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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群雄争霸的分裂局面。这是继唐代“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继续和发展，出现了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后唐出现的五代系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代都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带。十国系指前蜀、后蜀、吴、南唐、闽、楚、南汉、荆南、吴越和北汉。除北汉之外，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当时的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以朱温（全忠）为首的后梁和以李克用为首的后唐，是雄踞北方的两大军事集团。他们都崇信武力，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在战场争雄达四十多年，其残暴程度为历史之最。北方幽州地区，陷于连绵战祸，加之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父子的暴政，还有北方外族契丹的不断侵扰抢掠，使人民惨遭战乱涂炭，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芦台做为北方的边陲海防重镇，其军事地位显得非常重要，尤其在五代残唐的乱事之秋，这里经历的战乱颇多，在众多历史典藉中都留下了“千年雄镇”战乱烽烟的墨迹。
  一、芦台军的由来
  芦台，现为天津市宁河县行政驻地。其名始于唐代。它的别名称海口镇，俗称“将台”。因戍防海口屯兵，这里曾有“点将台”，因而得名。芦台之名始于唐设卢龙节度使，在这里设置军镇，取卢龙节制和“将台”之名而成“卢台”，古代正史典藉记载的文字都是“卢台”，流传中为何演变成“芦台”尚无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可以查到所标注的“芦台军”地名，这是根据梁开平二年、晋天祐五年（908年）的历史资料编绘的。芦台军设置的时间是唐乾宁元年（895年）。当时隶属幽州卢龙节度使。唐代的卢龙不是今天的卢龙县，而是今天的北京附近。芦台军在古代鲍丘水的东西两岸，和今天的位置不尽相同。
  今天芦台镇北的蓟运河是一条古老的自然河流。汉代称鲍丘水，五代称泃水，也称梁河、巨梁水（指上源）。到宋、元以来，称粮河、运粮河、潮河。乾隆年间《宁河县志》八景之一的“潮河银炼”，就是展现蓟运河漕船张帆漕运的壮美景观。到了清代始称蓟运河，因漕运直达蓟州而得名。汉代的鲍丘水发源于鲍丘山，其上中游历史上有过多次变迁，但下游河段基本上是古鲍丘水的入海故道。《宁河县志》（乾隆本）记载：“蓟运河自昔无劳浚治，其上游每为宝坻患，自入宁河境而安然赴海矣”。历尽沧桑的大河，与“千古雄镇”相伴，古镇名称未变，但镇址位置肯定有很大变化。据考古资料测断，古老的河口应在芦台镇西南方的董庄子、大尹村和王家坟一带。位于董庄子和大尹村偏南方向，有一处范围很大的牡蛎堆积层，经C14测年测定，形成牡蛎堆积的年代约在5280年，这个时期，这一带是大海与河流交汇的潮间带。1974年，在津塘运河施工中，也是在大尹庄和王家坟附近，分别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军器，主要是戈、矛头和战刀等，并挖掘出一个秦朝的陶罐，内装有秦代“半两”的钱币约两千枚。另外，在芦台镇有一重大考古发掘发现证明，芦台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成人口聚居的较大聚落。据《天津古史寻绎》记载：“宁河县芦台出土铭文砖，文曰：‘竟宁元年，太岁在戊子，卢乡刘吉造。’显示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氛围亦日渐浓厚。”这块铭文砖所标“竟宁元年”是汉元帝的年号，为公元前33年。“卢乡”是地名，也是行政建制。芦台的“卢”字，原始就是这个“卢”字，在有关正史典藉记载的“芦台军”所用的都是“卢”字。秦汉建制的乡是行政区域名称。按春秋齐国礼制，郊外以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这就是说，乡辖户数为三千户。秦汉制度有变化，“秦汉制度十里为亭，十亭为乡。”设置里长、亭长、乡老三级行政长官。乡老掌教化乡民。刘吉可能就是当任的“芦乡”乡老之一。上述出土的战国及秦汉历史文物足以说明，二千多年前的芦台，已是辖十亭百里的乡，其经济发展已经比较繁荣，贸易互市已形成，居民生活也有一定的文化品味。
  芦台军的地名，出现在唐代，属卢龙节度使。芦台军的“芦字”原为“卢”。本文使用“芦台军”的依据是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代》所标地名。唐代的芦台军不是行政建制，而是军事建制。古代“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到了宋代，则成了行政区划名称。但在北宋时期，因辽国不断南侵，芦台军的设置已名存实亡。北宋在今静海县设置乾宁军。有的史学家在诠释芦台军时，竟把乾宁军和芦台军混为一地，这是错误注释造成以讹传讹的结果。静海乾宁军设置于周显德六年，北汉天会三年（957年），芦台军早于乾宁军六十多年。特别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割献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芦台军已随入契丹国。关于芦台军的始设年代，在《宁河县志》（乾隆本）署名前人的一首《芦台军》的诗中称：“至德三载后，定更增海防。芦台设军镇，斯应为滥觞。”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至德三年是公元758年，这是唐王朝平息安禄山、史思明幽州叛乱之后。“滥觞”在此应释为起源。前人认定芦台军设立的起始年代应该是至德三年（758年），这个年代比唐乾宁元年（895年）要早133年。
  二、芦台军使
  芦台军，作为唐代的军事建制，在这里驻有重兵，统领军队的首领为军使，也称镇守使。从后唐五代时期的一些史料记载看，充任军使者职级很高，有时是节度使，先后有6位据史有考。这就是赵元德、刘守光、赵德钧、房知温、乌震、张藏英。
  赵元德任芦台军镇守使的时间约在唐光化年间（约公元900年左右），这是根据《旧五代史》（唐书）记载发现的：“赵在礼，字斡臣，涿州人也。……父元德，芦台军使”。赵在礼为后唐大臣，任魏州效节军指挥使及沧州、同州等地节度使，一生历任三朝十余镇，卒于后汉乾祐二年（947年）。他父亲赵元德曾事幽州刘仁恭父子。在赵元德之后，芦台一直为刘仁恭所占据。刘仁恭，深州人（今河北省深州市），任卢龙节度使，为政期间荒淫无道，在幽蓟地区实施暴虐统治。其子刘守光曾任芦台军镇守使。芦台镇及宁河县境内的许多地名，都与他们父子为政时的那段历史有关。
  刘守光，因占父妾，被刘仁恭赶走。《宁河县志》有这样的记载：“唐末，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及朱全忠篡唐，国号梁。仁恭子守光，亦幽父自立，置芦台军于海口，以备沧州。梁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守光僭称燕。”这段记事说的是，刘守光因争其父妾，囚禁其父而自称卢龙节度使，重兵设防芦台军，以防备其兄刘守文从沧州的进攻。公元911年，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第二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将周德威率军攻破芦台军，刘守光败走，出逃途中被擒，公元914年死于太原。芦台镇原有宝塔寺，不知何年所建。在清代乾隆年间《重修芦台宝塔寺记》有这样的记载，说该塔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塔址“故老谓刘守光宿兵之所。”宝塔寺位于原芦台镇东头，当地称“东大寺”，明清以来，香火鼎盛。故址在今宁河县航运处。
  后唐庄宗同光初年（923年），先后灭掉后梁和刘仁恭父子之后，派降将赵德钧任芦台军镇守使。赵德钧原为刘守光军中的一名军校。其事迹在《宁河县志》、《宝坻县志》的“名宦”篇中都专有记载，他受唐庄宗善待，并赐姓李绍斌，“累历郡守，从平梁，迁沧州节度使。同光三年（925年）移镇幽州，遂归本姓，改名德钧”（《日五代史》“列传”）。赵德钧在芦台镇守使期间，有兴修水利、开渠运漕、建设芦台场（今长芦汉沽盐场）等德政。但是，他后来放弃抵御契丹的侵略，竟效仿石敬瑭想投降契丹当儿皇帝，遭到契丹拒绝。随后将士众叛亲离，被契丹打败，只好投降，使其名节不保。契丹族的统制是奴隶制式的，其野蛮残暴和掠夺的本质，是许多汉人不能忍受的。
  芦台军落入契丹之后的芦台军镇守使、兼榷盐使为张藏英。后来，他不满契丹统治，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率军及灶户起义归周。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广顺三年）六月壬子，沧州变，契丹幽州榷盐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芦台军使张藏英，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孳畜七千头口归化。”《长芦盐志》记载，公元953年，张藏英“率内外亲属并所部千余人及盐户七千余口，牛马万计，舟数百艘，航海归周。”据《新五代史》记载，张藏英率军归周的时间是后周广顺三年七月，与《旧五代史》记载有异（作者注）。张藏英，幽州范阳人，后唐末年，全家数十口为贼人孙居道所杀害。幼年失去双亲和家人的张藏英，总想刺杀仇人，以祭双亲。一次在幽州刺杀孙居道未遂，被赵德钧的部下擒获。当得知他是欲报杀父母之仇时，十分赞赏他的勇敢壮举，称其为孝子，不仅释放了他，并让其出任关南巡检。最后擒获孙居道，“设父母位，剖心肝以祭”（据《辽史纪事本末》上），张是有名的“孝子”。张藏英随赵德钧入契丹，他率军起义归周的举动，得到后周庄宗的信任，委任为北方边关刺史，屡次击败契丹，得到世宗褒奖，“宋及为瀛州团练使，并获关南军”（据《天府广记》下）。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曾发生一场惊世的内乱，唐庄宗李存勖被哗变的士兵当场杀死。这是灭掉后梁朱温军事集团后的第一位后唐皇帝。唐庄宗遇害，朝野震惊，当即由养子李嗣源继帝位，称号明宗，纪年天成。翌年，唐明宗派遣大将军、泰宁军节度使房知温为芦台军镇守使。“房知温，字伯玉，任丘人”。“天成元年（926年），拜泰宁军（今山东兖州市）节度使。”天成二年（927年），唐明宗封房知温为北面招讨使，率大军屯驻于芦台。天成三年（928年），明宗又派出乌震代替房知温任芦台军镇守使。在后唐，乌震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大将军。据《旧五代史》记载：“契丹犯塞，渔阳路梗，（乌）震率师运粮，三入蓟门，擢为河北道副招讨，遥领宣州节度使，代房知温于芦台。”乌震贸然到芦台军接任，房知温事先并不知情，对此事感到非常不快。就在两个人交接军权的过程中，房知温竟挑动芦台军戍军哗变作乱，在未交接帅印的情况下，就将乌震杀害身亡。“明宗闻之，废朝一日，诏赠太傅。（乌）震略涉书史，尤嗜左氏传，好为诗，善笔札，凡邮亭佛寺，多有留题之迹。及其遇祸，燕赵之士皆叹惜之”（《旧五代史》列传）。乌震当时“在河北独有政声”，曾任易州刺史，北方水陆转运使、招讨使等职。在后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时期，派驻芦台军任镇守使的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带兵大将，从而可以看出，在一千多年之前的芦台，确实是一个军事、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边防雄镇。
  三、刘氏父子之战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残暴，贪婪好色，一直在做着皇帝梦。他害怕幽州城不坚固，长期居住在大安山（注：大安山在房山县北八十里，山高险。《辽史纪事本末》作者注）。这里四面是悬崖峭壁，易守难攻。为了做皇帝，他在山中营造宫殿，选众多地方美女置于宫中，同时还请方士为其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他有一房年轻美貌的小妾罗氏，经常与他的儿子刘守光私通。这件事被刘仁恭发现之后，万分恼怒，遂将儿子守光杖出家门。随后，刘守光以芦台军为据点，讨伐其父，于是在乱世中又发生了一起父子战争。
  刘守光被笞逐家门之后，要以武力报复其父。在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刘守光率军与其父刘仁恭开战。因幽州城防备不周，刘守光很快攻取了幽州城，并自称卢龙节度使，废黜其父节度使的职务，然后攻打刘仁恭盘踞的大安山，誓要捉拿其父，夺回小妾罗氏。同年四月，刘守光率兵攻破了大安山，“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通鉴纪事本末》十二）刘守光囚禁其父，自称卢龙留后。同年七月，自任卢龙节度使。难怪《新五代史》的作者都在文章开篇多用“呜呼”二字，这个乱世真让人感叹惊呼。确实是“家不家、国不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世道。刘守光夺父妾、囚父篡位的消息传到其兄刘守文那里，当时守文任义昌节度使，驻地在沧州。当他得知父亲被弟囚禁的消息后，誓要讨伐为父雪耻。他“集将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枭獍，吾生不如死，誓与诸君讨之＇”。为雪囚父之耻，刘守文为联合军事力量，竟投降后晋李克用军事集团，集中兵力攻打刘守光，欲夺回父亲。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冬，刘守文以沧州、德州两地之兵力，大举进攻幽州，攻破幽州，将刘守光的大军逼至芦台。被大军压境的芦台，刘守光欲反击，怎奈兵力不支，只好乘梁、晋两大军阀集团争霸之机，也象他哥哥刘守文那样，向晋王李克用求援。
  晋王李克用深知刘仁恭父子都是反复无常之徒，但为了用幽州牵制后梁的军力，最后同意发兵五千援助刘守光。年底（908年），刘守文率兵攻战芦台，由于晋兵的增援，使刘守光芦台的军事实力增强，经过一场恶战，终解芦台之围，将刘守文击败。据《通鉴纪事本末》记载：“丁亥，守文兵至芦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乃还。”从相关史料记载可以看出，经过这场战争，刘守光在幽州的地盘已失，他戍防屯兵的芦台军已成为军事反击的大本营。刘守文从玉田败走之后，屯兵于蓟州（今蓟县）。为了打败刘守光，刘守文竟不惜重金贿赂契丹。契丹发兵援助刘守文，兵力在蓟州集结达四万多。据《辽纪事本末》记载：“三月，沧州节度使刘守文为弟守光所攻，乞兵讨之。命皇弟锡里（注：蒙语选拔）额尔奇木省达鲁率师会守文于北淖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五月，刘守文举兵讨伐刘守光。终于将刘守光打败。本来在战场上可以立斩刘守光，但是，刘守文在两军阵前假意有兄弟手足之情，对众将士哭着大呼：“勿杀吾弟”。不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刘守光身旁的一员大将元行钦，猛地上前，乘刘守文不备，将其擒拿马下。沧德之兵，见主帅被擒，群龙无首，四散逃命。刘守光意外反败为胜，反过来又大举兴兵，向刘守文的据点沧州进发，将沧州城围困数月。沧州城的主帅已失，“宾佐吕兖、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守光携守文于城下，攻围累月，城中乏食，人相屠杀以供军，号‘宰杀务’。危酷之状，远古末闻。”（据《辽史纪事本末》）沧州守军被围困于城中，长达三个多月，城内食粮耗尽，出现了人食人，驴马相餐的惨状。据《旧五代史》记载：“城中乏食，米斗值三万，人首一级值十千，军士食人，百姓食墐土，驴马相遇，食其鬃毛，士入出入，多为强者屠杀。”长久被困的沧州守军不得不开城投降，刘守光大获全胜。据《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记载：“梁开平四年（910年）正月，刘守光拔沧州，俘刘延祚。”占领了沧州城之后，刘守光让他的儿子刘继威当了沧州主帅。
  刘守光囚父擒兄，啸傲幽州，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自立大燕皇帝，改元“应天”，并制铸钱币，其正面曰“应天元宝”，背面曰“万”。刘守光称帝之事，激怒了李存勖。李为拉拢刘守光对付后梁，在推他为尚父的情况下，竟不买这份帐，并擅称“大燕皇帝”，实为大逆不道。后唐庄宗李存勖先是派去使臣李承勋（太原府尹）前往劝说。当使臣到时，刘守光强迫使臣行君臣朝礼，使臣誓不屈从。结果被当场囚禁。李存勖在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春，派大将周德威率三万大军攻打刘守光。这场征讨刘守光的战争持续一年之久。战争开始，先是首战生擒刘守光大将单延硅，后破顺州安远军，二月攻檀州降。三月，周德威拔燕芦台军。刘守光的兵力只好龟缩幽州城。为了收复降晋的檀州城（注：今北京密云），刘守光于乾化三年四月，率五千兵力，夜间偷袭檀州城，结果周德威率涿州兵大破之。刘守光只剩三万余骑，仓惶逃归幽州城。此时，刘守光不得不求助于契丹发兵援救。“契丹以无信，竟不救。”（注：以上引文均出自《通鉴纪事本末》）晋主李存勖亲征刘守光，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破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带着两个妻子和三个儿子，从乱军之中仓惶脱逃，南走沧州，不料中途迷路。其惨状史学家有描述：“数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情而诘之，祝氏以实告，乃被擒送幽州。”（据《新五代史》）有的史书记载说，刘守光在逃跑到燕乐农村时，向农家乞食，被一个叫张师造的农民所擒。最后，刘守光和刘仁恭等一起被押送太原，斩首之前，先刺心取血“以祭先王墓”。刘氏父子的下场说明“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从此幽州之地尽归晋王。
  芦台这座古镇，屡遭战乱涂炭，尤其是刘氏父子的内战，殃及整个北方。刘仁恭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独夫，他强取豪夺，横行无忌，其军法十分残酷。在幽沧二州全境，强令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者当兵，“军发之日，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为防止军士逃跑，在军士脸上刺“定霸都”三字。对士人留点面子的，在手腕上刺上“一心事主”四字。中国军士黥面，从刘仁恭开始。其子刘守光杀兄囚父，最后成了杀人成性的变态狂，每当处罚人，“必以铁笼盛之，薪火四逼”。不仅用火四面烧烤，甚至用铁刷子剔面。刘氏父子的残刑暴政，在幽州境内，曾出现了百里之内绝人迹的惨景。这段残酷的历史，在宁河县令王朝矩的《梁城所》怀古诗文中有这样的记述：“且仁恭在燕，苛暴如猛虎。定霸黥面文，年始有十五。大安恣骄奢，荒淫罗妇女”。（《宁河县志》）诗文说明刘氏父子对幽蓟地区的残暴统治，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实后梁皇帝朱温和刘仁恭是一路货色，他也发明了在军士脸上刺字的办法。这些军阀的残忍和荒淫无度，把北方人民逼上绝境，给契丹的强盛带来机遇。在唐初，不发达的游牧族契丹共分八个部落，农业落后。因为战事不断，粮食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渠道不通，使得契丹人经常犯塞抢掠。芦台军的边防主要是防御契丹犯边侵扰。到了后唐，契丹八个部落由阿保机统一，成为大契丹国，年号神册，其实力一天天壮大。由于北方战乱，契丹人和以后的大辽国，屡屡进犯，大肆抢掠粮食、财物，同时还强掠汉人服役。幽州原刘仁恭盘踞的大安山，藏有大量金钱，后来这笔财富被辽圣宗发现，正好补充辽国初期的财政紧张。“石敬瑭又献沿边和钱，以备军实。……圣宗凿大安山，则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据《辽史》食货志）连绵战乱，使逼上绝境的北方汉人除了投降的，还有主动投奔的，有些著名的汉人谋臣、将帅人才都投奔了契丹，这为以后辽国建立创造了条件。如河北玉田的韩知古、韩匡嗣和文安的韩延徽，都是这个时期投奔契丹的有名谋士。如赫赫有名的辽国大将韩昌，就是玉田县小韩庄人。
  四、效节军葬身芦台
  效节军，也称魏州银抢效节军，是节度使的一支亲兵。天雄军节度使驻魏州。这支节度使的亲兵原来叫“牙兵”，世代相承，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集团。在唐末天祐六年（906年），后梁朱温用阴谋和武力灭掉这支“牙兵”，屠杀“牙兵”家屠八千户，连婴儿也不留一个。“牙兵”从唐广德元年（763年）起，共存在一百四十四年。后来，后梁大将杨帅厚做了天雄节度使，为培植个人的军事力量，便效仿“牙兵”旧制，建立了魏州银枪效节军，兵力有八千之众。杨师厚培植的这支亲兵，军士与统帅均父子相称。军士所用的银枪都是用特殊的材料制做的，军士个个都骁勇善战，战斗力极强，待遇也十分优厚，但也十分骄横凶残，横行无忌。在杨师厚死后，这支骄兵屡次更换统帅，屡次哗变闹事。到了后唐，已成为了唐明宗的一个心腹大患。最后，唐明宗智用权谋，以换防为名，把魏州银枪效节军调到芦台军戍防，并全部除掉，芦台最终成了效节军的葬身之地。
  魏州效节军在到芦台之前，曾经有两次比较大的哗变。
  第一次，在后梁贞明元年（915年），梁末帝听从大臣之言，为了削弱银枪效节军的实力，决定将其一分为二，一半驻魏州，一半分出驻相州。想借杨师厚死后更换主帅之机削弱其实力。决定调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任天雄军节度使，统帅这支效节军。根据这个决定，分驻相州的效节军的军士家属，都要随军从魏州迁徙他乡。就在贺德伦督促军士和家属上路之际，有狂徒聚众闹事，说：“朝廷以我军府强盛，军门父子，姻族相连，未尝远出河门，离亲去族，一旦迁入外郡，生不如死。”（《旧五代史》）于是，在三月二十九日夜间哗变，杀死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人，囚禁贺德伦，提出很多条件，协迫恢复旧制，让贺德伦向朝廷请奏。但所提条件，都被梁末帝逐一拒绝。最后，协迫贺德伦兵变，投降于晋。这样，晋王李克用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魏博大片领地，大大改善了梁晋争雄的战略地位，并拥有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这样，魏州银枪效节军因灭梁有功，深受厚赐，使其更加骄纵无厌。
  第二次，在唐庄宗失政之时，天下离心，军内大乱。以军卒皇甫晖为首，阴谋暴乱。“劫其都将杨仁晟，曰：唐能破梁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尽有河北兵也。魏军甲不去体，马不解鞍者十余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军久戍之劳，去家咫尺，不得相见。今将士思归不可遏。”（《旧五代史》）煽动众将士和他共同起事。杨仁晟不从，立被斩首。又推出一名小校当帅，小校不从，也被斩首。皇甫晖拎着两颗人头，协迫裨将赵再礼当上了效节军的指挥使。从下面的记载，可见效节军的凶残。“（皇甫）晖拥甲士数百骑，大掠城中，至一家，问其姓，曰‘姓国’。晖曰：‘吾当破国’，遂尽杀之。又至一家问其姓，曰：‘姓万’。晖曰：‘吾杀万家足矣’。又尽杀之”。（《旧五代史》）
  骄纵无厌的银枪效节军，已成为后唐的心腹之患。唐明宗听从了效节军指挥使赵在礼的意见，让皇子秦王从荣统领效节军，并想办法借机除掉。于是，在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皇帝下诏令，以防备契丹入侵为名，遣效节军九指挥到芦台军戍防。由龙晊统领，“军发之日，不给兵甲，惟以长竿系旗帜，以表队伍，军士颇自疑惑。”（《新五代史》）就这样变相解除了这支骄兵的武装。据历史资料记载，龙晊所统领的效节军九指挥所属三千五百人，补充到芦台军大营的东寨。当时任芦台军镇守使的是房知温。
  天成二年（927年），唐明宗要将房知温调回，派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陆转运招抚使乌震到芦台军接任房知温。天成二年三月乌震到任。房知温因事先不知情，对乌震的到来感到心情不快拒不交印。当时“芦台戍军夹水东西为两寨。”房知温在东寨设宴招待乌震，结果在酒席宴上吵了起来。在东寨驻防的大多是龙眰所统领的效节军，房知温借机煽动效节军闹事，当即将乌震杀死在酒席宴上。据《旧五代史》记载：“乌震为招讨副使，代知温还镇。知温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纵博，诱牙兵（指效节军）杀震于席上。”
  乌震被杀，芦台军营大乱，房知温急忙出门上马，军卒拦马执辔留知温说，主帅你走我们怎么办，房知温欺哄军卒说，东岸全是步兵，骑兵全在西岸。于是“知温跃马登舟渡河入西寨。”芦台军西寨的统领是安审通，也是一员赫赫有名的带兵统领，曾任北京右厢马军都指挥使，善长指挥骑兵，曾授单州刺史、齐州防御使，兼诸道先锋马军都指挥使。天成元年（926年）他奉诏北征，随房知温戍防芦台。从领兵官员的职级可以看出当时芦台军的重要军事地位。酒席宴上房知温曾授意安审通先脱身到西寨，准备骑兵，按兵不动，待房知温渡河到西岸大营，同安审通用船渡，将骑兵运到东岸，然后乘乱之机，尽杀魏州效节军。这场乱战，史书记载的确切时间是后唐天成二年（927年）三月二十一日。“夏四月辛已溯，房知温奏：前月二十一日，芦台戍军乱，害副招讨宁国军节度使乌震，寻与安审通斩杀乱兵乞。”（据《旧五代史》明宗纪）战乱从中午宴席上房知温与乌震发生口角，遂被杀开始，一直战到第二天黎明时分，惨烈情形可想而知。三月二十一日，“震与房知温博于东寨，日亭午，大噪于营外，知温上马出门，为甲士所拥，且曰：‘不与儿郎为主，更何处去，’知温统之曰：‘马军皆在河西，步卒独何为也。’遂得跃马登舟，济于西岸。”（据《旧五代史》明宗纪）房知温与安审通调动骑兵到东寨列阵威严整齐，同时调动其他驻防的兵力到芦台军东寨助战，将魏州效节军乱兵逼迫南逃。台南是滨海地区的荒野沼泽，驻无村，行无路，乱兵南逃者惊魂失色。在前无退路，后有骑兵追杀的情况下，乱兵多数被杀死在乱草丛中和沟塘沼泽之中。天黑连夜战斗，挑着火把肆杀乱军，横尸遍野。当有幸脱逃的乱兵回到芦台东寨时，已经火光冲天，大寨已被放火烧毁，只好乘夜潜逃。对这段战事，史书有如下概括：“安审通按骑军不动，知温与审通谋伺使攻之，令乱兵卷甲南行。骑兵徐进，部伍严整。叛者相顾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泽。迟明，潜令外州军别行，知温等遂击乱军，横尸于野，余众复趋旧寨，至则已焚之矣。翌日，尽戮之，脱于丛草沟塘者十无二三，适夜窜于山谷，稍奔于定州。”（据《旧五代史》唐书一）
  在芦台军刺杀大将乌震一事，本来是房知温一手策划的，但最终嫁祸于魏州效节军及其统领龙晊。唐明宗为失去乌震这员大将废朝一日，并下诏，对效节军统领龙晊等九指挥斩首示众。据《新五代史》记载：“夏四月庚寅（927年），芦台军将龙晊等伏诛”。“明宗下诏，悉诛其家属于魏州，凡九指挥三千余家，数万口，驱至漳水上杀之，漳水为之变色。魏之骄兵，于是而尽。”（作者注：漳水原为海河上源）
  后唐惊世的芦台之乱，唐明宗心知肚明，是由房知温一手策划的。但借这场大乱之机，终于除掉了骄纵无忌的魏州银枪效节军，从此除去唐明宗的一个心腹大患，因而不但不追究房知温的责任，反而加官进级。“明宗知变自知温起，释而不问，徙镇武宁，加兼侍中，历镇天平、平卢。”就连房知温的部将安审通也“以功授检校太傅、沧州节度使。”“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知检校太傅，并赏芦台之功也”。（引《旧五代史》唐书一）
  五、后唐芦台场
  后唐芦台场，是今长芦汉沽盐场的前身，赵德钧为镇使时建场。从同光三年（925年）算起，这个盐场已有1082年的历史，它是长芦盐区历史最悠久的盐场。其实早在汉代芦台就是产盐的滨海地区。那时的官制灶户都在台南的汉沽东南。在海辛庄附近原有尹家灶、毛家灶等古老的煎盐地。到清初只有煎盐的锅痕可辨。一条运盐的小河，通双桥村西北的张家码头，漕运原盐直达蓟运河，从汉沽庄北入大河。因此，汉沽的别名也称“小盐河”。“小盐河，即汉沽也。自潮河经汉庄北，东达尹家灶，毛家灶，张家码头，诸古煎盐处，锅痕犹存。……父老云：‘潮河，即曹孟德凿潞水通泉州渠以入海者也。’汉时，官给盐船自潮河运入，而盐自小河运出，汉无漕运，即潮河亦利运盐耳。”（据《宁河县志》“古迹”）在后唐五代这个混乱时期，北方的经济都遭到严重破坏，为国家严格管理和控制的盐业生产也不例外。在这个乱世断绝盐业生产是正常的。但人民的生活是离不开盐的，断产之后，只有芦台建于五代后期的盐母庙碑记可以证实当时的情况。
  《芦台盐母庙碑记》最早期的文字资料已不可查考，现载入《宁河县志》的碑文，只有元朝的平州路廉访使赵铸《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元朝翰林院直学士高鸣《兴宝圣母庙记》和明朝青州分司同知陈九功《复修兴宝神祠记》。其中赵铸的碑记作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这个时期，正是芦台场经过辽金两朝的鼎盛发展期，元朝政府非常重视盐业生产，从上到下，管理盐的官员的品秩都是三品至五品。赵铸的碑记有“盐母兴宝”的神话传说，说明了盐母庙的来历。为了全面了解庙记的内容和纠正一些版本在勘校断句等方面的错讹，特将《日下旧闻》记载的《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全文抄录如下：“元平州路廉访使赵铸《重修芦台兴宝圣母庙记》：渔阳东南三百里有芦台焉，面海背山，左踞旷野，右跨大河，地僻而卑，民勤而野，男薪女汲，聚土而煮之，成鹾而后已。舟车水路，运之于民，令贵富贱贫旄倪大小均食之，日获万缗以输公府。向者大安末，河朔不逞之徒，啸聚山谷，后天下革，人获小康。岁次庚寅，国朝设十路征收所，选通古今、练钱谷、明儒术、娴吏事者以补之。前学士陈公秀玉为举首，充燕路长，前太学正赵德辉副之。明年，辟铸行提领关防盐使司事。于是集场中遗民五七人，俾诛茅剪棘，拾瓦砾，平陷井（阱，作者注），屋而居之。一日沿水而西，见有庙巍然，榜曰神母。询诸由来，佥曰不知。独一老能道之。昔五代时南北各据，限以疆界，幽燕之地盐绝者岁余，百姓病之。忽有姥语人曰：此地可煮土成盐。遂教以煮之之法，不数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圣母之号实自此始。由是公私饶足，祈祠下者皆如所请。铸因祷之，黎明有告者曰：台南十里皎白如春雪者十数顷，其厚寸余，迫而视之，则盐也。尽驱土人挟箕筥收之，力未竟，复婴而为水，乃作瑞盐歌以颂之。学士陈公亦留诗庙壁。后二载，聂赫公来长盐政，谒圣母祠，仆者起之，阙者补之，颠者扶之，坏者成之，夭龙置之于左，雷师风伯安之于右，庙貌一新焉。属铸书之刻于石，丁未年二月望日也。”此庙记作于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年）二月。民间传说圣母显灵，点化人们用土煮盐，从赵铸的碑记中可以找到根据。简单地说就是五代战乱，老百姓断盐达一年之久，老百姓都得了病。大家在忧愁之际，忽然有一个老大娘对众人说，此地可以熬土成盐，于是教人煮盐的方法。过了几天，这个老大娘不见了，当地居民传说这是神灵点化，圣母教人制盐的传说就自此传开了。从熬土煮盐而富足的公家和个人，都祈祷于祠庙。第二天天明，有人告知说，芦台以南十里，有洁白如雪者十余顷，有一寸多厚，走近观之，完全是盐。于是人们携持箕筥都去收取。对这个庙记《宁河县志》“纪闻”篇记述的比较简明而准确。“五代时，南北各据，限以疆界，幽燕之地，盐绝岁余，百姓病之。忽有姥语人曰：‘此地可煮土成盐。’遂教煮法。不数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谓为圣母，后有人新（塑）其像。越日，忽报台南十里，皎白如雪，约十数顷，厚积寸余。趋视之，则竞收之，名曰瑞盐。”这段神话传说，使盐母庙的香火越来越盛。在那个人们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的年代，实属正常现象。清乾隆年间宁河县令关廷牧（西园）的《芦台玉砂》诗写的也是圣母显灵的传说：“汉沽原上灶烟吹，洒水霜华遍野篱。一曲神弦降灵姥，江村齐唱瑞盐词。”清代《宁河县志》把“芦台玉砂”列为八大景观之一，并注明：“芦台产盐最盛。天津长芦岁销部引居三之一。值秋夏滩晒既毕，积于河干，望之如玉山然。列之为景，匪美观也。”所谓“圣母”显灵点化，台南十里，海水经日晒结盐的自然现象，就是明清以来的滩晒。清朝初年，汉沽庄崔周田首开双桥滩，这是有史记载的。随着朝代更迭，古滩田遗留下来的很少。从史料考查，清朝初年保存到现在的滩田还能找到，那就是长芦汉沽盐场的172号滩，原名叫东小滩，这里原来有一个村叫“东小村”，1976年震废。这副滩田二千三百四十公亩，几经转手滩主，雍正八年（1730年），由滩主李壁之卖给李懋田。（据《汉沽盐场滩名录》）后唐赵德钧所建的芦台场，大部分时间是在契丹、辽、金国的管辖。在此之前，契丹人经常犯界抢掠食盐和粮食。盐业生产失于管理。后唐芦台场的管理制度沿用汉代延续下来的盐法制度。从北魏设置长芦都转运使司开始，一般都是朝中三品官员司理盐运。芦台场初建时的仓储在蓟运河上游新仓镇（今宝坻县城），可以说芦台场是宝坻置县的摇篮。从金朝盐使司刘晞颜的《宝坻县记》可以断定，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设立储盐的新仓，当时并没有形成城镇聚落规模，仅是一片高阜平阔之地。“同光中以赵德钧镇其地，十余年间，兴利除害，人共赖之。遂用芦台卤地，置盐场，又舟行运盐，东去京国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阔，因置榷盐院，谓之新仓以贮盐。”后来随着人口增加而成镇。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朝世宗皇帝自燕京（今北京）东巡新仓镇，见这里人烟繁庶，“遂命于此置县”。次年“有司承命，析香河偏东闾万五千家为县。”“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命之曰宝坻，列为上县，著于版籍。”古代称盐为国之大宝，“坻”是“坻京”一词的简用。苏东坡在形容谷物收获时云：“行矣云成稼，岁终贮坻京”。喻指收获堆积如山，无以数计。宝坻之名形象地概括了当时盐产的丰盛，说明海盐是当时置县的主要条件。也是城镇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命脉。自清雍正九年（1731年）宁河单独建县以来，产盐区在宁河界内，宝坻不再生产海盐，储盐坨地也南移汉沽，但是，“宝坻”这个名称，真实地记载了芦台场的发展历史，可算是宝贵的地名历史文化遗产。
  唐代的制盐方法，都是历史沿袭下来灶户煎煮法。多数是用芦苇草、大锅熬制。芦苇是蓟运下游沿岸的特产，每到秋冬，灶民都樵采芦苇备用煮盐。灶户之名从汉代就有。历代盐法对灶民管理极严苛，后唐乱世，盐法更严。“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定盐法：‘刮咸煎盐，不及斤两并处极刑’，‘三斤以上至五斤买卖人各徒二年。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杖二十、处死’。”（据《长芦盐志》）“周广顺元年（951年）九月，诏改盐法，凡犯五斤已（以）上者处死，煎鹾盐犯一斤已（以）上者处死。”（据《旧五代史》食货志）周广顺二年（952年）九月又颁布新的盐法，“所犯一斤以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徒三年，配役；五斤以上，并决杖一顿，处死”。（据《五代会要》）这里斤两限制系包括私自制盐和交易、盗运等。随着滩晒的发展，到清朝末期，就基本废弃锅煮制盐。后唐芦台场的位置在芦台镇南部是肯定的，但其范围无法考证。芦台场始于五代而盛于辽金，场署一直在芦台镇，场在汉沽。1913年盐署由宁河县芦台镇移驻汉沽。在清朝末年，芦台场的范围有了明确的标注。“芦台场东南滨海，东到斗沽（今汉沽农场），西南迄军粮城，面积约二百二十平方里，有滩池二百二十三副，运盐沟三道。场公署原设在宁河县芦台镇，民国二年（1913年）移至宁河县盐坨附近的寨上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二十六辑）
  后唐五代乱世，是分裂的时代。由于长期剧烈的争战，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光明的地方，随着剧烈的兴废过程，总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在战乱中诞生的芦台场，在北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后唐、契丹还是辽、金、北宋，在统一的过程中谁都重视垄断和发展盐斤之利。赵德钧为镇使期间，因建芦台场和设置榷盐院的功德，人民为他立祠，以昭后人。德钧庙其实在清朝末期就已湮废。下面是载于光绪年间《宁河县志》的题咏：“盐产芦台盛，持筹佐度支。法原前汉备，利自后唐贻。零落德钧庙，馨香圣老祠。玉砂今尚在，足国总堪师。”盐为国之大宝，利益巨大，历朝历代都重视它。创办盐场的赵德钧庙被后人冷落了，而一个神话传说的盐母庙，却香火鼎盛，这说明神话传说在民间的影响。设想如果赵德钧不是以投降契丹而结束他的生涯，也不会在这么短的历史过程中就被世人所冷落。其实，古人早就质疑不该把他列入县志名宦首位，认为是编撰《宁河县志》考核不详造成的。“德钧胡为者，跋扈陆且梁。奉王既失节，虐民犹多殃。县志首名宦，考核太弗祥。”（据《宁河县志》题咏）可见他投敌变节的行为，早已遭到后人痛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