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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鸿翊，字仲銮，宁河县人，祖籍北塘。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始，先后任吏部主事，都察院工科掌印给事中，山西道监察御史，（注1）福建汀漳道。
  多次上疏皇帝，主张加固北塘海防，坚决反对僧格林沁的撤防诱敌之下策，未被采纳。致使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侵占津京，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陈鸿翊在山西道监察御史任上期间，时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海防吃紧，外敌入侵十分危急之际。他怀着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多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加强海防的御敌之策，坚决反对督办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的错误战略，围绕北塘海口的防务问题，在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力主海口御敌，反对撤务除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僧格林沁接替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督办天津海防，受命钦差大臣。他曾任御前大臣，颇受恩宠，战功卓著，曾因屠杀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而名噪京师，加之咸丰九年（1859）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受到重创，由其指挥的这次战斗大捷，更使他身价百倍。
  海防的一次胜利，使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铸成了骄傲自恃的心态。他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自信凭借自己指挥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上克敌制胜。咸丰九年（1859）四月，僧格林沁向皇帝递折，奏请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务，拟在离海口四十余里的营城修筑炮台，该位置介于北塘和芦台之间。随后派直隶总督恒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来宁河县勘察地形，决定在营城沿蓟运河东西两岸修筑炮台，为撤北塘海口的防务做准备。当年五月，僧格林沁、西凌阿向皇帝奏报勘察结果，拟建营城炮台，撤北塘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的奏章在朝中引起争议。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陈鸿翊，祖居北塘，对天津海防的地理、交通形势了如指掌。他坚决反对撤北塘海口的防务，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之举。而僧格林沁明言，撤北塘防务，就是要空出海口，诱敌上岸，然后靠马队堵剿，并称“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宅，民房鳞次，无险可扼”。他不采众议，一意孤行，咸丰皇帝最终采纳了僧格林沁的意见，于当年七月将北塘海口的防务全部撤除。
  上疏皇帝详陈御敌之策
  力主加强北塘防务的陈鸿翊，针对僧格林沁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于同年九月二日向皇帝递折，奏请加强北塘防务。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当年五月抗敌大捷，在重创敌人之后重修大沽、北塘炮台和添筑营城炮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这场战争之后，敌人败退南旋，意必益饷添兵，再图报复。必须提高警惕，不为敌人表面恭顺所惑。要严加防范英法朋比为奸，将北塘河口作为登陆的进口。指出：“英夷诡诈异常，前在大沽接仗时，彼之所以致败，与我之所以致胜，既已深知，自必变计而思逞。”深刻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设想如果敌人再至大沽，敌人明着与僧亲王接仗，而暗于夜间，令部队从北塘上岸，“阻我营城驻守之兵，不得过河援应。因而南趋大沽北炮台后路，前后夹击，则大沽甚为吃重。虽其间新河地方亦设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绕越。且恐该处弁兵猝不及防，或有惊扰，转致掣动大局，此尤不可不虑者也。”请旨敕谕带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于北塘河口调回兵丁炮位，申谕镇将，严为防守，使该夷无计可施，方为万全之策。或即将营城所驻之兵移至北塘，更为扼要”（注2）。
  陈鸿翊的奏折准确指出了北塘撤防的危害，锋芒指向僧格林沁这位领兵大臣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他所提出的御敌之策，在朝中曾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当即廷寄军机大臣，命僧格林沁“体察情形，密为防范”。同年九月九日，僧格林沁复奏朝廷，重申北塘不能设防，坚持诱敌上岸，自信靠新河的防兵足以打败敌人，就这样拒绝了陈鸿翊的奏议。
  密疏引起争论
  围绕北塘防务一事，陈鸿翊与僧格林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清政府内部秘密争论。陈鸿翊的御敌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集中优势兵力，防堵洋人于海口之外，以防敌人上岸、海陆夹击夺取大沽炮台，从而失掉保卫京城的屏障。这个主张引起不少朝臣的赞同。
  据《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载：“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居大沽、营城，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藩垣而于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陈鸿翊密疏争于朝。”（注3）当时正在僧王府的幕僚翰林院编修郭松焘等都极力反对撤北塘防务。僧林格沁对郭松焘说：“彼以船来，不能多带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俱哉。”郭松焘以议论怕伤和气而辞去。郭松焘是洋务派，官至兵部左侍郎，为我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在抗击外来侵略方面，他主张妥协，认为捻军起义是心腹之患，劝僧王剿捻，认为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应当与之称兵，办理海防无功可言。他反对北塘撤防，主要不是抗敌而是看出僧格林沁在战略指挥上的愚蠢。据《闽侯县志》记载，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林寿图也曾向朝廷进疏，反对撤北塘防务，称“僧格林沁督办海防，狃于大沽之捷，撤北塘之兵而退居营城，期纵敌登岸，劲骑蹙之。寿图抗疏论，北塘驰防非计，宜层层设防，以策万全”。然而，陈鸿翊的正确御敌之策，并未被皇帝采纳。
  奏疏为战争发展所证实
  陈鸿翊的奏折没有被采纳之后，北塘海口撤防，向英法美俄等侵略者敞开大门，北塘镇成了敌人的大本营，从此悲剧发生了。
  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六日，英法政府通告各邦，对中国正式宣战。战争一开局，正如陈鸿翊在奏折中所分析的那样，清军猝不及防，骄傲自恃的僧格林沁，此时他管带的骑兵马队，见了洋枪洋炮，也惊恐地乱了阵脚。他原想敌人从海上来，不可能多带马队，结果敌人从北塘上岸的骑兵就有三千之多，而且有一千多辆双轮独辕炮车。面对敌人的大举进犯，僧格林沁统领的清兵，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下面是英法联军以北塘为大本营，向津京进攻的简要时间表：
  八月十二日，敌军占领了军粮城，随即占据新河；八月十四日，敌军逼进塘沽，十五日塘沽落入敌手，僧格林沁向朝廷奏报，大沽形势危急，“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圣谕僧格林沁先行撤退；八月十六日，僧格林沁为稳定军心，查出在塘沽首先败退的宁化兵，业经正法，传知各营；八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陷落，提督乐善中炮死，僧格林沁驻守的南炮台，已先行撤退；八月二十三日，敌军占据天津城。
  面对北塘溃败，诸军尽散的局面，当时有诗云：“一溃军威不再扬，官军逃散似飞蝗。”原来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一路败退，“衣履尽失，每过一县，得银二、三两，充旅食”。万余大军，只剩寥寥数百人到古北口立营。
  英法等侵略军自北塘登陆，包剿大沽炮台后路，海陆夹击，先攻陷大沽，后陷天津，随即攻破京城，到处焚掠残杀，清王朝皇室逃往承德，从此，清政府同英法等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铸成千古遗恨。
  北塘的失守，实际上是拱手相送的。面对洋人的烧杀奸掠，家乡横遭劫难的惨状，陈鸿翊万分悲愤。当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鸿翊再次向朝廷递上奏折：“窃臣籍隶畿东，世居北塘。现接家信，闻逆夷由北塘上岸，黑鬼子及红头布约有万余，意欲暗袭大沽后路。”他在奏折中再次坚持将驻守在营城之兵调北塘追剿敌人后路。“为今之计，臣愚以为应令北塘以北营城驻守之兵，西由宁车沽直趋北塘，攻击逆夷后路，以分其势。”他请求皇帝发兵二万，速来大沽御敌。如果这样的话，沿河居民必然受到鼓舞。同时指出敌人久居北塘的危害。认为敌人以北塘为基地，不仅要取大沽、营城，而且威胁津京。他在奏折中揭露营城带兵大员，在大敌当前，不思设法防敌，反而查拿难民为奸细，人心极为不平。“沿河居民破家失业，迁徒流离，既遭夷害，又被兵扰，苦累惨不可言。”请旨安抚蓟运河沿岸居民，勿使失所，以收人心。
  据奏折的原件看，清朝同治年间，由官方纂辑的《筹办夷务始末》删掉了奏折的结尾部分，因为其内容提及了他上年进疏没有被采纳，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被删掉的奏折结尾写道，“臣生长北塘，地势情形，皆所素悉，是以上年八月，有北塘仍宜设防之请。今接家信，知事已至此，焦急万分，为此不揣冒昧，据实直陈，伏乞皇上圣鉴。”（注4）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陈鸿翊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想的是如何抗敌，对冒犯天颜和王臣威严的后果全然不顾，仍直陈上年的御敌主张，其精神实乃可佳。
  办团练雄心报国
  就在大沽口陷落的前一天，清廷命陈鸿翊回宁河原籍办理团练。
  陈鸿翊胸怀壮志，决心强兵报国。八月三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再次提出了利用民团御敌的计划。他主张在武清和静海筹办团练，表面上以维护治安为名，而暗中调动武清练勇迎剿敌人，利用静海之勇尾追敌人，使入侵之敌首尾不能相顾，不得进犯北京。然而，陈鸿翊的良苦用心已全然无用了。清政府御敌仅是装装样子，妥协求和之心早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抗击外敌。
  僧格林沁把北塘拱手让给英法联军之后，有如堤坝溃坍，祸及北京，殃及全国，其情形正像当时津门居士有诗讽刺的那样：“战将谋臣无良策，连营百里一时空。”
  大沽溃败之后，有些有识之士终于看出了败绩的实质，认为今日之患不在外而在内，不在疆场而在朝廷，海口虽极力防御，费过百万，但朝廷怀着必和之心，怎能成功？就在英法联军逼近京城之际，无心抗敌的咸丰皇帝已下令调大兴、宛平两县五百车辆，准备弃城逃跑。
  这时，陈鸿翊御史还在致函军机大臣，报告他回宁河本籍所见之情景，再次提出“拟重组芦台练勇，以备抗敌”。
  孰不知，此时英法联军已逼近北京八里桥。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率后妃宫眷及部分王公大臣，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十月六日敌人开始抢劫和焚烧圆明园。随即在敌人的枪炮逼迫下，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北塘海口撤防，是僧格林沁一手造成的悲剧。当时有诗讥讽道：“滔滔海水流不尽，难与千秋洗恶名。”由于海防败绩，僧格林沁被清廷先是摘掉顶戴花翊，后又革去爵职。
  陈鸿翊在那外患侵扰的动乱之秋，不畏皇权，敢于同最受皇帝恩宠的王公大臣抗争，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他的御敌良策虽然在朝中引起争论，但动摇不了清政府对外“柔远”妥协求和的政策，这就是陈鸿翊虽有良策，而不得施的根本原因。他力主抗敌的思想及正确的防务战略主张，虽为战事的发展过程所证明，但也无功可记，就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编修的《宁河县志》也无他的政绩、卓行记载，仅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筹防海口疏》，并在正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它，在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中，还发着光。民间传说中的“铁脖御史”，实际上是对陈鸿翊同王权抗争直陈抗敌主张的褒奖。

注①山西道监察御史：清朝，都察院分设十五道，各道的职责范围都有明确划分。山西道：“掌核山西刑名，稽察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总督仓场及所属坐粮厅、大通桥监督、通州二仓，依法注销其文卷，并会同兵部监掣武职月选签。”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 ③《第二次鸦片战争》卷五 ④《第二次鸦片战争》卷五