”；西汉时期的《淮南子》文中称：“清醢醯之美，始于耒耜。”（“耒耜”，是古代象犁一样的农具，此处喻指农业生产。）我们从芦台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的脉络中就可以发现，这里所出产的品种多样的粮食，为芦台酒的酿造提供了雄厚的原料基础。
  我们从宁河县境的考古遗存和各种历史资料中发现，这里早在汉代已经有粮食生产了。如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的田庄坨古墓葬中所出土的陶罐里面，就存有许多谷物的籽种；潘庄镇出土过汉代铁制农具的残片；河海漕运迅速发展，而漕运的主要物资就是粮食。据史料记载，本地农产品已有“谷、黍、稷、粟、禾”等多种作物。这时，酿酒的原料应该十分充足了。
  到了元代，元至正二年（1352年），元丞相脱脱曾在宁河、武清等滨海大片地区主持屯田种稻。大米、稻壳更是酿酒的重要原料和辅料。这里，顺便提及，尽管为人正直的脱脱为粮食生产和制酒原料的储备，做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但是嗜酒贪色的元顺帝还是把这位曾多次苦谏的忠臣给杀了。所用的手段还是与酒相关：赏赐一杯鸩酒让他体面死去。
  到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王朝为在宁河滨海地区大面积推广和发展水稻生产，从江浙和晋、鲁等省引来大量移民来宁河种稻，使本地农业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水稻也就成为宁河地区农业的主要产品和传统产品。江浙和晋、鲁等地的稻农，不仅为宁河的粮食生产作出了杰出贡献，也随之带来了那些地区的酿酒技术。可以说，随之也为芦台酒的酿造业引进并聚集了大批来自民间的酿酒技术人才。
  这是因为，江浙及晋、鲁地区都是中国酿酒业及酿酒技术较早发达的地区。譬如：江浙是中国黄酒酿制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对黄酒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最早出现的黄酒发源地，就是绍兴。对绍兴黄酒记载最为详尽的是清代饮食名著《调鼎集》，对其起源发展及品质作了非常全面的记述。称“味甘、色清、气香、力醇之上品惟陈绍兴酒为第一”。公元前492年，越王勾践败在吴王夫差之下，便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群臣送至浙江边，“行九二殇”，勾践举杯垂涕，饮的就是绍兴黄酒。后来，勾践为灭吴复国，鼓励百姓生育，以“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作为奖励。可见，当时黄酒已在江浙地区被人们尊奉而盛行。
  山西（晋）、山东（鲁）两省也是酿酒的发源地。著名的山西杏花村酒，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唐代杜牧的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距今也有一千一百多年了。
  这样，江浙、晋鲁的移民为各种酿酒技术或工艺以及善酿之人才的引进，提供了优势和便利。后来延续至清代，仅芦台的烧锅作坊就有几十家，不能不说在明代芦台酿酒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明朱元璋和宰相张居正的“厚商”、“轻酒税”的政策，也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政记》中就提出：“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并取消了元朝时期限制私营酿酒的专卖政策。修改为酒税政策，但所征酒税十分轻微。这样就促进了酿酒业和贩酒业的繁荣，许多农户家庭自己酿酒成为风气。皇家也增设酒醋曲局，以所征实物和所征酒税为王室酿酒。各级官府、衙门的官员也“性嗜饮，昼夜沉醉”。“沉湎于酒者”，不在少数。
  尽管此时期是酒业发展很好的历史时期，但多为民间私家自酿自饮，进入流通的商品酒的量还不大，没有集大成者，没有形成有名气的酿酒字号，而留下来的正式记载芦台酒业的史料，目前我们发现的还很少。
  到了清代，特别是宁河建县以后，芦台已经成为京东著名商埠。客商云集，著名的芦台八大“海号”，就以大宗粮食贸易为主。蓟运河上，樯桅穿梭；芦台街市，商铺比肩继踵，史料称“市有常期列肆（店铺）。”人们常常“入市沽（买）美酒”。
  有时，豪饮于酒肆，走时不免跌跌撞撞“扶醉影婆娑”。据史料记载，仅芦台镇的（酿酒）烧锅就有几十家。其中小有名气的有：德合酒店、万福全酒店、会得成烧锅、聚泰烧锅、永兴厚老酒家等。史料中描绘芦台街面上“酒旗林立（酒旗，又称酒幌子、酒望子、酒帘，酒店的标志物），市井飘香；‘连壁盈春酒’（接着墙就能闻到充满着酒的香气。春，酒的雅称）。”这时，芦台酒类的品种也很多，有各种米酒、黄酒、白酒、药酒。
  史料中还对芦台的酿酒工艺作了描述，“黍可酒饵”，“大麦即”（就是大麦，可以做酒曲使用）。“烧锅的以蜀黍”的“蜀黍”指的高梁，包括高梁米、高梁壳，就是酿造白酒的主要原料和辅料。
  清代的政策，也有利于促进酿酒业的发展和繁荣。明朝末年，酒的税额已经高得很多了。清政府建立伊始，曾一度下令废除酒税。后来，酒的市税也处在可收可不收之间。所以，从全国范围看，私营酿酒、卖酒诸行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以高梁为原料，以大麦为酒曲，以蒸馏法生产的烧锅和所产的白酒，日趋兴旺发达。
  在北方，无论从气候寒冷，或是饮酒习惯，或是酿酒成本高低方面说，芦台人逐渐以饮白酒来取代米酒和黄酒并成为习惯。从酿酒原料分析，白酒生产所用的高梁、稻皮和制曲所用大麦的价格相对较为便宜；而黄酒所用稻米、红曲的价格相对贵一些。所以，白酒日益成为芦台地区酒类生产、流通以至百姓消费的主要品种。
  清代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修经芦台。建县伊始，塘沽、北塘、汉沽、军粮城等也隶属宁河，芦台作为“宁邑首镇”已是水陆交通贸易物流十分发达的码头。此时，芦台又是京、津、唐一带白酒的主要生产地和供应地。在不实行专卖的政策下，仅芦台镇内，除专营的酒店以外，市井城乡的大部分油盐副食杂货店，也都兼营酒的零售。甚至有的卖家在道路旁边搭建草棚，为过往行人车辆歇脚饮酒提供方便。这些小商小贩虽然从卖酒中盈利不多，但顾客群体大都常年不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乐于经营。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酒的营销链，为芦台酒业的发达和繁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里，不能不提到最少也有一百年历史的酒业老字号德合酒店。它在芦台历史上众多烧锅中，是存续时间最长的名店。民国县志记载，德合酒店始建于清代。虽然很准确的创建时间未见记载，但经老一辈人回忆、推算，该店应创建在清代中期，或更早一些。那时正是芦台酒业蓬勃繁盛的时期。九十年代，天津日报社原美术编辑朱帆先生（宁河镇人）来酒厂做客。看到酒厂车水马龙，热火朝天的景象，回忆起小时候与德和酒店老板做邻居时情景，当即挥笔写了《饮酒思源记》“余幼时居宁河城内后街，与芦台德和酒店面老板同居一宅。三十年代每逢老板节日归里，京畿巨商富贾，造府求酒者甚众。凭其开具字条，赴芦台酒店趸酒，车驮马附，门庭若市，可谓好酒不怕巷子深也！”朱老先生的描述，为我们了解民国年间的德和酒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我们从酿酒设备看，解放以前，德合酒店所生产的白酒属于清香型白酒。建国初期，德合酒店与芦台食品加工厂合并时发现，在酿酒车间内有几十口发酵用的地缸。这种地缸发酵正是酿造清香型白酒生产工艺所要求的。清香型酒又称汾香型酒。此类酒以汾酒为代表。至今，在山西汾酒厂、河北衡水老白干酒厂等酒业老字号的生产，仍然使用地缸发酵，以保证此类型酒味道清香而纯正，甘甜而醇厚，同时不失干净、绵柔的口感。
  德合酒店在历史上蒙受最大屈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占领芦台的时候。那是1937年到1945年期间。
  当时德合酒店已是占地3996平米，年产白酒100多吨的规模，被侵略军欺侮恐吓而无法生存。最后，为日本人岗森掠压占有。生产、经营、利润，全部被日本人操控霸占。直至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岗森回国。八年苦难之后，德合酒店才重新收回到张姓老板的手中。随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百姓生活风雨飘摇，德合酒店一直是惨淡经营，到1948年已经无力维持生存，终于熄火停业了。
  解放后，1953年合并给芦台食品加工厂，重新修建酿造车间，恢复白酒生产，德合酒店才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不久年产量达到百吨水平。
  1963年行政区划变动，宁河隶属唐山地区。经唐山地区工业局批准，将芦台食品加工厂所产白酒列为定型产品。同时，更名为宁河县酿造厂，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这就是宁河县酒厂的前身。芦台酒业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从清代创建德合酒店到今日宁河县酒厂的逐步繁盛，风雨沧桑百余年。一代一代酿酒人，为芦台酒业的发展昌盛，默默地做着贡献，酿造了数不清的“佳醅美酝”，同时也酿造了芦台酒文化的醇厚历史。而一代一代德合酒人，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劈风破浪，以质优价廉和诚信笃实的经营之道，独树一帜。其产品，为世人所称道、所赞赏。它的兴衰起伏的艰苦历程，就是芦台酒业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