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刘景光先生撰写的《刘家大坟》一文载于《昔日芦台散忆》，读后勾起许多回想。我年轻时去刘家坟逛过，为考察“刘毓珍知州”也到芦家雾刘家新茔地去过。现在早无过去的痕迹了。这次看了《刘家大坟》所写“十三世祖彭寿公”的简介，使我想到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官僚盐商。
  刘彭寿，字壬三（1875-1948），宁河县芦台镇人，清末秀才。自民国年间曾历任直隶省议员、国会参议员、吉林省财政厅长，直隶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天津海关监督等职。在1924至1927年以后，曾任裕蓟盐务公司董事、津武口岸义生盐务公司副董事长、德兴盐务公司常务理事，天津福兴面粉公司董事长。
  刘彭寿祖居芦台镇，出身于名门大族，书香门第，其祖先经商和居官者很多。从乾隆年间的《宁河县志》记载，他的七世祖刘廷弼就是有名的商人，“能承前启后”，子孙历代都有经商者。其居官者八世祖刘毓珍起（1697-1769）有多人居官。刘毓珍在雍正十一年（1733）成进士，授福建建宁县知县，乾隆九年（1744），升任永春州知州，在任政绩卓著，政声很好。其后人刘沛然同治六年（186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安徽凤阳知府。刘彭寿受家风祖业的影响，勤奋好学，清末虽成秀才，但科考已废，没有进入官场的机会。在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到天津跟父亲一起经商。他父亲开的商号是“同顺永斗店”。
  斗店，不是度量衡卖斗的，这是古代的牙行，就是介于粮商和零售商之间的经纪人。其经营活动一般是先索取粮商的货样，然后持样向零售商兜售，待将价格和数量商妥，再会同双方进斗成交，经纪人从中收取佣金。这就是斗店，其性质就是代客买卖。天津的斗店约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左右，一般斗店都临河而居，为了接应运粮船装卸方便。清代以来，天津这个水陆码头，十分繁华，自然形成了三个临河的集市，就是西集、北集和丁字沽。西集即今红桥区芥园大街、怡和街一带，接南运河来船；北集在大红桥一带，接子牙河、大清河来船；丁字沽接北运河来船及旱运车辆。刘彭寿父亲的“同顺永斗店”座落北集。这是天津著名的“五大斗店”之一。这五大斗店是怡和、同顺永、万春、华丰裕、同孚新。其中怡和斗店是天津最早的斗店，座落西集。“同顺永成立晚于怡和，但它是北集最早的斗店，独树一帜，颇有名声”（据《天津经济史话》）。斗店经营不光收取佣金，还代办粮食存储、装卸、搬运、客宿店房、饭铺等，为粮商“老客”提供一切方便。所以象刘彭寿家开的同顺永大型有名望的斗店，年可获利大洋10万块左右。这个斗店是支撑刘彭寿步入政界的基础。
  刘彭寿是怎么进入议会而步入官场的呢？清朝皇帝退位是1911年，虽有秀才功名的刘彭寿，科举取仕的路是堵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象过眼烟云，当年就辞职了，随即由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还想当正式大总统，令各省在1912年都得产生议会，推出议员，参加所谓的民选大总统。就是这次机会使刘彭寿当上了顺直省议会议员，并在1913年进入国会，当上了国会参议员，并任道尹、政事堂纪录，后入内务府。1913年10月，袁世凯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1915年，刘彭寿入国民议会，任立法院议员。这个立法院其实是按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服务的。1916年袁世凯死后，由黎元洪代理大总统，直系军阀冯国璋当了副总统。据说冯同刘家有过密的来往。冯国璋在1917年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派刘彭寿出任吉林省财政厅厅长。自1920年到1924年间，刘彭寿先后出任直隶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署长和天津海关监督等职。在其任职期间，同北洋军政府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合伙，多方插手盐业运销活动，是长芦盐商“河东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据史料记载：“一九一六年直系军阀冯国璋上台后，派他的军需总监张调宸做长芦盐运使。此后官僚张廷谔、刘彭寿、吴毓麟等人都曾在不同时期出谋划策与组织了几个垄断长芦盐务运销的公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6辑）。像有名的裕蓟公司、德兴公司、津武口岸义生公司等，都是由刘彭寿参与策划组建的。1916年，正是刘彭寿在北洋军政府任国会议员的立法委员期间，他在汉沽与人合伙租盐滩五副，租期10年。他与董士恩、汉沽桐裕成张家联合成立了三兴公司。据记载：“……一九一六年与董士恩、刘彭寿等合组三兴公司，伙租寨上庄大滩户李芳树所有盐滩五副。这五副滩是‘大滩王’、‘东西海参威’、‘南北腰滩’，都是汉沽区出名的大滩，每年能产大盐五万包以上，租期10年，每年租金仅五千元。”（引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董士恩也不是一般商人，他也是北洋军政府的官僚，曾任宣化府知府、长芦盐运公司、吉林榷运局长、黑龙江省财政厅长和北京烟酒事务署总办等职。刘彭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僚到商家之间的活动能量很大。当时，他和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的总经理范旭东关系甚好，所以和刘彭寿合伙租滩生产的盐不愁销路，全部由久大精盐厂承包。据桐裕成张家回忆，在一九一六年因驳运原盐需要，在借钱碰壁的情况下，找到刘彭寿，与范旭东取得联系，“在天津订立了原盐专卖久大的长期合同。”连张家和别人的滩共二十五副，久大承诺有多少收多少。这样就使原来经常生产过剩一下子变得供不应求。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系与奉系军阀战争，张作霖奉军入关。当时在奉系任骑兵旅旅长的苏锡麟是芦台人，与刘彭寿是亲戚。刘彭寿借这次亲友相逢的机会，积极怂勇苏锡麟活动张学良。经张学良同意，以苏锡麟的名义组织裕蓟盐务公司。这个公司是官僚垄断长芦盐务的最大的公司。在正式运营阶段，根据集股投资多少组织机构、安排人事，其中奉系军阀中的头面人物占大多数。董事长一职，由吉林省督军、陆军总长鲍贵卿担任，刘彭寿、王云书任常务董事，苏锡麟任总经理，李景明为经理。
  刘彭寿的弟弟刘彭翊也是北洋政府中的官僚，曾任两淮盐运副使、安徽省财政厅长。1929年刘彭寿请他弟弟刘彭翊出面，邀请国民党重要将领何成浚、陈调元等做裕蓟公司的新股东，随即改组董事会，选举何成浚为董事长。何成浚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总参议、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刘彭寿的弟弟刘彭翊经这次改组也进了董事会，当上了协理。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裕蓟公司又靠近伪华北政府，由在天津开“圆通银号”的李景明任董事长，苏锡麟仍任总经理，刘彭寿把他另一个弟弟刘彭阳也安插到裕蓟公司，当上协理。刘彭阳曾经担任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
  前面所说刘彭寿是“河东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河东派”。民国初年，军政官商为了垄断长芦盐的运销，相继建立的三大垄断公司，即前面介绍的裕蓟、德兴、津武口岸。这三家公司的所在地都在天津河东意租界，社会上就这样称这些盐业垄断集团为“河东派”。刘彭寿能算得上是重要代表人物，就是他在三个公司都有股份，除任要职外，并在筹建谋划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三个公司中裕蓟公司是坚持时间最长的。1930年到1940年这十年间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在当时政局动乱的年代，没有军政势力的支撑是不可能的。这个公司除前面介绍的头面人物外，还有张作霖之子张学铭、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三大公司按势力范围划分引地。德兴公司承办蓟县、宝坻、宁河等六十一县引地；裕蓟公司承办永平所属卢龙、滦县等七县引地；津武口岸天津、武清两县引地众家公司等。这些垄断集团，都有军政界后台背景，都是在经营中从盐税中牟取暴利。再有，因为盐价是官订的，不受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的影响，盐业运销获利是稳定的。因此，善于经营和审时度势的刘彭寿，他涉足三大公司，这在官僚盐商中是屈指可数的。他和官僚吴毓麟及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部次长、曾代理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的潘复，联合成立的德兴公司，引地占有六十一县，刘彭寿任常务理事，任长芦盐运使王洪陆之子王慕沂当上了协理。津武口岸，在三大公司中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实力，涉及盐户一百多家。在刘彭寿看来，这块领地“油水”很大，于是他投资津武口岸义生公司，任副董事长。
  刘彭寿投资三十多万元办福星面粉公司，这是他父亲经营“同顺永斗店”的派生企业。因为斗店就是粮栈，有一定的资金，储存原粮再加工，可以从中获利。他在公司任董事长，同时拉进了合伙经营盐业的吴毓麟。
  刘彭寿是一个有影响的官僚盐商，他网络中的人物除了亲友外，多数是奉系军政界人士，如张作霖之子张学铭，苏锡麟既是军阀又是亲友，李景明是奉系军阀李长泰的义子，吉林督军鲍贵卿、董士恩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先后任过榷运局长和财政厅长，刘彭寿也任过吉林省财政厅长，都是“奉系军政帮”，除此之外，有些不属于奉系者，也都是在交通、盐运等有关部门的高官。如与刘彭寿在汉沽合伙租滩的吴毓麟，1912年就授于海军中将，先后在铁路、交通等多部门任过要职。
  刘彭寿从1916年以来，对家乡芦台有许多义举，在兴学助教方面善事很多。“他关心桑梓教育，是‘宁河中学’、‘芦台完小’、‘女子完小’之校董。与其胞弟彭阳公字子明，共同为扩建宁河中学出力。校园中有‘子明室’一处，可证。”（引《刘家大坟》）

注：主要参考资料 1．《宁河县志》（乾隆版） 2．《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市地方志总编室） 3．《天津经济史话》（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4．《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6）》（天津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