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后唐芦台场，是今长芦汉沽盐场的前身，赵德钧为镇使时建场。从同光三年（925年）算起，这个盐场已有1082年的历史，它是长芦盐区历史最悠久的盐场。其实早在汉代芦台就是产盐的滨海地区。那时的官制灶户都在台南的汉沽东南。在海辛庄附近原有尹家灶、毛家灶等古老的煎盐地。到清初只有煎盐的锅痕可辨。一条运盐的小河，通双桥村西北的张家码头，漕运原盐直达蓟运河，从汉沽庄北入大河。因此，汉沽的别名也称“小盐河”。“小盐河，即汉沽也。自潮河经汉庄北，东达尹家灶，毛家灶，张家码头，诸古煎盐处，锅痕犹存。……父老云：‘潮河，即曹孟德凿潞水通泉州渠以入海者也。’汉时，官给盐船自潮河运入，而盐自小河运出，汉无漕运，即潮河亦利运盐耳。”（据《宁河县志》“古迹”）在后唐五代这个混乱时期，北方的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为国家严格管理和控制的盐业生产也不例外。在这个乱世断绝盐业生产是正常的。但人民的生活是离不开盐的，断产之后，只有芦台建于五代后期的盐母庙碑记可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芦台盐母庙碑记》最早期的文字资料已不可查考，现载入《宁河县志》的碑文，只有元朝的平州路廉访使赵铸《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元朝翰林院直学士高鸣《兴宝圣母庙记》和明朝青州分司同知陈九功《复修兴宝神祠记》。其中赵铸的碑记作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这个时期，正是芦台场经过辽金两朝的鼎盛发展期，元朝政府非常重视盐业生产，从上到下，管理盐的官员的品秩都是三品至五品。赵铸的碑记有“盐母兴宝”的神话传说，说明了盐母庙的来历。为了全面了解庙记的内容和纠正一些版本在勘校断句等方面的错讹，特将《日下旧闻》记载的《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全文抄录如下：“元平州路廉访使赵铸《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渔阳东南三百里有芦台焉，面海背山，左踞旷野，右跨大河，地僻而卑，民勤而野，男薪女汲，聚土而煮之，成鹾而后已。舟车水路，运之于民，令贵富贱贫旄倪大小均食之，日获万缗以输公府。向者大安末，河朔不逞之徒，啸聚山谷，后天下革，人获小康。岁次庚寅，国朝设十路征收所，选通古今、练钱谷、明儒术、娴吏事者以补之。前学士陈公秀玉为举首，充燕路长，前太学正赵德辉副之。明年，辟铸行提领关防盐使司事。于是集场中遗民五七人，俾诛茅剪棘，拾瓦砾，平陷井（阱，作者注），屋而居之。一日沿水而西，见有庙巍然，榜曰神母。询诸由来，佥曰不知。独一老能道之。昔五代时南北各据，限以疆界，幽燕之地盐绝者岁余，百姓病之。忽有姥语人曰：此地可煮土成盐。遂教以煮之之法，不数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圣母之号实自此始。由是公私饶足，祈祠下者皆如所请。铸因祷之，黎明有告者曰：台南十里皎白如春雪者十数顷，其厚寸余，迫而视之，则盐也。尽驱土人挟箕筥收之，力未竟，复婴而为水，乃作瑞盐歌以颂之。学士陈公亦留诗庙壁。后二载，聂赫公来长盐政，谒圣母祠，仆者起之，阙者补之，颠者扶之，坏者成之，夭龙置之于左，雷师风伯安之于右，庙貌一新焉。属铸书之刻于石，丁未年二月望日也。”此庙记作于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年）二月。民间传说圣母显灵，点化人们用土煮盐，从赵铸的碑记中可以找到根据。简单地说就是五代战乱，老百姓断盐达一年之久，老百姓都得了病。大家在忧愁之际，忽然有一个老大娘对众人说，此地可以熬土成盐，于是教人煮盐的方法。过了几天，这个老大娘不见了，当地居民传说这是神灵点化，圣母教人制盐的传说就自此传开了。从熬土煮盐而富足的公家和个人，都祈祷于祠庙。第二天天明，有人告知说，芦台以南十里，有洁白如雪者十余顷，有一寸多厚，走近观之，完全是盐。于是人们携持箕筥都去收取。对这个庙记《宁河县志》“纪闻”篇记述的比较简明而准确。“五代时，南北各据，限以疆界，幽燕之地，盐绝岁余，百姓病之。忽有姥语人曰：‘此地可煮土成盐。’遂教煮法。不数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谓为圣母，后有人新（塑）其像。越日，忽报台南十里，皎白如雪，约十数顷，厚积寸余。趋视之，则竞收之，名曰瑞盐。”这段神话传说，使盐母庙的香火越来越盛。在那个人们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的年代，实属正常现象。清乾隆年间宁河县令关廷牧（西园）的《芦台玉砂》诗写的也是圣母显灵的传说：“汉沽原上灶烟吹，洒水霜华遍野篱。一曲神弦降灵姥，江村齐唱瑞盐词。”清代《宁河县志》把“芦台玉砂”列为八大景观之一，并注明：“芦台产盐最盛。天津长芦岁销部引居三之一。值秋夏滩晒既毕，积于河干，望之如玉山然。列之为景，匪美观也。”所谓“圣母”显灵点化，台南十里，海水经日晒结盐的自然现象，就是明清以来的滩晒。清朝初年，汉沽庄崔周田首开双桥滩，这是有史记载的。随着朝代更迭，古滩田遗留下来的很少。从史料考查，清朝初年保存到现在的滩田还能找到，那就是长芦汉沽盐场的172号滩，原名叫东小滩，这里原来有一个村叫“东小村”，1976年震废。这副滩田二千三百四十公亩，几经转手滩主，雍正八年（1730年），由滩主李壁之卖给李懋田。（据《汉沽盐场滩名录》）后唐赵德钧所建的芦台场，大部分时间是在契丹、辽、金国的管辖。在此之前，契丹人经常犯界抢掠食盐和粮食。盐业生产失于管理。后唐芦台场的管理制度沿用汉代延续下来的盐法制度。从北魏设置长芦都转运使司开始，一般都是朝中三品官员司理盐运。芦台场初建时的仓储在蓟运河上游新仓镇（今宝坻县城），可以说芦台场是宝坻置县的摇篮。从金朝盐使司刘晞颜的《宝坻县记》可以断定，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设立储盐的新仓，当时并没有形成城镇聚落规模，仅是一片高阜平阔之地。“同光中以赵德钧镇其地，十余年间，兴利除害，人共赖之。遂用芦台卤地，置盐场，又舟行运盐，东去京国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阔，因置榷盐院，谓之新仓以贮盐。”后来随着人口增加而成镇。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朝世宗皇帝自燕京（今北京）东巡新仓镇，见这里人烟繁庶，“遂命于此置县”。次年“有司承命，析香河偏东闾万五千家为县。”“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著于版籍。”古代称盐为国之大宝，“坻”是“坻京”一词的简用。苏东坡在形容谷物收获时云：“行矣云成稼，岁终贮坻京”。喻指收获堆积如山，无以数计。宝坻之名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盐产的丰盛，说明海盐是当时置县的主要条件。也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命脉。自清雍正九年（1731年）宁河单独建县以来，产盐区在宁河界内，宝坻不再生产海盐，储盐坨地也南移汉沽，但是，“宝坻”这个名称，真实地记载了芦台场的发展历史，可算是宝贵的地名历史文化遗产。
  唐代的制盐方法，都是历史沿袭下来灶户煎煮法。多数是用芦苇草、大锅熬制。芦苇是蓟运下游沿岸的特产，每到秋冬，灶民都樵采芦苇备用煮盐。灶户之名从汉代就有。历代盐法对灶民管理极严苛，后唐乱世，盐法更严。“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定盐法：‘刮咸煎盐，不及斤两并处极刑’，‘三斤以上至五斤买卖人各徒二年。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杖二十、处死’。”（据《长芦盐志》）“周广顺元年（951年）九月，诏改盐法，凡犯五斤已（以）上者处死，煎鹾盐犯一斤已（以）上者处死。”（据《旧五代史》食货志）周广顺二年（952年）九月又颁布新的盐法，“所犯一斤以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徒三年，配役；五斤以上，并决杖一顿，处死”。（据《五代会要》）这里斤两限制系包括私自制盐和交易、盗运等。随着滩晒的发展，到清朝末期，就基本废弃锅煮制盐。后唐芦台场的位置在芦台镇南部是肯定的，但其范围无法考证。芦台场始于五代而盛于辽金，场署一直在芦台镇，场在汉沽。1913年盐署由宁河县芦台镇移驻汉沽。在清朝末年，芦台场的范围有了明确的标注。“芦台场东南滨海，东到斗沽（今汉沽农场），西南迄军粮城，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里，有滩池二百二十三副，运盐沟三道。场公署原设在宁河县芦台镇，民国二年（1913年）移至宁河县盐坨附近的寨上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二十六辑）
  后唐五代乱世，是分裂的时代。由于长期剧烈的争战，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光明的地方，随着剧烈的兴废过程，总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在战乱中诞生的芦台场，在北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后唐、契丹还是辽、金、北宋，在统一的过程中谁都重视垄断和发展盐斤之利。赵德钧为镇使期间，因建芦台场和设置榷盐院的功德，人民为他立祠，以昭后人。德钧庙其实在清朝末期就已湮废。下面是载于光绪年间《宁河县志》的题咏：“盐产芦台盛，持筹佐度支。法原前汉备，利自后唐贻。零落德钧庙，馨香圣老祠。玉砂今尚在，足国总堪师。”盐为国之大宝，利益巨大，历朝历代都重视它。创办盐场的赵德钧庙被后人冷落了，而一个神话传说的盐母庙，却香火鼎盛，这说明神话传说在民间的影响。设想如果赵德钧不是以投降契丹而结束他的生涯，也不会在这么短的历史过程中就被世人所冷落。其实，古人早就质疑不该把他列入县志名宦首位，认为是编撰《宁河县志》考核不详造成的。“德钧胡为者，跋扈陆且梁。奉王既失节，虐民犹多殃。县志首名宦，考核太弗祥。”（据《宁河县志》题咏）可见他投敌变节的行为，早已遭到后人痛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